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吉，既为新安晚报资深记者，亦是徽学的研究学者。其考察、走访、撰写的徽文化文章在众多报刊发表，深为社会所关注。

丰吉：关注胡适、胡雪岩的胡氏后来人

大凡做学问的人，没有不知道胡适的；做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胡雪岩的。研究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俩是同乡同宗关系。如今，在这两位名人的家乡——绩溪县，又发生了一件引人关注的事：年愈半百、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宅坦村村委会主任胡维平，在处理繁杂村务的同时，居然在两年内完成了一部32万字的“村志”，并在该村志中，将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有关部门胡适和胡雪岩的世系传承等问题一一辨明，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这位来自名人故里的村长刮目相看。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著名徽学研究专家唐力行教授认为，这部村志“细致地描述了古往今来村落历史的变迁，为我们重构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信息”。“中国一流文化村长”的美名，也逐渐在学术界和网络上传扬开来。

忠实于村民的村官

1955年，胡维平出生于上海市，他的原籍是绩溪宅坦。宅坦又名龙井，位于绩溪县西北。这个“龙井”在历史上曾是个了得的地方——它的邻村是上庄，上庄因为出了胡适、胡开文等名人而名闻遐迩，宅坦是上庄胡氏的发祥地，而宅坦的胡氏先祖是从湖里村迁徙而来。湖里是什么地方？湖里是绩溪县东南角的一个古村落，该村在清朝时因出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而声名远扬。由此，在当地人眼里，宅坦便成了一个不可小看的村落。
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没有出现胡适、胡雪岩那样“顶尖级人物”，但宅坦与上庄和湖里有着一样的文化渊源，一样勤勉的“徽骆驼”精神。



忠于村民的村官


宅坦深处崇山峻岭中，自古与外界联系不便，村民外出一直靠步行，翻过一座座大山之后，才能到达邻县——歙县或旌德的码头，或向杭州，或向芜湖。胡维平的曾祖父就是沿着这两条路，外出当“水客”——码头工人或船夫，最后落脚在上海，做着与山区有关的杂货生意。胡维平的祖父、父亲一直守着这个杂货小店。到了1963年，胡维平的母亲受当时政策的感染，毅然加入到回乡支农的行列。时年9岁的胡维平从此离开了父亲和姐姐，告别那个沸腾的大都市，跟随母亲和哥弟一道，来到大山深处的宅坦，当起了农民。

宅坦村并不富裕，但这里的读书风气已绵延了上千年。村头的一处荒山坡，早在宋朝便成了远近有名的书院。家境窘迫的胡维平一直上学。他的文科成绩很优秀，但对理科却不感兴趣，偏科让他吃了“以分数论英雄”的大亏，高考落榜后，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胡维平不得不回家当农民，后来当过代课教师，还干过当地人作兴的放蜂行当：拉着蜂厢走出大山，哪儿有花往哪儿赶，像是流浪的吉普赛人。1983年，胡维平结婚了，有了家，进而又有了孩子的胡维平，便安定下来，一直在村里当农民。直到1999年，当地搞村民委员会直选，胡维平被村民们推举为村委会主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村长”。

说实话，胡维平不是那种传统的农民——一年四季不问收成，像日月星辰一样有规律地在地里劳作，胡维平是个具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新农民。当选后，他便开始思考“如何当好村长”这一问题。

胡维平认为，村长首先要忠实于自己的村民，做好村民最期盼他做的事，比如一个村的村民吃水难，那么村长就应该千方百计地解决村民的饮用水问题；如果交通是制约一个村经济发展的“瓶頸”，那么村长就应该着力解决村民行路难的问题。同时，他非常注意自己平时的言行，从不向村民开“空头支票”，而是脚踏实地，根据村里的实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到今年为止，他带领村民修了去上庄的水泥路和通县城的柏油路，解决了村落的交通和村民的自来水问题，完成了电力农网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修缮等，共投入资金50余万元。

