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吃有喝 我们是否就有尊严
| 发布时间： | 2010-03-11 | 点击次数： | 0 |
案情回放：
有吃有喝 我们是否就有尊严
有蛋糕，有尊严
温家宝总理说：分好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他还说：“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我们为这样真诚、浅白而直接的表述鼓掌。
虽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古训，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蛋糕屑”里找不到尊严。更合理地分配收入，更有力地调控房价，更扎实地推进医改……这些都是一个好政府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更大的“蛋糕”只是更多尊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有蛋糕，有尊严——这就是幸福。
风险倒逼共富
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记者/汪 伟
2010年中国“两会”召开之前，总理温家宝照例和网友进行了在线的交流，其间用他独有的语言风格表达了对现实的看法，当说到“要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时候，在线的网友颇多赞许之声，当他说到“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赞许的热情达到了高潮。
几天后，3月5日上午，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做2009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提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他说，“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两谈“收入分配”，用语高度概括，没有展开，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理解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这件事在中国特别值得注意，那是因为，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中国的乐观年代
在过去15年中，一些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的改革，把中国从一个沉默的大国变成了世界舞台上的明星。2005年，中国的经验得到了描述和命名。曾为《时代》周刊工作的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将这种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并阐述“北京共识”的三个主要内容：混合所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的控制。
“北京共识”描述的情景中，经济强劲增长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动力。2亿多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就业，城市在扩张，中国人亟待抓住任何一个改善物质生活的机会。这种对财富和成功(这两个词开始成为同义词)的渴望，将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
从政府对“保八”的重视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接受了一种观点：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即使不能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可以推迟危机到来。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中国因为经济保持了增长势头，在国际间更加引人注目。危机带来的出口下降没有使中国政府放松对经济增长率的追求，而是越发巩固了“保八”的首要地位。
乐观的观察家并不在少数——甚至变得更加乐观。由于西方的衰退，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变得更加强大。一种流行的预测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普通中国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的大量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有意义。90年代末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为后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重温了10年前的经验，展开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次建设的重点是高速铁路干线和三线城市的机场，重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系统也得到了完善和增建。改善交通的同时，政府通过产业规划的形式，提倡产业转移。高能耗、污染程度严重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从东部向中部的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转移。西部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能源基地地位。
东部地区将继续城市化，容纳更多的人口，并逐渐进入一个环境治理的时期。政府会进一步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推动这些地区的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并逐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
只是国企的盈利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提供的数据，中国的国企在过去一年中的总利润下降了4.5%。尽管大多实现了程度不一的股份制，并改善了管理状况，但它们仍然是国家调控的工具，其中尤其以金融和能源行业为甚。但这没有妨碍少数超大型国企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了更多的利润，并通过在国内和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无一例外，这些国企在中国享有垄断的特权。它们集中在能源、金融、大型设备制造等领域。政府投资和采购从两个方向巩固了它们的地位。
中国只得到了部分的承认，同时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北京共识”带来的乐观情绪远远要高于怀疑——尤其是在国内，乐观的情绪被这个词带上了顶峰。甚至，一个更加本土化、更富有倾向性的词——“盛世”——开始取代“北京共识”，标志着一个乐观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情形鼓舞了看好中国的人们。两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宁波天一阁演讲时盛赞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他认定，四个因素导致了这个奇迹的发生：
第一，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也即政府以社会长远利益为追求目标。第二，用财政分权的方式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中国探索了一条新的缓步进展的新的民主化道路，避免了在民粹主义和右翼独裁之间摇摆。以上三个内容多少都取决于第四点，也即中共在意识形态和对待现实变化上的务实态度。
很多人认为，只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党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有力控制，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并且维持现在的政治结构。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北京共识”的前景
经济增长有它好的一面，但不是所有人将经济增长看作万能的灵药。在现实面前，乐观主义者也不一定会永远乐观下去。
接替林毅夫和周其仁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姚洋近年来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人权、环境和维稳方面的——变得越来越高。政府变得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和国有控股企业正在形成强有力的排他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操控政府的政策，阻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经济增长显然正失去神奇的色彩，甚至不再能够平息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为“越是经济增长，他们越感到穷”。姚洋解释说，政府将占到GDP50%的钱用于投资，使得居民收入减少了。
这篇新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共识”的终结》。随着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内外部平衡的出现，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在姚洋看来，已经走不下去了。
收入分配状况格外令人忧虑。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常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爆发。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姚洋说，“强有力的特权利益集团和商业化的地方政府正在阻碍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如果不加以纠正，将导致民众的对抗。
15年来中国财富版图的变化，能够证明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以“抓大放小”的方式退出了大多数竞争性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改变了身份。他们本来享有各种福利，包括政府承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为此忍受非常低的工资。这一切都在改制中化为泡影。在买断工龄或提前退休的前提下，工人得到了很小一笔的补偿，其中很多人后来长期失业，家庭陷入贫困。相比于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个体户和幸存下来的国企(许多后来成了垄断企业)员工，制造业工人的地位迅速跌落。这深刻地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富对比。
世纪之交的房改促成了中国城市的“再城市化”。大学扩招后，越来越多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城市扎根，加上其他各层次的人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效应，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地方财政的支柱，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传奇色彩的财富故事。房价在此后的十年里大面积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产状况。拥有住房的家庭——尤其是在房改中以较低价格得到房屋产权的家庭，普遍享受到了房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那些购房较晚的家庭，存款迅速被急剧飞升的房价所稀释，相当于经历了一次货币贬值。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由此带来的外需使得出口制造业有了长足发展。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分享了这一轮出口经济的红利。尽管增长速度和幅度都低于城市居民，但大量农民通过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中工作，改善了家庭生活。数据显示，2001年之后，中国农民家庭收入有一个缓慢但是持续的增长，显然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后的贸易扩张。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互相作用，中国的出口贸易达到历史性的规模。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中国结束了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价值来发展工业的时代。
但农民增收很快遇到了瓶颈。显然，农民初次进入工业部门的时候，经济收入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此后却几乎不增长。耶鲁大学教授黄亚生和《南方都市报》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在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工资15年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而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
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不得用作建设和工业用途，农民被排除在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的收益之外。地方政府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不过举手之劳，却立刻可以与开发商分享巨大的利益。
