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180师 是否真的全军覆没
| 发布时间： | 2014-03-06 | 点击次数： | 0 |
热案简述：
谁是朝鲜战争的真正赢家
第五阶段战役志愿军由于后勤差，美军有计划地后撤作战，结果志愿军大部队猛攻几百里，美军动用特种部队用飞机空降大量伞兵和轻型坦克装甲车直接到达了志愿军的后方，来了个两面夹击，最快的时候仅用二十分钟占领志愿军军部，彻底败退，但是志愿军的撤退的速度比不过美军追赶的速度，不光如此，美军在朝鲜战争后期为了减少伤亡，大量地在美军官兵身上配备防弹衣，特种官兵身上还配备双层防弹衣，这样打，到最后无数的志愿军官兵不得不拉着手榴弹和炸药包展开自杀性抵抗。
一直退到三八线一线天的地界，彭德怀不准部队再退，死也要顶住，后来就在一线天的各个山头展开了持续80天的阻击战，当时正在与美国谈判，而从中国和苏联运送了大批高射炮和坦克装甲车来，彭德怀准备把后勤加强发动第六阶段战役，全力反攻美军。
但此时朝鲜的金日成已经开始害怕，因为他的部队不多了，担心部队赔光了到时就成了中国的傀儡，所以干脆与美国谈和，另一方面，美军在一线天无论发动多么强大的攻势再也没有前进一步，死伤很惨重，所以感觉到朝鲜战争打下去是一个无底洞，所以也不想打了。
就在签定停战协议的当天晚上，彭德怀命令所有部队呆在防空洞不要动，否则军法枪毙，后来就在协议快要成效的一个小时，美军的飞机大炮狂轰乱炸整整半个小时，美军这时一片欢呼，以为炸死了大批志愿军，当时是夜晚9点多，美军在欢呼的地方一片光亮，这时，彭德怀命令所有部队把大炮坦克迅速架上，对准美军光亮的地方狂轰乱炸20多分钟，每一个军官是一边看着表一边指挥在炸，直到时间还差五分钟的时候，立即停止，这时美军那边就是鬼哭狼嚎了
第五阶段战役志愿军由于后勤差，美军有计划地后撤作战，结果志愿军大部队猛攻几百里，美军动用特种部队用飞机空降大量伞兵和轻型坦克装甲车直接到达了志愿军的后方，来了个两面夹击，最快的时候仅用二十分钟占领志愿军军部，彻底败退，但是志愿军的撤退的速度比不过美军追赶的速度，不光如此，美军在朝鲜战争后期为了减少伤亡，大量地在美军官兵身上配备防弹衣，特种官兵身上还配备双层防弹衣，这样打，到最后无数的志愿军官兵不得不拉着手榴弹和炸药包展开自杀性抵抗。
一直退到三八线一线天的地界，彭德怀不准部队再退，死也要顶住，后来就在一线天的各个山头展开了持续80天的阻击战，当时正在与美国谈判，而从中国和苏联运送了大批高射炮和坦克装甲车来，彭德怀准备把后勤加强发动第六阶段战役，全力反攻美军。
但此时朝鲜的金日成已经开始害怕，因为他的部队不多了，担心部队赔光了到时就成了中国的傀儡，所以干脆与美国谈和，另一方面，美军在一线天无论发动多么强大的攻势再也没有前进一步，死伤很惨重，所以感觉到朝鲜战争打下去是一个无底洞，所以也不想打了。
就在签定停战协议的当天晚上，彭德怀命令所有部队呆在防空洞不要动，否则军法枪毙，后来就在协议快要成效的一个小时，美军的飞机大炮狂轰乱炸整整半个小时，美军这时一片欢呼，以为炸死了大批志愿军，当时是夜晚9点多，美军在欢呼的地方一片光亮，这时，彭德怀命令所有部队把大炮坦克迅速架上，对准美军光亮的地方狂轰乱炸20多分钟，每一个军官是一边看着表一边指挥在炸，直到时间还差五分钟的时候，立即停止，这时美军那边就是鬼哭狼嚎了
人物简述：
志愿军180师 是否真的全军覆没
最后一“战”
180师荣辱六十年.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维
发自：成都 山西运城 北京 2013-12-05 18:08:02
180师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利最严重的部队，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全军覆没”的说法流传甚广。
180师的失利被定性为政治动摇。1954年，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失利原因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不能全推到180师头上，却被批评为已有定论。
归国战俘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高标准对照自己，交代错误。领导严厉的说：“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老兵们以笔为武器，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但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不会再有人写了，都老了。”冯志诚说。
2013年7月24日，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的成都老兵纪念会上，81岁的180师老兵汪元昌最终愤怒了，原因是“原本受邀与会的领导一个也没来”。一百来个在台下昂着白头的老兵，在3个小时的会议时间里也没收到一句对其个人的致敬和感谢。
“这么不重视还开什么会呢？”汪走到签到席把名字一笔划掉，扭头便走。这引发了风波，很多昔日战友都看到了这一幕，但最终没有人去劝这个倔强的老头。
“很理解，也很无奈。”一位180师老兵说，“抗美援朝胜利60年了，我们却仍活在失败的阴影里。”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中，180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孤军深入和执行错误指令，180师11000多人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这是志愿军成建制失利最严重的一次，六十多年来也在多种历史叙述中被称作“朝鲜战争中唯一全军覆没的队伍”。
