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高 谁有权监督执政党
| 发布时间： | 2009-06-27 | 点击次数： | 0 |
案情回放：
王明高 谁有权监督执政党
——反腐不可过头，重在制度科学
2009年06月25日15:20 南方周末
■在官员眼中，一个清廉的异端远比一个腐败的同党危险。
■运动反腐最大的弱点是国家容易走向无序。
■管你是什么形式，走私犯罪也好，行贿受贿也好，几十条甚至上百条、上千条途径，最后都流到了腐败官员的家庭财产里面，这是腐败的根基。
■江西原副省长胡长清曾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牛栏关猫，进出自如”，意思是制度对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来说，他完全可以随意进出，畅通无阻。
6月初最轰动的新闻，当属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戏剧性转变。之前，这位深圳政坛“黑马”如往常般出席美国思科公司签约活动，在网络演播室对“深圳城市文明”侃侃而谈。数天之后，在8日新华社的一句话简讯中，他奋斗多年的政治生涯戛然终结。连同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天津市委常委皮黔生，近期已有4位省部级干部“出事”。
这再次触动了公众反腐败的敏感神经。坊间的议论汹涌而激烈：为何一把手、高级官员的腐败接连不断？在转型期的中国，如何用新思维推进反腐败工作，从根本上减少腐败现象？南方周末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博士。
曾锦春案的反思
南方周末：一连串省部级干部落马，公众感叹，为何反腐力度一大，就牵出这么多问题官员，高级干部也不例外？
王明高：某个腐败官员落马，可能有自身的原因；如果是一串串地落马，那就可能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为何之前海关系统的贪污案那么多？银行系统那么多？国有企业那么多？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巨大漏洞，当权力寻租时，他可以轻易规避各方面的制约。
南方周末：在湖南，近年也发生类似的窝案，郴州官场前后几任市委书记、市长和纪委书记都落马了。
王明高：在郴州系列腐败案中，我们面对面地接触过这些落马的书记、市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宣传部长，都是一把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权力太大，缺乏监督。
南方周末：你是在这些人下台被判刑之后接触他们的吗？
王明高：和省纪委、省检察院的同志一道，在牢房里面，和他们面对面地进行，一般聊三四个小时。我们还到他们的老家访问过他们的父母，到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去调查，从他们小学到高中、读大学的地方，几乎都去了。有的人我还比较熟悉，过去有工作联系。他们认为，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弱，同级监督太软。
南方周末：监督无力，就很难避免不走上腐败路。
王明高：对，首先是第一笔受贿。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第一次受贿是在1991年。当时过年，下面一个干部给他送了一千块钱。那时一般送烟酒。送两条最好的烟大概是四五百块钱，买好的酒当时也是四五百块钱。送礼的人就对他讲，这就是给他的烟酒钱。他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买烟酒大概也要这么多钱，他就收下了。后来慢慢地送的人多了，财政局、国土局等好单位的干部想保住位置，过年要给他送；差单位的干部想往好的单位调，要给他送；在乡村工作的想调到县城来，也要送；他给一些单位或者个人解决工作困难，人家感谢他，也要送。他当官越久，财富积累得就越多，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
南方周末：就是这么长年累月积攒起来的？
王明高：对。所以就监督而言，第一，人性有弱点，他不希望监督；第二，他是一把手，监督他的人很少。曾锦春是纪委书记，是监督人家的。下面来监督他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郴州就一个人能监督他，那就是市委书记。但是市委书记当时也在搞房地产腐败，知道曾在矿上搞贪污。两个人彼此心照不宣。
上级组织由于隔得远，对曾的一言一行并不清楚，所以看到的往往是假象。从纪委书记表象来看，曾锦春是做得很好的。他提出“三子”，一是案子，就是抓腐败案子，纪委书记不抓案子就没有权威；第二就是稿子，你不宣传抓的“案子”，外面就不知道，所以他对舆论宣传是很重视的；第三个就是票子，你这个系统没钱，干部就会有反对意见。他对本单位干部的提拔、干部福利待遇非常关心，所以内部很少有人告他的状。他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纪委系统内干部工作调动，不收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关于一把手监督的问题，已经重新引起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湖南省纪委正在实行对县处级的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即人、财、物不再由一把手具体分管，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
南方周末：你作为多年研究反腐败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反腐败现状和社会对腐败现象的认识有何看法？
王明高：大家都知道权力异化的危害，但对于如何扼制权力，官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群众的认识也不一致。我希望借此机会澄清几种似是而非的认识。
