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

編者按：從去年12月開始，百萬民警以各種形式走進民眾當中，排查化解矛盾糾紛、整治治安隱患、攻克疑難案件（見第3版）。近日，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詳解“大走訪”給公安系統帶來的種種啟示。

政績觀變：讓老百姓滿意

地方社會治安好還是壞，誰說了算？現在是上級說了算。下一步誰說了算？讓用戶、服務對象說了算，讓老百姓說了算。不要隻看 “破案GDP”，單以抓人論英雄

 

孟建柱在清寒家庭李家齊的家中，詳細詢問他的家境狀況、工作情況

 

武和平

南方周末：一直有個定位，警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強調以人為本的情況下，對這個定位是不是也需要新的認識？幾個月的“大走訪”下來，能不能談談警察在理論層面的轉型？

武和平：人民警察是國家刑事執法和行政管理力量。在新的歷史時期，要為生產力的發展、調節經濟社會關係服務，即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保人權。這是民警透過大走訪深化認識後的一個重要啟示。

南方周末：它主要透過什麼機制來體現？

武和平：這需要科學的績效評估標準，主要透過新的警務政績觀來導向。如果警察隻是專政工具，那麼警察任務就是唯打擊是舉；考核民警業績，首先看你破了多少案、抓了多少人，報檢察院批捕多少、起訴多少，總之多是看你的立案數和破案率，以這些參數為考核標準，作為主要工作導向。

但這種評估導向容易偏頗：比如我的轄區治理很好，群眾支援民警工作，“篱笆扎得緊，野狗鑽不進”，確實很少犯罪，我豈不是無案可破？這算不算我的業績呢？但它不考慮這個因素，隻看破案抓人指標。結果我的轄區治理再好，也達不了標。有時沒辦法就隻好到別的轄區去抓人；或者直接在數據上費心思、做文章，擠壓立案數字，一些小案件就忽略不計，忽略了老百姓的感覺。我聽有的群眾說，你天天在搞行動，可我為什麼感受不到呢？就是這個道理。

這種思路，跟計劃經濟時期核銷定產的思路是一樣的。隻是限定指標，完成任務，對上級負責。孟部長的要求不同，要求公安機關在工作中既要破大案，嚴厲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嚴重暴力犯罪；又要管“小事”，有效治理盜竊自行車、公交車地鐵上扒竊錢包手機等影響群眾安全感的小案件。這裡的核心就是服務老百姓，讓老百姓滿意。要以老百姓對執法績效的滿意度作為各種考核參數的出發點，把人民群眾的需要作為公安工作的第一導向。

南方周末：這就需要很多配套的機制。

武和平：對。比如說，他要求做群眾工作穫取資訊做出貢獻的民警與辦案民警一樣獎勵，對接出警推諉拖拉、工作敷衍或瞞報、遲報、漏報重要資訊導致重大案、事件發生的要嚴肅倒查追責。再比如把熟知情況、做好基礎防範列為工作主要內容，看老百姓認不認識你這個警察，給你打多少分；比如你轄區的信訪事件多不多，解決得徹底不徹底；比如公眾安全感高不高，見警率、管事率和資訊採集率高不高，可防性案件發生多不多，當然也包括對案件的查破工作。同時要求民警定期向群眾報告工作，接受評議，實行“開門評警”，就是扭轉你坐堂辦公接警、坐等群眾上門的機關化傾向，把民警推向社區、撒入社會、深入基層，把心思和精力用到老百姓身上。

另外，孟部長每到一個派出所，就要求所在地的局長們減少對基層所隊的各種檢查、考核、評比和達標活動，精簡台賬報表，並告訴所隊的民警，說現在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要給你們松綁，給你們減負，讓你們有時間去做群眾工作，去給老百姓服務，實行“民心警務”。

南方周末：對民警的工作績效誰來評定？上級評定還是老百姓評定？這很關鍵。

武和平：公安姓公，民警姓民。要將業務考核與群眾評議合理結合，科學評定。也就是說，服務品質最終要讓服務對象參與評定，這才是回到本原。不像過去，隻看“破案GDP”，單以抓人論英雄，將來這會是一個大的變革。

