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
| 发布时间： | 2009-06-13 07:16:29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民主制度功效可能弱一些,但不会闯祸,不会犯下对国家\对人民大的错误!
简介：
许倬云：“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李邑兰 发自南京 2009-01-14 15:53:05
"“这次陈水扁被收押，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律和证据，将一个前最高掌权者抓起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具有历史意义。”"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许倬云"
1月12日，陈水扁在看守所放风时又被媒体拍摄到，他还主动摆出各种姿势，并微笑向记者挥手。
2008年12月30日凌晨两点半，台北地方法庭合议庭裁定，将被告陈水扁予以第二次羁押，这一天距离他被宣布无保释放，离开台北市看守所仅仅过去了17天。“这次陈水扁被收押，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律和证据，将一个前最高掌权者抓起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具有历史意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水扁是个穷孩子，靠考试制度考上台湾大学，读书不花钱；后来做律师，参加了民进党，靠挑战专制一步步走到了掌权统治者，但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反专制者最后成为了新的专制力量。在政治上，以前专制政府做的坏事情，民进党都在做；陈水扁借着权力贪污大量的财富，谋取个人私利。”担任过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曾是台湾改革开放幕后推手的许倬云很为陈水扁惋惜。
让许倬云不快的还有2008年7月份的台湾前“教育部长”杜正胜捏造名单报销特别费一案。毕业于台湾大学的杜正胜曾经是许倬云的学生，竟然将私人消费的发票当作特别经费报销，声称是购买礼品送给许倬云、柏杨等人，警方在与许倬云通电话求证后，没有收过礼品的许倬云特别为自己的学生而伤心。
台湾改革开放幕后推手
“1970年代开放的时候，台湾召开5次国家建设会议，每次会议前，蒋经国和孙运璇都会分别跟我谈话。”许倬云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的上世纪70年代。
许倬云是台湾“解严”、政党报禁开放的亲历人。1958年4月，台湾“行政院”秘密提请“立法院”修改出版法。这个《出版法修正案》赋予了行政机关不经司法程序，即可予报刊警告、罚款、停刊及撤销登记等处分的权力，对言论与新闻自由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这个法案一提出，就引起台湾知识界、报界、出版界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时报》的余纪忠为此打电话给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好友许倬云，请他就此撰写评论，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尽管社会各界强烈反对，但该修正案还是在那年6月17日获得通过。
面临当局强大的压力，许倬云再次撰写社论《出版法修正案通过感言》，重申反对立场，许倬云在社论中说，“我们忝为报人，不问环境如何，不能改变初衷，放弃言责。……倘使执法之吏，轻重由心，予取予夺，报纸成为一定型式，报人都成为缄口金人，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我们将不得不为国事前途致其慨叹了……”
那个时期，许倬云为《中国时报》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有些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不署他的名字。“那时候，余纪忠经常打电话给我，把台湾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什么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抓了什么人，或者什么不好的法律出来，让我写文章批评。”
许倬云写好文章后，再回电话给台湾，把文章一句句念给余纪忠听，再由人记下来，复述无差漏后，文章即马上发排见报。
许倬云很得意那时自己选择的文章策略：“我写的文章，敢顶别人不敢碰的，我敢碰、敢顶，但我的文章很温和，不激怒人，跟他们讲理。写的文章多了，慢慢就把头上的天花板顶破了，他没办法防我。当我顶破了，别人跟上来，也跟上来了，顶成了习惯。”
因为给《中国时报》写的文章受欢迎，《联合报》也来找许倬云写文章，他和两家报纸的总编辑也成为了好朋友。许倬云亲身经历了台湾媒体的变化：“1960年代是我写文章，有些登不出来，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往上走，报纸篇幅增加，蒋介石带去的老臣都慢慢凋零了，接班的蒋经国用了一批技术官员，他们不大管民间的问题，舆论空间就比较开放。”