一是清官反腐。中国人特别喜欢将政治的清明寄托在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身上。但历史事实证明，清官反腐对一些具体的案件和一个地方，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人治体系中，上级对下级用人，一般以忠诚为标准。在官员眼中，一个清廉的异端远比一个腐败的同党危险。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铲除异己，而不是清除腐败。其次，清官反腐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对于皇帝来说，最高目标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威望和政权的稳定性。腐败当然要反，但只有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稳定性的时候才会去反。再者，清官官越大，反腐败的能力越小。包拯当上了宰相后，与基层社会隔的层级太多，连状纸都接不到了。此外，清官还需过家庭关。清代清官张玮感慨：“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改其守矣。”如果官员妻儿、部下贪心，你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
二是重典反腐。古希腊，统治者制订法规，让腐败官员在斗兽场中与饥饿的老虎狮子决斗。明代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扼制官员的贪欲，欲使政权长治久安。酷烈的量刑震慑了许多官吏，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朱元璋临死前感叹：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重典反腐，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例子。
第三个就是运动反腐。
世界范围的运动反腐，大致有两种形态：几乎所有政变，都是打的反腐败旗号，都是说现有政权腐败了，我们要推翻它。像缅甸、泰国等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另一种是群众性反腐运动。新中国初期搞过“三反”、“五反”运动，改革开放后，反腐败运动也持续不断。
大体上，中国的反腐运动，仍遵循传统的伦理型反腐路线：政治思想运动多而制度建设少，诉之于道德者多而求之于法律者少。反腐力度取决于领导者对廉政的重视程度，一旦领导注意力转移，反腐工作难免中断，有关文件批示和反腐措施便束之高阁。所以运动一来，腐败销声匿迹，运动过后，腐败故态重萌甚至蔓延。
运动反腐最大的弱点是国家容易走向无序。反腐败过头，易导致政局动乱。反腐败如果失去科学理性，迎合群众的情绪，过度用力，极易引起国家政局不稳甚至发生动乱，所以反腐败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运动反腐就很容易被社会情绪牵着走。
南方周末：政治斗争直接用反腐败的口号，这样最能煽动民心。
王明高：在许多国家，学生造反、工人造反、军队造反，为何都不易成功？因为它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不能引起全社会共鸣。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最有号召力的就是反腐败，它能够在全社会产生强烈共鸣。所以我们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都坚决反腐败。
避免“牛栏关猫，进出自如”
南方周末：你马上就要出版的《科学制度反腐论》专著，提出通过建立科学制度来反腐，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王明高：通过建立科学制度，把腐败最大限度地降到最低限度，使国家能得到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
南方周末：现在腐败现象，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政一把手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贪污腐败难以查处。
王明高：现在的腐败案，包括一把手贪污等等，最后绝对都是落在经济利益和家庭财产上。不管你是什么形式，走私犯罪也好，行贿受贿也好，都是这样。官员腐败，不管是哪个系统、哪个环节上，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上千条途径，最后都流到了腐败官员的家庭财产里面，这是腐败的根基。
南方周末：科学制度反腐是什么意思？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科学可能是一个很虚的词，什么样的制度叫科学呢？
王明高：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晶。对反腐败来说，科学就是制度严密、没有漏洞。比如说用鱼网捕鱼，贪官就像一条鱼，有网把他网住了，但是你的网有一个漏洞，那就会跑掉了。那就不叫科学了。
南方周末：中国三十多年来，出台了很多反腐的法律法规，中国也在提制度反腐……
王明高：现在制度不够严密，有不少漏洞。江西原副省长胡长清曾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牛栏关猫，进出自如”。意思是制度对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来说，就像是牛栏关猫，他完全可以随意进出，畅通无阻。
为什么那些发达国家比较清廉？很重要的是它实行了科学的方法和制度，一个是官员的家庭财产定期申报制度，另一个是金融实名制度。
家庭财产定期申报制度为什么对反腐败那么有效呢？官员不管用什么方式，最终得来的利益，都会变成家庭财产。这是一个规律。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就是“阳光”法案。就是使你的家庭财产见阳光。
