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时间： | 2015-12-21 | 点击次数： | 0 |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于1994年4月6日至1994年6月中旬。是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万-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卢旺达总人口1/9以上。大屠杀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是人类现代史上最惨烈的种族灭绝罪行。
从1994年4月7日起，卢旺达胡图族人在3个月时间疯狂屠杀了80万图西族人，酿成近代第一人间惨剧。
今天，幸存者和刽子手们比邻而居，受害者自愿或不自愿地与魔鬼握手。这是一个悲戚、敏感、严肃，又惹人争论不休的故事。
无论是杀人者还是幸存者，他们都面临和解的痛苦。一个是想要遗忘、逃离过去并奔赴未来的人，一个是周而复始不断潜入记忆的沼泽深处——看着躺在沼泽地里沾满血污和泥泞的亲人尸体的人。
一个逃亡21年的“魔鬼”，被抓到了。
21年前，在中部非洲的卢旺达，一场死亡八十多万人（卢旺达国内的数据是107万人）的种族大屠杀与他有关。
国际刑事法庭认为，他要为两万个图西族亡灵负责。由于卢旺达国际刑庭已关门大吉，他将被移交卢旺达国内受审。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消灭“蟑螂”
此人叫恩塔甘齐瓦，今年53岁。近日，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被捕，羁押在小城戈马。
21年前的1994年4月15日，刚过而立的胡图族男子恩塔甘齐瓦拿着枪上了总统卫队的车，往一个教区赶。作为这个教区所属小镇的镇长，恩塔甘齐瓦是最合适的领路人。
等他来到时，教区外面已经围满了胡图族百姓和布隆迪的难民，他们手里拿着非洲大砍刀、锄头、木棍，一路步行来到这里。教堂里，一双双图西人的眼睛透过教堂窗户，惊恐地向外张望，一个出口都没有。
“请里面的人放下武器！”
恩塔甘齐瓦站在车上，拿着扩音大喇叭对着里面的人喊。
他毕竟是镇长，图西人相信他是来保护自己的。然而，一转身，他就下令，屠杀开始。
胡图族民兵拿着砍刀向里头冲，他们的眼睛猩红色，眼前活生生的一颗颗脑袋，好似地里的芦苇竿，他们就像平时下地劳动一样，挥舞着砍刀砍下去。
恩塔甘齐瓦不忘指挥者的角色，时而伸长黑色的手臂，手指在人群中搜索，而后突然定格并冲着喇叭喊：“那个谁谁谁，杀死他！”杀到疯狂处，他也举枪扫射，“消灭”了5个图西人——他们胡图族人眼里的“蟑螂”。
“我后来才明白自己杀了邻居。我是说，杀人的那瞬间，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一直是我的邻居。”一个大屠杀期间的行凶者曾在接受法国记者让·阿查费尔德的采访时这么说。这位战地记者曾在大屠杀后回访卢旺达，写下了刽子手的自白——那黑暗的100天，为过去只有旱季、雨季的卢旺达带来了前所未有、绝无仅有的第三季——《屠刀季》。
多位曾经在卢旺达工作过的外交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相比性格更暴虐的西非人，其实卢旺达人生性淳朴较为敦厚。
而二十年前发生如此暴虐凶残的行为，“这和受教育程度低有关，他们容易盲从。”此外，也受非洲传统的部族政治影响。“非洲国家的人或许不一定知道祖国的总统是谁，但一定知道自己的酋长是谁，酋长的话就像命令。”中国社科院非洲问题专家贺文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这样典型的现代政治架构和传统社会网络并行的状态下，卢旺达的暴虐行为有迹可循。
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非洲新的一轮民主化过程中，不少国家在选举之后，经由某些政客煽动下，百姓一哄而起的现象较为普遍。而作为煽动者的恩塔甘齐瓦，不久将站在卢旺达法庭上，做一场忏悔和告白。在逃亡海外21年之久后，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戈马市被当地警方拘留。
其实，早在2001年，应卢旺达国际刑庭的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23个红色通缉令，他就在这些人里头。但苦于非洲地广人稀加之有些国家不配合，直到去年，仍有包括恩塔甘齐瓦在内的9名要犯在逃。于是，在卢旺达大屠杀20周年之际，一个旨在追捕大屠杀在逃凶犯的联合行动正式启动，由联合国、卢旺达、美国和国际刑警组织一同开展。恩塔甘齐瓦被美国悬赏500万美金捉拿。
