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宪政   你有多少民主资源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邹启宇

2009-04-29 23:19:55




三年来，泰国政局剧烈动荡。有人认为“泰国的民主名存实亡”、“最大输家则是宪政与民主”、“都是民主惹的祸”，也有的认为“（泰国）精英失职，社会必然在激情支配下趋向治理退化”，等等。

其实，上述论断都与泰国社会现实不甚相符。
封建制度如何被瓦解

泰国长期以来是封建国家，没有“民主传统”。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举东侵，曼谷王朝的第四世孟固国王、第五世朱拉隆功国王面对世界新的潮流， 一方面改革内政，一方面学习西方，所以，在东南亚所有地区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时，惟有泰国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和虽然缓慢却一直向前走的进步。

泰国王朝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主动地、有目的有计划地派出了一批批王室和贵族的青年到欧美留学，学习政治、法律、经济、工程、军事等等。同时，又有选择地延聘许多欧美专家来泰国当政府顾问、官员和教师。同一时期，曼谷王朝要比中国的清王朝更了解世界潮流。

这些留学青年，带回来了西方新鲜的民主自由理想和宪政议会制度观念。他们面对原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国家落后，认为泰国只有变革才有出路。
怎么变革？在一批青年军官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32岁的泰国青年比里·帕侬荣领导下，这些先知先觉者在1932年发动政变。当时一份当地英文报纸说，6月24日早上泰国人民“一觉醒来，曼谷便发生了一场兵不血刃而又事先未为人知的、150年来最大的政治事件”。

3天后，曼谷王朝第七世巴差提勃国王被迫签字颁布临时宪法，承认实行君主立宪。从这时开始，泰国才有了最起码的民主政治架构，“民主”一词才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步深入大众。曼谷的民主纪念碑，顶端托着一部宪法，象征宪法高于一切，表明泰国人民推行民主政治的决心。

1932年革命初次提出建立代议制的议会，可是156名议员中，一半由国王指定。尽管如此，民主种子一旦发芽，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成长起来。

然而当时的泰国，只有军队才是国内惟一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君主立宪怎么推行，要由他们说了算。所以，从1932年到1988年的56年间，尽管建 立了 君主立宪制度，尽管有时候泰国还依照宪法进行选举，出现议会和政党政治，实际上泰国长期是军官专权。究其大者，披汶·颂堪为首的军官专政12年，他侬 —巴博集团专政10年，炳·廷素拉暖集团执政8年。其他军政一两年的，还有许多次。

文官在军官集团阴影下，难有大作为。1975年7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亲王，上任不到一年就下台。他的哥哥社尼·巴莫亲王先后 当了三次总理，加起来时间不到两年。那时候，文官政府，无论是否经过选举产生，只要高级军官搞政变，他们马上就被推翻。显然，建立宪法民主和落实民主制度，并不是一码事。

转折
重大转折发生在1973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国经济持续发展、初级教育普及，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以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和制造业起家的资产阶级和人数更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出现了十多万在校大学生。他们对接二连三的军官独裁、议会民主有名无实，早就积怨在心。

这年的雨季开始，积累的不满就以各种形式陆续爆发出来。10月初，以法政大学、朱拉隆功大学的学生为中坚，开始走上街头，抗议他侬·吉滴卡宗和巴 博·乍鲁沙天军事独裁政权拘捕学生。10月14日，人数25万以上的大中学生、工人和各界市民涌上曼谷街头，举行了泰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 军官政权独裁统治，要求实现全民大选。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学生43人，打伤47人，武力接管了湄南河边的法政大学校园。
镇压的结果，不仅无法压服民众，反而给反对他侬军事独裁政权的烈火添加了大量燃油。军政各界的上层人士中，起于各种动机而反对他侬与巴博的声音也愈 益响亮。经过各方面幕后的紧张磋商，当晚由国王出面宣布他侬·吉滴卡宗辞职，任命法政大学校长讪耶·探玛塞为临时内阁总理，并下令制定新宪法。

