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潇法官 什么时候审判塔利班
| 发布时间： | 2013-07-06 | 点击次数： | 0 |
热案简述：
神出鬼没 多少人在死亡边缘
玛纳斯鲁登顶的成功让杨春风逐渐恢复了信心，“14座俱乐部”的梦想重新被拾回。2009年，杨春风将公司搬到了成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杨春风带引多批登山者攀登8000米以上山峰，他个人的登顶纪录也一度超过20次。
“他希望让更多的人分享登山之美。”助手麦子说，杨春风很孤独，也很享受这种状态，在他内心有另外的繁华。杨春风带队多数都是“友情价”，攀登一座8000米山峰的价格甚至低到10万元。虽然顾客盈门，但公司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杨甚至因为付不起租金而把公司搬到了朋友的别墅。
就在杨春风极力扩充登山经验的时候，饶剑峰也迎来他登山生涯的美好时光，48岁的他在2012年成功登顶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包括55天内连登世界第10高峰安纳布尔纳峰、世界第5高峰马卡鲁峰和世界第4高峰洛子峰。杨春风有了攀登乔戈里峰的计划后，饶剑峰也加入了进来。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是世界上第二高峰，在国外被称为k2。
经过7天艰难的徒步之后，杨春风一行人才到达“天下第二”的乔戈里峰的山下。经过适应训练，他们不停向前迈进，通向顶峰“瓶颈部”是一段约80度的坡路，在跨越这一段险路后，杨春风和张京川加快了进度。7月31日，他们登顶了。
危险出现在了下撤的时候。“我正嘲笑饶剑峰下撤的姿势难看，他屁股着地一点点地挪动。”忽然，张京川从饶剑峰眼前消失滚落山下。饶回过头问“发生了什么”，身边的夏尔巴人向导告诉饶剑峰“finish”（完了）。
当时一名协助登山的夏尔巴人发生滑坠，把张京川等三人一同带倒。陡峭的冰壁上，四个人不断被抛起然后互相砸碰。事后，张京川发现自己身上被冰抓凿了7个洞，肋骨也断了一根。滑坠高度超过400米，人链才侥幸被一个冰裂缝卡住，而距离他们10米以外就是一个数百米深的悬崖。
氧气瓶、眼镜都丢了，四个人只剩下张京川手中一只冰镐。为了横切到原来的路上，他们每一步都试了又试，害怕有闪失，等他们回到原来的路上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饶剑峰在张京川滑坠之后，思忖好友性命微茫，站在雪中大哭一场。等到在营地再度见到张京川时，他和杨春风抱着张京川再度痛哭。
对大众来说，登山探险的安全问题一直给这项极限运动披上令人敬而远之的色彩。根据《中国大陆登山户外运动事故报告》显示，2001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因登山遇难人数总计104人，死亡人数有连年上升的趋势。2012年7月9日，28岁原清华大学登山队队长、自由登山者严冬冬在新疆却勒博斯峰登山下撤途中不幸遇难，令人唏嘘。
严冬冬曾说：“登山是一件让我真正喜欢、值得我把生命投入其中的事情。”张京川觉得登山就是把自己交付出去的一个过程，死亡肯定不可避免。对于那些死亡统计率，饶剑峰则觉得根本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就像是生命本能的召唤”。
从乔戈里峰回到昆明之后，张京川说自己变得更惜福，日常的吃饭、睡觉都令他感到幸福，生活原来如此安稳。看到妻儿对自己的挂念，他感到愧疚，并努力去报偿他们。“相对于他们，我把家看得重一些。”他觉得处理好夫妻、家庭关系，也不亚于登上一座高峰。然而，与死神擦肩并没有消退登山的热忱，他和杨春风、饶剑峰约定再聚8000米山峰脚下。
“他应该死于大山的怀抱”
阿根廷登山家赫尔曼·布尔在1953年曾独自攀登了南伽帕尔巴特峰，在8000米以上的一小块突出的岩石上度过了一夜，强壮的登山家产生了幻觉。失败使得赫尔曼·布尔容颜苍老。
