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长张京文：斗智斗勇斗贪官
| 发布时间： | 2009-06-26 14:40:24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国内贸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陆昊兴被他们拿下，国家证监会工作人员王小石被他们拿下，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被他们拿下。近年来，北京活跃着一支让贪官闻风丧胆的反贪团队.
简介：
反贪局长张京文：斗智斗勇斗贪官
作者：彭诚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曹文庄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案件侦破难度可想而知。
□反贪工作最大的乐趣在于巨大的成就感。对手越强大，即使是貌似的强大，要战胜他的欲望就越强烈，随后产生的成就感就越大。
□怎么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超越以前那样的成绩，从现在就要开始努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新问题，我们下一个对手肯定比曹文庄“高明”，我们必须具备更强的能力。
我对张京文的采访共有４次，持续了半年之久。这４次的时间是：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６月２６日、８月２９日和１１月２０日。这４个时间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张京文的忙碌使本来应该具备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时间被打乱了。现在让我来恢复这４次采访所对应的时间和事件。它们分别是：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６月２１日、８月２８日和１１月１９日。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被以涉嫌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１日，曹文庄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曹文庄全盘翻供。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８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对曹文庄上诉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曹文庄的上诉，维持了一审法院对其作出的死缓判决。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央视“２００７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活动的１８名候选人名单确定，办理郝和平案和曹文庄案的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京文名列其中。
时间：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会议室
话题：反贪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
有人说，是西城反贪局揭开了近来广受关注的药监系统系列案件的盖子？
应该说，是郝和平案的查处最早揭开了这一系列惊天大案的黑幕。这系列案件中的郝和平案和曹文庄案是由我们西城区反贪局承办和参办的。去年１１月，郝和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曹文庄案刚提起公诉，为避免对法庭审理造成影响，我们有纪律，在此阶段免谈。
那就说说可以谈的吧。据我了解，你办的大要案可不少，２００３年国内贸易部国际合作司原司长陆昊兴贪污案，２００４年国家证监会原官员王小石受贿案，２００５年涉及１８个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的北京西城区邮局系列贪污案，２００６年北京打击医药购销领域专项行动第一案，等等。
案子太多，就说说统计数字吧。有人统计过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工作，从现在往回倒推４年，平均每１０天就将一名腐败官员绳之以法，平均每１５天就查办一起大案，平均每两个月就查办一起大要案，平均每３个月就揪出一个司局级的“蛀虫”。你听起来有点不相信吧。这跟西城区的独特地理位置有关系。西城区在北京市属于政府职能区，集中了５０多家正部级单位，从事政府公务的单位有８０００多家，有人说过这么一句很形象的话，西城就是有两只狗打架，也得查查狗的主人是谁。在我们西城反贪局检察官的意识里，西城无小事。
你在西城区检察院工作了多少年？
我的经历非常简单，是出学校门到进学校门，１９８９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就直接进了西城区检察院，然后我的工作单位就一直没有变化，就是一个单位。两年之后到反贪，就一直干反贪，从做书记员开始到检察员到主要承办人，到处长，到局长。我们院里从党组来说就对反贪有浓重的情结。前任党组班子的所有成员都在反贪局任过领导职位，所以，说什么都不如说我的运气好，应该说是这几年反腐败的大格局给我们这些人创造了一个平台，实现了个人的理想和抱负。
反贪工作是你的理想？
应该说反贪工作是目前最适合我的工作。我说自己毕业于１９８９年，你可能不会意识到什么，但我认为，那几届毕业的人，或者说，我们那一代人，与后来的一些人在观念上，尤其是在价值观上，多少还是有些差异。我妹妹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她干的工作没超过两年的。我们普遍对物质的要求不是太高，什么工资待遇呀，住房呀，都没什么太多的考虑，当然需求是有的，但是怎么把事业做好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反贪就是我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
从１９８９年到现在，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快速，观念激烈变动，你对自己的选择从未有过动摇和游移吗？