工资增长缓慢与土地收益外流，导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拉越大。现在后者是前者的3.5倍，城乡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黄亚生的调查显示，由于不能在城市里落户，广东农民工的储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他们在消费上更加谨慎。这是导致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很小——并且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已经达到0.47。这是2008年的数据，与美国相当，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
为这个指数做出贡献的因素，可以罗列出一大堆来：比如税负过重，比如垄断企业享受的特权，比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获取高额的房地产利润……
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但个人所得税的起点仍然非常低，并且不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结算，这打击了中产阶层对政府的信任，后果的严重程度远远不能用实际从他们手里收走的税金来衡量。垄断企业利用行政和金融上的特权，与民企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严重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平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国企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正经历15年来最严重的“国进民退”。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赵晓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将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国企的体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浪费。
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一部分垄断企业员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薪酬要高得多，并且很不透明。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4日透露，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的行政经费每年要增加1000亿元。和个税以及房价的问题一样，这不仅实际上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还让一般民众丧失对权力的信任。
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
即使是蜗居的滋味，在不同的年代，也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从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那个常常听得到传奇故事的乐观年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的中国，人们勇于追逐财富梦想，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到了今天，在经济压力之下，许多中国人正在经历无法改变现状的沮丧情绪。
收入差距拉大加深了人们的挫败感。低收入群体觉得自己受到了高收入人群的剥夺，人们如果不能从经济增长中持续获得好处，就会失去对现行增长模式的信任。最近三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9万多起群体事件，证实和加深了人们的危机感。
接下来要做的是应对危机。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在维稳上投入更多的钱。有报道说，辽宁去年的维稳费用达到200亿，是其财政收入的15%。
在维稳上消耗太多的资源，必然要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并进一步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当政府一再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人们的热情立刻被召唤起来了。
根据已有的经验，《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表达，有时候是对已实施方案的总结，有时候是为将要推行的政策吹风，也有可能只是表达某种寄托较为高远的政治理想。中央政府是否已经酝酿着收入分配制度上的重要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作为一种假设的事实，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提法表示有异议。今年“两会”期间的北京，不管是全体会议期间，还是代表委员分组讨论阶段，甚至在见缝插针的采访当中、觥筹交错的私人场合，会里会外，“收入分配”四个字都是各种谈话的重点。
人们对含蓄许诺的改革理解各异。它可以被理解成给低收入人群发红包，也可以理解成给工薪阶层“涨工资”；可以被理解成国民要求分享国企的红利，也可以被理解成监督政府的不合理开支；可以理解成工人要求工会和企业就薪酬进行谈判，也可以理解成农民要求改变土地征收模式，获得土地升值的收益；可以被理解成中产阶层减税，也可以理解成对特权人群“限薪”；可以理解成政策调整，也可以理解成制度变革；可以看作是推动消费的技术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进行政改的方法路径。
人心所向和莫衷一是，似乎都以此为甚。但这种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能够走多远，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医改一年话得失
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这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背后最难的问题。
记者/汪 伟
医改方案是本次两会的瞩目焦点。记者专访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专家、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
改革是否可持续？
《新民周刊》：从去年4月到现在，医改方案出台一年左右时间了，各种改革措施都在推进，公立医院的改革方案最近也已提交讨论。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正处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澳大利亚等等，都在探讨改革自己的医疗制度，可见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以让中国去模仿。你觉得问题主要在哪里？
李玲：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制度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产物，现代医学虽然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人体和疾病的了解还很有限，往往忽略了人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长期进化的产物，本身有抵御疾病和康复的能力，医学要做的是促进人体自身的恢复能力。现代医学常有过度治疗的问题，人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钱投进去，如果医疗制度安排不好，医院、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保险公司就会变成吸金机器，最后拖垮经济。
美国是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占GDP17%，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用在医疗上的钱也是最多的，达到8000美元，但国民健康水平落后于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这么昂贵的医疗成本，总要有人来承担，要么是家庭，要么是国家，要么是企业，但是谁承担就要把谁拖垮，所以奥巴马要力推医改。
美国的失业率这么高，跟医疗费用太高有关系，因为企业买不起保险。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很高，差不多要到10.7%，政府的压力很大，但是你在机场看不到几个工作人员。企业不愿意雇人，能搬走的把厂搬到国外去了，搬不走的他就使用外包，或者广泛使用机器，这造成美国经济没有竞争力。
我们看到奥巴马医改折腾了这么大半年，最后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是个非常折中的方案。美国医改有两大障碍，一个是利益集团，一个是意识形态，加上它现在的政治体制，就注定它基本上没办法改了。对于奥巴马来说，医改失败是致命一击。他挺有历史感的，医改是考虑到美国长远利益，医疗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老百姓的钱、企业的钱、国家的钱，都吸进去，但它给老百姓的福利是有限的。所以他把医改放到美国国家战略高度的，想要为美国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美国人看病的问题。
但奥巴马奋斗了这么一阵之后，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在参议院他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已经无能为力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总统、议会、选民来说，都是短视的，它不可能考虑很长远的。医疗是个长远问题，现在不解决，会越积越大，将来会是这个国家的致命伤。通用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会破产？你回头看看，通用的老总从克林顿时期就不断在国会说，政府一定要改医疗，不改企业都要拖垮了。通用去年宣布破产，金融危机不过是最后一击，它的问题已经由来已久，已经被掏空了。
相比较而言，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医改方案去年出台后，推行力度非常大。尽管还有很多的问题，但还是要看大势。基层表现非常明显，我最近去各地调研，大街小巷、到基层、到山沟沟里都能看到统一标志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过去都没有的。当然内涵，包括人员素质、服务质量，还有待改善，但就这些一下子出来，也很了不起。
现在很多偏远地方，当地最好的建筑就是卫生院，或者是卫生室，因为它很新。农民实实在在感到变化非常大，过去完全没人管，什么都没有，现在尽管报销的比例、手续都需要改善，但他们觉得这看病件事算是有盼头了，加上政府每年都在增加投入，这件事有希望会越变越好。
《新民周刊》：改革有成本，政府要投钱进去，近两年虽然有金融危机，但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是非常快的，已经达到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这种投入是可持续的吗？
李玲：投入是否可持续，要看我们现在所投的钱用得有没有效率，是不是真正给老百姓带来福利了，有没有流到别的地方去，浪费掉了。这些年我们反复提控制总费用问题，但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没有这一条。这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终于把控制费用写进去了。费用能不能控制好，关系到医改能不能持续。
“低成本、广覆盖”的原则，中国必须持之以恒。要用最省的钱保证老百姓的健康。高成本、高技术的路，美国都走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走下去？
《新民周刊》：中国人口较多，在一个低水平但是广覆盖的系统里，我们可以增加人力服务，提高医疗的可及性，这是西方国家很少会考虑的一条道路。
李玲：但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他们的系统。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向技术化的方向，医学教育中，我们过早学习了西方的高技术的、分科特别细、教育时间特别长的这条教育道路。上一次教改以后，所有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都归教育部管，它是培养人的单位，但是与医院和社区，即用人的单位完全脱节。医学院愿意把学生越往高里培养，因为这样经费多，但问题是卫生部门是不是需要这么多高端的人才，或者说需不需要所有人都这么高端？中国一年培养大约有50万的医学毕业生，但是50万学生中，大概只有10%的人能真正从事医学。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浪费资源，因为培养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成本是最高的，这是巨大的浪费。
一方面，我们的医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一个大学生都招不到。为什么不能给基层和地方培养一些能够才尽其用的人才？一次性教育的时段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长？专业划分是不是一定要那么专？收费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高？
我们的培养要分层。有些就是培养村级卫生所、县级医院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按大医院模式培养。这样培养出来再让他下去，就下不去了，心理落差在那里。培养的时候应该与整体的医疗服务模式相吻合。
我想，医改之所以难，就难在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改革。
《新民周刊》：以前您算过，医改需要投入的费用是6000亿，现在费用投入的情况如何？
李玲：现在投入的费用远远超过这个，又补供方，又补需方，两个水龙头都开着，漏水的地方太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政府在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同时投了这么多钱建各种保险，保险费用增加的非常快，温总理说，今年又要增加百分之五十，两级政府投给农村和城镇居民每人的保险费用要达到120元。同时城市增加也很快，因为大家收入增长了，中国医疗保险的筹资比例是很高的，最高的上海是14%。100块钱工资，要交14块钱做医疗保险。
国家和个人、企业投了大量的钱在保险里，但是医院的经营机制还是要挣钱，没有费用控制，你辛辛苦苦在保险投的钱，三下两下就被它挣走了。这就是我说的两个水龙头都在放，没有控制力。
《新民周刊》：这些投入达到目的了吗？
李玲：投钱是要老百姓切切实实感觉到他的负担轻了。所以一边向保险里投钱，一边要迫使医院改变它的经营机制，但是现在公立医院的改革是滞后的，还在试点，没有控制医院收费的手段。
