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县教育局 民办老师的无限悲哀
| 发布时间： | 2009-06-12 | 点击次数： | 0 |
案情回放：
房县教育局 民办老师的无限悲哀
为争取转正，大多民办教师放弃了农业户口。被清退后，无地可种的他们生活堪忧。
被清退后的第五个年头，曾在讲台上站了24年的湖北十堰市房县民办教师刘会华，于2月18日那天被纳入县里的“法制班”学习，过了7天“全封闭的集体生活”。
在“法制班”的6天里，刘会华和其他被清退的另外6名民办教师一起学习了《信访条例》，听“县里的干部”念了各种事关大局和稳定的文件，并最后在悔改书里承认“不该越级上访”。
刘会华和她的“法制班同学”们都持有教师证并具备各种资质证照。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资质完备的他们本该“转正”成为公办教师，不料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清退。
在发现“民转公”的名单中出现多名房县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亲属后，这些曾经的教师历时数年多方反映情况，但换来的却是参加“法制班”学习。
刘会华参加的“法制班”，不是第一届，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届。
民兵训练基地里的“法制培训”
全封闭的“民师培训基地”设在房县西北一栋三层白楼里。这座建在几十米高的土山上的建筑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与外界隔绝开来。周边居民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这里原为房县民兵训练基地。敲门5分钟后，一名身穿警服的人很快出现将记者劝离：“培训期间不能见人”。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此番受训的共7人，分别是45岁的刘会华（女）、56岁的邹正权、55岁的邢华义、60岁的代明玉、46岁的李华（女）、59岁的刘大玉，以及55岁民办教师金开珍（女）的爱人郭新才。直到24日，刘会华等三人“培训合格”回到家中，其余的教师仍在继续“学习”。
房县民师法制班诞生于2005年3月1日，学生开学的日子。当天一早60名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拥到教育局会议室讨说法，拿到政府不能转正的书面通知泣不成声。最后剩下的7位的代表坚持到夜里，因“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直接被拉到看守所进行“法制培训 ”。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被培训者学习时间从8－10天不等，培训内容还包括电焊、搬砖，用以“加深巩固”。
2月18日晚上9点前后，新一批的学员们被拉到基地，手机被收缴。在小白楼的一层，每人分配一间带有铁栏杆的单间，里边很快住进了“陪读”，妇联主任或者老师等不一而足，每人都有两三人陪吃陪读陪谈陪住。多位参加法制班的老师回忆，县里、各乡镇的管信访、政法、教育的领导都出现过基地。“一开始说法制班要培训15天，如果连续参加过三次培训，就要一次培训半年到一年。”
刘会华发现不用这么长时间，培训人员提出表现好可以先走。此后的6日内，刘会华担心孩子无人照料，多次哭诉请求离开。对告别了十多年集体生活的她来说，第一次进法制班是段前所未有的经历。培训是从2009年2月18日开始的，第一批合格者培训时间为一周，“待遇倒是挺好，一日三餐充足，不用干活。”刘会华说。
第二天开始，铁门就很少打开过，真正的封闭法制培训开始了。上午九点开始，他们坐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这些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的老师成了学生，每人手上拿着发放的一个蓝白小16开笔记本，一支黑色签字笔，听年轻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下午则是写心得体会的时间，可多可少但必须写。6天时间里，刘会华写了20页。“老师们有素质，都老实，很自觉，守纪律。”一位陪读对她说。但她发现尽管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却告知不能跟老师们打招呼，吃饭也要打回房间吃，否则轻则被痛斥，重则延长培训时间，这尤其让她很难受。隔壁房间也曾传出激烈的争吵声。
即便表现得好，保证书、悔改书、申请书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她的材料被认为是“写得挺好，写得深刻”。她在材料中说，“通过学习知道不应该越级上访”，“不应到省委门前站一会”，她说自己本来想写犯了错，但感觉自己这个学生没错，就没写。