当然有过，还不止一次，因为机会不止一次。有那么三次，机会都非常好，只要有一次走出去，我今天就不止是千万身家了吧。每一次事到临头，我都会在心里算个账。第一次，是父亲部队的企业邀我下海，我那时对法律还有一种情结，觉得学了这么多年法律还没怎么用就放弃了，不太合算；第二次，是“海归”热时，大学同学“海归”带回来资金和项目，邀我一起干，我那会儿当处长了，肩上的责任大，我不敢撂挑子；第三次，我在北大读硕士时的同学想约我一起办律所，说一年挣个百多万不成问题，但我觉得在检察院，我的价值可比这个数字要高，我办一起大案能为国家挽回多少损失？也没去成。三次的斗争都很激烈的。
开过家庭会议？
没有，主要是我的心理斗争。要开家庭会，那些事也许就成了。我承受不了家庭的压力。不过，话说回来，正是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那个时代，部队都实行配给制，大院里每一家，摆设，家具，甚至吃的伙食，都是统一发的，除了人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这样的统一造成了我们从部队环境出来的一些人对物质的不敏感，相对保留了精神上的理想与激情。
１０秒钟前，我收到了一条来自正义网的短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郑筱萸案的线索最初也是由西城反贪局发现的吧？你知道一些事实吗？
我知道的事实就是你了解的事实，你别挖坑让我跳！
时间：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６日
地点：检察日报社会议室
话题：如何把曹文庄案办成铁案
２１日上午，曹文庄在庭上全盘翻供，否认受贿和玩忽职守行为，并声称自己在检察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检方侦查员有“刑讯逼供”行为。你怎么看？
曹文庄使这招就是在耍赖了，有点可笑。我张京文办了１８年案，哪个案子不是铁案，哪个案子我动过一个指头！
曹文庄翻供的消息当天中午我就知道了。我们反贪局正在河北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下过支部组织生活。我当时就对案件承办人赵锦海说，曹文庄捞了根稻草，没别的招了，最后只好使流氓招。同步录音录像搞了这么多年，还使这套路，也不怕降低身份，他那么“高级”的干部！这表明，我们是彻底把这个人给打倒了，否则，这个法学博士还得拿“证据”跟我们对决。庭上我们的公诉人真是好样的，当场一一就给驳回去了。
曹文庄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案件侦破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案子最大的难处还不是在曹文庄的学历，而是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太足了。他从开始收受贿赂的同时就开展了他的反侦查工作，再加上，我们的前期侦查在某个环节上走漏了风声，给了曹文庄充裕的时间。曹文庄精心布置办公室、处理赃款、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包括潜逃路线、与接头人见面通通都安排好了。曹文庄自己就跟我说，你给了我这么长的时间，该准备的我都准备好了，不可能出现任何漏洞！
口气真是不小啊！
狂妄吧。他说这话是有“资本”的。他的反侦查意识到了什么程度呢，说个例子。我们在搜查的时候找到一盘录像带，是他跟人在酒店吃饭，正热闹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了一句，咱们点的鱼翅和燕窝怎么还不上啊。曹文庄立刻喝止了，别瞎说，什么鱼翅燕窝的，没点！曹文庄做秘书出身，非常谨慎。他平时收钱，凡有第三人知道的钱就给退回去，还特意留下记录，留下目击证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说了那句“名言”，“如果我曹文庄有问题，国家机关里就没有好干部了！”
从刘玉辉突破曹文庄案是你提出来的方案吧？
是，跟曹文庄打交道，就是高手过招，什么虚的都没有用，他什么都懂。专业人士对专业人士，就不用绕那些弯子了，直接“亮剑”，证据说话。我一开始就没想在曹文庄身上多费工夫，他的态度也不会好。实际上，他是我办案这么多年遇到的态度最顽固的嫌疑人。所以，我把侦查思路放在与曹文庄关系密切的刘玉辉身上。他们俩曾做过多年的同事，刘玉辉在短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你想这些财富从哪来的？他的问题查实，不怕他不交代曹文庄的问题。
抓刘玉辉费了老大的劲儿。也是我的运气好啊。去年１１月初吧，我带着五个侦查员开着三辆车到北京一个小区蹲守，那天零下几度的天气，车里跟冰窖一样，一直守了十几个小时，我安排其他的侦查员轮流去小区大门对面的便利店暖和暖和，自己就裹在棉袄里一直紧盯着小区大门。午夜十二点，我让其他侦查员去便利店泡方便面的时候小区的大门处突然出现了刘的灰色尼桑天籁轿车。我立刻呼叫侦查员回车就位，刘开车在小区里兜了一小圈后突然加大油门冲出小区大门，与手捧方便面的侦查员擦身而过。我只好单枪匹“车”地跟上去，同时在电台里指示侦查员尽快跟上。凌晨两点，我跟着刘进了另一个小区，看他进了一栋６层的楼房。１０分钟后，赶来的侦查员抓获刘玉辉，这家伙已经睡得迷迷瞪瞪的了。
刘玉辉很快就交代了？
费了不少口舌！审刘玉辉还让我学了不少医药知识，刘是药学会咨询部主任，也是个药品专家，怎么审？就得学药品知识，同一个问题审几次，比较口供的真实性和矛盾点，再从中寻找突破口。刘玉辉最后还是在证据的压力和政策的感召下，供述了他利用与曹的关系，为一些制药企业当掮客，对曹文庄行贿的犯罪事实，仅通过他的手就向曹行贿１１０万元。我们一抓住刘玉辉，曹文庄就跟霜打了似的，一下子快崩溃了。
案件处于胶着状态时，你的压力不小啊。
如果办不下来就是严重失职啊。去年“十一”前后，压力最大。我这么仔细的人，有一天早上出门，连门都忘了锁。晚上回家，顺手一推，门是开的，我当时一身汗就下来了。
你怎么排遣压力？
主要还得扛着，你跟谁说去，跟领导说，领导比你还烦呢！跟家里人说，纪律不允许。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走路，一走十几公里，什么都可以不想。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我们搞反贪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什么爱好，我看我们的爱好就是办案子。我儿子问我，你这辈子最想干的是什么，我说当游泳教练，又能锻炼身体，又能挣钱。
你的最高纪录是连续工作多长时间？
我记不清了，就是什么时候干完就得。进入案子的状态确实挺让人震撼的。什么想家、想孩子，累呀，这些都没有感觉了，太投入了，不把案子结了，就不可能从这种精神状态里出来。我曾经试过我的工作极限，我要是单脚站不住了，肯定就不行了。
办完一个案子，有什么庆祝方式吗？
案子一拿下来，或者加完班，我就带大家喝酒去，庆祝一下，也总结一下。北京凌晨两点还营业的店我们都去过了。