去年这么多钱投到医疗上去了，进一步刺激了医院想去盈利的动机。过去的老百姓支付能力还有限，现在有这么一大块医保，它更赚得来劲了。所以在医疗上的投入效率不高，没有达到医改预想的目的，钱真正落到老百姓头上不够。
《新民周刊》：一直有人在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医改会因为投入跟不上丧失动力，二是医改的过程中会不断扭曲，最后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是让有些人再次从中得利。
李玲：有这两个端倪，但我对医改还是充满信心。牵扯到这么多利益的一个大调整，医改不会一蹴而就的。信息化给了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表达要求改革的意愿。医改从头就是老百姓推动的，不断在诉求于民意，政府所做的不过是顺应了民意。形势比人强，改革的动力不会消失。
至于扭曲，宿迁卖成那样，现在政府在收回，也就是几年的工夫。犯点错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政府要把投资和服务整合起来。不能两头分，让医院拼命从两头掏钱，既掏政府的钱，又掏老百姓的钱。财政部早先反对把钱投到医院，要投需方，说是花钱买服务，不是买人。但是你看这次公立医院改革，它不得不迫于压力，提出来社保的钱要直接补医院。为什么转变？因为公立医院去掉15%的药品加成，这笔钱财政部得补，它一算，拿不出这笔钱来，所以要把社保拉进来。趋势就是这样，最后，政府的投入、社保的钱要统起来用。在不断的操作过程中，他会发现什么是最省钱的、最有效的方法。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抗拒不了的。
公立医院向何处去？
《新民周刊》：公立医院的改革，您认为应该是什么方向？
李玲：公立医院的改革是重大的利益结构调整。你没有雷霆万钧之力是动不了的。它有纵横交错的利益，比如说药的问题。取消加成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个加成只有15%，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生产到流通到医院再到消费者手上，这一条产业链你还没有能打断。现在医院这个15%没有了，医生呢？他可能继续开大药方给你，因为他的灰色收入仍然存在。
这条利益链为什么存在？就是我们药厂出厂价与药到医院后的价格，差距太大，虚高成分太多，腐败的空间太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方案在最初不是这样设计的。原来设计的是定点生产，集中配送，强制使用。把中间流程彻底拿掉，现在改成了以省为单位的招投标。发改委定的价与出厂价相差甚远。
我一贯的观点是给药定价很难，因为药的价和它的量联系在一起，产量越高，成本越低，有规模效应，所以要集中生产，降低成本保证供应和质量。
这一行的利益链是很长的，我们医改方案为什么会在中间征求意见的时候完全变了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原来不是这样的。从前年的十月征求意见到去年四月份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动，没有谁来交代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防范利益集团的机制。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这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背后最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存在于各个领域，医疗领域更尖锐。
《新民周刊》：据我所知，很多大城市里的三甲医院欠银行的钱都是数以亿计，为什么会这样？
李玲：很早我就提出，医疗市场的竞争，就是医疗设备的竞争(medical arms race)，就像军备竞赛，你可以把它换成医备竞赛。我们这种没有转诊机制、保险没有约束性的情况下，患者肯定是往好医院走。什么是好医院？好的设备、好的医生、高楼大厦。
没有哪个国家的医院能在这么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如此突飞猛进。我们现在三甲医院设备的装置以及硬件的条件，绝对赶英超美，走在世界一流。所以它们负债是 我们医院的发展超过了社会的承担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遏制大医院扩张的冲动。大医院走的就是高成本、高技术的路。你现在到医院看病，医生其实不问你什么，一切先检查再说，我不觉得这是中国可以走的一条路。一些常见病，望闻问切就完了，感冒了，问一下什么情况，可能不需要吃药就可以回去了。现在不由分说，通通一通检查。中国老百姓在抱怨看病贵，这个抱怨很大成分不是它真实的费用到底多贵，关键是贵的不合理。一个感冒没有几百块钱下不来，老百姓不是傻子，过去不需要这么多钱，现在凭什么要给我吃这么多药，做这么多检查？
人们的直觉很对，你给我的这套治疗体系不正常，贵的不是地方。中国病人支撑了大医院的高速发展。
《新民周刊》：回到农村基层，你刚才说到，“新农合”给中国农村带来非常实在的影响，但它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又被医院的盈利冲动抵销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李玲：效用不能说完全抵销，但的确削弱了。医疗服务机构一定要改革。政府一手拿着新农合筹上来的钱，一手必须抓住医院，控制医疗费用，承担维护百姓健康的责任。医院改革回归公益性，就是不能把医院变成在市场上挣钱的主体。一旦变成市场主体，医院就是脱缰的马，控制不了它。它必须是维护百姓健康的一个机构。
宁夏模式值得推广：一块钱看30种病。宁夏将政府投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钱、新农合的钱还有其它跟卫生相关的钱，综合起来用，主要用来支付乡镇和村级医生的工资。每次看病，病人只付一块钱，用74种药。宁夏做药品改革是最早的，药很便宜。老百姓感觉看病负担很小，医生也得利。以前医生为了挣钱拼命打吊针，现在宁夏在村一级不允许打吊针，而且医生也不会去打，不用靠此挣钱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中国就是医生过度滥打吊针，这个吊针里激素、抗生素，什么都有，没病都给治出病来。
《新民周刊》：这种模式技术上、医学上评估怎么样？会不会造成治疗不足？
李玲：这种模式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评估。它实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现在可能面临夭折的危险。过去新农合的钱是在卫生部门管，现在要把这个钱并到社保中来，钱分了家，用法不一样。卫生部门可以将钱打包，走社保就是报销了。报销会刺激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
大量的病是常见病多发病，宁夏模式针对常见多发的疾病应该是能保障病有所医。
《新民周刊》：但即便是三甲医院里，医生也在抱怨收入低。
李玲：你以前写过《医改，医生为什么沉默》，这篇文章提得很好，医改应该听取医生的意见，但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医生是有不同的层级的。医改应该听取哪些医生的意见？
医生这个职业非常特殊，不能把它混同于一般服务业。现在对医生的激励和对饭店的服务员的激励，机制是一样的。这是不对的。所以，医改的另一个关键是医生的激励机制要对。
医学发展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体很复杂，他们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你去求医问诊，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寻找一种慰藉。医生对病人应该是医者父母心，仁心仁术，是一种对人的关怀，你关怀病人，而不是冷冰冰的开条，检查完了，对着结果判定病人的生死。
病人对医院很大的不满是，他作为一个弱者去求医问诊，他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当病人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是不惜代价的。但他没有从医生那里得到对抗疾病的信心和慰藉。
考核医生这个特殊群体的创收能力，就是把他推到患者的对立面，这个就麻烦了。各个国家在医改过程中，都认识到医院和医生是最重要的，给他们正确的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3月3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颁布近30年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医改方案，最大的手笔就是中央政府将支付所有公立医院的费用。医院最大的费用，就是医务人员的工资和薪酬。一个好的医疗体制，是从培养到从业给他好的待遇和严格的监管，一条完整的链条。这条链条从选人就开始了。医生不能为了挣钱到这个行业来。你必须有公益心和慈悲胸怀。国外医学院面试，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选择来这里。培养的时候，国家尽可能降低他的求学成本，毕业以后准入的资格也应该很严，中国医疗费用最大的投入应该投到人——尤其是医生身上。老百姓都会支持给真正好的医生一个体面的待遇。当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他们要严格监管，使得违约成本非常得高，也避免回到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态。
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太难还是太容易？
《新民周刊》：刚才讲到人的准入门槛，现在请讲讲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问题。民营资本进医疗行业是不是自由？准入制度有没有影响中国医疗资源的供给？
李玲：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的民营资本要进入医疗行业，都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才有遍地的广告，多少民营医院雨后春笋般地出来了。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到温州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去考察的时候，非常惊讶地发现，当地的民营医院发展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医疗是一个太特殊的行业，信任是这个行业的核心。温州的老百姓之所以选择公立医院，就是因为很难信任现在的民营医院。我希望有更多的民营资本投到医疗行业来，但要明白，对想挣大钱的人来说，这不是个合适的地方。老百姓上了一次当，第二次他肯定不去了，所以它没有一个可以持续的盈利机制。
谈到准入，对医院来说，最重要的准入门槛应该是医疗质量。现在是有钱就能办医院，不谈质量。
我认为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有各种政策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做慈善，直接捐钱给公立医院，这也是国外公立医院筹资的重要方式。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捐楼、捐基金，赢得社会对他的尊敬、赢得名声，同时国家给他减免税收。第二个应该鼓励民营医院办非营利性医院。美国85%的医院是非营利性的，里面有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兴办的，但主要是社会办的，慈善机构、教会办的医院承担了美国主要的医疗责任。
《新民周刊》：在你的心目中，公立医院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李玲：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来说，成功的标准之一是医院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现在病人不相信医生，医生防范病人，这种对抗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违反了医疗本意。
两会，一场房地产大会？
当人人都在为房子奋斗终生，这就不只是一代人的杯具。
记者/张 静
黎叔在《天下无贼》中有一句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如果放在当下，几乎所有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房子！
2009年，突如其来的房价飙升，裹挟着一部火上浇油的《蜗居》，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这让今年两会，几乎毫无悬念地开成了潘石屹夫人所料的“房地产大会”。
任志强魔咒
“现在住房不是一般的民生问题，已经变成了第一民生问题。无论是上海代表团，还是我在两会中接触到的人大代表，对住房问题都很重视。”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张兆安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说。
虽然代表们不负众望，但两会究竟能带来多少希望？
有句时评道出了在高房价的多年调教下，人们的某些惯性思维：“房地产的最大庄家是政府呢。想着房价降？刁民们做梦吧。”梁季阳委员在前两天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地方政府总会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据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近50%。”
可以说本届中央政府执政这7年，也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的7年，与地方政府动态博弈的7年。
众所周知，房改自1998年始。如果非要为这轮房地产狂热寻找一个理由，最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那场金融危机，随后房地产被赋予了“拉动内需、重启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正如高房价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今年像捅了马蜂窝一般，也是因为一场突入其来的次贷危机，导致房地产变成了政府冀望重振经济的“救命稻草”。历史的某些相似性与轮回，总令人唏嘘不已。
著名学者、独立评论人袁剑讲过一个故事：“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产崩溃之后被迫北上的朋友，凭着他对政策一贯敏感的嗅觉告诉我，房地产可能要转势了。随后，他毅然重新南下，开始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地产生涯。现在看来，这不仅是我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也是中国最近一次房地产狂飙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