走出铁门的最后一道程序带有威胁和叮嘱的双重意味。她被告知不许说在基地培训过，不准说出基地在哪儿。2月24日下午两点，由乡镇两位陪读带领，她的法制班结束了。进去时没有任何书证，出来时也不让带那些材料。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谁顶替了他们的转正名额？
和第一次进“法制班”的刘会华不同，这已经是刘大玉的第三回培训了。前两次发生在2005年开春和2007年的秋天，分别是12天和3天。据谢凤英回忆，每次回来之后丈夫都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话很少吃不下睡不着，根本不像以前那个注重仪表的乡村教师。
本报记者调查获知，至少10人曾参加过类似的法制培训。若以次数论，至少两位老师已被培训了三次，两次和一次更易寻见，其中不乏深夜单独带走一人单独培训的事例。
1997年是房县的民办教师命运转折的重要节点。当年国务院发32号文明确，此前清理整顿后留任资格齐备的民办老师，都应在2000年12月31日前妥善安置，并下发了具体名额。
2003年，房县最后一批民办教师面临转正还是清退的生死关口，县内上百名教师都是国家相关政策意义上的合格教师，然而其中大部分却被挡在了门外。被清退的教师们尤为愤怒地发现，不少不具资质但大有来头的人却出现在转正名单中。
房县多位老师长久的调查触目惊心：集中在1996年前后，共有13名教育系统官员的亲属，从商场、汽配厂、铅笔厂和印刷厂等单位被安插到县实验小学、县幼儿园等学校。一些科员甚至司机的亲属都名列其中。
希望曾经距离这些民办教师如此之近，工资从1970年代的4块钱，涨过1990年代的每月110元。在2002年涨到了史无前例的250元。也是这一年，刘大玉抱回了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和县级年度优秀教师的奖状，转正大大有望。
房县教育系统内一位在职老师说，刘大玉和其他的一百多名持证上岗的民办教师一样合格一样先人后己，“国务院承诺民办教师的问题不带入新世纪，他们早该在2000年前就转正了”。
但长达30年的持久期待下，等待中的结果并未如约而至。2003年秋，房县全县统考，年底红色榜单就贴在了县城和各镇学校的门口。刘大玉未能上榜。其时新华社宣布十堰市的民办教师“已成历史”，房县171人中，“民办转公办教师35个，民办教师办理离岗退养22人”。
最后被清退的114名民师就此与讲台绝缘。对未能上榜的教师来说，打击是空前的。56岁的小学一级教师龙顺先落榜后一年没出屋也睡不好，站在人前她觉得抬不起头。而冯晓敏老师不久之后积郁成疾颅内出血，尽管负债累累，5年以来她都始终没去领每年400元的清退费。
刘大玉的老婆谢凤英回忆，落榜后丈夫追着对她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啊”。也曾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擦干眼泪，他收藏好所有的教案、奖状、证件，重新走入已些许陌生的水田旱地，准备接受残酷的清退，“不给国家添乱”。
据一位熟识他的老师说，因为没钱，他一对儿女都在14岁辍学，而今家里装钱的破塑料袋经常都是一分的纸币和钢镚，“连买玉米种都买不起”。
在过去的5年中，这些鄂北山中的教师们拿出仅有的积蓄开始南下武汉北上北京，“找裁判”讨说法。对政策的理解渐渐明晰，直到他们怀疑自己的名额被占用了的那一刻，他们更加认定自己理应是转正的一批。
面对老师们要求彻查的呼声，十堰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房县水电宾馆“私下劝慰”教师们：教育局领导职工的亲戚进入教育系统很正常，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挺大，“他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有权这样做”。
听到这，一位女民办教师大声问了句“到底谁的贡献大？”一抹眼泪，拍案离去。
“30年的媳妇，怎么就熬不成婆”
参加过法制班的民师们大多为终身从教，除少数教师工龄不足30年外，其余都在讲台上站了30年，年龄大多超过半百，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小学一级乃至高级教师。
他们的档案各装一袋仔细保管着，好像他们仍属于一个组织。一位材料这样写着：我们都有过青春年华，也曾身强力壮，是众人中佼佼者……30年的媳妇，怎么就熬不成婆？根据一份针对民办教师的调查报告，湖北十六个市县区有超过8000名民办教师被清退。
很多民办教师因争取转公从而放弃了农业户口，家中已无地可种。在经济危机萧条的当下，因为生计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到浙江、武汉和上海的工地，搬砖头装钢筋。陪同记者采访的老师狠狠心在县城打了一辆黑三轮，上前一问，车主也是一名年过半百的民办教师。
本报记者了解的范围内，除了一位在私立学校里烧饭的老师，二十多位老师没有一个重新站回讲台。龙顺先开了个私人幼儿园，“感觉不太像老师，更像是保姆”。