或许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他竟然落网了。被捕的地方是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边陲小镇戈马，这里正是当年大屠杀末期，溃败的胡图族凶手及其家属往西逃窜落脚的地方。
现在他被卢旺达国际刑庭以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起诉。但是，由于卢旺达国际刑庭已于去年底关闭，他将被移交卢旺达国内受审。
“这可能意味着他将比很多地位高得多的主案犯蹲更久的监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冷新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分工，联合国安理会下设的卢旺达国际刑庭审判高级政府官员或军人，卢旺达政府则自行负责审判较低层级的官员或平民。
而卢旺达国际刑庭强调人权，量刑往往比较轻。一些在卢旺达国际刑庭上被定罪的高级官员，一般也就判处30年监禁。这样的判决在国际刑庭设立初期遭到了卢旺达政府的强烈抗议。
2012年刚刚修改过的卢旺达国内刑法114和115条规定，实施种族灭绝罪的人最高可被判处终生监禁。“他指挥手下杀人的行为，量刑可能会比真正的执行者要高。”冷新宇说。不过，恩塔甘齐瓦应该觉得幸运，因为要是再早几年被抓，他可能掉脑袋也说不准，因为当时卢旺达国内刑法还未废除死刑。
或许恩塔甘齐瓦知道后也会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悔不该当初吧！事实上，他是目前在逃的9名要犯中职位相对偏低的一位，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通缉令上，他排名倒数第三。
而其余在逃的8人中，真正的“大佬”是为大屠杀罪行提供资金的富商Felicien Kabuga，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刽子手总统卫队的司令官Protais Mpiranya，以及前国防部长Augustin Bizimana。而一些已经在坦桑尼亚北部阿鲁沙卢旺达国际刑庭拘留所服刑的前政权部长级官员们，正享受着极好的待遇。
“死不认罪，很狂”
这所联合国唯一的监狱离阿鲁沙国际机场不远，总共75间牢房。2012年前去参观的前驻卢旺达大使舒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里头关押着32名犯人，都是1994年策划、实施或参与大屠杀的卢旺达前政权党政军要员。除了两个四十多岁的上尉军官和前布塔雷区区长以外，大都是六七十岁的前总理和部长们。
监狱设施相当舒适，每个犯人有单独的一间牢房，十几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个长条桌，两边墙上有书架，竖着一些书籍和字典。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淋浴和卫生隔断。囚犯中十几个部长人人自购手提电脑，但不许上网。
囚犯一日三餐，中午和晚上一般两菜一汤，待遇好过很多非洲国家的监狱（多是两餐甚至一餐）。厨房自烤面包，胜过市场普通产品，同行的坦桑尼亚、乌干达驻卢高官都亲自品尝并证实此话不虚。十几个厨师每周出菜谱，并经医生标出卡路里等营养值。穆斯林专有清真灶，个别人亦有特殊饮食爱好，可以自己订菜，但要自己掏钱。两大间餐厅有十多张餐桌，可供六七十人就餐。
监狱里还有三十来平米的室内健身房，室外有足球场、公用场地的篮球和排球场。图书馆里不少国际名刊大报，包括一些卢旺达报刊。电脑室里架着4台电脑，供囚犯打印材料。资料很全，国际刑庭庭讯记录、法院决定、判决书，应有尽有。
监内专设四五间辩护律师会见室。还有三间小教室，配备教师教犯人学英语，同时由于犯人大多讲法语，所以狱方还聘请法文教师和卢旺达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的老师。舒展说，听说有囚犯要学阿拉伯语，狱方也为其物色老师。
犯人每天6点起床，锻炼1小时。他们7-8点吃早餐，然后可以到图书馆、电脑室、学语言或会见探访的亲友。12：30-13：30是午餐时间，随后午休。下午4-6点自由活动，晚上6-7点晚餐。晚饭后，多数犯人泡在电视机前，可收到的电视台节目有英国BBC、法国France24、美国CNN和南非DSTV。内衣自己洗，其他衣物送外干洗。
