季奕鸿律师 突然面对132张搜查令
| 发布时间： | 2012-11-26 | 点击次数： | 0 |
热案简述：
季奕鸿律师 突然面对132张搜查令
西班牙华商：危险的财富
2012-11-26 09:26:04 来源: 南方周末
编者按:仿佛是两个互为镜像的世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cobo calleja批发区就像是另一个义乌，而数千里之外的浙江青田县却像是一个“中国的欧洲”。
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崛起，青田人通过宗族移民链条，通过拼命般地勤奋，构建了一个跨越中国与西班牙的商业帝国，蓬勃而封闭。
但是，132张搜查令、83人被抓，1000多万欧元现金被当场带走……在西班牙深陷经济危机之时，“皇帝行动”以中国商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极端方式突然发生。
南方周末记者奔赴西班牙事件现场，和大部分西班牙华商的故乡浙江，以探究“青田帮”隐秘的世界，以及“皇帝行动”背后西班牙与中国的经济现实。
我们看到，一切都被打破，而迷惘、反思与新的经济力量一起生长。无论是留守还是归来，青田人面临的，正是整个中国经济都在面临的转型挑战。
从当地时间2012年11月14日凌晨开始，西班牙开始进入全国总罢工，以反对财政紧缩和节约支出。
在这个失业率超过25%（其中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的国家，人们试图用罢工来挽救摇摇欲坠的经济。他们打出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去中国！”
吊诡的是，就在一个月之前，西班牙警方刚刚进行了一场“皇帝行动”，抓捕了大量中国人，使这个曾经数次大赦非法移民的新兴移民国家陷入对华商的怀疑与不安中。
2012年10月16日凌晨1点，西班牙海关、税务、国家警察组成的近500人的行动团队，封锁了华商聚集的马德里cobo calleja批发区。警方发出132张搜查令，带走1000余万欧元现金（约合人民币1亿元），83名涉案人员（包括58名中国人）被捕，其中包括浙江省政协委员、中国商人高平——他旗下的西班牙国贸城，是这个批发区里面积最大的一家。
西班牙警察总署署长Ignacio Cocido在行动后的发布会上说：“中国犯罪团伙已经扭曲了西班牙经济的运行。”而内政部部长Jorge Fernandez则表示，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动，显示了政府在打击欺诈和逃税上的决心。
明晃晃的数字、现金，使这起被警方定义为“有组织犯罪”的案件，被西班牙媒体报道成“西班牙最大的华人黑社会团伙”。
华商高平是谁？事情原委究竟如何？这一事件背后是西班牙经济与华人经济怎样的现实纠结？
“像水洗过一样”
检查官在抓捕前就已介入，而案件由国家警察署操刀，说明官方“足够重视”。
“夏海军和王长关（音译）被拦下了。”2012年10月15日晚上，在中国义乌的林辉寰收到西班牙朋友的一条微信。
林是西班牙国贸城货运总代理。微信中所说的夏和王，是西班牙国贸城的两名股东。
寥寥数字，林没能猜透其中的深意。
事实上，发微信的朋友与夏和王搭同一班飞机参加广交会，但夏和王在机场被海关以携带过多现金为由拦下。而这位朋友登机后，身边有西班牙便衣警察，于是只发了个隐晦的消息。
这些，是林辉寰后来才知道的。国贸城两名股东被捕的消息，没能在第一时间传出去。
几个小时后，10月16日，西班牙史上最大的抓捕行动——“皇帝行动”开始。当天凌晨的警方突袭，让马德里cobo calleja批发区很多商户至今心有余悸。
“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一群人冲进家里来。”11月3日，在已经人烟稀少的批发区，当事人之一钱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家里人都被赶起来，婆婆也被反手一扣，按在地上。
一阵混乱后，警方出示了搜查令，并要求钱虹签字，瞟了一眼上面的西班牙文，她看到“走私”、“组织卖淫”等字眼，坚决拒绝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没做过，担心签字就等于认罪了，”钱虹说，“但很多人都被吓得签了字。”
最终，钱和丈夫、小叔一起，被警方从家里带走。
当天，在批发区以及马德里市区内的许多华人家，均上演了同样一幕。
“像在看好莱坞大片，很恐怖。”黄志坚说。
黄志坚是西班牙远东工贸集团董事长，事发时正在家里睡觉，被推销员的询问电话吵醒。他立刻打开电视，警察破门而入的画面不断播放，解说说抓了个中国黑帮，是欧洲最大的黑社会头目。他马上给使馆去电话，对方也是一头雾水，事先未得知任何信息。
打了一圈电话后，总算搞清了一点轮廓。
当天凌晨，西班牙政府行动跨过马德里大区，直接由内务部下属的警察总署操刀，海关、税务配合，出动警力达五百余人，同时在数个大区同步展开搜捕。
为实施此次抓捕，西班牙警方已准备两年，不仅对多个华商进行了电话监听，还派了卧底在仓库区，已经获得初步证据。
“此次行动，和以往有些不同。”在西班牙有十余年律师从业经验、对当地司法系统颇为熟稔的华人律师季奕鸿说。首先是检察官在抓捕前就已介入案件，此外案件直接由国家警察总署操刀，说明案件被官方“足够重视”。
很多中国人在拘留所里相遇。钱虹被关押在一个两层楼拘留所里的一个女性专用房间，那里已经有六七个中国人，有国贸城的员工、国贸城打扫卫生的，还有两个女留学生。她们都是凌晨五六点被带过去的。
拘留所里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一个西班牙警察对关押的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怎么不滚回自己的国家去，“大家很生气，都和他吵了架。”钱虹说。
在看守所待了两晚三天后，钱接受了法官讯问，因情节轻微被当庭释放。
尽管回家了，但批发区依然是一个被恐惧和担忧笼罩的地方。
事情过去一个月，影响却在持续发酵中。“华人黑社会”、“高平”在抓捕之初即成为西班牙各类媒体头条，并连续播出一周有余，黄志坚说，“我来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哪则华人的新闻被这么重视过。”
24万余华侨成为当地舆论焦点。而涉事的整个地区，生意都变得零落。
“客人至少下降了六成。”旺吉贸易进出口公司老板夏林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批发区，像水洗过一样。”
2012年11月3日，周六，商户们为抗议西班牙媒体的不实报道，集体停业一天。夏林妹说，“批发区成立二十多年来，今天是最安静的一天。”
“黑钱”惹的祸
走私、洗黑钱和偷税漏税是主要的三项指控。
这个编号为131、2011的案件，在法律程序上仍在调查阶段，法官已对行动中拘捕的嫌疑人开庭录完口供。最初被抓的八十余人，大部分在缴纳了数额不等的保释金后获得了暂时的人身自由，但仍有24个涉案中国人最终被法院认定不能保释，其中包括高平和国贸城的其他几名股东。
西班牙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基本司法架构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目前的司法进程中，律师可以见到的法律文书主要有两份，一份是抓捕行动当日多达6页纸的搜查令，另一份是法官在庭讯后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是否予以保释的决定书。
在这两份法律文书里，均提到被抓华人涉及触犯13项罪名，走私、洗黑钱和偷税漏税是主要的三项指控。
经常帮企业处理各种财务和报账事宜的华人律师陈理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据西班牙税法，货物在入关时，要缴纳货物金额4%到21%不等的增值税，所以，有些外贸商人会在入关时少报货物金额——比如进货价是10块钱，就只报8块，少缴些税。但这10块钱是必须要付给供货商的，而通过正常渠道汇出的只能是8块钱，未报税的2块钱如何支付，就是所谓“洗黑钱”的过程。除了海关，还涉及向税务局少缴的公司税，只要没开发票的收入一般就不报税，这是另一部分“黑钱”。
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法律文书如此勾勒涉案华商将“黑钱”运回中国的几种方式：
一种是由人直接带回中国（西班牙法律规定单次携带现金不能超过1万欧元），另外是藏在衣服货物里，通过意大利、匈牙利，再汇回中国，一个月运一次，每次运400万到500万欧元。
