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胡适对五四的另类思考
| 发布时间： | 2009-09-04 14:55:39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简介：
朱维铮 ：胡适对“五四”的另类思考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接连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揭露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纪念
“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
民国十八年（1929），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批评“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关于思想自由，胡适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一个学者编了一部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编者注：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
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然而蒋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说，叶楚伧先生在南京演说，都说：上海的各大报怎么没有论说呢？
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夜，已成新思潮源头的《新青年》编者群体内部，胡适属于“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主张者。以后新青年社分裂（1921），陈独秀、李大钊变成中共创始人，社员们各走各路，而胡适的选择仍然是他的自由主义。上引那段话便是明证。
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需要说明，胡适于民国十八年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是对国民党政权否定五四运动的公开抗议。自从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宁汉合流，“分共”“清党”，次年十月便由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由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训政纲领》，不但规定训政时期全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还声称国民程度太低，在被训练如何“使用政权”之前，国民党中央在“必要”时可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同月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到这年底张学良等宣布东北易帜。于是民国十八年一月，蒋介石便在江西发动“剿共”内战；同时也不断“削藩”，与异己军阀力量大战。
那时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并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尽管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已拥戴国民党，他的旧友蔡元培、王宠惠、吴敬恒、蒋梦麟等均晋身党国高层，但他还是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的训政。
民国十八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权”；“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正在践踏人权的政府忽然宣称保障人权，使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忍不住了，迅即作《人权与约法》一文，质问“自由”指什么？所依为何“法”？“我们今日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而命令对此完全不提，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在当时批评国民党“党治”的罗隆基，也在《新月》上发表长文《论人权》，提出35条所谓“目前所必争的人权”。
五四时期胡适与蒋梦麟在上海同访孙中山，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即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以及它的哲学基础“知难行易”说。国民党当国，奉孙中山为“国父”，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建国大纲》遗教。这使胡适起意评判“知难行易”说，又发表长文《知难，行亦不易》。除了揭露“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特别说它的“真意义，只是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胡适宣称，此说引发的最大危险，在于当国者自居“知难”，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可以教导党国同志“行易”，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胡适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虽不赞成暴力革命，却在民初每回“革命”之后，总期盼社会经过一次震动，可能导致“一点一滴的改良”。这可以解释，他在五四《新青年》时期，主张不谈政治，但他的同仁陈独秀、李大钊，趁他离京回乡结婚期间，办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而他不仅认可既成事实，为它撰稿，还在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后，承担起《每周评论》的主编义务。同样，在新青年社的编者群体分裂以后，他经同社的陶孟和介绍，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结为知友。丁文江即丁在君，是民初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成员，但相信科学救国论，认定改良政治应属学者的义务，常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胡适尽管不同意丁文江的批评，但当民国十一年（1922）丁文江发起组织评论政治的《努力周报》，胡适不仅赞同，还给刊物命名并作发刊词。《努力》影响最大的，是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3位政学名宿领衔而有16位名流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引发全国性争论，那宣言正是丁文江与胡适共同起草的。只有在国民党奠都南京后，胡适办起《新月》，标榜纯文艺，而胡适、罗隆基等却时时发表政论，彰显胡适对中国政治前景，其实常怀焦虑。
指出《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
就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二文发表后，不过月余（1929年9月），胡适便发表续篇。这回直奔主题，质疑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质问的对象，还是孙中山临终前改定的《建国大纲宣言》。其中否定民国元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签署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说是“《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
照此说来，辛亥革命后由18省反清独立代表选举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大问题就在急于改君主专制为民主宪政，没有经过军头独裁和寡头专政的过渡时期。于是他的临时大总统就做不下去了，导致“革命尚未成功”。
据罗家伦的《国父年谱初稿》，孙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医束手，他的家属和从人推李石曾专赴天津找回胡适，劝说他试服中医所开药剂。虽然最终无效，这事却表明晚年孙中山对胡适颇为尊重。或许因此缘故，胡适一再作文，借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论，反对国民党当局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起初还能得到蒋介石容忍。