从此以后，必须实行宪政、必须依法行政、必须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民主政府，成为泰国上下大多数人的共识。1973年以后泰国还出现了多次军人政变，但同过去相比，情况完全颠倒过来：军事政变越来越不得人心，军官执政时间越来越短；即使是1980—1988年执政的炳·廷素拉暖将军，也不敢用政变的办 法上台，而是由议会一致提名之后，由国王任命。

2001年2月，通过议会选举，成立不久的泰爱泰党取得多数席位，富商他信·西拉瓦出任政府总理，并在2005年再次经选举连任，直到2006年9月因政变下台。他信是迄今为止执政时间最长的泰国民选总理。

所以，从1932年以来，泰国的立宪民主政治，并没有走回头路的迹象。
谁在推进泰国民主

回头看，泰国20世纪前期的新兴中产阶级要求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但是他们还没有壮大到向军官集团正面挑战并取而代之的地步，因而他们不得不转过来依靠军官集团，以便有机会执政。

1946年成立的民主党，小心翼翼地做过几任短暂的政府总理。如今出任总理的民主党主席阿披实·维乍集瓦，依然离不开军官集团的支持。他们这个“人 民民主联盟”队伍中，为了压制最近出现的反对派，甚至有人认为议会民主制不适合泰国，要求议员由国王委任，乡村穷人不宜享有投票权等等。

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技术革命的浪潮也涌到了泰国。一批从事信息、电子、生化、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而壮大了实力的企业家，成为泰国经济发展的主导者。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地位，而又渴望把泰国变成符合他们愿望的现代民主国家，于是他们力求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口号来争取广大农村的农民。 以泰国的新兴富豪他信·西那瓦为首的泰爱泰党，承诺“三十铢治百病”的医疗卫生服务，给农民免税三年，同时向农村提供发展基金。正是这些主张和措施，争取 到广大农民的选票，令泰爱泰党在2001年选举中一举赢得议会多数议席。

1973年反对他侬—巴博集团的先锋——曼谷的学生、工人和其他城市市民，以后发生了分化，其中相当多的人变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在政治取向上，多数 支持老资格的资本家集团及其伙伴，也就是现在的以民主党为核心的泰国人民民主联盟。他们的教育素养高过农民，他们穿上黄衫，掌控舆论，释放出巨大能量。
所以，如今泰国的政治博弈，早期的老企业家和他们影响的城市中产阶级要求打了折扣的民主，新兴的企业家集团要求民主，广大农民开始要求民主，尽管对民主的内涵、实现的方式，他们的诉求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泰国实行民主政治的诉求是广泛的，是深入人心的。

街头抗争的逻辑
那么，现在泰国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发生军事政变，重新建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长期的军官独裁统治？

其实，略微追溯过去77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像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不仅在广大老百姓中，而且也在各级军官中深入人心。于是，军事独裁统治，不仅会遭到泰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就是在军队内部也很难得到比较广泛的拥戴。所以，政变之后的第二天，政变集团就赶快说“会尽快还政于民，举行选举”，“军政府将维持两周，然后将政权移交临时政府，修改宪法，明年10月举行大选，还政于民”。

本来，按照宪法，政治较量完全可以在议会中有秩序地进行，不必诉诸街头对抗。但是，2001年大选泰爱泰党获得全胜。包括民主党在内的“人民民主联 盟”估计在短时间内凭选票无法赢得议会多数，而他们又有实力在议会之外发动曼谷的城市中产阶级上街，于是便出现“黄衫军”围困总理府的行动。后来，“人民民主联盟”在选举中成功，又引发农民进城，组成“红衫军”上街抗争，围困总理府，冲击东盟首脑会议。

泰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民众大分裂。即使把他信逮捕，或者把人民民主联盟领导人颂提暗杀，这样的分裂短时间都不可能消除。

过去泰国政变，冲突的时间都很短，流血的少，全国经济和科技教育事业大体都能够稳定发展，市场经济结构继续完善。然而，这次动荡已近三年，放大了世 界性金融风暴对泰国的冲击，旅游业接连遭受打击。这样的局面，无论任何派别的泰国民众，内心都是不愿意见到的。因此，各派群众在分裂的同时，要求稳定全局的共同呼声也将会逐步高涨起来。

