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真正的缺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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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一个真正的缺氧国家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共识,他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
□本报记者曹海东实习生梁嘉琳发自北京
34岁的彭小峰几乎一直待在“空中”。最近他又赶往德国汉堡,参加一年一度的光伏太阳能展览会。见客户、签订单,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手销往国外。
在过去的几年内,他和数千企业家分享了这个急剧增长的市场———中国生产了全球40%的光伏产品、超过50%的太阳能热水器以及组装了70%的世界风电设备。
不同于父辈蜗牛般的财富积累速度,这个腼腆的小伙子不到三年就成为中国新能源首富,身家一度高达400亿元。这相当于他老家江西吉安市2008年财政收入的8倍。
现在,在偏僻的江西新余市,彭小峰指挥着一万多名员工生产光伏太阳能产品。他骄傲地说,婴儿最容易做梦,我们就要做成光伏行业的领袖公司。
这种创富神话的背后是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飞速增长,即使在去年全球经济最不景气之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还是增长了18%。“目前,中国绿色思维、绿色产业已进入根本变革时代。”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判断。9月,她在大连参加2009夏季达沃斯年会时发现,80％的会议主题涉及到绿色、能源、气候变化。
中国正在成为这场绿色经济大戏的主角。这场大戏从开幕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30年前,中国就已登上世界环保舞台,但真正成为主角那是新世纪的事情。
在这期间,中国人第一次如此热切地关注自己生存的环境,他们“散步”抗议PX工程；他们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环境维权；他们倡议骑自行车出行；他们去超市买电器仔细看清能效标识,甚至不忘给自己预备一个时尚的环保购物袋。
无数的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生活正在被这股潮流改变。当然,还包括那个十几年前曾在江西吉安外贸公司担任业务员的彭小峰。
少数人的权力
1970年代国家环境保护小组负责的是没人愿意管理的“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有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他们戏说自己就是“三废”。
至少在30年前,环保、绿色在中国还只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当《寂静的春天》这本描述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小册子1979年5月在中国出版的时候,出版社还不忘在书籍的前几页加上“批判”序言。尽管如此,它却让很多人激动不已。
国家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至今记得,当他打开《寂静的春天》的时候,首先就用订书机订上了前几页批判的序言。这个曾经服从国家分配的小伙子第一次觉得他应该离开林业局———林业局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砍伐天然林。“清澈的露水河没几年就像小黄河一样。”然而,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还没有人意识到环保,“人人脸上流露的表情是渴望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1984年第一次来北京的世界自然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DeborahSeligsohn回忆道。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28年后的2008年超过了3000美元。57岁的刘约翰在中美建交第一年就来到中国。当第一次在北京郊区,刘约翰看见有人在烧汽车蓄电池来获取里面的金属时“非常震惊”,因为这会释放出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慢慢我发现,中国民众总觉得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责任,与他们无关。”满脸络腮胡子的刘约翰摊开双手,无奈地耸耸肩。
尽管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只是当时环保局负责的是没人愿意管理的“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有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他们戏说自己就是‘三废’。”国家环保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
作为市场经济宠儿的企业更没有积极性。20年前,当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走到龚木全砖场的接待室的时候,龚木全只能疑惑地听着老外们谈论的那些奇怪的名词———节能降耗、温室气体排放。“砖场还有气体?”龚木全,这位四川省的制砖老板充满了疑惑。上世纪80年代,在乡镇企业办工作的龚木全,挽救了他们村濒临倒闭的砖场。
现在,这位大老粗正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挥舞着手臂给记者讲述着什么是温室气体减排。他的企业1998年被农业部确定为首批温室气体减排的示范砖瓦企业。
没有人能理解那一代人的苦闷。沈孝辉发现即使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司、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都难觅知音。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也曾在文章回忆中说,直到“2001年,我在一次论坛上还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环保组织VS政府
一位国家高层认为怒江修建水坝之事当时还在政府讨论阶段,“为何事先通报媒体”,组织座谈会的环保总局官员由此坐了三个月冷板凳。
1999年元旦,当影视红星刘晓庆在北京街头捡垃圾的新闻登上媒体时,沈孝辉以公务员身份加入了民间环保组织。和刘晓庆一样,当时他能做的只有“老三样”———观鸟、种树、捡垃圾。
对于早期的中国环保NGO来说,公众能够参与的内容很少。不过,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让分散的精英得以集中起来。从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至今,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超过了3500家。