然而，当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追述历史证明孙中山《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及“恶影响”，蒋介石们便难以忍受了。胡适说：“自从‘民国’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行过。”“故十几年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法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法，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拨乱时期之过也。”当然，胡适的结论，仍为国民党政府继续训政留下地步：“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当时还有来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适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将蒋介石连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彻底否定。比较起来，胡适的批评，文质彬彬，无非说训政缺乏合法性。所谓“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并没有击中国民党“独治”的要害。因为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策划下进行的。此人在孙中山死后，仍做国民党政府高等顾问，直到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前被武汉的汪精卫当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胡适批评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既然承认训政需要“法治基础”，却连起码的“约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责他们刚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却旋即从国民党政府主席到省市党部头目便随意破坏。由于胡适的舆论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较诸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及其左派同路人，更令国民党政府头痛，因而蒋介石们对他的批评，犹如芒刺在背，不得不设计拔除。
退回教育部的“训令”
那计策也很奇特，就是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出面，给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下一道“训令”（1929年10月4日），说“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训令没说“奉”谁之“令”，却列举“该校长言论不合”的罪状，即指《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等三篇文章，还附有六件公文，说胡适三文“误解党义”、“语侵个人”、“放言空论”，显示“头脑之顽旧”、“思想没有进境”云云。胡适也不示弱，随即将“部令”退回教育部长蒋梦麟，并致函这位部长先生：“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信中还说：“若云‘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在哪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贵部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信末附言也很有趣：“又该令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引注：中国公学为私立高校）一处，皆应校改。”
蒋梦麟与胡适私谊甚笃，这回“奉令警告”胡适，无疑被迫充当蒋主席中正的出头椽子，也无疑搜肠刮肚，想出“训令中国公学”的方案，并以附送“公文”，暗示训令来头，希望老友知趣闭口。岂料胡适反而公事公办，彰显他不屈从权势而恪守信念的品格。不消说胡适很懂得诉诸舆论，将此事捅给报界，顿时闹得沸沸扬扬，反而使蒋介石们假说人权行真专制的面目，在他们极力争取的文化精英中间，也暴露无遗。
反驳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的文章，批评国民党是反动党
看来蒋介石们很会制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适的同时，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叶楚伧，为双十节作文《由党的力行挽回风气》。此文劈头便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随即数落“眼前”从政治道德、民族气节到社会风尚的环境种种“不幸”，都是从清朝皇帝以来上下中外各种势力造成的。胡适敏感地察觉，“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已被国民党权力者提出来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
于是胡适决定站出来回应了，在叶楚伧奇文满天飞的一个半月后，刊出长篇驳论，即前揭《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里的“我们”，很清楚是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包括已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刚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正在与新月派论争的鲁迅，仍在教书作文的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们已与胡适分合不一，但胡适仍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面为他们曾经共同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辩护。而他面对的，是拥有政、军、财、文权力资源的国民党，但他竟说这个党这个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动的，令后来学人看来，真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前已具引胡适此文对国民党扼杀思想言论自由的批评。这里不妨补充一点，即胡适此文在列举三项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反动的”，还用了大半篇幅，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指出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旧文化的相反态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的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本来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些保守性，往往倾向颂扬固有的文化，抵抗外来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国民党自然不是例外。
然后胡适由德国说到印度，再回到中国戊戌维新以来的历史，特别详述孙中山本来是一个基督徒世界主义者，越到晚年越认为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因而《三民主义》有很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态，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胡适标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此文尤其大段大段引述孙中山的原著，结合清末民初的历史予以解释，自然也表明他不想授人以柄。胡适并不否认国民党的胜利是事实，却以为这是由于这十年来，“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
但胡适此文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登台执政以后，已全然背离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的遗教。“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
对国民党的未来作“大胆”的假设
胡适自称此文只是历史的研究，却于文末对于国民党的现状与未来，作了“大胆的假设”：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
假设终究是假设。此后80年的历史仍然在走自己的路，单是中国“思想之变化”，那实际进程的复杂、曲折、回旋，甚而复归更遥远的中世纪历史的出发点，绝非胡适所能逆料。连同胡适本人在五四运动第三个周年祭过后，也如此文批评的叶楚伧，被宣布为“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不过当年胡适对国民党“大失人心”的前景预言，有一点说得不错，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国民党政权骂詈侮辱排拒之后，未及一世终结，便基本（并非完全）失掉“思想界的同情”，从而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那是后话，在此存而不论。
忝居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从业者，我曾躬逢五四运动第三个到第九个十年祭。限于专业分工，在五四60周年过后，编选过《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的首卷即五四卷。当时已对胡适论五四的原材料颇感兴趣，注意到他每逢五四运动周年祭的言论，屡有异说，而以他于五四第一个十年祭，没有话当年，却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另类纪念。现将昔年思考写出，也算一种读史陋见吧。
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