南方周末：新的符合科學標準的考核評價體系什麼時候出來？有沒有日程表？

武和平：最近，公安部黨委專門研究了《關於建立健全公安民警走訪群眾工作長效機制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結合當地實際細化實行。這個指導意見共十項，包括建立執法辦案的回訪、告知制度，建立定期向群眾報告工作、接受評議制度，還要不斷推出受群眾擁戴的愛民模範、愛民集體。總之，公安部正在總結、提煉基層的實踐成果，抓緊研究制定新的科學考核評價體系，這將會催生警務機制實現一個大的變革。

警務機制變：下沉警力，倚靠無限民力

後髮型是警力跟著犯罪跑，很被動，是背篙攆船，成本很高。偵破了案子，但犯罪已經發生，危害已經形成。先髮型是倒過來，建立打擊、預防犯罪新機制，減少犯罪誘因，提高犯罪成本，警力跟著警情走

南方周末：你前面講到，大走訪要走出一個好的警務機制來。請問這個好的警務機制是怎樣的機制？

武和平：一言以蔽之，是科學的警務機制。必須承認，我們過去粗放式用警的情況較多，習慣於人力密集型的粗放運作方式組織工作。比如一旦發生刑事大案，動不動就搞拉網式排查、地毯式搜索，我把它叫做“抽幹河水找河魚”，追求表面聲勢，注重外延擴張。這種傳統警務模式不科學，成本高。

出路何在？在於警務資訊化，即在第一時間掌握動態資訊，透過警務綜合資訊平台實現全警共享，才能快速反應，先發制敵。那麼，資訊從哪裏來？仍然從群眾中來。大走訪的明顯作用，就是兵至一線，將至壕邊，將警力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好鋼用在刀刃上。

過去我們多研究犯罪後我怎麼抓你、判你。現在要更多研究犯罪前怎麼制止預防。後髮型是警力跟著犯罪跑，很被動，成本很高。偵破了案子，但犯罪和侵害已經發生。先髮型是倒過來，建立打防犯罪一體化的機制，減少犯罪誘因，提高犯罪成本，使警力跟著警情走，即資訊指導警務，用孟部長的話說，就是依據犯罪資訊，要積極主動地打，“什麼犯罪突出就打擊什麼，哪裏治安混亂就整治哪裏”，叫做有目標地防，形成全社會的治安防控體系，將工作資源更多地移向犯罪之前，實行嚴管、嚴防、嚴治，從源頭上遏制犯罪，樹立人是世間最寶貴的社會資源的理念，最大限度減少社會發展中的成本消耗。

南方周末：也就是精確制導，精確打擊。但這不是現在粗放式的警務機制能夠勝任的。

武和平：所以警務機制需要改革，需要在資訊化引導下，警力使用變粗放型為集約型，將分布警力能夠快速轉變為集群警力，強化單位時間內局部區域對犯罪的打擊震懾力度。具體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入手。第一是警力結構型資源配置走內涵式發展之路。我國警力佔總人口的比例在世界上較低，但目前不可能一下子配備很多警員，總量增加是有限的。重點要放到怎麼發掘現有警力，集約使用。過去的警力配置是桶狀結構，機關和基層實戰單位警力配置一般粗。現在明確要求壓縮機關，基層警力要佔到85%，這就能夠形成警力配備的正三角結構。基層有了警力，就可以大量深入社區，大走訪就可以持續發展，走下去並且常走下去。

開展走訪群眾工作，下步必須與專門工作結合起來，公安部要求基層把走訪群眾與警務資訊源頭採集結合，與排查化解矛盾、解決信訪問題結合，與解決治安突出問題結合，與幫助群眾排憂解難結合，與宣傳發動群眾結合，與傾聽意見改進工作結合。

但最重要的，還是開髮型的警力資源配置。正如孟部長講的，要把有限的警力與無限的民力結合起來，走出一條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共同維護和諧穩定的新路子。這一點，奧運安保工作給我們提供了無限豐富的思考空間。奧運會為什麼能讓人感到安全？因為它不單靠警力，每天有 200萬治安志願者，你想想這個力量有多大？哪個國家做得到？咱們的奧運會舉全民之力才那麼成功。這可以為新型的警務機制改革提供鏡鑒。

