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的梦 对话 陆川的魂
| 发布时间： | 2009-09-30 08:24:56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小时候父亲说的一些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父亲说，村子里死了很多人，我原本还有一个叔叔，也因为日本发起的那场侵略战争而去世。我当时就很悲伤——
简介：
王选的梦 对话 陆川的魂
打官司拍电影都是
缘起
情感推动做有意义的事
陆川：您为什么会去跟日本人打细菌战这场官司呢？是因为家里有亲属受到细菌战的影响了吗？
王选：小时候父亲说的一些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父亲说，村子里死了很多人，我原本还有一个叔叔，也因为日本发起的那场侵略战争而去世。我当时就很悲伤，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我的血脉亲情观念很重。
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村里的人是没有具体概念的，只说发生了鼠疫，还说和日本人有关。后来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村里人说要和日本人打官司，让我一同参加，帮助他们。这就是我打细菌战官司的起源，最初还是感情的推动力。
还有一个背景，我父亲是司法官员，我去日本留学，学的也是政治、法律，打官司可以说是家庭的渊源。
那你作为导演，为什么会对南京大屠杀的题材感兴趣？
陆川：我是非常敬佩王选老师的。很多年前就在电视里看到您在为细菌战官司奔走呼号。可以说，你是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你力所能及的事。
不过，我和王老师的出发点不一样，我是个电影导演，想拍部电影触及人性，这是我的出发点。当然，我也有情感的因素，因为我在南京上大学，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日本侵华战争确实很有感触。
后来，我翻阅了大量资料，才开始了解更多的事情。在对待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上，日本却采取了跟对待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相反的态度，暧昧、不负责任。这与人们对于史实不了解、相关方面的研究不完整也有关。
王选：我给你寄过一本讲衡阳会战的书。记得吧？
陆川：我特喜欢那书，一口气就看完了。
王选：那你把它拍成电影吧，会很有意义的。我记录了一些资料，衡阳会战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记下来了，准备留给愿意拍这个题材的导演看。比方说，百姓逃难的方式都很值得表现，有人抓着木板从水上漂走，还有人钻进马群里面爬，摸着马腿、蹭着马粪逃生。
陆川：您可以考虑，下面跟我一起拍部战争片，哈哈，开个玩笑。
关于王选
存在于这个时代是幸运
陆川：我觉得有两个女英雄。一位是您，还有一位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张纯如。在加拿大影展上很多人问我，你拍《南京！南京！》有没有受到张纯如的影响。我说，张纯如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动力。
我觉得我是在跟进您们这两位女英雄，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王选：我现在邮箱里还有张纯如的邮件，不舍得删，留作纪念吧。她是个绝顶聪明、家世很好的人，一直都很顺利。她说话非常有力，是一个雄辩的人。但是,人若坚硬得像一块钢一样，遇到一定的温度就会熔化，没有那么强的承受能力。
陆川：我还觉得您和苏珊桑格格有些地方很像，都是公众领域知识分子，都有敏捷的思维。
王选：我很喜欢她，我还说过要做中国的苏珊桑格格。
有个美国人跟我说，跟你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别人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他们都说跟我讲话，要用3个脑袋。我说我都不知道，今后会注意这一点的。但我不是装的，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感觉我这样的人能够存在于这个时代，已经很幸运了。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在我那一辈是不可能产生的。不同年代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我是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而你是通过拍电影的方式表达，我们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陆川：您说不同时代的人做不同的事，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王选：1966年的时候搞大串联，我去了北京天安门拍照片，穿的鞋子前面露出了两个大脚趾。那个时候喜欢旅行，看地图，对军事史感兴趣。“文革”的时候，父亲挨整了，留了很多惨痛记忆，但我妈妈是一个健康、开朗、心态很年轻的人，所以对家庭有协调的作用。
那时候我们家经常会有老人家来，其中有一个华东政法大学严姓副院长，让我记忆很深刻。每年放暑假，我们都会住到他们家。那是圣约翰大学的院子，就在苏州河边上，有一栋小洋楼，每天晚上会有“嘟嘟嘟”的汽笛声，当然也有很多蚊子。为什么后来我在上海买了一栋小洋楼，就是对那个时候的缅怀。
严院长对我们一直都很好。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的变化而遗弃我们一家的人，这是很难得的。
陆川：您曾经有过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王选：小时候对演讲特别感兴趣，自己写诗，妈妈也会教我们朗诵。像我们这代人，插队落户，留学日本打工，经历复杂，把自我都给遗忘了。后来再捡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一直都是对演讲感兴趣的。《红字》里的独白，让我特别震动，内心的痛苦的讲述，对我有莫大的影响。
陆川：跟日本打官司的这段经历，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了吗？
王选：别人说我以前不笑的，但现在我是笑的，官司打完了。很多人都指望我可以把这个大旗永远扛下去，但我也是个人。我不准备再打了。
而且我现在比以前沧桑多了。刚开始打官司的时候，不太有皱纹，但一直有老气的表情，因为沉思的时候很多，老是在想事情，老是觉得不开心。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笑容也多多了，性情比较平和，有自己的空间了，可以写文章，可以做研究。
关于陆川
拍“南京”时无法入眠
王选：你是学外语出身的人，为什么要拍电影呢？你学电影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
陆川：当我看过《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粱》这3部电影后，当即受到巨大震撼，开始想做导演了。
那还是1994年的时候，我学的不是电影，但想考电影学院研究生，唯一可以参考的电影就是《辛德勒的名单》，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看，无从下手的感觉。
希望国家更加关注在战争中受伤害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我跟学生做了一个细菌战“患烂脚病”受害者的社会调查，并提出了赔偿方案。希望我这一想法能实现。