他在山下写道：登山是无情的追求，一个人越攀越远，但永远不能到达目的地，也许这就是登山的特别魅力，一个人一直追求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有着“死亡之峰”盛名的南伽峰自此成为“14座俱乐部”中标志性山峰之一。
攀登南伽峰的计划诞生于2012年的12月，当时杨春风与张京川、饶剑峰商定来年合适季节完成攀登。而饶剑峰也准备在2013年完成剩下的4座8000米以上山峰，以偿夙愿。
“以前我们登山是为了让人看得见，而现在则是让自己看得远。”48岁的饶剑峰想要完成攀登后，四处游学，分享自己的登山经历。
为了准备良好的身体状态，张京川加强了锻炼，他在单位办公室的单杠派上了用场，“平时上厕所前后都做二三十个引体向上”。杨春风登山后勤方面也准备妥当。事实上他们早就准备，登乔戈里峰的装备都还在当地，他们只需要人到山下就好。
6月6日，张京川向单位请了假。“23年的工龄有15天年假，加上6天公休，一共21天，登山足够了。”6月8日，他飞到乌鲁木齐与杨春风会合。之后又飞往巴基斯坦。为了等饶剑峰，他们在伊斯兰堡待了三天，采购了食品和水。6月17日，一行人终于到达南伽峰4400米的前行营地。有着光洁山体的“赤裸山峰”近在眼前。
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续两天的大雪为登峰添加了变数。会同此前达到的各国登山爱好者，前行营地热闹了起来。“那些白皮肤的登山者会来杨春风的帐篷请教，这令我们也感到骄傲。”张京川说，杨春风的丰富登山经验使他也得到外国登山者的尊敬。
每天进行的适应训练在继续，张京川每天都前往5300米的一号营地。等到夜间，各个国家的登山者则聚在一起交流。张京川和饶剑峰提议，举行掰手腕比赛，大家一起响应。在南伽峰的夜幕下，这群男人们纷纷撩起了袖子。“我赢了老饶。”张京川说。
6月22日，杨春风打通了他在昆明的气象分析师俞先生的电话，他告诉“老伙伴”目前路已经“修到了C2营地，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杨春风、饶剑峰、张京川，还有他们的亲友，都感到登顶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杨饶二人来说，“14座”梦想已近在咫尺。
然而，这一切都在6月23日凌晨的枪声中戛然而止。
在他的朋友看来，杨春风并不惧怕死亡，而在意生命将以何种方式终结。“他应该死于大山的怀抱，而非恐怖分子的枪管。”
玛纳斯鲁登顶的成功让杨春风逐渐恢复了信心，“14座俱乐部”的梦想重新被拾回。2009年，杨春风将公司搬到了成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杨春风带引多批登山者攀登8000米以上山峰，他个人的登顶纪录也一度超过20次。
“他希望让更多的人分享登山之美。”助手麦子说，杨春风很孤独，也很享受这种状态，在他内心有另外的繁华。杨春风带队多数都是“友情价”，攀登一座8000米山峰的价格甚至低到10万元。虽然顾客盈门，但公司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杨甚至因为付不起租金而把公司搬到了朋友的别墅。
就在杨春风极力扩充登山经验的时候，饶剑峰也迎来他登山生涯的美好时光，48岁的他在2012年成功登顶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包括55天内连登世界第10高峰安纳布尔纳峰、世界第5高峰马卡鲁峰和世界第4高峰洛子峰。杨春风有了攀登乔戈里峰的计划后，饶剑峰也加入了进来。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是世界上第二高峰，在国外被称为k2。
经过7天艰难的徒步之后，杨春风一行人才到达“天下第二”的乔戈里峰的山下。经过适应训练，他们不停向前迈进，通向顶峰“瓶颈部”是一段约80度的坡路，在跨越这一段险路后，杨春风和张京川加快了进度。7月31日，他们登顶了。