作为一名“有文化”的村民，胡维平还有一个“特点”很鲜明，即认真钻研新形势下的村委会民主自治的问题。他认为，村长既然是村民直选的，那么村长就应该是代表村民利益的最高权威基层机构，在明确这一责任的同时，必须明确自己的权力，因此，他与村党支部书记相处融洽，依法行使各项村长的权力，得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全力支持。对于村民，胡维平的工作则十分主动，村民们遇到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只要胡维平知道，不用招呼，胡维平都主动地帮助解决。村里的所有“新鲜事”，在村民不知不觉中，全被胡维平摄入了他的照相机镜头，并载入他的日记和村务档案。

在村部，胡维平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宅坦村存有建国前后大量的村务档案，有的资料十分珍贵，还有胡氏家乘族谱，特别是关于胡适、胡雪岩等的族谱资料，它直接关系到目前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些有关部门胡适、胡学岩的研究问题，这使胡维平很兴奋。对这些资料，他爱不释手。有感于当地丰厚的文化积淀，在1999年底，胡维平便萌生了修“村志”的念头。



村长修村志



从档案资料中发现，宅坦村的建村始祖是从同县东南角的湖里村迁徙而来的，至今胡姓仍占该村村民的大部分。

胡维平将拟修村志的想法向村民作了透露，得到村民们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给在外的族人通报此信，得到了这些久居外地的宅坦人的积极拥护，这给胡维平修村志带来了极大动力。他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化工程，对村民、对民族，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首先，胡维平决定以村委会的名义，通知村中各户，与各自的旅外族人取得联系，按照这些线索，寄发《就编村志致旅外人士的一封信》。发信的对象多是族中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这些老人很快就将各自的“小字辈”发动起来。除了大陆各地之外，香港、台湾、澳门及东南亚各国、美国等各地的村中族人，纷纷寄来相应资料和图片，用胡维平的话说：“如果将宅坦村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棵大树的主根、侧根、须根等，很快便清晰明了。”

接着，胡维平开始在村中、县里搜集各种族谱志书资料。这不搜不大紧，一擞真的吓一跳：宅坦村从明朝嘉靖丙辰年（1556）开始，直到1920年，三百多年间，宅坦胡氏共有6个版本的宗谱，加上祠谱，堆放在一起，正好与胡维平一样高。这些宗谱祠谱中的内容，都是用过去的文言文写成的，作为一名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胡维平看得很吃力，但接触多了，时间长了，自然也就熟了。从这些谱牒资料中，胡维平了解到宅坦胡氏的世系传承、先祖族人的生卒年、生平事迹、功名状况等。还因为是“宗谱”，所以记载了先祖族人的各种公益义行，包括族人的忠孝节义等。

但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人和事，从1920年到现在的80多年间，这些资料中都无所记载，而且，在宗谱资料中，只记本族本姓，村中其他姓氏及人口的迁入迁出，及村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情况，一概没有。另外，宗谱只记出生的男丁去世的族人、祠谱只记死人，不记当时出生的女人。要修村志，总不能像一个世纪前的人修家谱那样，宗谱、祠谱中没有的，村志自然都不应该少。于是，胡维平开始利用农闲、下雨或晚上的时间，带上笔和笔记本，走访村中的老人，作详细的口碑记录。目前，宅坦村有1600余人，70岁以上的老人有60多人，胡维平走访了其中的50多位，他们对当年村中各种情况的回忆互为参证，成了村志中的重要部分。

随后，就是对来自各方面材料的整合和编辑。胡维平看过不少宗谱和族谱，也看过一些县志，但作为一村之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没有现成的范本，胡维平先后6次组织召开村志编委会，两年中11次修改村志目录及内容，在本村贤达和旅外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村志《龙井春秋》于2001年底问世。

《龙井春秋》的主要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宅坦村建置、自然概况、政治、经济、文化、工商实业、民风民俗等记载；第二部分主要记叙了宅坦村胡氏宗族发展及历代宗谱编修等情况。还有胡氏古代、近代和当今世系传承等内容，这又相当于家谱中的“世系表”。《龙井春秋》前后两部分在内容上互为照应，形成了志、谱结合的“特殊体例”。



