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波 女缉毒队长的生死一搏
| 发布时间： | 2009-06-26 18:48:52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在20年的从警生涯中，我参加破获的各类刑事案件难以计数，仅就毒品案件而言，经我参加办理的案子而被送上了断头台的毒品犯罪分子就多达上百人。
简介：
刘静波 女缉毒队长的生死一搏
2006年10月30日11:21
中国查禁毒品之“最”
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安局缉毒队长刘静波，是我国地市一级公安局的第一位女缉毒队长。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一级警监崔敏主编的《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一书中，有这样短短的几行字。大多数看过这本书的人对此都会一掠而过，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时，却感到一种震撼，捧着书本的手微微颤动起来——一个“最”字，浸润了多少酸甜苦涩；一个“最”字，连接着多少起伏跌宕……
我是在1985年初走进警营的，那年我28岁。
在20年的从警生涯中，我参加破获的各类刑事案件难以计数，仅就毒品案件而言，经我参加办理的案子而被送上了断头台的毒品犯罪分子就多达上百人。
我第一次接触毒品案件是在1986年。那时候，有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还没有破获过毒品案件，有很多警察也没有见过毒品。因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已经禁绝了毒品，被国际社会誉为无毒国。可谁又会想到几十年后，在国际毒潮的渗透下，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毒品犯罪又死灰复燃。毒品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属于隐形案件，但危险系数极高。因利润高、风险大、量刑重，因而大多数毒品犯都会随身携带刀具，对抗性特强。他们是异常凶残的，几年前就有人放出风来，要花几十万元钱买我的人头，他们甚至偷偷地拍了我的照片，分发出去……
在我任攀枝花市公安局缉毒大队大队长时，曾经化装侦察过一件令我至今想来还很心惊的毒品犯罪案件。
客车上的一对恩爱情侣
攀枝花的秋天，骄阳似火。
1996年9月8日傍晚，一辆从云南开往攀枝花的长途客车驶进了攀枝花境内。由于天气炎热，汽车又经过了长途颠簸，车上的人都昏昏欲睡。在客车中间的座位上坐着两个像夫妻模样的中年人，女的坐在靠窗边的位子上，她的头靠在男的肩头上，眼睛微微的闭着，满脸疲惫，身体随着汽车的行驶有节律地晃动着。每当路上有坑，汽车颠簸的时候，她身边的男人都会用手搂着她，怕她被碰着。窗外的风吹乱了女人的头发，男人又不时地帮她从额头上把头发撩开。
当客车开到攀枝花龙洞地段时，汽车被叫停了，几名身着警服的人上车了，车上一阵骚动，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两个中年人也被惊动了，男的比较镇静，女的却一脸惶然，眼睛紧张地看着警察。这时，从汽车后边的座位上站起来两个年轻人，他们径直走到那两个中年男女面前说： “起来”。声音不算大，却很有威慑力，那两人立即站了起来，仿佛他们之间有着某种默契。
“警察，例行检查。”站在前面的年轻人拿出一个警官证说。
“啊！”女的听到后发出一声惊讶的叫声，愣住了。男的脸色迅速变色，他没有去看警官证，而是怔怔地看着眼前的警察。好像事情太突然了，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又好像是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终于来了似的。
“把行李打开！”警察对着这对男女说。
很快，他们的行李中被搜出了一大包白色的块状物。警察一见，立即大喊“把手举起来！” 一声吆喝，这对男女还没来得及举手，两名便衣警察迅速地从腰后拿出两副手铐，三下五除二地把中年男女的手给铐上了。动作娴熟，看得出训练有素。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东西？” 周围的乘客不解地争相发出询问声。
“毒品。”警察说。
啊？大家惊呆了。
“没有事了。打扰大家了，祝大家旅途愉快！”一个警察很有礼貌地边说边扬手，然后和刚才上车的警察们一道，把这对中年男女押下了客车。
经过彻夜的审讯，案情进一步审查清楚：被抓获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男子名叫常林，50岁，女的名叫肖英，40岁；两人都是云南人，无业，系姘居关系。据常林交代，这3000多克海洛因是帮广东汕尾一个叫老党的人运输的。他说他和老党是老朋友，曾经在一起做过摩托车配件生意。两天前老党在大理把海洛因交给他，约好12日在汕尾交货，届时老党再付给常林运费，肖英的主要作用是为常林作掩护。
这件案件被定名为“9·8”案件。
经过认真分析和反复甄别，又经过其他地市公安机关的鼎力协助，初步核实，常林交代的案情和我们了解掌握的情况大致吻合。
9日上午，我们再一次研究案情。在该案是否顺藤摸瓜这个问题上大家发生了分歧。按说，这起毒品运输案件破获得还算漂亮，人赃俱获，如果到此画一个句号的话，被抓获的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报检察院批准逮捕也是没问题的了，届时只需法院定罪而已。但是，运输毒品的犯罪嫌疑人抓获了，购买毒品的犯罪嫌疑人却没有落网，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总觉是个遗憾，颇有点不甘心。
可问题是，毒品案件比较特殊，一般深查下去都是“两头”在外，即毒品来源在外，去向在外，要想把毒贩一网打尽又谈何容易？再说，离12日的交货时间仅剩两天时间了，广东又那么远，而汕尾市那个地方，我们队没有一个人去过。当时的攀枝花还没有通航，交通工具只有火车或汽车。跨三个省，行程几千里地，从地图上看，汕尾市离广州市都还有近500公里路程，在两天内要赶到，这期间还要和云南、广东两省的警方衔接，来得及吗？
其次是案件条件不太好，查证的时间短，不确定因素不能完全排除，犯罪嫌疑人常林的交代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他说他是第一次运输毒品，为什么老党会那么信任他呢？汕尾是个陌生的地方，控制难度大。要押着两个死刑犯，即便是到了昆明，也不能乘飞机，怎么办？还有，如果押着两个犯罪嫌疑人一起去，要去多少警察才能控制？如果只押他一人去，肯定要引起怀疑。
最好的办法就是只带常林去，肖英由我们派人装扮，将计就计去交货，这样既便于控制，又可以诱敌抓捕。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还是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常林能不能配合？他如果不是第一次贩毒，他肯帮助我们抓捕老党吗？抓获了老党就意味着他的其他罪行的暴露。再者，谁来装扮肖英？毒品怎么带？武器怎么带呢？这些都不能带上飞机的，不带毒品怎么交易？不带枪怎么抓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最后，我们拟定了三套工作方案，上报了四川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很快传来指令：同意攀枝花市公安局上报的装扮肖英打入敌人“下家”的那套工作方案，成立专案组。所幸的是，据常林交代，老党没有见过肖英，于是厅里同意由我装扮成肖英和常林一道去汕尾交货。另外，省公安厅缉毒处还派出一位有丰富侦察经验的周处长作为专案的指挥长，由成都直接飞往广州，并且要求专案组务必在10日晚上赶到广州和周处长会合。警察是纪律部队，执行警令是警察的天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时间紧急，大家分头忙开了。
我和缉毒大队副大队长阿西立即提审了犯罪嫌疑人常林，看他是不是有诚意配合。可以说，立功赎罪是他保住脑袋的唯一机会。经过我们细致的思想工作，常林反复权衡了后，终于同意配合，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保肖英的命。当时我感到有些意外，在过去办理的很多案件中，情人关系的也不少，但嫌疑犯大多是大难到来各自飞，有的还互相推卸责任。像常林这样宁可自己的命不要，也要保情人性命的还真不多。我的答复是，要视他配合工作的情况而定。
接着，犯罪嫌疑人肖英被关进了看守所，我则扮成了肖英，4名警察押着犯罪嫌疑人常林，携带着枪支和海洛因，一行共６人在９日下午５点多钟急匆匆地上路了。
心事重重的旅程
我们6个人开着一辆“三菱”越野车，连夜朝昆明方向行进。预计在10日凌晨1点可以赶到昆明，再乘坐10日中午的飞机赶往广东，11日赶到汕尾，这样才能不耽误12日的交货时间。应该说专案组的成员都是精心挑选的。
开车的是轩哥，大家都这么亲热地称呼他。他比我小两岁，37岁，下过乡，当过工人、老师，经历和阅历都比较丰富。性格随和，办事沉稳，枪法好，是个多面手。此时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孩子有点事，他回不了家，老婆不高兴。
常林坐在车的第二排中间，他右边坐的是缉毒大队副大队长阿西，约30岁，已经是老侦察员了。这是一个彝族小伙子，皮肤黧黑，1.8米的个子，擒拿格斗是他的拿手戏。他爱憎分明，性格刚烈，曾经创造过一个人打翻5个地痞的纪录，结果是受到一次纪律处分。他人长得帅气，歌也唱得好，经常会有女孩子找借口到他办公室晃来晃去的。为此，政委还找他敲过警钟，叫他注意影响，他两手一摊说，这全是父母的错。
坐在常林左边的是小东，他是专案组里最年轻的一个，25岁，跟坐在后排的小伟一样，从警察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被选到缉毒大队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两人个子都在1.76米以上，不同的是小东活跃、敏捷，小伟稳重、细致。故而安排小东协助阿西负责押解工作，小伟负责保管毒品海洛因。汽车驶进云南地界以后，天空沥沥淅淅的飘起了小雨。行驶的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汽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晃悠着。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前一晚又通宵未眠，很多人都昏昏欲睡，只有轩哥瞪大了眼睛注视着前方。“你可不能睡呵”，我说，“一车人的命都交到你手里了”。
他说：“刘大，放心吧，我不会睡，你睡一会儿吧。”他们都习惯把我这个大队长简称为刘大，我也觉得很亲切。我闭上眼睛打盹，当我醒来的时候，车窗外弥漫着浓雾，能见度仅一米远，汽车像蜗牛似的在山路上爬行。
这辆车可算我们局里最好的车了，我们局长的车都没有这车好。说起这辆车，还有个小插曲。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一次省公安厅缉毒处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特意到第一线慰问坚守岗位的民警，当时我开了一辆“长安”面包车在前面引路，慰问结束的时候，领导准备和大家共进晚餐，结果我开的车却出毛病了，发动机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领导一看，这怎么行，如果是追犯罪分子还不让他给跑了吗？于是领导想尽办法筹措经费，很快就给我们买了这辆车，大家很开心，还有人说我是故意在领导面前耍花招，让车发不着。
我们大队原来还有一部“通工”牌汽车，由于使用率太高，保养不够，经常出毛病。一次，我们办理一件毒品案件，正在跟踪两名犯罪嫌疑人。当时也是轩哥开的车。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经历了一长段下坡时，突然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急速冲了出去。“刹车失灵了”，轩哥对我说，声音不大，我坐在他身边，一听脑袋“轰”的一炸，车上当时有6个人啊。“往山壁靠”，我大声喊。轩哥的反应比我快，我的话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车就已经冲向山壁了。这是唯一的选择，另一边是100多米的深渊。汽车在山壁上摩擦着，冲撞着，溅起无数的火花，“哐、哐、哐”剧烈地晃动并发出巨大地响声。坐在车后座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声叫，“怎么了？怎么了？”汽车在山壁边摩擦了几百米后，终于停下来了。我的头被重重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满眼金星。等大家缓过劲来，犯罪嫌疑人的车早就无影无踪了。车撞坏了，案件泡汤了，轩哥的手受了点轻伤。所幸的是，车上的其他人都没有大碍，算是逃过一劫。“轩哥，你表现得真好，今年的先进就是你了。”大家除了咒骂这辆破“通工”车外，最多的还是称赞轩哥，因为他临危不乱，救了一车人的命。我的头痛了一个多月，医生说是轻微的脑震荡，从此，我看见“通工”车就心有余悸。
