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军:打下中国注射死刑第一针
| 发布时间： | 2009-06-13 17:33:26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为了让死者放松，汪军开玩笑般地问他：“交过女朋友没有啊？”张荣才有些羞涩地摇摇头。
强烈的麻醉剂让张荣才很快陷入了昏迷。他对汪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现在觉得挺舒服的。”
强烈的麻醉剂让张荣才很快陷入了昏迷。他对汪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现在觉得挺舒服的。”
简介：
汪军:打下中国注射死刑第一针
从生到死的距离，20岁的张荣才走了32秒。
在此之前，这个被判处死刑的毒贩找汪军要了一根烟。汪军，是为他执行注射死刑的法医。
抽完之后，张荣才躺了下来，挽起左衣袖。很快，汪军找到了静脉。
注射。
大概是为了让死者放松，汪军开玩笑般地问他：“交过女朋友没有啊？”张荣才有些羞涩地摇摇头。
强烈的麻醉剂让张荣才很快陷入了昏迷。他对汪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现在觉得挺舒服的。”因为媒体的介入，张荣才是中国第一个广为人知的使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犯人。那是1997年11月4日。
事实上，那一年的3月28日，有两例更早的案例已在昆明中院执行。时任昆明中院院长的孙小虹向本报记者表示，由于进行得太过隐秘，注射过程又因经验的缺乏没有交流，他甚至“已经忘记了那两个犯人的名字”。
很多人难以想象，为何这样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司法改革会在地处中国边境、经济社会相对欠发达的昆明取得突破？“为什么是昆明？”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孙小虹略微得意地说：你并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的人。
昆明，为何成为第一个？
与苏黎世人座谈定下改革之心
让人更意外的是，关于中国注射死刑的故事，要从遥远的瑞士苏黎世说起。
昆明与苏黎世是友好城市。然而，这一缔结已超过十年的友好关系，在1995年突然面临“冻结”的危险。
当时苏黎世议会提出，苏黎世无论城市建设还是法制，在全世界都属一流，为什么要跟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个小城市“友好”。而且，彼时的昆明以毒品走私“闻名”，这无疑大大影响了它在苏黎世议员心中的形象。
在表决是否冻结这一友好关系的时候，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陈大震在议会呼吁：你们与其表决，不如去昆明看看，看完再决定。
苏黎世人接受了这个建议。
当年底，他们组成了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到昆明。
怎样向挑剔的瑞士客人展示昆明，让昆明市政府感到头疼。考虑到代表团对人权法制问题格外关注，市政府安排昆明市中院首先进行接待。
在代表团与昆明中院座谈时，这些来自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的客人，对中国的死刑问题极为关注。他们直率地向孙小虹提出各种敏感问题，其中包括为何中国政府一定要采取枪决执行死刑，而不是其他更人道的方式，孙小虹回答：“执法者需要遵守法律，如果法律允许有其他方式，我们愿意以更人道的方式进行。” 后来苏黎世议会的表决结果证明，这次昆明之行，还有这一回答，让代表团感到满意。
两个城市的友好关系保住了，但是对于孙小虹而言，座谈会上的话在他心里生了根。因为作为昆明中院的刑场总指挥，他比普通人更能了解枪决的残酷。
孙小虹说，他一直不能忘记自己看到的一场枪决：犯人被打了数枪，还没有死，刑场上到处是血。
“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心里永远都是很难受。只要有机会，我就希望可以改变这种情况”。
试剂，是怎样炼成的？
药物秘密试验，法警互练打生理盐水
1996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修改，死刑将改为“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执行”的消息，在司法系统内部流传。
在3月17日刑诉法修正案通过之前，昆明中院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课题组，组长是当时的常务副院长。课题组一共11个人，因为毫无把握，所有的研究都是秘密进行，即使一些参与了试验的法医，也不太清楚自己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究竟有何用途。
孙小虹回忆，当时中院给课题组提了一些大致的要求，包括注射后进入临床死亡时间在一分钟左右、生理上无痛苦反应等等。最主要的目标是“让犯人死得不痛苦和有尊严”。但是，在看过好几次不顺利的动物试验之后，孙小虹不禁感叹：这可真不容易。