幸存的180师老兵的余生因这次失败而改变。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被视作耻辱而屡遭冲击，或在异地他乡忍受着奚落和冷遇。然而六十多年来，这支头顶“污名”的败兵之师从未放弃过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维护。
从1991年起，老兵们以笔为武器，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同时出版了二十余本集体或者个人回忆录，总字数达数百万。但时光的敌人仍过于顽强——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这些文字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
如今，一本名为《我们没有全军覆没——180师在朝鲜》的书准备在北京出版，由《沈阳日报》记者关捷采访一年而成。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用最后的力量再一次讲述他们所执守的“正确历史”。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
“把我埋了”
现在，81岁的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肖德元住在成都一个叫九如村的小区，爱好中医养生，摆弄自制药酒。62年前，肖德元在这个城市参军，成为180师538团的一名普通战士。
但和平没有持续太久。1950年12月10日，肖德元和180师1.1万名战士一起接到通知，奔赴3000公里外一个陌生的国度——北朝鲜。这个半岛在一年前爆发内战，战火还一度烧至鸭绿江边。中国组成志愿军支持他的社会主义兄弟。
在从成都到朝鲜漫长的旅途中，年轻人们义愤填膺，一路高声唱着《志愿军军歌》。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海外作战，“抗美援朝”标志着新生共和国从人民战争到国防战争的过渡。在肖德元抵达前线的半年内，四次战役已经相继展开，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逐渐形成拉锯，志愿军司令部决心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战役，打破僵局，争取主动。
1951年春夏之交，志愿军决定“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17岁的肖德元早已等不住了，他听说，美国人就要被赶下海了，再不去就没机会啦。
在这样的乐观氛围中，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共80万人相持于北纬38度线附近。美军不断后撤的磁性战术推高着中国军队的信心。180师领到的任务是从中线直插敌阵，割裂美军和东线韩军的联系。在五天的进攻中，180师前突了一百多公里，顺利割开美军阵地。
此时第一个危险信号出现了——180师的干粮和弹药已告罄，突进也过远。情况很快得到验证，5月22日，随着联合国军全线反攻，战场态势瞬间逆转。美军利用志愿军补给困难的致命弱势，开始收“口袋”，180师首当其冲。
打还是撤？师长郑其贵强调要听从兵团指挥，顾全大局，但兵团下达一个事后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命令——就地阻击敌人，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
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538团战士赖富柏躲在山道旁的树丛中，看着美军坦克在滚滚烟尘中如入无人之境，志愿军战士拿着爆破筒冲上前去。一天的阻击，整个连队只剩下他一人。“他们有坦克飞机，我们什么都没有。”
一天之后，所有的友军已经撤退了，180师却等来了美军机械化部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兵团电令部队向鹰峰撤退，说到了那就有接应，可到达后，却发现敌人的照明弹已经将山谷映成一片惨白。
鹰峰标高1436.9米，这一天，细雨如丝，雨点落在身上，异常寒冷。
这是断粮的第5天，一万余人的180师只能集合起一千来人，靠野菜和树叶勉力维持，重机枪因为搬不动被丢弃，剩下的二十余挺轻机枪，只有一挺还能打几分钟的子弹。
张城垣是师部的宣教干事，他听见师长郑其贵在喃喃自语，“完了，完了。”随后，师长命令机要科长将联络密码全部烧掉，这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吓得哭了起来。
28日，剩下的人决定翻过鹰峰再次突围。在一条山沟下，他们发现了数百名伤员。重伤员在死前大喊“把我埋了，把我埋了”，他们却只能在死者的脸上覆上树叶。
冯志诚在山脚的另一支突围队伍里，他是180师539团的作战参谋，集合起一百多人，下意识地朝北走，团政委韩启明负伤掉队，选择自杀，甚至没人注意到。
肖德元掉队了，他站在北汉江边，江水茫茫，手边只有一支苏制步枪。江对岸，群山之中，炮声隆隆，那里有他被围困的战友。
一个朝鲜老妇人站在木屋前，不断说着什么，他听不懂，大概明白是让他带走屋子里的一具战士遗体，遗体的头上盖着红布。
这个新兵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了，他在心里喊着：“毛主席啊，这个仗怎么打成这样？”
战俘营
炮击终于停了下来，敌军开始搜山。180师538团卫生员钟俊骅就是这时被俘的，他在溪边喝水充饥，枪口忽然捅到了腰间。
张城垣和吴成德一直留在山里，吃光了山沟里的青蛙后，他们决定下山找粮。晚上，张带着四个士兵溜下山，毫无意外地被敌人发现，他们跑啊跑，黑暗中看不清，纷纷坠落悬崖，等他醒过来，两个士兵已经死去，活着的小声告诉他，张干事，我们被俘了。
直到一年后，他才知道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山里又坚持了一年才负伤被俘，成为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