汽车还在慢慢地爬。我回头看看身后，小东已经睡了，阿西还没有睡，把自己的手和常林的手铐在一起。他们其实也可以不那么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常林的两手反铐在后边，自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了，可是那样常林就难受了。为了让常林好受，他们只好让自己遭罪，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多人是不会相信的。坐在车后座的小伟用手铐把自己的手和装有海洛因的密码箱铐在一起，“人在，海洛因就在。”这是临出发时小伟向我保证的。此刻，他的头埋在胸前，打着盹。他们太疲倦了，我的心有些隐隐作痛。警察加班是家常便饭了，一年四季都在忙，经常听他们说最幸福的事就是睡上一个好觉。每一次都说补假，可每一次都不能兑现，到后来大家都不相信了。“等 这个案件办完了，我一定要兑现，放他们两天假，让他们好好睡上一觉。”当时我就这样想。
轩哥眼里布满了血丝，他昨天也是通宵未眠。我知道他最近家里正在闹矛盾，几天前老婆向我投诉他，说他工作忙，人不回去，工资发了也不交回去，日子没法过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准备好好教育和修理他一下。他到了办公室，我才知道，这两个月连续派他出差，工资都贴补出差用了，哪还有钱拿回家？我一听，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讪讪地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在想，他老婆的要求并不高，可他也没有错，可问题在哪里呢？许多不了解警察的人都认为警察潇洒，可只有当过警察的人或者警察的亲属，才知道他们在生活中常常遭遇捉襟见肘的尴尬。
“我开一会儿车吧，你睡一会儿。”我对轩哥说。他开始不同意，劝说了几次以后，终于同意了。我接过方向盘，驾驶着汽车继续朝前驶去。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实在困了站着也能睡。我怕轩哥撑不住了。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队没有配专职驾驶人员，只要有其他队员在，都不要我开车，我也乐得自在。别看我是队长，可我也是女人，他们嘴上不说，但在体力活上都知道挺照顾我的。
窗外已是漆黑，又下着雨，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我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同时我更多的感到了一种压力。临走前，分管我们的刘副局长特地把我叫到一边，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把队员安全带回。身为大队长，案子的成败、队员的安全、犯罪嫌疑人的安全、海洛因的安全、枪支的安全，哪一点都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后面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常林：他心里在想着什么？他在哪些方面可能没有讲真话？他会不会想逃跑？会不会伺机跟我们拼命？另外，明天乘飞机怎么办？按照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是不能乘坐飞机的，可不坐飞机又怎么能按时赶到广东？
我想到了我办公室抽屉里的那封信，信是写给我丈夫的，有几句简单的交代，大概意思是如果我发生了不幸，有哪些东西要交给我的母亲，有哪些东西要交给我的女儿。这是我临行前草草写的。这次任务我没有告诉丈夫，一是我们有纪律，有关案件的事不能告诉家属，因为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家属打听一些消息，怕泄密；二是怕家人担心，所以一般都只说出差，而不说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我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告诉阿西，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就请他转交这封信。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也就不提了，以免造成家人的恐慌。
我还想起了1987年，我还在仁和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工作，一日连续破获了几起大案，需要连夜审讯犯人，当时我爱人在乡下搞扶贫工作，家中只有3岁的女儿。晚上，我等她睡着了，把她推在床里边，再把被子堆在床边挡住，怕她掉下来，然后到队上加班，早上5点多才审讯完回家。走到家门口，当时楼道很黑，只觉得脚上踢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仔细一看，是缩蜷成一团的女儿，冻得全身冰凉，眼角还残留着泪痕，已经睡着了。我抱起她，摇着，把她紧紧抱在怀里。那一刻，我感到揪心的疼痛，真正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最不负责任的母亲。女儿是什么时候醒的？几点钟走出门的？如果她下楼去了又会发生什么？我泪流满面，心也被撕扯着。
就这样，我一边开车一边想了很多很多……
汽车在漆黑的盘山路上，以每小时10多公里的时速在爬行，在一个没有路标的岔路口我把车停了下来。车一停，车上的人全醒了。问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朝哪里走。“还是我来开吧”，轩哥又把车接过去了。
这时候，常林开始把身子扭来扭去，说一身痛，有风湿病。阿西忙问他哪里痛？常林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我回头看，阿西正随着他指的地方给他按摩，阿西的脸侧对着我，车顶灯照着，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散发出柔和的光。我偷偷地笑，心想，你也有今天。阿西在家里可是绝对的大男子，在彝族阿西家族里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今天居然会为一个犯罪嫌疑人按摩？“你可要对我们刘大好一点”，阿西对常林说，“我都对你这么好”。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着。我知道阿西在担心我，他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感动常林，使常林能够好好地配合我的工作。
记得当初在制定这套方案时，有人提出只带常林去，然后用警察装扮同案犯肖英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是年龄接近；二是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三是我是缉毒大队长，有胆略，有缉毒工作的经验和工作的主动权。其实，化装侦察，深入虎穴，这对我来说，已是平常事了。可是这一次有些不同：一是接触案情时间短，对犯罪嫌疑人了解不透；二是对方知道我的身份，我还要单独和这个犯有死刑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一起；三是要到一个陌生的、控制难度大的地方。我知道这一次很麻烦，危险系数相当大，自己都觉得心里没底，大家更是担心。当这套方案正式批下来后，他们又拿我调侃。有的问，万一常林把你掐死怎么办？“那就当烈士啊。”我说。有的说，常林是你的情人，你不能嫌弃他哦；更又甚者问：配不配哦？“开玩笑，本女士虽不是貌若天仙，却也端庄秀丽，配一个常林绰绰有余。”我说。其实，大家更多的是担心，特别是专案组的人，我的命等于就交给他们了。大凡当过刑警的人都知道，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警察之间的配合和默契是何等的重要，你的任何一个在旁人看来是小小的疏忽或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的、难以弥补的后果。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团队精神，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来完善个体的不完美。
阿西还在给常林按摩，小东却在一边横眉怒眼地瞪着常林。小东的眼睛本来就大，一发怒，一张脸上就只有一双眼睛了。要是换在平时，他早冲上前去踢常林几脚了。是有功之臣吗？享受如此礼遇。其实，大家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当你看过有多少吸毒的瘾君子毒瘾发作的惨状时，当你看过有多少人因为吸食毒品家徒四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时，当你看过有多少瘾君子因为毒品而抢劫、杀人时，你就会对毒品犯罪恨之入骨。记得有一次我们应家属的要求，送一个已经戒过三次毒又复吸的女瘾君子去劳教，临行前，她提出来想看看5岁的儿子，我不忍心拒绝她就应允了。儿子是从学前班上喊回来的，看见妈妈欣喜万分，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眼泪却从眼眶溢了出来。看到妈妈要走时，他又惊恐万分，对押解她妈妈的警察哭着：“叔叔，不要让我妈妈走吧！叔叔，不要让我妈妈走吧！”声音凄厉。泪水顺着他的小脸不断地流下来，那是恐惧的泪，痛苦的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眼泪也涌了出来，我真想把妈妈还给他。可是瘾君子70多岁的老母亲却一边擦泪一边说，你们快带她走吧，要不然就完了，这个家已经被她败光了，连孩子的饼干钱她都要偷，再不走，这个家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不是伤透了心，哪个母亲会这样做呢？对于这样的事，缉毒队天天都会遇到，所以小东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节外生枝的马头山遇险
攀枝花距昆明有300多公里，没有高速公路，一般开汽车需要六七个小时，可是由于起雾、下雨，车速很慢，加上海拔的原因，四缸“三菱“车很吃力地爬着。我们9日下午5点多就出发了，到了10日凌晨近1点钟的时候，已经行驶了近7个小时的车还在半道上。我有些着急，正想说什么，汽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前面堵车了。我叫小东赶紧下车去看看，过了一会儿，小东回来说，前面有两辆车被挂了，路堵上了。
汽车排成了长龙。怎么办？我们要赶时间啊！我正在发愁，突然，人声鼎沸，从汽车的挡风玻璃望出去，只见一大群人从汽车的前面跑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在离我们汽车大约两米远的地方被后面追赶上来的人抓住了，霎时，无数只手挥舞着，朝那人打去，把那人打得头破血流。阿西忙说，“我下车看看，”然后又吩咐小东，“注意哦，”他指的是要看好常林，小东说放心。被打的人挣扎着，又跑。阿西冲进人群，大声喊，“不要打人。”我打开车窗问，“怎么回事？”人群里立刻有人说，他们打的是肇事司机。
这时候，更严峻的事发生了，阿西为了解救挨打的司机，自己也被包围了，人群像发疯了似的，开始殴打阿西，这时，轩哥赶紧下车，冲进人群，大声喊“不要打，他是警察”。小东一看不行，他也下车去增援轩哥了。
车上只剩下我和小伟了，我心急如焚，怎么办？车上有一个犯有死罪的犯罪嫌疑人，有3000多克海洛因，绝不可以出事的。万一人群冲上车怎么办？我回头看看小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后坐翻到中间来了，把常林的手和自己的手铐在一起了。常林是跑不掉了，这一点我很欣慰。