中国环保NGO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促使政府倾听民间意见发轫于2001年。当时京密引水渠昆玉段治理,采用的方法是在河岸河底铺设水泥、石头,不再用土壤治理。这引发了大批学者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
当年3月,京城三大环保NGO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联合向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水利局、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发出邀请,要求开听证会。而政府部门认为听证会只能政府开,最终冠以“对话会”。“本来双方准备充分沟通,结果一位与会领导斥之为有组织的非政府会,最终不欢而散。”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回忆说。尽管如此,这却开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质询政府决策的先河。
两年后,当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实施的时候,倡导公众参与的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这场会议的正反双方剑拔弩张,不久就拉开了至今未决的怒江建坝反对浪潮。
由于个性官员的强力推行,这也是中国NGO、媒体第一次正式介入国家职能部门的研讨会,而且是在一项工程未决之前。事后,一位国家高层认为怒江修建水坝之事当时还在政府讨论阶段,“为何事先通报媒体”,组织该座谈会的环保总局官员由此坐了三个月冷板凳。
这次交手最终以环保总局偃旗息鼓作罢,但是民间环保组织却通过上书、考察、签名,利用名人效应等诸多方法,促使国家高层于2004年做出暂缓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批示。
事实证明,怒江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环保组织已从最早的环境教育步入到影响政府决策的阶段。
汪永晨说,中国民间环保NGO之所以能够和政府最终合作,成为监督政府决策的力量,源于中国NGO早期由众多媒体记者组成。清华大学的NGO研究学者邓国胜将此总结为“媒体NGO化”。
正是NGO和环保局的天然盟友关系,此后环保局在媒体、NGO等各方支持下,相继开展系列环评风暴。
启蒙结束,博弈开始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政策。
如今,环保部的官员喜欢拿越变越大的公章证明中国环境保护二十年来的变化。
最早环保局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一个司局的时候,公章没有国徽图案,到了国家环保局之时,虽然公章没变大,但有了国徽,随后环保总局、环保部几次机构变化,“每次变大几毫米”,一位环保部官员笑着用手比划着公章大小。
公章是变大了,但环保部的实质权力并未随之变大。
今年6月,环保部决定暂停审批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这也是环保部升格为部之后的首次环评风暴。
在此之前的四年间,国家环保总局刮起数次环评风暴。第一次环评风暴期间,56家环保组织还联名声援寄予厚望的国家环保总局。
最终事实证明,大量的项目都已补票通过。“中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式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潘岳曾如此总结环评风暴只打雷不下雨。
美国洛基山研究所主席AmoryBLovins在一次中美气候峰会中曾以赞许的语气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持续24年(直到2001年)中每年降低能耗强度超过5%的国家,并且也是惟一一个将能效纳入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
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迅速重工业化,尤其中国如同一条饥饿的巨龙吞噬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支撑着这条巨龙的蹒跚前进。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陕西采访期间,煤尘扑面而来,火光冲天。在卫星图片上,晋陕蒙交界之处竟然被黑压压的云团笼罩。
如同二战之后美国等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进而引发环境运动高潮一样,中国的环境危机也在此时进入高发期。
多次考察长江污染的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曾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每分钟就有3吨污水排入长江,而每年排入的长江污水高达260亿吨。
章琦说,长江沿岸集中了许多钢铁、造纸、化工行业的大企业,这些企业正是瞅准了排污方便、用水方便、运输方便,而本来应该监管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已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为了遏制恶化的环境状况,环保局曾试图强制火力发电厂加装脱硫设备,但是电厂却说要增加1/3甚至一半的投资,最终只好让电厂预留加装脱硫装置的位置。曾经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初始,环保总局意欲征收2元,最终妥协的结果是2毛。“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政策。
该官员说,每次通过与环境相关的法律之时,都要耗时耗力,最后各种棱角都被磨没了,而到了条例通过之时,更是“刺刀见红”。
绿色成为行动
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怒江事件一年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为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公众听证会。事后,一位环保总局的官员向记者感慨说,环评司就几个人,其他工作都放下了,才准备了一次圆明园听证会。
尽管如此,这却是中国至今惟一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认为,圆明园听证会“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把听证会展示给大家看,公众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了环境决策中”。
除此之外,解振华任期内的环保总局设置了环境使者、环境特使等诸多公众参与内容,虽然“每年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却开启了“沟通之门”。
厦门PX事件中,学者、厦门市民通过特有的方式维护了生存的环境权益。之后,各地的环境维权事件层出不穷。
按照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理论,当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时,环境状况就可能好转。中国似乎离此目标还很遥远。
