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时间： | 2009-06-12 11:10:39 | 点击次数： | 0 |
马锡五-春归不在遥远的地方
如無意外，以馬錫五為原型的電視劇近期將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法官題材登上央視黃金舞臺，這是第一次。
馬錫五，這位四十年代中後期紅遍陝甘寧邊區的司法界老前輩，將代表中國法官，為過去六十年的司法史獻禮。
在眾多待審獻禮片中，馬錫五的故事脫穎而出。該片編劇高嶺說，央視黃金時段電視劇審查五人小組嚴苛、挑剔，刀槍不入，這部電視劇強烈征服了他們。在三輪審查中，該劇都以高分無可爭議地勝出。同時參與競爭的，有現正熱播的《人間正道是滄桑》。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法官以數十萬計，每年湧現的優秀法官林立，主導拍攝的最高法院獨獨相中了馬錫五，蘊含著特殊含義。
不可否認，馬錫五已成為中國六十年司法史上鐵打的標杆。與此呼應的，是當下中國司法界的“馬錫五審判方式”熱。
客串出來的鄉土法官
按現代法治通行的職業化標準，馬錫五很難稱得上法官。學者侯欣一說，馬錫五“染指”司法純屬偶然。在他兼任陝甘寧邊區隴東分庭庭長之前，既無任何法律背景，也缺相關專業知識，更從未表現出這方面的興趣。
馬錫五出生於貧農家庭，1934年春參加劉志丹部隊，參與組織紅色工農武裝和創建陝甘寧蘇區，之後一直搞後勤行政工作，管過糧食，當過國民經濟部長。
農民的出身為馬錫五的成功創造了前提。在當時“外來和尚”眾多、各式人才濟濟的邊區，他了解當地民風民俗，這點人無 他有；更現實的是，那個年代，邊區民眾對各種受過現代教育的專業人士極為反感。各種專業化的知識教育在那裏處處碰壁。侯欣一舉了個例子，衛生醫療專業人士 在擁有150萬人口的邊區隻培養了200名西醫，結果受到2029名巫婆的強烈幹擾。沒有多少法律知識對馬錫五來說，反而是件好事。
抗日戰爭爆發後，馬錫五當上陝甘寧邊區隴東專區專員，也是行政官職。陝甘寧邊區當時只有一個法院，設在延安。為方便訴訟，專區開始設立分庭，由專員兼任分庭庭長，這才給了馬錫五從事司法審判的機會。
即便如此，分庭庭長依然是一“兼職”。據國內最早系統研究馬錫五的張希坡教授介紹，其他專員基本上都是掛個名，把案件交給下屬審，只有馬錫五把這個“兼職”實實在在地做了。
專員不單抓生產管政務，還親自斷案，自然令民眾平添幾分感動。不單如此，當時邊區連高等法院都要無條件地參與大生 產。這些恰是馬錫五調解案件的最佳背景。“作為法官，當你下鄉找老百姓調查了解情況，恰好遇到他下地歸來，這時候，你應該把他手中的牛繩接過來，幫他把牛 拴好，讓他在一旁喝喝水、抽抽煙，好生休息後，才跟他了解情況。”－－這番樸素曉白的描述被認為是馬氏審判方式最經典之處：巡迴審判、就地辦案、調解結 案。
通俗地說，他客串了一把法官，卻客串出了一套被認為是中國司法傳統中最寶貴的審判的東西：群眾路線。馬錫五人生最風 光的時刻，當屬1943年2月作為司法界的代表接受毛澤東授獎題詞：馬錫五同志，一刻也不離開群眾。此後，他開始步入人生輝煌，官至最高法院副院長。而他 “不離開群眾”的審判方式成了訴訟法學和法理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當時說的都是‘群眾’，不說‘當事人’。”訴訟法學者張衛平說，“群眾”不是法律用 語，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
必須承認，陝甘寧邊區只有極少量的立法，法言法語無從談起。
當時延安地方法院曾向上反映，“無法律依據，全憑良心解決不了問題。”清澗縣司法處說得更直白：“判決時群眾提出質問根據什麼法律，便無以為對。”邊區政府規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援用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但意識形態的差別使援用成為一種不言自明的禁忌。
馬錫五成名的歷史邏輯