金融实名制在全世界来说，是反腐败最好的制度之一。银行对你的现金、股票、债券、保险等等，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只要有疑问，一查就一目了然。有官员买了和收入不相称的房子，他说我借我哥哥的，或者借哪个朋友的钱，没有实行金融实名制，你不知道真假。实行金融实名制以后，他说借他哥哥的，账号打开一看，没有汇款啊，就知道肯定是假的，就可以追查。
金融实名制对受贿的人是天然的遏制。没有这个制度，我要受贿，十万元、一百万元一下子就可以取出来。实行金融实名制以后，对取出现金的额度有限制，假设一次只能取一千块钱。你要吃饭、坐飞机，你买房买车，都从银行卡上走。这样你一万元要取十次，十万元要取一百次，每次都记录在案，很容易引起银行和纪检部门的怀疑。
韩国1993年实施金融实名制度，56.6万个账户、2.8万亿韩元的假姓名存款彻底曝光，包括韩国大法院院长在内的一大批高官先后辞职，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更是由此东窗事发。
官员腐败要不变成金钱，要不变成家庭资产，官员财产申报和金融实名两项制度结合在一起，腐败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们现在反腐败就像和腐败分子打太极拳，究竟哪些干部是清廉的，哪些不清廉，你不清楚，同腐败分子打一场只知己不知彼的反腐败战争。
南方周末：所以就弄出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王明高：对。这两项制度的实行，还需要有三个配套制度，一个就是信用保障号码制度。许多国家都在实行，就是公民从出生到死都有一个账号，你银行开户存钱、买房子、买车、买手机卡，你找工作、办医保，甚至出国坐飞机，都要和它直接挂钩。为什么现在有的贪官有四五个家，护照一堆，就是因为没有实行信用保障号码制度。
例如，美国在1935年设立了九位数的社会保障号码（SSN）。每个公民拥有一个号码，集合了一个人一生几乎所有的背景资料，既包括年龄、性别、出生日期等自然状况，也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纳税、社会保障、与银行交易时的信用状况、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等等。
社会保障号码具有惟一性和通用性的特点，国税局采用社会保障号码作为公民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号码。一旦违规，其行为将被立即记录于违规者的社会保障号码中，从而对违规者日后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使得求职、经营、消费变得相当困难。
这个制度逼得所有人讲诚信，讲规矩，也为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打下了基础。
此外，还有遗产税和赠予税制度以及国际反腐败合作制度。
南方周末：是不是在实行这些制度的国家，同样也有严重的腐败现象存在？
王明高：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国家，腐败也有，有的也很严重。但是，凡是实行这两个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清廉方面发展，这是趋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因为实施这些制度，比过去更腐败的。当然清廉有程度差异，这与国家文化、习俗，特别与制度执行的刚性有关。
南方周末：在中国，所有的法律都面临执行难的问题。
王明高：所以我希望制定反腐败法，这五个好的制度，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像一根钢绳一样把一块块木板捆起来，形成一个木桶般牢固的体系。
南方周末：你说真正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就必然包含从高层领导人到各级一把手，都要纳入这个制度。他们也必须要公布家庭财产？
王明高：百分之百的。他们的一切财产都要公布，官员每个人也就一个号码。在这个制度环境下，国家没有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你是谁。
南方周末：现实地说，想象各级官员都能够公开自己的财产，觉得很遥远。这一制度的推行对于当前的官僚体系而言，将会形成巨大的冲击。现实的可能性如何？
王明高：实行这个制度有三大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
改革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像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实行金融实名制，导致两位前总统的身败名裂和自身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举措使得政府内阁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
经济风险是指这些制度实施后，腐败官员会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可能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民经济面临风险。
而社会风险，历史上许多不安定现象，最初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引发的。腐败现象的曝光和查处，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执政党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使执政党的公信力面临巨大的考验。
上述三大风险，对于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来说，尽管有着不可确定的因素，但仍属“刮骨疗伤”之痛。在党正处于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无疑是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期。我认为，当腐败在中国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前，采取既有利于遏制和惩治腐败，又能够较好化解三大风险的理性务实的举措，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既是现实之需，更是历史之举。