时间：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
地点：张京文办公室
话题：反贪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昨天曹文庄案终审判决，这才叫最后结束吧，社会上对这起案件反响很大，你有什么感想？
从侦查的角度看，这个案件早就结束了。但从反贪的角度来说，总结、发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中的漏洞和产生犯罪的原因，会对社会对国家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办这个案子，目的不是弄倒曹文庄，从小的层面说，为了老百姓的用药安全。从大的方面来说呢，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发展。
你以前办过很多特殊领域的案件，这些案件的方式、方法、效果跟常规案件有什么不一样吗？
最大的不一样是发现了不同领域的新问题。从我们办的２００６年北京打击医药购销领域专项行动第一案来讲，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个案子对医疗领域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亮了红灯，公开了滋生腐败的土壤之上的潜规则，界定了什么是合法收入，什么是违法收入。在这个系统，国家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检察院通过办案子发现问题的，起码明确了概念，让人们先从道德上进而从制度上排斥那些违法的东西，逐步促进法律的完善。我现在看到的具体效果是，医生的合法收入在上升，国家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不能让医院自己养医院，医院是国家应该养的，我看就很在点上。
反贪工作是国家发展、制度调整过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都是社会上最前沿的问题，社会上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办案发现这些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我们这个工作应该是超前的，在某种角度上讲要比查办案件本身重要得多。我留意了一下，最近热议的一些有分量的社会大问题，很多都是出自检察机关的。
以你的观点看，反贪是一个很前沿的工作？
反贪接触的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易变的部分。案例都是单独的、具体的，但是反映出的问题是很概括的，鲜活的。
时间：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日
地点：检察日报社编辑部
话题：反贪工作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你对自己入围央视２００７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名单有什么想法？
我想的是这个名单看中了我什么？我想，主要是看我对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出了一点力量，起了一点作用。这么说还是把话说大了，应该是说我们西城的反贪工作为中国的法治进程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我热爱反贪工作的原因。
反贪工作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巨大的成就感。对手越强大，即使是貌似的强大，要战胜他的欲望就越强烈，随后产生的成就感就越大。
我们的对手大都属于社会上最成功的人，来自社会精英阶层，我们的工作就成了跟“精英”对抗，一般来说，没有业绩、没有能力，不会到那个地位。跟这些人斗智斗勇，而且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这本身就是乐趣，就是失败了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升。
看来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还不能拔高到“主义”，可以说“色彩”，我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从事反贪工作的人多少要具备一点这样的色彩。我们这个事业是需要信念来支撑的。反贪工作者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只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职业，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反贪侦查员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
忠诚，对法律也好，对事业也好，对党也好。还有就是奉献精神，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不太谈奉献了，但是这个社会到什么时候都有做脊梁的人，我们做反贪的这些人，在从事这个事业的过程中，奉献的东西恐怕只有自己才知道。领导夸我们的时候，经常说你们在透支生命，听了也挺毛骨悚然的，我们这些人精神上、身体上承受的压力，远不是别人所愿意承受的。
评选对你有压力吗？
压力不是来自评选结果，是来自公众的期望和要求。我这还没当上呢，就已经成了半个公众人物了。怎么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超越以前那样的成绩，从现在就要开始努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新问题，我们下一个对手肯定会比曹文庄“高明”，我们必须具备更强的能力。
身为反贪局长，他会与侦查员一起在现场蹲守，他会亲自驾车抓捕嫌疑人并带回院里
国内贸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陆昊兴被他们拿下，国家证监会工作人员王小石被他们拿下，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被他们拿下。近年来，北京活跃着一支让贪官闻风丧胆的反贪团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下称西检反贪局）。
从2003年至今，平均每10天就有一名腐败官员从他们手里栽入法网。震惊全国的国家药监局系列职务犯罪案件，最初的“盖子”就是从他们这里揭开的。