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大批移民的身份资料，每三个月将3000欧元（西班牙法律规定三个月内3000欧元以下汇款无需申报）通过汇款公司将钱汇回国内。南方周末记者在批发区采访期间，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山东妇人来寻找出事的女儿。女儿名叫郑海虹，涉嫌协助老板通过葡萄牙将钱汇回国内。从2010年开始，郑海虹担任了西联汇款的代理商，帮助中国人汇钱。
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西班牙的有钱人，用其在避税天堂的账号把钱汇到中国，中国人在西班牙给他们现金和好处。据了解，大部分是通过瑞士汇，也有通过加勒比的巴哈马和巴拿马。西班牙著名艳星Nacho Vidal和其妹妹就被指控利用其公司帮助高平洗钱。
另外一些涉嫌的罪名还有，非法使用移民的问题，一些KTV里有卖淫行为等。
律师也牵涉其中。马德里市中心一家代书楼（即律师楼），收取1.6万到1.8万欧元，将中国人带出来，工作两到三年。这些代书楼还被指控和北京西班牙使馆的外交官“合作”获得签证。
法律文件还暗示这个以华人为主的犯罪集团，得到了当地市政府的一些关照。事实上，在10月16日的抓捕行动中，有8个西班牙人涉案，被媒体曝光的政府官员包括批发区所在地负责华人事务的副市长Jose Borras。他与很多华商熟识，目前已经被保释。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只有钱？”
开豪车、住好房子、拿名牌包，是富裕起来的华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这在西班牙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分外扎眼。
“一起经济犯罪案件，西班牙政府为什么要用对付恐怖分子的手段来办案？”黄志坚的疑问，代表了很多华人的不解。
除了发布会上的信息，西班牙官方并未就此次案件的缘起作出公开的详细解释。
多位华商猜测，西班牙警方最初将视线投向华商群体，是因为一起“华商现金被抢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一位邹姓华商让其六七个手下，携带近500万现金意图经意大利带回国内，但被手下伙同外人将钱私分。该华商遂到相熟的马德里大区警察局报案，但案件引起警察局其他部门关注，遂开始调查华人洗钱走私等行为。
当地多位华人认为，西班牙警方准备两年调查华商，和华商平常过于高调有关。
“现在案情还不明朗，但高平走到这一步，不管怎样调子高了一点。怎么能在电视上说一年有一千多个集装箱进来呢？”徐松华说。他所指的，是西班牙电视三台在2010年播出的一则新闻调查节目，标题是《华人新富》，高平和其他4个华商、律师一起，接受了采访。
片子里有一些让人震撼的镜头：一个开餐厅的女老板，把记者带到家里，掀起床垫，都是爱马仕的包包。而高平一身黑色西装，住在西班牙的富人区，接在私立学校念书的儿子，并在国贸城的仓库对着镜头说，每年自己有一千多个货柜从中国运到中国。目前，在Youtube上，依旧可以搜索到这档节目的视频。
“很多华人都看到了，觉得很不安。”青田陈氏兄弟律师楼陈理多说，“西班牙已经经济危机了，中国人还这么有钱，肯定惹人关注。”
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事件发生后，当豪迈批发城老板的家属去拘留所探望时，警察问包里有什么，她回答说是一些钱，后面排队的西班牙人立刻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只有钱？”
“中国人都是身无分文来的，现在却住比本地人更好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西班牙人心理当然不平衡。”华商吴官正说。
开豪车、住好房子、拿名牌包，是富裕起来的华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这在西班牙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显得分外扎眼。
根据西班牙发布的官方数据，2012年第三季度失业率已达到25%,创下1970年代以来的历史新高。财政压力下，首都马德里政府正在公开售卖其六处房产。而为得到欧盟贷款补助的西班牙政府，正在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一些政府机构也被迫减薪和裁员。西班牙驻华使馆一位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警察们也需要一些大案子，证明他们在干活。”
事实上，西班牙早在2010年经济危机后，就曾专门出台公告，加大对亚洲贸易企业的检查力度。
陈理多律师说，很多企业对西班牙政府收紧检查是有准备的，但大家的心理预期是最多“封店、罚款”，从没想到“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在当地华人圈中，事件的起因，甚至被归结于西班牙的党派斗争。
在多党执政的西班牙，人民党和社工党是两大政党。在经济危机的情势下，人民党重新赢得执政党地位并在多个地区获得议会多数，目前只有cobo calleja批发区所在地仍由社工党执政，此次涉案被抓的该市副市长也是社工党党员。
但这种说法被西班牙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否定，“西班牙司法和行政是独立的。”
这位工作人员称，其从各个渠道了解的信息是，这个案件主要是打击经济犯罪行为，至于“黑社会”，则是一些媒体的炒作和报道“有问题”，西班牙外交部等部门已经做了道歉和澄清。
“这绝不是一起排华事件。”他强调。
现在，这起事件已经改变了华商的生活方式。“以前中国人出来吃饭，门外一排都是豪车。”在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黄志坚指着门口说。出事后，大家都换上了普通车，而他本人早在出事前就开起了标致206。
被改变的义乌与西班牙
“爸爸，你是不是黑社会？”
“皇帝行动”在义乌和西班牙同时掀起了一场风暴。
听到出事的消息，人在中国的西班牙国贸城股东叶晓军因为害怕逮捕令从西班牙传来而迅速躲了起来。
之后的几天，义乌商城集团开始广播，建议商户停止对西班牙华商供货，一时间人心惶惶。
三天后的晚上，叶晓军回到义乌，召集剩余两名股东和西班牙国贸城中国采购中心的中层，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他们有151个客户需要安抚，涉及欠款3590万元。国贸城的工作人员每家每户说明情况，并承诺春节前支付1000万元，明年5月前，全部付清。
11月5日下午，当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国贸城义乌采购中心时，室内没有开灯。会议室大门紧闭，依然能听到激烈的讨论声。一位被拖欠了十七万元货款的供应商的父亲，就坐在采购中心总经理办公室——采购中心没有给出具体的还款时间，这位父亲每天就在这里喝茶看书。
而在西班牙，高平被抓后，国贸城被封，两百余工人立刻失业，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仅有不到10个人找到了新的工作。
在“华人都喜欢把现金存在家里”的媒体渲染下，西班牙的窃贼们发现了一条生财的捷径，10月16日后，至少已有五家华人家庭失窃。
西班牙政府部门针对华人的大检查也已经拉开序幕。很多公司已经收到税务局的信，要检查2011年整年的税务情况。卫生、消防也都来查了，“感觉是磨刀霍霍。”黄志坚说。
而电视新闻连续一个多礼拜的“黑社会”报道，在西班牙人和华人间留下了更多罅隙。
“我的孩子和西班牙邻居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念书，平日里相处都很愉快的，老太太就对她的孙子说，和你的中国同学交往要小心，他们的家长是黑社会。”在马德里一家有名的四川火锅店，华商陈胜利神情低落地说。
陈胜利1990年来到西班牙，并获得硕士学位，如今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建材公司。陈同时也是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也曾作为华人成功人士的代表，接受过是西班牙3台“华人新富”节目的采访。
“以前天天和西班牙人混，一起打高尔夫，喝红酒，我还是马德里政府安全顾问委员会唯一一个华人委员，早就觉得自己是西班牙人了。”陈胜利的脸上有看得见的失落。事情发生后，虽然也找了很多西班牙朋友帮忙，但他的感觉就是“无能为力。”
而同样已在西班牙打拼了23年，认为自己已经融入当地的黄志坚，更是有点幻灭——在10月16日凌晨打开电视时，一旁8岁的儿子歪着头问他：“爸爸，你是不是黑社会？”
西班牙华商：危险的财富
2012-11-26 09:26:04 来源: 南方周末
编者按:仿佛是两个互为镜像的世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cobo calleja批发区就像是另一个义乌，而数千里之外的浙江青田县却像是一个“中国的欧洲”。