医务室有十来平米，一张小床，两个护士是24小时值班，处理一些紧急情况。附近医院有两个医生随叫随到，但由于阿鲁沙的医疗条件不好，一般患者都远赴内罗毕或南非治疗。
在监狱里，由坦桑尼亚人组成的60名狱警24小时轮班。联合国正式职员15人，其他从事打扫、服务、文秘，前后轮换已有五百多人次。仅2011年一年，拘留所的经费开支高达25.7万美元。
“从他们目前生活条件看，联合国颇讲人权，罪犯和嫌犯享有体面的人权和尊严。但是，拿他们同卢旺达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相比，他们的生活要好得多。这是事实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舒展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说。
而当舒展和被关押着的前政权高官交谈时，他们的态度更令他惊愕。“死不认罪，很狂”。舒展说。
一个最典型的犯人是当时唯一的女部长——1994年4―7月临时政府妇女和家庭事务部长波莉娜。在大屠杀期间，她指挥时任卢旺达国立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儿子以及儿媳组织胡图族民兵，在南方布塔雷一带设路障搜捕和强奸图西族妇人少女，然后逐一杀死。
十几年来，自1996年在肯尼亚被捕后，她一直被关押在阿鲁沙拘留所，她享有特殊待遇，专门有两间裁缝房，替自己和“难友”做衣服。
直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她才被国际刑庭判处终生监禁，对她的判决开创了国际法上以煽动强奸罪判处种族灭绝罪的先例。但她不服并提出上诉。虽然认罪，但她要求由法国法官而非乌干达或坦桑尼亚法官审判，她说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支持现政权（卢旺达爱国阵线），“不可能公正”，她这样对舒展说。
“这是个典型的政客，至今满腹仇恨。”这是舒展对简短交谈后的波莉娜的感觉。
事实上，关押在那里的政客多数不认罪。例如，有人会告诉舒展，“我没有错，如果当时不那么做（指屠杀图西族），那么卢旺达爱国阵线打进来后也会对我（胡图族）那么做。”
当然，舒展也见到情绪看起来稳定乐观的前临时政府总理卡班达，他是典型的矮个子胡图族人，见到舒展和其他参观的使节，他自嘲道：“你们肯定都认识我。”当然，这个负责下令屠杀的前卢国政府首脑，照片被印在了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里。
坐牢者当中属年轻一代的前布塔雷区区长任职不过58天，却杀了成千上百人，随即逃亡7年，坐牢10年。但对于大屠杀，他并没有忏悔，而只是说：“这是从政必须付出的代价”。
逍遥法外的罪魁祸首
除此之外，对死难者的不公平，或许还体现在一些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还在逍遥法外。
例如，前胡图政权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夫人阿加特，在大屠杀结束前就已经被法国专机接走逃往法国，至今未接受审判。这个出身胡图族部落望族的前第一夫人，是胡图族理事会“阿加祖”（意即“小屋子”，相当于胡图族长老联席会）的核心成员，“阿加祖”在当时的卢旺达有强大影响力，可以动员民兵、煽动群众。舆论认为，胡图族民兵大开杀戒，她难辞其咎。
还有不少嫌犯经卢旺达国际刑庭审讯后无罪释放，还有臭名昭著的胡图族民兵领袖——总统夫人的亲哥哥济济然伊加佐，以及被认为是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实际意义上的“大当家”的巴格索拉上校，他们安然无恙地生活在西方。
大屠杀之后，卢旺达司法体系被破坏殆尽，原来国家和省法院的800名律师和法官中，只剩下40名还活着并住在卢旺达境内。而参与大屠杀的卢旺达人数量非常多，仅监狱里就关着十余万嫌疑犯。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起诉和惩治在卢旺达境内的武装冲突中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人，卢旺达国际刑庭于1994年11月成立，1996年正式开始运作。该国际刑庭主要审判高级罪犯，而基层平民罪犯由卢旺达国内审判。但在后来接近二十年的时间，卢旺达国际刑庭只起诉了90人，绝大多数被释放，仅有十几个人被判决。这样的效率饱受卢旺达国内政府诟病。
