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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迟到的正义 德二战叛徒20余年洗沉冤
2009年09月13日01:48 新京报
鲍曼与他的战友们被纳粹国防军部署到法国境内。正是从这里开始，他们反战、被判刑，并最终走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
87岁的路德维格·鲍曼曾是纳粹国防军的一员，但参军不久就因对战争反感而脱离部队。被捕后他被纳粹军事法庭判处“叛逃罪”。这个屈辱的标签在此后近六十年里一直伴随着他。实际上，二战期间，曾有数万名德国士兵被以“叛徒”罪处决，幸存者在战后60多年中也受到歧视。直到本月8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德国议会终于还他们以清白，废除了背在这些人身上的叛国罪名。
9月8日，德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为那些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当局判处“叛国罪”的“罪犯们”平反。为这一刻，87岁的二战老兵路德维格·鲍曼已经努力了二十多年，萦绕他大半辈子的那股绝望、辛酸和愤怒的情绪终于得到了消解。
获刑 幸运逃脱死刑处罚
1941年，年仅19岁的鲍曼怀着对“伟大领袖希特勒”的崇拜加入纳粹国防军，他被派遣到法国驻扎。一年多后，在战场所见到的屠杀和摧残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想法，“我意识到这是一场罪恶的、种族灭绝的战争，我改变了主意，不想再为希特勒卖命。”
次年，纳粹部队驻扎在法国波尔多时，鲍曼伺机逃离部队，却不幸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多亏他家境富裕，家里人东奔西走为他打通关系，才得以改判为12年监禁。尽管如此，鲍曼和另外一些抵触战争的士兵们仍在监狱里受尽折磨。
“纳粹没有对我们下毒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想从我们口中逼问出同党的名字，实际上，协助我们逃走的是法国当地的抵抗组织。10个月后，我们被送到了集中营，接着又被遣送到国防军监狱。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1300多名蒙受着同样罪名的士兵却死在了那里。”
德国战败后，鲍曼重获自由，但他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原以为战争结束后大家会感谢我们的行动，谁知却蒙受了更多的羞辱，我们被看成胆小鬼、罪犯、叛徒，还受到威胁。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不少人结局凄惨、受尽屈辱。没有人为我们说话。”
处境 纳粹灭亡未改“叛徒”身份
每当路德维格·鲍曼看到影片《刺杀希特勒》的海报，他就会流泪不止，“总有一股夹杂着绝望、辛酸和愤怒的感情涌上心头。”鲍曼说，“我们把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视为英雄，但约翰却仍被看成叛徒，这样合理吗？”
鲍曼老人所说的“约翰”是他的一位朋友、纳粹国防军曾经的一等兵约翰·卢卡斯希茨。当时，卢卡斯希茨所在的部队中有些士兵仿照苏联红军成立了“秘密小团体”。卢卡斯希茨并没有加入其中，但也不愿意打小报告。就是因为没有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纳粹军事法庭以“对叛变图谋知情不报”判处他死刑。
卢卡斯希茨在狱中的床位和鲍曼紧挨着。鲍曼回忆说，“他的胳膊和腿都被戴上了沉重的锁链，关节严重受损。”死刑判决下达数天后，年仅24岁的卢卡斯希茨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历史学家统计，二战期间，纳粹军事法庭以逃兵、拒服兵役、叛国等罪名，判决约3万名军人死刑，其中约两万人被处死。另外，大约10万人因这些罪名入狱。这些“叛徒”不限于德国人，还包括奥地利、丹麦、挪威、罗马尼亚等国军人。
针对鲍曼和卢卡斯希茨这样的“叛逃士兵”的罪名并没有因为纳粹的灭亡而更改。政府的理由是，赦免这些人的罪名对所有参加战争的士兵不公平，也不利于提振德国军队的士气。
维权 自创组织为战友奔走
面对这样的结果，鲍曼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战斗。“大部分逃兵和纳粹军事法庭的受害者毫无尊严地死去了，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屈服，要为我们这一群人的尊严而战斗。”
1990年，鲍曼创立“纳粹军事审判受害者联盟”，为自己和其他有同样遭遇的德国老兵争取平反，游说政府从法律上赦免因背叛纳粹而蒙受罪名的士兵。2002年，德国联邦议院终于通过一项法案，给那些有脱逃、拒服兵役和惑乱军心罪名的人正名。
然而，这道赦令将有叛变罪名的人排除在外，理由是无法证明他们的叛逃行动没有给其他士兵或平民造成伤害。在鲍曼看来，那些被打上“战争叛变者”烙印的士兵并非真正的叛国者。“他们只是做出了一些人道的举动。有的士兵将犹太人藏了起来，有的帮助军事监狱的囚犯，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做事。”
鲍曼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认同。德国研究纳粹抵抗运动的专家约翰尼斯·图切尔说，“这些人并不是叛国者，他们是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的一部分。”