——反腐不可过头，重在制度科学
2009年06月25日15:20 南方周末
■在官员眼中，一个清廉的异端远比一个腐败的同党危险。
■运动反腐最大的弱点是国家容易走向无序。
■管你是什么形式，走私犯罪也好，行贿受贿也好，几十条甚至上百条、上千条途径，最后都流到了腐败官员的家庭财产里面，这是腐败的根基。
■江西原副省长胡长清曾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牛栏关猫，进出自如”，意思是制度对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来说，他完全可以随意进出，畅通无阻。
6月初最轰动的新闻，当属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戏剧性转变。之前，这位深圳政坛“黑马”如往常般出席美国思科公司签约活动，在网络演播室对“深圳城市文明”侃侃而谈。数天之后，在8日新华社的一句话简讯中，他奋斗多年的政治生涯戛然终结。连同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天津市委常委皮黔生，近期已有4位省部级干部“出事”。
这再次触动了公众反腐败的敏感神经。坊间的议论汹涌而激烈：为何一把手、高级官员的腐败接连不断？在转型期的中国，如何用新思维推进反腐败工作，从根本上减少腐败现象？南方周末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博士。
曾锦春案的反思
南方周末：一连串省部级干部落马，公众感叹，为何反腐力度一大，就牵出这么多问题官员，高级干部也不例外？
王明高：某个腐败官员落马，可能有自身的原因；如果是一串串地落马，那就可能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为何之前海关系统的贪污案那么多？银行系统那么多？国有企业那么多？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着巨大漏洞，当权力寻租时，他可以轻易规避各方面的制约。
南方周末：在湖南，近年也发生类似的窝案，郴州官场前后几任市委书记、市长和纪委书记都落马了。
王明高：在郴州系列腐败案中，我们面对面地接触过这些落马的书记、市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宣传部长，都是一把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权力太大，缺乏监督。
南方周末：你是在这些人下台被判刑之后接触他们的吗？
王明高：和省纪委、省检察院的同志一道，在牢房里面，和他们面对面地进行，一般聊三四个小时。我们还到他们的老家访问过他们的父母，到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去调查，从他们小学到高中、读大学的地方，几乎都去了。有的人我还比较熟悉，过去有工作联系。他们认为，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弱，同级监督太软。
南方周末：监督无力，就很难避免不走上腐败路。
王明高：对，首先是第一笔受贿。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第一次受贿是在1991年。当时过年，下面一个干部给他送了一千块钱。那时一般送烟酒。送两条最好的烟大概是四五百块钱，买好的酒当时也是四五百块钱。送礼的人就对他讲，这就是给他的烟酒钱。他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买烟酒大概也要这么多钱，他就收下了。后来慢慢地送的人多了，财政局、国土局等好单位的干部想保住位置，过年要给他送；差单位的干部想往好的单位调，要给他送；在乡村工作的想调到县城来，也要送；他给一些单位或者个人解决工作困难，人家感谢他，也要送。他当官越久，财富积累得就越多，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
南方周末：就是这么长年累月积攒起来的？
王明高：对。所以就监督而言，第一，人性有弱点，他不希望监督；第二，他是一把手，监督他的人很少。曾锦春是纪委书记，是监督人家的。下面来监督他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郴州就一个人能监督他，那就是市委书记。但是市委书记当时也在搞房地产腐败，知道曾在矿上搞贪污。两个人彼此心照不宣。
上级组织由于隔得远，对曾的一言一行并不清楚，所以看到的往往是假象。从纪委书记表象来看，曾锦春是做得很好的。他提出“三子”，一是案子，就是抓腐败案子，纪委书记不抓案子就没有权威；第二就是稿子，你不宣传抓的“案子”，外面就不知道，所以他对舆论宣传是很重视的；第三个就是票子，你这个系统没钱，干部就会有反对意见。他对本单位干部的提拔、干部福利待遇非常关心，所以内部很少有人告他的状。他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纪委系统内干部工作调动，不收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关于一把手监督的问题，已经重新引起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湖南省纪委正在实行对县处级的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即人、财、物不再由一把手具体分管，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清官反腐、重典反腐、运动反腐
南方周末：你作为多年研究反腐败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反腐败现状和社会对腐败现象的认识有何看法？
王明高：大家都知道权力异化的危害，但对于如何扼制权力，官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群众的认识也不一致。我希望借此机会澄清几种似是而非的认识。