即便如此，被清退后的5年里，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转为公办教师已不大可能，解决方式已经改变。甚至一张小小的下岗证也让他们期待了许久，尽管没拿到。
县里三年前承诺给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养老保险，确实让大家激动了好一阵。然而教育局拿不出一百多万的补交款，事情搁浅了。冯晓敏老师的开颅手术花了11万，病是自己的，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只能自己还。
农村文化员是眼前最可期待的一种，被安顿的民办教师每月将可能拿到250元。2008年年中，电视台播放了县里几个民办老师房屋开裂，神智不清，市里有领导来视察，说文化员将尽快落实，但县里明确说只有56个名额，尚不足安顿一半被辞退的民师。
进入法制班前一天凌晨5点，7个最后一批被清退的民办教师，结伴来到陌生的武汉咨询政策，正赶上个雨天。怀抱着对转为公办教师尚有的一丝念想，他们坐错了公交车，索性又饿又冷步行了几个小时，刚好经过省委门口站了几分钟。
接待人员出来问明情况后迅速做出安排，专人上前提供咨询。老师们抢着发问，但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民转公已经不可能了。此前，他们在县里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从中午开始，他们又开始跋涉找旅馆，最便宜的也要100元，直到晚上，一堆泥腿子终于找到一家每人10块的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告别湖北省教育厅那个和善的年轻人，他们就被塞上了面包车。老师们多次要求下车，但都被严厉拒绝了。
离开法制班的前一刻，刘会华真心问培训她的人，“这里条件挺好，我能要两间吗？”结束法制培训当晚，刘会华心酸地发现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憋在租来的房子里，已经三天没上学了，一直喊饿。
这位单身母亲幸运获得的低保，由2007年每月70元涨到了2008年的100元。“会因为我参加了法制培训给取消吗？”她急切地反问记者。
对苦无门路的民办教师来说，能够像她一样问上一句的已经是幸运的。他们大多散落在鄂西北山中，能做的只能在晚年中等待，有一些甚至抱憾未能参加培训。“谁愈培训就愈接近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位女老师说这话时马上打住了。
面对刘会华的古怪问题，培训人员是这样回答她的：您得赶紧出去，下一批正等着进来呢。
南方周末记者 朝格图 发自湖北房县 (本文来源：南方网 ) 胡彦
为争取转正，大多民办教师放弃了农业户口。被清退后，无地可种的他们生活堪忧。
被清退后的第五个年头，曾在讲台上站了24年的湖北十堰市房县民办教师刘会华，于2月18日那天被纳入县里的“法制班”学习，过了7天“全封闭的集体生活”。
在“法制班”的6天里，刘会华和其他被清退的另外6名民办教师一起学习了《信访条例》，听“县里的干部”念了各种事关大局和稳定的文件，并最后在悔改书里承认“不该越级上访”。
刘会华和她的“法制班同学”们都持有教师证并具备各种资质证照。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资质完备的他们本该“转正”成为公办教师，不料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清退。
在发现“民转公”的名单中出现多名房县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的亲属后，这些曾经的教师历时数年多方反映情况，但换来的却是参加“法制班”学习。
刘会华参加的“法制班”，不是第一届，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届。
民兵训练基地里的“法制培训”
全封闭的“民师培训基地”设在房县西北一栋三层白楼里。这座建在几十米高的土山上的建筑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与外界隔绝开来。周边居民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这里原为房县民兵训练基地。敲门5分钟后，一名身穿警服的人很快出现将记者劝离：“培训期间不能见人”。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此番受训的共7人，分别是45岁的刘会华（女）、56岁的邹正权、55岁的邢华义、60岁的代明玉、46岁的李华（女）、59岁的刘大玉，以及55岁民办教师金开珍（女）的爱人郭新才。直到24日，刘会华等三人“培训合格”回到家中，其余的教师仍在继续“学习”。
