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家杨天石：大功大过蒋介石
| 发布时间： | 2009-08-13 18:52:56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杨天石先生严密的逻辑思维、精辟的史论观点、流畅的语言叙述，都深深给了我们心灵上的震撼。我们离别时只能说道：一个史学家的良心与正义是永存的，一个史学者的高瞻与远瞩是永存的！
简介：
近代史学家杨天石：“大功大过”蒋介石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学家杨天石
记者：金子
北京的五月，春光明媚。20号的下午，我们终于在联系了数月之后，走进了位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走进了满屋皆是书的杨天石先生的办公室。虽然挤坐在书架中间的狭小空间里，却能面对着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的第一人，感觉眼前一下开阔了起来。寒暄数语，我们就与杨先生切入正题——
记者：在中国大陆传统的评价中，都称蒋介石为“假抗日的民族败类，真内战的千古罪人”。特别是在相当一段时间的中共党史中，几乎没有对蒋介石有什么功劳的赞语，而您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都说道蒋介石是一个大功大过的人。您这一对蒋介石研究的突破，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
杨天石：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学者，特别是中华一个民国史学者，我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蒋介石是杭州敢死队队长。至少可以说蒋介石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吧。辛亥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受孙中山之托，创办黄埔军校，担任军校校长，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培养了无数军事将领，不仅在国民党军队里大有所在，在共产党的军队里也为数不少，比如林彪、徐向前、左权、陈庚、萧克等。在两次北伐战争中，蒋介石都担任总司令，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立下的汗马功劳。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对内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抗战统一战线，并主要担任正面战场的抗战任务；对外充分开展外交，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争取美国巨大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即便是在内战失败之后，蒋介石在台湾也没有搞什么分裂活动。因此，我们不能把蒋介石说的得一无是处。其实，毛泽东在历史上也没有彻底否定蒋介石。他在延安的时候就说过，蒋介石是“民族统帅”，是“伟大领袖”。直到后来内战开始了，毛泽东才对蒋介石的评价坏了起来。
我曾经去卢沟桥看一次抗战史料展览，第一幅巨大的照片就是宣传平型关大捷，而紧随在后的是落在墙角的一幅小小的淞沪会战的图片。那么，无论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还是从抗日规模和影响上，都应当把蒋介石领导的淞沪会战放在展览的前面才对。因为卢沟桥事变之后，第一次正面抗击日军的就是蒋介石领导的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出击70个师70万兵力抗击日军9个师团22万人，为期三个月，伤亡25万人；但却致使日军伤亡9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对蒋介石的大过的归纳，就是他发起的两次内战，镇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当时，蒋介石政府无疑是受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承认的合法政府，面对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面对一个不受政府管束的越来越强大的“革命组织”，蒋介石政府应当怎样对待、怎样取舍呢？
杨天石：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评论，都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当时的蒋介石政府确实严重专制和腐败，在当时来说，中国既不存在像美国那样由多党竞选、更换政府的条件，也不具备像印度那样采取“非暴力”争取独立的环境。于是就发生了革命，就出现了暴力，就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还需要等待那个历史人物所主导的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呈现出来——对于社会起到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拦腰砍断历史事件，就会得出错误结论。比如南北朝鲜的不同制度，已经让世界人民都看出是非了；而对于苏联的解体，我认为评价解体的成败还早了一些。
所以，为什么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盖棺定论”呢？需要留待后人的评说呢？就是这个道理。我对蒋介石的研究，也肯定有我所处的历史特定阶段的局限性。学术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我阅读并研究了前人没有阅读或者没有研究的蒋介石的日记，冲破了前人研究蒋介石的禁区。后人也可以在我的研究基础上，突破我的学术成果，得出更加全面客观的学术结论。
记者：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的保守性远远强于文化的开放性。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突破，特别是在学术与政治的结合部进行突破，提出了蒋介石的大功所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史学研究的风险呢？
杨天石：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社会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我们这些从反右扩大化运动、从文化大革命运动过来的人，多少还是心有余悸的。实际上，我也确实遭遇一些“极左”人士、一些保守人士的非议和攻击。他们在网络上发了不少言论；甚至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好像把蒋介石“翻了过来”，他们那些当初打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功绩就成了“罪恶”了。这是一种误解。一个历史人物有功有过是很正常的，也不可能功过相抵的。
作为学者，应有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研究历史的学者更应当对历史的真实性负责。对于中华民国的研究，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关系到今后国共两党的发展前景，关系到大陆与台湾的发展前景。尊重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就会使得两岸同胞都能认同，都可以接受。这就为国共两党的和谐，为台海两岸的统一，扫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历史真相以后，就能以史为鉴。中国的后来人就能全面客观总结中华民国的经验教训，以较小的成本，以较高的效率，振兴中华民族。