村志的价值



《龙井春秋》问世后，受到国内社会学界、社会史学界及徽学研究界的关注。这部村志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志谱统一的体例创新上，其次是其内容，其社会学、人类学及社会史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尤为明显。

《龙井春秋》在“乡风村俗”一章中，有一段专述宅坦人“通婚半径”的变化。

“宋迄明清，宅坦人以居家务农为主，通婚局限在本地10公里范围之内，最远不过离宅坦80公里的宁国、歙县及旌德，但最主要的是本地的余川、瑞川和旺川，与宅坦人通婚的姓氏有31个。清代以来，随着宅坦旅外经商族人的增多，在外地娶妻妾者比较普遍。通婚半径一下延伸至800公里，宅坦人娶外埠妻妾的省市有上海、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北等，其中以浙江、上海和江苏为最多。嫁到宅坦的外地女子姓氏有90个之多，为全县各村所罕见……随着外地女子大量嫁入宅坦，改善了村民的身体素质，促进了宅坦的繁荣和发展。民国年间，村人旅外经商打工的仍成旺势，通婚半径较清代又有延伸，达到1500公里，村人娶四川、湖南、湖北女子的并不鲜见……建国后，由于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控制人口流动，村民外出经商打工的途径受阻，宅坦人的通婚半径又缩短为方圆不足10公里，通婚范围局限在方圆不足1里的、与本村女子结婚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村民外出经商打工者逐渐增多，通婚半径也随之扩大到1000公里，河南、江苏、皖北的一些女子有嫁到宅坦的；在外工作或出国创业的族人所娶的女子，范围更加扩大，有娶辽宁女子为妻的，有娶日本和美国女子为妻的，通婚半径延长至万里以上。”

正如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教授所言：“通婚半径是受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水平制约的。通婚圈过小，不利于居民体质的进步。（宅坦）村志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其次，《龙井春秋》中一些存真传信的内容，是极为宝贵的民族史资料。

该村志在“建国后历次重大运动纪略”一节里，有这样的记载：“由于征购和口粮比例失调，到1960年11月底，全村仅库存粮食14274斤（其中稻谷10579斤），社员人均占有粮食只有12.35斤……从1960年1月至1961年5月夏收这半年里，村民每月人均口粮只有2斤，这就导致了1960年至1961年春这段时间里全村十分严重的缺粮。”“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宅坦设前门和中门两个食堂。食堂初开时，供应两饭一粥，四菜一汤，荤素都有，还发过一次工资……不到3个月，食堂的粮油菜供应出现紧张：荤素结合变为全素，两饭一粥改为两粥一饭，最后连粥也供应不了了，于是将大食堂分为7个小食堂。小食堂的供应更为困难，3餐粥变成3餐米汤，不久又改成瓜菜代食。在此其间，大队还将私人隐藏的少量粮食‘收购’来分给食堂……但这点粮食分给7个食堂，无异于杯水车薪，许多人因而患上浮肿病。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村干部顶住种种压力，暗中解散食堂，让社员上山挖蕨挖葛度过饥荒，宅坦的严重饥荒得以缓解。”这是一种春秋手法，大队领导的务实行为从中得到褒奖。

另外，关于“文革点滴”一节，也颇引人关注。

“1966年7月，文革风暴席卷全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村。不久，以焚烧文化古籍、捣毁徽派三雕为主要内容的‘破四旧’运动在全村掀起。9月，村内相继成立联合造反司令部、烽火战斗队、金钢钻战斗队等群众造反组织，村中10户村民被抄家。村里一些老干部受揪斗冲击。10月，宅坦小学开始停课闹革命，小学生 参加红小兵，也加入红卫兵造反行列。1967年5月，第一批27本《毛主席语录》发到全村各队，宅坦活学活用‘毛选’形成高潮。1968年5月，‘红宝书’按每户1本发遍全村……1969年3月，上级派来的贫宣队进驻我村。为迎接‘九大’胜利召开，全村大搞‘忠’字化：门楼、墙壁，到处喷上鲜红的‘忠’字；家中布置由主席石膏像、毛主席语录、红太阳以及向日葵、万年青等组成的‘宝书台’。早晚盛行唱语录歌、表忠心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也盛行一时。”