这里要附记一笔的是，这期间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与新月派互相嘲骂的开端。胡适是新月派的领袖，但鲁迅攻击新月派，常指名梁实秋、陈源、徐志摩等，却很少提及胡适，似乎打蛇不打头。看了胡适在民国十八年对国民党训政的批评，以及国民党政府以势压胡的历史文献，令人恍然，得知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9-9-3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接连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揭露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纪念
“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
民国十八年（1929），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批评“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关于思想自由，胡适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一个学者编了一部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编者注：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
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然而蒋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说，叶楚伧先生在南京演说，都说：上海的各大报怎么没有论说呢？
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夜，已成新思潮源头的《新青年》编者群体内部，胡适属于“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主张者。以后新青年社分裂（1921），陈独秀、李大钊变成中共创始人，社员们各走各路，而胡适的选择仍然是他的自由主义。上引那段话便是明证。
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需要说明，胡适于民国十八年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是对国民党政权否定五四运动的公开抗议。自从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宁汉合流，“分共”“清党”，次年十月便由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由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训政纲领》，不但规定训政时期全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还声称国民程度太低，在被训练如何“使用政权”之前，国民党中央在“必要”时可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同月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到这年底张学良等宣布东北易帜。于是民国十八年一月，蒋介石便在江西发动“剿共”内战；同时也不断“削藩”，与异己军阀力量大战。
那时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并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尽管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已拥戴国民党，他的旧友蔡元培、王宠惠、吴敬恒、蒋梦麟等均晋身党国高层，但他还是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的训政。
民国十八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权”；“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正在践踏人权的政府忽然宣称保障人权，使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忍不住了，迅即作《人权与约法》一文，质问“自由”指什么？所依为何“法”？“我们今日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而命令对此完全不提，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在当时批评国民党“党治”的罗隆基，也在《新月》上发表长文《论人权》，提出35条所谓“目前所必争的人权”。
五四时期胡适与蒋梦麟在上海同访孙中山，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即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以及它的哲学基础“知难行易”说。国民党当国，奉孙中山为“国父”，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建国大纲》遗教。这使胡适起意评判“知难行易”说，又发表长文《知难，行亦不易》。除了揭露“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特别说它的“真意义，只是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胡适宣称，此说引发的最大危险，在于当国者自居“知难”，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可以教导党国同志“行易”，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胡适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虽不赞成暴力革命，却在民初每回“革命”之后，总期盼社会经过一次震动，可能导致“一点一滴的改良”。这可以解释，他在五四《新青年》时期，主张不谈政治，但他的同仁陈独秀、李大钊，趁他离京回乡结婚期间，办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而他不仅认可既成事实，为它撰稿，还在陈独秀被北洋政府逮捕后，承担起《每周评论》的主编义务。同样，在新青年社的编者群体分裂以后，他经同社的陶孟和介绍，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结为知友。丁文江即丁在君，是民初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成员，但相信科学救国论，认定改良政治应属学者的义务，常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胡适尽管不同意丁文江的批评，但当民国十一年（1922）丁文江发起组织评论政治的《努力周报》，胡适不仅赞同，还给刊物命名并作发刊词。《努力》影响最大的，是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3位政学名宿领衔而有16位名流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主义”，引发全国性争论，那宣言正是丁文江与胡适共同起草的。只有在国民党奠都南京后，胡适办起《新月》，标榜纯文艺，而胡适、罗隆基等却时时发表政论，彰显胡适对中国政治前景，其实常怀焦虑。
指出《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
就在《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二文发表后，不过月余（1929年9月），胡适便发表续篇。这回直奔主题，质疑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质问的对象，还是孙中山临终前改定的《建国大纲宣言》。其中否定民国元年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签署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说是“《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
照此说来，辛亥革命后由18省反清独立代表选举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大问题就在急于改君主专制为民主宪政，没有经过军头独裁和寡头专政的过渡时期。于是他的临时大总统就做不下去了，导致“革命尚未成功”。
据罗家伦的《国父年谱初稿》，孙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医束手，他的家属和从人推李石曾专赴天津找回胡适，劝说他试服中医所开药剂。虽然最终无效，这事却表明晚年孙中山对胡适颇为尊重。或许因此缘故，胡适一再作文，借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论，反对国民党当局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起初还能得到蒋介石容忍。