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盛华仁说，1998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不过为67亿元，而从2001年到2003年，这个数字魔术般地涨了近135倍，变成了9100亿元。在住房交易中，土地费用占房地产价格20%—40%，政府税费收入占30%—40%左右。总计起来，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占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
袁剑有见地之处，是指出了在地方与中央的宏调博弈中，土地扮演了“过桥”的角色。在“朱镕基时代”，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权力几乎被悉数上收。但由于批出的土地转手就可以从银行抵押贷款，实际上地方政府又重新从中央政府手上夺回了某种货币发行权力。
可以说，新一届中央政府从2003年上任伊始，便接手了一座“活火山”。早在2002年，朱镕基已经不无担忧地指出：“深圳的明天是香港的今天。”这已是他在一年中第二次发出警告：“内地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过热。”而央行在2002年年底的一项调查发现，房地产贷款中的违规金额比例高达24.9%。
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121号文件为分水岭，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21号文件将全国的投资高增长归罪于房地产，并认为泡沫是全国性的，是普遍性的。这一定调对房地产商来说不啻为“致命一击”。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的反应最为激烈，一连起草了两篇声讨“檄文”：万言书《“冬天”来了》和《仇富政策》，潘石屹则是彻夜难眠。
然而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21号文件，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随后国务院一纸“拨乱反正”的18号文件，再度令中国这一“新富阶层”笑逐颜开。
据袁剑回忆，2003年年初，上海人见面寒暄变成了：“买楼了吗？”而到了2005年初，一位投资界的朋友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劈头就是：“不得了，上海人手上已经没有现金了，全用来炒楼了。”
2005年3月16日，央行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18天之后，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加强宏观调控稳定住房价格》，据称用辞之严厉，只有《人民日报》那篇《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可与之相比。一个月后，传说中的“国八条”正式出台。不仅将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而且继新华社基调，指出地方政府必须对高房价负责。
然而现实的尴尬却是，房价就像应了任志强魔咒一般，“政府越调房价越涨”。2005、2006、2007年，反而成为中国房地产最热的三年。
“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房地产的问题需要通过一个结构化的产业模式来解决，一部分完全市场化、一部分半市场化，还有一部分非市场化，政府在其中做好资源调配。让有钱人住好房子、投资房产，带动区域土地价值的提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都赚钱了，带来一个负效应，房价会越来越脱离部分老百姓的购房能力。这时候，政府应该通过行政法规的规定，将土地出让的溢价部分，拿出一半去做保障性住房。在推出的土地中，一定要有一部分不赚钱，或者微利，来做半市场化的普通商品房。”高策地产顾问机构的董事长李国平告诉记者。
“但反观中央的宏观调控，最初两年的主要手段是抑制需求。每次短暂的观望之后，都是开闸泄洪式的需求释放。而另一方面，标志着房地产正式市场化的‘招、拍、挂制度’，客观上造成了土地供应的瓶颈，使得供求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结构化的萌芽，在2006和2007年的房地产政策调控，曾经一度出现。“住房民生与保障终于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已经意识到调控不仅仅是调需求，还要调供应；不仅要增加供应，还要改善供应的结构。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在房地产产业中必须引入非市场化以及不完全市场化的补充模式，开始推出大力建设保障性质的廉租房和限价房的政策。其中对行业影响最大的则是2006年5月引发热议的90/70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政策。”
当中央政府把所有的调控手段用尽，到2008年年底，在资金链紧绷的压力下，降价、通过销售回款自救，终于成为房地产全行业的共识。
“2008年底，深圳的房价下降了50%，北京一些地方下降了30%-40%。政府有了一次实现结构化运作房地产的机会。不幸的是，它没有被抓住。”
李国平当时提出的观点是：“政府应该救经济，但不要救房地产。”中央政府应该正确引导那些优先获取流动性货币资源的央企、国企，将4万亿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以及半市场化的普通商品房建设。一样拉动上下游产业，为GDP做出贡献。
然而真实的故事却是，这一轮势头大好的调控，却在接下来如过山车一般惊心动魄的市场震荡和全球金融危机中戛然而止。“政府现在要来重新调整房地产的结构，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高的代价。”
“今年政府面临着更为困难的局面。政府当初慌不择路，一味放贷款。巨大的流动性转变为央企的高价拿地，地方政府的投资运作平台有了充裕的资金而失去推出土地的压力。而高地价又带来房价上涨的预期，使得开发商的降价迅速触底反弹，短期内全面清货解套。更何况去年地王频出，很多开发商有钱了之后还拿不到地。手上有钱，存货还不多。如果说2008年他们可以撑半年，这一次开发商起码能撑一年，看谁熬得过谁。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房价不仅降不下来，还会出现一个政府更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观望气氛浓厚，交投两淡，开发商还不着急，拿地意愿不强，GDP上不去，看你政府怎么办。现在连王石都说了：我们可以慢下来。政府不敢让房地产垮。这是任志强唯一看到的正确的东西。等到了下半年，政府一看形势不对，一定会重新来刺激房地产。今天政府所议的所有难题，都是它自己一手造成的。”
正如一位网友调侃：“在一个意外的牛年之后，管理层已不得不骑在虎背上。”
自古降价一条路？
房价飞涨在部分社会成员中间激起不满。为了应对愤怒的滔滔民意，宏观调控的主旋律基本上都围绕着“打压房价”进行。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民间也有类似的心声：“房价不降，天理难容！”“哪个地方政府支持高房价，就要严查哪个。”
然而解决中国房地产难题，是否只有“降价”这条硬道理？
“整个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化行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非市场化行为。现在等于前面全部市场化，发现出问题了，又开始提出全部非市场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李国平说。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出现了利益分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已购房者，这些年都分享到了房价暴涨的盛宴。“我身边很多朋友对于房价其实看法都各不相同。买了房或者手里有两三套房的人其实希望房价涨，从中投资的收益能够得到更大化的提高，还没有买房的希望房子不要涨。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结构性的看法。”新浪财经的主持人权静说。
“我不希望房价跌，因为我刚买了房子，打压房价不是让我的房子资产缩水吗。”一家房地产机构即将履新的区域经理也坦言相告。
“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房地产两条腿走路，愈来愈成为一种共识。
“大家所感受到的矛盾焦点是高房价，但实际上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不是房价太高了，而是有很多人买不起房，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假设如果说中国的房价再翻一倍，但是所有的老百姓自己都有房子住，我想今天房价的问题就不会成为社会的一个矛盾的焦点。” 北京联达四方房地产经纪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少锋说。
调控房地产的政策，从去年12月初就开始陆续出台。作为对“国四条”的细化与完善条例，“国十一条” 似乎是2005-2007年间已经开始萌芽的多元化思路的重新出发：实现房地产在国家战略上的双重目标，既拉动增长，又保证“居者有其屋”。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也在私下透露，2006年出台但未能坚持的“90/70政策”将在不久后回归。
“今年中央准备财政补贴600多个亿建保障性住房，我认为去年做得那么差，今年只增加百分之十几，能根本性改变问题吗？另外，去年地方土地收益的溢价部分就已经有3000多个亿，拿一半出来做保障型住房都是应该的，为什么只拿10%？明显的雷声大雨点小。”李国平认为。“去年年底开了两次会，主要定调者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三强调进一步鼓励住房改善性需求，目前最大的任务是调结构。但此后到了国务院层面，会议精神变成抑制投资性需求，到现在已经演化为要抑制改善性需求。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系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无法形成合理的政策和结构体系，房价上涨和解决大多数居民住房问题的矛盾，无疑会越来越激烈。这让我们对于这一轮调控政策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很难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被房子垮掉的一代”
住房保障体系，到目前为止仅覆盖到了低收入阶层。而这届“房地产大会”一个亮点，便是集中关注到了“夹心层”，不知这是否拜《蜗居》所赐。
张兆安认为：“中国的住房结构，实际是一个橄榄形。最上端，更多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主要是解决橄榄的最下端，政府一定要把对这部分人群的“托底”先做好。现在麻烦的是中间这一段该怎么办？”
中央智囊团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启动得更早。2009年8月13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以个人身份表示，“十二五”期间(2011年-2015年)，在基本解决了低收入群体住房的问题后，住房保障体系重心应适度上移，我国救助型住房保障要逐步提高到有一定能力和工作收入，但是其收入和买房子差距非常大的群体。
《蜗居》之后，《蚁居》大热，80后有了一个新称号“被房子垮掉的一代”。一年飙升80%的房价(据统计局数字)，更让一部分原本可以够得上商品房的“边缘人”，重新退回到无房者的大部队。
当人人都在为房子奋斗终生，这就不只是一代人的“杯具”。“如果我们国家的年轻人都没有安全感，都不能有归属感，这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有问题的，我们正丢失最核心的竞争力。”李国平说。
杨少锋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借助银行，扮演了一个向中产阶层掠夺财富的角色。房价如果继续涨下去，最终的结果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目前房地产的繁荣是以未来20年的发展为代价。”
从2007年开始，北京开始建立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公共租赁房在内的多层次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已完成配售的5万套经适房、限价房和累计通过审核申请的11万户相比，比例基本是1：2。
地方政府显然是缺少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武汉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提供的数据显示称，目前在全国城镇的低保家庭中，各级政府已通过各种方式缓解住房困难的仅占7%左右；在全国已开展廉租住房的城市，其覆盖面仅在1%左右(个别大城市除外)。
而在执行的细节上，也存在“一刀切”的现象。
李国平透露：“现在保障性住房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做的时候乱做。90/70这么好的一个政策，却在执行细节上出现了致命的错误，许多土地根本不适合做90/70。广渠路15号地，里面还要求配一万五的廉租房，这是一个典型的几方伤害。土地价值可以更高的，现在做不上去；在CBD建廉租房，人为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本来是政府行为，转嫁给了开发商，又是一个政府的不作为。”
保障性住房的高门槛，也把夹心层拒之门外。以北京市为例，申请廉租房的一人户家庭月收入为580元及以下，申请经济适用房家庭月收入约为1890元。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不符合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的“夹心层”，正处于“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尴尬。
“由于整体立法的滞后，住房保障谁来保？保多少？怎么保？保障房怎么造？造多少？给谁造？怎么分？政府、民众、企业，各自有哪些义务和权利？有哪些责任和收益？现在都没有一个权威的依据和标准。” 带着《国家住房保障法》议案进京的张兆安呼吁，要尽快将国民住房保障纳入国家法制化的轨道。
在他的提案中，公共住房制度，也就是李国平所言的半市场化的普通商品房，体现了两处亮点：“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对象不受户籍限制”、“国家将房价收入比作为城镇中等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考核的重要依据。以户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为参照，一线城市须控制在8倍以下，二线城市须控制在7倍以下，三线城市须控制在6倍以下，小城市和建制镇须控制在5倍以下。”