危险出现在了下撤的时候。“我正嘲笑饶剑峰下撤的姿势难看，他屁股着地一点点地挪动。”忽然，张京川从饶剑峰眼前消失滚落山下。饶回过头问“发生了什么”，身边的夏尔巴人向导告诉饶剑峰“finish”（完了）。
当时一名协助登山的夏尔巴人发生滑坠，把张京川等三人一同带倒。陡峭的冰壁上，四个人不断被抛起然后互相砸碰。事后，张京川发现自己身上被冰抓凿了7个洞，肋骨也断了一根。滑坠高度超过400米，人链才侥幸被一个冰裂缝卡住，而距离他们10米以外就是一个数百米深的悬崖。
氧气瓶、眼镜都丢了，四个人只剩下张京川手中一只冰镐。为了横切到原来的路上，他们每一步都试了又试，害怕有闪失，等他们回到原来的路上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饶剑峰在张京川滑坠之后，思忖好友性命微茫，站在雪中大哭一场。等到在营地再度见到张京川时，他和杨春风抱着张京川再度痛哭。
对大众来说，登山探险的安全问题一直给这项极限运动披上令人敬而远之的色彩。根据《中国大陆登山户外运动事故报告》显示，2001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因登山遇难人数总计104人，死亡人数有连年上升的趋势。2012年7月9日，28岁原清华大学登山队队长、自由登山者严冬冬在新疆却勒博斯峰登山下撤途中不幸遇难，令人唏嘘。
严冬冬曾说：“登山是一件让我真正喜欢、值得我把生命投入其中的事情。”张京川觉得登山就是把自己交付出去的一个过程，死亡肯定不可避免。对于那些死亡统计率，饶剑峰则觉得根本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就像是生命本能的召唤”。
从乔戈里峰回到昆明之后，张京川说自己变得更惜福，日常的吃饭、睡觉都令他感到幸福，生活原来如此安稳。看到妻儿对自己的挂念，他感到愧疚，并努力去报偿他们。“相对于他们，我把家看得重一些。”他觉得处理好夫妻、家庭关系，也不亚于登上一座高峰。然而，与死神擦肩并没有消退登山的热忱，他和杨春风、饶剑峰约定再聚8000米山峰脚下。
“他应该死于大山的怀抱”
阿根廷登山家赫尔曼·布尔在1953年曾独自攀登了南伽帕尔巴特峰，在8000米以上的一小块突出的岩石上度过了一夜，强壮的登山家产生了幻觉。失败使得赫尔曼·布尔容颜苍老。
他在山下写道：登山是无情的追求，一个人越攀越远，但永远不能到达目的地，也许这就是登山的特别魅力，一个人一直追求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有着“死亡之峰”盛名的南伽峰自此成为“14座俱乐部”中标志性山峰之一。
攀登南伽峰的计划诞生于2012年的12月，当时杨春风与张京川、饶剑峰商定来年合适季节完成攀登。而饶剑峰也准备在2013年完成剩下的4座8000米以上山峰，以偿夙愿。
“以前我们登山是为了让人看得见，而现在则是让自己看得远。”48岁的饶剑峰想要完成攀登后，四处游学，分享自己的登山经历。
为了准备良好的身体状态，张京川加强了锻炼，他在单位办公室的单杠派上了用场，“平时上厕所前后都做二三十个引体向上”。杨春风登山后勤方面也准备妥当。事实上他们早就准备，登乔戈里峰的装备都还在当地，他们只需要人到山下就好。
6月6日，张京川向单位请了假。“23年的工龄有15天年假，加上6天公休，一共21天，登山足够了。”6月8日，他飞到乌鲁木齐与杨春风会合。之后又飞往巴基斯坦。为了等饶剑峰，他们在伊斯兰堡待了三天，采购了食品和水。6月17日，一行人终于到达南伽峰4400米的前行营地。有着光洁山体的“赤裸山峰”近在眼前。
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续两天的大雪为登峰添加了变数。会同此前达到的各国登山爱好者，前行营地热闹了起来。“那些白皮肤的登山者会来杨春风的帐篷请教，这令我们也感到骄傲。”张京川说，杨春风的丰富登山经验使他也得到外国登山者的尊敬。
每天进行的适应训练在继续，张京川每天都前往5300米的一号营地。等到夜间，各个国家的登山者则聚在一起交流。张京川和饶剑峰提议，举行掰手腕比赛，大家一起响应。在南伽峰的夜幕下，这群男人们纷纷撩起了袖子。“我赢了老饶。”张京川说。