在德国议会最终为他们洗脱“叛国”罪名后，鲍曼如释重负之余，更多的是感到遗憾。“对我们这个群体而言，议会通过的这项法案是我们长久斗争迎来的高潮，遗憾的是，许多的战友没能活着看到这道法令，现在的我只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不过，这场为尊严而站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
幕后
政治斗争导致正义“迟到”
各党经讨价还价方同意废除“叛逃”罪名
对于纳粹帝国的十万“叛逃者”，德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维特和德特勒夫·弗格尔的研究指出，其中大部分人蒙受着不公正的罪名。
“叛变”多基于道德考虑
在两位历史学家合著的《最后的禁忌》一书中，他们研究了多名“叛逃者”的案卷，结果发现，大多数士兵“叛变”的举动是基于道德考虑，他们的行为并没有给其他士兵带来危害。
那时候私下批评帝国、表达对犹太人的同情都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尤其在纳粹帝国倒台前的那几年，大部分被处决的都是极普通的士兵。
去年，维特将他的研究成果提交给德国议会法律委员会，申请为这些士兵全面平反。但是基督教社会联盟立场强硬，反对全面平反，并称那些有“叛逃”罪名士兵的亲属如果觉得不公正，可以单独申请重新审核。
社会压力迫各党妥协
尽管历史学家证据确凿，在德国执政的大联合政府中，保守的联盟党和偏左翼的社民党却不约而同地对这项提案说“不”。德国媒体分析说，其中重要原因是议会中的党派斗争。
这份消除“叛逃”罪名的法案由议会中的“左翼党”党团提出，联盟党和社民党都不喜欢这个政治对手。议会选举在即，两大党都不愿意“左翼党”借这份议案出风头。联邦议院法律委员会中一名基民盟成员卡尔·德塞尔一语道破天机：“把我们当傻子耍是左翼党唯一感兴趣的事。”
与此同时，来自德国各界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德国基督教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冈·胡伯主教致信司法部长，要求对“叛逃者”全面平反。汉堡大学的资深历史教授胡根·干泽尔也呼吁“打破德国纳粹遗留的这最后一道禁忌”。
社民党要求左翼党“为了提案通过”而放弃单独提案，改由两大执政党提出。左翼党则表示，放弃单独提案可以，但要由议会各党派共同提出，而这一点又受到联盟党的拒绝。经过数个月讨价还价，议会全部5个党派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全面废除“叛逃”罪名。
一份原本应该早就通过的议案，却被迫拖延了如此之久。用议案发起人、左翼党议员让·科特的话来说，这是“议会政治斗争的可悲教训”。（吴妮）
（吴妮）
2009年09月13日01:48 新京报
鲍曼与他的战友们被纳粹国防军部署到法国境内。正是从这里开始，他们反战、被判刑，并最终走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
87岁的路德维格·鲍曼曾是纳粹国防军的一员，但参军不久就因对战争反感而脱离部队。被捕后他被纳粹军事法庭判处“叛逃罪”。这个屈辱的标签在此后近六十年里一直伴随着他。实际上，二战期间，曾有数万名德国士兵被以“叛徒”罪处决，幸存者在战后60多年中也受到歧视。直到本月8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德国议会终于还他们以清白，废除了背在这些人身上的叛国罪名。
9月8日，德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为那些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当局判处“叛国罪”的“罪犯们”平反。为这一刻，87岁的二战老兵路德维格·鲍曼已经努力了二十多年，萦绕他大半辈子的那股绝望、辛酸和愤怒的情绪终于得到了消解。
获刑 幸运逃脱死刑处罚
1941年，年仅19岁的鲍曼怀着对“伟大领袖希特勒”的崇拜加入纳粹国防军，他被派遣到法国驻扎。一年多后，在战场所见到的屠杀和摧残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想法，“我意识到这是一场罪恶的、种族灭绝的战争，我改变了主意，不想再为希特勒卖命。”
次年，纳粹部队驻扎在法国波尔多时，鲍曼伺机逃离部队，却不幸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多亏他家境富裕，家里人东奔西走为他打通关系，才得以改判为12年监禁。尽管如此，鲍曼和另外一些抵触战争的士兵们仍在监狱里受尽折磨。
“纳粹没有对我们下毒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想从我们口中逼问出同党的名字，实际上，协助我们逃走的是法国当地的抵抗组织。10个月后，我们被送到了集中营，接着又被遣送到国防军监狱。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1300多名蒙受着同样罪名的士兵却死在了那里。”
德国战败后，鲍曼重获自由，但他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原以为战争结束后大家会感谢我们的行动，谁知却蒙受了更多的羞辱，我们被看成胆小鬼、罪犯、叛徒，还受到威胁。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不少人结局凄惨、受尽屈辱。没有人为我们说话。”
处境 纳粹灭亡未改“叛徒”身份