如何防止“经济适用房经济了谁，适用了谁”的悲剧不再重演？全国两会期间，由政府和住户“共有产权”这一制度设计引发了强烈关注。张兆安也在他设计的《国家住房保障法》提案中提出：“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作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若出售须由地方人民政府回购或在指定的经济适用住房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售价不得高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该楼盘公共住房最高限价，购买对象仅限于符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后5年内不得再申请。”
有蛋糕，有尊严
温家宝总理说：分好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他还说：“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我们为这样真诚、浅白而直接的表述鼓掌。
虽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古训，但对普罗大众而言，“蛋糕屑”里找不到尊严。更合理地分配收入，更有力地调控房价，更扎实地推进医改……这些都是一个好政府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更大的“蛋糕”只是更多尊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有蛋糕，有尊严——这就是幸福。
风险倒逼共富
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记者/汪 伟
2010年中国“两会”召开之前，总理温家宝照例和网友进行了在线的交流，其间用他独有的语言风格表达了对现实的看法，当说到“要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时候，在线的网友颇多赞许之声，当他说到“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赞许的热情达到了高潮。
几天后，3月5日上午，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做2009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提到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他说，“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两谈“收入分配”，用语高度概括，没有展开，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理解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说这件事在中国特别值得注意，那是因为，许多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财富的分配超过财富本身，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中国的乐观年代
在过去15年中，一些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的改革，把中国从一个沉默的大国变成了世界舞台上的明星。2005年，中国的经验得到了描述和命名。曾为《时代》周刊工作的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将这种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并阐述“北京共识”的三个主要内容：混合所有制，保护私有财产，以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的控制。
“北京共识”描述的情景中，经济强劲增长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动力。2亿多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就业，城市在扩张，中国人亟待抓住任何一个改善物质生活的机会。这种对财富和成功(这两个词开始成为同义词)的渴望，将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
从政府对“保八”的重视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接受了一种观点：经济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即使不能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可以推迟危机到来。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中国因为经济保持了增长势头，在国际间更加引人注目。危机带来的出口下降没有使中国政府放松对经济增长率的追求，而是越发巩固了“保八”的首要地位。
乐观的观察家并不在少数——甚至变得更加乐观。由于西方的衰退，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变得更加强大。一种流行的预测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普通中国人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上进行的大量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有意义。90年代末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为后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重温了10年前的经验，展开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次建设的重点是高速铁路干线和三线城市的机场，重要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和快速铁路系统也得到了完善和增建。改善交通的同时，政府通过产业规划的形式，提倡产业转移。高能耗、污染程度严重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逐渐从东部向中部的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转移。西部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能源基地地位。
东部地区将继续城市化，容纳更多的人口，并逐渐进入一个环境治理的时期。政府会进一步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推动这些地区的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并逐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
只是国企的盈利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提供的数据，中国的国企在过去一年中的总利润下降了4.5%。尽管大多实现了程度不一的股份制，并改善了管理状况，但它们仍然是国家调控的工具，其中尤其以金融和能源行业为甚。但这没有妨碍少数超大型国企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了更多的利润，并通过在国内和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投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无一例外，这些国企在中国享有垄断的特权。它们集中在能源、金融、大型设备制造等领域。政府投资和采购从两个方向巩固了它们的地位。
中国只得到了部分的承认，同时还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北京共识”带来的乐观情绪远远要高于怀疑——尤其是在国内，乐观的情绪被这个词带上了顶峰。甚至，一个更加本土化、更富有倾向性的词——“盛世”——开始取代“北京共识”，标志着一个乐观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情形鼓舞了看好中国的人们。两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宁波天一阁演讲时盛赞了“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他认定，四个因素导致了这个奇迹的发生：
第一，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也即政府以社会长远利益为追求目标。第二，用财政分权的方式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三，中国探索了一条新的缓步进展的新的民主化道路，避免了在民粹主义和右翼独裁之间摇摆。以上三个内容多少都取决于第四点，也即中共在意识形态和对待现实变化上的务实态度。
很多人认为，只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党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有力控制，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并且维持现在的政治结构。大的趋势不会改变。
“北京共识”的前景
经济增长有它好的一面，但不是所有人将经济增长看作万能的灵药。在现实面前，乐观主义者也不一定会永远乐观下去。
接替林毅夫和周其仁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后，姚洋近年来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人权、环境和维稳方面的——变得越来越高。政府变得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和国有控股企业正在形成强有力的排他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操控政府的政策，阻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经济增长显然正失去神奇的色彩，甚至不再能够平息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为“越是经济增长，他们越感到穷”。姚洋解释说，政府将占到GDP50%的钱用于投资，使得居民收入减少了。
这篇新文章的标题是《“北京共识”的终结》。随着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内外部平衡的出现，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在姚洋看来，已经走不下去了。
收入分配状况格外令人忧虑。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常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止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冲突爆发。这正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姚洋说，“强有力的特权利益集团和商业化的地方政府正在阻碍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如果不加以纠正，将导致民众的对抗。
15年来中国财富版图的变化，能够证明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以“抓大放小”的方式退出了大多数竞争性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改变了身份。他们本来享有各种福利，包括政府承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为此忍受非常低的工资。这一切都在改制中化为泡影。在买断工龄或提前退休的前提下，工人得到了很小一笔的补偿，其中很多人后来长期失业，家庭陷入贫困。相比于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个体户和幸存下来的国企(许多后来成了垄断企业)员工，制造业工人的地位迅速跌落。这深刻地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富对比。
世纪之交的房改促成了中国城市的“再城市化”。大学扩招后，越来越多受高等教育的人在城市扎根，加上其他各层次的人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效应，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地方财政的支柱，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传奇色彩的财富故事。房价在此后的十年里大面积改变了城市家庭的财产状况。拥有住房的家庭——尤其是在房改中以较低价格得到房屋产权的家庭，普遍享受到了房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那些购房较晚的家庭，存款迅速被急剧飞升的房价所稀释，相当于经历了一次货币贬值。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由此带来的外需使得出口制造业有了长足发展。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分享了这一轮出口经济的红利。尽管增长速度和幅度都低于城市居民，但大量农民通过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中工作，改善了家庭生活。数据显示，2001年之后，中国农民家庭收入有一个缓慢但是持续的增长，显然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后的贸易扩张。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互相作用，中国的出口贸易达到历史性的规模。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中国结束了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价值来发展工业的时代。
但农民增收很快遇到了瓶颈。显然，农民初次进入工业部门的时候，经济收入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此后却几乎不增长。耶鲁大学教授黄亚生和《南方都市报》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在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工资15年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而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
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不得用作建设和工业用途，农民被排除在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的收益之外。地方政府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不过举手之劳，却立刻可以与开发商分享巨大的利益。