这个团队的领头人，是39岁的反贪局长张京文。他也是北京反贪战线上的先进人物。1989年，张京文从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门走进检察机关的大门。两年后，他走上查办反腐败案件第一线。2003年担任反贪局领导以来，张京文带领反贪局30余名检察官，平均每15天就查办一起大案，每两个月就查办一起大要案。
通过与张京文的近距离接触和采访他周围的同事、朋友，本刊记者为他的正派、踏实和本分所感染。他说：“要干好反贪工作，必须要有‘拧劲’、‘韧劲’和‘傻劲’。”在辖区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眼里，他那种对“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信念超乎“疟的坚定，让人们对反腐倡廉有了信心和希望；在战友和同事面前，他那种对检察反贪事业特别“韧”的执著，给了大家最有力量的鼓舞；在父母和妻子的心中，他对人格操守和人生意义近乎“傻”的坚守，使他们有了安稳、坚实的依靠。
割除药监“毒瘤”
在北京市西城区内，有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8000余个，有资产上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数百家。在西检反贪局近年的办案信息里，每查办一起大案要案都可能影响到全国，其中的一些案件直接关系到首都与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稳定与发展。责任大且政策性强，是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特点。
作为西检反贪局局长，张京文特别注重对那些与人民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大案要案的查办，并在查办案件中注重案发单位和相关行业、领域的发展与稳定，不是就办案而办案，而是积极帮助发案的单位和系统健全制度、规范行为。
2005年1月，西检反贪局开始查办北京西区邮局大宗业务工作人员刘建海以“给回扣”的方式，伙同阜外医院收发室工作人员赵顺利贪污阜外医院邮费10万余元的案件。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案件，涉案人员的级别不高，涉案的金额也不很大。然而，反贪局长张京文判断，此案有可能是一个系列案，涉及到一个行业。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张京文带领反贪局在这一领域立案11件，涉及12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的是身居重要岗位的人物。就这样，通过查办邮局系列案件，把“做业务就得给回扣”这一刚刚出现在邮政系统的行业“潜规则”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西检反贪局从2005年开始，从查办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受贿案入手，揭开了药监督系统的系列商业贿赂案，使国家药监局一批腐败人员落入法网。在办案过程中，张京文敏锐地看到，国家药监局的监管、审批权力太大且相对集中，基本没有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郝和平案发后，针对国家药监局其他部门的举报明显增多，张京文及时向上级反贪部门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直接指挥、参与下，纪委和检察机关查处了药监系统和医药购销领域的系列腐败案件，在全国医药行业引起了强烈的“地震”，由此割除了我国医药行业的“毒瘤”，清除了曾经泛滥一时的行业不正之风，使国家进一步加强、规范了药品生产行业的管理监督行为。
跟贪官“死磕”
1993年，张京文在查办财政部农财司司长吴坤龙涉嫌受贿案过程中，吴的亲属联名写信给检察院，说吴坤龙是受人陷害。同时，此案一个最关键的行贿人家属突然拿出一份精神病鉴定，证明其患有精神疾玻
证据突然发生变化，使张京文有一个很容易的选择，就是以关键证人患精神病为由撤案。这样一来，既避免了麻烦，又不会承担办案的风险。然而，张京文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他认为，关键证人突然患病必有隐情；他坚信，经过艰苦工作得到的证据是真实的，吴坤龙应该为他的贪婪付出代价。
为了使案件的真相水落石出，张京文在组织精神疾病医学专家组进行鉴定的同时，硬是把自己关在了精神病院里，一边学习精神病学的知识，一边向专家请教，一边细心观察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举止。通过近两周的“死磕”，张京文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行贿人具有妨碍司法的重大嫌疑。医学专家组通过对当地患病人口的分析和对行贿人的基因分析，作出鉴定：此人并非精神病患者。鉴定结论改变了案件查办的被动状态，使案件最终成功办结。
在精神病院里“死磕”了14天，张京文悟出了一个道理：作为反贪检察官，不仅要有坚定的事业心和执著的办案精神，还要有执著的学习精神，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接受新理念，才能适应反贪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应对新的挑战。
强有力的反贪团队
张京文在单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2002年，西城检察院首次公开招聘正处职院领导——反贪局局长，张京文获得了很高的选票。
大家之所以看中这位西城检察院第一个有硕士学位的干部，不仅因为他在业务上独挡一面，还在于他在办案实践中善于学习，善于钻研。他的这一特点，无形中带动了一个团队。任反贪局长之后，他的工作更是延伸到了八小时之外。他经常和下属交流思想到深夜。
要想带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反贪团队，必须身体力行。在案件的查办过程中，张京文经常和侦查员在一起加班，分析研究案情，外调取证、跟踪、蹲守，询问嫌疑人等；他身先士卒，信心坚定。
在他任局长的这4年中，他是反贪局加班最多的人。因为，在几乎每个案件的一线都会有他的身影。反贪局的同事们都了解这样一个规律：上小案子的时候，局长经常在案件指挥中心；上大案子的时候，局长经常在承办人的办公室；上重大案子的时候，院里就见不到局长了。此时，他会与侦查员一起在现场蹲守，他会亲自驾车抓捕嫌疑人并带回院里。