我又担心阿西，我知道他这么做是对的，我们是人民警察，不能见死不救，在这种时候必须亮明身份，明知道有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可阿西被打伤了又怎么办？我还有更多的担心，阿西他们身上都带着手枪，万一被狂暴的人群抢了；万一阿西被打急眼了掏出手枪……不管发生那一种情况，后果都不堪设想，我焦急万分。
这时，轩哥和小东一边挥舞着证件大声喊“我们是警察，不许打人，”一边从拥挤的人群中强行把阿西解救出来。
我把头伸出窗外叫阿西赶紧上车，我怕他再被抓住。
阿西的眼睛发红，脸被抓伤了，衣服被扯烂了，他喘着粗气，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上车了。
人们又跑过来团团把我们的车围住了，“你们是警察，赶快来解决问题。”人们狂喊着。人群中有人用脚踹汽车，有人在推汽车，汽车在摇晃。一边是愤怒的人群，一边是万丈深渊，我们可不能壮志未酬身先死啊。
我连忙把双手伸出窗外，使劲拍，发出啪啪的响声，“喂、喂，大家听我说，”我大声喊叫着。
“大家静静，我们领导要说话了”小东和轩哥用手指着我说。人群开始安静了许多。
“我们是警察，你们有什么事，告诉我，我会尽力为大家解决的。”我声嘶力竭地喊。小东站在车门边，我朝他使了个眼色，小东会意地点了点头就消失了。
然后我又开始和人群对话，安抚他们。人群中闹得最凶的那个人站在车窗前，满嘴散发着酒气，他用手指着我说，“快点赔钱来，”好像是我剐了他的车。“当然要赔 ，”我说，“剐了车就是该赔嘛。”我顺着他说。
“赔1000元，赔2000元。”大家嚷嚷着。
“不行就叫他买辆新的，”我说。
“好，”有人笑了。
这时小东回来了，他附在我耳边小声说，“他们是在敲诈。”
我明白了，但我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认认真真地听人群七嘴八舌地述说着，我用很温和的态度和他们说话，我知道处理这样的事必须要有耐心，宜缓不宜激。对于这些人只能做工作，宜疏不宜聚，事缓则圆。
我就这样跟他们磨啊磨，人群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人也渐渐减少些了，然后我对闹得最凶的那个人说，“你们选个代表，坐我们的车到山下派出所去解决问题，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车只能挤一个人。人群面面相觑，没有人敢上车来。他们开始商量起来，派谁最好，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敢上车来。这时，轩哥已经发动了汽车，趁大家犹豫不决，很多人不注意时，开车就跑。
“喂！喂！喂！”这次不是我喊，而是车下的人在喊，有人在挥手，喊“停下”，轩哥也不理，油门一踩，跑得更快了。
就这样我们脱离了险境。
我问阿西怎么样，伤得重吗？阿西说没事。但我知道一定不轻，他的眉头呈痛苦状。“我很想拔枪了，我不是想到……”阿西看着常林话没有说完。我知道阿西是想到有重任在身，依阿西的性子，能克制自己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了。
“你呢？”我又问小东。
“我拿出手铐，装出一副要抓人的样子，对肇事司机大声吼，你怎么回事嘛？走，那些打他的人以为我要铐他，就没有阻止我，我把他带出人群，趁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你那里时，带着他迅速离开人群。肇事司机说他根本没有肇事，是当地的农民在敲诈他。我就让他开车跑了。”小东说。 “你真聪明，做得好。”我说。我又表扬了大家，“你们都表现得好。”
常林在一边直摇头。“你摇什么头？”我问他。“你们真不容易啊！”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常林也很感叹。
“警察好不好？”小伟又问他。
“好！好！”。他连声说。
“好辛苦！”小东接了句嘴。
总算逃过一劫。
汽车又行驶了一段路，在10日凌晨6点多钟，我们安全地到达了昆明。
云南省禁毒局的同志已经等候我们多时了，给我们准备了热气腾腾的早饭。吃饭的时候，他们问：“怎么走了这么久？我们还担心出了什么事。”他们的关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同行才能意会的感情。
他们已经把飞机票给我们订好了，枪支、海洛因等上飞机的事宜都衔接好了，本来很麻烦的事已被他们顺利解决了。
乘飞机的时候我们没有按规定申报我们押着犯罪嫌疑人，如果申报了，肯定是不准许的。我们当然也就不能铐常林了，为了保证安全，阿西他们4个人把常林夹在中间，只有上飞机的时候，按要求排成单列时，才一前一后的把他夹着走。
我们5个警察中，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乘坐过飞机。公安的经费紧张，一般不允许乘飞机。阿西说：“谢谢你常林，是你提高了我们的待遇”。
按照预计时间，我们下了飞机后，10日晚如期赶到了广东。在预定的地方我们见到了四川省公安厅派出的专案组长周处长。他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见面后第一句话就说“大家辛苦了”，然后一一和我们握手，既是领导又是老朋友，所以大家很亲热。由于有犯罪嫌疑人常林在场，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需要广东省公安厅配合的事宜周处长已经联系好了。把常林安顿好后，紧接着专案组召开了案情研究会。会上仔细研究分析了案情，把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可能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应该要注意的事项等，都反反复复进行了一次梳理。说实话，这次有周处长作专案组长真是我们的福分。他虽然年龄只比我大一岁，却干了20多年的侦察工作。以前我们多次合作，他是一个办事严谨、思考周密的人，特殊的职业造就了他的敏锐和成熟。有他在，我心里踏实许多。
我们研究的工作步骤大致是这样的：12日中午赶到汕尾，先找一个地方住下，然后让常林和老党联系，如果联系上了，看对方怎么说。如果联系不上，就由我陪常林到汕尾一个“水货”市场去转，据常林讲，他们以前都是在那里见面。让市场的人把消息传递给老党。然后，坐在宾馆等老党的电话。未尽事宜，临时确定。
大家最担心的是在“水货”市场，人多，情况复杂。一是常林难以控制，他完全有可能找机会逃跑；二是我们没有见过老党，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比较被动；三是首先要考虑的是群众的安全，带枪也不能使用；四是怕常林变卦，如果把我当做人质挟持就更麻烦了。
为了更有效的控制常林，小伟出了个主意，他说找两根木筷子绑在常林的后腿弯上，这样他就只能慢慢地走，走快了，筷子就会顶住大腿，会弄伤皮肉。大家马上找来筷子，用胶带纸绑在自己的腿上试，果然效果不错。他们反复试，绑低了怕常林跑，绑高了又怕伤着他，看绑在哪个位置最恰当。
周处长还带来了一个呼叫器，样子像一把汽车钥匙，说是最新产品，还在试用阶段。他把发送器交给我，并教我怎么使用，反复叮咛遇到危险就按开关，发送器就会发出信号，接收器就会亮灯，会发出叫声，他们立即就会知道，随时都会来保护我。我知道，他比我紧张。我们把呼叫器反复试验了几次，感觉不错。
当天我们在广州住了下来。晚上，我把队员们喊到我的房间里，再一次做临战动员。因为明天我要和他们分开了，如果案件进展的顺利，那当然最好，如果进展不顺利或者有意外，也许我就没有机会说什么了。我啰啰嗦嗦说了许多，说完了工作，我又对小伟说：“小伟，回去我亲自给你主婚。”我又对轩哥说：“轩哥，你老婆的事我很歉意。”他说歉意的是他。望着他们熬得发红的双眼和疲惫的脸，我真后悔平时对他们太严厉了，我真想对他们说请原谅我，可是我没有说出口。
“刘大。”小东叫了我一声，“你不要担心我们，你自己要保重。”他说话时眼睛湿润了，我看了，心揪得紧紧的。
我又把阿西单独留下，给他交待一些事，一方面他是我的副手，工作需要交代，另一方面他也是我最信任的兄弟。我故意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告诉了他我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信，说如果有什么意外，请他把信转交给我丈夫。阿西的神情立刻变得凝重起来。
“不会有事的，刘大，我们就在附近。”他说。
“如果有事，你要帮我照顾女儿。”我说，“这也是我对你的托付。”
阿西的声音哽咽了，“干脆我去好了。”他脱口说。
“怎么可能呢？”我看着他，尽管我装得满不在乎，还是有一种要生离死别的感觉。我知道他 是真的不愿意我去冒风险，我相信在可能的时候他真的宁愿自己去冒险。我怎么能不相信他呢，一年前在一次突发事件中就发生了他为了保护我，自己被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的事。当时如果他不帮我挡一下，我有可能到另一个世界报到去了，因为我身边有一个人就被砸裂了脑袋，脑浆迸裂出来，人还没有送到医院就一命呜呼了。我看着他，还有很多的话哽在喉咙，可是我没有再说，我怕会增加他的压力。只是看着他，直到他点头应允，才让他离开了房间。
阿西走后，我感觉很累，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辗转反侧，久久难眠，又开始浮想联翩。
记得还是在女儿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她的班主任杨老师来家访，说看了女儿的作业才来拜访的。她随手递给我一个作业本，我诚惶诚恐翻开一看，造句，喜欢，不喜欢。喜欢：我最喜欢爸爸回家，他要带我去公园。不喜欢：我最不喜欢过节，妈妈执勤要把我锁在家。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从那以后，杨老师经常把女儿带到她家。这些还不算什么，自己是缉毒警察，工作性质就有极大的危险。破案，抓人，毒品犯罪分子们会甘心吗？他们是异常凶残的，几年前就有人放出风来，要花几十万元钱买我的人头，他们甚至偷偷地拍了我的照片，分发出去。
“象以齿丧身，蚌因珠剖体。”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幸福有多少警察已经献出了生命，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国一年大概要牺牲400多个警察。就禁毒战线而言，更是英雄辈出。古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浩气冲天，近有陈新民，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的副局长，至今身上还残留着弹片。
我们没有买保险，我也没有怨言，警察那么多，那要多少钱？我想我能理解。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我的头在犯罪分子那里还很值钱，这说明我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我的工作很有成效，为此我很骄傲。我的头至今还在我脖子上，而让我真正不安的是恐怕殃及到我的女儿。
想母亲，母亲是北方女人，思想比较传统，寡居多年也不肯再婚。我16岁离开家每年只有很有限的时间能看见她。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看她，她在一座寺庙里，我和姐姐到寺庙去找她，因为不知道她的法名，费了很大的劲在一个光线很暗的殿里才找到她，她戴着老花镜正在一字一句地念经书。看见我母亲非常高兴，并告诉我，她在为我祈福，说我杀的毒犯都是坏人，菩萨会保佑我的。看见她花白的头发，看见她渐渐佝偻的身体，我的眼泪止不住溢出来。我为母亲做了什么？快40岁的人了，还让母亲担惊受怕。这一次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又怎么对得起她老人家。
想犯罪嫌疑人常林，估计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贩运毒品了，马克思早就说过，只要能够获得300％的利润，就会有人甘冒杀头的风险。常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把贩毒作为致富的路子，为了钱，这次是把命搭上了。可临死却还惦记着肖英，一会儿想给肖英捎句话；一会儿长吁短叹，问他，支支吾吾地说怕肖英承受不了；一会儿问，如果他立功了，能不能宽大处理肖英？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在乎肖英，可这种感情又算什么呢?