1962年，从美国拿到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许倬云回到台湾，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母校台湾大学也请他担任兼职教授，后来又从兼任变成为了与“中央研究院”合聘教授。1964年，许倬云成为台湾大学史学系主任。
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是王士杰。按照当时的体制，“中央研究院”归在总统府之下管理。因此，有许多公务需要到总统府汇报。“王士杰非常有骨气，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就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气得撕掉，他从地上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许倬云回忆说。
后来，王士杰就不愿意见蒋介石，遇到公务上的事情，就派许倬云去。当时，蒋介石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一见到许倬云去汇报，就让他跟蒋经国去商量。“王士杰有官职，怕蒋经国。我是空头研究员，没有如何官职，天不怕地不怕的，就去了。”
见蒋经国的次数多了，除了谈公务外，蒋经国也经常问许倬云对台湾政治的一些看法。许倬云也把自己看到的美国政治运转机制等情况介绍给蒋经国。这样的次数多了，许倬云慢慢被蒋经国所信任，两人的交流越来越深。
“如此这般多了，蒋经国晓得我是什么人了，要办什么事情，他就开始找我来谈。蒋经国这人好处是，不管什么话题意见，他能安安静静听，即使他反对你的观点，也不跟你辩驳。对我的一些建议，他会马上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办不到。”
“如果继续讲，他会问，还有呢？还有你？我继续讲，我会跟他拿各种民主制度的长长短短，解释给他听，书上看不见的，各国的经济情形、政治制度，解释给他听，也是书上看不出来的。”
许倬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些谈话究竟在台湾解严和政党、报纸开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对他作用有多大，但是很多时候他愿意再继续找我谈。他的幕僚们也晓得，他跟我谈的事情，是别人不肯谈的。别人自己自我约束，我没有自我约束。”
即使是和蒋经国有如此好的关系，台湾的特务机关还是找上许倬云。和殷海光一样，许倬云是国民党眼中的“歧异分子”，是挟美国力量以自重的自由主义者，因而成为被铲除的政治对象。加上许倬云当时在台湾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民权、自由的文章，这让他成为了特务眼中的危险分子。
“我当时发行的第一期《思与言》杂志，后来变成我的罪证：特务们问我：‘你为什么组织思言社？’我说我想搞‘费边社’。费边社是英国一批主张社会主义的学者为宣传自由社会主义成立的，因此这也成为了我的罪名之一。”
1964年，受政府压力，中央研究院停止殷海光每月六十美元的补助，特工机关宣布查禁他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后来台湾大学受政府压力不再续聘他，政府不让他出境，还监视他的生活起居。1967年，殷海光患胃癌病逝。
同样被特务秘密监视的许倬云，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选择了出国。美国匹兹堡大学邀请许倬云当半年的访问教授。结果当时的特务机关不许他去，还找他麻烦，“调查我、找我约谈”，在许倬云拍桌子抗议后，他们把情况汇报到蒋经国那里。
“蒋经国一看，是许倬云该不该去美国的问题，他就派他的表弟跟我谈，了解情况以后，他指示特务机构放我出境，说‘他是学者，不是搞造反的’，让我走了。”许倬云回忆说。
许倬云在美国呆了半年，准备回台湾的时候，结果中央研究院院长王士杰和秘书长陈雪屏都告诉他说，台湾政治环境不好，让他暂时在匹兹堡大学留下来。这一回，许倬云没有想到，他从此在匹兹堡呆到了退休。
后来，在从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每年夏天召开“国家建设会议”，都会请许倬云回台湾参加。连续5年，蒋经国都会约许倬云私下聊天，大谈“政治体制变革，民主和开放”。“那是很重要的五年。蒋经国肯听别人的意见，他也看得出：我不是一个为自己争权力的人，我是为国家好为人民好。我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他问我的话我一定回答，我不怕得罪人。我不能说我有用，但也是一个窗口。”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回南京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说句狂妄的话，在大陆我丢不了，到任何穷乡僻壤，只要有考古的单位在那里，我一进去准有饭吃。因为考古界的人都知道我，许多人和我是朋友。”
1992年，许倬云第一次到大陆，去了西安的陕西考古研究所。在研究所仓库里，他看了几天的新出土的文物，激动又兴奋。此前，他关注大陆的文物挖掘几十年了，大陆几乎出版的考古杂志、报告，他一直在看。
许倬云喜欢考古现场。“对历史学来说，考古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史料比文献史料更重要。你讲西周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么多青铜的发现和有青铜雕刻的铭文，我们很难解释那些东西本身。另外一个，遗址本身不能说谎，遗址怎么分布，里面的结构，财富在里面怎么分配，不能说谎，是死的。种种现象的解释，那是文字代替不了的。”
