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办法？

去年9月，正在调查“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就地转为山西省代省长，代替请辞的原省长孟学农。

舆论甚至认为这是“最后的办法”。“他干了多年煤矿，而且是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来，从调任干部的手段上讲确实已经用到极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山西省府官员说。甚至王君本身是山西人的特点也被认为是有“可以更多怀着对家乡父老的感情”这样的考虑，因为王君算是“回家”了。

与省长任免时一般只是中组部副部长到场的惯例不同，在任免现场的，还有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监察部部长马馼。

王当时表态说，要把“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把安全发展的理念贯穿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第二天，山西安全生产座谈会连夜召开，此后的半个月里，类似的会议王君召开了5次。“明摆着的，他的压力很大。”一位山西的厅级官员对本报记者说。

刚开始，王君只能用一些传统手法，比如对山西全省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进行为期12天的专项督查，督查报告后来被全部公开，问题惊人。而在一些重点区域，当地政府对拟关闭煤矿实行24小时死看硬守。

几天前，身为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刚刚斥责了不负责任的山西官员，而现在，他成为这个省份的领导者。很明显，王君是焦虑的，他要求山西官员对待安全问题，“要清醒、清醒、再清醒，过细、过细、再过细，扎实、扎实、再扎实。”随后的10月份，他在全省范围内又发动了为期一年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他有机会都会讲安全生产，无论大会小会，几乎是学生做功课的态度。”上述省府官员说。

王君强调说，“抓经济发展是政绩，抓安全生产也是政绩”，为此修改新的考核标准，把安全发展目标作为“一触即死”的“高压线”。

他也发动了一场名为“山西省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清查活动，而他在事故责任处理中也将企业主和地方官员绑在了一个“战车”上，推行“ 两个主体责任”制度。在临汾，发生10人以上矿难书记县长将被撤职。而山西另外的新规定是，举报矿难，最高可获5万元的奖励，这看起来更像一场“人民战争 ”。

与之前不同，煤炭专家出身的王君，有很明显的“技术派风格”。山西省政府的相关官员说，他下去调研都是问很细致的问题，包括设备、操作等繁琐层面。而王君领导下出台的相关检查制度，技术细节详细之至。知情人说，王君曾斥责某地事故责任者，大意说“犯错不要犯得技术含量太低”。

出身科班的王君对专家显然是信任的。从11月开始，王君决定为各市和所有产煤县选配市、县（市、区）长的“安全助理”，他们都是煤矿行业中的安全专家。知情人说，这些人都是请专家出题，王君亲自审核的。

他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人的生命最为宝贵”，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2009年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中专门提出，专项整治“宁严毋宽，宁紧毋松”。

事实上，王君不能说不兢兢业业。作为曾经的煤矿通风区技术员，王对通风和瓦斯尤为看重，相关谈话散见于各种记录。而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的是，甚至在事发前两天的2月20日，山西煤监局太原分局已经准备对辖区各矿井开展“瓦斯治理”重点监察活动，首先就是对屯兰矿所属的西山煤电集团各矿井进行监察，速度是一天一座矿井。

两天后，屯兰矿发生瓦斯爆炸。安监总局官员说，屯兰矿“采区通风管理不到位，瓦斯治理不彻底”。山西当地官员事后曾对本报记者不无感慨地说，山西是“尽人事听天命”。

重压下的官场逻辑

一些山西官员难掩沮丧，“在监管行政手段上，能用的几乎到头了。”上述山西省府官员说。

几年来，山西针对官员在安全生产上的各种问责风暴一直未停。最典型的则是山西临汾，从黑砖窑到洪洞矿难，市县领导多有落马。临汾某县县长甚至说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锒铛入狱。

在山西，各种“排查”和“专项整治”有时几乎可以续接不断。“安全方面压力太大了，在一些地方，官员都不想分管，往往是最新被提拔的官员分管安全。”上述厅级官员说。现在山西的制度是“问责前置”，就是就算没发生事故，但是如果查出有隐患，一样要处理。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山西某产煤大市的市委书记说自己“每天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信访，这都是可以处理干部的，谁敢不重视？”

重压之下，一些固有逻辑也发生变化。此前在山西，地方官员都喜欢在产煤的市县，因为这样财政收入丰裕。而现在，一些产煤市县的官员开始羡慕无煤市县的同僚，至少无天天担心矿难之虞。

“尤其是年轻的或者前程比较‘远大’的干部。现在不是发生事故找个理由就可以搪塞的时代了。严抓安全生产可能会影响当地的GDP，但是就算因此升迁慢些，至少比退步甚至被拿下强。”

此前的外界担心，关停一些小煤矿是否山西大多数官员的想法，但本报记者采访的相关官员说，大家的看法“真是一致的”。

“我们开始意识到煤矿对于山西来说没有原先认为的那么多好处。我们在煤炭开采上的各种成本，包括安全成本和生态成本已经到了极限，这么高的付出，实际上我们是吃亏的。”

而对地方官员来说，在目前煤炭价格猛跌的情况下，安全事故导致的政治风险和该地区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也并不对称。

没有人不期望打破矿难痼疾。事实上，山西在“十一五”期间布局了很多大的发展思路，但是发展进程屡次被爆发的严重矿难打断，痼疾难除的矿难已经成为山西发展一个重要的牵制因素。“你不可能老换人，从这个省长到那个省长光认人都要几个月，山西对这种动荡已经不堪承受。”上述官员说。

山西目前的一个思路是，通过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关小建大，提高煤矿安全保障程度。这种“国进民退”的形式，被认为有利于煤炭安全生产和山西煤炭企业在定价上的话语权。

事实上，对于王君来说，目前的大环境要好于前几年。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煤炭价格的下降，这对山西的经济虽然有影响，但也减少了王君对山西煤企重组和安全整治的阻力。

最新的数据显示，山西去年“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为0.47，比上年剧降37%。

此前的5个月中，尤其是年关产煤高峰时，除发生几起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下的矿难事故外，山西几乎没有发生特大矿难事故，除了高压治理以及很多煤矿的关停外，国有大矿自身的减产，也是原因之一。

毫无悬念的是，治理矿难顽疾，还需要给王君更多的时间。这位省长曾说自己“宁听骂声，不听哭声”，而公众关心的是，这位当众哽咽的省长，此后能否再也没有因此而哭的机会。

（孙维晨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