不过,环保在中国目前已经从一个先锋话题逐渐演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在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开发商会打出山水环绕、绿树成荫的广告,在建材市场,精明的商家会不断推荐各种环保家具、建材。
不仅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注意生存的环境,在政府的推动下,就连那些大山里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
9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刘约翰在其工作室为记者播放了他拍摄的黄土高原的纪录片。镜头落在1995年陕西延安附近的一座小县城。那时连绵不断、沟壑叠生的黄土高坡一眼望去,只有黄色一种颜色,绿色只是一种奢望。太阳暴晒下的黄土高坡上,一位皱纹满面的老农惆怅地抽着旱烟。
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当地政府号召大家退耕还林的时候,一位年纪大的村民发怒道:“种什么树?我现在的粮食都不够吃了,还不让我种地?都种树了,那到时候我的孙子吃什么?”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此后6年间,刘约翰不断跟踪拍摄这个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为了保护生态,世界银行和政府帮助农户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圈养和饲料喂养,还给退耕还林的农民开工资。项目开始的第一年,“草地开始恢复,树木开始发芽”。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土地的产出也提高了10倍,村民的收入大大提高。
绿色成为生意
记者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评选2009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恐怕没有人会对“气候变化”持有异议。一个上万公里之外的城市哥本哈根牵动着北京所有的论坛的神经。
中国学者、官员赶场式参加京城各种气候、低碳论坛,第二天他们的发言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之上。他们的表态成为外界窥探中国气候变化谈判态度的风向标。
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主办方发动参会人员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祝福,然后粘贴在一张岩石裸露的图片上,最后呈现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麓照片。此举引来一阵阵掌声。
一位从事气候报道多年的媒体人士感慨说,四年前,当他们找这些学者的时候,他们摇摇头,甚至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话题。
最近十年,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府报告的核心主题。政府也从早期的关注治水扩展到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从早期的给予小额资金支持,到开始动用财税等杠杆手段；从早期的温和鼓励到设立强制目标。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其中,环境保护、节能两项在2007年之后的频率提及更高。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隐忧。“什么东西能带来变化,只有恐惧。”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现在政府不仅是玩一个国际游戏,而且是为未来考虑。”着眼未来,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绿色经济实验场。
和很多外资投资者一样,两年前,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也将北京设立了中国办事处。他们说,新能源、新技术、能效、水污染、固体废物处理等正在成为外资青睐的内容。
就在四年前,原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家强第一次给国外投资者讲述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时,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政府能给企业什么优惠、中国市场发展前景此类的宏大问题。这些问题曾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关注的重点。
四年之后,当陈家强再在各种风能、太阳能论坛上遇到这些投资者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早期关注“如何参与”转到了“发展遇到的瓶颈是什么,未来的走向”等更为细微的问题。“这就是这个行业两三年以来发生的惊人变化。”陈家强说。
这种变化的体验不只发生在陈家强一人身上。
过去的几年内,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程裕富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给投资者介绍中国的新能源项目。这位服务于国内一家低碳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目前,国外大的投资机构基本都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基金进入中国的方式更是多样。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技术入股和市场入股都是外资进入中国新能源市场的重要的途径。
这些资金、技术以及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正在启动中国这一庞大的绿色经济市场。如同上一轮互联网引发的革命一样,新的创富故事正在中国上演。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43岁的王传福率领团队挑战世界难题。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项目冉冉升起,就连巴菲特都对它青睐有加。在偏僻的江西新余,被新余市委书记感慨比自己儿子还要小的“70后”的彭小峰成了中国大陆的新能源首富。一位名为陈志武的耶鲁大学教授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46岁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比乾隆皇帝还要富裕。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也开始争做低碳城市。它们意图使自己的城市变得绿色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开始试验放弃对官员的GDP考核。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不约而同向同一个方向———绿色的方向前进,它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周嵘、本报记者徐楠、袁瑛对本文亦有贡献)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共识,他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