记者：中国大多人都喜欢把人归纳为“好人”与“坏人”，这种简单的分析判断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定式。他们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自然认为共产党好而国民党坏，对于毛泽东和蒋介石，自然认为毛泽东好而蒋介石坏。现在提出两党合作、两岸统一。您认为应当怎样来破解很多人的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呢？
杨天石：是啊，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思维定式是极其有害的，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电影。一个人物出现，大人们就在分析是好人还是坏人，小孩子也就要问爸爸妈妈，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结果作家就使劲把人往两边写，化装师就把好人的脸洗干净，把坏人的脸弄得很脏很丑。现在，提倡解放思想，就是要破解人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
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其最初提出的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至今仍然是闪耀光辉的。国民党在历史上为中国人民的独立、民主和解放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后来人，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也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能用一个字来评价蒋介石，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
比如，许多人都认为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其实，蒋介石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书，其中就读过《共产党宣言》，还研究过苏联，但是，他认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他拒绝了共产主义思想。
比如，许多人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和假抗日。其实，蒋介石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始终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正面抗战的军事与财政实力；如果过早与日本正式宣战，势必付出更多将士和民众的鲜血与生命而不能保全国家。要拖延、并等待时机，要设法与日本求和。然而，一旦抗战之后，蒋介石则坚决反对和谈了。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件中写道：“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比如，许多人说蒋介石是为了向宋美龄求婚才假装信仰基督教的。其实，蒋介石是在与宋美龄结婚以后，受到老岳母即倪太夫人的诚心相劝，细读《圣经》三遍之后，才渐渐信仰了基督教，并且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每天早晨阅读《圣经》，晚上则都做祈祷。每遇战事多变，蒋介石总是发自内心，祈求主的保佑，保佑正义的一次次抗日战役取得胜利。正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有了共同的信仰，有了同一个上帝，他们才拥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纯洁的爱情。
……
杨天石先生严密的逻辑思维、精辟的史论观点、流畅的语言叙述，都深深给了我们心灵上的震撼。我们离别时只能说道：一个史学家的良心与正义是永存的，一个史学者的高瞻与远瞩是永存的！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学家杨天石
记者：金子
北京的五月，春光明媚。20号的下午，我们终于在联系了数月之后，走进了位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走进了满屋皆是书的杨天石先生的办公室。虽然挤坐在书架中间的狭小空间里，却能面对着中国大陆研究蒋介石的第一人，感觉眼前一下开阔了起来。寒暄数语，我们就与杨先生切入正题——
记者：在中国大陆传统的评价中，都称蒋介石为“假抗日的民族败类，真内战的千古罪人”。特别是在相当一段时间的中共党史中，几乎没有对蒋介石有什么功劳的赞语，而您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都说道蒋介石是一个大功大过的人。您这一对蒋介石研究的突破，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
杨天石：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学者，特别是中华一个民国史学者，我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蒋介石是杭州敢死队队长。至少可以说蒋介石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的吧。辛亥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受孙中山之托，创办黄埔军校，担任军校校长，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培养了无数军事将领，不仅在国民党军队里大有所在，在共产党的军队里也为数不少，比如林彪、徐向前、左权、陈庚、萧克等。在两次北伐战争中，蒋介石都担任总司令，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立下的汗马功劳。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对内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抗战统一战线，并主要担任正面战场的抗战任务；对外充分开展外交，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争取美国巨大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即便是在内战失败之后，蒋介石在台湾也没有搞什么分裂活动。因此，我们不能把蒋介石说的得一无是处。其实，毛泽东在历史上也没有彻底否定蒋介石。他在延安的时候就说过，蒋介石是“民族统帅”，是“伟大领袖”。直到后来内战开始了，毛泽东才对蒋介石的评价坏了起来。
我曾经去卢沟桥看一次抗战史料展览，第一幅巨大的照片就是宣传平型关大捷，而紧随在后的是落在墙角的一幅小小的淞沪会战的图片。那么，无论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还是从抗日规模和影响上，都应当把蒋介石领导的淞沪会战放在展览的前面才对。因为卢沟桥事变之后，第一次正面抗击日军的就是蒋介石领导的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出击70个师70万兵力抗击日军9个师团22万人，为期三个月，伤亡25万人；但却致使日军伤亡9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对蒋介石的大过的归纳，就是他发起的两次内战，镇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当时，蒋介石政府无疑是受到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承认的合法政府，面对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面对一个不受政府管束的越来越强大的“革命组织”，蒋介石政府应当怎样对待、怎样取舍呢？