随着工作、学习的深入，一个个反贪案件的查办，使张京文在神秘而充满诱惑的检察反贪事业的战场上，一步步进入了施展才华、成就理想的人生轨道。对于这个选择，他从不后悔。（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牛爱民
作者：彭诚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曹文庄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案件侦破难度可想而知。
□反贪工作最大的乐趣在于巨大的成就感。对手越强大，即使是貌似的强大，要战胜他的欲望就越强烈，随后产生的成就感就越大。
□怎么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超越以前那样的成绩，从现在就要开始努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新问题，我们下一个对手肯定比曹文庄“高明”，我们必须具备更强的能力。
我对张京文的采访共有４次，持续了半年之久。这４次的时间是：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６月２６日、８月２９日和１１月２０日。这４个时间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张京文的忙碌使本来应该具备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时间被打乱了。现在让我来恢复这４次采访所对应的时间和事件。它们分别是：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６月２１日、８月２８日和１１月１９日。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９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被以涉嫌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１日，曹文庄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曹文庄全盘翻供。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８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对曹文庄上诉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曹文庄的上诉，维持了一审法院对其作出的死缓判决。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央视“２００７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活动的１８名候选人名单确定，办理郝和平案和曹文庄案的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京文名列其中。
时间：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会议室
话题：反贪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
有人说，是西城反贪局揭开了近来广受关注的药监系统系列案件的盖子？
应该说，是郝和平案的查处最早揭开了这一系列惊天大案的黑幕。这系列案件中的郝和平案和曹文庄案是由我们西城区反贪局承办和参办的。去年１１月，郝和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曹文庄案刚提起公诉，为避免对法庭审理造成影响，我们有纪律，在此阶段免谈。
那就说说可以谈的吧。据我了解，你办的大要案可不少，２００３年国内贸易部国际合作司原司长陆昊兴贪污案，２００４年国家证监会原官员王小石受贿案，２００５年涉及１８个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的北京西城区邮局系列贪污案，２００６年北京打击医药购销领域专项行动第一案，等等。
案子太多，就说说统计数字吧。有人统计过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工作，从现在往回倒推４年，平均每１０天就将一名腐败官员绳之以法，平均每１５天就查办一起大案，平均每两个月就查办一起大要案，平均每３个月就揪出一个司局级的“蛀虫”。你听起来有点不相信吧。这跟西城区的独特地理位置有关系。西城区在北京市属于政府职能区，集中了５０多家正部级单位，从事政府公务的单位有８０００多家，有人说过这么一句很形象的话，西城就是有两只狗打架，也得查查狗的主人是谁。在我们西城反贪局检察官的意识里，西城无小事。
你在西城区检察院工作了多少年？
我的经历非常简单，是出学校门到进学校门，１９８９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就直接进了西城区检察院，然后我的工作单位就一直没有变化，就是一个单位。两年之后到反贪，就一直干反贪，从做书记员开始到检察员到主要承办人，到处长，到局长。我们院里从党组来说就对反贪有浓重的情结。前任党组班子的所有成员都在反贪局任过领导职位，所以，说什么都不如说我的运气好，应该说是这几年反腐败的大格局给我们这些人创造了一个平台，实现了个人的理想和抱负。
反贪工作是你的理想？
应该说反贪工作是目前最适合我的工作。我说自己毕业于１９８９年，你可能不会意识到什么，但我认为，那几届毕业的人，或者说，我们那一代人，与后来的一些人在观念上，尤其是在价值观上，多少还是有些差异。我妹妹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她干的工作没超过两年的。我们普遍对物质的要求不是太高，什么工资待遇呀，住房呀，都没什么太多的考虑，当然需求是有的，但是怎么把事业做好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反贪就是我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
从１９８９年到现在，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快速，观念激烈变动，你对自己的选择从未有过动摇和游移吗？
当然有过，还不止一次，因为机会不止一次。有那么三次，机会都非常好，只要有一次走出去，我今天就不止是千万身家了吧。每一次事到临头，我都会在心里算个账。第一次，是父亲部队的企业邀我下海，我那时对法律还有一种情结，觉得学了这么多年法律还没怎么用就放弃了，不太合算；第二次，是“海归”热时，大学同学“海归”带回来资金和项目，邀我一起干，我那会儿当处长了，肩上的责任大，我不敢撂挑子；第三次，我在北大读硕士时的同学想约我一起办律所，说一年挣个百多万不成问题，但我觉得在检察院，我的价值可比这个数字要高，我办一起大案能为国家挽回多少损失？也没去成。三次的斗争都很激烈的。