6月22日，杨春风打通了他在昆明的气象分析师俞先生的电话，他告诉“老伙伴”目前路已经“修到了C2营地，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杨春风、饶剑峰、张京川，还有他们的亲友，都感到登顶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杨饶二人来说，“14座”梦想已近在咫尺。
然而，这一切都在6月23日凌晨的枪声中戛然而止。
在他的朋友看来，杨春风并不惧怕死亡，而在意生命将以何种方式终结。“他应该死于大山的怀抱，而非恐怖分子的枪管。”
人物简述：
张潇法官 什么时候审判塔利班
——只在意生命以何种方式终结
中国登山罹难者的山上与山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实习生 潘梦琪
发自：昆明、深圳 2013-07-04 10:53:28
2013年6月22日，塔利班武装在巴基斯坦南伽帕尔巴特峰枪杀10名国际登山者，其中包括杨春风和饶剑峰两名中国公民。6月24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社会活动家抗议外国游客遭武装分子袭击。
在他的朋友看来，杨春风并不惧怕死亡，而在意生命将以何种方式终结。“他应该死于大山的怀抱，而非恐怖分子的枪管。”
对大众来说，登山探险的安全问题一直给这项极限运动披上令人敬而远之的色彩。2001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因登山遇难人数总计104人，死亡人数有连年上升的趋势。
张京川明白登山是一个绝对孤独的行为，每一步都在接近极限。但这也是一个重新对话的过程，与山，与自然，更与自己。2013年6月25日傍晚，在乌鲁木齐石化十三区27号楼杨春风父母家中，张京川跪在了杨父跟前。老人用抖动的双手接过儿子的遗物，帽子、烟斗和护照，亲友啜泣声充满了房屋。
半个月前，张京川和杨春风一起踏上巴基斯坦的土地，欲登顶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南伽帕尔巴特峰。6月22日深夜，突然到来的武装分子劫掠了登山者的财物并大开杀戒。确切地说，杨春风是在张京川的身旁死去的，子弹从后面穿过杨的头颅。几乎是同一瞬间，张京川反身击倒了押着他的武装分子。在沉沉的夜中，他光着脚狂奔，冒着密集的枪声跳下悬崖，躲在冰缝里逃出生天。
之后，“塔利班”武装组织宣布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目的是为了报复美国刺杀了“组织二号人物”。巴方称袭击事件造成包括5名乌克兰人、1名俄罗斯人等10人被枪杀。死去的3名华人中，陈宏路是美籍华人，而杨春风、饶剑峰则是中国民间登山界的顶级登山者。
触摸天空、与雪山对话是登山者们孜孜不倦的梦想。巨大的喜马拉雅山系作为“世界屋脊”，地球上所有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都集中在这里。极峰的神秘长久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登山爱好者前来，更将数百人永远地留了下来。
“14座俱乐部成员”作为登山者的至高荣誉，也鼓动着中国民间登山家们的野心。随着民间登山日渐发展，杨春风也在尝试摸索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攀登南伽帕尔巴特峰后，杨春风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的纪录扩大至12座，深圳商人饶剑峰登上的8000米山峰也达到了10座。
2011年，张京川、饶剑峰曾在杨春风的领队下成功登顶乔戈里峰，这是中国民间登山者第一次在这座世界第二高的山峰上留下印记。两年后的夏天，老友三人再度结伴来到南伽帕尔巴特峰下。如果不是那阵枪响，他们将是中国民间登山界中最有可能跻身“14座俱乐部”的人。
“天山野蛮派”