就这样想着、想着，在天快亮的时候睡着了。
生与死的较量
12日，我们起了个大早，广东省公安厅派车把我们送到了汕尾。汕尾市公安局刑警队派出一个副队长带员协助我们工作。
下午2点多钟，按预定的方案走第一步。在预定的时间，犯罪嫌疑人常林用手机拨叫老党的电话，可是老党没有开机。一连3个小时，还是没有开机。
我们只好走第二步了——我陪着常林去“水货”市场。
临出门时，阿西把常林又叫到一边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又去教育他了：威胁加感化，不外乎就这些。听不见声音，只看见他在说什么，常林不停地点头。
走出宾馆的大门，就只留下我单独和常林在一起了。常林慢慢地走着，他穿了一件深红色T恤，质地上乘，手里拿着手机，这手机是刚上市的一种新款，比我们局长的手机还先进。看得出来，在被抓获前，常林还是一个生活比较讲究和奢华的人。我仔仔细细打量着常林：中等个头，胖瘦适中，五官端正，皮肤略黑，乍看给人一种忠厚可以信赖的感觉。可谁能想到他会是一个毒品犯罪嫌疑人呢？我知道，在一定的时候，稍有不慎，这张脸就会凶相毕露。
但我用手挽住他的胳膊，他开始还是有些不自在，我就问他肖英是不是这样挽着他的，他嘴咧了咧，想笑，可能是没有心情，又没有笑出来。我又问他和肖英是怎么认识的，他就一一回答我，说肖英其实很苦，他这次来有很大程度是为了肖英……我们俩一边聊，一边走，走了大约有两条街，就走到了“水货”市场门口。
那是一个卖舶来品的市场，人声鼎沸。
我紧紧地挽住常林，怕他会伺机跑了。常林在这里很熟悉，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我也不停地提醒他放松一点，并不停地笑着问他是老党吗？因为我不认识老党。他都摇头。
我们像真正的一对情侣一样走着，常林还是很配合的，不停地给我解释。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如果有人在暗处盯梢，就会看到我们有说有笑的一幕。转来转去没有看见老党，也没有人来找我们。汕尾的天气还很热，可能是几天没有洗澡的缘故，常林的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我挽着他，被熏得难受，可我还得紧紧挽着他，装出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
不是说女人没有用吗？在公安系统，一般都把女人当作包袱。其实在侦察工作中女人是最有优势的。
快6点了，无果。我拽着常林往回走，就在这时，常林的手机响了起来。
常林接起电话，只听他说我今天到的，可能是对方问他什么时候到的吧。然后他又说我们住的地方，可能是问他住哪里。他问对方在哪里，对方说在外地，然后说今天不能见面了，叫常林到另一个酒店去住，他会给他联系的，常林还想说什么，对方就挂机了。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这天晚上，我们几乎又通宵未眠。小东、小伟和轩哥守候着常林，周处长、我和阿西则和当地警方在一起分析案情，商量着第二天的工作方案。根据当地警方了解的情况，汕尾的确有老党这个人，但老党不是当地人，而是香港某某帮派的人，经常出入汕尾，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当晚，我们没有按照老党的要求住进指定的酒店，因为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局势，而是在第二天一早到了那家酒店，房间登记是汕尾市公安局派员办理好的。
13日早上，我和常林住进了老党指定酒店二楼的一个标准间里，其他人都在外围，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我只知道他们随时会出现在我身边，如果我需要的话。
这是一个大约有16个平方米大小的房间。我一进门就把衣柜和卫生间做了一次细致的检查，一是熟悉情况，二是看看有没有异常，比如能不能藏匿人啊，能不能跑人啊，然后我又推开窗户，观察四周的地形，在窗户对面的院落边上有一排平房，就在我推开窗户的时候，我恍惚看见对面的平房里有人把头朝外伸了一下，再看，什么也没有了。一般的人是不会注意这些，可我凭职业的直觉，感觉可能是当地刑警队外围组的同志们，这让我心里温暖了许多，我知道我不是孤独的。还有，即使常林从窗户跳出去，他也是逃不掉的。
此时此刻，房间里只有我和常林了，我们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老党的电话，时间就显得格外漫长。开始我故意把房门虚掩着，让常林坐在靠房间里边的那张床上，我自己则搬了一把木椅坐在门边，让常林和我隔着一段距离，以防万一他扑过来我好有退路。后来门口的过廊上老有人过往，不太方便，我只好又把门关上了。
我的一只手始终放在裤袋里，裤袋里放着呼叫器和一把水果刀。水果刀是早上临走时轩哥给我的，当时他什么都没有说。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接了过来。按照毒品案件交易的规则，是不允许带武器的，见面大多要搜身，不过女士带一把小小的水果刀，还可以说得过去。
我和常林一直在闲聊，基本上是我问他答，我问了许多。他不时地打量着我，也许他以为我裤袋里正握着一把手枪，我也不解释，我们在暗暗地较劲。
已经快11点钟了，还没有动静，常林打了几次电话，对方都关机，他的情绪有些烦躁，不时地把裤角卷起来。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腿痛。我看见他挽起的膝弯处红肿了，有些血迹，是被绑在腿上的筷子戳伤的。常林的眉头紧锁着，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有些不忍。常林问我能不能把筷子取下来？我沉默了一会儿，问他，你能不能坦率地回答我几个问题？他迅速地点点头。
我问：“你知不知道你要保住脑袋的办法是什么？”
“知道，立功赎罪。”他说。
“如果你要耍什么花招，大不了我搭上我的命，可你一样跑不了。”我说。
“不会，不会。”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脸诚恳。
“你是不是真心地对肖英？”
“是。”他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你为什么没有娶她？”
“唉，一言难尽。”他露出一脸的无奈。
我一边跟他对话，一边想，答不答应他的要求呢？如果不答应他，那双红肿的腿实在让我不忍心。因为筷子除了用细麻绳绑了以后，外面还缠了两层胶带纸，胶带纸不透气，加上皮肤已经伤了，能好受吗？如果答应他了，有什么危害呢？取下筷子，他当然可以消除痛苦，但他的行动也会自如和敏捷，我的危险就会相应增大。我又想，其实从单独和他在一起那一刻起，我的危险就已经不可避免了。比如，他要上厕所怎么办？你能不让他上？你能跟他一起上？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小距离范围内，他如果有心要伤害你，一双筷子能挡得住？你即使有武器也不一定胜券在握，你对他是防，而他对你就是往死里整。和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能不危险吗？我和他只能斗智，而不宜斗勇。在防备不起作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他，想到这里，我释然了。
“看在你对肖英一片真心的份上，相信你一次。”我同意他把筷子取下来。他立即动手把筷子取下来了，眉头也舒展开来。“谢谢，谢谢。”他不停地向我道谢，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
就在这时，常林的手机又响了。是老党！对方可能是问常林住在哪个房间，常林刚说出房间号，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再打已经关机了。
我们没有主动权，完全陷入了被动之中，只有等待。
时间一秒一分地过着，常林望着手机发呆。为了稳定他的情绪，也为了打发时间，我又主动找一些话题来说。我问他：“如果你可以回家，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狐疑地看了看我，可能看我是不是在寻他开心。当他发现我很认真和诚恳时，他的眼圈开始湿润了，说：“我想回乡下老家。”
“好，等这个案子办完了，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一趟老家。”我当时真的这么想，只要他表现好，全力配合，我一定想办法满足他这个愿望。我相信他在这种时候说出的话，是真情流露。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由于声音大，又陡然响起，让我和常林都一愣。再一看，不是手机在响，是房间里的座式电话机在响。
常林冲上去拿电话，行动之敏捷，出乎我的意料。电话机在两张床之间的灯柜上，我所在的位置离电话机的距离和常林差不多远，我也冲上去，我们两人几乎是同时把手伸向电话机，不同的是，他是接电话，而我是压电话。我比他早一秒钟，电话被我先压住了，常林一愣，不解地看着我，我把免提键按下，然后用手示意他可以说话了，常林立即对着电话说开了。我想亲耳听到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这当然比常林转告好。
常林说：“喂，老党吗？”
对方说“哦”，我只听懂了这一个字就傻眼了，因为对方说的是广东话，我根本听不懂。电话机里还在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常林突然说：“不可能。”边说边慌乱地瞟了我一眼，我意识到对方说了什么可能和我有关的事，然后，常林也改口说起广东话来。我在一旁焦急起来，我用手摇常林的肩膀，不停地比手势，附在常林的耳边小声告诉要他说云南话，可是常林根本不理会我，我看见他的脸开始变色。对方大概还没有说到一分钟的话，电话就挂断了。
常林跌坐在床边，脸色惨白，额头渗出细细密密的汗珠来。
我问他说了些什么，他也不答话，呆呆的。这时我意识到出问题了，因为常林的眼睛已经流露出绝望的神情，这种眼神我太熟悉，见过无数次——当毒品犯罪分子被抓获的时候；当公开处理大会宣布死刑的时候；当死刑犯在押往刑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眼神。我意识到我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了，我立即把手伸进裤兜去按发射器，我要通知我的战友赶快过来。我一连按了几次发射器，我估计最多5分钟他们就会来保护我，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拖延时间。
我很快退到门边，但是我不能把门打开，我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危，我还要看牢常林，我怕他伺机脱逃。我把木椅掉转个，让椅背朝向常林，我跨坐在木椅上，我们面对着面。我十分警觉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我想如果他冲过来，我就用椅子绊他，哪怕拖几分钟也好。我的右手在裤包里掰轩哥给我的水果刀，我想把它打开。为了不让常林发现，我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在裤包里掰，我把它顶在自己的大腿上，掰啊掰，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我不能让常林看出来。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我感觉手被划伤了，我没有理会，还是掰啊掰，终于，刀被掰开了，我紧紧地握在手里，心想，只要常林敢冲过来，我就要朝他刺去。我一定要以快取胜， 靠体力我是占不了上风的，我只能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突然袭击他，最好是割他的颈动脉，这样才有杀伤力，才能制服他，我就这么想着。
时间过去不止10分钟了，怎么还不来？我又按了好几次发射器，还是没有动静。
“常林，不要泄气，你已经尽力了。”我一方面真的这么想，一方面也是要稳住他。
常林已经缓过劲来了，脸色也好了许多，他怔怔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老党说你是警察。
“啊！他怎么知道，是诈你的吧？”我很吃惊。
常林摇摇头说，老党说中央电视台已经播放案子了。
“啊！”我更吃惊。怎么会呢？我想起来了，破案的当天，市电视台确实录了像的，录像的老李是法制节目的编辑，我们已经配合了多年。不是说好案件没有办完不能使用录像带吗？是他把录像带报送上去的吗？由于情况紧迫，我也不能细想，当前最需要做的事就是稳住常林。
说话间可能又已经过去了10分钟，同伴还是没有出现。
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常林直视着我，一点也没有了先前的谦恭、感激的表情，他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复杂的表情，他也许在想，他应该怎么办？怎么解决我、对付我，房间里的气氛变得紧张和微妙起来了。
一定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已经不指望阿西他们会很快来帮我，我必须自救，拖延时间， 稳定常林。
我的手还在裤包里握着水果刀。想到常林刚才接电话的敏捷动作，我真有些后悔不该让他取筷子，不取筷子至少可以让他痛，让他的动作缓慢一点啊。我又为什么要去发善心？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就是对工作的危害，这次可让我领会深刻了。真是妇人之仁，我不停的责怪自己。