然而，当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追述历史证明孙中山《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及“恶影响”，蒋介石们便难以忍受了。胡适说：“自从‘民国’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行过。”“故十几年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法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法，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拨乱时期之过也。”当然，胡适的结论，仍为国民党政府继续训政留下地步：“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当时还有来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适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将蒋介石连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彻底否定。比较起来，胡适的批评，文质彬彬，无非说训政缺乏合法性。所谓“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并没有击中国民党“独治”的要害。因为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策划下进行的。此人在孙中山死后，仍做国民党政府高等顾问，直到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前被武汉的汪精卫当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他们在乎的胡适批评有两点。一是说他们既然承认训政需要“法治基础”，却连起码的“约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责他们刚颁布“保障人权”法令，却旋即从国民党政府主席到省市党部头目便随意破坏。由于胡适的舆论领袖地位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力，较诸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及其左派同路人，更令国民党政府头痛，因而蒋介石们对他的批评，犹如芒刺在背，不得不设计拔除。
退回教育部的“训令”
那计策也很奇特，就是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出面，给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下一道“训令”（1929年10月4日），说“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训令没说“奉”谁之“令”，却列举“该校长言论不合”的罪状，即指《新月》发表的《人权与约法》等三篇文章，还附有六件公文，说胡适三文“误解党义”、“语侵个人”、“放言空论”，显示“头脑之顽旧”、“思想没有进境”云云。胡适也不示弱，随即将“部令”退回教育部长蒋梦麟，并致函这位部长先生：“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信中还说：“若云‘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在哪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贵部下次来文，千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信末附言也很有趣：“又该令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引注：中国公学为私立高校）一处，皆应校改。”
蒋梦麟与胡适私谊甚笃，这回“奉令警告”胡适，无疑被迫充当蒋主席中正的出头椽子，也无疑搜肠刮肚，想出“训令中国公学”的方案，并以附送“公文”，暗示训令来头，希望老友知趣闭口。岂料胡适反而公事公办，彰显他不屈从权势而恪守信念的品格。不消说胡适很懂得诉诸舆论，将此事捅给报界，顿时闹得沸沸扬扬，反而使蒋介石们假说人权行真专制的面目，在他们极力争取的文化精英中间，也暴露无遗。
反驳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的文章，批评国民党是反动党
看来蒋介石们很会制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适的同时，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叶楚伧，为双十节作文《由党的力行挽回风气》。此文劈头便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随即数落“眼前”从政治道德、民族气节到社会风尚的环境种种“不幸”，都是从清朝皇帝以来上下中外各种势力造成的。胡适敏感地察觉，“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已被国民党权力者提出来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
于是胡适决定站出来回应了，在叶楚伧奇文满天飞的一个半月后，刊出长篇驳论，即前揭《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里的“我们”，很清楚是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包括已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刚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正在与新月派论争的鲁迅，仍在教书作文的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们已与胡适分合不一，但胡适仍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面为他们曾经共同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辩护。而他面对的，是拥有政、军、财、文权力资源的国民党，但他竟说这个党这个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动的，令后来学人看来，真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前已具引胡适此文对国民党扼杀思想言论自由的批评。这里不妨补充一点，即胡适此文在列举三项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反动的”，还用了大半篇幅，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指出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旧文化的相反态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的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本来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些保守性，往往倾向颂扬固有的文化，抵抗外来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国民党自然不是例外。
然后胡适由德国说到印度，再回到中国戊戌维新以来的历史，特别详述孙中山本来是一个基督徒世界主义者，越到晚年越认为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因而《三民主义》有很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态，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胡适标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此文尤其大段大段引述孙中山的原著，结合清末民初的历史予以解释，自然也表明他不想授人以柄。胡适并不否认国民党的胜利是事实，却以为这是由于这十年来，“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
但胡适此文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登台执政以后，已全然背离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的遗教。“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
对国民党的未来作“大胆”的假设
胡适自称此文只是历史的研究，却于文末对于国民党的现状与未来，作了“大胆的假设”：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
假设终究是假设。此后80年的历史仍然在走自己的路，单是中国“思想之变化”，那实际进程的复杂、曲折、回旋，甚而复归更遥远的中世纪历史的出发点，绝非胡适所能逆料。连同胡适本人在五四运动第三个周年祭过后，也如此文批评的叶楚伧，被宣布为“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不过当年胡适对国民党“大失人心”的前景预言，有一点说得不错，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国民党政权骂詈侮辱排拒之后，未及一世终结，便基本（并非完全）失掉“思想界的同情”，从而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那是后话，在此存而不论。
忝居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从业者，我曾躬逢五四运动第三个到第九个十年祭。限于专业分工，在五四60周年过后，编选过《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的首卷即五四卷。当时已对胡适论五四的原材料颇感兴趣，注意到他每逢五四运动周年祭的言论，屡有异说，而以他于五四第一个十年祭，没有话当年，却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另类纪念。现将昔年思考写出，也算一种读史陋见吧。
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
这里要附记一笔的是，这期间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与新月派互相嘲骂的开端。胡适是新月派的领袖，但鲁迅攻击新月派，常指名梁实秋、陈源、徐志摩等，却很少提及胡适，似乎打蛇不打头。看了胡适在民国十八年对国民党训政的批评，以及国民党政府以势压胡的历史文献，令人恍然，得知鲁迅并未视胡适为论敌。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9-9-3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