工资增长缓慢与土地收益外流，导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拉越大。现在后者是前者的3.5倍，城乡差距是全世界最高的。黄亚生的调查显示，由于不能在城市里落户，广东农民工的储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他们在消费上更加谨慎。这是导致中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很小——并且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基尼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数(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已经达到0.47。这是2008年的数据，与美国相当，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
为这个指数做出贡献的因素，可以罗列出一大堆来：比如税负过重，比如垄断企业享受的特权，比如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获取高额的房地产利润……
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但个人所得税的起点仍然非常低，并且不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结算，这打击了中产阶层对政府的信任，后果的严重程度远远不能用实际从他们手里收走的税金来衡量。垄断企业利用行政和金融上的特权，与民企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严重压缩了后者的生存空间。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平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国企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正经历15年来最严重的“国进民退”。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赵晓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将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国企的体制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浪费。
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一部分垄断企业员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薪酬要高得多，并且很不透明。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4日透露，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的行政经费每年要增加1000亿元。和个税以及房价的问题一样，这不仅实际上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差距，还让一般民众丧失对权力的信任。
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
即使是蜗居的滋味，在不同的年代，也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从90年代到21世纪之初那个常常听得到传奇故事的乐观年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的中国，人们勇于追逐财富梦想，相信通过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到了今天，在经济压力之下，许多中国人正在经历无法改变现状的沮丧情绪。
收入差距拉大加深了人们的挫败感。低收入群体觉得自己受到了高收入人群的剥夺，人们如果不能从经济增长中持续获得好处，就会失去对现行增长模式的信任。最近三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9万多起群体事件，证实和加深了人们的危机感。
接下来要做的是应对危机。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在维稳上投入更多的钱。有报道说，辽宁去年的维稳费用达到200亿，是其财政收入的15%。
在维稳上消耗太多的资源，必然要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并进一步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当政府一再提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人们的热情立刻被召唤起来了。
根据已有的经验，《政府工作报告》上的表达，有时候是对已实施方案的总结，有时候是为将要推行的政策吹风，也有可能只是表达某种寄托较为高远的政治理想。中央政府是否已经酝酿着收入分配制度上的重要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作为一种假设的事实，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提法表示有异议。今年“两会”期间的北京，不管是全体会议期间，还是代表委员分组讨论阶段，甚至在见缝插针的采访当中、觥筹交错的私人场合，会里会外，“收入分配”四个字都是各种谈话的重点。
人们对含蓄许诺的改革理解各异。它可以被理解成给低收入人群发红包，也可以理解成给工薪阶层“涨工资”；可以被理解成国民要求分享国企的红利，也可以被理解成监督政府的不合理开支；可以理解成工人要求工会和企业就薪酬进行谈判，也可以理解成农民要求改变土地征收模式，获得土地升值的收益；可以被理解成中产阶层减税，也可以理解成对特权人群“限薪”；可以理解成政策调整，也可以理解成制度变革；可以看作是推动消费的技术手段，也可以理解为进行政改的方法路径。
人心所向和莫衷一是，似乎都以此为甚。但这种对危机的试探性反应能够走多远，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医改一年话得失
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这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背后最难的问题。
记者/汪 伟
医改方案是本次两会的瞩目焦点。记者专访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专家、国务院医改协调小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
改革是否可持续？
《新民周刊》：从去年4月到现在，医改方案出台一年左右时间了，各种改革措施都在推进，公立医院的改革方案最近也已提交讨论。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正处在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澳大利亚等等，都在探讨改革自己的医疗制度，可见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以让中国去模仿。你觉得问题主要在哪里？
李玲：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制度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产物，现代医学虽然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人体和疾病的了解还很有限，往往忽略了人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长期进化的产物，本身有抵御疾病和康复的能力，医学要做的是促进人体自身的恢复能力。现代医学常有过度治疗的问题，人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钱投进去，如果医疗制度安排不好，医院、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保险公司就会变成吸金机器，最后拖垮经济。
美国是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占GDP17%，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用在医疗上的钱也是最多的，达到8000美元，但国民健康水平落后于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这么昂贵的医疗成本，总要有人来承担，要么是家庭，要么是国家，要么是企业，但是谁承担就要把谁拖垮，所以奥巴马要力推医改。
美国的失业率这么高，跟医疗费用太高有关系，因为企业买不起保险。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很高，差不多要到10.7%，政府的压力很大，但是你在机场看不到几个工作人员。企业不愿意雇人，能搬走的把厂搬到国外去了，搬不走的他就使用外包，或者广泛使用机器，这造成美国经济没有竞争力。
我们看到奥巴马医改折腾了这么大半年，最后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是个非常折中的方案。美国医改有两大障碍，一个是利益集团，一个是意识形态，加上它现在的政治体制，就注定它基本上没办法改了。对于奥巴马来说，医改失败是致命一击。他挺有历史感的，医改是考虑到美国长远利益，医疗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老百姓的钱、企业的钱、国家的钱，都吸进去，但它给老百姓的福利是有限的。所以他把医改放到美国国家战略高度的，想要为美国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美国人看病的问题。
但奥巴马奋斗了这么一阵之后，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在参议院他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已经无能为力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总统、议会、选民来说，都是短视的，它不可能考虑很长远的。医疗是个长远问题，现在不解决，会越积越大，将来会是这个国家的致命伤。通用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会破产？你回头看看，通用的老总从克林顿时期就不断在国会说，政府一定要改医疗，不改企业都要拖垮了。通用去年宣布破产，金融危机不过是最后一击，它的问题已经由来已久，已经被掏空了。
相比较而言，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医改方案去年出台后，推行力度非常大。尽管还有很多的问题，但还是要看大势。基层表现非常明显，我最近去各地调研，大街小巷、到基层、到山沟沟里都能看到统一标志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过去都没有的。当然内涵，包括人员素质、服务质量，还有待改善，但就这些一下子出来，也很了不起。
现在很多偏远地方，当地最好的建筑就是卫生院，或者是卫生室，因为它很新。农民实实在在感到变化非常大，过去完全没人管，什么都没有，现在尽管报销的比例、手续都需要改善，但他们觉得这看病件事算是有盼头了，加上政府每年都在增加投入，这件事有希望会越变越好。
《新民周刊》：改革有成本，政府要投钱进去，近两年虽然有金融危机，但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是非常快的，已经达到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这种投入是可持续的吗？
李玲：投入是否可持续，要看我们现在所投的钱用得有没有效率，是不是真正给老百姓带来福利了，有没有流到别的地方去，浪费掉了。这些年我们反复提控制总费用问题，但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没有这一条。这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终于把控制费用写进去了。费用能不能控制好，关系到医改能不能持续。
“低成本、广覆盖”的原则，中国必须持之以恒。要用最省的钱保证老百姓的健康。高成本、高技术的路，美国都走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走下去？
《新民周刊》：中国人口较多，在一个低水平但是广覆盖的系统里，我们可以增加人力服务，提高医疗的可及性，这是西方国家很少会考虑的一条道路。
李玲：但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他们的系统。我们的教育越来越走向技术化的方向，医学教育中，我们过早学习了西方的高技术的、分科特别细、教育时间特别长的这条教育道路。上一次教改以后，所有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都归教育部管，它是培养人的单位，但是与医院和社区，即用人的单位完全脱节。医学院愿意把学生越往高里培养，因为这样经费多，但问题是卫生部门是不是需要这么多高端的人才，或者说需不需要所有人都这么高端？中国一年培养大约有50万的医学毕业生，但是50万学生中，大概只有10%的人能真正从事医学。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浪费资源，因为培养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成本是最高的，这是巨大的浪费。
一方面，我们的医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一个大学生都招不到。为什么不能给基层和地方培养一些能够才尽其用的人才？一次性教育的时段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长？专业划分是不是一定要那么专？收费是不是一定要那么高？
我们的培养要分层。有些就是培养村级卫生所、县级医院的，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按大医院模式培养。这样培养出来再让他下去，就下不去了，心理落差在那里。培养的时候应该与整体的医疗服务模式相吻合。
我想，医改之所以难，就难在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改革。
《新民周刊》：以前您算过，医改需要投入的费用是6000亿，现在费用投入的情况如何？
李玲：现在投入的费用远远超过这个，又补供方，又补需方，两个水龙头都开着，漏水的地方太多。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政府在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同时投了这么多钱建各种保险，保险费用增加的非常快，温总理说，今年又要增加百分之五十，两级政府投给农村和城镇居民每人的保险费用要达到120元。同时城市增加也很快，因为大家收入增长了，中国医疗保险的筹资比例是很高的，最高的上海是14%。100块钱工资，要交14块钱做医疗保险。
国家和个人、企业投了大量的钱在保险里，但是医院的经营机制还是要挣钱，没有费用控制，你辛辛苦苦在保险投的钱，三下两下就被它挣走了。这就是我说的两个水龙头都在放，没有控制力。
《新民周刊》：这些投入达到目的了吗？
李玲：投钱是要老百姓切切实实感觉到他的负担轻了。所以一边向保险里投钱，一边要迫使医院改变它的经营机制，但是现在公立医院的改革是滞后的，还在试点，没有控制医院收费的手段。
去年这么多钱投到医疗上去了，进一步刺激了医院想去盈利的动机。过去的老百姓支付能力还有限，现在有这么一大块医保，它更赚得来劲了。所以在医疗上的投入效率不高，没有达到医改预想的目的，钱真正落到老百姓头上不够。