幸存者和遇难者都回到了出发地点。6月27日，杨春风、饶剑峰的遗体回到乌鲁木齐。之后，饶剑峰的遗体又被运回深圳。两人的追悼会都被安排在6月30日。在乌鲁木齐的燕儿窝殡仪馆，杨春风的棺木被鲜花环绕，灵堂中的黑白照片中杨春风脸型瘦削，神情沉默。上百位登山爱好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向他们执著的朋友告别。
“他因登山而领略生命的本意，却也是在去登山的路上，失却了继续逐梦的力量。”在饶剑峰的追思会上，女儿饶子君悼念父亲的话令现场亲友动容，这个即将进入大学的女孩子表达了自己对于父亲登山的理解。
张京川并没有参加两位老友的追悼会，惊魂甫定的他回到了昆明的家中，说要“好好生活”。对杨春风、饶剑峰的回忆，会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之中。翻看老友们照片的间隙，他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
张京川的登山之旅开始于一次逛商店的经历。1999年，他在好友段建新的户外用品店看到哈巴雪山的照片，一种圣洁感瞬间击中了他。“那是一种窒息的美。”2000年，张京川就登上了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
“登山的火焰点燃了心里的岩浆。”张京川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从初二开始学习一些拳脚功夫。1989年开始，他又在部队里服役四年，集中学习了军事地形、擒拿格斗等知识。1993年退役后，他成为一名公务员，朝九晚五，按部就班。但张京川觉得自己心里仍“是个不安分的人”。
登山让张京川找到了突破口。几乎同时，一向谨慎低调、忙忙碌碌的深圳某地产公司高管饶剑峰在一次西藏的旅行中获得启发，决定将登山作为另一项事业。“最开始确实有想要‘被看见’和‘寻刺激’的想法。”饶子君回忆说，父亲饶剑峰曾跟她说起登山的初衷，但事实上登山令他获得了平静。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瑞士勃朗峰下的莎莫尼市，科学家德·索修尔和18位科学界友人在1787年8月3日登顶勃朗峰，成为现代登山运动的源头。此后，西方探险家跟随他们的船队足迹遍布世界，登山运动也扩散开来。
中国的登山故事一直拥有浓厚的国家色彩。195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许竞等4人赴苏联学习登山运动技术。1960年5月24日，三名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从被称为“死亡路线”的北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振奋国人。时间来到2000年，受惠于时代发展的人们有了更多样的追求，开始有能力实现自我超越。在国内，民间登山活动逐步活跃起来。
不停攀登的过程里，2005年张京川在慕士塔格山下的大本营中认识了杨春风。当时，杨春风刚刚和朋友成立了一家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开始尝试商业登山运作。杨春风曾是一名中医，有自己的诊所，30岁时他结束了这种滋润的生活投身登山探险。张京川看着这个戴着眼镜的领队，被灰色抓绒衣包裹着瘦小的身躯，很难相信他已经攀登了近十次慕士塔格峰。
杨春风当时的理念是：不愿意成为一个“保姆式”的向导，他将只负责制定登山计划，敲定行动时机等工作，即不让队员产生依附心理。张京川对此很信服，那一次，由于鞋小，张京川的脚被冻伤，但他还是成功登顶了美丽的慕士塔格。
当时由于条件太落后，杨春风和他的伙伴们被登山界称作“天山野蛮派”。“装备奇缺，冰镐都是自己打造出来的，连气象预报都没有。”从2005年就成为杨春风助手的麦子回忆说。2003年5月22日，52岁的企业家王石登上珠峰，成为当时中国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人，为民间登山爱好者注入强心剂。