馬錫五寬泛的“法律觀”可以彌補這種空白。在一篇文章中，他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法律既包括黨和政府頒布的帶有法律性質的綱領、決議、決定、佈告和法令，同時也包括根據這些文件制定的單行條例和法規。在他看來，黨的政策就是最直接的法律。
馬錫五對黨和政府政策的忠誠、力行，讓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深受感動。林伯渠曾回憶：在邊區推行大生產運動時，他在馬錫五家住了一夜。馬錫五路過回家時，召開家庭會議，給每個人分配了任務，透過了生產計劃，並聲明明年底回家時要檢查工作。
“在同期的分庭庭長中，馬錫五對黨的政策精神領會水平最高。”張希坡說。同時，馬錫五所審理的案件，或者說是那些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案件，大都案情較為簡單，所需要的法律方面的知識並不太多，主要是一些政策性的問題和生活的經驗。
有研究者稱，當年邊區大力推廣馬錫五，就是與國民黨鬥爭的策略之一。當時國統區有完備的法律和一套講究現代法治規則的程式，馬錫五的方式恰恰是無固定程式，與之背道而馳。
學者喻中說，現實中，馬錫五的鄉土司法傳統和國統區的現代司法傳統的鴻溝並沒有隨著那個年代的結束而消弭，相互間的此消彼長一直都在。
在經濟、政治等現實因素作用下，馬錫五信步走上邊區司法乃至中國司法的舞臺，完全在情理之中。學者侯欣一作了一番歸 納：在一個本身就沒有多少成文法可以依據，在一個法律意識普遍較差的社會裏，在一個人們更多地把法律當作是政治鬥爭工具的年代裏，在一個主要是以民眾的滿 意與否來評價審判結果的環境下，馬錫五的成功是必然的。
劇中馬錫五是個“土八路”
老前輩的片子不好寫。操刀這樣一部獻禮大劇，主創人員壓力很大。高嶺說，“拔不高”，怕不夠高屋建瓴；“拔太高”，會顯得假。對於邊區當時的種種現實，也要慎重合理地安排，並非易事。
他和該劇導演劉毅然一致認為，該劇之所以能打動審片人，主要是沒按法治題材拍，“沒拍成行業片”。據介紹，以往最高 法院主導的多部法官影視劇，就是把法官拍得太有板有眼，太像“法官”，結果反應平平。在構思劇本過程中，高嶺一直很警惕，“絕對不能拍成法官”。在電視劇 中，他們很注意設計當地民眾對馬錫五的稱呼，沒人喊“法官”，就喊“馬專員”。
研習完陝甘寧邊區司法史、劇本材料後，導演劉毅然迅速抓住了馬錫五的“底色”，就是個土八路，“農民的思想，農民的情感，農民的方式”。
對於剛拍攝過農民運動題材影片《星火》的他駕馭起此片來得心應手。
“我就是按共產黨人來拍的。”劉毅然說，馬錫五的成功，歸結於他對群眾有真感情。在劇中，他們還安排了馬錫五為民眾抬棺材。
最後，該劇主題定為：那個時期黨和群眾的感情。他堅持電視劇應圍繞這點做文章。據悉，幾次評審中，情感是該劇打動評審人的關鍵所在，有人看了還掉眼淚。
“很多案件就是在和老鄉一起幹活時解決的。”高嶺說，片子裏的很多情節，放在當時的延安非常真實。為了不動聲色地宣 揚馬氏審判方式的優越，電視劇中特意安排了這樣的情節：北平大學法律系的女學生、國統區的法學教授，紛紛慕名來到邊區參觀了解馬錫五的審判方式，並表達了 高度的認同。女學生和法學教授，代表了受過現代法治教育的力量。兩相對照，國統區“坐堂問案、高高在上”不得民心，馬氏審判方式的親民昭然若揭。
但時過境遷，邊區的變化增加了拍攝的取景難度。劇組找遍了馬錫五長期工作的甘肅慶陽一帶，有關馬錫五斷案地的描述 －－崎嶇山路、破舊窯洞已不覆存在。為了還原當時騎著馬跋山涉水巡迴判案的情景，劇組也特意從外地選運馬匹到陝北拍攝。高嶺說，都是柏油路、磚瓦房、汽 車，感歎今非昔比，已“不是藝術想象的時代”。
為了避免情感表達流於主旋律影視劇的假大空，高嶺看了很多類似主旋律的好萊塢大片，從中借鑒了它們的表達方式，儘量 讓情感的表達既震撼又節制。對邊區人民送別馬錫五那幕劇的處理，高嶺稍感不滿。劇中，馬錫五喊了一句“為人民服務，100年也不過時”，並在空中久久回 蕩。在高嶺看來，這個環節處理得“ 太露”。除此之外，他覺得該劇和一般的主旋律影片還是有所不同。
兩位主創一致認為，該劇所傳達的法官和民眾的情感，應該對當下的法官有所觸動，這正是其現實意義所在。
馬錫五的司法傳人