怎么看待泰国的民主？不能因为民众上街抗争这一条就笼统说它不成熟。不过，泰国毕竟实行君主立宪只有77年。在宪法和议会之外，长时间反复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街头抗争，对泰国的政治、经济和国家的团结，总是不利的。泰国的民主制度当然有可以完善之处，泰国各界对民主制度的掌控和适应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4月23日起，曼谷取消了紧急状态，全国的紧张空气继续缓和。不过，泰国民众的大分裂还需要相当时日来弥合，泰国的政局动荡也将时紧时慢地延续下去。

但是，长期实行军官专制已不可能，民主制度将继续发展和完善；大规模的街头抗争已令更多的人厌倦，对立面之间的对话、磋商和妥协将会增加。

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周方冶

　　2008年9月9日，泰国宪法法院宣布，沙玛·顺通卫在总理任职期间，四次主持电视烹饪节目，并收取报酬8万泰铢（约合2300美元），违反宪法第267条款，立即剥夺总理职务。随后，经过一周的内部协商，以人民力量党为首的执政联盟于9月16日提名颂猜·翁沙瓦参选总理职位。9月17日的众议院表决中，人民力量党副主席颂猜以298票对163票压倒反对派候选人——民主党主席阿披实·维乍集瓦，成为泰国第26位总理。从2006年2月政局陷入动荡以来，泰国已在2年半的时间里，相继更换了四位总理。从他信到素拉育，再从沙玛到颂猜，泰国总理“走马灯”似地更迭，而政局则在各派力量的冲突与纠葛中，始终未见平息的迹象。
“街头政治”与“选票政治”之争

　　尽管颂猜已荣登泰国总理宝座，但目前却不得不屈尊在廊曼机场的国际候机厅临时办公，因为，泰国总理府已被“鸠占鹊巢”。2008年8月26日，泰国反政府的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率众冲击并占领总理府，声称将坚守到沙玛“傀儡政府”下台。虽然沙玛已于9月9日离职，但民盟认为以“他信妹夫”颂猜取代“他信代言人”沙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傀儡政府”的性质，因此拒绝妥协。这使得颂猜“打道回府”的日子颇感遥遥无期。

　　对于曼谷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尽管早已习惯于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向政府施压，以此争取政治话语权和经济发展资源，但是，“非暴力”原则始终是抗议示威和游行集会的重要底线。事实上，无论在2006年“反他信”运动中，还是在2008年“反他信傀儡”运动前期，都不难看到民盟的“非暴力”初衷。不过，民盟最终还是迈过了“法律”的红线，从“自由民主”走向了“无政府”。通过民盟的蜕变，我们不难看到“街头政治”与“选票政治”的交锋，以及城市精英对于农村贫民“挺他信”的深切焦虑与强烈不满。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7年人均GDP已增至3700美元。但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缓解。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政策倾向，使得占到全国总人口近七成的广大农村地区，始终未能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统计表明，2007年泰国的基尼指数高达0.499；农村地区贫困率12%，高出城市地区近三倍；全国八成以上的工业集中在首都曼谷及其周边，而占总人口近半数的东北部和北部农村地区，却仅拥有不足10%的工业。政治话语权的匮乏，已成为阻碍广大农村民众争取经济发展资源的关键所在。对于脱贫致富的渴望，使得农村选民在他信提出“草根政策”的农村发展纲领后，很快就成为泰爱泰党的追随者。2001年众议院选举后，成立不到3年的泰爱泰党成为泰国第一个拥有简单多数席位的政党。他信在第一任期（2001～2004年）相继落实了多项“草根政策”，其中包括：“负债农民三年缓债计划”——允许全国200多万农村债务人延迟三年偿还总值500多亿泰铢的贷款，并免除三年内的利息；“一乡一特产”计划——效法日本，鼓励各乡镇开发特色产品，并由政府在宣传和销售方面给予扶持；“乡村基金”计划——为全国每个村庄和城市社区提供100万泰铢的发展资金；“三十铢治百病”计划——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网络，民众仅需30泰铢（约合6元人民币）就能够得到基本医疗服务和药品；“仁爱”系列计划——为农民和城市贫民提供廉价的住宅、水电、生产资料，以及人寿保险项目。泰爱泰党的“言出必行”，进一步赢得了农村选民的认同与信任。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在农村选民，特别是东北部和北部农村选民的支持下，赢得了全部500席中的377席，他信不仅成为泰国第一位成功连任的民选总理，而且也成为泰国第一位“一党执政”的总理。至此，泰爱泰党与农村选民之间的政治互补与利益合作已然相当牢固，前者为后者争取政治话语权和经济发展资源，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选票支持以确保议席优势。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农村民众始终坚定地站在“挺他信”阵营。正是看到这一点，他信才敢于在2006年2月解散下议院，提前选举，并且宣称“拿不到过半数选票，我就不出任下届总理”；而“他信代言人”沙玛也敢于在面临民盟政治压力时表示，“举行全民公决，让真正的民意决定政府的去留”。
　　
虽然“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曼谷的部分城市精英看来，如果广大的农村贫民已为“肮脏政客”攫取国家权力的工具，那么，采取精英政治将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对此，民盟甚至明确提出“众议员三成民选，七成任命”的政治要求。对此，民盟甚至明确提出“众议员三成民选，七成任命”的政治要求。尽管迄今为止，这还仅是激进分子的口号，但城市精英群体对于维护长期以来政治话语权优势的热切与执着，却是由此表露无疑。而且，如果能得到同属于“反他信”阵营的官僚集团、军人集团以及议会反对派的全力支持，那么，威权时代“众议院任命制”的复辟，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事实上，通过军人政变集团颁布的《2007年宪法》，“参议员任命制”已然先行复辟，现在泰国近半的参议员不再通过民选，而是经由遴选委员会任命产生。《1997年宪法》中曾被誉为民主里程碑的“参议员全部民选”制度，须臾间轰然坍塌。