汪军当时是昆明法医院的院长，负责研制死刑药剂配方。汪军说，他们一共在兔子身上做了上千次试验，还要用昆明法医院有限的设备来分析各种拟用药物对肌体的药理作用，配制后药物的混浊度、沉淀度和存放期内药效变化程度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在试剂渐渐成型之后，16名法警被选拔来秘密进行注射方法培训，这16个小伙子以前是负责执行枪决的，教他们打针的法医打了个比方，“简直是李逵绣花，太为难他们了”。汪军也记得，法警们先是在兔子耳朵上注射，“打得兔子到处乱跳”，后来渐渐熟练了才开始互相打生理盐水，这样的培训整整进行了两个月。
1997年初，试剂在动物身上试验成功了。3月28日，昆明中院“悄悄”进行了首批注射，一共执行了两名死刑犯。案件是随机选的，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只是法医院提了一个要求，“得选强壮一点的犯人”，这主要是出于测算剂量的考虑，因为“如果强壮的人也可以，那么普通体质的犯人就更没问题了”。
首批注射成功了，汪军打下的中国注射死刑的第一针一共耗时30秒。在对试剂和方法进行了一些小调整之后，11月4日又进行了第二批共4人的注射，昆明中院在全国法院中首先进行注射死刑从此广为人知。
更多内容请见新京报……
昆明中院法医院院长汪军称，推行注射死刑部分原因是担心枪决中传染艾滋病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法医院的院长，汪军在超过二十年的法医生涯中，曾无数次进入死刑刑场。
以前每次去昆明金殿后山那个名为“打磨菁”的刑场，汪军总是会穿上一双大雨靴，以免沾上刑场上的鲜血。但从1997年3月开始，那双雨靴很少会再穿在汪军的脚上，因为，注射死刑的推广。
试验之初想过12种方法
新京报：为什么昆明中院那么积极地研究注射死刑？
汪军：除了当时中院整个司法改革创新的氛围非常好之外，昆明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因为昆明是毒品案件的多发地，大部分死刑案件都是贩毒案，而很多毒贩自己就吸毒，这让艾滋病等传染病在死刑犯中相对普遍。当时我们接触的死刑犯，可能十个里面就有两个是艾滋病患者，枪决的时候血液会到处乱喷，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新京报：对注射药物的研究，最开始是怎么考虑的？
汪军：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资料可以借鉴，首先是国内就没有这方面的前例可循，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国外取经，我本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过国。一切都是我们几个法医在那里自己琢磨，最开始我们一共想了12种方法，还包括空气酸涩法，这个当时也只用在动物身上试过。后来筛选出来的大概是三种，一种是氰化钾，这个是剧毒物，另外两种是麻醉剂。
试验之多以致市场买不到兔子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兔子来做试验？
汪军：这主要是被经济条件限制了，我们当然希望找跟人体差不多重量的动物进行试验，这样剂量比较好把握，但是我们钱不够，只能买兔子。我记得我们前后买了一百多只兔子，在市场上到处找，后来都买不到了。
到后来比较有把握了，我们才开始在稍微大一点的动物上试验，比如狗，最后也买了一只猪，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太贵了，而且做完试验处理也很麻烦，因为不能埋，要是被人挖出来吃掉就麻烦了，只能想办法找地方烧掉。
首次注射药液让我头昏一整天
新京报：3月28日第一针打的是什么？
汪军：氰化钾。我记得我们给犯人准备了一把带扶手的椅子，这样双手可以绑在椅子上，因为怕打针的时候乱动。由于担心犯人不愿意被人看到，还准备了一个黑色纸袋当头套。当时我推了两毫克的氰化钾，注射是在上午进行，但是我从下午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头都是昏的，因为氰化钾太容易挥发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这个不行，得改成用麻醉剂。
新京报：成型后的药剂是什么样子的？
汪军：试剂成型之后，每支成本是35块，主要是由6种麻醉剂组成，基本的要求是它们的功能不能相克，那样药效才不会互相抵消，药剂都是临时配，一次大概需要两个小时。我后来看过最高院的配方，基本跟我们是一致，只是药品从国外进口改为国内生产。
女死犯身上不用再垫棉垫了
新京报：注射前你会和犯人交谈吗？
汪军：第一次没有，因为大家都很紧张。但是11月4日那次给张荣才注射就有了。我之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说那你配合我一下，因为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死前的感觉。我记得药剂推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说他感觉飘起来了，后来再问，他说感觉挺舒服，再后来就没有回答了，我认为他是死得非常平静的。所有后来大部分死刑犯人都申请说，他们希望可以注射。