一个深处大山的古村落，文革运动开展得如此如火如荼——《龙井春秋》中对此作了如实反映，引起当今社会史研究者的关注是自然且必然的。

《龙井春秋》中关于胡适、胡雪岩家族世系的资料，则使“二胡”研究界如获至宝，特别是关于胡雪岩的世系传承关系，受到国内外胡雪岩研究界及徽学研究界的高度重视。《龙井春秋》中，十分忠实于原始资料，转载了胡雪岩籍贯问题的部分珍贵档案。通过《龙井春秋》，人们能发现：胡雪岩所在的湖里村，始祖胡氏是从原属徽州的婺源迁徙而来。婺源胡氏是假胡——所谓“李改胡”，是婺源胡三公当年在唐朝宫廷将朱温欲杀的刚出世的皇子救出后，潜回婺源，并将李唐皇幼子改姓胡氏。后胡氏一支迁至湖里发展繁衍。再后，湖里的胡氏中，又有一支迁徙到龙井即宅坦，历经几代后，宅坦的胡氏又有迁往上庄的。说胡适和胡雪岩是同宗同乡，在胡氏宗谱资料中凿凿可查。近年来，有人发表文章，称胡雪岩是浙江杭州人，确实令胡氏后人深感疑惑。

作为一部村志，《龙井春秋》彻底摆脱了过去宗谱、祠谱只记一族一姓、借机搞宗族势力活动的窠臼，这部村志把村中所有村民及旅外族人有机地联合到一起，成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团结村人、凝聚人心的精神文明工程，这一工程必将受到当今和将来更多人的重视。

《金瓶梅》是从徽州传抄出去的： 文坛盟主王世贞与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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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新安晚报（记者 丰吉） 日期：2007-5-16

　　王世贞其人

　　王世贞，明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明中叶“后七子”文学复古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个王世贞，在当时的政界、文坛，都是个了得的人物。

　　要了解王世贞与《金瓶梅》的关系，必须先了解其从政及文学交游的大概情况。

　　王世贞家世代读书做官，史书记载称他家“世世以儒显业”。王世贞的父亲王忬(1507~1560)，科举之途不顺，34岁时才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不顺的仕途。起初，王忬被选为御史。他恪尽职守，直言所思，对刚出阁的皇太子提出过这样的建议：重师道、戒淫戏。这种“仗义执言”，让宫中很多官员感到不寒而栗。王忬的过人胆略，应该与其忠心为国的情操有关。1552年，45岁的王忬出任山东巡抚，时值倭寇骚扰海边，东南沿海一带，倭患迭起。朝廷命令王忬提督军务，屡破倭寇，建立了赫赫战功。王忬为此得到朝廷的重用和提升，被任命为总督蓟辽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嘉靖三十八年(1559)，蓟辽战防失守，北方鞑靼军队突入大明境内，逼近北京。京师大惊，王忬因此被逮入狱。次年，王忬被杀。

　　王忬被杀时，王世贞已35岁。王世贞在家是长子，父亲的去世，其所承受的悲痛与压力自不待言。当时，他已被朝廷任命为山东按察使副使，并兵备青州。“按察使”全称为提刑按察使，掌管一省司法。此时的王世贞是山东的司法副官，并掌管青州治安。而青州在当时，又是个出了名的难以治理的地方，常有大盗出没，“探丸杀吏”之事，经常发生。王世贞就任后，实施了一系列“严打”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由于他父亲已“出事”，所以王世贞对自己的言行，谨小慎微。父亲被杀后，他就和弟弟王世懋一并入京，伺机为父亲诉冤。直到七年后，朝廷才为其父平反，理由是他父亲虽然当年指挥不当，导致鞑靼入侵，但比起他所立的战功，理应不该处死，而当时由于严嵩父子及其同党的陷害，致使王忬蒙冤。在继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的帮助下，王世贞父亲才被雪冤，王世贞又回到老家苏州(太仓)。不久，又被朝廷委任至河南、浙江等地为官。