杨天石：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评论，都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当时的蒋介石政府确实严重专制和腐败，在当时来说，中国既不存在像美国那样由多党竞选、更换政府的条件，也不具备像印度那样采取“非暴力”争取独立的环境。于是就发生了革命，就出现了暴力，就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还需要等待那个历史人物所主导的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呈现出来——对于社会起到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拦腰砍断历史事件，就会得出错误结论。比如南北朝鲜的不同制度，已经让世界人民都看出是非了；而对于苏联的解体，我认为评价解体的成败还早了一些。
所以，为什么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盖棺定论”呢？需要留待后人的评说呢？就是这个道理。我对蒋介石的研究，也肯定有我所处的历史特定阶段的局限性。学术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我阅读并研究了前人没有阅读或者没有研究的蒋介石的日记，冲破了前人研究蒋介石的禁区。后人也可以在我的研究基础上，突破我的学术成果，得出更加全面客观的学术结论。
记者：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的保守性远远强于文化的开放性。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突破，特别是在学术与政治的结合部进行突破，提出了蒋介石的大功所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史学研究的风险呢？
杨天石：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社会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我们这些从反右扩大化运动、从文化大革命运动过来的人，多少还是心有余悸的。实际上，我也确实遭遇一些“极左”人士、一些保守人士的非议和攻击。他们在网络上发了不少言论；甚至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好像把蒋介石“翻了过来”，他们那些当初打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功绩就成了“罪恶”了。这是一种误解。一个历史人物有功有过是很正常的，也不可能功过相抵的。
作为学者，应有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研究历史的学者更应当对历史的真实性负责。对于中华民国的研究，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关系到今后国共两党的发展前景，关系到大陆与台湾的发展前景。尊重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就会使得两岸同胞都能认同，都可以接受。这就为国共两党的和谐，为台海两岸的统一，扫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历史真相以后，就能以史为鉴。中国的后来人就能全面客观总结中华民国的经验教训，以较小的成本，以较高的效率，振兴中华民族。
记者：中国大多人都喜欢把人归纳为“好人”与“坏人”，这种简单的分析判断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定式。他们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自然认为共产党好而国民党坏，对于毛泽东和蒋介石，自然认为毛泽东好而蒋介石坏。现在提出两党合作、两岸统一。您认为应当怎样来破解很多人的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呢？
杨天石：是啊，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思维定式是极其有害的，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电影。一个人物出现，大人们就在分析是好人还是坏人，小孩子也就要问爸爸妈妈，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结果作家就使劲把人往两边写，化装师就把好人的脸洗干净，把坏人的脸弄得很脏很丑。现在，提倡解放思想，就是要破解人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
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其最初提出的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至今仍然是闪耀光辉的。国民党在历史上为中国人民的独立、民主和解放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后来人，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也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能用一个字来评价蒋介石，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
比如，许多人都认为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其实，蒋介石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书，其中就读过《共产党宣言》，还研究过苏联，但是，他认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他拒绝了共产主义思想。
比如，许多人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和假抗日。其实，蒋介石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始终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正面抗战的军事与财政实力；如果过早与日本正式宣战，势必付出更多将士和民众的鲜血与生命而不能保全国家。要拖延、并等待时机，要设法与日本求和。然而，一旦抗战之后，蒋介石则坚决反对和谈了。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件中写道：“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比如，许多人说蒋介石是为了向宋美龄求婚才假装信仰基督教的。其实，蒋介石是在与宋美龄结婚以后，受到老岳母即倪太夫人的诚心相劝，细读《圣经》三遍之后，才渐渐信仰了基督教，并且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每天早晨阅读《圣经》，晚上则都做祈祷。每遇战事多变，蒋介石总是发自内心，祈求主的保佑，保佑正义的一次次抗日战役取得胜利。正因为蒋介石与宋美龄有了共同的信仰，有了同一个上帝，他们才拥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纯洁的爱情。
……
杨天石先生严密的逻辑思维、精辟的史论观点、流畅的语言叙述，都深深给了我们心灵上的震撼。我们离别时只能说道：一个史学家的良心与正义是永存的，一个史学者的高瞻与远瞩是永存的！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