事實上，馬錫五一直沒有走出中國的司法現實。有學者發現，1949年以來，中國每個時期湧現的法官典型，幾乎都有馬 錫五的影子。好法官的標準一直是馬錫五式的：強調勸說，親民，和民眾打成一片，善調解。按此標準，女法官有天然的優勢，搞民事的法官容易出彩；同時，因為 中、高級法院審理的多為上訴案件，很難調解，所以基層法官易“冒尖”。
張希坡教授說，他從前幾年法院系統推出的優秀法官宋魚水身上看到了馬錫五的影子。宋魚水篤信最壞的調解勝過最好的判 決，她辦過的案子調解率達 70％。2006年最高法院曾以她為原型，拍攝電視劇《真水無香》，為建黨85週年獻禮。同樣被推為法官模範的金桂蘭，與馬錫五更為相似。17歲高中畢業 後，金桂蘭回鄉當上村婦女主任，後又擔任過鄉婦聯主任、鎮團委幹事、鎮紀檢委員。1990年，33歲的金桂蘭從鄉鎮幹部轉為法官。她所在的黑龍江省寧安市 東京城人民法庭，地處偏遠鄉鎮，受理的案件絕大部分是普通民事糾紛，幾乎沒有什麼轟動性的大要案。90％以上是以調解方式結案。人們稱讚她“在當地就像名 醫一樣”。
“很多優秀法官都是基層搞民事的女法官。”上述學者說，這些新時期法官典型，都和馬錫五一樣，遵循了傳統鄉土社會的 司法傳統，隻不過時代和環境都變了，他們很難得到像馬錫五一樣眾口一詞的贊許。同時，因為現代法治觀念的植入，這些法官因為和當事人走得太近太重調解，有 人也質疑這樣違背了法官基本的中立和司法的本質。
另有學者分析，馬錫五和他在現代的傳人，實際上都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一方面貫徹民本，敢於為民伸冤做主，並在訴訟程式上采取便民措施；另一方面以情代法，往往運用直覺思維，輕視法律的規定。後者是中國法治現代化過程的最大羈絆。
一直對主旋律創作抱有很大疑慮的高嶺說，馬錫五這個片子跟一般樹的典型不一樣。他和劉毅然一再強調，如果看過陝甘寧邊區的史料，會發現馬錫五的故事很真實，他對民眾的感情很真實。“如果不真實，兩萬多人打不下江山來。”劉毅然說。
在寫劇本時，高嶺想象面前站著三個觀眾：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高嶺的哥哥（代表一般觀眾）、法官。高嶺說，片子出來後，只有他們都認可，才算成功。
劉毅然預料，司法界對此片可能會有所爭論，雖然他隻是就歷史人物拍歷史人物，但是，“對當下肯定有觀照”。談到對該片的期待，一位法官說，“馬錫五是司法界的老前輩，在某些時候，老同志出來說話，總是特別有分量。”
不能機械回歸“馬錫五”
熒屏外，留存馬錫五工作痕跡的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舊址“法院山”，半年來接待的各級法官即將趕上去年全年的總數。各級法官們從東西南北來到這裡，追尋馬錫五的足跡。幾日前，湖南省高院院長康為民剛剛賦詩一首表達觀感，以“法槌法袍未曾見，延安尊崇法院山”作結。
“馬錫五熱”傳遞到法學院。一位法科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今年申報國家科研課題，和他競爭的人中，有好幾個選擇研究馬錫五如何和當下司法實踐結合。
在經歷了五六十年代的大力提倡、八九十年代的漸行漸遠，馬錫五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審判方式，似乎正在卷土重來。
民法學者梁慧星認為，“馬錫五”不可能在中國全面復興。不久前，他剛剛到過沿海某 中級法院講課，那裏的法官一年受案上千件，正在試行一項對簡單案件實行快速結案的改革。很多經濟發達地區的法院正在以各種方式，應付潮水般湧來的案件。深 圳某區法院法官說，如果以馬錫五審判方式的要求，他們要到田間地頭去，到當事人當中去談心、勸解，手邊的案件都要超過審理時限。
在該法院的立案大廳，張先生正在排隊等待法官審核他的再審申請。繁複的訴訟程式讓他感到無奈。他告訴本報記者，自己的案子很簡單，就是別人欠了他錢沒還，因手中證據遺失，一審二審均告敗訴。