一是清官反腐。中国人特别喜欢将政治的清明寄托在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身上。但历史事实证明，清官反腐对一些具体的案件和一个地方，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人治体系中，上级对下级用人，一般以忠诚为标准。在官员眼中，一个清廉的异端远比一个腐败的同党危险。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铲除异己，而不是清除腐败。其次，清官反腐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对于皇帝来说，最高目标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威望和政权的稳定性。腐败当然要反，但只有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稳定性的时候才会去反。再者，清官官越大，反腐败的能力越小。包拯当上了宰相后，与基层社会隔的层级太多，连状纸都接不到了。此外，清官还需过家庭关。清代清官张玮感慨：“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改其守矣。”如果官员妻儿、部下贪心，你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
二是重典反腐。古希腊，统治者制订法规，让腐败官员在斗兽场中与饥饿的老虎狮子决斗。明代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扼制官员的贪欲，欲使政权长治久安。酷烈的量刑震慑了许多官吏，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朱元璋临死前感叹：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重典反腐，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例子。
第三个就是运动反腐。
世界范围的运动反腐，大致有两种形态：几乎所有政变，都是打的反腐败旗号，都是说现有政权腐败了，我们要推翻它。像缅甸、泰国等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另一种是群众性反腐运动。新中国初期搞过“三反”、“五反”运动，改革开放后，反腐败运动也持续不断。
大体上，中国的反腐运动，仍遵循传统的伦理型反腐路线：政治思想运动多而制度建设少，诉之于道德者多而求之于法律者少。反腐力度取决于领导者对廉政的重视程度，一旦领导注意力转移，反腐工作难免中断，有关文件批示和反腐措施便束之高阁。所以运动一来，腐败销声匿迹，运动过后，腐败故态重萌甚至蔓延。
运动反腐最大的弱点是国家容易走向无序。反腐败过头，易导致政局动乱。反腐败如果失去科学理性，迎合群众的情绪，过度用力，极易引起国家政局不稳甚至发生动乱，所以反腐败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运动反腐就很容易被社会情绪牵着走。
南方周末：政治斗争直接用反腐败的口号，这样最能煽动民心。
王明高：在许多国家，学生造反、工人造反、军队造反，为何都不易成功？因为它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不能引起全社会共鸣。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最有号召力的就是反腐败，它能够在全社会产生强烈共鸣。所以我们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都坚决反腐败。
避免“牛栏关猫，进出自如”
南方周末：你马上就要出版的《科学制度反腐论》专著，提出通过建立科学制度来反腐，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王明高：通过建立科学制度，把腐败最大限度地降到最低限度，使国家能得到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
南方周末：现在腐败现象，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政一把手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贪污腐败难以查处。
王明高：现在的腐败案，包括一把手贪污等等，最后绝对都是落在经济利益和家庭财产上。不管你是什么形式，走私犯罪也好，行贿受贿也好，都是这样。官员腐败，不管是哪个系统、哪个环节上，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上千条途径，最后都流到了腐败官员的家庭财产里面，这是腐败的根基。
南方周末：科学制度反腐是什么意思？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科学可能是一个很虚的词，什么样的制度叫科学呢？
王明高：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晶。对反腐败来说，科学就是制度严密、没有漏洞。比如说用鱼网捕鱼，贪官就像一条鱼，有网把他网住了，但是你的网有一个漏洞，那就会跑掉了。那就不叫科学了。
南方周末：中国三十多年来，出台了很多反腐的法律法规，中国也在提制度反腐……
王明高：现在制度不够严密，有不少漏洞。江西原副省长胡长清曾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牛栏关猫，进出自如”。意思是制度对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来说，就像是牛栏关猫，他完全可以随意进出，畅通无阻。
为什么那些发达国家比较清廉？很重要的是它实行了科学的方法和制度，一个是官员的家庭财产定期申报制度，另一个是金融实名制度。
家庭财产定期申报制度为什么对反腐败那么有效呢？官员不管用什么方式，最终得来的利益，都会变成家庭财产。这是一个规律。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就是“阳光”法案。就是使你的家庭财产见阳光。
金融实名制在全世界来说，是反腐败最好的制度之一。银行对你的现金、股票、债券、保险等等，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只要有疑问，一查就一目了然。有官员买了和收入不相称的房子，他说我借我哥哥的，或者借哪个朋友的钱，没有实行金融实名制，你不知道真假。实行金融实名制以后，他说借他哥哥的，账号打开一看，没有汇款啊，就知道肯定是假的，就可以追查。