开过家庭会议？
没有，主要是我的心理斗争。要开家庭会，那些事也许就成了。我承受不了家庭的压力。不过，话说回来，正是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那个时代，部队都实行配给制，大院里每一家，摆设，家具，甚至吃的伙食，都是统一发的，除了人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这样的统一造成了我们从部队环境出来的一些人对物质的不敏感，相对保留了精神上的理想与激情。
１０秒钟前，我收到了一条来自正义网的短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郑筱萸案的线索最初也是由西城反贪局发现的吧？你知道一些事实吗？
我知道的事实就是你了解的事实，你别挖坑让我跳！
时间：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６日
地点：检察日报社会议室
话题：如何把曹文庄案办成铁案
２１日上午，曹文庄在庭上全盘翻供，否认受贿和玩忽职守行为，并声称自己在检察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检方侦查员有“刑讯逼供”行为。你怎么看？
曹文庄使这招就是在耍赖了，有点可笑。我张京文办了１８年案，哪个案子不是铁案，哪个案子我动过一个指头！
曹文庄翻供的消息当天中午我就知道了。我们反贪局正在河北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下过支部组织生活。我当时就对案件承办人赵锦海说，曹文庄捞了根稻草，没别的招了，最后只好使流氓招。同步录音录像搞了这么多年，还使这套路，也不怕降低身份，他那么“高级”的干部！这表明，我们是彻底把这个人给打倒了，否则，这个法学博士还得拿“证据”跟我们对决。庭上我们的公诉人真是好样的，当场一一就给驳回去了。
曹文庄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历，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案件侦破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案子最大的难处还不是在曹文庄的学历，而是他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太足了。他从开始收受贿赂的同时就开展了他的反侦查工作，再加上，我们的前期侦查在某个环节上走漏了风声，给了曹文庄充裕的时间。曹文庄精心布置办公室、处理赃款、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包括潜逃路线、与接头人见面通通都安排好了。曹文庄自己就跟我说，你给了我这么长的时间，该准备的我都准备好了，不可能出现任何漏洞！
口气真是不小啊！
狂妄吧。他说这话是有“资本”的。他的反侦查意识到了什么程度呢，说个例子。我们在搜查的时候找到一盘录像带，是他跟人在酒店吃饭，正热闹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了一句，咱们点的鱼翅和燕窝怎么还不上啊。曹文庄立刻喝止了，别瞎说，什么鱼翅燕窝的，没点！曹文庄做秘书出身，非常谨慎。他平时收钱，凡有第三人知道的钱就给退回去，还特意留下记录，留下目击证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说了那句“名言”，“如果我曹文庄有问题，国家机关里就没有好干部了！”
从刘玉辉突破曹文庄案是你提出来的方案吧？
是，跟曹文庄打交道，就是高手过招，什么虚的都没有用，他什么都懂。专业人士对专业人士，就不用绕那些弯子了，直接“亮剑”，证据说话。我一开始就没想在曹文庄身上多费工夫，他的态度也不会好。实际上，他是我办案这么多年遇到的态度最顽固的嫌疑人。所以，我把侦查思路放在与曹文庄关系密切的刘玉辉身上。他们俩曾做过多年的同事，刘玉辉在短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你想这些财富从哪来的？他的问题查实，不怕他不交代曹文庄的问题。
抓刘玉辉费了老大的劲儿。也是我的运气好啊。去年１１月初吧，我带着五个侦查员开着三辆车到北京一个小区蹲守，那天零下几度的天气，车里跟冰窖一样，一直守了十几个小时，我安排其他的侦查员轮流去小区大门对面的便利店暖和暖和，自己就裹在棉袄里一直紧盯着小区大门。午夜十二点，我让其他侦查员去便利店泡方便面的时候小区的大门处突然出现了刘的灰色尼桑天籁轿车。我立刻呼叫侦查员回车就位，刘开车在小区里兜了一小圈后突然加大油门冲出小区大门，与手捧方便面的侦查员擦身而过。我只好单枪匹“车”地跟上去，同时在电台里指示侦查员尽快跟上。凌晨两点，我跟着刘进了另一个小区，看他进了一栋６层的楼房。１０分钟后，赶来的侦查员抓获刘玉辉，这家伙已经睡得迷迷瞪瞪的了。
刘玉辉很快就交代了？
费了不少口舌！审刘玉辉还让我学了不少医药知识，刘是药学会咨询部主任，也是个药品专家，怎么审？就得学药品知识，同一个问题审几次，比较口供的真实性和矛盾点，再从中寻找突破口。刘玉辉最后还是在证据的压力和政策的感召下，供述了他利用与曹的关系，为一些制药企业当掮客，对曹文庄行贿的犯罪事实，仅通过他的手就向曹行贿１１０万元。我们一抓住刘玉辉，曹文庄就跟霜打了似的，一下子快崩溃了。
案件处于胶着状态时，你的压力不小啊。
如果办不下来就是严重失职啊。去年“十一”前后，压力最大。我这么仔细的人，有一天早上出门，连门都忘了锁。晚上回家，顺手一推，门是开的，我当时一身汗就下来了。
你怎么排遣压力？
主要还得扛着，你跟谁说去，跟领导说，领导比你还烦呢！跟家里人说，纪律不允许。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走路，一走十几公里，什么都可以不想。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我们搞反贪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什么爱好，我看我们的爱好就是办案子。我儿子问我，你这辈子最想干的是什么，我说当游泳教练，又能锻炼身体，又能挣钱。
你的最高纪录是连续工作多长时间？
我记不清了，就是什么时候干完就得。进入案子的状态确实挺让人震撼的。什么想家、想孩子，累呀，这些都没有感觉了，太投入了，不把案子结了，就不可能从这种精神状态里出来。我曾经试过我的工作极限，我要是单脚站不住了，肯定就不行了。
办完一个案子，有什么庆祝方式吗？
案子一拿下来，或者加完班，我就带大家喝酒去，庆祝一下，也总结一下。北京凌晨两点还营业的店我们都去过了。
时间：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
地点：张京文办公室