他的案子跟前幾年轟動一時的莫兆軍案有幾分類似。莫兆軍法官審理的一起借款糾紛案 件中，被告認為借條是脅迫所寫，但未能提供相關證據。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當事人對此負有舉證責任。在此情況下，法官根據證據規則作出裁判，判決被告還 款，後來被告因此自殺。當事人的自殺讓莫兆軍差點因玩忽職守身陷囹圄。
此事曾引發種種討論。其中有人批評，莫兆軍如果主動去調查，或許不會出命案。但馬上受到回擊，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基本原則，法官不該大包大攬，否則就有偏袒一方的嫌疑。
法官究竟應該多主動多親民？實際上，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一 直處於混雜的狀態。主流媒體一方面推崇“正當程式”、“訴訟時效 ”、“回避制度”、“誰主張誰舉證”等現代法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在大力褒揚“主動送法上門”、“主動為企業排憂解難”、“反覆勸阻要求離婚的夫妻以避免 一個家庭的破裂”之類的“動人事蹟”。
有人將此歸結於不均衡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有人說是司法沒有得到更充分發展的空間所致。
有一則流傳較廣的軼聞，常被馬錫五支援者拿來證明現代正規化程式對農村的不適用：某農村基層法庭的法官審理一起農民間的糾紛，法官問，是否需要申請回避？當事人答，我不回避問題。
在進行了十餘年的訴訟模式、審判方式改革之後，程式意識剛剛有所建立之時，馬錫五的突然歸來，客觀上讓法律界再次打量現有的司法格局和未來的走向。
梁慧星說，之前的改革因為大量移植西方的模式，有些地區食洋不化，整個司法走入了一種絕對化的境地。但現在，似乎又走到了另外一種傾向，太強調民眾的需要。他說，民眾的需要很簡單，是讓他們在打官司時有地方咨詢，有方便透明的渠道知道案子的進展，而不是其它。
作為近年來民事訴訟規則制定的重要參與者，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衛平承認，有些規 則的設計稍顯超前和複雜，可能和民眾的訴訟需求有距離。比如 2002年制定的證據規則，其中有些連經濟發達地區水平較高的法官都理解不了，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的民眾更加難以適應。但他仍堅持，這些是必要的規則，必 須慢慢適應它。“在處理複雜的涉外合同案件，有些規則不是可有可無的，和偏遠的農村不一樣。”
張衛平說，馬錫五的審判方式沒有固定程式，在生產力低下的熟人社會可以適用；在經 濟發達的地區，需要一套正規化的程式，而且從世界法治發展潮流看，社會愈發展程式愈精密、複雜。他建議，未來的訴訟改革，可以對簡單案件實行更快速簡便的 方式，有些案件甚至可以在夜裏審在周末審，在這些方面，馬錫五精神中“司法接近社會、接近民眾”的成分都可資借鑒；對農村熟人社會裏的糾紛，可以讓人民調 解員發揮更大作用，引入非司法化的解決方式，未必都讓法官跑到田間地頭。
馬錫五的秘書、最高法院原審判員張?也持同樣看法。他認為，當下最應繼承的是馬錫五親民的精神，由於民事案件數量大增、門類繁多、情況複雜，民事訴訟法強調法官居中裁判，馬錫五審判方式原有的整體結構已不合時宜。
接待過到“法院山”參觀的各地法官後，延安中院副院長雷鈞擔憂學習馬錫五會陷入機 械化。他和他所在法院的法官，像中國絕大多數法官一樣，都被要求重視民眾意見、能調解則不判決，而以他十幾年的審判經驗，有些做法的負面效果已經顯現。最 近，他和幾位同事準備就此撰寫文章，全面反思馬錫五審判方式。
歷史總在循環往復。六十年前，陝甘寧邊區大力推廣馬錫五倡導親民司法時，就曾出現 偏差。據張希坡教授介紹，學習馬錫五的後期，邊區有些當事人漫天要價，司法人員一味退讓，很多案子都經過了多次調解，有的調解完了還繼續起訴。後來，邊區 領導人發話強調，調解是讓司法機關變得更有威信更有力量，而不是更加懦弱無能。
無論從何處觀之，中國司法實踐整體回歸馬錫五已無可能。梁慧星提醒，其實這些並不重要，對法官來說，公正才是應該追求的核心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