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  什么时候学会闭上你的嘴



何帆 法律工作者  新京报2009.11，14

司法伦理准则对法官言行的约束，表面上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甚至限制了媒体、公众及时获取权威资讯的机会，但正是这样的约束，才能更好地维护司法品质，维系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彼岸司法

　律师代表的是当事人利益，可法官并非当事人利益的代言人。由于法官影响力较大，与律师的不当评论相比，法官的不当言论更损害司法公正。

　常有记者、编辑朋友向我抱怨，某法官拒绝就某案接受采访，某法官拒绝就某事撰写评论。我一般都会替法官辩白：人家做得对，案子没判，当然不能随便发言。有朋友反驳说，自己办的案件不便评论倒可理解，可湖南法院的案子，为什么湖北法官就不能评论？下级法院判得不公，上级法院法官为何不能评点？每当此时，我都会给朋友讲一个美国判例。

　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的法官博德曼，将当地司法惩戒委员会告上了法庭。在他之前审理的两起案件中，两名女性被告人都通过不断怀孕生子骗取救济金，用于酗酒、吸毒。博德曼认为，两名被告都有毒瘾，以后生下来的小孩很可能有先天缺陷，遂判决两人必须先植入避孕装置，才可获得缓刑。这一判决遭到各界批评。于是在本案上诉期间，博德曼接受了一些媒体采访，为自己的判决辩解。然而，他的行为正好违反了《加州司法伦理准则》的规定，即“法官不得对法院即将或正在审理的案件作公开评论”，加州司法惩戒委员会据此处分了博德曼。

　博德曼不服。他认为，法官的言论自由也应受到保护，再说了，联邦最高法院曾有判决指出，只要律师对在审案件的言论上不存在“重大偏见的高度可能”，就可以自由公开评论。律师说得，法官为什么就说不得？这不是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了吗？

　加州最高法院没有接受博德曼这套说辞，大法官们也正想利用此案，好好阐述一下该院对司法伦理的认识。他们在判决书中指出，法官与律师在司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二者言论对公平审判构成的威胁，在方式与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律师代表的是当事人利益，为了让委托人胜诉，对媒体夸大事实或隐瞒真相都是可能的。可是，法官并非当事人利益的代言人，民众会认为他们公开发表的意见比律师更有权威。由于法官影响力较大，与律师的不当评论相比，法官的不当言论更损害司法公正。

　那么，如果不是自己审理的案件，法官能否发表评论？大法官们并未回避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当法官评论自己正在审理的案件时，民众会认为其评论显示出对一方当事人的偏袒，至少是存有偏见。当法官评论其他法官正在审理的案件时，民众可能认为其评论意图影响承办法官。这样的评论也可能给民众一个印象，那就是法官成了某一方论点的代言人。

　当然，在评论其他法官审理的案件时，情形比较复杂。比如，如果同级法官公开批评别人的判决愚蠢、不合理，别人会认为司法机关之间存在分歧，法律适用不够统一；如果力挺某个争议性判决，又容易令民众感觉“天下乌鸦一般黑”，进而认为法官们只讲袍泽之谊，不辨真相是非。更可怕的是，如果下级法院还在审判，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急于表态，还可能起到干扰审判，未审先定的效果。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加州最高法院最终认定，博德曼法官明知司法伦理准则的规定，却故意在案件上诉期间发表公开评论，其行为“有害于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尊重”，理当受罚。可法官到底在什么情形下，才能公开讨论正在审理的案件？在此方面，《加州司法伦理准则》规定得也很详细，那就是，法官只能在法律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中，讨论上诉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和争点，但必须是自己没有参审过，或不干预公正审理的评论或讨论。这不仅是加州的规定，整个美国对法官的要求也差不太远。

　司法伦理准则对法官言行的约束，表面上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甚至限制了媒体、公众及时获取权威资讯的机会，但正是这样的约束，才能更好地维护司法品质，维系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既然有此功效，法官少说点话又有何妨？美国法官如此，中国的法官又何尝不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