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崛起，青田人通过宗族移民链条，通过拼命般地勤奋，构建了一个跨越中国与西班牙的商业帝国，蓬勃而封闭。
但是，132张搜查令、83人被抓，1000多万欧元现金被当场带走……在西班牙深陷经济危机之时，“皇帝行动”以中国商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极端方式突然发生。
南方周末记者奔赴西班牙事件现场，和大部分西班牙华商的故乡浙江，以探究“青田帮”隐秘的世界，以及“皇帝行动”背后西班牙与中国的经济现实。
我们看到，一切都被打破，而迷惘、反思与新的经济力量一起生长。无论是留守还是归来，青田人面临的，正是整个中国经济都在面临的转型挑战。
从当地时间2012年11月14日凌晨开始，西班牙开始进入全国总罢工，以反对财政紧缩和节约支出。
在这个失业率超过25%（其中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的国家，人们试图用罢工来挽救摇摇欲坠的经济。他们打出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去中国！”
吊诡的是，就在一个月之前，西班牙警方刚刚进行了一场“皇帝行动”，抓捕了大量中国人，使这个曾经数次大赦非法移民的新兴移民国家陷入对华商的怀疑与不安中。
2012年10月16日凌晨1点，西班牙海关、税务、国家警察组成的近500人的行动团队，封锁了华商聚集的马德里cobo calleja批发区。警方发出132张搜查令，带走1000余万欧元现金（约合人民币1亿元），83名涉案人员（包括58名中国人）被捕，其中包括浙江省政协委员、中国商人高平——他旗下的西班牙国贸城，是这个批发区里面积最大的一家。
西班牙警察总署署长Ignacio Cocido在行动后的发布会上说：“中国犯罪团伙已经扭曲了西班牙经济的运行。”而内政部部长Jorge Fernandez则表示，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动，显示了政府在打击欺诈和逃税上的决心。
明晃晃的数字、现金，使这起被警方定义为“有组织犯罪”的案件，被西班牙媒体报道成“西班牙最大的华人黑社会团伙”。
华商高平是谁？事情原委究竟如何？这一事件背后是西班牙经济与华人经济怎样的现实纠结？
“像水洗过一样”
检查官在抓捕前就已介入，而案件由国家警察署操刀，说明官方“足够重视”。
“夏海军和王长关（音译）被拦下了。”2012年10月15日晚上，在中国义乌的林辉寰收到西班牙朋友的一条微信。
林是西班牙国贸城货运总代理。微信中所说的夏和王，是西班牙国贸城的两名股东。
寥寥数字，林没能猜透其中的深意。
事实上，发微信的朋友与夏和王搭同一班飞机参加广交会，但夏和王在机场被海关以携带过多现金为由拦下。而这位朋友登机后，身边有西班牙便衣警察，于是只发了个隐晦的消息。
这些，是林辉寰后来才知道的。国贸城两名股东被捕的消息，没能在第一时间传出去。
几个小时后，10月16日，西班牙史上最大的抓捕行动——“皇帝行动”开始。当天凌晨的警方突袭，让马德里cobo calleja批发区很多商户至今心有余悸。
“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一群人冲进家里来。”11月3日，在已经人烟稀少的批发区，当事人之一钱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家里人都被赶起来，婆婆也被反手一扣，按在地上。
一阵混乱后，警方出示了搜查令，并要求钱虹签字，瞟了一眼上面的西班牙文，她看到“走私”、“组织卖淫”等字眼，坚决拒绝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没做过，担心签字就等于认罪了，”钱虹说，“但很多人都被吓得签了字。”
最终，钱和丈夫、小叔一起，被警方从家里带走。
当天，在批发区以及马德里市区内的许多华人家，均上演了同样一幕。
“像在看好莱坞大片，很恐怖。”黄志坚说。
黄志坚是西班牙远东工贸集团董事长，事发时正在家里睡觉，被推销员的询问电话吵醒。他立刻打开电视，警察破门而入的画面不断播放，解说说抓了个中国黑帮，是欧洲最大的黑社会头目。他马上给使馆去电话，对方也是一头雾水，事先未得知任何信息。
打了一圈电话后，总算搞清了一点轮廓。
当天凌晨，西班牙政府行动跨过马德里大区，直接由内务部下属的警察总署操刀，海关、税务配合，出动警力达五百余人，同时在数个大区同步展开搜捕。
为实施此次抓捕，西班牙警方已准备两年，不仅对多个华商进行了电话监听，还派了卧底在仓库区，已经获得初步证据。
“此次行动，和以往有些不同。”在西班牙有十余年律师从业经验、对当地司法系统颇为熟稔的华人律师季奕鸿说。首先是检察官在抓捕前就已介入案件，此外案件直接由国家警察总署操刀，说明案件被官方“足够重视”。
很多中国人在拘留所里相遇。钱虹被关押在一个两层楼拘留所里的一个女性专用房间，那里已经有六七个中国人，有国贸城的员工、国贸城打扫卫生的，还有两个女留学生。她们都是凌晨五六点被带过去的。
拘留所里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一个西班牙警察对关押的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怎么不滚回自己的国家去，“大家很生气，都和他吵了架。”钱虹说。
在看守所待了两晚三天后，钱接受了法官讯问，因情节轻微被当庭释放。
尽管回家了，但批发区依然是一个被恐惧和担忧笼罩的地方。
事情过去一个月，影响却在持续发酵中。“华人黑社会”、“高平”在抓捕之初即成为西班牙各类媒体头条，并连续播出一周有余，黄志坚说，“我来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哪则华人的新闻被这么重视过。”
24万余华侨成为当地舆论焦点。而涉事的整个地区，生意都变得零落。
“客人至少下降了六成。”旺吉贸易进出口公司老板夏林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批发区，像水洗过一样。”
2012年11月3日，周六，商户们为抗议西班牙媒体的不实报道，集体停业一天。夏林妹说，“批发区成立二十多年来，今天是最安静的一天。”
“黑钱”惹的祸
走私、洗黑钱和偷税漏税是主要的三项指控。
这个编号为131、2011的案件，在法律程序上仍在调查阶段，法官已对行动中拘捕的嫌疑人开庭录完口供。最初被抓的八十余人，大部分在缴纳了数额不等的保释金后获得了暂时的人身自由，但仍有24个涉案中国人最终被法院认定不能保释，其中包括高平和国贸城的其他几名股东。
西班牙是大陆法系国家，其基本司法架构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目前的司法进程中，律师可以见到的法律文书主要有两份，一份是抓捕行动当日多达6页纸的搜查令，另一份是法官在庭讯后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是否予以保释的决定书。
在这两份法律文书里，均提到被抓华人涉及触犯13项罪名，走私、洗黑钱和偷税漏税是主要的三项指控。
经常帮企业处理各种财务和报账事宜的华人律师陈理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据西班牙税法，货物在入关时，要缴纳货物金额4%到21%不等的增值税，所以，有些外贸商人会在入关时少报货物金额——比如进货价是10块钱，就只报8块，少缴些税。但这10块钱是必须要付给供货商的，而通过正常渠道汇出的只能是8块钱，未报税的2块钱如何支付，就是所谓“洗黑钱”的过程。除了海关，还涉及向税务局少缴的公司税，只要没开发票的收入一般就不报税，这是另一部分“黑钱”。
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法律文书如此勾勒涉案华商将“黑钱”运回中国的几种方式：
一种是由人直接带回中国（西班牙法律规定单次携带现金不能超过1万欧元），另外是藏在衣服货物里，通过意大利、匈牙利，再汇回中国，一个月运一次，每次运400万到500万欧元。
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大批移民的身份资料，每三个月将3000欧元（西班牙法律规定三个月内3000欧元以下汇款无需申报）通过汇款公司将钱汇回国内。南方周末记者在批发区采访期间，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山东妇人来寻找出事的女儿。女儿名叫郑海虹，涉嫌协助老板通过葡萄牙将钱汇回国内。从2010年开始，郑海虹担任了西联汇款的代理商，帮助中国人汇钱。
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西班牙的有钱人，用其在避税天堂的账号把钱汇到中国，中国人在西班牙给他们现金和好处。据了解，大部分是通过瑞士汇，也有通过加勒比的巴哈马和巴拿马。西班牙著名艳星Nacho Vidal和其妹妹就被指控利用其公司帮助高平洗钱。