张城垣被送往巨济岛上的志愿军战俘营。在五次战役之前，志愿军战俘不过两千余人，五次战役之后，陡增至一万五千人。
作为宣教干事，他原来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第一条就是不能被俘，想到如今的处境，感到非常羞愧。他在战俘营认出了许多180师的士兵，对方却低着头不愿看他。
180师的被俘军人成为战俘中坚决回国的领导者。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战俘不等于罪犯，战俘营中实行战俘自治。利用这条规定，1952年，他们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发展了两千余名团员，张城垣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还有一张机关报《消息报》，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
战俘营是另一个战场，这里有各色人等。从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特务混进战俘营策反，甚至强行在战俘身上刻上反动口号，让他们不敢回国。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厕所。
180师的干部们也针锋相对发起打击叛徒的运动。“经我批准处死的叛徒就有17个。”张城垣说。
1952年4月8日，在美军正式“甄别”被俘人员遣返意愿之前，180师的士兵们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材料是脱胶了的雨布，原本打算各人献血染红，但收集了一斤后却发现鲜血凝固变黑，最后用的是医务室的红药水。
钟俊骅被选定为升旗手，清晨，战俘们集合起来高唱国歌，许多人热泪盈眶，他们说这是两年战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天。
“当时有两条原则，如果交换战俘就坚决回国，不然就自己解放自己。”60年后，张城垣说，“我们是军人，为了荣誉也得回去。”
已有定论
第五次战役后，兵团决定严肃处理180师，对其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内部整肃。
败军的名声很快在军内传开，打饭时，师傅问战士石敦豪，你是哪个师的？得到回复后，围观者开始起哄：“就是那个吃屁火的嘛。”
1951年10月，志愿军对失利作出了正式结论，“180师突围并没有经过严重战斗，但是一个师损失殆尽，给党和人民招致不可弥补的损失”，不能从军事指挥上找原因，而是“政治上动摇逃跑，贪生怕死，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
随后，师长、副师长被撤职，团以上干部党内留党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职、撤职。军部甚至一度考虑撤销180师番号。
539团政治部主任李全山，因为在检讨中表示自己曾有“万一负伤被俘，也要坚持斗争”的思想，被军部严厉批驳，认定“一个团级政治干部，竟准备屈膝作俘，是叛变行为”，给予党内外双重处分，调离军队转业地方。
1952年，对180师的问责再次升级。中共志愿军党委发出文件，强调了“180师全师被歼灭”，该师各级干部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
539团战士童志安参加了团里的排以上干部“180师受挫学习会”，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师会背上政治动摇的恶名，“当时不敢说，许多人都是违心做检查”。
后来，539团团长王至诚无可奈何地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满身是嘴也说不清。”1954年，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失利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不能把责任全推到180师头上。这被批评为已有定论。
朝鲜战争最后一年，整顿后的180师被重新带回战场，用“一切为了翻身”做了动员口号。
肖德元记得一个连长就死在打翻身仗中，他冲得太急，脚下踩了地雷，“怕是憋了一肚子气吧。”赖富柏再次参加了阻击战，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没有水时，甚至只能喝尿。
作战参谋冯志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通过他设计的作战方案，攻克了韩军的阵地，一直打到停战那一天。
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随后宣布，“180师打了翻身仗”。但这个喜悦随即被更大的喜悦冲散。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
人民“罪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180师一部分官兵随部队驻防南京，一部分士兵转业复员。180师的战俘，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
肖德元转业回到成都一家木材公司，报到时，经理听说他是180师的，大吃一惊，“就是那个全军覆没的啊。”
赖富柏也回到了四川安县老家，重操理发旧业。“文革”中，他因为开理发店被打成当地最大走资派，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出来，揭发他所在的180师打了败仗，他是其中的逃跑分子。