金融实名制对受贿的人是天然的遏制。没有这个制度，我要受贿，十万元、一百万元一下子就可以取出来。实行金融实名制以后，对取出现金的额度有限制，假设一次只能取一千块钱。你要吃饭、坐飞机，你买房买车，都从银行卡上走。这样你一万元要取十次，十万元要取一百次，每次都记录在案，很容易引起银行和纪检部门的怀疑。
韩国1993年实施金融实名制度，56.6万个账户、2.8万亿韩元的假姓名存款彻底曝光，包括韩国大法院院长在内的一大批高官先后辞职，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更是由此东窗事发。
官员腐败要不变成金钱，要不变成家庭资产，官员财产申报和金融实名两项制度结合在一起，腐败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们现在反腐败就像和腐败分子打太极拳，究竟哪些干部是清廉的，哪些不清廉，你不清楚，同腐败分子打一场只知己不知彼的反腐败战争。
南方周末：所以就弄出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王明高：对。这两项制度的实行，还需要有三个配套制度，一个就是信用保障号码制度。许多国家都在实行，就是公民从出生到死都有一个账号，你银行开户存钱、买房子、买车、买手机卡，你找工作、办医保，甚至出国坐飞机，都要和它直接挂钩。为什么现在有的贪官有四五个家，护照一堆，就是因为没有实行信用保障号码制度。
例如，美国在1935年设立了九位数的社会保障号码（SSN）。每个公民拥有一个号码，集合了一个人一生几乎所有的背景资料，既包括年龄、性别、出生日期等自然状况，也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纳税、社会保障、与银行交易时的信用状况、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等等。
社会保障号码具有惟一性和通用性的特点，国税局采用社会保障号码作为公民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号码。一旦违规，其行为将被立即记录于违规者的社会保障号码中，从而对违规者日后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使得求职、经营、消费变得相当困难。
这个制度逼得所有人讲诚信，讲规矩，也为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打下了基础。
此外，还有遗产税和赠予税制度以及国际反腐败合作制度。
南方周末：是不是在实行这些制度的国家，同样也有严重的腐败现象存在？
王明高：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国家，腐败也有，有的也很严重。但是，凡是实行这两个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清廉方面发展，这是趋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因为实施这些制度，比过去更腐败的。当然清廉有程度差异，这与国家文化、习俗，特别与制度执行的刚性有关。
南方周末：在中国，所有的法律都面临执行难的问题。
王明高：所以我希望制定反腐败法，这五个好的制度，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像一根钢绳一样把一块块木板捆起来，形成一个木桶般牢固的体系。
南方周末：你说真正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和金融实名制，就必然包含从高层领导人到各级一把手，都要纳入这个制度。他们也必须要公布家庭财产？
王明高：百分之百的。他们的一切财产都要公布，官员每个人也就一个号码。在这个制度环境下，国家没有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你是谁。
南方周末：现实地说，想象各级官员都能够公开自己的财产，觉得很遥远。这一制度的推行对于当前的官僚体系而言，将会形成巨大的冲击。现实的可能性如何？
王明高：实行这个制度有三大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
改革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像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实行金融实名制，导致两位前总统的身败名裂和自身垮台；意大利、日本的反腐举措使得政府内阁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
经济风险是指这些制度实施后，腐败官员会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可能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民经济面临风险。
而社会风险，历史上许多不安定现象，最初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引发的。腐败现象的曝光和查处，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执政党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使执政党的公信力面临巨大的考验。
上述三大风险，对于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来说，尽管有着不可确定的因素，但仍属“刮骨疗伤”之痛。在党正处于兴旺发达的时候惩治腐败，无疑是选择了最佳的手术期。我认为，当腐败在中国尚未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前，采取既有利于遏制和惩治腐败，又能够较好化解三大风险的理性务实的举措，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既是现实之需，更是历史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