另外一些涉嫌的罪名还有，非法使用移民的问题，一些KTV里有卖淫行为等。
律师也牵涉其中。马德里市中心一家代书楼（即律师楼），收取1.6万到1.8万欧元，将中国人带出来，工作两到三年。这些代书楼还被指控和北京西班牙使馆的外交官“合作”获得签证。
法律文件还暗示这个以华人为主的犯罪集团，得到了当地市政府的一些关照。事实上，在10月16日的抓捕行动中，有8个西班牙人涉案，被媒体曝光的政府官员包括批发区所在地负责华人事务的副市长Jose Borras。他与很多华商熟识，目前已经被保释。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只有钱？”
开豪车、住好房子、拿名牌包，是富裕起来的华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这在西班牙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分外扎眼。
“一起经济犯罪案件，西班牙政府为什么要用对付恐怖分子的手段来办案？”黄志坚的疑问，代表了很多华人的不解。
除了发布会上的信息，西班牙官方并未就此次案件的缘起作出公开的详细解释。
多位华商猜测，西班牙警方最初将视线投向华商群体，是因为一起“华商现金被抢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一位邹姓华商让其六七个手下，携带近500万现金意图经意大利带回国内，但被手下伙同外人将钱私分。该华商遂到相熟的马德里大区警察局报案，但案件引起警察局其他部门关注，遂开始调查华人洗钱走私等行为。
当地多位华人认为，西班牙警方准备两年调查华商，和华商平常过于高调有关。
“现在案情还不明朗，但高平走到这一步，不管怎样调子高了一点。怎么能在电视上说一年有一千多个集装箱进来呢？”徐松华说。他所指的，是西班牙电视三台在2010年播出的一则新闻调查节目，标题是《华人新富》，高平和其他4个华商、律师一起，接受了采访。
片子里有一些让人震撼的镜头：一个开餐厅的女老板，把记者带到家里，掀起床垫，都是爱马仕的包包。而高平一身黑色西装，住在西班牙的富人区，接在私立学校念书的儿子，并在国贸城的仓库对着镜头说，每年自己有一千多个货柜从中国运到中国。目前，在Youtube上，依旧可以搜索到这档节目的视频。
“很多华人都看到了，觉得很不安。”青田陈氏兄弟律师楼陈理多说，“西班牙已经经济危机了，中国人还这么有钱，肯定惹人关注。”
一个可资佐证的细节是，事件发生后，当豪迈批发城老板的家属去拘留所探望时，警察问包里有什么，她回答说是一些钱，后面排队的西班牙人立刻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只有钱？”
“中国人都是身无分文来的，现在却住比本地人更好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西班牙人心理当然不平衡。”华商吴官正说。
开豪车、住好房子、拿名牌包，是富裕起来的华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这在西班牙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显得分外扎眼。
根据西班牙发布的官方数据，2012年第三季度失业率已达到25%,创下1970年代以来的历史新高。财政压力下，首都马德里政府正在公开售卖其六处房产。而为得到欧盟贷款补助的西班牙政府，正在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一些政府机构也被迫减薪和裁员。西班牙驻华使馆一位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警察们也需要一些大案子，证明他们在干活。”
事实上，西班牙早在2010年经济危机后，就曾专门出台公告，加大对亚洲贸易企业的检查力度。
陈理多律师说，很多企业对西班牙政府收紧检查是有准备的，但大家的心理预期是最多“封店、罚款”，从没想到“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在当地华人圈中，事件的起因，甚至被归结于西班牙的党派斗争。
在多党执政的西班牙，人民党和社工党是两大政党。在经济危机的情势下，人民党重新赢得执政党地位并在多个地区获得议会多数，目前只有cobo calleja批发区所在地仍由社工党执政，此次涉案被抓的该市副市长也是社工党党员。
但这种说法被西班牙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否定，“西班牙司法和行政是独立的。”
这位工作人员称，其从各个渠道了解的信息是，这个案件主要是打击经济犯罪行为，至于“黑社会”，则是一些媒体的炒作和报道“有问题”，西班牙外交部等部门已经做了道歉和澄清。
“这绝不是一起排华事件。”他强调。
现在，这起事件已经改变了华商的生活方式。“以前中国人出来吃饭，门外一排都是豪车。”在一家中国人开的餐厅，黄志坚指着门口说。出事后，大家都换上了普通车，而他本人早在出事前就开起了标致206。
被改变的义乌与西班牙
“爸爸，你是不是黑社会？”
“皇帝行动”在义乌和西班牙同时掀起了一场风暴。
听到出事的消息，人在中国的西班牙国贸城股东叶晓军因为害怕逮捕令从西班牙传来而迅速躲了起来。
之后的几天，义乌商城集团开始广播，建议商户停止对西班牙华商供货，一时间人心惶惶。
三天后的晚上，叶晓军回到义乌，召集剩余两名股东和西班牙国贸城中国采购中心的中层，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他们有151个客户需要安抚，涉及欠款3590万元。国贸城的工作人员每家每户说明情况，并承诺春节前支付1000万元，明年5月前，全部付清。
11月5日下午，当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国贸城义乌采购中心时，室内没有开灯。会议室大门紧闭，依然能听到激烈的讨论声。一位被拖欠了十七万元货款的供应商的父亲，就坐在采购中心总经理办公室——采购中心没有给出具体的还款时间，这位父亲每天就在这里喝茶看书。
而在西班牙，高平被抓后，国贸城被封，两百余工人立刻失业，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仅有不到10个人找到了新的工作。
在“华人都喜欢把现金存在家里”的媒体渲染下，西班牙的窃贼们发现了一条生财的捷径，10月16日后，至少已有五家华人家庭失窃。
西班牙政府部门针对华人的大检查也已经拉开序幕。很多公司已经收到税务局的信，要检查2011年整年的税务情况。卫生、消防也都来查了，“感觉是磨刀霍霍。”黄志坚说。
而电视新闻连续一个多礼拜的“黑社会”报道，在西班牙人和华人间留下了更多罅隙。
“我的孩子和西班牙邻居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念书，平日里相处都很愉快的，老太太就对她的孙子说，和你的中国同学交往要小心，他们的家长是黑社会。”在马德里一家有名的四川火锅店，华商陈胜利神情低落地说。
陈胜利1990年来到西班牙，并获得硕士学位，如今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建材公司。陈同时也是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也曾作为华人成功人士的代表，接受过是西班牙3台“华人新富”节目的采访。
“以前天天和西班牙人混，一起打高尔夫，喝红酒，我还是马德里政府安全顾问委员会唯一一个华人委员，早就觉得自己是西班牙人了。”陈胜利的脸上有看得见的失落。事情发生后，虽然也找了很多西班牙朋友帮忙，但他的感觉就是“无能为力。”
而同样已在西班牙打拼了23年，认为自己已经融入当地的黄志坚，更是有点幻灭——在10月16日凌晨打开电视时，一旁8岁的儿子歪着头问他：“爸爸，你是不是黑社会？”
人物简述：
去留两难“青田帮”.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薇 罗琼 发自：西班牙、浙江 2012-11-22 12:06:51
青田就像一块欧洲的飞地，欧式建筑、外语培训广告、兜售换汇的小贩和三轮车们一起挤在这个小县城里。在这里，48万人口，有23万在海外。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他们拼了命地工作、拼了命地赚钱，以至西班牙有句谚语“像中国人一样干活”。而来自义乌的中国货，为他们带来了最好的机遇。
现在，无论是留守还是回国，西班牙的青田人都面临着新的难题，因为“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在华商身上，这几乎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西班牙远东贸易集团主席黄志坚说。