　　张居正任首辅时，有意引王世贞为幕僚，但王世贞自恃才高，“不甚亲附”，这引起张居正的不快。后来，荆州地区发生地震，王世贞借机上奏，称天下“臣道太盛”，臣权侵主——有侵犯皇上之嫌，必将导致天下不宁。地震，即是老天在向这种现状示儆。这实际上是讽刺张居正专权。张居正的内弟曾仰仗其姐夫的权势，欺辱一名地方官。王世贞在处理这起案件时，从严不怠，这显然是不给王世贞面子。自此之后，王世贞两次被朝廷提升官位时，均被张居正指使他人弹劾未成。应该说，自此时起直至其去世，王世贞的仕途一直坎坷不断。但王世贞在当时文坛上，要远超过他在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

患难“文友”

　　苟洞先生认为，《金瓶梅》一书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是徽州西溪南人汪道昆。王世贞藏有《金瓶梅》手抄全本，那么，他是从何抄得的？他与汪道昆有什么关系？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太涵。汪道昆6岁开始读书，所涉内容也多为传统应考(科举)之书。他的科考之途，可谓一路绿灯；19岁考取县学诸生；21岁中举；22岁即嘉靖二十六年，与王世贞、张居正同年考中进士；23岁即赴义乌当县令；后历任襄阳知府、福建副使、兵部左侍郎等职。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凌东南沿海，汪道昆受朝廷之命，与总兵戚继先共同御敌，屡败倭寇，因此立功而升迁为兵部右侍郎。明朝隆庆六年(1572)，巡视蓟辽边防。这是王世贞之父当年“出事”的地方。汪道昆视察回朝后，向朝廷上奏《防务方略》，受到朝中一致嘉许，汪道昆也因此被提升为兵部左侍郎。后来，因事曾被朝廷罢官一次。万历二年(1574)，汪道昆辞职回乡。

　　汪道昆是徽商大户，上祖因经营盐业而发迹，他的祖父是个盐商老板，人称“盐业祭酒”，成为家资累万的“大腕”。他的父亲“业贾而兼习医”，即既做生意又会做医生。

　　家中亦商亦仕，亦仕亦儒，是徽商成功之典型。也正因为其如此特殊的家庭背景，才使得他辞职归里后，万事不愁，广交各地文人墨客，结诗社，游山水，逍遥自在，费用一应自行解决。

　　从现已发现的文献看，汪道昆与王世贞第一次见面，可能是王世贞父亲被逮下狱的第二年。这年王世贞入京为父诉冤回到苏州时，汪道昆与戚继光同赴苏州，特意拜访王世贞。

　　应该说，汪道昆当时热衷古学，与王世贞等早年倡导的古文辞活动有关。在这一点上，汪道昆是追慕王世贞的。

　　本报曾对汪道昆其人作过专题报道，他赴苏州拜访王世贞时，就是在他被罢官的日子。王世贞对这次会面曾有较详细的记录。他说，当时汪道昆是“避流言”在家；戚继光当时被派往蓟门镇守。正准备北上时，俩人结伴来拜访他。三人见面后，言谈快畅，一聚三天，饮酒之余，则放谈各朝各代“皇王帝霸之力、阴阳消息之妙”，谈天说地，谈艺论文，甚为隔洽。

　　当时，王世贞的名气比汪道昆要大得多，但王世贞处在父亲罹难之时，加上汪道昆当时也已经颇有文名，而且俩人在文学上的主张相近，因此，俩人谈吐颇为投机。对汪道昆的作品，王世贞称：“生平所伏膺，文则伯玉；诗则于鳞。”说他一生当中，写文章的，只佩服伯玉(汪道昆之字)；写诗的，只佩服于鳞(李攀龙之字)。李攀龙是当时的文坛泰斗级人物。王世贞称汪道昆的文章“简而法，且有致”，所谓效仿古文有道，深得古文文辞技法之精髓，大加赞赏。而当时王世贞在文坛的地位，是褒一人便可使其“得道升天”，贬一人则可使其“永湎地狱”，可见其评价之重要。令人如此在意的评价，王世贞自然不会妄自谬加，鉴此，也可看出王世贞对汪道昆为文的看重。