所謂科學的警務機制，要義之一就是緊緊依靠群眾。很多人懷念1950年代，那時年發案數一直很低，創造了舉世聞名的專群結合的“東方經驗”。那時為什麼安定？群眾和你一條心。轄區來個生人，他馬上就會報告民警；犯罪一發生，馬上就形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所以那時民警也不多，但有群眾的支援，警察就成了千里眼、順風耳。如果我們把現代高科技與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相結合，那就不難形成“敵動我動，快速反應 ”，“警察衝在前，百姓做後援”的良好局面。

現在存在一種思維誤區，似乎警察隻要依靠現代化裝備、電腦、GPS定位系統，就可以取代過去的群眾工作，實則大謬不然。有一年，德國警察總監曾對我警方代表團說，“中國警察機關現在所做的，正是我們二十年前所力爭達到的，比如說加強汽車、通信裝備等。可當我們達到這一目標時，突然痛苦地發現，我們現在失去了很多。現在必須運動雙腿到民眾中去，才是警察效率的出路。”

美國警察機關也遇到相同的窘境。上世紀50年代將徒步巡邏改用警車出巡後，失去了與居民的聯系。由於對地方治安情況疏遠，犯罪上昇。紐約等130個城市恢復了步巡，行走在民眾中。他們稱，“這使我們有了歸屬感。”外警的警務革命進行了五次，他們非常羨慕我國的社區警務，佩服我們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工作方法。

開髮型資源配置，當然還要包括科技強警，實現資訊化。像邯鄲盜竊金庫5000萬元買彩票的犯罪分子馬某，逃到江蘇就被網上查穫，這就是警務工作資訊化的“神通”。

總之，中國警務改革絕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回歸，而是螺旋式的昇華。孟建柱同志將其綜合為“資訊化、執法規范化、和諧警民關係”的三項建設。

執法理念變：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

過去確實存在以政策和行政命令為執法依據，現在必須轉到以憲法和法律為執法依據。嚴峻的法律外殼下應當蘊含著人文關懷，對有輕微犯罪嫌疑的人，不妨拉一拉

南方周末：你說到三項建設中包括了規范執法的內容，是否意味要求執法模式從過去的行政主導，轉變到法治主導？

武和平：孟部長最近提出，要著力在理性、平和、文明、規范執法上下功夫，努力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真正融法、理、情於一體，讓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安機關的公平、公正和關愛、溫暖。我理解這屬於執法理念的革新，會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我們的執法方式。

我們過去確實存在以政策和行政命令為執法依據，現在必須轉到以憲法和法律為執法依據。以憲法和法律為執法依據，就要重點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利。我理解現在的刑事政策，包括法律資源配置要城鄉兼顧，不同利益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要兼顧。總之在執法問題上，不能一味強調打擊力度、懲罰功能，還要寬嚴相濟，還要強調預防和減少犯罪。比如，對初犯、偶犯、未成年、老年，罪行比較輕微的，處理要輕，儘量教育、感化，這樣做對違法青少年尤其必要。

充分考慮到執法對象的正當權利，尊重其人格，維護其權利，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麼他就會服罪，他出來之後，也能較快回歸社會。如果因為我們執法不當，或者把他看成有腥味的人，一旦貼了罪犯標簽就永世難以翻身，那他會不會走極端？

這裡就有一個綜合社會成本的問題。我們透過大走訪更加堅定了以人為本的執法理念。一方面，嚴格執法，堅決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另一方面，對有輕微犯罪嫌疑的人，不妨推一推、拉一拉，比如他可能是初犯，而且可能是一念之差，那就不妨給他個機會。丹東巡警五大隊抓了一個自行車盜竊者，他因為家貧，孩子考上學沒自行車騎就偷了車。民警對其進行了必要的處理，但沒有告訴他的家庭，還給孩子買了一輛新自行車，這件事所包含的執法理念太豐富了。