他指的是，尽管“皇帝行动”有诸多当地原因，但西班牙华商经济的特质，却是不可忽略的内因。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25万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西班牙，构建了一个对西班牙人来说封闭、旺盛而神秘的华人经济圈。
他们中的七成以上，来自浙江青田与温州。据西班牙媒体报道，2011年第一季度共有16万中国人获得居留身份，其中青田籍的约八九万人。“皇帝行动”中被逮捕的华人，也多半为青田人。
青田是浙江丽水所辖的一个县，但更早前则隶属温州。这个小小县城，就像是“中国的欧洲”——48万人口中，23万在海外，大街上到处是学习外语的广告，和身穿欧洲最新款时装的人，连政府办公楼也建成欧式。
就像福建人大多向美国移民，青田人则沿着家族的种种脉络集中涌向西班牙和意大利。他们是如此集中，以至于外界常将他们称为“青田帮”。
青田人有着怎样一个隐秘的商业世界？又是如何从几乎身无分文的移民，变成了当地的富人？他们今天又面临着怎样的难题？
西班牙改革开放后的青田移民潮
青田人与西班牙的渊源很早，却在很长时间里都并没有密切联系。
据《青田华侨史》记载，早在1900年，就有青田人到达西班牙，1949年以前，在西班牙的青田华侨不过三百余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居住在那里的华人都是零星的极少数。
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松华于1980年代末来到西班牙，“中国餐馆只有几家，整个西班牙的华人也不过千余”。
华人的突兀性增长，始于1980年代末，并在过去的10年达到高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班牙几乎和中国同步的改革政策。
1975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开始民主化进程，并在经济政策上走向开放，1986年加入欧共体和1999年加入欧元区，促进了西班牙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渴求，使西班牙的移民政策相较其他欧洲国家更加宽松，多次实行的“大赦”（非法移民获得合法居留权），引来移民数量猛增。
据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李明欢所著的《欧洲华侨华人史》记载，从1985年到2007年，西班牙实施过多达7次大赦，其中仅2005年就有约70万“黑工”提出申请，并有60万获得了有限的居住准证，其中5%到8%来自中国大陆。通过大赦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华侨，又可以通过探亲居留或者其他方式，将国内的亲属带到西班牙。
青田人吴官正就是那样成为西班牙人的。1985年，吴办了一张到西班牙的旅游签证——相比于德国、法国的一证难求，西班牙签证可谓一路绿灯。吴官正到了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并在旅游签证过期后，顺利通过大赦拿到居留权。
据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松华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数据，截至2010年，西班牙拥有合法身份的华人华侨共有24万余人，加上各种途径非法滞留的华人，总人数达30万，约占西班牙居民人口总数的0.6%。
吸引华人的是这个伊比利亚国家灿烂的阳光、舒适的气候、干净的空气和宽松的移民政策。
很多在西班牙生活了十年以上的西班牙人都说，“皇帝事件”之前，“从来没觉得西班牙人会排斥华人，大家相处很友好，在西班牙问路，热心的西班牙老太太会直接把你领到目的地。”
“中餐馆”里的隐秘移民链
西班牙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多是来自乡下，念的书不多，很少有人能说外语。他们最初在西班牙的求生手法，是世界各地华人的传统技能——中餐馆。
先在餐馆打工，再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开出自己的中餐馆、食品店，成为老板，再雇用老乡从而带出更多的人——一波又一波人周而复始，华人社区内部保持着财富与移民的节奏。
现年30岁的永丽，家乡就在青田，父亲1988年经葡萄牙来到西班牙，打工、开餐馆。1991年，西班牙大赦，父亲获得了合法身份，便在1995年把一家人接出来。
“小时候，家乡人都流行来西班牙。”她记得。青田多山，没什么活路——青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山地占89.7%，溪河塘库占5%，耕地占5.3%。
永丽来到西班牙的方式，也是青田人的典型路径。在那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已出国定居的人都有义务把国内亲族圈子中的人一个个带出去，即使是没有侨亲的家族，通过联姻，也能挤进出国的队伍。
而青田人在国外的主要生意比如餐饮，恰好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于是，这个宗族出国的链条更有动力延续。
即使怎么都找不到侨亲，没关系，花上十万元，也会有蛇头能帮忙弄出去——当时，在国外打一年工就能赚几万元钱，只要一年就能回青田买套房子，出国意味改变命运。
不过，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社区一样，随着华商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隐秘的生意也隐匿其中。
在徐松华的记忆里，早期的华人很少涉足这些行当，但1997年开始，开始开出各种酒吧、KTV，里面会卖一些摇头丸，有的也提供“特别服务”。对这样的店，华人反应很大，徐松华还曾受托去劝一个干这种买卖的青田老乡，结果双方闹翻了脸。
此后，这种“企业”便日渐多起来，“估计得有50家”，徐松华说。
“像中国人一样干活”
以浙江人为主的籍贯结构，在1990年代末为西班牙的华人经济带来另一个生财之道——外贸批发。
置身cobo calleja批发区，会有一种强烈的“义乌”感。批发区距首都马德里市区二十余公里，高速公路转弯，过一座桥，中国痕迹便扑面而来：“淘宝批发”、“豪迈”、鞋街……批发区360余家商铺，九成以上由华人开设。
西班牙的中国商人们，从义乌、广州等集散中心，将中国商品进口到西班牙，再经过cobo calleja等批发区，输送到西班牙乃至其他欧洲各个街道的百元店、服装城和食品店。
外贸批发行当从1990年代末期逐渐在西班牙华人中流行起来，并和开餐馆、百货店等一起，成为西班牙华商经济的三大支柱。
2002年，永丽和大她5岁的哥哥一起，从西班牙的乡下来到首都马德里，在当地最早的中国百货集散地开了个批发玩具的百货店，100平方米左右，父亲为此贡献了所有积蓄。
玩具主要从与青田相邻的义乌进货，当时西班牙经济好，同行也不多，生意很好做。从1000平方米到3000平方米，再到一万平方米，兄妹俩的批发仓库面积越来越大。
黄志坚是cobo calleja批发区的第一个中国人。依靠遍布西班牙的百元店，和义乌的廉价商品，陆续到来的华人将这个几近荒废的仓库区打造成南欧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区。
根据西班牙官方统计数据，位于批发区内的中国企业年盈利约为8.7亿欧元。当地共有800家企业，其中377家由华人经营并雇有3000名员工，占批发区工作人员总数的30%。
迅速的财富积累，和华人的勤奋密不可分，他们几乎是拼了命地工作。吴官正在西班牙开了二十多年的餐馆，一直由他和妻子亲自打理。每天的生活就是往返于家和餐馆之间，最多是开车去超市买点东西。他也从来不敢休假关门，生怕生意会随之消失。
永丽的日子，也是如此：“我没有一天休息过。”
在批发区，西班牙人锁门度周末的时候，中国人在干活；西班牙人在酒吧喝葡萄酒聊天的时候，中国人还在干活。慢慢地，仓库区就几乎没有西班牙人开的店了。
“西班牙有句谚语，形容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工作，就说他‘像中国人一样干活’。”西班牙王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康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那些难以理解的中国人
华人商业的发展，为西班牙带来廉价商品，也给当地税收作出了贡献。