痛苦的美
2007年，杨春风、张京川和其他伙伴们实现了一次性登顶珠峰。站在波音飞机飞行的高度，珠峰最迷人的时刻随着晨曦来临。穿过横亘在7000米的云层，人就走在了云端。羽绒服在黎明后结出一层冰壳，洁净的日光照过来，人便消失在一团金色光亮里。
2007年5月16日清晨，这短短数分钟的曼妙驱散了攀登珠峰的艰辛。张京川已经极度疲惫，戴着三层手套挥动着冰镐，陷在及膝的雪中。“缺氧的征兆很快出现，鼻孔里流出粉红的黏液，心跳已被加速到极限，呼吸沉重，每一口都想把全世界吸入肺腑。”张京川说，那种痛苦让人“只求速死”。
“为什么登山？痛苦里你都恨不得用手敲自己脑袋。”张京川早就明白登山是一个绝对孤独的行为，因为每一步都在接近极限。他觉得在这个过程里，人开始学着跟自然对话，跟山对话，跟以前的自己对话。
登顶后看着高原上起伏的雪山和陆地，张京川说那时感觉世界都在自己这里了。兴奋的他通过对讲机告诉其他人，他想要把峰顶的一尊佛像搬下山。他最终放弃了这个主意。下山过程中，张京川的脚趾被冻伤，其中三个脚趾发黑，医生建议他截肢。后来经过治疗保住了脚趾，但脚指甲几乎都掉光了。
“人总是会生出新的欲望，去攀登新的高度。”张京川说，证明自己的欲望会促使人不停攀登，但这并非征服，而是亲近。攀登珠峰的成功，不仅让他和杨春风结成生死之交，杨春风也开始萌发了攀登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想法。但由于国内登山受到一定限制，杨春风开始开辟国外登山路线。2009年杨春风带领王石登顶玛纳斯鲁峰，这是国内民间登山队第一次到国外登顶。
王石曾说自己从登山中学到了珍惜。“每一步都要自己认真把握，让人懂得如何管理自己。”与杨春风、张京川一同登顶珠峰的任子翔则受益于无处不在的风险，要活下去就得严格自律。山难却忽然将这一切打破。2012年5月13日，杨春风领队的道拉吉里峰民间登山队一行10人在下山途中遭遇风雪，队员韩昕、李斌、赵亮三人遇难。登山界质疑杨春风选择了错误的登山时机，应该对队员殒命负有责任。
“要登珠峰，我再跟你去。”这是殉难的好友李斌在道拉吉里峰上留给杨春风的最后一句话，令他心中充满愧疚。心灰意冷的杨春风来到昆明，每天和朋友以酒茶自娱。“想起那些死去的好兄弟”。张京川还是第一次见到杨春风的脆弱，他想帮他恢复信心，他告诉杨“我愿意跟你一起登”。
2012年，杨春风与张京川敲定了前往尼泊尔攀登玛纳斯鲁峰的计划。“临行前，我告诉老杨一定要把京川带回来。”任子翔说饯行那天晚上杨春风喝了很多酒，一直抱着酒瓶不放，“像个孩子”。
——只在意生命以何种方式终结
中国登山罹难者的山上与山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雷磊 实习生 潘梦琪
发自：昆明、深圳 2013-07-04 10:53:28
2013年6月22日，塔利班武装在巴基斯坦南伽帕尔巴特峰枪杀10名国际登山者，其中包括杨春风和饶剑峰两名中国公民。6月24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社会活动家抗议外国游客遭武装分子袭击。
在他的朋友看来，杨春风并不惧怕死亡，而在意生命将以何种方式终结。“他应该死于大山的怀抱，而非恐怖分子的枪管。”
对大众来说，登山探险的安全问题一直给这项极限运动披上令人敬而远之的色彩。2001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因登山遇难人数总计104人，死亡人数有连年上升的趋势。
张京川明白登山是一个绝对孤独的行为，每一步都在接近极限。但这也是一个重新对话的过程，与山，与自然，更与自己。2013年6月25日傍晚，在乌鲁木齐石化十三区27号楼杨春风父母家中，张京川跪在了杨父跟前。老人用抖动的双手接过儿子的遗物，帽子、烟斗和护照，亲友啜泣声充满了房屋。
半个月前，张京川和杨春风一起踏上巴基斯坦的土地，欲登顶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南伽帕尔巴特峰。6月22日深夜，突然到来的武装分子劫掠了登山者的财物并大开杀戒。确切地说，杨春风是在张京川的身旁死去的，子弹从后面穿过杨的头颅。几乎是同一瞬间，张京川反身击倒了押着他的武装分子。在沉沉的夜中，他光着脚狂奔，冒着密集的枪声跳下悬崖，躲在冰缝里逃出生天。