因容不得“虚假”，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的许倬云，与当年的台大研究生李敖之间，有过严重冲突。原因是李敖在《文星》上写文章，其中涉及许倬云的老师们，他后来发现很多细节完全出于李敖的编造。许倬云当面批评李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
如今，许倬云践老朋友、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生前之托，帮助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余纪忠是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校友，创办的“华英基金会”，专门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倬云任董事。
余纪忠去世前，曾经专门委托已经从匹兹堡退休的许倬云接手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忙碌。其它时间里，他也经常去台湾大学和回美国匹兹堡大学，两校都有一所由各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高等研究院”。“南大的这个高研院，正在做的课题有两个，一个是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环境保护，希望能够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大陆地区起到一些作用。”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同样由他负责的台湾大学高研院目前也做着两个项目：一个是对东亚文化的演变进行研究，试图重建东亚文化价值；另外一个题目是大陆、台湾与世界关系未来的演变。“中国近百年的大变化，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未来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我们的文明价值和文化观念怎么和全世界对话，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今天中国可以不要一篇细致的学术文章，但需要普通读者读得通的文章。”
许倬云曾经回到无锡老家。他出生的那个大宅和门前的弄堂已经消失，现在是一个检察院的办公大院。在近6年里，和台湾一样，大陆也经历巨变。许倬云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走弯路了”。
一次，他应邀去北大讲课，北大安排他住在未名湖边上的静斋，他很喜欢一塔湖图的风景，经常在湖边散步。当有位北大的老教授告诉他，有60个教授因为政治运动跳进湖里自杀……他从此不在湖边走。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李邑兰 发自南京 2009-01-14 15:53:05
"“这次陈水扁被收押，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律和证据，将一个前最高掌权者抓起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具有历史意义。”"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许倬云"
1月12日，陈水扁在看守所放风时又被媒体拍摄到，他还主动摆出各种姿势，并微笑向记者挥手。
2008年12月30日凌晨两点半，台北地方法庭合议庭裁定，将被告陈水扁予以第二次羁押，这一天距离他被宣布无保释放，离开台北市看守所仅仅过去了17天。“这次陈水扁被收押，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法律和证据，将一个前最高掌权者抓起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具有历史意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陈水扁是个穷孩子，靠考试制度考上台湾大学，读书不花钱；后来做律师，参加了民进党，靠挑战专制一步步走到了掌权统治者，但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反专制者最后成为了新的专制力量。在政治上，以前专制政府做的坏事情，民进党都在做；陈水扁借着权力贪污大量的财富，谋取个人私利。”担任过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曾是台湾改革开放幕后推手的许倬云很为陈水扁惋惜。
让许倬云不快的还有2008年7月份的台湾前“教育部长”杜正胜捏造名单报销特别费一案。毕业于台湾大学的杜正胜曾经是许倬云的学生，竟然将私人消费的发票当作特别经费报销，声称是购买礼品送给许倬云、柏杨等人，警方在与许倬云通电话求证后，没有收过礼品的许倬云特别为自己的学生而伤心。
台湾改革开放幕后推手
“1970年代开放的时候，台湾召开5次国家建设会议，每次会议前，蒋经国和孙运璇都会分别跟我谈话。”许倬云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的上世纪70年代。