常林还坐在床边。又过了10分钟，他没有扑过来，也许是怕我裤袋里有一把手枪，也许清楚自己接下来不可能逃脱，也许还抱有其他的幻想，总之，他没有轻举妄动。
这时，门外传来响动，“刘大”，有人大声呼叫。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砰！砰！”两声巨响，房门就被踹开了，阿西等一行人冲了进来。
我终于松了口气。我把握着水果刀的手从裤包里拿了出来，手上鲜血淋淋。
“刘大，怎么回事？”阿西看见我手上有血，急切地问。没等我回答，他又一下子冲到常林面前，一伸手把他按了个嘴啃泥压在床上，并用膝盖顶住他的背，问：“是不是你干的？”常林还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阿西揍了几拳。阿西的手重，我怕他下手狠伤了常林，连忙说：“不是他，不要整他。”我把阿西强行拉开，看见阿西的眼里全是泪，看我看见了，他不好意思地把眼泪擦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弄伤的。”我说。
周处长过来拥抱了我，然后拍拍我的肩。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比较传统，一般都是握握手，男女之间就更拘谨了，可当时周处长的拥抱，却非常自然，好像我是他兄弟，那种关切胜过了万语千言。
我没有流泪，只是轻声地问：“你们怎么才来？”此时的我还感觉到自己腿软软的，都快要虚脱了，可能是几天没有睡好觉、吃好饭，高度的紧张过后出现的一种生理反应。
“你怎么不发信号？”周处长问我。
“我没有发信号？我发了无数次了！”天哪！我这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收到我发的信号。
我把发射器甩在一边，“什么破玩意儿，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我说。
周处长连忙把发射器拿去试，又出门外去试，过了一会儿回来，苦笑着说：“一转弯就不灵了。”
大家“轰”的大声笑了起来，只有我哭笑都不是。
“那你们怎么会来呢？”我问。原来当地的同行告诉他们，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案件进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不叫服务员开门呢？”我问。
阿西说：“来不及了，我们一听说你暴露了，撒腿就跑，怕你会在开门的一瞬间被人掐死了，早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希望。” 我听了感到很欣慰，心里充满了阳光。
就这样，这一次，我们带着嫌疑人和疲惫，遗憾而归。
作者简介：刘静波，山东省平原县人，历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刑警缉毒大队大队长、副局长，现任中共攀枝花市东区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2006年10月30日11:21
中国查禁毒品之“最”
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安局缉毒队长刘静波，是我国地市一级公安局的第一位女缉毒队长。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一级警监崔敏主编的《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一书中，有这样短短的几行字。大多数看过这本书的人对此都会一掠而过，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时，却感到一种震撼，捧着书本的手微微颤动起来——一个“最”字，浸润了多少酸甜苦涩；一个“最”字，连接着多少起伏跌宕……
我是在1985年初走进警营的，那年我28岁。
在20年的从警生涯中，我参加破获的各类刑事案件难以计数，仅就毒品案件而言，经我参加办理的案子而被送上了断头台的毒品犯罪分子就多达上百人。
我第一次接触毒品案件是在1986年。那时候，有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还没有破获过毒品案件，有很多警察也没有见过毒品。因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已经禁绝了毒品，被国际社会誉为无毒国。可谁又会想到几十年后，在国际毒潮的渗透下，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毒品犯罪又死灰复燃。毒品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属于隐形案件，但危险系数极高。因利润高、风险大、量刑重，因而大多数毒品犯都会随身携带刀具，对抗性特强。他们是异常凶残的，几年前就有人放出风来，要花几十万元钱买我的人头，他们甚至偷偷地拍了我的照片，分发出去……
在我任攀枝花市公安局缉毒大队大队长时，曾经化装侦察过一件令我至今想来还很心惊的毒品犯罪案件。
客车上的一对恩爱情侣
攀枝花的秋天，骄阳似火。
1996年9月8日傍晚，一辆从云南开往攀枝花的长途客车驶进了攀枝花境内。由于天气炎热，汽车又经过了长途颠簸，车上的人都昏昏欲睡。在客车中间的座位上坐着两个像夫妻模样的中年人，女的坐在靠窗边的位子上，她的头靠在男的肩头上，眼睛微微的闭着，满脸疲惫，身体随着汽车的行驶有节律地晃动着。每当路上有坑，汽车颠簸的时候，她身边的男人都会用手搂着她，怕她被碰着。窗外的风吹乱了女人的头发，男人又不时地帮她从额头上把头发撩开。
当客车开到攀枝花龙洞地段时，汽车被叫停了，几名身着警服的人上车了，车上一阵骚动，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两个中年人也被惊动了，男的比较镇静，女的却一脸惶然，眼睛紧张地看着警察。这时，从汽车后边的座位上站起来两个年轻人，他们径直走到那两个中年男女面前说： “起来”。声音不算大，却很有威慑力，那两人立即站了起来，仿佛他们之间有着某种默契。
“警察，例行检查。”站在前面的年轻人拿出一个警官证说。
“啊！”女的听到后发出一声惊讶的叫声，愣住了。男的脸色迅速变色，他没有去看警官证，而是怔怔地看着眼前的警察。好像事情太突然了，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又好像是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终于来了似的。
“把行李打开！”警察对着这对男女说。
很快，他们的行李中被搜出了一大包白色的块状物。警察一见，立即大喊“把手举起来！” 一声吆喝，这对男女还没来得及举手，两名便衣警察迅速地从腰后拿出两副手铐，三下五除二地把中年男女的手给铐上了。动作娴熟，看得出训练有素。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东西？” 周围的乘客不解地争相发出询问声。
“毒品。”警察说。
啊？大家惊呆了。
“没有事了。打扰大家了，祝大家旅途愉快！”一个警察很有礼貌地边说边扬手，然后和刚才上车的警察们一道，把这对中年男女押下了客车。
经过彻夜的审讯，案情进一步审查清楚：被抓获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男子名叫常林，50岁，女的名叫肖英，40岁；两人都是云南人，无业，系姘居关系。据常林交代，这3000多克海洛因是帮广东汕尾一个叫老党的人运输的。他说他和老党是老朋友，曾经在一起做过摩托车配件生意。两天前老党在大理把海洛因交给他，约好12日在汕尾交货，届时老党再付给常林运费，肖英的主要作用是为常林作掩护。
这件案件被定名为“9·8”案件。
经过认真分析和反复甄别，又经过其他地市公安机关的鼎力协助，初步核实，常林交代的案情和我们了解掌握的情况大致吻合。
9日上午，我们再一次研究案情。在该案是否顺藤摸瓜这个问题上大家发生了分歧。按说，这起毒品运输案件破获得还算漂亮，人赃俱获，如果到此画一个句号的话，被抓获的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报检察院批准逮捕也是没问题的了，届时只需法院定罪而已。但是，运输毒品的犯罪嫌疑人抓获了，购买毒品的犯罪嫌疑人却没有落网，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总觉是个遗憾，颇有点不甘心。
可问题是，毒品案件比较特殊，一般深查下去都是“两头”在外，即毒品来源在外，去向在外，要想把毒贩一网打尽又谈何容易？再说，离12日的交货时间仅剩两天时间了，广东又那么远，而汕尾市那个地方，我们队没有一个人去过。当时的攀枝花还没有通航，交通工具只有火车或汽车。跨三个省，行程几千里地，从地图上看，汕尾市离广州市都还有近500公里路程，在两天内要赶到，这期间还要和云南、广东两省的警方衔接，来得及吗？
其次是案件条件不太好，查证的时间短，不确定因素不能完全排除，犯罪嫌疑人常林的交代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他说他是第一次运输毒品，为什么老党会那么信任他呢？汕尾是个陌生的地方，控制难度大。要押着两个死刑犯，即便是到了昆明，也不能乘飞机，怎么办？还有，如果押着两个犯罪嫌疑人一起去，要去多少警察才能控制？如果只押他一人去，肯定要引起怀疑。
最好的办法就是只带常林去，肖英由我们派人装扮，将计就计去交货，这样既便于控制，又可以诱敌抓捕。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还是面临着很多困难：比如常林能不能配合？他如果不是第一次贩毒，他肯帮助我们抓捕老党吗？抓获了老党就意味着他的其他罪行的暴露。再者，谁来装扮肖英？毒品怎么带？武器怎么带呢？这些都不能带上飞机的，不带毒品怎么交易？不带枪怎么抓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最后，我们拟定了三套工作方案，上报了四川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很快传来指令：同意攀枝花市公安局上报的装扮肖英打入敌人“下家”的那套工作方案，成立专案组。所幸的是，据常林交代，老党没有见过肖英，于是厅里同意由我装扮成肖英和常林一道去汕尾交货。另外，省公安厅缉毒处还派出一位有丰富侦察经验的周处长作为专案的指挥长，由成都直接飞往广州，并且要求专案组务必在10日晚上赶到广州和周处长会合。警察是纪律部队，执行警令是警察的天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时间紧急，大家分头忙开了。
我和缉毒大队副大队长阿西立即提审了犯罪嫌疑人常林，看他是不是有诚意配合。可以说，立功赎罪是他保住脑袋的唯一机会。经过我们细致的思想工作，常林反复权衡了后，终于同意配合，但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保肖英的命。当时我感到有些意外，在过去办理的很多案件中，情人关系的也不少，但嫌疑犯大多是大难到来各自飞，有的还互相推卸责任。像常林这样宁可自己的命不要，也要保情人性命的还真不多。我的答复是，要视他配合工作的情况而定。
接着，犯罪嫌疑人肖英被关进了看守所，我则扮成了肖英，4名警察押着犯罪嫌疑人常林，携带着枪支和海洛因，一行共６人在９日下午５点多钟急匆匆地上路了。
心事重重的旅程
我们6个人开着一辆“三菱”越野车，连夜朝昆明方向行进。预计在10日凌晨1点可以赶到昆明，再乘坐10日中午的飞机赶往广东，11日赶到汕尾，这样才能不耽误12日的交货时间。应该说专案组的成员都是精心挑选的。
开车的是轩哥，大家都这么亲热地称呼他。他比我小两岁，37岁，下过乡，当过工人、老师，经历和阅历都比较丰富。性格随和，办事沉稳，枪法好，是个多面手。此时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孩子有点事，他回不了家，老婆不高兴。
常林坐在车的第二排中间，他右边坐的是缉毒大队副大队长阿西，约30岁，已经是老侦察员了。这是一个彝族小伙子，皮肤黧黑，1.8米的个子，擒拿格斗是他的拿手戏。他爱憎分明，性格刚烈，曾经创造过一个人打翻5个地痞的纪录，结果是受到一次纪律处分。他人长得帅气，歌也唱得好，经常会有女孩子找借口到他办公室晃来晃去的。为此，政委还找他敲过警钟，叫他注意影响，他两手一摊说，这全是父母的错。
坐在常林左边的是小东，他是专案组里最年轻的一个，25岁，跟坐在后排的小伟一样，从警察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被选到缉毒大队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两人个子都在1.76米以上，不同的是小东活跃、敏捷，小伟稳重、细致。故而安排小东协助阿西负责押解工作，小伟负责保管毒品海洛因。汽车驶进云南地界以后，天空沥沥淅淅的飘起了小雨。行驶的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汽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晃悠着。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前一晚又通宵未眠，很多人都昏昏欲睡，只有轩哥瞪大了眼睛注视着前方。“你可不能睡呵”，我说，“一车人的命都交到你手里了”。
他说：“刘大，放心吧，我不会睡，你睡一会儿吧。”他们都习惯把我这个大队长简称为刘大，我也觉得很亲切。我闭上眼睛打盹，当我醒来的时候，车窗外弥漫着浓雾，能见度仅一米远，汽车像蜗牛似的在山路上爬行。