对日益扩张的华人商业，大部分西班牙人展示了友好和尊重。“我们家楼下的一家酒吧，最近刚刚被中国人盘下来，我妈妈就很高兴，因为中国人对她很热情，叫得出她的名字，知道她爱喝哪种咖啡，他们相处得很愉快。”西班牙王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康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然而，华人的一些经营习惯，也让西班牙人难于理解。
批发区刚建立的时候，场外经常有西班牙人抗议，要赶走中国人。黄志坚说，“随地小便，在摊铺外面支个摊子就打牌，确实不像话。”
“西班牙法律规定，24小时营业、22点钟以后卖酒等，都要单独申请许可，但中国人往往只申请了一个执照就什么都干。”一位西班牙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西班牙的法律习惯是，审核时非常严格，一旦发了执照就会非常信任，不太会总去检查，中国人就会钻这个空子，“他们很精明，会计算违法成本”。
在cobo calleja批发区，中国人几乎延续着和国内一模一样的“义乌模式”和经商哲学。求富至上，加上语言不通和文化水平限制，第一代西班牙华人对当地法律普遍并不了解，欠缺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
“比如偷税漏税，根据西班牙法律，超过12万欧元就要坐牢，但有些老板并不了解，以为都是查出来补缴就没事了。”中国律师楼主任律师季奕鸿说，皇帝行动后，他专门到批发区，给华人讲了一些法律常识的课，依旧有很多人认为这些只是行政犯规，缴些罚款就没事了。
从业10年来，季奕鸿接手了不下2000个中国人的案子，据他统计，侵犯知识产权和商标比较多，占案件总量的40%左右，其次就是伪造文件，交通事故，偶尔有偷税漏税的。
华商的做法，引来了西班牙更严的检查。就在“皇帝事件”发生后，在马德里郊区的一次检查中，又有40万件中国假货遭到警方查处。
“当年，在西班牙发生的烧中国鞋的事件，就是因为当地传统制鞋业被大量来自中国的便宜鞋挤兑和破坏，当地失业率上升引起的冲突。”黄志坚说。早在西班牙经济危机之初，黄志坚就曾专门写建议给浙江省侨联，认为“在经济危机蔓延的背景下，再大力发展义乌式的海外华商市场并不是海外华商转型发展的最佳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应是整个中国制造的反思。”他说。
另一个世界正在变化
在西班牙，华人经济圈就像另一个世界。
打开一份华文报纸的广告，所有的生活需求都可以在华人自己的社区里得到满足。唯一的外部需求——报税、报关、打官司，则由律师楼里的华人律师完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德里只有季奕鸿一个华人律师。2005年以来，律师楼日渐多起来，同行陈理多便是受一位来马德里进修的北大教授启发，刻苦攻读了法律系并拿到了律师执照。
但像陈理多一样想从事律师或当公务员的华人可谓凤毛麟角。“不是没有能力，是干这行很难赚大钱，绝大部分浙江人还是更想做生意。”陈理多说。
与北美、英法等传统华人移民国家相比，西班牙只能算是在最近二十年里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华人移民国家，华人社会尚处在第一代移民逐步向第二代移民（在西班牙出生或从小在西班牙接受教育）过渡中，华人独特的文化习惯，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华商的融入速度。
不过，变化正在发生。生意渐渐做大的中国人，渐渐向西班牙主流社会靠拢，学习语言，和西班牙人交朋友，甚至参与所在地政府咨询事务。
在西班牙长大的新一代，开始越来越像西班牙人。
2006年结婚后，永丽有了一对儿女，2008年，她离开哥哥的仓库自己开了家百元店，“这样可以轻松些”。看到那些西班牙人总有度不完的假，她觉得开了窍，“生活还是更重要的”。
而在西班牙出生的“再下一代们”，俨然已经是西班牙人，“念西班牙的学校，吃西班牙食物，讲西班牙语，不认得天安门和长城”。
这种逐渐过渡的融合，也带来了华人经济的换代升级。
第一个搬进批发区的黄志坚，第一个选择了离开。
最近几年，他将自己经营的商品，向附加值相对更高的电池、电工、照明产供销一体专业化路线调整，并搬出了仓库区。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意大利的变化。那里的华人经济最初跟西班牙一样，但现在，因为华人历史比西班牙早，“第二代已经出来了，意大利语顶呱呱，他们开连锁超市非常规范，自动化管理，有配货中心，员工也是老外”。
“西班牙的华人也在经历一个过程。”他说。
“皇帝事件”后，批发区的所有商户在仓库区西班牙企业联合会的组织下，在周六歇业一天，一方面表达对西班牙媒体抹黑所有华人的抗议，另一方面也表达华人尊重当地习惯的态度，“我们也是要休息的”。
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变化的过程还会很长，因为即使是在西班牙长大的一代，也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纠结。
“我不觉得自己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觉得自己是完全的西班牙人。”永丽说。虽然也在西班牙念了四年书，但她很少参加西班牙的同学聚会，要好的朋友依旧是家乡的同学。即便已经具备资格，她也始终没拿西班牙国籍。2012年年初，她还在国内买了套房子，以便老了要回中国。
“回来时， 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不用等老了，就在现在，一些华商就已踏上了回青田的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西班牙的经济危机，让华人经济圈里的生意不那么好做了。
34岁的李永年就是回来者之一。
10月29日下午，青田县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临江大道的酒吧街。李永年靠窗坐着，一杯意式浓咖啡，一根万宝路香烟，他摆弄着iPhone，用时下流行的微信随意寻找附近的人。
18岁离开青田，21岁开始在西班牙创业，他拥有一家铝合金加工厂和一个小商品批发仓库。但2008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持续升值，过去一个货柜能纯赚五六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于是，他每年用六个月在中国寻找生意，也跑了多个省市看项目。
几年过去了，因为无法摸清国内的投资门路，他没敢投一分钱。他说：“我们在国外不是开餐馆就是做贸易，没有技术含量。但现在的中国想引进的是高新技术企业，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他初中班级的QQ群有54个人，52个人在国外。现在，更多的人开始讨论回国发展，但谁也不知道怎么发展。同一天，同样从西班牙回来的吴官正在为同样的难题发愁。
这一天，他守在自己的石雕店里，一上午只来了三拨客人，QQ游戏始终在电脑桌面上挂着。从2006年回国创业后，这已经是吴的第三份生意，从西班牙带回来的两千万元已经所剩无多。
回国之初，吴首先想到的是在青田开发房地产，由于在当地没有根基，他请各方面的人吃饭和去夜总会就花了二十几万。
最后终于有一位村主任同意卖给他一块地，在山上建别墅。吴于是投资一千万元，买了六十亩地。但工程搞了一大半，突然被告知，这块地没有纳入规划，工程停滞至今。
2007年，吴开起了担保公司，向外放贷，也因此赚了些钱。但好景不长，金融危机后，一些借钱的人跑路了。
吴的很多朋友包括其大哥也曾纷纷回国开矿，他的大哥投资800万元到兰州开金矿，但淘了三年，只淘到拇指大的一块金子。吴说：“华侨并不了解国内的市场，听别人说好，就投钱进去，大多数是被忽悠了。”
尽管新的生意还毫无头绪，但吴官正的花费却比在西班牙还高。
回国的第一个月，他就花了16万元。当时，夜总会小姐的价码要一百美元，甚至有人把美元扔在桌子上让她们随便拿。吴说：“我在青田一个月花的钱，比在西班牙二十年都花得多。”
仿佛是另一种潜规则，在西班牙的华商——尤其是普通人——大多节衣缩食，回到故乡却常常一掷千金。
这里就像西班牙的一块飞地。女人们穿着欧洲当季流行的高防水台踝靴，挎着LV包。这里聚集着六十多家咖啡馆和酒吧，夜生活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这个县城的房价已经超过3万元/平方米，山上的别墅和高档小区多为华侨购置，十室九空。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刘薇 罗琼 发自：西班牙、浙江 2012-11-22 12:06:51
青田就像一块欧洲的飞地，欧式建筑、外语培训广告、兜售换汇的小贩和三轮车们一起挤在这个小县城里。在这里，48万人口，有23万在海外。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他们拼了命地工作、拼了命地赚钱，以至西班牙有句谚语“像中国人一样干活”。而来自义乌的中国货，为他们带来了最好的机遇。