房县民师法制班诞生于2005年3月1日，学生开学的日子。当天一早60名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拥到教育局会议室讨说法，拿到政府不能转正的书面通知泣不成声。最后剩下的7位的代表坚持到夜里，因“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直接被拉到看守所进行“法制培训 ”。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被培训者学习时间从8－10天不等，培训内容还包括电焊、搬砖，用以“加深巩固”。
2月18日晚上9点前后，新一批的学员们被拉到基地，手机被收缴。在小白楼的一层，每人分配一间带有铁栏杆的单间，里边很快住进了“陪读”，妇联主任或者老师等不一而足，每人都有两三人陪吃陪读陪谈陪住。多位参加法制班的老师回忆，县里、各乡镇的管信访、政法、教育的领导都出现过基地。“一开始说法制班要培训15天，如果连续参加过三次培训，就要一次培训半年到一年。”
刘会华发现不用这么长时间，培训人员提出表现好可以先走。此后的6日内，刘会华担心孩子无人照料，多次哭诉请求离开。对告别了十多年集体生活的她来说，第一次进法制班是段前所未有的经历。培训是从2009年2月18日开始的，第一批合格者培训时间为一周，“待遇倒是挺好，一日三餐充足，不用干活。”刘会华说。
第二天开始，铁门就很少打开过，真正的封闭法制培训开始了。上午九点开始，他们坐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这些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的老师成了学生，每人手上拿着发放的一个蓝白小16开笔记本，一支黑色签字笔，听年轻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下午则是写心得体会的时间，可多可少但必须写。6天时间里，刘会华写了20页。“老师们有素质，都老实，很自觉，守纪律。”一位陪读对她说。但她发现尽管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却告知不能跟老师们打招呼，吃饭也要打回房间吃，否则轻则被痛斥，重则延长培训时间，这尤其让她很难受。隔壁房间也曾传出激烈的争吵声。
即便表现得好，保证书、悔改书、申请书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她的材料被认为是“写得挺好，写得深刻”。她在材料中说，“通过学习知道不应该越级上访”，“不应到省委门前站一会”，她说自己本来想写犯了错，但感觉自己这个学生没错，就没写。
走出铁门的最后一道程序带有威胁和叮嘱的双重意味。她被告知不许说在基地培训过，不准说出基地在哪儿。2月24日下午两点，由乡镇两位陪读带领，她的法制班结束了。进去时没有任何书证，出来时也不让带那些材料。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谁顶替了他们的转正名额？
和第一次进“法制班”的刘会华不同，这已经是刘大玉的第三回培训了。前两次发生在2005年开春和2007年的秋天，分别是12天和3天。据谢凤英回忆，每次回来之后丈夫都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话很少吃不下睡不着，根本不像以前那个注重仪表的乡村教师。
本报记者调查获知，至少10人曾参加过类似的法制培训。若以次数论，至少两位老师已被培训了三次，两次和一次更易寻见，其中不乏深夜单独带走一人单独培训的事例。
1997年是房县的民办教师命运转折的重要节点。当年国务院发32号文明确，此前清理整顿后留任资格齐备的民办老师，都应在2000年12月31日前妥善安置，并下发了具体名额。
2003年，房县最后一批民办教师面临转正还是清退的生死关口，县内上百名教师都是国家相关政策意义上的合格教师，然而其中大部分却被挡在了门外。被清退的教师们尤为愤怒地发现，不少不具资质但大有来头的人却出现在转正名单中。
房县多位老师长久的调查触目惊心：集中在1996年前后，共有13名教育系统官员的亲属，从商场、汽配厂、铅笔厂和印刷厂等单位被安插到县实验小学、县幼儿园等学校。一些科员甚至司机的亲属都名列其中。
希望曾经距离这些民办教师如此之近，工资从1970年代的4块钱，涨过1990年代的每月110元。在2002年涨到了史无前例的250元。也是这一年，刘大玉抱回了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和县级年度优秀教师的奖状，转正大大有望。
房县教育系统内一位在职老师说，刘大玉和其他的一百多名持证上岗的民办教师一样合格一样先人后己，“国务院承诺民办教师的问题不带入新世纪，他们早该在2000年前就转正了”。
但长达30年的持久期待下，等待中的结果并未如约而至。2003年秋，房县全县统考，年底红色榜单就贴在了县城和各镇学校的门口。刘大玉未能上榜。其时新华社宣布十堰市的民办教师“已成历史”，房县171人中，“民办转公办教师35个，民办教师办理离岗退养22人”。
最后被清退的114名民师就此与讲台绝缘。对未能上榜的教师来说，打击是空前的。56岁的小学一级教师龙顺先落榜后一年没出屋也睡不好，站在人前她觉得抬不起头。而冯晓敏老师不久之后积郁成疾颅内出血，尽管负债累累，5年以来她都始终没去领每年400元的清退费。