　　“反他信”的“街头政治”与“挺他信”的“选票政治”之争，所折射的其实是泰国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政策所引起的城乡割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化解这一矛盾，那么城市精英与农村贫民之间的政治对立，必将成为长期影响泰国政治稳定与民主发展的症结。

“一党制”与“多党制”之争
　　从2006年到2008年的泰国政治动荡，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反他信”。尽管泰国各派力量站到“反他信”阵营的原因彼此不同——军方反对他信的“军队国有化”政策，官僚反对他信的政府体制改革，中小商贩反对他信的放开国内市场政策，国企职工反对他信的国企私有化政策，中小政党反对他信对各政党的“鲸吞蚕食”——但最终目标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彻底瓦解他信主导的泰爱泰党“一党独大”格局。

　　泰国政坛曾长期处于“小党林立”的格局之中。70～90年代的泰国历届众议院中，拥有议席的政党通常都在十家以上，而且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全国性大党，即使是有着60多年历史的民主党，在其鼎盛时期也仅拥有三成的议席，政治影响力也始终未能从南部地区向北扩展。因而，历届泰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面临党派争权的政治重压，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脆弱性问题，随着90年代初威权政治的结束，更是日趋明显。从1992年到1996年，泰国连续举行了三次众议院选举，其原因就在于各党派始终未能在利益分配方面达成妥协。虽然联合政府的脆弱性严重损害了泰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对于“小党林立”格局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却是难得的发展契机，无论是军人集团、官僚集团还是地方性政党，都试图在“弱干强枝”的局势中保持独立性，并从中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和利益。

　　不过，随着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的崛起，泰国政坛却在短短数年内迅速形成“一党独大”的格局。对于泰爱泰党的崛起，有三项因素相当关键。其一是制度因素。《1997年宪法》对于政党制度和选举程序的修订——特别是“政党名单制”（即1/5的众议院席位根据各政党所得选票的比例分配，但得票率低于5%的政党除外）的首次引入——有利于大型政党的发展。其二是资金因素。选举政治是地道的“金钱政治”，即使排除贿选举动，仅是宣传、声援、拜票等常规举措，就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因此，泰国各政党的背后从未少过商界财团的身影，不过，像他信那样，倾尽家族财团之力直接参与政治角逐的，却是凤毛麟角。曾一度是泰国首富的“电信大亨”他信的雄厚资金，成为泰爱泰党起家的根本，而各大财团的加盟，更是使泰爱泰党的财力水涨船高。从自由正义党（2001年2月）到新希望党（2002年2月），再到国家发展党（2004年9月），不少中小政党倒在了“银弹攻势”之下，相继并入泰爱泰党，而其余政党，也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挖墙脚”问题。其三是群众因素。正如前文所言，通过“草根政策”赢得农村选民的支持，泰爱泰党能够迅速占据议席优势，并能在2006年和2008年的动荡和冲击中，始终屹立不到的根本原因。