新京报：从你个人经验来说，注射死刑给犯人带来了什么心理变化？
汪军：我不太想回忆刑场上的事。我认识的很多死刑犯，特别是女犯人，知道自己快被执行了，都会缝一个小棉垫子放在心脏位置，因为她们不想自己死得太难看，血流得到处都是。现在，她们不用缝了。
□本报记者李静睿
从生到死的距离，20岁的张荣才走了32秒。
在此之前，这个被判处死刑的毒贩找汪军要了一根烟。汪军，是为他执行注射死刑的法医。
抽完之后，张荣才躺了下来，挽起左衣袖。很快，汪军找到了静脉。
注射。
大概是为了让死者放松，汪军开玩笑般地问他：“交过女朋友没有啊？”张荣才有些羞涩地摇摇头。
强烈的麻醉剂让张荣才很快陷入了昏迷。他对汪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现在觉得挺舒服的。”因为媒体的介入，张荣才是中国第一个广为人知的使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犯人。那是1997年11月4日。
事实上，那一年的3月28日，有两例更早的案例已在昆明中院执行。时任昆明中院院长的孙小虹向本报记者表示，由于进行得太过隐秘，注射过程又因经验的缺乏没有交流，他甚至“已经忘记了那两个犯人的名字”。
很多人难以想象，为何这样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司法改革会在地处中国边境、经济社会相对欠发达的昆明取得突破？“为什么是昆明？”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孙小虹略微得意地说：你并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的人。
昆明，为何成为第一个？
与苏黎世人座谈定下改革之心
让人更意外的是，关于中国注射死刑的故事，要从遥远的瑞士苏黎世说起。
昆明与苏黎世是友好城市。然而，这一缔结已超过十年的友好关系，在1995年突然面临“冻结”的危险。
当时苏黎世议会提出，苏黎世无论城市建设还是法制，在全世界都属一流，为什么要跟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个小城市“友好”。而且，彼时的昆明以毒品走私“闻名”，这无疑大大影响了它在苏黎世议员心中的形象。
在表决是否冻结这一友好关系的时候，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陈大震在议会呼吁：你们与其表决，不如去昆明看看，看完再决定。
苏黎世人接受了这个建议。
当年底，他们组成了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到昆明。
怎样向挑剔的瑞士客人展示昆明，让昆明市政府感到头疼。考虑到代表团对人权法制问题格外关注，市政府安排昆明市中院首先进行接待。
在代表团与昆明中院座谈时，这些来自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的客人，对中国的死刑问题极为关注。他们直率地向孙小虹提出各种敏感问题，其中包括为何中国政府一定要采取枪决执行死刑，而不是其他更人道的方式，孙小虹回答：“执法者需要遵守法律，如果法律允许有其他方式，我们愿意以更人道的方式进行。” 后来苏黎世议会的表决结果证明，这次昆明之行，还有这一回答，让代表团感到满意。
两个城市的友好关系保住了，但是对于孙小虹而言，座谈会上的话在他心里生了根。因为作为昆明中院的刑场总指挥，他比普通人更能了解枪决的残酷。
孙小虹说，他一直不能忘记自己看到的一场枪决：犯人被打了数枪，还没有死，刑场上到处是血。
“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心里永远都是很难受。只要有机会，我就希望可以改变这种情况”。
试剂，是怎样炼成的？
药物秘密试验，法警互练打生理盐水
1996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修改，死刑将改为“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执行”的消息，在司法系统内部流传。
在3月17日刑诉法修正案通过之前，昆明中院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课题组，组长是当时的常务副院长。课题组一共11个人，因为毫无把握，所有的研究都是秘密进行，即使一些参与了试验的法医，也不太清楚自己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究竟有何用途。
孙小虹回忆，当时中院给课题组提了一些大致的要求，包括注射后进入临床死亡时间在一分钟左右、生理上无痛苦反应等等。最主要的目标是“让犯人死得不痛苦和有尊严”。但是，在看过好几次不顺利的动物试验之后，孙小虹不禁感叹：这可真不容易。
汪军当时是昆明法医院的院长，负责研制死刑药剂配方。汪军说，他们一共在兔子身上做了上千次试验，还要用昆明法医院有限的设备来分析各种拟用药物对肌体的药理作用，配制后药物的混浊度、沉淀度和存放期内药效变化程度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在试剂渐渐成型之后，16名法警被选拔来秘密进行注射方法培训，这16个小伙子以前是负责执行枪决的，教他们打针的法医打了个比方，“简直是李逵绣花，太为难他们了”。汪军也记得，法警们先是在兔子耳朵上注射，“打得兔子到处乱跳”，后来渐渐熟练了才开始互相打生理盐水，这样的培训整整进行了两个月。