之后，“塔利班”武装组织宣布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目的是为了报复美国刺杀了“组织二号人物”。巴方称袭击事件造成包括5名乌克兰人、1名俄罗斯人等10人被枪杀。死去的3名华人中，陈宏路是美籍华人，而杨春风、饶剑峰则是中国民间登山界的顶级登山者。
触摸天空、与雪山对话是登山者们孜孜不倦的梦想。巨大的喜马拉雅山系作为“世界屋脊”，地球上所有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都集中在这里。极峰的神秘长久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登山爱好者前来，更将数百人永远地留了下来。
“14座俱乐部成员”作为登山者的至高荣誉，也鼓动着中国民间登山家们的野心。随着民间登山日渐发展，杨春风也在尝试摸索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攀登南伽帕尔巴特峰后，杨春风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的纪录扩大至12座，深圳商人饶剑峰登上的8000米山峰也达到了10座。
2011年，张京川、饶剑峰曾在杨春风的领队下成功登顶乔戈里峰，这是中国民间登山者第一次在这座世界第二高的山峰上留下印记。两年后的夏天，老友三人再度结伴来到南伽帕尔巴特峰下。如果不是那阵枪响，他们将是中国民间登山界中最有可能跻身“14座俱乐部”的人。
“天山野蛮派”
幸存者和遇难者都回到了出发地点。6月27日，杨春风、饶剑峰的遗体回到乌鲁木齐。之后，饶剑峰的遗体又被运回深圳。两人的追悼会都被安排在6月30日。在乌鲁木齐的燕儿窝殡仪馆，杨春风的棺木被鲜花环绕，灵堂中的黑白照片中杨春风脸型瘦削，神情沉默。上百位登山爱好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向他们执著的朋友告别。
“他因登山而领略生命的本意，却也是在去登山的路上，失却了继续逐梦的力量。”在饶剑峰的追思会上，女儿饶子君悼念父亲的话令现场亲友动容，这个即将进入大学的女孩子表达了自己对于父亲登山的理解。
张京川并没有参加两位老友的追悼会，惊魂甫定的他回到了昆明的家中，说要“好好生活”。对杨春风、饶剑峰的回忆，会使他陷入极度痛苦之中。翻看老友们照片的间隙，他问自己，为什么要登山？
张京川的登山之旅开始于一次逛商店的经历。1999年，他在好友段建新的户外用品店看到哈巴雪山的照片，一种圣洁感瞬间击中了他。“那是一种窒息的美。”2000年，张京川就登上了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
“登山的火焰点燃了心里的岩浆。”张京川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从初二开始学习一些拳脚功夫。1989年开始，他又在部队里服役四年，集中学习了军事地形、擒拿格斗等知识。1993年退役后，他成为一名公务员，朝九晚五，按部就班。但张京川觉得自己心里仍“是个不安分的人”。
登山让张京川找到了突破口。几乎同时，一向谨慎低调、忙忙碌碌的深圳某地产公司高管饶剑峰在一次西藏的旅行中获得启发，决定将登山作为另一项事业。“最开始确实有想要‘被看见’和‘寻刺激’的想法。”饶子君回忆说，父亲饶剑峰曾跟她说起登山的初衷，但事实上登山令他获得了平静。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瑞士勃朗峰下的莎莫尼市，科学家德·索修尔和18位科学界友人在1787年8月3日登顶勃朗峰，成为现代登山运动的源头。此后，西方探险家跟随他们的船队足迹遍布世界，登山运动也扩散开来。