现在，无论是留守还是回国，西班牙的青田人都面临着新的难题，因为“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在华商身上，这几乎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西班牙远东贸易集团主席黄志坚说。
他指的是，尽管“皇帝行动”有诸多当地原因，但西班牙华商经济的特质，却是不可忽略的内因。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25万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西班牙，构建了一个对西班牙人来说封闭、旺盛而神秘的华人经济圈。
他们中的七成以上，来自浙江青田与温州。据西班牙媒体报道，2011年第一季度共有16万中国人获得居留身份，其中青田籍的约八九万人。“皇帝行动”中被逮捕的华人，也多半为青田人。
青田是浙江丽水所辖的一个县，但更早前则隶属温州。这个小小县城，就像是“中国的欧洲”——48万人口中，23万在海外，大街上到处是学习外语的广告，和身穿欧洲最新款时装的人，连政府办公楼也建成欧式。
就像福建人大多向美国移民，青田人则沿着家族的种种脉络集中涌向西班牙和意大利。他们是如此集中，以至于外界常将他们称为“青田帮”。
青田人有着怎样一个隐秘的商业世界？又是如何从几乎身无分文的移民，变成了当地的富人？他们今天又面临着怎样的难题？
西班牙改革开放后的青田移民潮
青田人与西班牙的渊源很早，却在很长时间里都并没有密切联系。
据《青田华侨史》记载，早在1900年，就有青田人到达西班牙，1949年以前，在西班牙的青田华侨不过三百余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居住在那里的华人都是零星的极少数。
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松华于1980年代末来到西班牙，“中国餐馆只有几家，整个西班牙的华人也不过千余”。
华人的突兀性增长，始于1980年代末，并在过去的10年达到高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班牙几乎和中国同步的改革政策。
1975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开始民主化进程，并在经济政策上走向开放，1986年加入欧共体和1999年加入欧元区，促进了西班牙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渴求，使西班牙的移民政策相较其他欧洲国家更加宽松，多次实行的“大赦”（非法移民获得合法居留权），引来移民数量猛增。
据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李明欢所著的《欧洲华侨华人史》记载，从1985年到2007年，西班牙实施过多达7次大赦，其中仅2005年就有约70万“黑工”提出申请，并有60万获得了有限的居住准证，其中5%到8%来自中国大陆。通过大赦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华侨，又可以通过探亲居留或者其他方式，将国内的亲属带到西班牙。
青田人吴官正就是那样成为西班牙人的。1985年，吴办了一张到西班牙的旅游签证——相比于德国、法国的一证难求，西班牙签证可谓一路绿灯。吴官正到了西班牙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并在旅游签证过期后，顺利通过大赦拿到居留权。
据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松华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数据，截至2010年，西班牙拥有合法身份的华人华侨共有24万余人，加上各种途径非法滞留的华人，总人数达30万，约占西班牙居民人口总数的0.6%。
吸引华人的是这个伊比利亚国家灿烂的阳光、舒适的气候、干净的空气和宽松的移民政策。
很多在西班牙生活了十年以上的西班牙人都说，“皇帝事件”之前，“从来没觉得西班牙人会排斥华人，大家相处很友好，在西班牙问路，热心的西班牙老太太会直接把你领到目的地。”
“中餐馆”里的隐秘移民链
西班牙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多是来自乡下，念的书不多，很少有人能说外语。他们最初在西班牙的求生手法，是世界各地华人的传统技能——中餐馆。
先在餐馆打工，再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开出自己的中餐馆、食品店，成为老板，再雇用老乡从而带出更多的人——一波又一波人周而复始，华人社区内部保持着财富与移民的节奏。
现年30岁的永丽，家乡就在青田，父亲1988年经葡萄牙来到西班牙，打工、开餐馆。1991年，西班牙大赦，父亲获得了合法身份，便在1995年把一家人接出来。
“小时候，家乡人都流行来西班牙。”她记得。青田多山，没什么活路——青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山地占89.7%，溪河塘库占5%，耕地占5.3%。
永丽来到西班牙的方式，也是青田人的典型路径。在那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已出国定居的人都有义务把国内亲族圈子中的人一个个带出去，即使是没有侨亲的家族，通过联姻，也能挤进出国的队伍。
而青田人在国外的主要生意比如餐饮，恰好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于是，这个宗族出国的链条更有动力延续。
即使怎么都找不到侨亲，没关系，花上十万元，也会有蛇头能帮忙弄出去——当时，在国外打一年工就能赚几万元钱，只要一年就能回青田买套房子，出国意味改变命运。
不过，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社区一样，随着华商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隐秘的生意也隐匿其中。
在徐松华的记忆里，早期的华人很少涉足这些行当，但1997年开始，开始开出各种酒吧、KTV，里面会卖一些摇头丸，有的也提供“特别服务”。对这样的店，华人反应很大，徐松华还曾受托去劝一个干这种买卖的青田老乡，结果双方闹翻了脸。
此后，这种“企业”便日渐多起来，“估计得有50家”，徐松华说。
“像中国人一样干活”
以浙江人为主的籍贯结构，在1990年代末为西班牙的华人经济带来另一个生财之道——外贸批发。
置身cobo calleja批发区，会有一种强烈的“义乌”感。批发区距首都马德里市区二十余公里，高速公路转弯，过一座桥，中国痕迹便扑面而来：“淘宝批发”、“豪迈”、鞋街……批发区360余家商铺，九成以上由华人开设。
西班牙的中国商人们，从义乌、广州等集散中心，将中国商品进口到西班牙，再经过cobo calleja等批发区，输送到西班牙乃至其他欧洲各个街道的百元店、服装城和食品店。
外贸批发行当从1990年代末期逐渐在西班牙华人中流行起来，并和开餐馆、百货店等一起，成为西班牙华商经济的三大支柱。
2002年，永丽和大她5岁的哥哥一起，从西班牙的乡下来到首都马德里，在当地最早的中国百货集散地开了个批发玩具的百货店，100平方米左右，父亲为此贡献了所有积蓄。
玩具主要从与青田相邻的义乌进货，当时西班牙经济好，同行也不多，生意很好做。从1000平方米到3000平方米，再到一万平方米，兄妹俩的批发仓库面积越来越大。
黄志坚是cobo calleja批发区的第一个中国人。依靠遍布西班牙的百元店，和义乌的廉价商品，陆续到来的华人将这个几近荒废的仓库区打造成南欧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区。
根据西班牙官方统计数据，位于批发区内的中国企业年盈利约为8.7亿欧元。当地共有800家企业，其中377家由华人经营并雇有3000名员工，占批发区工作人员总数的30%。
迅速的财富积累，和华人的勤奋密不可分，他们几乎是拼了命地工作。吴官正在西班牙开了二十多年的餐馆，一直由他和妻子亲自打理。每天的生活就是往返于家和餐馆之间，最多是开车去超市买点东西。他也从来不敢休假关门，生怕生意会随之消失。
永丽的日子，也是如此：“我没有一天休息过。”
在批发区，西班牙人锁门度周末的时候，中国人在干活；西班牙人在酒吧喝葡萄酒聊天的时候，中国人还在干活。慢慢地，仓库区就几乎没有西班牙人开的店了。
“西班牙有句谚语，形容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工作，就说他‘像中国人一样干活’。”西班牙王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康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那些难以理解的中国人