　　随着泰爱泰党“一党独大”格局的日渐成型，原有“小党林立”格局之下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版图不断受到挤压，而他信强硬的CEO作风，也使得双方的矛盾未能通过妥协的方式化解，最终引发了政治动荡。从2006年2月的民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到4月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大政党拒绝参选，再到9月的军事政变，泰国历史上的首届“一党政府”在各派力量的围攻之下土崩瓦解。不过，双方的冲突并未就此平息，“反他信”阵营对于彻底瓦解“一党独大”格局、维护以往既得利益的要求相当坚决。2007年5月，政变集团任命的宪法法院宣布，泰爱泰党在2006年4月众议院选举中存在贿选行为，依法强制解散。2007年9月，政变集团颁布《2007年宪法》，其中不仅修订了政党制度与选举程序——比如，政党名单制的议席比例降至1/6，并且取消了对5%以上得票率的限制——以牵制大型政党的发展，并且增补规定，“凡宪法法院裁定强制解散的政党，其执行委员在5年内不得从政”，从而截断了包括他信在内的111名前泰爱泰党骨干回归政坛之路。与此相对，已然在“一党独大”格局中有所收益的“挺他信”阵营，并不甘于放弃。前泰爱泰党的政治力量通过“借壳上市”的手段，以人民力量党的旗号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尽管面临政变集团设下的重重牵制，但在广泛的农村民意支持之下，人民力量党依然在2007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胜出，赢得近五成的议席。这一结果显然不符合“反他信”阵营要求彻底瓦解泰爱泰党政治势力的预期。于是，随着沙玛政府表示将推动修宪以解除对前泰爱泰党执行委员的从政禁令，“反他信”与“挺他信”之间战火重燃。2008年5月，偃旗息鼓一年多的民盟再次走上街头，掀起了迄今未息的大规模反政府浪潮。
政治动荡的僵局与出路

　　泰国政治动荡的背后，所折射的是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故而，如果未能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妥协，那么任何强硬的政治举措，都很难根本上化解目前泰国的政治难题。军人集团在时隔十五年后再次发动的武装政变，虽然中止了2006年的政治动荡，但在“还政于民”后，却是继而迎来了2008年的政治动荡。年初以来，“反他信”阵营高举“反腐败”的道义旗帜，不断以“贿选、贪污、渎职”问题为突破口发动冲击。此举在微观层面成效显著——他信自2月归国以来就深陷司法困局，并在8月再次流亡英国寻求避难；5月30日，总理府秘书长乍甲博因涉嫌“亵渎国王”而面临司法审查，被迫辞职；7月8日，人民力量党前副主席、众议院议长荣育因贿选而被剥夺众议员资格；同日，外交部长诺巴敦因签署“柏威夏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泰柬联合公报的行为被判决违宪而被迫辞职；7月9日，卫生部长猜耶因违反内阁成员财产申报制度而被迫辞职；9月9日，人民力量党主席沙玛成为泰国第一位因司法判决而被迫离职的总理。但在宏观层面，“挺他信”阵营却在“民意”的旗帜之下，始终屹立不动。双方的冲突开始陷入僵局，而泰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国贸、金融、投资部门，则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颂猜继任总理之后，已向民盟递出了协商的橄榄枝，但要通过双方的协商达成妥协，其间是困难重重，因为双方的政治底线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对于人民力量党，9月2日选举委员会有关“人民力量党在2007年12月众议院选举中存在贿选行为，依法应强制解散”的裁定，已成为高悬的达摩克立斯之剑，只待宪法法院的最后判决。虽然解散后还是可以再次“借壳上市”，但如果未能完成修宪，那么包括颂猜在内的34名执行委员都将步他信的后尘，被禁止从政五年。至于民盟，其实从暴力冲击并占领总理府之时起，已是踏上有进无退的单行道，如果不能阻止修宪并迫使人民力量党下台，从而为暴力行动赢得“正当性”，那么日后在面对司法审查时势必陷入困境。对于民盟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僵局，虽然通过宪法法院判决强制解散人民力量党，或是通过军方的再次政变推翻政府，都能立竿见影地化解短期危机，但从中长期看，却有可能因矛盾的积聚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因此，司法部门和军人集团在介入方式与程度方面一直相当谨慎。泰国国王普密蓬或许是目前最有资格平息事态的政治力量，尽管遵循君主立宪的基本原则，普密蓬国王很少介入政治，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曾多次力挽狂澜，堪称泰国政治的中流砥柱。