这辆车可算我们局里最好的车了，我们局长的车都没有这车好。说起这辆车，还有个小插曲。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一次省公安厅缉毒处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特意到第一线慰问坚守岗位的民警，当时我开了一辆“长安”面包车在前面引路，慰问结束的时候，领导准备和大家共进晚餐，结果我开的车却出毛病了，发动机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领导一看，这怎么行，如果是追犯罪分子还不让他给跑了吗？于是领导想尽办法筹措经费，很快就给我们买了这辆车，大家很开心，还有人说我是故意在领导面前耍花招，让车发不着。
我们大队原来还有一部“通工”牌汽车，由于使用率太高，保养不够，经常出毛病。一次，我们办理一件毒品案件，正在跟踪两名犯罪嫌疑人。当时也是轩哥开的车。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经历了一长段下坡时，突然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急速冲了出去。“刹车失灵了”，轩哥对我说，声音不大，我坐在他身边，一听脑袋“轰”的一炸，车上当时有6个人啊。“往山壁靠”，我大声喊。轩哥的反应比我快，我的话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车就已经冲向山壁了。这是唯一的选择，另一边是100多米的深渊。汽车在山壁上摩擦着，冲撞着，溅起无数的火花，“哐、哐、哐”剧烈地晃动并发出巨大地响声。坐在车后座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声叫，“怎么了？怎么了？”汽车在山壁边摩擦了几百米后，终于停下来了。我的头被重重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满眼金星。等大家缓过劲来，犯罪嫌疑人的车早就无影无踪了。车撞坏了，案件泡汤了，轩哥的手受了点轻伤。所幸的是，车上的其他人都没有大碍，算是逃过一劫。“轩哥，你表现得真好，今年的先进就是你了。”大家除了咒骂这辆破“通工”车外，最多的还是称赞轩哥，因为他临危不乱，救了一车人的命。我的头痛了一个多月，医生说是轻微的脑震荡，从此，我看见“通工”车就心有余悸。
汽车还在慢慢地爬。我回头看看身后，小东已经睡了，阿西还没有睡，把自己的手和常林的手铐在一起。他们其实也可以不那么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常林的两手反铐在后边，自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了，可是那样常林就难受了。为了让常林好受，他们只好让自己遭罪，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多人是不会相信的。坐在车后座的小伟用手铐把自己的手和装有海洛因的密码箱铐在一起，“人在，海洛因就在。”这是临出发时小伟向我保证的。此刻，他的头埋在胸前，打着盹。他们太疲倦了，我的心有些隐隐作痛。警察加班是家常便饭了，一年四季都在忙，经常听他们说最幸福的事就是睡上一个好觉。每一次都说补假，可每一次都不能兑现，到后来大家都不相信了。“等 这个案件办完了，我一定要兑现，放他们两天假，让他们好好睡上一觉。”当时我就这样想。
轩哥眼里布满了血丝，他昨天也是通宵未眠。我知道他最近家里正在闹矛盾，几天前老婆向我投诉他，说他工作忙，人不回去，工资发了也不交回去，日子没法过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准备好好教育和修理他一下。他到了办公室，我才知道，这两个月连续派他出差，工资都贴补出差用了，哪还有钱拿回家？我一听，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讪讪地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在想，他老婆的要求并不高，可他也没有错，可问题在哪里呢？许多不了解警察的人都认为警察潇洒，可只有当过警察的人或者警察的亲属，才知道他们在生活中常常遭遇捉襟见肘的尴尬。
“我开一会儿车吧，你睡一会儿。”我对轩哥说。他开始不同意，劝说了几次以后，终于同意了。我接过方向盘，驾驶着汽车继续朝前驶去。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实在困了站着也能睡。我怕轩哥撑不住了。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队没有配专职驾驶人员，只要有其他队员在，都不要我开车，我也乐得自在。别看我是队长，可我也是女人，他们嘴上不说，但在体力活上都知道挺照顾我的。
窗外已是漆黑，又下着雨，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我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同时我更多的感到了一种压力。临走前，分管我们的刘副局长特地把我叫到一边，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把队员安全带回。身为大队长，案子的成败、队员的安全、犯罪嫌疑人的安全、海洛因的安全、枪支的安全，哪一点都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后面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常林：他心里在想着什么？他在哪些方面可能没有讲真话？他会不会想逃跑？会不会伺机跟我们拼命？另外，明天乘飞机怎么办？按照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是不能乘坐飞机的，可不坐飞机又怎么能按时赶到广东？
我想到了我办公室抽屉里的那封信，信是写给我丈夫的，有几句简单的交代，大概意思是如果我发生了不幸，有哪些东西要交给我的母亲，有哪些东西要交给我的女儿。这是我临行前草草写的。这次任务我没有告诉丈夫，一是我们有纪律，有关案件的事不能告诉家属，因为犯罪分子往往通过家属打听一些消息，怕泄密；二是怕家人担心，所以一般都只说出差，而不说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我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告诉阿西，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就请他转交这封信。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也就不提了，以免造成家人的恐慌。
我还想起了1987年，我还在仁和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工作，一日连续破获了几起大案，需要连夜审讯犯人，当时我爱人在乡下搞扶贫工作，家中只有3岁的女儿。晚上，我等她睡着了，把她推在床里边，再把被子堆在床边挡住，怕她掉下来，然后到队上加班，早上5点多才审讯完回家。走到家门口，当时楼道很黑，只觉得脚上踢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仔细一看，是缩蜷成一团的女儿，冻得全身冰凉，眼角还残留着泪痕，已经睡着了。我抱起她，摇着，把她紧紧抱在怀里。那一刻，我感到揪心的疼痛，真正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最不负责任的母亲。女儿是什么时候醒的？几点钟走出门的？如果她下楼去了又会发生什么？我泪流满面，心也被撕扯着。
就这样，我一边开车一边想了很多很多……
汽车在漆黑的盘山路上，以每小时10多公里的时速在爬行，在一个没有路标的岔路口我把车停了下来。车一停，车上的人全醒了。问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朝哪里走。“还是我来开吧”，轩哥又把车接过去了。
这时候，常林开始把身子扭来扭去，说一身痛，有风湿病。阿西忙问他哪里痛？常林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我回头看，阿西正随着他指的地方给他按摩，阿西的脸侧对着我，车顶灯照着，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散发出柔和的光。我偷偷地笑，心想，你也有今天。阿西在家里可是绝对的大男子，在彝族阿西家族里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今天居然会为一个犯罪嫌疑人按摩？“你可要对我们刘大好一点”，阿西对常林说，“我都对你这么好”。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着。我知道阿西在担心我，他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感动常林，使常林能够好好地配合我的工作。
记得当初在制定这套方案时，有人提出只带常林去，然后用警察装扮同案犯肖英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是年龄接近；二是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三是我是缉毒大队长，有胆略，有缉毒工作的经验和工作的主动权。其实，化装侦察，深入虎穴，这对我来说，已是平常事了。可是这一次有些不同：一是接触案情时间短，对犯罪嫌疑人了解不透；二是对方知道我的身份，我还要单独和这个犯有死刑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一起；三是要到一个陌生的、控制难度大的地方。我知道这一次很麻烦，危险系数相当大，自己都觉得心里没底，大家更是担心。当这套方案正式批下来后，他们又拿我调侃。有的问，万一常林把你掐死怎么办？“那就当烈士啊。”我说。有的说，常林是你的情人，你不能嫌弃他哦；更又甚者问：配不配哦？“开玩笑，本女士虽不是貌若天仙，却也端庄秀丽，配一个常林绰绰有余。”我说。其实，大家更多的是担心，特别是专案组的人，我的命等于就交给他们了。大凡当过刑警的人都知道，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警察之间的配合和默契是何等的重要，你的任何一个在旁人看来是小小的疏忽或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的、难以弥补的后果。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团队精神，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来完善个体的不完美。
阿西还在给常林按摩，小东却在一边横眉怒眼地瞪着常林。小东的眼睛本来就大，一发怒，一张脸上就只有一双眼睛了。要是换在平时，他早冲上前去踢常林几脚了。是有功之臣吗？享受如此礼遇。其实，大家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当你看过有多少吸毒的瘾君子毒瘾发作的惨状时，当你看过有多少人因为吸食毒品家徒四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时，当你看过有多少瘾君子因为毒品而抢劫、杀人时，你就会对毒品犯罪恨之入骨。记得有一次我们应家属的要求，送一个已经戒过三次毒又复吸的女瘾君子去劳教，临行前，她提出来想看看5岁的儿子，我不忍心拒绝她就应允了。儿子是从学前班上喊回来的，看见妈妈欣喜万分，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眼泪却从眼眶溢了出来。看到妈妈要走时，他又惊恐万分，对押解她妈妈的警察哭着：“叔叔，不要让我妈妈走吧！叔叔，不要让我妈妈走吧！”声音凄厉。泪水顺着他的小脸不断地流下来，那是恐惧的泪，痛苦的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眼泪也涌了出来，我真想把妈妈还给他。可是瘾君子70多岁的老母亲却一边擦泪一边说，你们快带她走吧，要不然就完了，这个家已经被她败光了，连孩子的饼干钱她都要偷，再不走，这个家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不是伤透了心，哪个母亲会这样做呢？对于这样的事，缉毒队天天都会遇到，所以小东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节外生枝的马头山遇险
攀枝花距昆明有300多公里，没有高速公路，一般开汽车需要六七个小时，可是由于起雾、下雨，车速很慢，加上海拔的原因，四缸“三菱“车很吃力地爬着。我们9日下午5点多就出发了，到了10日凌晨近1点钟的时候，已经行驶了近7个小时的车还在半道上。我有些着急，正想说什么，汽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前面堵车了。我叫小东赶紧下车去看看，过了一会儿，小东回来说，前面有两辆车被挂了，路堵上了。