《新民周刊》：一直有人在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医改会因为投入跟不上丧失动力，二是医改的过程中会不断扭曲，最后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是让有些人再次从中得利。
李玲：有这两个端倪，但我对医改还是充满信心。牵扯到这么多利益的一个大调整，医改不会一蹴而就的。信息化给了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表达要求改革的意愿。医改从头就是老百姓推动的，不断在诉求于民意，政府所做的不过是顺应了民意。形势比人强，改革的动力不会消失。
至于扭曲，宿迁卖成那样，现在政府在收回，也就是几年的工夫。犯点错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
政府要把投资和服务整合起来。不能两头分，让医院拼命从两头掏钱，既掏政府的钱，又掏老百姓的钱。财政部早先反对把钱投到医院，要投需方，说是花钱买服务，不是买人。但是你看这次公立医院改革，它不得不迫于压力，提出来社保的钱要直接补医院。为什么转变？因为公立医院去掉15%的药品加成，这笔钱财政部得补，它一算，拿不出这笔钱来，所以要把社保拉进来。趋势就是这样，最后，政府的投入、社保的钱要统起来用。在不断的操作过程中，他会发现什么是最省钱的、最有效的方法。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抗拒不了的。
公立医院向何处去？
《新民周刊》：公立医院的改革，您认为应该是什么方向？
李玲：公立医院的改革是重大的利益结构调整。你没有雷霆万钧之力是动不了的。它有纵横交错的利益，比如说药的问题。取消加成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这个加成只有15%，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生产到流通到医院再到消费者手上，这一条产业链你还没有能打断。现在医院这个15%没有了，医生呢？他可能继续开大药方给你，因为他的灰色收入仍然存在。
这条利益链为什么存在？就是我们药厂出厂价与药到医院后的价格，差距太大，虚高成分太多，腐败的空间太大。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方案在最初不是这样设计的。原来设计的是定点生产，集中配送，强制使用。把中间流程彻底拿掉，现在改成了以省为单位的招投标。发改委定的价与出厂价相差甚远。
我一贯的观点是给药定价很难，因为药的价和它的量联系在一起，产量越高，成本越低，有规模效应，所以要集中生产，降低成本保证供应和质量。
这一行的利益链是很长的，我们医改方案为什么会在中间征求意见的时候完全变了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原来不是这样的。从前年的十月征求意见到去年四月份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动，没有谁来交代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防范利益集团的机制。公立医院的改革回归公益性，是汇集了13亿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是分散到每个人的，和特定集团抱团所取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比的。谁来替13亿人的利益说话？这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背后最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存在于各个领域，医疗领域更尖锐。
《新民周刊》：据我所知，很多大城市里的三甲医院欠银行的钱都是数以亿计，为什么会这样？
李玲：很早我就提出，医疗市场的竞争，就是医疗设备的竞争(medical arms race)，就像军备竞赛，你可以把它换成医备竞赛。我们这种没有转诊机制、保险没有约束性的情况下，患者肯定是往好医院走。什么是好医院？好的设备、好的医生、高楼大厦。
没有哪个国家的医院能在这么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如此突飞猛进。我们现在三甲医院设备的装置以及硬件的条件，绝对赶英超美，走在世界一流。所以它们负债是 我们医院的发展超过了社会的承担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遏制大医院扩张的冲动。大医院走的就是高成本、高技术的路。你现在到医院看病，医生其实不问你什么，一切先检查再说，我不觉得这是中国可以走的一条路。一些常见病，望闻问切就完了，感冒了，问一下什么情况，可能不需要吃药就可以回去了。现在不由分说，通通一通检查。中国老百姓在抱怨看病贵，这个抱怨很大成分不是它真实的费用到底多贵，关键是贵的不合理。一个感冒没有几百块钱下不来，老百姓不是傻子，过去不需要这么多钱，现在凭什么要给我吃这么多药，做这么多检查？
人们的直觉很对，你给我的这套治疗体系不正常，贵的不是地方。中国病人支撑了大医院的高速发展。
《新民周刊》：回到农村基层，你刚才说到，“新农合”给中国农村带来非常实在的影响，但它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又被医院的盈利冲动抵销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李玲：效用不能说完全抵销，但的确削弱了。医疗服务机构一定要改革。政府一手拿着新农合筹上来的钱，一手必须抓住医院，控制医疗费用，承担维护百姓健康的责任。医院改革回归公益性，就是不能把医院变成在市场上挣钱的主体。一旦变成市场主体，医院就是脱缰的马，控制不了它。它必须是维护百姓健康的一个机构。
宁夏模式值得推广：一块钱看30种病。宁夏将政府投在公共卫生方面的钱、新农合的钱还有其它跟卫生相关的钱，综合起来用，主要用来支付乡镇和村级医生的工资。每次看病，病人只付一块钱，用74种药。宁夏做药品改革是最早的，药很便宜。老百姓感觉看病负担很小，医生也得利。以前医生为了挣钱拼命打吊针，现在宁夏在村一级不允许打吊针，而且医生也不会去打，不用靠此挣钱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中国就是医生过度滥打吊针，这个吊针里激素、抗生素，什么都有，没病都给治出病来。
《新民周刊》：这种模式技术上、医学上评估怎么样？会不会造成治疗不足？
李玲：这种模式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评估。它实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现在可能面临夭折的危险。过去新农合的钱是在卫生部门管，现在要把这个钱并到社保中来，钱分了家，用法不一样。卫生部门可以将钱打包，走社保就是报销了。报销会刺激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
大量的病是常见病多发病，宁夏模式针对常见多发的疾病应该是能保障病有所医。
《新民周刊》：但即便是三甲医院里，医生也在抱怨收入低。
李玲：你以前写过《医改，医生为什么沉默》，这篇文章提得很好，医改应该听取医生的意见，但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医生是有不同的层级的。医改应该听取哪些医生的意见？
医生这个职业非常特殊，不能把它混同于一般服务业。现在对医生的激励和对饭店的服务员的激励，机制是一样的。这是不对的。所以，医改的另一个关键是医生的激励机制要对。
医学发展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体很复杂，他们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你去求医问诊，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寻找一种慰藉。医生对病人应该是医者父母心，仁心仁术，是一种对人的关怀，你关怀病人，而不是冷冰冰的开条，检查完了，对着结果判定病人的生死。
病人对医院很大的不满是，他作为一个弱者去求医问诊，他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当病人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是不惜代价的。但他没有从医生那里得到对抗疾病的信心和慰藉。
考核医生这个特殊群体的创收能力，就是把他推到患者的对立面，这个就麻烦了。各个国家在医改过程中，都认识到医院和医生是最重要的，给他们正确的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3月3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颁布近30年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医改方案，最大的手笔就是中央政府将支付所有公立医院的费用。医院最大的费用，就是医务人员的工资和薪酬。一个好的医疗体制，是从培养到从业给他好的待遇和严格的监管，一条完整的链条。这条链条从选人就开始了。医生不能为了挣钱到这个行业来。你必须有公益心和慈悲胸怀。国外医学院面试，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选择来这里。培养的时候，国家尽可能降低他的求学成本，毕业以后准入的资格也应该很严，中国医疗费用最大的投入应该投到人——尤其是医生身上。老百姓都会支持给真正好的医生一个体面的待遇。当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他们要严格监管，使得违约成本非常得高，也避免回到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态。
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太难还是太容易？
《新民周刊》：刚才讲到人的准入门槛，现在请讲讲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问题。民营资本进医疗行业是不是自由？准入制度有没有影响中国医疗资源的供给？
李玲：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的民营资本要进入医疗行业，都要容易得多，所以我们才有遍地的广告，多少民营医院雨后春笋般地出来了。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到温州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去考察的时候，非常惊讶地发现，当地的民营医院发展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医疗是一个太特殊的行业，信任是这个行业的核心。温州的老百姓之所以选择公立医院，就是因为很难信任现在的民营医院。我希望有更多的民营资本投到医疗行业来，但要明白，对想挣大钱的人来说，这不是个合适的地方。老百姓上了一次当，第二次他肯定不去了，所以它没有一个可以持续的盈利机制。
谈到准入，对医院来说，最重要的准入门槛应该是医疗质量。现在是有钱就能办医院，不谈质量。
我认为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有各种政策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做慈善，直接捐钱给公立医院，这也是国外公立医院筹资的重要方式。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捐楼、捐基金，赢得社会对他的尊敬、赢得名声，同时国家给他减免税收。第二个应该鼓励民营医院办非营利性医院。美国85%的医院是非营利性的，里面有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兴办的，但主要是社会办的，慈善机构、教会办的医院承担了美国主要的医疗责任。
《新民周刊》：在你的心目中，公立医院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李玲：对公立医院的改革来说，成功的标准之一是医院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现在病人不相信医生，医生防范病人，这种对抗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违反了医疗本意。
两会，一场房地产大会？
当人人都在为房子奋斗终生，这就不只是一代人的杯具。
记者/张 静
黎叔在《天下无贼》中有一句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如果放在当下，几乎所有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房子！
2009年，突如其来的房价飙升，裹挟着一部火上浇油的《蜗居》，刺痛了全国人民的心。这让今年两会，几乎毫无悬念地开成了潘石屹夫人所料的“房地产大会”。
任志强魔咒
“现在住房不是一般的民生问题，已经变成了第一民生问题。无论是上海代表团，还是我在两会中接触到的人大代表，对住房问题都很重视。”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张兆安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说。
虽然代表们不负众望，但两会究竟能带来多少希望？
有句时评道出了在高房价的多年调教下，人们的某些惯性思维：“房地产的最大庄家是政府呢。想着房价降？刁民们做梦吧。”梁季阳委员在前两天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地方政府总会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是房地产交易中最大的获利者。据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近50%。”
可以说本届中央政府执政这7年，也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的7年，与地方政府动态博弈的7年。
众所周知，房改自1998年始。如果非要为这轮房地产狂热寻找一个理由，最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那场金融危机，随后房地产被赋予了“拉动内需、重启经济增长”的历史使命。正如高房价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今年像捅了马蜂窝一般，也是因为一场突入其来的次贷危机，导致房地产变成了政府冀望重振经济的“救命稻草”。历史的某些相似性与轮回，总令人唏嘘不已。
著名学者、独立评论人袁剑讲过一个故事：“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产崩溃之后被迫北上的朋友，凭着他对政策一贯敏感的嗅觉告诉我，房地产可能要转势了。随后，他毅然重新南下，开始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地产生涯。现在看来，这不仅是我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也是中国最近一次房地产狂飙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
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盛华仁说，1998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不过为67亿元，而从2001年到2003年，这个数字魔术般地涨了近135倍，变成了9100亿元。在住房交易中，土地费用占房地产价格20%—40%，政府税费收入占30%—40%左右。总计起来，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占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