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我的确会在工作里追求完美，在工作里获得最大的满足，这正是人自信的来源。———王选
打官司拍电影都是
缘起
情感推动做有意义的事
陆川：您为什么会去跟日本人打细菌战这场官司呢？是因为家里有亲属受到细菌战的影响了吗？
王选：小时候父亲说的一些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父亲说，村子里死了很多人，我原本还有一个叔叔，也因为日本发起的那场侵略战争而去世。我当时就很悲伤，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我的血脉亲情观念很重。
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村里的人是没有具体概念的，只说发生了鼠疫，还说和日本人有关。后来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村里人说要和日本人打官司，让我一同参加，帮助他们。这就是我打细菌战官司的起源，最初还是感情的推动力。
还有一个背景，我父亲是司法官员，我去日本留学，学的也是政治、法律，打官司可以说是家庭的渊源。
那你作为导演，为什么会对南京大屠杀的题材感兴趣？
陆川：我是非常敬佩王选老师的。很多年前就在电视里看到您在为细菌战官司奔走呼号。可以说，你是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你力所能及的事。
不过，我和王老师的出发点不一样，我是个电影导演，想拍部电影触及人性，这是我的出发点。当然，我也有情感的因素，因为我在南京上大学，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日本侵华战争确实很有感触。
后来，我翻阅了大量资料，才开始了解更多的事情。在对待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上，日本却采取了跟对待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相反的态度，暧昧、不负责任。这与人们对于史实不了解、相关方面的研究不完整也有关。
王选：我给你寄过一本讲衡阳会战的书。记得吧？
陆川：我特喜欢那书，一口气就看完了。
王选：那你把它拍成电影吧，会很有意义的。我记录了一些资料，衡阳会战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记下来了，准备留给愿意拍这个题材的导演看。比方说，百姓逃难的方式都很值得表现，有人抓着木板从水上漂走，还有人钻进马群里面爬，摸着马腿、蹭着马粪逃生。
陆川：您可以考虑，下面跟我一起拍部战争片，哈哈，开个玩笑。
关于王选
存在于这个时代是幸运
陆川：我觉得有两个女英雄。一位是您，还有一位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张纯如。在加拿大影展上很多人问我，你拍《南京！南京！》有没有受到张纯如的影响。我说，张纯如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动力。
我觉得我是在跟进您们这两位女英雄，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王选：我现在邮箱里还有张纯如的邮件，不舍得删，留作纪念吧。她是个绝顶聪明、家世很好的人，一直都很顺利。她说话非常有力，是一个雄辩的人。但是,人若坚硬得像一块钢一样，遇到一定的温度就会熔化，没有那么强的承受能力。
陆川：我还觉得您和苏珊桑格格有些地方很像，都是公众领域知识分子，都有敏捷的思维。
王选：我很喜欢她，我还说过要做中国的苏珊桑格格。
有个美国人跟我说，跟你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别人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他们都说跟我讲话，要用3个脑袋。我说我都不知道，今后会注意这一点的。但我不是装的，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感觉我这样的人能够存在于这个时代，已经很幸运了。
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在我那一辈是不可能产生的。不同年代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我是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而你是通过拍电影的方式表达，我们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陆川：您说不同时代的人做不同的事，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
王选：1966年的时候搞大串联，我去了北京天安门拍照片，穿的鞋子前面露出了两个大脚趾。那个时候喜欢旅行，看地图，对军事史感兴趣。“文革”的时候，父亲挨整了，留了很多惨痛记忆，但我妈妈是一个健康、开朗、心态很年轻的人，所以对家庭有协调的作用。
那时候我们家经常会有老人家来，其中有一个华东政法大学严姓副院长，让我记忆很深刻。每年放暑假，我们都会住到他们家。那是圣约翰大学的院子，就在苏州河边上，有一栋小洋楼，每天晚上会有“嘟嘟嘟”的汽笛声，当然也有很多蚊子。为什么后来我在上海买了一栋小洋楼，就是对那个时候的缅怀。
严院长对我们一直都很好。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的变化而遗弃我们一家的人，这是很难得的。
陆川：您曾经有过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王选：小时候对演讲特别感兴趣，自己写诗，妈妈也会教我们朗诵。像我们这代人，插队落户，留学日本打工，经历复杂，把自我都给遗忘了。后来再捡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一直都是对演讲感兴趣的。《红字》里的独白，让我特别震动，内心的痛苦的讲述，对我有莫大的影响。
陆川：跟日本打官司的这段经历，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了吗？
王选：别人说我以前不笑的，但现在我是笑的，官司打完了。很多人都指望我可以把这个大旗永远扛下去，但我也是个人。我不准备再打了。
而且我现在比以前沧桑多了。刚开始打官司的时候，不太有皱纹，但一直有老气的表情，因为沉思的时候很多，老是在想事情，老是觉得不开心。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笑容也多多了，性情比较平和，有自己的空间了，可以写文章，可以做研究。
关于陆川
拍“南京”时无法入眠
王选：你是学外语出身的人，为什么要拍电影呢？你学电影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
陆川：当我看过《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粱》这3部电影后，当即受到巨大震撼，开始想做导演了。
那还是1994年的时候，我学的不是电影，但想考电影学院研究生，唯一可以参考的电影就是《辛德勒的名单》，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看，无从下手的感觉。
希望国家更加关注在战争中受伤害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我跟学生做了一个细菌战“患烂脚病”受害者的社会调查，并提出了赔偿方案。希望我这一想法能实现。
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我的确会在工作里追求完美，在工作里获得最大的满足，这正是人自信的来源。———王选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