许倬云是台湾“解严”、政党报禁开放的亲历人。1958年4月，台湾“行政院”秘密提请“立法院”修改出版法。这个《出版法修正案》赋予了行政机关不经司法程序，即可予报刊警告、罚款、停刊及撤销登记等处分的权力，对言论与新闻自由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这个法案一提出，就引起台湾知识界、报界、出版界的强烈反对。当时《中国时报》的余纪忠为此打电话给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好友许倬云，请他就此撰写评论，发表在《中国时报》上。尽管社会各界强烈反对，但该修正案还是在那年6月17日获得通过。
面临当局强大的压力，许倬云再次撰写社论《出版法修正案通过感言》，重申反对立场，许倬云在社论中说，“我们忝为报人，不问环境如何，不能改变初衷，放弃言责。……倘使执法之吏，轻重由心，予取予夺，报纸成为一定型式，报人都成为缄口金人，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那我们将不得不为国事前途致其慨叹了……”
那个时期，许倬云为《中国时报》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有些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不署他的名字。“那时候，余纪忠经常打电话给我，把台湾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什么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抓了什么人，或者什么不好的法律出来，让我写文章批评。”
许倬云写好文章后，再回电话给台湾，把文章一句句念给余纪忠听，再由人记下来，复述无差漏后，文章即马上发排见报。
许倬云很得意那时自己选择的文章策略：“我写的文章，敢顶别人不敢碰的，我敢碰、敢顶，但我的文章很温和，不激怒人，跟他们讲理。写的文章多了，慢慢就把头上的天花板顶破了，他没办法防我。当我顶破了，别人跟上来，也跟上来了，顶成了习惯。”
因为给《中国时报》写的文章受欢迎，《联合报》也来找许倬云写文章，他和两家报纸的总编辑也成为了好朋友。许倬云亲身经历了台湾媒体的变化：“1960年代是我写文章，有些登不出来，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往上走，报纸篇幅增加，蒋介石带去的老臣都慢慢凋零了，接班的蒋经国用了一批技术官员，他们不大管民间的问题，舆论空间就比较开放。”
1962年，从美国拿到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许倬云回到台湾，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母校台湾大学也请他担任兼职教授，后来又从兼任变成为了与“中央研究院”合聘教授。1964年，许倬云成为台湾大学史学系主任。
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是王士杰。按照当时的体制，“中央研究院”归在总统府之下管理。因此，有许多公务需要到总统府汇报。“王士杰非常有骨气，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就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气得撕掉，他从地上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许倬云回忆说。
后来，王士杰就不愿意见蒋介石，遇到公务上的事情，就派许倬云去。当时，蒋介石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一见到许倬云去汇报，就让他跟蒋经国去商量。“王士杰有官职，怕蒋经国。我是空头研究员，没有如何官职，天不怕地不怕的，就去了。”
见蒋经国的次数多了，除了谈公务外，蒋经国也经常问许倬云对台湾政治的一些看法。许倬云也把自己看到的美国政治运转机制等情况介绍给蒋经国。这样的次数多了，许倬云慢慢被蒋经国所信任，两人的交流越来越深。
“如此这般多了，蒋经国晓得我是什么人了，要办什么事情，他就开始找我来谈。蒋经国这人好处是，不管什么话题意见，他能安安静静听，即使他反对你的观点，也不跟你辩驳。对我的一些建议，他会马上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办不到。”
“如果继续讲，他会问，还有呢？还有你？我继续讲，我会跟他拿各种民主制度的长长短短，解释给他听，书上看不见的，各国的经济情形、政治制度，解释给他听，也是书上看不出来的。”
许倬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些谈话究竟在台湾解严和政党、报纸开禁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对他作用有多大，但是很多时候他愿意再继续找我谈。他的幕僚们也晓得，他跟我谈的事情，是别人不肯谈的。别人自己自我约束，我没有自我约束。”
即使是和蒋经国有如此好的关系，台湾的特务机关还是找上许倬云。和殷海光一样，许倬云是国民党眼中的“歧异分子”，是挟美国力量以自重的自由主义者，因而成为被铲除的政治对象。加上许倬云当时在台湾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民权、自由的文章，这让他成为了特务眼中的危险分子。
“我当时发行的第一期《思与言》杂志，后来变成我的罪证：特务们问我：‘你为什么组织思言社？’我说我想搞‘费边社’。费边社是英国一批主张社会主义的学者为宣传自由社会主义成立的，因此这也成为了我的罪名之一。”
1964年，受政府压力，中央研究院停止殷海光每月六十美元的补助，特工机关宣布查禁他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后来台湾大学受政府压力不再续聘他，政府不让他出境，还监视他的生活起居。1967年，殷海光患胃癌病逝。