中国的登山故事一直拥有浓厚的国家色彩。195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许竞等4人赴苏联学习登山运动技术。1960年5月24日，三名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从被称为“死亡路线”的北坡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振奋国人。时间来到2000年，受惠于时代发展的人们有了更多样的追求，开始有能力实现自我超越。在国内，民间登山活动逐步活跃起来。
不停攀登的过程里，2005年张京川在慕士塔格山下的大本营中认识了杨春风。当时，杨春风刚刚和朋友成立了一家高山探险服务有限公司，开始尝试商业登山运作。杨春风曾是一名中医，有自己的诊所，30岁时他结束了这种滋润的生活投身登山探险。张京川看着这个戴着眼镜的领队，被灰色抓绒衣包裹着瘦小的身躯，很难相信他已经攀登了近十次慕士塔格峰。
杨春风当时的理念是：不愿意成为一个“保姆式”的向导，他将只负责制定登山计划，敲定行动时机等工作，即不让队员产生依附心理。张京川对此很信服，那一次，由于鞋小，张京川的脚被冻伤，但他还是成功登顶了美丽的慕士塔格。
当时由于条件太落后，杨春风和他的伙伴们被登山界称作“天山野蛮派”。“装备奇缺，冰镐都是自己打造出来的，连气象预报都没有。”从2005年就成为杨春风助手的麦子回忆说。2003年5月22日，52岁的企业家王石登上珠峰，成为当时中国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人，为民间登山爱好者注入强心剂。
痛苦的美
2007年，杨春风、张京川和其他伙伴们实现了一次性登顶珠峰。站在波音飞机飞行的高度，珠峰最迷人的时刻随着晨曦来临。穿过横亘在7000米的云层，人就走在了云端。羽绒服在黎明后结出一层冰壳，洁净的日光照过来，人便消失在一团金色光亮里。
2007年5月16日清晨，这短短数分钟的曼妙驱散了攀登珠峰的艰辛。张京川已经极度疲惫，戴着三层手套挥动着冰镐，陷在及膝的雪中。“缺氧的征兆很快出现，鼻孔里流出粉红的黏液，心跳已被加速到极限，呼吸沉重，每一口都想把全世界吸入肺腑。”张京川说，那种痛苦让人“只求速死”。
“为什么登山？痛苦里你都恨不得用手敲自己脑袋。”张京川早就明白登山是一个绝对孤独的行为，因为每一步都在接近极限。他觉得在这个过程里，人开始学着跟自然对话，跟山对话，跟以前的自己对话。
登顶后看着高原上起伏的雪山和陆地，张京川说那时感觉世界都在自己这里了。兴奋的他通过对讲机告诉其他人，他想要把峰顶的一尊佛像搬下山。他最终放弃了这个主意。下山过程中，张京川的脚趾被冻伤，其中三个脚趾发黑，医生建议他截肢。后来经过治疗保住了脚趾，但脚指甲几乎都掉光了。
“人总是会生出新的欲望，去攀登新的高度。”张京川说，证明自己的欲望会促使人不停攀登，但这并非征服，而是亲近。攀登珠峰的成功，不仅让他和杨春风结成生死之交，杨春风也开始萌发了攀登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想法。但由于国内登山受到一定限制，杨春风开始开辟国外登山路线。2009年杨春风带领王石登顶玛纳斯鲁峰，这是国内民间登山队第一次到国外登顶。
王石曾说自己从登山中学到了珍惜。“每一步都要自己认真把握，让人懂得如何管理自己。”与杨春风、张京川一同登顶珠峰的任子翔则受益于无处不在的风险，要活下去就得严格自律。山难却忽然将这一切打破。2012年5月13日，杨春风领队的道拉吉里峰民间登山队一行10人在下山途中遭遇风雪，队员韩昕、李斌、赵亮三人遇难。登山界质疑杨春风选择了错误的登山时机，应该对队员殒命负有责任。
“要登珠峰，我再跟你去。”这是殉难的好友李斌在道拉吉里峰上留给杨春风的最后一句话，令他心中充满愧疚。心灰意冷的杨春风来到昆明，每天和朋友以酒茶自娱。“想起那些死去的好兄弟”。张京川还是第一次见到杨春风的脆弱，他想帮他恢复信心，他告诉杨“我愿意跟你一起登”。
2012年，杨春风与张京川敲定了前往尼泊尔攀登玛纳斯鲁峰的计划。“临行前，我告诉老杨一定要把京川带回来。”任子翔说饯行那天晚上杨春风喝了很多酒，一直抱着酒瓶不放，“像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