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各成员国有配合国际刑庭调查审理的义务，但是在国际政治角力下，这一条几乎形同虚设。很多案犯得到所在国的安全庇护，国际刑庭束手无策。
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卢旺达
而相比之下，卢旺达国内利用非洲传统社会的审判方法——一种名叫盖卡卡的法庭对行凶者进行审讯，却卓有成效——在2012年便彻底完成对多达十几万人的审判。
这是一种通过施暴者忏悔和道歉为主来获得民族和解的方式，由基层老百姓推选非专业法官开庭，采取“坦白从宽、说谎从严”的量刑规则审判。在这样的审判庭上，你会惊诧于有幸存者说：“怎么能怨恨以上帝形象创造的人？没有人生来就坏，而是在坏的环境中长大才变坏。”
当你问很多卢旺达人为什么决定宽恕罪犯，很多幸存者的回答一样——这是上帝的要求。幸存者罗莎莉亚说：“如今我不想诅咒那个人，上帝会安排他的死法。”连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也承认：“人们都信教，有人甚至盲从。人们通过宗教缓解悲伤和无法释怀的事”。
在大屠杀之后，这位非洲政治强人紧握这个国家的实权，并且在政坛上长袖善舞，把最初联合政府中的总统、总理、内政部长等一把手之位让给胡图族人担任。同时，他通过立法来淡化部族意识，增强国家身份认同。“从此身份证上不再有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大家都是卢旺达人。”
这位高瘦的图西族人领导者，给中国外交官何泗记的印象是话语温和，但作风强硬、雷厉风行。而在卡加梅的同事和朋友眼中，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绝对的禁酒主义者，只喜欢网球和阅读的生活朴素的领导人”。
曾在2010年深入卢旺达首都、基层调研数月的中国社科院学者贺文萍认为，卢旺达的民族和解，与卡加梅廉洁的作风和出色的治理能力分不开。
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走访卢旺达基层职能部门时她发现，官方在各部门贴出工作执行条文，没达标会被扣工资或降职，因此政府高效廉洁，腐败现象很少。而卡加梅下基层视察时经常现场办公，不合格的官员被立刻解职是常有的事。
“有一些西方舆论批评卡加梅专制独裁。但是在种族大屠杀之后的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需要政治强人才能整合管理起来。”贺文萍说。
这位强人的高效治理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自2007年起，卢旺达GDP年均增长保持在8%，堪称非洲的领头羊。“经济搞上去了，百姓安居乐业，人们逐渐转化成以蓝领、白领等社会阶级为身份的结构，从而淡化了民族身份。”
你会好奇，在卢旺达，和解的受害者与施暴者人数不少，二十年来这个国家不曾再陷入种族残杀的境地，而首都基加利还被公认是非洲最安全的城市。这不得不说是全世界认可的一大创举。
但事实上，也有受害者心底的伤痕难以抹去。
“我全家被杀得精光，母亲被活活砍死扔到河里，我知道是谁干的，他们认罪了，根据法律他们坐牢7年获释。从政治上我理解，但作为个人我不理解。”“从幸存者角度讲，和解超出人之能力。”2007年，到盖卡卡法庭旁听的卢旺达某银行行长尼伊比兹对美国记者表示。
“不能指望这一代卢旺达人忘却仇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亲眼看着父母、孩子被杀的，他们都还活着，这些人的心理创伤没有弥合。恐怕要再给他们二三十年的功夫，再过一代人。”在卢旺达工作生活了两年半的舒展感慨道。
每年4月7日起至此后的一百天，是卢旺达大屠杀纪念日，他曾参加过七八次这样的集会，有时候上万甚至上十万人在场。每一次，他都能看见哭晕的幸存者被从人群中抬下来。
也有人对卡加梅每年大肆举办大屠杀纪念活动的目的存疑，认为他残忍迫使图西族老百姓一遍遍扒开伤口，是为了用罪恶感压制曾经犯错的胡图人，并博得国际同情，也认为他的高度集权和言论控制是危机再次产生的隐患。
“不好说。危机或许会重燃。”曾经在非洲工作多年的一位记者也不敢肯定，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以卢旺达为鉴，因为“全世界谁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卢旺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