汽车排成了长龙。怎么办？我们要赶时间啊！我正在发愁，突然，人声鼎沸，从汽车的挡风玻璃望出去，只见一大群人从汽车的前面跑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在离我们汽车大约两米远的地方被后面追赶上来的人抓住了，霎时，无数只手挥舞着，朝那人打去，把那人打得头破血流。阿西忙说，“我下车看看，”然后又吩咐小东，“注意哦，”他指的是要看好常林，小东说放心。被打的人挣扎着，又跑。阿西冲进人群，大声喊，“不要打人。”我打开车窗问，“怎么回事？”人群里立刻有人说，他们打的是肇事司机。
这时候，更严峻的事发生了，阿西为了解救挨打的司机，自己也被包围了，人群像发疯了似的，开始殴打阿西，这时，轩哥赶紧下车，冲进人群，大声喊“不要打，他是警察”。小东一看不行，他也下车去增援轩哥了。
车上只剩下我和小伟了，我心急如焚，怎么办？车上有一个犯有死罪的犯罪嫌疑人，有3000多克海洛因，绝不可以出事的。万一人群冲上车怎么办？我回头看看小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后坐翻到中间来了，把常林的手和自己的手铐在一起了。常林是跑不掉了，这一点我很欣慰。
我又担心阿西，我知道他这么做是对的，我们是人民警察，不能见死不救，在这种时候必须亮明身份，明知道有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可阿西被打伤了又怎么办？我还有更多的担心，阿西他们身上都带着手枪，万一被狂暴的人群抢了；万一阿西被打急眼了掏出手枪……不管发生那一种情况，后果都不堪设想，我焦急万分。
这时，轩哥和小东一边挥舞着证件大声喊“我们是警察，不许打人，”一边从拥挤的人群中强行把阿西解救出来。
我把头伸出窗外叫阿西赶紧上车，我怕他再被抓住。
阿西的眼睛发红，脸被抓伤了，衣服被扯烂了，他喘着粗气，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上车了。
人们又跑过来团团把我们的车围住了，“你们是警察，赶快来解决问题。”人们狂喊着。人群中有人用脚踹汽车，有人在推汽车，汽车在摇晃。一边是愤怒的人群，一边是万丈深渊，我们可不能壮志未酬身先死啊。
我连忙把双手伸出窗外，使劲拍，发出啪啪的响声，“喂、喂，大家听我说，”我大声喊叫着。
“大家静静，我们领导要说话了”小东和轩哥用手指着我说。人群开始安静了许多。
“我们是警察，你们有什么事，告诉我，我会尽力为大家解决的。”我声嘶力竭地喊。小东站在车门边，我朝他使了个眼色，小东会意地点了点头就消失了。
然后我又开始和人群对话，安抚他们。人群中闹得最凶的那个人站在车窗前，满嘴散发着酒气，他用手指着我说，“快点赔钱来，”好像是我剐了他的车。“当然要赔 ，”我说，“剐了车就是该赔嘛。”我顺着他说。
“赔1000元，赔2000元。”大家嚷嚷着。
“不行就叫他买辆新的，”我说。
“好，”有人笑了。
这时小东回来了，他附在我耳边小声说，“他们是在敲诈。”
我明白了，但我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认认真真地听人群七嘴八舌地述说着，我用很温和的态度和他们说话，我知道处理这样的事必须要有耐心，宜缓不宜激。对于这些人只能做工作，宜疏不宜聚，事缓则圆。
我就这样跟他们磨啊磨，人群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人也渐渐减少些了，然后我对闹得最凶的那个人说，“你们选个代表，坐我们的车到山下派出所去解决问题，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车只能挤一个人。人群面面相觑，没有人敢上车来。他们开始商量起来，派谁最好，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敢上车来。这时，轩哥已经发动了汽车，趁大家犹豫不决，很多人不注意时，开车就跑。
“喂！喂！喂！”这次不是我喊，而是车下的人在喊，有人在挥手，喊“停下”，轩哥也不理，油门一踩，跑得更快了。
就这样我们脱离了险境。
我问阿西怎么样，伤得重吗？阿西说没事。但我知道一定不轻，他的眉头呈痛苦状。“我很想拔枪了，我不是想到……”阿西看着常林话没有说完。我知道阿西是想到有重任在身，依阿西的性子，能克制自己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了。
“你呢？”我又问小东。
“我拿出手铐，装出一副要抓人的样子，对肇事司机大声吼，你怎么回事嘛？走，那些打他的人以为我要铐他，就没有阻止我，我把他带出人群，趁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你那里时，带着他迅速离开人群。肇事司机说他根本没有肇事，是当地的农民在敲诈他。我就让他开车跑了。”小东说。 “你真聪明，做得好。”我说。我又表扬了大家，“你们都表现得好。”
常林在一边直摇头。“你摇什么头？”我问他。“你们真不容易啊！”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常林也很感叹。
“警察好不好？”小伟又问他。
“好！好！”。他连声说。
“好辛苦！”小东接了句嘴。
总算逃过一劫。
汽车又行驶了一段路，在10日凌晨6点多钟，我们安全地到达了昆明。
云南省禁毒局的同志已经等候我们多时了，给我们准备了热气腾腾的早饭。吃饭的时候，他们问：“怎么走了这么久？我们还担心出了什么事。”他们的关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同行才能意会的感情。
他们已经把飞机票给我们订好了，枪支、海洛因等上飞机的事宜都衔接好了，本来很麻烦的事已被他们顺利解决了。
乘飞机的时候我们没有按规定申报我们押着犯罪嫌疑人，如果申报了，肯定是不准许的。我们当然也就不能铐常林了，为了保证安全，阿西他们4个人把常林夹在中间，只有上飞机的时候，按要求排成单列时，才一前一后的把他夹着走。
我们5个警察中，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乘坐过飞机。公安的经费紧张，一般不允许乘飞机。阿西说：“谢谢你常林，是你提高了我们的待遇”。
按照预计时间，我们下了飞机后，10日晚如期赶到了广东。在预定的地方我们见到了四川省公安厅派出的专案组长周处长。他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见面后第一句话就说“大家辛苦了”，然后一一和我们握手，既是领导又是老朋友，所以大家很亲热。由于有犯罪嫌疑人常林在场，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需要广东省公安厅配合的事宜周处长已经联系好了。把常林安顿好后，紧接着专案组召开了案情研究会。会上仔细研究分析了案情，把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可能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应该要注意的事项等，都反反复复进行了一次梳理。说实话，这次有周处长作专案组长真是我们的福分。他虽然年龄只比我大一岁，却干了20多年的侦察工作。以前我们多次合作，他是一个办事严谨、思考周密的人，特殊的职业造就了他的敏锐和成熟。有他在，我心里踏实许多。
我们研究的工作步骤大致是这样的：12日中午赶到汕尾，先找一个地方住下，然后让常林和老党联系，如果联系上了，看对方怎么说。如果联系不上，就由我陪常林到汕尾一个“水货”市场去转，据常林讲，他们以前都是在那里见面。让市场的人把消息传递给老党。然后，坐在宾馆等老党的电话。未尽事宜，临时确定。
大家最担心的是在“水货”市场，人多，情况复杂。一是常林难以控制，他完全有可能找机会逃跑；二是我们没有见过老党，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比较被动；三是首先要考虑的是群众的安全，带枪也不能使用；四是怕常林变卦，如果把我当做人质挟持就更麻烦了。
为了更有效的控制常林，小伟出了个主意，他说找两根木筷子绑在常林的后腿弯上，这样他就只能慢慢地走，走快了，筷子就会顶住大腿，会弄伤皮肉。大家马上找来筷子，用胶带纸绑在自己的腿上试，果然效果不错。他们反复试，绑低了怕常林跑，绑高了又怕伤着他，看绑在哪个位置最恰当。
周处长还带来了一个呼叫器，样子像一把汽车钥匙，说是最新产品，还在试用阶段。他把发送器交给我，并教我怎么使用，反复叮咛遇到危险就按开关，发送器就会发出信号，接收器就会亮灯，会发出叫声，他们立即就会知道，随时都会来保护我。我知道，他比我紧张。我们把呼叫器反复试验了几次，感觉不错。
当天我们在广州住了下来。晚上，我把队员们喊到我的房间里，再一次做临战动员。因为明天我要和他们分开了，如果案件进展的顺利，那当然最好，如果进展不顺利或者有意外，也许我就没有机会说什么了。我啰啰嗦嗦说了许多，说完了工作，我又对小伟说：“小伟，回去我亲自给你主婚。”我又对轩哥说：“轩哥，你老婆的事我很歉意。”他说歉意的是他。望着他们熬得发红的双眼和疲惫的脸，我真后悔平时对他们太严厉了，我真想对他们说请原谅我，可是我没有说出口。
“刘大。”小东叫了我一声，“你不要担心我们，你自己要保重。”他说话时眼睛湿润了，我看了，心揪得紧紧的。
我又把阿西单独留下，给他交待一些事，一方面他是我的副手，工作需要交代，另一方面他也是我最信任的兄弟。我故意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告诉了他我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信，说如果有什么意外，请他把信转交给我丈夫。阿西的神情立刻变得凝重起来。
“不会有事的，刘大，我们就在附近。”他说。
“如果有事，你要帮我照顾女儿。”我说，“这也是我对你的托付。”
阿西的声音哽咽了，“干脆我去好了。”他脱口说。
“怎么可能呢？”我看着他，尽管我装得满不在乎，还是有一种要生离死别的感觉。我知道他 是真的不愿意我去冒风险，我相信在可能的时候他真的宁愿自己去冒险。我怎么能不相信他呢，一年前在一次突发事件中就发生了他为了保护我，自己被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的事。当时如果他不帮我挡一下，我有可能到另一个世界报到去了，因为我身边有一个人就被砸裂了脑袋，脑浆迸裂出来，人还没有送到医院就一命呜呼了。我看着他，还有很多的话哽在喉咙，可是我没有再说，我怕会增加他的压力。只是看着他，直到他点头应允，才让他离开了房间。
阿西走后，我感觉很累，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辗转反侧，久久难眠，又开始浮想联翩。
记得还是在女儿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她的班主任杨老师来家访，说看了女儿的作业才来拜访的。她随手递给我一个作业本，我诚惶诚恐翻开一看，造句，喜欢，不喜欢。喜欢：我最喜欢爸爸回家，他要带我去公园。不喜欢：我最不喜欢过节，妈妈执勤要把我锁在家。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从那以后，杨老师经常把女儿带到她家。这些还不算什么，自己是缉毒警察，工作性质就有极大的危险。破案，抓人，毒品犯罪分子们会甘心吗？他们是异常凶残的，几年前就有人放出风来，要花几十万元钱买我的人头，他们甚至偷偷地拍了我的照片，分发出去。
“象以齿丧身，蚌因珠剖体。”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幸福有多少警察已经献出了生命，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国一年大概要牺牲400多个警察。就禁毒战线而言，更是英雄辈出。古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浩气冲天，近有陈新民，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的副局长，至今身上还残留着弹片。
我们没有买保险，我也没有怨言，警察那么多，那要多少钱？我想我能理解。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我的头在犯罪分子那里还很值钱，这说明我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我的工作很有成效，为此我很骄傲。我的头至今还在我脖子上，而让我真正不安的是恐怕殃及到我的女儿。
想母亲，母亲是北方女人，思想比较传统，寡居多年也不肯再婚。我16岁离开家每年只有很有限的时间能看见她。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看她，她在一座寺庙里，我和姐姐到寺庙去找她，因为不知道她的法名，费了很大的劲在一个光线很暗的殿里才找到她，她戴着老花镜正在一字一句地念经书。看见我母亲非常高兴，并告诉我，她在为我祈福，说我杀的毒犯都是坏人，菩萨会保佑我的。看见她花白的头发，看见她渐渐佝偻的身体，我的眼泪止不住溢出来。我为母亲做了什么？快40岁的人了，还让母亲担惊受怕。这一次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又怎么对得起她老人家。
想犯罪嫌疑人常林，估计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贩运毒品了，马克思早就说过，只要能够获得300％的利润，就会有人甘冒杀头的风险。常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把贩毒作为致富的路子，为了钱，这次是把命搭上了。可临死却还惦记着肖英，一会儿想给肖英捎句话；一会儿长吁短叹，问他，支支吾吾地说怕肖英承受不了；一会儿问，如果他立功了，能不能宽大处理肖英？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在乎肖英，可这种感情又算什么呢?