□本报记者曹海东实习生梁嘉琳发自北京
34岁的彭小峰几乎一直待在“空中”。最近他又赶往德国汉堡,参加一年一度的光伏太阳能展览会。见客户、签订单,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手销往国外。
在过去的几年内,他和数千企业家分享了这个急剧增长的市场———中国生产了全球40%的光伏产品、超过50%的太阳能热水器以及组装了70%的世界风电设备。
不同于父辈蜗牛般的财富积累速度,这个腼腆的小伙子不到三年就成为中国新能源首富,身家一度高达400亿元。这相当于他老家江西吉安市2008年财政收入的8倍。
现在,在偏僻的江西新余市,彭小峰指挥着一万多名员工生产光伏太阳能产品。他骄傲地说,婴儿最容易做梦,我们就要做成光伏行业的领袖公司。
这种创富神话的背后是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飞速增长,即使在去年全球经济最不景气之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还是增长了18%。“目前,中国绿色思维、绿色产业已进入根本变革时代。”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判断。9月,她在大连参加2009夏季达沃斯年会时发现,80％的会议主题涉及到绿色、能源、气候变化。
中国正在成为这场绿色经济大戏的主角。这场大戏从开幕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30年前,中国就已登上世界环保舞台,但真正成为主角那是新世纪的事情。
在这期间,中国人第一次如此热切地关注自己生存的环境,他们“散步”抗议PX工程；他们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环境维权；他们倡议骑自行车出行；他们去超市买电器仔细看清能效标识,甚至不忘给自己预备一个时尚的环保购物袋。
无数的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生活正在被这股潮流改变。当然,还包括那个十几年前曾在江西吉安外贸公司担任业务员的彭小峰。
少数人的权力
1970年代国家环境保护小组负责的是没人愿意管理的“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有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他们戏说自己就是“三废”。
至少在30年前,环保、绿色在中国还只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当《寂静的春天》这本描述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小册子1979年5月在中国出版的时候,出版社还不忘在书籍的前几页加上“批判”序言。尽管如此,它却让很多人激动不已。
国家林业局的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至今记得,当他打开《寂静的春天》的时候,首先就用订书机订上了前几页批判的序言。这个曾经服从国家分配的小伙子第一次觉得他应该离开林业局———林业局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砍伐天然林。“清澈的露水河没几年就像小黄河一样。”然而,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还没有人意识到环保,“人人脸上流露的表情是渴望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1984年第一次来北京的世界自然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DeborahSeligsohn回忆道。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28年后的2008年超过了3000美元。57岁的刘约翰在中美建交第一年就来到中国。当第一次在北京郊区,刘约翰看见有人在烧汽车蓄电池来获取里面的金属时“非常震惊”,因为这会释放出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慢慢我发现,中国民众总觉得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责任,与他们无关。”满脸络腮胡子的刘约翰摊开双手,无奈地耸耸肩。
尽管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只是当时环保局负责的是没人愿意管理的“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有的办公室只有三个人,他们戏说自己就是‘三废’。”国家环保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
作为市场经济宠儿的企业更没有积极性。20年前,当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走到龚木全砖场的接待室的时候,龚木全只能疑惑地听着老外们谈论的那些奇怪的名词———节能降耗、温室气体排放。“砖场还有气体?”龚木全,这位四川省的制砖老板充满了疑惑。上世纪80年代,在乡镇企业办工作的龚木全,挽救了他们村濒临倒闭的砖场。
现在,这位大老粗正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挥舞着手臂给记者讲述着什么是温室气体减排。他的企业1998年被农业部确定为首批温室气体减排的示范砖瓦企业。
没有人能理解那一代人的苦闷。沈孝辉发现即使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司、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都难觅知音。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也曾在文章回忆中说,直到“2001年,我在一次论坛上还非常起劲地论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
环保组织VS政府
一位国家高层认为怒江修建水坝之事当时还在政府讨论阶段,“为何事先通报媒体”,组织座谈会的环保总局官员由此坐了三个月冷板凳。
1999年元旦,当影视红星刘晓庆在北京街头捡垃圾的新闻登上媒体时,沈孝辉以公务员身份加入了民间环保组织。和刘晓庆一样,当时他能做的只有“老三样”———观鸟、种树、捡垃圾。
对于早期的中国环保NGO来说,公众能够参与的内容很少。不过,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让分散的精英得以集中起来。从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至今,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超过了3500家。
中国环保NGO真正登上历史舞台,促使政府倾听民间意见发轫于2001年。当时京密引水渠昆玉段治理,采用的方法是在河岸河底铺设水泥、石头,不再用土壤治理。这引发了大批学者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