南方周末：充分尊重執法對象的合法權利，儘量不給這個社會製造更多的敵人。

武和平：不僅如此，也達到了法律懲戒與教育的效果。歸根結底，懲罰不是惟一目的。要注意發揮刑罰以外的教育及感化功能，讓違法犯罪者真正悔過，重新融入社會，不至於重新犯罪。當然，我們不是法律虛無主義，還必須嚴格執法，決不能縱容犯罪，即當寬則寬，當嚴則嚴。這就要求在目前複雜的執法環境下，一定要準確把握社會心理和群眾情緒的變化，統籌考慮執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避免因執法方式不當引發、激化矛盾。這就需要我們在進一步提高偵查能力、辦案品質的基礎上，有效提高保障人權的能力。

還要規范執法行為。對民警來說，法無授權即禁止；對公民來說，法無禁止即自由。要使民警的行為做到法來法去，使民警的用語做到法言法語。要擠壓執法隨意性的空間，不僅做好執法的“論述題”，還要做好可操作性的“填空題”，便於民警依法作為，做到程式公正。所謂程式公正就是兩句話，一是程式一個不能少；二是一個不能打顛倒。如果先處罰後告知，那就是程式違法。為便於群眾對我們執法工作的監督，進一步提高公安機關執法的透明度，下步還要推行刑事案件立破案告知制度、重大疑難信訪案件回訪反饋制度。目前，各警種的執法規范正在進一步的完善過程中。

公安機關應該是一個開放系統

資訊時代，“天下媒體一網收，上天入地遍全球”。加上國門洞開，個案就可能成為全球皆知的大問題。原來是關著門，咱們的媒體不說沒人說，現在是你不說別人說，媒體不說網民說，國內不說國外說。警察必須學會面對鏡頭工作，以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對媒體

南方周末：大走訪的核心是解決警民關係。但另外有個問題值得重視，就是警察和媒體的關係。普通老百姓了解警察無非兩個渠道，一個是切身體驗，一個是看新聞報道。跟公眾交往的能力如何，往往主要看跟媒體交往的能力如何。長期辦案需要的保密觀念，不願意和記者打交道的職業戒備心理，在警方來說應該比較普遍。這一點以後如何改進？

武和平：這次大走訪，全國有十個廳局長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並在人民日報強國論壇和多家商業網站與網民交流互動，每次點擊量達到一二百萬以上。自大走訪以來，各地公安機關透過新聞發佈會、吹風會、提供新聞稿、組織記者采訪、網上在線交流等多種形式，在各界媒體朋友的鼎力支援下，共刊發大走訪的新聞資訊四百餘萬條。多角度展示了公安民警大走訪的效果，贏得了民眾對公安機關的讚譽和好評。可以說，公安民警的千軍萬馬走入百姓的千家萬戶，使大走訪深入人心，新聞媒體功不可沒。這也正是部黨委高度重視警媒關係的結果。孟部長特別指出：要實現公安機關與新聞媒體的良好合作，構建互信、互助、互動的和諧關係，主動公開相關情況，盡可能為采訪報道提供便利。

以互聯網為主要特徵的資訊通信時代，具有“天下媒體一網收，上天入地遍全球”的資訊快速傳遞功能。加上國門洞開，個案就可能成為全球皆知的大問題。原來是關著門，咱們的媒體不說沒人說，現在是你不說別人說，媒體不說網民說，國內不說國外說。所以警察必須學會面對鏡頭工作，以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對媒體。

去年，公安部黨委委員、部紀委書記，公安部督察長曾專門接受《南方周末》的專訪。這次，我作為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接受你的采訪。這些都說明，公安機關重視與新聞媒體的關係，並且積極透過媒體作為橋梁紐帶，滿足廣大群眾對公安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向媒體敞開大門，自覺接受媒體的監督，越來越成為公安機關廣大民警的共識。

南方周末：媒體有時愛以挑剔的眼光看待問題，有時的批評也相當刺耳，作為發言人你如何看待媒體？

武和平：首先，我們國內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是資訊傳播者，是社情民意的表達者，是公民實現知情、參與和監督權的平台，作為公安機關至少有四個“離不了”。