奖掖“后生”

　　王世贞对汪道昆的“另眼相看”，文献记载中是有足够证据的。王世贞曾编辑自己的文集成《弇州山人四部稿》。编成后，王世贞请汪道昆作序。汪道昆在序中，将李攀龙、王世贞比作历史上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这当然有过誉之处，但序言确实写的精彩，以致王世贞“得序大喜”，称这个序写的太美了！将来天下读者纵然废除此书不读，也不会废除这篇序言的！评价之高，真乃无以复加了。另外，王世贞病逝于万历十八年(1590)11月27日，汪道昆闻知这一丧讯时，立即给王世贞的长子写了封信，称自己“抚棺长恸”、“几至失声”云云，即扶抱着王世贞的棺材，悲痛不已，几至失声，可见，汪道昆对王世贞的私交之深。而王世贞在临终前，却告诉家人，要他们把给自己写墓志的事，托付给汪道昆，这也更加道出了王世贞对汪道昆“于文于友”两方面的极其信任。

　　这里有一点需要提醒读者，即《明史》中曾记载，称自从汪道昆拜见王世贞并得到王世贞的好评后，汪道昆从此声名鹊起。晚年，汪道昆官至兵部左侍郎，而王世贞曾在兵部作副将，因此，天下人称他俩为“两司马”。对此，《明史》中称王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这是说王世贞眼见着自己奖掖的人在仕途上超过了自己，从而生出一点“嫉妒”之心。这本来应该是人之常情，可有学者认为由此可“看出”王世贞与汪道昆“晚年不谐”，这就显得“证据不足”了。因为临终前将墓志的撰写交给一个与己不睦的人，这是会影响到对自己一生功过是非的评论大事，以至“盖棺而不能定论”，这显然不合常理的。

黄山聚会

　　汪道昆自万历二年(1574)辞职归乡后，一直闭居乡下；1590年，王世贞辞去南京刑部尚书时，汪道昆曾题诗相赠，称：“天涯兄弟乃吾党，倘佯扁舟过敝岸。”兄弟相称，同病相怜，可谓志同道合。

　　汪道昆赋闲乡下时，还有一次对王世贞的大规模接待。据文献记载，王世贞曾带领“三吴二浙”共一百余人的“旅游团”，浩浩荡荡地来游黄山。这一百余人，每人各擅一技，在当地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王世贞带领他们来黄山，颇有点来“耍耍威风”的意思。汪道昆闻讯，以“黄山主人”的身份自居，将本地名园旅馆一一承租下来，让来客每人一处。然后在当地叫来“各擅一技”的人，每处分配两名，陪伴客人。同时以会书法的陪会书法的，以绘画的陪绘画的，琴、棋、篆刻、星相、投壶、蹴、剑槊、歌咏，一一对阵。谈笑间，举杯换盏，“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对阵之间，主客各有输赢。为此，王世贞“大称赏而去”。可见，黄山脚下的济济人才，令王世贞刮目相看，同时，也陪他们玩得痛快淋漓。

　　苟洞先生还例举了很多汪道昆与王世贞互为往来的书信诗文，以证明他们之间存在着“铁歌儿们”关系。苟洞说，汪道昆与王世贞之间关系如此密切，他写成《金瓶梅》一书，会不让这位文坛“执牛耳”者先睹为快？况且《金瓶梅》是借宋朝人物事件，来讽谕当时社会。用蔡太师等人物来影响射王世贞的杀父仇人严嵩等，是以文“报仇”，替朋友“报仇”，大有“两肋插刀”之义气和豪气。有了这种义气，将大作借与一抄，应该是颇合情理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