当年3月,京城三大环保NGO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联合向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水利局、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发出邀请,要求开听证会。而政府部门认为听证会只能政府开,最终冠以“对话会”。“本来双方准备充分沟通,结果一位与会领导斥之为有组织的非政府会,最终不欢而散。”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回忆说。尽管如此,这却开了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质询政府决策的先河。
两年后,当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实施的时候,倡导公众参与的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这场会议的正反双方剑拔弩张,不久就拉开了至今未决的怒江建坝反对浪潮。
由于个性官员的强力推行,这也是中国NGO、媒体第一次正式介入国家职能部门的研讨会,而且是在一项工程未决之前。事后,一位国家高层认为怒江修建水坝之事当时还在政府讨论阶段,“为何事先通报媒体”,组织该座谈会的环保总局官员由此坐了三个月冷板凳。
这次交手最终以环保总局偃旗息鼓作罢,但是民间环保组织却通过上书、考察、签名,利用名人效应等诸多方法,促使国家高层于2004年做出暂缓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批示。
事实证明,怒江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环保组织已从最早的环境教育步入到影响政府决策的阶段。
汪永晨说,中国民间环保NGO之所以能够和政府最终合作,成为监督政府决策的力量,源于中国NGO早期由众多媒体记者组成。清华大学的NGO研究学者邓国胜将此总结为“媒体NGO化”。
正是NGO和环保局的天然盟友关系,此后环保局在媒体、NGO等各方支持下,相继开展系列环评风暴。
启蒙结束,博弈开始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政策。
如今,环保部的官员喜欢拿越变越大的公章证明中国环境保护二十年来的变化。
最早环保局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一个司局的时候,公章没有国徽图案,到了国家环保局之时,虽然公章没变大,但有了国徽,随后环保总局、环保部几次机构变化,“每次变大几毫米”,一位环保部官员笑着用手比划着公章大小。
公章是变大了,但环保部的实质权力并未随之变大。
今年6月,环保部决定暂停审批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这也是环保部升格为部之后的首次环评风暴。
在此之前的四年间,国家环保总局刮起数次环评风暴。第一次环评风暴期间,56家环保组织还联名声援寄予厚望的国家环保总局。
最终事实证明,大量的项目都已补票通过。“中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式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潘岳曾如此总结环评风暴只打雷不下雨。
美国洛基山研究所主席AmoryBLovins在一次中美气候峰会中曾以赞许的语气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持续24年(直到2001年)中每年降低能耗强度超过5%的国家,并且也是惟一一个将能效纳入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
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迅速重工业化,尤其中国如同一条饥饿的巨龙吞噬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支撑着这条巨龙的蹒跚前进。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陕西采访期间,煤尘扑面而来,火光冲天。在卫星图片上,晋陕蒙交界之处竟然被黑压压的云团笼罩。
如同二战之后美国等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进而引发环境运动高潮一样,中国的环境危机也在此时进入高发期。
多次考察长江污染的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曾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每分钟就有3吨污水排入长江,而每年排入的长江污水高达260亿吨。
章琦说,长江沿岸集中了许多钢铁、造纸、化工行业的大企业,这些企业正是瞅准了排污方便、用水方便、运输方便,而本来应该监管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已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为了遏制恶化的环境状况,环保局曾试图强制火力发电厂加装脱硫设备,但是电厂却说要增加1/3甚至一半的投资,最终只好让电厂预留加装脱硫装置的位置。曾经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初始,环保总局意欲征收2元,最终妥协的结果是2毛。“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政策。
该官员说,每次通过与环境相关的法律之时,都要耗时耗力,最后各种棱角都被磨没了,而到了条例通过之时,更是“刺刀见红”。
绿色成为行动
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怒江事件一年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为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公众听证会。事后,一位环保总局的官员向记者感慨说,环评司就几个人,其他工作都放下了,才准备了一次圆明园听证会。
尽管如此,这却是中国至今惟一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认为,圆明园听证会“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把听证会展示给大家看,公众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了环境决策中”。
除此之外,解振华任期内的环保总局设置了环境使者、环境特使等诸多公众参与内容,虽然“每年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却开启了“沟通之门”。
厦门PX事件中,学者、厦门市民通过特有的方式维护了生存的环境权益。之后,各地的环境维权事件层出不穷。
按照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理论,当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时,环境状况就可能好转。中国似乎离此目标还很遥远。
不过,环保在中国目前已经从一个先锋话题逐渐演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在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开发商会打出山水环绕、绿树成荫的广告,在建材市场,精明的商家会不断推荐各种环保家具、建材。