“你们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斗？”战友喊。“该斗，该斗！”群众们挥舞起拳头。“
严汝贤则是祸从口出。这个180师539团的文教员，战争结束后进入乐山第五丝织厂。反右时，他和单位同事在茶馆聊起抗美援朝。同事说，打败美帝国主义指日可待。可严汝贤多嘴，偏要用自身经历泼冷水，告诉他180师失利的事实。
当时同事不说话，直到有一天单位开大会，领导在会上突然点名批评，“某人竟敢污蔑志愿军，居心叵测。”随后，严汝贤被单位开除，打成右派，只好回家务农。
曾经的俘虏，日子更不好过。战争结束后，一共有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他们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
在归管所，战俘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高标准对照自己，交代错误。张城垣的处理意见上写着，“受敌严刑拷打较多，是否有失节行为，要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他不服，跑去找归管处的领导，领导严厉地说，“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吴成德则被定性为叛党、叛国，开除了党籍、军籍，分配到东北的农场。“他是被俘的最高领导，180师打了败仗也要算在他头上”，张城垣跑去看他，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无话可说，吴成德突然哭出声来，那一年他已经48岁。
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随后在他们的档案袋里，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样。
由于战俘身份，复员回到地方后，张城垣先后被县广播站、乡信用社开除。“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现行反革命，只能在村里放羊为生。
80岁的钟俊骅如今已经垂垂老矣，1954年，当20岁的他回到成都，街坊邻里慢慢都知道了他的战俘身份。女友的母亲逼他们分手，“她家里人说，难道你想和一个历史不清、政治动摇的人在一起吗？”这句话，折磨了钟俊骅十多年。
“180师是个悲剧，战俘更是个悲剧。”张城垣无奈地说。
两岸书
1988年，山西闻喜县桃沟村的史兴福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一个不认识的人从台湾寄信过来，询问自己是否还在人世。
他让二儿子回信过去，“还活得好好的”，然后问问，是谁呢？
下一封信时隔数月后寄到，署名已经换成了他熟悉的名字——史兴贵。他失踪四十年的弟弟。
1953年，由于身上的刻字，史兴贵不敢回大陆。战争结束后，和其他一万四千名战俘去了台湾。他被编入炮兵营，驻守台南，1969年退役，搬到眷村。
退役后，史兴贵加入了一支由大陆战俘组成的荣工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时候，他们给高速公路打地基，也给铁路铺设枕木，一干又是十二年。
当年，和他一同下山投降的180师战俘一共8人。他们时常约着假期里见面，说一说近况，不觉间就都老了。
8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在台湾结婚成家。
“在部队不准结婚，退役了年纪大了，人又穷，哪有人要呢？”史兴贵所在的眷村，大陆战俘有二十多户，只有两户结了婚，一个娶了瘸子，一个娶了哑巴。孤独的战俘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将、赌博。史兴贵有时一输就是几千台币，他也不在乎。
也有人给史兴贵说媒，对象是一个山村的寡妇，拉扯着几个孩子。他拒绝了。“成家了就回不来了。”
1949年，他参军离家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兄长，妻子才17岁。他想妻子应该改嫁了，哥哥应该还在等着他。
1987年，台湾开放了赴大陆探亲。史兴贵决定给家里去一封信，询问他的哥哥是否还在人世。署名时，他耍了一个心眼，用上了假名。他想，若是哥哥不在了，那么其他人也无须知道他还活着。
收到回信的那一天，史兴贵就决定无论如何要回到老家，再也不离开。
1991年，69岁的史兴贵娶了同村一个63岁的寡妇，成了家。他的哥哥将第四个儿子过继给他，为他送终养老。
“不会再有人写了”
1982年，留在成都的180师老兵朝鲜战争后第一次聚会，地点选在肖德元的单位，一家蔬菜公司下属的职工学校。
话题总离不了180师。这么多年过去，大家心里一直不服气。“我们也是为了荣誉而战，却背了这么一个恶名。”
老兵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把战争失利的责任都推到180师身上，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180师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怎么动，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童志安说。
在山西和北京，另一拨180师的老兵行动了起来。他们决定出一本180师自己的书。书名取为《历史的回音》。张城垣受邀担任该书的执行主编，请各地的180师老兵写自己的经历。“就是为了给180师正名。”张城垣回忆道。
书成后，他们让北京的老首长去请了薄一波作序。薄老评价180师“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1993年，张城垣拿着书稿找到一家出版社，希望能公开出版，对方却以事涉历史太过敏感，不肯合作。
“我们只好自己筹钱出了，第一次印了1000本。”他们通过北京的战友将书送给军内高层，也没收到什么回音。