同样被特务秘密监视的许倬云，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选择了出国。美国匹兹堡大学邀请许倬云当半年的访问教授。结果当时的特务机关不许他去，还找他麻烦，“调查我、找我约谈”，在许倬云拍桌子抗议后，他们把情况汇报到蒋经国那里。
“蒋经国一看，是许倬云该不该去美国的问题，他就派他的表弟跟我谈，了解情况以后，他指示特务机构放我出境，说‘他是学者，不是搞造反的’，让我走了。”许倬云回忆说。
许倬云在美国呆了半年，准备回台湾的时候，结果中央研究院院长王士杰和秘书长陈雪屏都告诉他说，台湾政治环境不好，让他暂时在匹兹堡大学留下来。这一回，许倬云没有想到，他从此在匹兹堡呆到了退休。
后来，在从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每年夏天召开“国家建设会议”，都会请许倬云回台湾参加。连续5年，蒋经国都会约许倬云私下聊天，大谈“政治体制变革，民主和开放”。“那是很重要的五年。蒋经国肯听别人的意见，他也看得出：我不是一个为自己争权力的人，我是为国家好为人民好。我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他问我的话我一定回答，我不怕得罪人。我不能说我有用，但也是一个窗口。”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回南京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说句狂妄的话，在大陆我丢不了，到任何穷乡僻壤，只要有考古的单位在那里，我一进去准有饭吃。因为考古界的人都知道我，许多人和我是朋友。”
1992年，许倬云第一次到大陆，去了西安的陕西考古研究所。在研究所仓库里，他看了几天的新出土的文物，激动又兴奋。此前，他关注大陆的文物挖掘几十年了，大陆几乎出版的考古杂志、报告，他一直在看。
许倬云喜欢考古现场。“对历史学来说，考古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史料比文献史料更重要。你讲西周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么多青铜的发现和有青铜雕刻的铭文，我们很难解释那些东西本身。另外一个，遗址本身不能说谎，遗址怎么分布，里面的结构，财富在里面怎么分配，不能说谎，是死的。种种现象的解释，那是文字代替不了的。”
因容不得“虚假”，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的许倬云，与当年的台大研究生李敖之间，有过严重冲突。原因是李敖在《文星》上写文章，其中涉及许倬云的老师们，他后来发现很多细节完全出于李敖的编造。许倬云当面批评李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
如今，许倬云践老朋友、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生前之托，帮助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余纪忠是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校友，创办的“华英基金会”，专门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倬云任董事。
余纪忠去世前，曾经专门委托已经从匹兹堡退休的许倬云接手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忙碌。其它时间里，他也经常去台湾大学和回美国匹兹堡大学，两校都有一所由各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高等研究院”。“南大的这个高研院，正在做的课题有两个，一个是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是环境保护，希望能够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大陆地区起到一些作用。”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同样由他负责的台湾大学高研院目前也做着两个项目：一个是对东亚文化的演变进行研究，试图重建东亚文化价值；另外一个题目是大陆、台湾与世界关系未来的演变。“中国近百年的大变化，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未来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我们的文明价值和文化观念怎么和全世界对话，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许倬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今天中国可以不要一篇细致的学术文章，但需要普通读者读得通的文章。”
许倬云曾经回到无锡老家。他出生的那个大宅和门前的弄堂已经消失，现在是一个检察院的办公大院。在近6年里，和台湾一样，大陆也经历巨变。许倬云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他说“我们再也不能走弯路了”。
一次，他应邀去北大讲课，北大安排他住在未名湖边上的静斋，他很喜欢一塔湖图的风景，经常在湖边散步。当有位北大的老教授告诉他，有60个教授因为政治运动跳进湖里自杀……他从此不在湖边走。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