　　不过，泰国政治难题的真正化解，最终还是有待于各派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这是相当考验政治智慧的艰难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时期的试探、协调与磨合。

国王与他信：泰国政治动荡启示录作者：吴强

来源日期：2009-4-24
本站发布时间：2009-4-24 15:17:23


　　“4.12”行动前后，他信在海外第一次向普密蓬国王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国际社会再一次关注起泰国的共和前景。一个新兴产业大亨有意无意间为泰国的民主进步做出了一次实质性贡献……

　　4月19日，东盟峰会流产一周之后，泰国总理阿披实宣布了修宪建议，期望通过各方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泰国面临的政治危机。至此，历时三年的泰国政治运动终于触及了泰国政治最为隐秘的核心，不仅关乎泰国宪法237条，而是泰国的民主体制在普密蓬国王的威权统治下到底还有多少合法性的问题。由此延伸，可以看到，几乎整个大东亚地区的政权，都因此面临这同样的考验，一个表面的民主到底还能维持多久。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容易，三年来泰国的街头政治也具相当的迷惑性。首先，必须厘清泰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现状，有关普通泰国国民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他们轮番走上街头的背景。

　　凌驾民主的普密蓬

　　今年1月19日，一名曾经生活在泰国的澳大利亚人HarryNicolaides，被泰国法庭以“冒犯国王”的罪名判处三年徒刑。Nicolaides是一名原希腊裔塞浦路斯人，2003到2005年期间生活在泰国的清莱。2005年曾经出版了一本小说，其中有一段103个字的段落被泰国法庭认定“使用了对国王粗鲁无礼的词句”。而这本小说只印刷了50本，卖出了7本，且在2005年出版前，Nicolaides还曾向泰国的大学和审查机构寄出了样书。按照泰国法律，Nicolaides所触犯的“不敬罪”可面临最高达15年的监禁。他在2008年8月31日被泰警方逮捕，庭审时，Nicolaides主动认罪获得三年的从轻处罚，最后在国际舆论和澳大利亚政府的压力下，于2月17日获“国王特赦”得以离开泰国的噩梦之地。

　　但是，Nicolaides并非独立个案，只是为媒体广泛报道而获致国际社会关注的一桩。同样在去年4月，一位年轻的社会活动分子因拒绝在电影屏幕前播放王室歌曲(国歌)时起立被起诉；11月，SulakSivaraksa，一位75岁的学者，在半夜被警方逮捕并带往450公里之遥的警局，被控他曾在前一年的大学课堂上发表了对王室以及“不敬罪”的批评。

　　这些案件表明，泰国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未得到保障，民众对国王的普遍拥戴和尊敬掩盖了人权问题背后的民主体制缺陷和社会分裂，过去三年的街头政治正是这一问题的充分暴露。一个不受民主体制约束的国王，只能使用恐怖对付异议分子、用民粹主义统治大众、依靠传统利益集团间的平衡来巩固其威权地位。这一特征不仅代表泰国民主政治的缺陷和症结，也暗合大东亚地区诸多政权的本质。