《历史的回音》首开180师老兵写书的先河，包括集体书写和个人回忆录，如今已有了二十多本，成都老兵出的集体回忆录，名叫《烽烟人生》。
“不会再有人写了，都老了。”早已从国防大学教授任上退休的冯志诚指着桌子上的一堆书，有些落寞地说，志愿军司令部早已解散，180师的番号也在1960年代被撤销，180师的失利，到底是谁的责任，军内已经不关心这段历史了。
在成都，一起写书，让180师的突围和被俘老兵重新建立了联系。每年成都老兵的聚会，战俘都会受邀参加，虽然早已平反，但后者愿意前来的还是寥寥无几。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童志安肯定地说。
2011年，180师的年度聚会正式取消，每一年都有老兵过世，健在的年纪也越发大了。
如今，180师的后代积极地想为自己的父辈正名，他们在网上抱团，建立QQ群，在网站发帖，与攻击180师的网友对骂，联系媒体采访，甚至还有一个建立180师博物馆的愿望。
“应该记住这些老兵，他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石敦豪的女儿石京秀是180师后代群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但在做朝鲜战争口述史的张鸣（化名）看来，这样似乎有些徒劳，“在美国，这场战争叫做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也快被遗忘了吧”。
“这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石京秀为父辈的历史寻找到宏大的叙事，但在韩国，她惊奇地发现，他们的父辈战斗过的鹰峰，如今已被改名为“恋人山公园”。
最后一“战”
180师荣辱六十年.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维
发自：成都 山西运城 北京 2013-12-05 18:08:02
180师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利最严重的部队，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全军覆没”的说法流传甚广。
180师的失利被定性为政治动摇。1954年，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失利原因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不能全推到180师头上，却被批评为已有定论。
归国战俘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高标准对照自己，交代错误。领导严厉的说：“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老兵们以笔为武器，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但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不会再有人写了，都老了。”冯志诚说。
2013年7月24日，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的成都老兵纪念会上，81岁的180师老兵汪元昌最终愤怒了，原因是“原本受邀与会的领导一个也没来”。一百来个在台下昂着白头的老兵，在3个小时的会议时间里也没收到一句对其个人的致敬和感谢。
“这么不重视还开什么会呢？”汪走到签到席把名字一笔划掉，扭头便走。这引发了风波，很多昔日战友都看到了这一幕，但最终没有人去劝这个倔强的老头。
“很理解，也很无奈。”一位180师老兵说，“抗美援朝胜利60年了，我们却仍活在失败的阴影里。”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中，180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孤军深入和执行错误指令，180师11000多人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这是志愿军成建制失利最严重的一次，六十多年来也在多种历史叙述中被称作“朝鲜战争中唯一全军覆没的队伍”。
幸存的180师老兵的余生因这次失败而改变。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被视作耻辱而屡遭冲击，或在异地他乡忍受着奚落和冷遇。然而六十多年来，这支头顶“污名”的败兵之师从未放弃过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维护。
从1991年起，老兵们以笔为武器，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同时出版了二十余本集体或者个人回忆录，总字数达数百万。但时光的敌人仍过于顽强——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这些文字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
如今，一本名为《我们没有全军覆没——180师在朝鲜》的书准备在北京出版，由《沈阳日报》记者关捷采访一年而成。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用最后的力量再一次讲述他们所执守的“正确历史”。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
“把我埋了”
现在，81岁的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肖德元住在成都一个叫九如村的小区，爱好中医养生，摆弄自制药酒。62年前，肖德元在这个城市参军，成为180师538团的一名普通战士。