华人商业的发展，为西班牙带来廉价商品，也给当地税收作出了贡献。
对日益扩张的华人商业，大部分西班牙人展示了友好和尊重。“我们家楼下的一家酒吧，最近刚刚被中国人盘下来，我妈妈就很高兴，因为中国人对她很热情，叫得出她的名字，知道她爱喝哪种咖啡，他们相处得很愉快。”西班牙王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康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然而，华人的一些经营习惯，也让西班牙人难于理解。
批发区刚建立的时候，场外经常有西班牙人抗议，要赶走中国人。黄志坚说，“随地小便，在摊铺外面支个摊子就打牌，确实不像话。”
“西班牙法律规定，24小时营业、22点钟以后卖酒等，都要单独申请许可，但中国人往往只申请了一个执照就什么都干。”一位西班牙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西班牙的法律习惯是，审核时非常严格，一旦发了执照就会非常信任，不太会总去检查，中国人就会钻这个空子，“他们很精明，会计算违法成本”。
在cobo calleja批发区，中国人几乎延续着和国内一模一样的“义乌模式”和经商哲学。求富至上，加上语言不通和文化水平限制，第一代西班牙华人对当地法律普遍并不了解，欠缺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
“比如偷税漏税，根据西班牙法律，超过12万欧元就要坐牢，但有些老板并不了解，以为都是查出来补缴就没事了。”中国律师楼主任律师季奕鸿说，皇帝行动后，他专门到批发区，给华人讲了一些法律常识的课，依旧有很多人认为这些只是行政犯规，缴些罚款就没事了。
从业10年来，季奕鸿接手了不下2000个中国人的案子，据他统计，侵犯知识产权和商标比较多，占案件总量的40%左右，其次就是伪造文件，交通事故，偶尔有偷税漏税的。
华商的做法，引来了西班牙更严的检查。就在“皇帝事件”发生后，在马德里郊区的一次检查中，又有40万件中国假货遭到警方查处。
“当年，在西班牙发生的烧中国鞋的事件，就是因为当地传统制鞋业被大量来自中国的便宜鞋挤兑和破坏，当地失业率上升引起的冲突。”黄志坚说。早在西班牙经济危机之初，黄志坚就曾专门写建议给浙江省侨联，认为“在经济危机蔓延的背景下，再大力发展义乌式的海外华商市场并不是海外华商转型发展的最佳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应是整个中国制造的反思。”他说。
另一个世界正在变化
在西班牙，华人经济圈就像另一个世界。
打开一份华文报纸的广告，所有的生活需求都可以在华人自己的社区里得到满足。唯一的外部需求——报税、报关、打官司，则由律师楼里的华人律师完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德里只有季奕鸿一个华人律师。2005年以来，律师楼日渐多起来，同行陈理多便是受一位来马德里进修的北大教授启发，刻苦攻读了法律系并拿到了律师执照。
但像陈理多一样想从事律师或当公务员的华人可谓凤毛麟角。“不是没有能力，是干这行很难赚大钱，绝大部分浙江人还是更想做生意。”陈理多说。
与北美、英法等传统华人移民国家相比，西班牙只能算是在最近二十年里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兴华人移民国家，华人社会尚处在第一代移民逐步向第二代移民（在西班牙出生或从小在西班牙接受教育）过渡中，华人独特的文化习惯，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华商的融入速度。
不过，变化正在发生。生意渐渐做大的中国人，渐渐向西班牙主流社会靠拢，学习语言，和西班牙人交朋友，甚至参与所在地政府咨询事务。
在西班牙长大的新一代，开始越来越像西班牙人。
2006年结婚后，永丽有了一对儿女，2008年，她离开哥哥的仓库自己开了家百元店，“这样可以轻松些”。看到那些西班牙人总有度不完的假，她觉得开了窍，“生活还是更重要的”。
而在西班牙出生的“再下一代们”，俨然已经是西班牙人，“念西班牙的学校，吃西班牙食物，讲西班牙语，不认得天安门和长城”。
这种逐渐过渡的融合，也带来了华人经济的换代升级。
第一个搬进批发区的黄志坚，第一个选择了离开。
最近几年，他将自己经营的商品，向附加值相对更高的电池、电工、照明产供销一体专业化路线调整，并搬出了仓库区。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意大利的变化。那里的华人经济最初跟西班牙一样，但现在，因为华人历史比西班牙早，“第二代已经出来了，意大利语顶呱呱，他们开连锁超市非常规范，自动化管理，有配货中心，员工也是老外”。
“西班牙的华人也在经历一个过程。”他说。
“皇帝事件”后，批发区的所有商户在仓库区西班牙企业联合会的组织下，在周六歇业一天，一方面表达对西班牙媒体抹黑所有华人的抗议，另一方面也表达华人尊重当地习惯的态度，“我们也是要休息的”。
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变化的过程还会很长，因为即使是在西班牙长大的一代，也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纠结。
“我不觉得自己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觉得自己是完全的西班牙人。”永丽说。虽然也在西班牙念了四年书，但她很少参加西班牙的同学聚会，要好的朋友依旧是家乡的同学。即便已经具备资格，她也始终没拿西班牙国籍。2012年年初，她还在国内买了套房子，以便老了要回中国。
“回来时， 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不用等老了，就在现在，一些华商就已踏上了回青田的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西班牙的经济危机，让华人经济圈里的生意不那么好做了。
34岁的李永年就是回来者之一。
10月29日下午，青田县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临江大道的酒吧街。李永年靠窗坐着，一杯意式浓咖啡，一根万宝路香烟，他摆弄着iPhone，用时下流行的微信随意寻找附近的人。
18岁离开青田，21岁开始在西班牙创业，他拥有一家铝合金加工厂和一个小商品批发仓库。但2008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持续升值，过去一个货柜能纯赚五六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于是，他每年用六个月在中国寻找生意，也跑了多个省市看项目。
几年过去了，因为无法摸清国内的投资门路，他没敢投一分钱。他说：“我们在国外不是开餐馆就是做贸易，没有技术含量。但现在的中国想引进的是高新技术企业，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他初中班级的QQ群有54个人，52个人在国外。现在，更多的人开始讨论回国发展，但谁也不知道怎么发展。同一天，同样从西班牙回来的吴官正在为同样的难题发愁。
这一天，他守在自己的石雕店里，一上午只来了三拨客人，QQ游戏始终在电脑桌面上挂着。从2006年回国创业后，这已经是吴的第三份生意，从西班牙带回来的两千万元已经所剩无多。
回国之初，吴首先想到的是在青田开发房地产，由于在当地没有根基，他请各方面的人吃饭和去夜总会就花了二十几万。
最后终于有一位村主任同意卖给他一块地，在山上建别墅。吴于是投资一千万元，买了六十亩地。但工程搞了一大半，突然被告知，这块地没有纳入规划，工程停滞至今。
2007年，吴开起了担保公司，向外放贷，也因此赚了些钱。但好景不长，金融危机后，一些借钱的人跑路了。
吴的很多朋友包括其大哥也曾纷纷回国开矿，他的大哥投资800万元到兰州开金矿，但淘了三年，只淘到拇指大的一块金子。吴说：“华侨并不了解国内的市场，听别人说好，就投钱进去，大多数是被忽悠了。”
尽管新的生意还毫无头绪，但吴官正的花费却比在西班牙还高。
回国的第一个月，他就花了16万元。当时，夜总会小姐的价码要一百美元，甚至有人把美元扔在桌子上让她们随便拿。吴说：“我在青田一个月花的钱，比在西班牙二十年都花得多。”
仿佛是另一种潜规则，在西班牙的华商——尤其是普通人——大多节衣缩食，回到故乡却常常一掷千金。
这里就像西班牙的一块飞地。女人们穿着欧洲当季流行的高防水台踝靴，挎着LV包。这里聚集着六十多家咖啡馆和酒吧，夜生活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这个县城的房价已经超过3万元/平方米，山上的别墅和高档小区多为华侨购置，十室九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