　　如果说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每隔两年多便来一次政变的历史尚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黄衫军”上街反对他信及其颂猜内阁也只停留在社会运动的层次，那么，此次反独联“红衫军”冲进帕塔亚东盟峰会会场以及随后的政治发展，就已经直指泰国的国王统治合法性。这在泰国历史上空前的，其中的民主意义非比寻常。

　　他信对泰式资本主义的挑战

　　透析执政的阿披实政府，不难发现，亲他信的颂差内阁倒台后，他的执政基础是泰国的军方、官僚集团和华人资本所代表的传统泰式资本主义，这同时正是泰国国王在泰国扎根已久的基础所在。

　　这一传统的泰式资本主义受益于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军驻扎所带来的国际化，在成功孕育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腾飞的同时，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和平行的官僚腐败、屡屡干预政局的军阀势力和停留在中世纪的监狱制度。而阿披实所在的民主党，1992年那场大规模抗议导致终结军事统治的受益者，在泰国政治体制内长期扮演军方力量的反对者，与新加坡政权内的反对党几乎如出一辙，恰如其分地表演着泰国有限民主的角色，其合法性来自普密蓬国王，即最高威权本身，而不是民主选举。

　　正因为此，流亡在外的他信始终提醒着国际社会，他是一名民选总理，具有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正当性。但是，他的失败却在于对传统利益集团政治的挑战，一个新兴电信产业大亨对泰式资本主义的颠覆，而且，最致命的，他同样运用了民粹主义手段建立起牢固的选民基础，即广大贫困农村的农民。

　　散居在农村中的泰国农民，似乎与繁荣的自由经济脱节，陷入长期贫困中，只能通过子女卖淫等方式来纾缓，造成亚洲最大的卖春市场之一，以及泰国严重的社会分裂。这一分裂，当三年前市民为主体的黄衫军发起反对他信-颂猜政权的社会运动以来，演成了城市中产阶级与农村贫民的对立和冲突。而这一冲突的严重程度，恰恰暴露了泰国现有民主政治的有限性，已经无法容纳或者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表达，特别是2006年泰国宪法修订后的237条，排除了他信短期内重返政治竞技场的可能，也迫使他信所在的人民力量党除了诉诸社会运动或街头政治别无他途。

　　然后，外界观察到，泰国的穷苦农民们组织良好，学习着城市中产阶级擅长的社会运动方式，重演冲击政府机构。但是，与两、三年前泰国军方的消极应对不同，当时，诗琳通公主甚至亲临黄衫军的一名女死难者的葬礼，表明了王室立场；此次泰国军方的反应却是强烈的，为避免失控，“红衫军”及时组织了撤退。

　　1976：冲突的根源

　　作为亚洲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最为发达地区之一的泰国，议会政治凋敝，代之以街头政治并形成常态，固然表明其民主的欠发育和脆弱，就像拉美的经验，威权政权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为伴生，共同维持一个形式民主的存在；但是，对泰国来说，军方与国王的联合威权形态太过强大，已经阻碍着第三波民主运动以来的民主发展和巩固。

　　从中，外界甚至可以发现泰国社会运动的根源，就在威权政权内部——如同韩国1980年光州事变的意义，1976年，泰国军方粗暴镇压了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运动。出身泰国精英阶层的法政大学学生们，发起和组织了1970年代泰国激进的左翼学生运动，在镇压后有的进入丛林，有的转入商界，还有的，则成为后来社会运动的主力。只是，进入21世纪后，这批运动的精英早已分裂为反对他信和支持他信的两派力量，并且轮流主导着过去三年的泰国街头政治。

　　在这意义上，只要泰国军方不彻底退出政治，“junta”不受到真正约束，泰国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真正运作——将国王纳入民主政治，实现虚君或者共和——那么，泰国的街头运动就不会结束，每隔两三年就来一次的政变、兵变也会继续重演。

　　“4.12”行动前后，他信在海外第一次向普密蓬国王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国际社会再一次关注起泰国的共和前景。一个新兴产业大亨有意无意间为泰国的民主进步做出了一次实质性贡献，这不能不说是新兴市场国家密集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极为可喜的先例，为该地区的民主转型走出了一条新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