但和平没有持续太久。1950年12月10日，肖德元和180师1.1万名战士一起接到通知，奔赴3000公里外一个陌生的国度——北朝鲜。这个半岛在一年前爆发内战，战火还一度烧至鸭绿江边。中国组成志愿军支持他的社会主义兄弟。
在从成都到朝鲜漫长的旅途中，年轻人们义愤填膺，一路高声唱着《志愿军军歌》。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海外作战，“抗美援朝”标志着新生共和国从人民战争到国防战争的过渡。在肖德元抵达前线的半年内，四次战役已经相继展开，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逐渐形成拉锯，志愿军司令部决心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战役，打破僵局，争取主动。
1951年春夏之交，志愿军决定“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17岁的肖德元早已等不住了，他听说，美国人就要被赶下海了，再不去就没机会啦。
在这样的乐观氛围中，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共80万人相持于北纬38度线附近。美军不断后撤的磁性战术推高着中国军队的信心。180师领到的任务是从中线直插敌阵，割裂美军和东线韩军的联系。在五天的进攻中，180师前突了一百多公里，顺利割开美军阵地。
此时第一个危险信号出现了——180师的干粮和弹药已告罄，突进也过远。情况很快得到验证，5月22日，随着联合国军全线反攻，战场态势瞬间逆转。美军利用志愿军补给困难的致命弱势，开始收“口袋”，180师首当其冲。
打还是撤？师长郑其贵强调要听从兵团指挥，顾全大局，但兵团下达一个事后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命令——就地阻击敌人，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
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538团战士赖富柏躲在山道旁的树丛中，看着美军坦克在滚滚烟尘中如入无人之境，志愿军战士拿着爆破筒冲上前去。一天的阻击，整个连队只剩下他一人。“他们有坦克飞机，我们什么都没有。”
一天之后，所有的友军已经撤退了，180师却等来了美军机械化部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兵团电令部队向鹰峰撤退，说到了那就有接应，可到达后，却发现敌人的照明弹已经将山谷映成一片惨白。
鹰峰标高1436.9米，这一天，细雨如丝，雨点落在身上，异常寒冷。
这是断粮的第5天，一万余人的180师只能集合起一千来人，靠野菜和树叶勉力维持，重机枪因为搬不动被丢弃，剩下的二十余挺轻机枪，只有一挺还能打几分钟的子弹。
张城垣是师部的宣教干事，他听见师长郑其贵在喃喃自语，“完了，完了。”随后，师长命令机要科长将联络密码全部烧掉，这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吓得哭了起来。
28日，剩下的人决定翻过鹰峰再次突围。在一条山沟下，他们发现了数百名伤员。重伤员在死前大喊“把我埋了，把我埋了”，他们却只能在死者的脸上覆上树叶。
冯志诚在山脚的另一支突围队伍里，他是180师539团的作战参谋，集合起一百多人，下意识地朝北走，团政委韩启明负伤掉队，选择自杀，甚至没人注意到。
肖德元掉队了，他站在北汉江边，江水茫茫，手边只有一支苏制步枪。江对岸，群山之中，炮声隆隆，那里有他被围困的战友。
一个朝鲜老妇人站在木屋前，不断说着什么，他听不懂，大概明白是让他带走屋子里的一具战士遗体，遗体的头上盖着红布。
这个新兵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了，他在心里喊着：“毛主席啊，这个仗怎么打成这样？”
战俘营
炮击终于停了下来，敌军开始搜山。180师538团卫生员钟俊骅就是这时被俘的，他在溪边喝水充饥，枪口忽然捅到了腰间。
张城垣和吴成德一直留在山里，吃光了山沟里的青蛙后，他们决定下山找粮。晚上，张带着四个士兵溜下山，毫无意外地被敌人发现，他们跑啊跑，黑暗中看不清，纷纷坠落悬崖，等他醒过来，两个士兵已经死去，活着的小声告诉他，张干事，我们被俘了。
直到一年后，他才知道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山里又坚持了一年才负伤被俘，成为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
张城垣被送往巨济岛上的志愿军战俘营。在五次战役之前，志愿军战俘不过两千余人，五次战役之后，陡增至一万五千人。
作为宣教干事，他原来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第一条就是不能被俘，想到如今的处境，感到非常羞愧。他在战俘营认出了许多180师的士兵，对方却低着头不愿看他。
180师的被俘军人成为战俘中坚决回国的领导者。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战俘不等于罪犯，战俘营中实行战俘自治。利用这条规定，1952年，他们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发展了两千余名团员，张城垣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还有一张机关报《消息报》，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
战俘营是另一个战场，这里有各色人等。从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特务混进战俘营策反，甚至强行在战俘身上刻上反动口号，让他们不敢回国。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厕所。