不仅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注意生存的环境,在政府的推动下,就连那些大山里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
9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刘约翰在其工作室为记者播放了他拍摄的黄土高原的纪录片。镜头落在1995年陕西延安附近的一座小县城。那时连绵不断、沟壑叠生的黄土高坡一眼望去,只有黄色一种颜色,绿色只是一种奢望。太阳暴晒下的黄土高坡上,一位皱纹满面的老农惆怅地抽着旱烟。
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当地政府号召大家退耕还林的时候,一位年纪大的村民发怒道:“种什么树?我现在的粮食都不够吃了,还不让我种地?都种树了,那到时候我的孙子吃什么?”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此后6年间,刘约翰不断跟踪拍摄这个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为了保护生态,世界银行和政府帮助农户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圈养和饲料喂养,还给退耕还林的农民开工资。项目开始的第一年,“草地开始恢复,树木开始发芽”。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土地的产出也提高了10倍,村民的收入大大提高。
绿色成为生意
记者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评选2009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恐怕没有人会对“气候变化”持有异议。一个上万公里之外的城市哥本哈根牵动着北京所有的论坛的神经。
中国学者、官员赶场式参加京城各种气候、低碳论坛,第二天他们的发言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之上。他们的表态成为外界窥探中国气候变化谈判态度的风向标。
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主办方发动参会人员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祝福,然后粘贴在一张岩石裸露的图片上,最后呈现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麓照片。此举引来一阵阵掌声。
一位从事气候报道多年的媒体人士感慨说,四年前,当他们找这些学者的时候,他们摇摇头,甚至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话题。
最近十年,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府报告的核心主题。政府也从早期的关注治水扩展到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从早期的给予小额资金支持,到开始动用财税等杠杆手段；从早期的温和鼓励到设立强制目标。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其中,环境保护、节能两项在2007年之后的频率提及更高。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隐忧。“什么东西能带来变化,只有恐惧。”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现在政府不仅是玩一个国际游戏,而且是为未来考虑。”着眼未来,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绿色经济实验场。
和很多外资投资者一样,两年前,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也将北京设立了中国办事处。他们说,新能源、新技术、能效、水污染、固体废物处理等正在成为外资青睐的内容。
就在四年前,原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家强第一次给国外投资者讲述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时,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政府能给企业什么优惠、中国市场发展前景此类的宏大问题。这些问题曾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关注的重点。
四年之后,当陈家强再在各种风能、太阳能论坛上遇到这些投资者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早期关注“如何参与”转到了“发展遇到的瓶颈是什么,未来的走向”等更为细微的问题。“这就是这个行业两三年以来发生的惊人变化。”陈家强说。
这种变化的体验不只发生在陈家强一人身上。
过去的几年内,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程裕富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给投资者介绍中国的新能源项目。这位服务于国内一家低碳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目前,国外大的投资机构基本都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基金进入中国的方式更是多样。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技术入股和市场入股都是外资进入中国新能源市场的重要的途径。
这些资金、技术以及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正在启动中国这一庞大的绿色经济市场。如同上一轮互联网引发的革命一样,新的创富故事正在中国上演。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43岁的王传福率领团队挑战世界难题。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项目冉冉升起,就连巴菲特都对它青睐有加。在偏僻的江西新余,被新余市委书记感慨比自己儿子还要小的“70后”的彭小峰成了中国大陆的新能源首富。一位名为陈志武的耶鲁大学教授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46岁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比乾隆皇帝还要富裕。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也开始争做低碳城市。它们意图使自己的城市变得绿色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开始试验放弃对官员的GDP考核。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不约而同向同一个方向———绿色的方向前进,它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周嵘、本报记者徐楠、袁瑛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