就这样想着、想着，在天快亮的时候睡着了。
生与死的较量
12日，我们起了个大早，广东省公安厅派车把我们送到了汕尾。汕尾市公安局刑警队派出一个副队长带员协助我们工作。
下午2点多钟，按预定的方案走第一步。在预定的时间，犯罪嫌疑人常林用手机拨叫老党的电话，可是老党没有开机。一连3个小时，还是没有开机。
我们只好走第二步了——我陪着常林去“水货”市场。
临出门时，阿西把常林又叫到一边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又去教育他了：威胁加感化，不外乎就这些。听不见声音，只看见他在说什么，常林不停地点头。
走出宾馆的大门，就只留下我单独和常林在一起了。常林慢慢地走着，他穿了一件深红色T恤，质地上乘，手里拿着手机，这手机是刚上市的一种新款，比我们局长的手机还先进。看得出来，在被抓获前，常林还是一个生活比较讲究和奢华的人。我仔仔细细打量着常林：中等个头，胖瘦适中，五官端正，皮肤略黑，乍看给人一种忠厚可以信赖的感觉。可谁能想到他会是一个毒品犯罪嫌疑人呢？我知道，在一定的时候，稍有不慎，这张脸就会凶相毕露。
但我用手挽住他的胳膊，他开始还是有些不自在，我就问他肖英是不是这样挽着他的，他嘴咧了咧，想笑，可能是没有心情，又没有笑出来。我又问他和肖英是怎么认识的，他就一一回答我，说肖英其实很苦，他这次来有很大程度是为了肖英……我们俩一边聊，一边走，走了大约有两条街，就走到了“水货”市场门口。
那是一个卖舶来品的市场，人声鼎沸。
我紧紧地挽住常林，怕他会伺机跑了。常林在这里很熟悉，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我也不停地提醒他放松一点，并不停地笑着问他是老党吗？因为我不认识老党。他都摇头。
我们像真正的一对情侣一样走着，常林还是很配合的，不停地给我解释。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如果有人在暗处盯梢，就会看到我们有说有笑的一幕。转来转去没有看见老党，也没有人来找我们。汕尾的天气还很热，可能是几天没有洗澡的缘故，常林的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我挽着他，被熏得难受，可我还得紧紧挽着他，装出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
不是说女人没有用吗？在公安系统，一般都把女人当作包袱。其实在侦察工作中女人是最有优势的。
快6点了，无果。我拽着常林往回走，就在这时，常林的手机响了起来。
常林接起电话，只听他说我今天到的，可能是对方问他什么时候到的吧。然后他又说我们住的地方，可能是问他住哪里。他问对方在哪里，对方说在外地，然后说今天不能见面了，叫常林到另一个酒店去住，他会给他联系的，常林还想说什么，对方就挂机了。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这天晚上，我们几乎又通宵未眠。小东、小伟和轩哥守候着常林，周处长、我和阿西则和当地警方在一起分析案情，商量着第二天的工作方案。根据当地警方了解的情况，汕尾的确有老党这个人，但老党不是当地人，而是香港某某帮派的人，经常出入汕尾，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当晚，我们没有按照老党的要求住进指定的酒店，因为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局势，而是在第二天一早到了那家酒店，房间登记是汕尾市公安局派员办理好的。
13日早上，我和常林住进了老党指定酒店二楼的一个标准间里，其他人都在外围，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我只知道他们随时会出现在我身边，如果我需要的话。
这是一个大约有16个平方米大小的房间。我一进门就把衣柜和卫生间做了一次细致的检查，一是熟悉情况，二是看看有没有异常，比如能不能藏匿人啊，能不能跑人啊，然后我又推开窗户，观察四周的地形，在窗户对面的院落边上有一排平房，就在我推开窗户的时候，我恍惚看见对面的平房里有人把头朝外伸了一下，再看，什么也没有了。一般的人是不会注意这些，可我凭职业的直觉，感觉可能是当地刑警队外围组的同志们，这让我心里温暖了许多，我知道我不是孤独的。还有，即使常林从窗户跳出去，他也是逃不掉的。
此时此刻，房间里只有我和常林了，我们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老党的电话，时间就显得格外漫长。开始我故意把房门虚掩着，让常林坐在靠房间里边的那张床上，我自己则搬了一把木椅坐在门边，让常林和我隔着一段距离，以防万一他扑过来我好有退路。后来门口的过廊上老有人过往，不太方便，我只好又把门关上了。
我的一只手始终放在裤袋里，裤袋里放着呼叫器和一把水果刀。水果刀是早上临走时轩哥给我的，当时他什么都没有说。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接了过来。按照毒品案件交易的规则，是不允许带武器的，见面大多要搜身，不过女士带一把小小的水果刀，还可以说得过去。
我和常林一直在闲聊，基本上是我问他答，我问了许多。他不时地打量着我，也许他以为我裤袋里正握着一把手枪，我也不解释，我们在暗暗地较劲。
已经快11点钟了，还没有动静，常林打了几次电话，对方都关机，他的情绪有些烦躁，不时地把裤角卷起来。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腿痛。我看见他挽起的膝弯处红肿了，有些血迹，是被绑在腿上的筷子戳伤的。常林的眉头紧锁着，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有些不忍。常林问我能不能把筷子取下来？我沉默了一会儿，问他，你能不能坦率地回答我几个问题？他迅速地点点头。
我问：“你知不知道你要保住脑袋的办法是什么？”
“知道，立功赎罪。”他说。
“如果你要耍什么花招，大不了我搭上我的命，可你一样跑不了。”我说。
“不会，不会。”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脸诚恳。
“你是不是真心地对肖英？”
“是。”他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你为什么没有娶她？”
“唉，一言难尽。”他露出一脸的无奈。
我一边跟他对话，一边想，答不答应他的要求呢？如果不答应他，那双红肿的腿实在让我不忍心。因为筷子除了用细麻绳绑了以后，外面还缠了两层胶带纸，胶带纸不透气，加上皮肤已经伤了，能好受吗？如果答应他了，有什么危害呢？取下筷子，他当然可以消除痛苦，但他的行动也会自如和敏捷，我的危险就会相应增大。我又想，其实从单独和他在一起那一刻起，我的危险就已经不可避免了。比如，他要上厕所怎么办？你能不让他上？你能跟他一起上？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小距离范围内，他如果有心要伤害你，一双筷子能挡得住？你即使有武器也不一定胜券在握，你对他是防，而他对你就是往死里整。和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能不危险吗？我和他只能斗智，而不宜斗勇。在防备不起作用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争取他，想到这里，我释然了。
“看在你对肖英一片真心的份上，相信你一次。”我同意他把筷子取下来。他立即动手把筷子取下来了，眉头也舒展开来。“谢谢，谢谢。”他不停地向我道谢，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
就在这时，常林的手机又响了。是老党！对方可能是问常林住在哪个房间，常林刚说出房间号，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再打已经关机了。
我们没有主动权，完全陷入了被动之中，只有等待。
时间一秒一分地过着，常林望着手机发呆。为了稳定他的情绪，也为了打发时间，我又主动找一些话题来说。我问他：“如果你可以回家，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狐疑地看了看我，可能看我是不是在寻他开心。当他发现我很认真和诚恳时，他的眼圈开始湿润了，说：“我想回乡下老家。”
“好，等这个案子办完了，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一趟老家。”我当时真的这么想，只要他表现好，全力配合，我一定想办法满足他这个愿望。我相信他在这种时候说出的话，是真情流露。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由于声音大，又陡然响起，让我和常林都一愣。再一看，不是手机在响，是房间里的座式电话机在响。
常林冲上去拿电话，行动之敏捷，出乎我的意料。电话机在两张床之间的灯柜上，我所在的位置离电话机的距离和常林差不多远，我也冲上去，我们两人几乎是同时把手伸向电话机，不同的是，他是接电话，而我是压电话。我比他早一秒钟，电话被我先压住了，常林一愣，不解地看着我，我把免提键按下，然后用手示意他可以说话了，常林立即对着电话说开了。我想亲耳听到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这当然比常林转告好。
常林说：“喂，老党吗？”
对方说“哦”，我只听懂了这一个字就傻眼了，因为对方说的是广东话，我根本听不懂。电话机里还在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常林突然说：“不可能。”边说边慌乱地瞟了我一眼，我意识到对方说了什么可能和我有关的事，然后，常林也改口说起广东话来。我在一旁焦急起来，我用手摇常林的肩膀，不停地比手势，附在常林的耳边小声告诉要他说云南话，可是常林根本不理会我，我看见他的脸开始变色。对方大概还没有说到一分钟的话，电话就挂断了。
常林跌坐在床边，脸色惨白，额头渗出细细密密的汗珠来。
我问他说了些什么，他也不答话，呆呆的。这时我意识到出问题了，因为常林的眼睛已经流露出绝望的神情，这种眼神我太熟悉，见过无数次——当毒品犯罪分子被抓获的时候；当公开处理大会宣布死刑的时候；当死刑犯在押往刑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眼神。我意识到我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了，我立即把手伸进裤兜去按发射器，我要通知我的战友赶快过来。我一连按了几次发射器，我估计最多5分钟他们就会来保护我，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拖延时间。
我很快退到门边，但是我不能把门打开，我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安危，我还要看牢常林，我怕他伺机脱逃。我把木椅掉转个，让椅背朝向常林，我跨坐在木椅上，我们面对着面。我十分警觉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我想如果他冲过来，我就用椅子绊他，哪怕拖几分钟也好。我的右手在裤包里掰轩哥给我的水果刀，我想把它打开。为了不让常林发现，我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在裤包里掰，我把它顶在自己的大腿上，掰啊掰，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我不能让常林看出来。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我感觉手被划伤了，我没有理会，还是掰啊掰，终于，刀被掰开了，我紧紧地握在手里，心想，只要常林敢冲过来，我就要朝他刺去。我一定要以快取胜， 靠体力我是占不了上风的，我只能趁他不注意的时候突然袭击他，最好是割他的颈动脉，这样才有杀伤力，才能制服他，我就这么想着。
时间过去不止10分钟了，怎么还不来？我又按了好几次发射器，还是没有动静。
“常林，不要泄气，你已经尽力了。”我一方面真的这么想，一方面也是要稳住他。
常林已经缓过劲来了，脸色也好了许多，他怔怔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老党说你是警察。
“啊！他怎么知道，是诈你的吧？”我很吃惊。
常林摇摇头说，老党说中央电视台已经播放案子了。
“啊！”我更吃惊。怎么会呢？我想起来了，破案的当天，市电视台确实录了像的，录像的老李是法制节目的编辑，我们已经配合了多年。不是说好案件没有办完不能使用录像带吗？是他把录像带报送上去的吗？由于情况紧迫，我也不能细想，当前最需要做的事就是稳住常林。
说话间可能又已经过去了10分钟，同伴还是没有出现。
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常林直视着我，一点也没有了先前的谦恭、感激的表情，他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复杂的表情，他也许在想，他应该怎么办？怎么解决我、对付我，房间里的气氛变得紧张和微妙起来了。
一定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已经不指望阿西他们会很快来帮我，我必须自救，拖延时间， 稳定常林。
我的手还在裤包里握着水果刀。想到常林刚才接电话的敏捷动作，我真有些后悔不该让他取筷子，不取筷子至少可以让他痛，让他的动作缓慢一点啊。我又为什么要去发善心？对罪犯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就是对工作的危害，这次可让我领会深刻了。真是妇人之仁，我不停的责怪自己。
常林还坐在床边。又过了10分钟，他没有扑过来，也许是怕我裤袋里有一把手枪，也许清楚自己接下来不可能逃脱，也许还抱有其他的幻想，总之，他没有轻举妄动。
这时，门外传来响动，“刘大”，有人大声呼叫。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砰！砰！”两声巨响，房门就被踹开了，阿西等一行人冲了进来。
我终于松了口气。我把握着水果刀的手从裤包里拿了出来，手上鲜血淋淋。
“刘大，怎么回事？”阿西看见我手上有血，急切地问。没等我回答，他又一下子冲到常林面前，一伸手把他按了个嘴啃泥压在床上，并用膝盖顶住他的背，问：“是不是你干的？”常林还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阿西揍了几拳。阿西的手重，我怕他下手狠伤了常林，连忙说：“不是他，不要整他。”我把阿西强行拉开，看见阿西的眼里全是泪，看我看见了，他不好意思地把眼泪擦了。
“是我自己不小心弄伤的。”我说。
周处长过来拥抱了我，然后拍拍我的肩。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比较传统，一般都是握握手，男女之间就更拘谨了，可当时周处长的拥抱，却非常自然，好像我是他兄弟，那种关切胜过了万语千言。
我没有流泪，只是轻声地问：“你们怎么才来？”此时的我还感觉到自己腿软软的，都快要虚脱了，可能是几天没有睡好觉、吃好饭，高度的紧张过后出现的一种生理反应。
“你怎么不发信号？”周处长问我。
“我没有发信号？我发了无数次了！”天哪！我这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收到我发的信号。
我把发射器甩在一边，“什么破玩意儿，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我说。
周处长连忙把发射器拿去试，又出门外去试，过了一会儿回来，苦笑着说：“一转弯就不灵了。”
大家“轰”的大声笑了起来，只有我哭笑都不是。
“那你们怎么会来呢？”我问。原来当地的同行告诉他们，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案件进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不叫服务员开门呢？”我问。
阿西说：“来不及了，我们一听说你暴露了，撒腿就跑，怕你会在开门的一瞬间被人掐死了，早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希望。” 我听了感到很欣慰，心里充满了阳光。
就这样，这一次，我们带着嫌疑人和疲惫，遗憾而归。
作者简介：刘静波，山东省平原县人，历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刑警缉毒大队大队长、副局长，现任中共攀枝花市东区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