180师的干部们也针锋相对发起打击叛徒的运动。“经我批准处死的叛徒就有17个。”张城垣说。
1952年4月8日，在美军正式“甄别”被俘人员遣返意愿之前，180师的士兵们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材料是脱胶了的雨布，原本打算各人献血染红，但收集了一斤后却发现鲜血凝固变黑，最后用的是医务室的红药水。
钟俊骅被选定为升旗手，清晨，战俘们集合起来高唱国歌，许多人热泪盈眶，他们说这是两年战俘生涯中最光荣的一天。
“当时有两条原则，如果交换战俘就坚决回国，不然就自己解放自己。”60年后，张城垣说，“我们是军人，为了荣誉也得回去。”
已有定论
第五次战役后，兵团决定严肃处理180师，对其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内部整肃。
败军的名声很快在军内传开，打饭时，师傅问战士石敦豪，你是哪个师的？得到回复后，围观者开始起哄：“就是那个吃屁火的嘛。”
1951年10月，志愿军对失利作出了正式结论，“180师突围并没有经过严重战斗，但是一个师损失殆尽，给党和人民招致不可弥补的损失”，不能从军事指挥上找原因，而是“政治上动摇逃跑，贪生怕死，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
随后，师长、副师长被撤职，团以上干部党内留党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职、撤职。军部甚至一度考虑撤销180师番号。
539团政治部主任李全山，因为在检讨中表示自己曾有“万一负伤被俘，也要坚持斗争”的思想，被军部严厉批驳，认定“一个团级政治干部，竟准备屈膝作俘，是叛变行为”，给予党内外双重处分，调离军队转业地方。
1952年，对180师的问责再次升级。中共志愿军党委发出文件，强调了“180师全师被歼灭”，该师各级干部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
539团战士童志安参加了团里的排以上干部“180师受挫学习会”，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师会背上政治动摇的恶名，“当时不敢说，许多人都是违心做检查”。
后来，539团团长王至诚无可奈何地说：“这种情况下，我们满身是嘴也说不清。”1954年，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失利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不能把责任全推到180师头上。这被批评为已有定论。
朝鲜战争最后一年，整顿后的180师被重新带回战场，用“一切为了翻身”做了动员口号。
肖德元记得一个连长就死在打翻身仗中，他冲得太急，脚下踩了地雷，“怕是憋了一肚子气吧。”赖富柏再次参加了阻击战，坚守阵地三天三夜，没有水时，甚至只能喝尿。
作战参谋冯志诚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通过他设计的作战方案，攻克了韩军的阵地，一直打到停战那一天。
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随后宣布，“180师打了翻身仗”。但这个喜悦随即被更大的喜悦冲散。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
人民“罪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180师一部分官兵随部队驻防南京，一部分士兵转业复员。180师的战俘，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
肖德元转业回到成都一家木材公司，报到时，经理听说他是180师的，大吃一惊，“就是那个全军覆没的啊。”
赖富柏也回到了四川安县老家，重操理发旧业。“文革”中，他因为开理发店被打成当地最大走资派，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曾经的战友突然站出来，揭发他所在的180师打了败仗，他是其中的逃跑分子。
“你们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斗？”战友喊。“该斗，该斗！”群众们挥舞起拳头。“
严汝贤则是祸从口出。这个180师539团的文教员，战争结束后进入乐山第五丝织厂。反右时，他和单位同事在茶馆聊起抗美援朝。同事说，打败美帝国主义指日可待。可严汝贤多嘴，偏要用自身经历泼冷水，告诉他180师失利的事实。
当时同事不说话，直到有一天单位开大会，领导在会上突然点名批评，“某人竟敢污蔑志愿军，居心叵测。”随后，严汝贤被单位开除，打成右派，只好回家务农。
曾经的俘虏，日子更不好过。战争结束后，一共有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他们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
在归管所，战俘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高标准对照自己，交代错误。张城垣的处理意见上写着，“受敌严刑拷打较多，是否有失节行为，要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他不服，跑去找归管处的领导，领导严厉地说，“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吴成德则被定性为叛党、叛国，开除了党籍、军籍，分配到东北的农场。“他是被俘的最高领导，180师打了败仗也要算在他头上”，张城垣跑去看他，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无话可说，吴成德突然哭出声来，那一年他已经48岁。