1997年初，试剂在动物身上试验成功了。3月28日，昆明中院“悄悄”进行了首批注射，一共执行了两名死刑犯。案件是随机选的，没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只是法医院提了一个要求，“得选强壮一点的犯人”，这主要是出于测算剂量的考虑，因为“如果强壮的人也可以，那么普通体质的犯人就更没问题了”。
首批注射成功了，汪军打下的中国注射死刑的第一针一共耗时30秒。在对试剂和方法进行了一些小调整之后，11月4日又进行了第二批共4人的注射，昆明中院在全国法院中首先进行注射死刑从此广为人知。
更多内容请见新京报……
昆明中院法医院院长汪军称，推行注射死刑部分原因是担心枪决中传染艾滋病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法医院的院长，汪军在超过二十年的法医生涯中，曾无数次进入死刑刑场。
以前每次去昆明金殿后山那个名为“打磨菁”的刑场，汪军总是会穿上一双大雨靴，以免沾上刑场上的鲜血。但从1997年3月开始，那双雨靴很少会再穿在汪军的脚上，因为，注射死刑的推广。
试验之初想过12种方法
新京报：为什么昆明中院那么积极地研究注射死刑？
汪军：除了当时中院整个司法改革创新的氛围非常好之外，昆明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因为昆明是毒品案件的多发地，大部分死刑案件都是贩毒案，而很多毒贩自己就吸毒，这让艾滋病等传染病在死刑犯中相对普遍。当时我们接触的死刑犯，可能十个里面就有两个是艾滋病患者，枪决的时候血液会到处乱喷，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新京报：对注射药物的研究，最开始是怎么考虑的？
汪军：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资料可以借鉴，首先是国内就没有这方面的前例可循，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国外取经，我本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过国。一切都是我们几个法医在那里自己琢磨，最开始我们一共想了12种方法，还包括空气酸涩法，这个当时也只用在动物身上试过。后来筛选出来的大概是三种，一种是氰化钾，这个是剧毒物，另外两种是麻醉剂。
试验之多以致市场买不到兔子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兔子来做试验？
汪军：这主要是被经济条件限制了，我们当然希望找跟人体差不多重量的动物进行试验，这样剂量比较好把握，但是我们钱不够，只能买兔子。我记得我们前后买了一百多只兔子，在市场上到处找，后来都买不到了。
到后来比较有把握了，我们才开始在稍微大一点的动物上试验，比如狗，最后也买了一只猪，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太贵了，而且做完试验处理也很麻烦，因为不能埋，要是被人挖出来吃掉就麻烦了，只能想办法找地方烧掉。
首次注射药液让我头昏一整天
新京报：3月28日第一针打的是什么？
汪军：氰化钾。我记得我们给犯人准备了一把带扶手的椅子，这样双手可以绑在椅子上，因为怕打针的时候乱动。由于担心犯人不愿意被人看到，还准备了一个黑色纸袋当头套。当时我推了两毫克的氰化钾，注射是在上午进行，但是我从下午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头都是昏的，因为氰化钾太容易挥发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这个不行，得改成用麻醉剂。
新京报：成型后的药剂是什么样子的？
汪军：试剂成型之后，每支成本是35块，主要是由6种麻醉剂组成，基本的要求是它们的功能不能相克，那样药效才不会互相抵消，药剂都是临时配，一次大概需要两个小时。我后来看过最高院的配方，基本跟我们是一致，只是药品从国外进口改为国内生产。
女死犯身上不用再垫棉垫了
新京报：注射前你会和犯人交谈吗？
汪军：第一次没有，因为大家都很紧张。但是11月4日那次给张荣才注射就有了。我之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说那你配合我一下，因为我也很想知道他们死前的感觉。我记得药剂推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说他感觉飘起来了，后来再问，他说感觉挺舒服，再后来就没有回答了，我认为他是死得非常平静的。所有后来大部分死刑犯人都申请说，他们希望可以注射。
新京报：从你个人经验来说，注射死刑给犯人带来了什么心理变化？
汪军：我不太想回忆刑场上的事。我认识的很多死刑犯，特别是女犯人，知道自己快被执行了，都会缝一个小棉垫子放在心脏位置，因为她们不想自己死得太难看，血流得到处都是。现在，她们不用缝了。
□本报记者李静睿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