每当路德维格·鲍曼看到影片《刺杀希特勒》的海报，他就会流泪不止，“总有一股夹杂着绝望、辛酸和愤怒的感情涌上心头。”鲍曼说，“我们把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视为英雄，但约翰却仍被看成叛徒，这样合理吗？”
鲍曼老人所说的“约翰”是他的一位朋友、纳粹国防军曾经的一等兵约翰·卢卡斯希茨。当时，卢卡斯希茨所在的部队中有些士兵仿照苏联红军成立了“秘密小团体”。卢卡斯希茨并没有加入其中，但也不愿意打小报告。就是因为没有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纳粹军事法庭以“对叛变图谋知情不报”判处他死刑。
卢卡斯希茨在狱中的床位和鲍曼紧挨着。鲍曼回忆说，“他的胳膊和腿都被戴上了沉重的锁链，关节严重受损。”死刑判决下达数天后，年仅24岁的卢卡斯希茨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历史学家统计，二战期间，纳粹军事法庭以逃兵、拒服兵役、叛国等罪名，判决约3万名军人死刑，其中约两万人被处死。另外，大约10万人因这些罪名入狱。这些“叛徒”不限于德国人，还包括奥地利、丹麦、挪威、罗马尼亚等国军人。
针对鲍曼和卢卡斯希茨这样的“叛逃士兵”的罪名并没有因为纳粹的灭亡而更改。政府的理由是，赦免这些人的罪名对所有参加战争的士兵不公平，也不利于提振德国军队的士气。
维权 自创组织为战友奔走
面对这样的结果，鲍曼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战斗。“大部分逃兵和纳粹军事法庭的受害者毫无尊严地死去了，我们活着的人不能屈服，要为我们这一群人的尊严而战斗。”
1990年，鲍曼创立“纳粹军事审判受害者联盟”，为自己和其他有同样遭遇的德国老兵争取平反，游说政府从法律上赦免因背叛纳粹而蒙受罪名的士兵。2002年，德国联邦议院终于通过一项法案，给那些有脱逃、拒服兵役和惑乱军心罪名的人正名。
然而，这道赦令将有叛变罪名的人排除在外，理由是无法证明他们的叛逃行动没有给其他士兵或平民造成伤害。在鲍曼看来，那些被打上“战争叛变者”烙印的士兵并非真正的叛国者。“他们只是做出了一些人道的举动。有的士兵将犹太人藏了起来，有的帮助军事监狱的囚犯，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做事。”
鲍曼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认同。德国研究纳粹抵抗运动的专家约翰尼斯·图切尔说，“这些人并不是叛国者，他们是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的一部分。”
在德国议会最终为他们洗脱“叛国”罪名后，鲍曼如释重负之余，更多的是感到遗憾。“对我们这个群体而言，议会通过的这项法案是我们长久斗争迎来的高潮，遗憾的是，许多的战友没能活着看到这道法令，现在的我只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不过，这场为尊严而站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
幕后
政治斗争导致正义“迟到”
各党经讨价还价方同意废除“叛逃”罪名
对于纳粹帝国的十万“叛逃者”，德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维特和德特勒夫·弗格尔的研究指出，其中大部分人蒙受着不公正的罪名。
“叛变”多基于道德考虑
在两位历史学家合著的《最后的禁忌》一书中，他们研究了多名“叛逃者”的案卷，结果发现，大多数士兵“叛变”的举动是基于道德考虑，他们的行为并没有给其他士兵带来危害。
那时候私下批评帝国、表达对犹太人的同情都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尤其在纳粹帝国倒台前的那几年，大部分被处决的都是极普通的士兵。
去年，维特将他的研究成果提交给德国议会法律委员会，申请为这些士兵全面平反。但是基督教社会联盟立场强硬，反对全面平反，并称那些有“叛逃”罪名士兵的亲属如果觉得不公正，可以单独申请重新审核。
社会压力迫各党妥协
尽管历史学家证据确凿，在德国执政的大联合政府中，保守的联盟党和偏左翼的社民党却不约而同地对这项提案说“不”。德国媒体分析说，其中重要原因是议会中的党派斗争。
这份消除“叛逃”罪名的法案由议会中的“左翼党”党团提出，联盟党和社民党都不喜欢这个政治对手。议会选举在即，两大党都不愿意“左翼党”借这份议案出风头。联邦议院法律委员会中一名基民盟成员卡尔·德塞尔一语道破天机：“把我们当傻子耍是左翼党唯一感兴趣的事。”
与此同时，来自德国各界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德国基督教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冈·胡伯主教致信司法部长，要求对“叛逃者”全面平反。汉堡大学的资深历史教授胡根·干泽尔也呼吁“打破德国纳粹遗留的这最后一道禁忌”。
社民党要求左翼党“为了提案通过”而放弃单独提案，改由两大执政党提出。左翼党则表示，放弃单独提案可以，但要由议会各党派共同提出，而这一点又受到联盟党的拒绝。经过数个月讨价还价，议会全部5个党派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全面废除“叛逃”罪名。
一份原本应该早就通过的议案，却被迫拖延了如此之久。用议案发起人、左翼党议员让·科特的话来说，这是“议会政治斗争的可悲教训”。（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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