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随后在他们的档案袋里，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样。
由于战俘身份，复员回到地方后，张城垣先后被县广播站、乡信用社开除。“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现行反革命，只能在村里放羊为生。
80岁的钟俊骅如今已经垂垂老矣，1954年，当20岁的他回到成都，街坊邻里慢慢都知道了他的战俘身份。女友的母亲逼他们分手，“她家里人说，难道你想和一个历史不清、政治动摇的人在一起吗？”这句话，折磨了钟俊骅十多年。
“180师是个悲剧，战俘更是个悲剧。”张城垣无奈地说。
两岸书
1988年，山西闻喜县桃沟村的史兴福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一个不认识的人从台湾寄信过来，询问自己是否还在人世。
他让二儿子回信过去，“还活得好好的”，然后问问，是谁呢？
下一封信时隔数月后寄到，署名已经换成了他熟悉的名字——史兴贵。他失踪四十年的弟弟。
1953年，由于身上的刻字，史兴贵不敢回大陆。战争结束后，和其他一万四千名战俘去了台湾。他被编入炮兵营，驻守台南，1969年退役，搬到眷村。
退役后，史兴贵加入了一支由大陆战俘组成的荣工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时候，他们给高速公路打地基，也给铁路铺设枕木，一干又是十二年。
当年，和他一同下山投降的180师战俘一共8人。他们时常约着假期里见面，说一说近况，不觉间就都老了。
8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在台湾结婚成家。
“在部队不准结婚，退役了年纪大了，人又穷，哪有人要呢？”史兴贵所在的眷村，大陆战俘有二十多户，只有两户结了婚，一个娶了瘸子，一个娶了哑巴。孤独的战俘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将、赌博。史兴贵有时一输就是几千台币，他也不在乎。
也有人给史兴贵说媒，对象是一个山村的寡妇，拉扯着几个孩子。他拒绝了。“成家了就回不来了。”
1949年，他参军离家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兄长，妻子才17岁。他想妻子应该改嫁了，哥哥应该还在等着他。
1987年，台湾开放了赴大陆探亲。史兴贵决定给家里去一封信，询问他的哥哥是否还在人世。署名时，他耍了一个心眼，用上了假名。他想，若是哥哥不在了，那么其他人也无须知道他还活着。
收到回信的那一天，史兴贵就决定无论如何要回到老家，再也不离开。
1991年，69岁的史兴贵娶了同村一个63岁的寡妇，成了家。他的哥哥将第四个儿子过继给他，为他送终养老。
“不会再有人写了”
1982年，留在成都的180师老兵朝鲜战争后第一次聚会，地点选在肖德元的单位，一家蔬菜公司下属的职工学校。
话题总离不了180师。这么多年过去，大家心里一直不服气。“我们也是为了荣誉而战，却背了这么一个恶名。”
老兵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把战争失利的责任都推到180师身上，扣上“政治动摇”的帽子，“180师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怎么动，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童志安说。
在山西和北京，另一拨180师的老兵行动了起来。他们决定出一本180师自己的书。书名取为《历史的回音》。张城垣受邀担任该书的执行主编，请各地的180师老兵写自己的经历。“就是为了给180师正名。”张城垣回忆道。
书成后，他们让北京的老首长去请了薄一波作序。薄老评价180师“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老部队”。1993年，张城垣拿着书稿找到一家出版社，希望能公开出版，对方却以事涉历史太过敏感，不肯合作。
“我们只好自己筹钱出了，第一次印了1000本。”他们通过北京的战友将书送给军内高层，也没收到什么回音。
《历史的回音》首开180师老兵写书的先河，包括集体书写和个人回忆录，如今已有了二十多本，成都老兵出的集体回忆录，名叫《烽烟人生》。
“不会再有人写了，都老了。”早已从国防大学教授任上退休的冯志诚指着桌子上的一堆书，有些落寞地说，志愿军司令部早已解散，180师的番号也在1960年代被撤销，180师的失利，到底是谁的责任，军内已经不关心这段历史了。
在成都，一起写书，让180师的突围和被俘老兵重新建立了联系。每年成都老兵的聚会，战俘都会受邀参加，虽然早已平反，但后者愿意前来的还是寥寥无几。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童志安肯定地说。
2011年，180师的年度聚会正式取消，每一年都有老兵过世，健在的年纪也越发大了。
如今，180师的后代积极地想为自己的父辈正名，他们在网上抱团，建立QQ群，在网站发帖，与攻击180师的网友对骂，联系媒体采访，甚至还有一个建立180师博物馆的愿望。
“应该记住这些老兵，他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石敦豪的女儿石京秀是180师后代群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但在做朝鲜战争口述史的张鸣（化名）看来，这样似乎有些徒劳，“在美国，这场战争叫做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也快被遗忘了吧”。
“这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石京秀为父辈的历史寻找到宏大的叙事，但在韩国，她惊奇地发现，他们的父辈战斗过的鹰峰，如今已被改名为“恋人山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