话题：反贪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昨天曹文庄案终审判决，这才叫最后结束吧，社会上对这起案件反响很大，你有什么感想？
从侦查的角度看，这个案件早就结束了。但从反贪的角度来说，总结、发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中的漏洞和产生犯罪的原因，会对社会对国家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办这个案子，目的不是弄倒曹文庄，从小的层面说，为了老百姓的用药安全。从大的方面来说呢，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发展。
你以前办过很多特殊领域的案件，这些案件的方式、方法、效果跟常规案件有什么不一样吗？
最大的不一样是发现了不同领域的新问题。从我们办的２００６年北京打击医药购销领域专项行动第一案来讲，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个案子对医疗领域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亮了红灯，公开了滋生腐败的土壤之上的潜规则，界定了什么是合法收入，什么是违法收入。在这个系统，国家的法律还不是很完善，检察院通过办案子发现问题的，起码明确了概念，让人们先从道德上进而从制度上排斥那些违法的东西，逐步促进法律的完善。我现在看到的具体效果是，医生的合法收入在上升，国家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不能让医院自己养医院，医院是国家应该养的，我看就很在点上。
反贪工作是国家发展、制度调整过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都是社会上最前沿的问题，社会上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办案发现这些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我们这个工作应该是超前的，在某种角度上讲要比查办案件本身重要得多。我留意了一下，最近热议的一些有分量的社会大问题，很多都是出自检察机关的。
以你的观点看，反贪是一个很前沿的工作？
反贪接触的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最易变的部分。案例都是单独的、具体的，但是反映出的问题是很概括的，鲜活的。
时间：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０日
地点：检察日报社编辑部
话题：反贪工作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你对自己入围央视２００７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名单有什么想法？
我想的是这个名单看中了我什么？我想，主要是看我对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出了一点力量，起了一点作用。这么说还是把话说大了，应该是说我们西城的反贪工作为中国的法治进程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我热爱反贪工作的原因。
反贪工作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巨大的成就感。对手越强大，即使是貌似的强大，要战胜他的欲望就越强烈，随后产生的成就感就越大。
我们的对手大都属于社会上最成功的人，来自社会精英阶层，我们的工作就成了跟“精英”对抗，一般来说，没有业绩、没有能力，不会到那个地位。跟这些人斗智斗勇，而且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这本身就是乐趣，就是失败了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升。
看来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还不能拔高到“主义”，可以说“色彩”，我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从事反贪工作的人多少要具备一点这样的色彩。我们这个事业是需要信念来支撑的。反贪工作者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只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职业，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反贪侦查员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
忠诚，对法律也好，对事业也好，对党也好。还有就是奉献精神，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不太谈奉献了，但是这个社会到什么时候都有做脊梁的人，我们做反贪的这些人，在从事这个事业的过程中，奉献的东西恐怕只有自己才知道。领导夸我们的时候，经常说你们在透支生命，听了也挺毛骨悚然的，我们这些人精神上、身体上承受的压力，远不是别人所愿意承受的。
评选对你有压力吗？
压力不是来自评选结果，是来自公众的期望和要求。我这还没当上呢，就已经成了半个公众人物了。怎么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超越以前那样的成绩，从现在就要开始努力，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全是新问题，我们下一个对手肯定会比曹文庄“高明”，我们必须具备更强的能力。
身为反贪局长，他会与侦查员一起在现场蹲守，他会亲自驾车抓捕嫌疑人并带回院里
国内贸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陆昊兴被他们拿下，国家证监会工作人员王小石被他们拿下，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被他们拿下。近年来，北京活跃着一支让贪官闻风丧胆的反贪团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下称西检反贪局）。
从2003年至今，平均每10天就有一名腐败官员从他们手里栽入法网。震惊全国的国家药监局系列职务犯罪案件，最初的“盖子”就是从他们这里揭开的。
这个团队的领头人，是39岁的反贪局长张京文。他也是北京反贪战线上的先进人物。1989年，张京文从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门走进检察机关的大门。两年后，他走上查办反腐败案件第一线。2003年担任反贪局领导以来，张京文带领反贪局30余名检察官，平均每15天就查办一起大案，每两个月就查办一起大要案。