刘大玉的老婆谢凤英回忆，落榜后丈夫追着对她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啊”。也曾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擦干眼泪，他收藏好所有的教案、奖状、证件，重新走入已些许陌生的水田旱地，准备接受残酷的清退，“不给国家添乱”。
据一位熟识他的老师说，因为没钱，他一对儿女都在14岁辍学，而今家里装钱的破塑料袋经常都是一分的纸币和钢镚，“连买玉米种都买不起”。
在过去的5年中，这些鄂北山中的教师们拿出仅有的积蓄开始南下武汉北上北京，“找裁判”讨说法。对政策的理解渐渐明晰，直到他们怀疑自己的名额被占用了的那一刻，他们更加认定自己理应是转正的一批。
面对老师们要求彻查的呼声，十堰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房县水电宾馆“私下劝慰”教师们：教育局领导职工的亲戚进入教育系统很正常，领导们对教育的贡献挺大，“他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有权这样做”。
听到这，一位女民办教师大声问了句“到底谁的贡献大？”一抹眼泪，拍案离去。
“30年的媳妇，怎么就熬不成婆”
参加过法制班的民师们大多为终身从教，除少数教师工龄不足30年外，其余都在讲台上站了30年，年龄大多超过半百，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小学一级乃至高级教师。
他们的档案各装一袋仔细保管着，好像他们仍属于一个组织。一位材料这样写着：我们都有过青春年华，也曾身强力壮，是众人中佼佼者……30年的媳妇，怎么就熬不成婆？根据一份针对民办教师的调查报告，湖北十六个市县区有超过8000名民办教师被清退。
很多民办教师因争取转公从而放弃了农业户口，家中已无地可种。在经济危机萧条的当下，因为生计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到浙江、武汉和上海的工地，搬砖头装钢筋。陪同记者采访的老师狠狠心在县城打了一辆黑三轮，上前一问，车主也是一名年过半百的民办教师。
本报记者了解的范围内，除了一位在私立学校里烧饭的老师，二十多位老师没有一个重新站回讲台。龙顺先开了个私人幼儿园，“感觉不太像老师，更像是保姆”。
即便如此，被清退后的5年里，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转为公办教师已不大可能，解决方式已经改变。甚至一张小小的下岗证也让他们期待了许久，尽管没拿到。
县里三年前承诺给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养老保险，确实让大家激动了好一阵。然而教育局拿不出一百多万的补交款，事情搁浅了。冯晓敏老师的开颅手术花了11万，病是自己的，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只能自己还。
农村文化员是眼前最可期待的一种，被安顿的民办教师每月将可能拿到250元。2008年年中，电视台播放了县里几个民办老师房屋开裂，神智不清，市里有领导来视察，说文化员将尽快落实，但县里明确说只有56个名额，尚不足安顿一半被辞退的民师。
进入法制班前一天凌晨5点，7个最后一批被清退的民办教师，结伴来到陌生的武汉咨询政策，正赶上个雨天。怀抱着对转为公办教师尚有的一丝念想，他们坐错了公交车，索性又饿又冷步行了几个小时，刚好经过省委门口站了几分钟。
接待人员出来问明情况后迅速做出安排，专人上前提供咨询。老师们抢着发问，但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民转公已经不可能了。此前，他们在县里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从中午开始，他们又开始跋涉找旅馆，最便宜的也要100元，直到晚上，一堆泥腿子终于找到一家每人10块的小旅馆住下了。第二天，告别湖北省教育厅那个和善的年轻人，他们就被塞上了面包车。老师们多次要求下车，但都被严厉拒绝了。
离开法制班的前一刻，刘会华真心问培训她的人，“这里条件挺好，我能要两间吗？”结束法制培训当晚，刘会华心酸地发现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憋在租来的房子里，已经三天没上学了，一直喊饿。
这位单身母亲幸运获得的低保，由2007年每月70元涨到了2008年的100元。“会因为我参加了法制培训给取消吗？”她急切地反问记者。
对苦无门路的民办教师来说，能够像她一样问上一句的已经是幸运的。他们大多散落在鄂西北山中，能做的只能在晚年中等待，有一些甚至抱憾未能参加培训。“谁愈培训就愈接近解决自己的问题。”一位女老师说这话时马上打住了。
面对刘会华的古怪问题，培训人员是这样回答她的：您得赶紧出去，下一批正等着进来呢。
南方周末记者 朝格图 发自湖北房县 (本文来源：南方网 ) 胡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