第一，提高執法為民的能力離不了。媒體的號召力、影響力、公信力、說服力和整合力可以成為公安工作的倍增器，可以有效動員組織群眾實現治安工作社會化。第二，政務、警務公開透明離不了。公安機關承犇大量的行政治安管理任務，其服務工作涉及千家萬戶，面向利益群體履行告知和承諾，共創良好執法環境，媒體是現代資訊社會不可或缺的依賴力量。第三，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樹立我警方良好執法形象離不了。開放發展的中國，需要創造客觀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奧運期間，我警方體現的理性、平和、文明、規范執法形象，就是透過媒體廣泛地宣傳塑造的。第四，妥善處理突發敏感案、事件離不了。事件發生後，需要媒體全面客觀報道事件動態及處置進程，披露真相，駁斥謠言，增信釋疑，宣傳法制、穩定人心，把社會輿論引導到健康、理性的軌道上來。

媒體的批評和監督是社會輿論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安機關要自覺接受自身監督、上級權力部門的監督和司法監督，同時還處在社會輿論和媒體的監督下。輿論監督說到底，還是人民的監督，這是符合憲法精神的制度設計，是表達公民意願、推行依法治國方略的應有之義，同時也是制約產生行政腐敗的有效手段。這次大走訪的重要內容，就是深入基層，問計於民，傾聽批評意見，改進各項公安工作。不少地方公安機關走訪了當地媒體，了解到不少建設性的意見。公安部黨委歷來重視來自媒體的監督和批評，並將媒體的輿論監督和批評作為推動隊伍自身建設、提高執法水平的強大動力。最近，針對基層看守所出現在押人員死亡的嚴重問題，部黨委立即召開專題會議研究，要求迅速采取堅決有效的措施加強整改，同時要求舉一反三，吸取教訓，遏制類似問題的發生，並將此項工作作為執法監督和警務督察的重點，自覺接受檢察機關對監所的法律監督，接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新聞媒體，包括在押人員家屬的監督，增進社會各界對看守所工作的了解和支援。同時，還就監所進一步加強和解決保障問題開展深入的調查研究。

南方周末：透明度決定公信度，傳播力決定引導力，現在已經成為體制內的主流話語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何贏得全社會對公安工作的支援？

武和平：你提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公安機關由其職能所決定，它應當成為一個開放系統，而不是一個封閉系統。因為依據警察法規定，它承犇著刑事司法和行政治安管理的雙重職能，其中，相當多的任務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公安機關應樹立管理就是服務，將服務寓於管理之中的意識，一切方便群眾，而不是方便管理。要帶著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文明管理。

公安的戶籍、治安、交通、消防、出入境、邊防管理連著千家萬戶，稱得上“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從出生到報戶口，上學遷戶口，領取駕照，辦理護照，出行紅綠燈，遇事110，可以說人人都要和警察打交道。反之，公安機關是直接為群眾服務的部門，要繼續推出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把公安工作治安成果更多地體現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上。

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對公眾敞開大門，透過政務、警務公開，滿足群眾對警務執法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去年奧運會期間，北京鼓樓發生唐某持刀傷害美國游客案件，北京警方立即透過相關部門通報美駐華使館和國際奧委會。半小時後，美使館安全官、領事官、安全參贊抵達現場。辦案人員無保留介紹案情，並讓美方查看現場，對受傷人員實施人道主義救治，同時，在第一時間透過媒體公佈了情況，贏得國內外輿論的普遍好評，美方稱我 “對此事的處理堪稱完美，無可挑剔 ”。這次大走訪中，英國《泰晤士報》一名女記者要求到基層采訪“公安民警大走訪”活動，我們即聯系河北保定，由《泰晤士報》記者一行四人赴保定，隨社區民警趙甜甜深入群眾，走訪了整整一天。這位女記者撰寫專稿，對民警大走訪工作給予了好評。她深有感觸地對當地民警說：“在中國工作多年，這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中國警察，從對貴國警察的了解中，認為警察應該是很嚴肅的，可透過跟你們的接觸，我發現你們有很強的親和力，而且你們是在用真心和群眾溝通、交流。十分感謝你們給了我難得的體驗機會。”

目前，公安機關已建立起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大約400個發言人活躍在各級公安機關，全方位地與社會各階層進行溝通交流，樹立警察的執法權威和現代警察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