通过与张京文的近距离接触和采访他周围的同事、朋友，本刊记者为他的正派、踏实和本分所感染。他说：“要干好反贪工作，必须要有‘拧劲’、‘韧劲’和‘傻劲’。”在辖区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眼里，他那种对“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信念超乎“疟的坚定，让人们对反腐倡廉有了信心和希望；在战友和同事面前，他那种对检察反贪事业特别“韧”的执著，给了大家最有力量的鼓舞；在父母和妻子的心中，他对人格操守和人生意义近乎“傻”的坚守，使他们有了安稳、坚实的依靠。
割除药监“毒瘤”
在北京市西城区内，有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8000余个，有资产上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数百家。在西检反贪局近年的办案信息里，每查办一起大案要案都可能影响到全国，其中的一些案件直接关系到首都与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稳定与发展。责任大且政策性强，是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特点。
作为西检反贪局局长，张京文特别注重对那些与人民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大案要案的查办，并在查办案件中注重案发单位和相关行业、领域的发展与稳定，不是就办案而办案，而是积极帮助发案的单位和系统健全制度、规范行为。
2005年1月，西检反贪局开始查办北京西区邮局大宗业务工作人员刘建海以“给回扣”的方式，伙同阜外医院收发室工作人员赵顺利贪污阜外医院邮费10万余元的案件。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案件，涉案人员的级别不高，涉案的金额也不很大。然而，反贪局长张京文判断，此案有可能是一个系列案，涉及到一个行业。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张京文带领反贪局在这一领域立案11件，涉及12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的是身居重要岗位的人物。就这样，通过查办邮局系列案件，把“做业务就得给回扣”这一刚刚出现在邮政系统的行业“潜规则”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西检反贪局从2005年开始，从查办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受贿案入手，揭开了药监督系统的系列商业贿赂案，使国家药监局一批腐败人员落入法网。在办案过程中，张京文敏锐地看到，国家药监局的监管、审批权力太大且相对集中，基本没有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郝和平案发后，针对国家药监局其他部门的举报明显增多，张京文及时向上级反贪部门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直接指挥、参与下，纪委和检察机关查处了药监系统和医药购销领域的系列腐败案件，在全国医药行业引起了强烈的“地震”，由此割除了我国医药行业的“毒瘤”，清除了曾经泛滥一时的行业不正之风，使国家进一步加强、规范了药品生产行业的管理监督行为。
跟贪官“死磕”
1993年，张京文在查办财政部农财司司长吴坤龙涉嫌受贿案过程中，吴的亲属联名写信给检察院，说吴坤龙是受人陷害。同时，此案一个最关键的行贿人家属突然拿出一份精神病鉴定，证明其患有精神疾玻
证据突然发生变化，使张京文有一个很容易的选择，就是以关键证人患精神病为由撤案。这样一来，既避免了麻烦，又不会承担办案的风险。然而，张京文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他认为，关键证人突然患病必有隐情；他坚信，经过艰苦工作得到的证据是真实的，吴坤龙应该为他的贪婪付出代价。
为了使案件的真相水落石出，张京文在组织精神疾病医学专家组进行鉴定的同时，硬是把自己关在了精神病院里，一边学习精神病学的知识，一边向专家请教，一边细心观察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举止。通过近两周的“死磕”，张京文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行贿人具有妨碍司法的重大嫌疑。医学专家组通过对当地患病人口的分析和对行贿人的基因分析，作出鉴定：此人并非精神病患者。鉴定结论改变了案件查办的被动状态，使案件最终成功办结。
在精神病院里“死磕”了14天，张京文悟出了一个道理：作为反贪检察官，不仅要有坚定的事业心和执著的办案精神，还要有执著的学习精神，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接受新理念，才能适应反贪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应对新的挑战。
强有力的反贪团队
张京文在单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2002年，西城检察院首次公开招聘正处职院领导——反贪局局长，张京文获得了很高的选票。
大家之所以看中这位西城检察院第一个有硕士学位的干部，不仅因为他在业务上独挡一面，还在于他在办案实践中善于学习，善于钻研。他的这一特点，无形中带动了一个团队。任反贪局长之后，他的工作更是延伸到了八小时之外。他经常和下属交流思想到深夜。
要想带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反贪团队，必须身体力行。在案件的查办过程中，张京文经常和侦查员在一起加班，分析研究案情，外调取证、跟踪、蹲守，询问嫌疑人等；他身先士卒，信心坚定。
在他任局长的这4年中，他是反贪局加班最多的人。因为，在几乎每个案件的一线都会有他的身影。反贪局的同事们都了解这样一个规律：上小案子的时候，局长经常在案件指挥中心；上大案子的时候，局长经常在承办人的办公室；上重大案子的时候，院里就见不到局长了。此时，他会与侦查员一起在现场蹲守，他会亲自驾车抓捕嫌疑人并带回院里。
随着工作、学习的深入，一个个反贪案件的查办，使张京文在神秘而充满诱惑的检察反贪事业的战场上，一步步进入了施展才华、成就理想的人生轨道。对于这个选择，他从不后悔。（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牛爱民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