袁剑有见地之处，是指出了在地方与中央的宏调博弈中，土地扮演了“过桥”的角色。在“朱镕基时代”，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权力几乎被悉数上收。但由于批出的土地转手就可以从银行抵押贷款，实际上地方政府又重新从中央政府手上夺回了某种货币发行权力。
可以说，新一届中央政府从2003年上任伊始，便接手了一座“活火山”。早在2002年，朱镕基已经不无担忧地指出：“深圳的明天是香港的今天。”这已是他在一年中第二次发出警告：“内地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过热。”而央行在2002年年底的一项调查发现，房地产贷款中的违规金额比例高达24.9%。
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121号文件为分水岭，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21号文件将全国的投资高增长归罪于房地产，并认为泡沫是全国性的，是普遍性的。这一定调对房地产商来说不啻为“致命一击”。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的反应最为激烈，一连起草了两篇声讨“檄文”：万言书《“冬天”来了》和《仇富政策》，潘石屹则是彻夜难眠。
然而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21号文件，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随后国务院一纸“拨乱反正”的18号文件，再度令中国这一“新富阶层”笑逐颜开。
据袁剑回忆，2003年年初，上海人见面寒暄变成了：“买楼了吗？”而到了2005年初，一位投资界的朋友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劈头就是：“不得了，上海人手上已经没有现金了，全用来炒楼了。”
2005年3月16日，央行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18天之后，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加强宏观调控稳定住房价格》，据称用辞之严厉，只有《人民日报》那篇《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可与之相比。一个月后，传说中的“国八条”正式出台。不仅将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而且继新华社基调，指出地方政府必须对高房价负责。
然而现实的尴尬却是，房价就像应了任志强魔咒一般，“政府越调房价越涨”。2005、2006、2007年，反而成为中国房地产最热的三年。
“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房地产的问题需要通过一个结构化的产业模式来解决，一部分完全市场化、一部分半市场化，还有一部分非市场化，政府在其中做好资源调配。让有钱人住好房子、投资房产，带动区域土地价值的提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都赚钱了，带来一个负效应，房价会越来越脱离部分老百姓的购房能力。这时候，政府应该通过行政法规的规定，将土地出让的溢价部分，拿出一半去做保障性住房。在推出的土地中，一定要有一部分不赚钱，或者微利，来做半市场化的普通商品房。”高策地产顾问机构的董事长李国平告诉记者。
“但反观中央的宏观调控，最初两年的主要手段是抑制需求。每次短暂的观望之后，都是开闸泄洪式的需求释放。而另一方面，标志着房地产正式市场化的‘招、拍、挂制度’，客观上造成了土地供应的瓶颈，使得供求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结构化的萌芽，在2006和2007年的房地产政策调控，曾经一度出现。“住房民生与保障终于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已经意识到调控不仅仅是调需求，还要调供应；不仅要增加供应，还要改善供应的结构。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在房地产产业中必须引入非市场化以及不完全市场化的补充模式，开始推出大力建设保障性质的廉租房和限价房的政策。其中对行业影响最大的则是2006年5月引发热议的90/70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政策。”
当中央政府把所有的调控手段用尽，到2008年年底，在资金链紧绷的压力下，降价、通过销售回款自救，终于成为房地产全行业的共识。
“2008年底，深圳的房价下降了50%，北京一些地方下降了30%-40%。政府有了一次实现结构化运作房地产的机会。不幸的是，它没有被抓住。”
李国平当时提出的观点是：“政府应该救经济，但不要救房地产。”中央政府应该正确引导那些优先获取流动性货币资源的央企、国企，将4万亿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以及半市场化的普通商品房建设。一样拉动上下游产业，为GDP做出贡献。
然而真实的故事却是，这一轮势头大好的调控，却在接下来如过山车一般惊心动魄的市场震荡和全球金融危机中戛然而止。“政府现在要来重新调整房地产的结构，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高的代价。”
“今年政府面临着更为困难的局面。政府当初慌不择路，一味放贷款。巨大的流动性转变为央企的高价拿地，地方政府的投资运作平台有了充裕的资金而失去推出土地的压力。而高地价又带来房价上涨的预期，使得开发商的降价迅速触底反弹，短期内全面清货解套。更何况去年地王频出，很多开发商有钱了之后还拿不到地。手上有钱，存货还不多。如果说2008年他们可以撑半年，这一次开发商起码能撑一年，看谁熬得过谁。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房价不仅降不下来，还会出现一个政府更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观望气氛浓厚，交投两淡，开发商还不着急，拿地意愿不强，GDP上不去，看你政府怎么办。现在连王石都说了：我们可以慢下来。政府不敢让房地产垮。这是任志强唯一看到的正确的东西。等到了下半年，政府一看形势不对，一定会重新来刺激房地产。今天政府所议的所有难题，都是它自己一手造成的。”
正如一位网友调侃：“在一个意外的牛年之后，管理层已不得不骑在虎背上。”
自古降价一条路？
房价飞涨在部分社会成员中间激起不满。为了应对愤怒的滔滔民意，宏观调控的主旋律基本上都围绕着“打压房价”进行。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民间也有类似的心声：“房价不降，天理难容！”“哪个地方政府支持高房价，就要严查哪个。”
然而解决中国房地产难题，是否只有“降价”这条硬道理？
“整个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化行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非市场化行为。现在等于前面全部市场化，发现出问题了，又开始提出全部非市场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李国平说。
时至今日，中国早已出现了利益分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已购房者，这些年都分享到了房价暴涨的盛宴。“我身边很多朋友对于房价其实看法都各不相同。买了房或者手里有两三套房的人其实希望房价涨，从中投资的收益能够得到更大化的提高，还没有买房的希望房子不要涨。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结构性的看法。”新浪财经的主持人权静说。
“我不希望房价跌，因为我刚买了房子，打压房价不是让我的房子资产缩水吗。”一家房地产机构即将履新的区域经理也坦言相告。
“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房地产两条腿走路，愈来愈成为一种共识。
“大家所感受到的矛盾焦点是高房价，但实际上真正核心的问题是不是房价太高了，而是有很多人买不起房，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假设如果说中国的房价再翻一倍，但是所有的老百姓自己都有房子住，我想今天房价的问题就不会成为社会的一个矛盾的焦点。” 北京联达四方房地产经纪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少锋说。
调控房地产的政策，从去年12月初就开始陆续出台。作为对“国四条”的细化与完善条例，“国十一条” 似乎是2005-2007年间已经开始萌芽的多元化思路的重新出发：实现房地产在国家战略上的双重目标，既拉动增长，又保证“居者有其屋”。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也在私下透露，2006年出台但未能坚持的“90/70政策”将在不久后回归。
“今年中央准备财政补贴600多个亿建保障性住房，我认为去年做得那么差，今年只增加百分之十几，能根本性改变问题吗？另外，去年地方土地收益的溢价部分就已经有3000多个亿，拿一半出来做保障型住房都是应该的，为什么只拿10%？明显的雷声大雨点小。”李国平认为。“去年年底开了两次会，主要定调者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三强调进一步鼓励住房改善性需求，目前最大的任务是调结构。但此后到了国务院层面，会议精神变成抑制投资性需求，到现在已经演化为要抑制改善性需求。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系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无法形成合理的政策和结构体系，房价上涨和解决大多数居民住房问题的矛盾，无疑会越来越激烈。这让我们对于这一轮调控政策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很难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被房子垮掉的一代”
住房保障体系，到目前为止仅覆盖到了低收入阶层。而这届“房地产大会”一个亮点，便是集中关注到了“夹心层”，不知这是否拜《蜗居》所赐。
张兆安认为：“中国的住房结构，实际是一个橄榄形。最上端，更多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主要是解决橄榄的最下端，政府一定要把对这部分人群的“托底”先做好。现在麻烦的是中间这一段该怎么办？”
中央智囊团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启动得更早。2009年8月13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以个人身份表示，“十二五”期间(2011年-2015年)，在基本解决了低收入群体住房的问题后，住房保障体系重心应适度上移，我国救助型住房保障要逐步提高到有一定能力和工作收入，但是其收入和买房子差距非常大的群体。
《蜗居》之后，《蚁居》大热，80后有了一个新称号“被房子垮掉的一代”。一年飙升80%的房价(据统计局数字)，更让一部分原本可以够得上商品房的“边缘人”，重新退回到无房者的大部队。
当人人都在为房子奋斗终生，这就不只是一代人的“杯具”。“如果我们国家的年轻人都没有安全感，都不能有归属感，这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有问题的，我们正丢失最核心的竞争力。”李国平说。
杨少锋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借助银行，扮演了一个向中产阶层掠夺财富的角色。房价如果继续涨下去，最终的结果是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目前房地产的繁荣是以未来20年的发展为代价。”
从2007年开始，北京开始建立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公共租赁房在内的多层次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已完成配售的5万套经适房、限价房和累计通过审核申请的11万户相比，比例基本是1：2。
地方政府显然是缺少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武汉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提供的数据显示称，目前在全国城镇的低保家庭中，各级政府已通过各种方式缓解住房困难的仅占7%左右；在全国已开展廉租住房的城市，其覆盖面仅在1%左右(个别大城市除外)。
而在执行的细节上，也存在“一刀切”的现象。
李国平透露：“现在保障性住房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做的时候乱做。90/70这么好的一个政策，却在执行细节上出现了致命的错误，许多土地根本不适合做90/70。广渠路15号地，里面还要求配一万五的廉租房，这是一个典型的几方伤害。土地价值可以更高的，现在做不上去；在CBD建廉租房，人为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本来是政府行为，转嫁给了开发商，又是一个政府的不作为。”
保障性住房的高门槛，也把夹心层拒之门外。以北京市为例，申请廉租房的一人户家庭月收入为580元及以下，申请经济适用房家庭月收入约为1890元。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不符合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的“夹心层”，正处于“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尴尬。
“由于整体立法的滞后，住房保障谁来保？保多少？怎么保？保障房怎么造？造多少？给谁造？怎么分？政府、民众、企业，各自有哪些义务和权利？有哪些责任和收益？现在都没有一个权威的依据和标准。” 带着《国家住房保障法》议案进京的张兆安呼吁，要尽快将国民住房保障纳入国家法制化的轨道。
在他的提案中，公共住房制度，也就是李国平所言的半市场化的普通商品房，体现了两处亮点：“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对象不受户籍限制”、“国家将房价收入比作为城镇中等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考核的重要依据。以户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为参照，一线城市须控制在8倍以下，二线城市须控制在7倍以下，三线城市须控制在6倍以下，小城市和建制镇须控制在5倍以下。”
如何防止“经济适用房经济了谁，适用了谁”的悲剧不再重演？全国两会期间，由政府和住户“共有产权”这一制度设计引发了强烈关注。张兆安也在他设计的《国家住房保障法》提案中提出：“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作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若出售须由地方人民政府回购或在指定的经济适用住房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售价不得高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该楼盘公共住房最高限价，购买对象仅限于符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后5年内不得再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