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委书记 没有环境污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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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贵阳市委书记 没有环境污染的理由
□本报记者 曹勇 发自贵阳
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但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
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我要给你泼点冷水
2007年7月16日,清镇市委。市委书记杨明晋向顶头上司、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一行人介绍该市的“宏图”,他们要围绕辖区内的两个湖泊打造一个“城连水,水连湖”的美妙新城。“我们专门请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有著名的专家……”他高高地挥舞着手臂,一句快过一句,在座的人明显感到他很得意。若照此实施,别的不说,吸引的投资何止百亿?这要创造多少GDP?
李军静静注视着对面这个侃侃而谈的下属,心潮起伏。
一个多月前,他被任命为贵阳市委书记。初当大任,他就开始“常常睡不着觉”,他将如何带领这个地理位置独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的“森林之城”向前发展呢?是沿袭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期的发展,还是着眼长远、另辟蹊径?
李军曾在中直机关工作18年,养成了从宏观看问题的习惯。2003年,41岁的他被“空降”到贵州省任省长助理,之后又担任了两年半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些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实践给了他不同常人的积累。“我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贵阳人了,”他告诉记者,来到贵阳之后,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城市,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他常常和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一同到各地去推介贵州(包括贵阳),“卖风景,卖气候”,从那时起,他就感到,和国内许多兄弟省市相比,贵州、贵阳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当上市委书记后,李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地图琢磨贵阳以及周边的城市,他坚信,只有在生态优势上面做文章,才是明智的选择。
也就在这时,滇池、太湖和巢湖再次大规模爆发蓝藻,引起各界躁动；而一个月后,7月15日,长春市的新立城水库爆发蓝藻,全市全面停止供水,长春市民高度恐慌。这使李军惕然心惊。第二天,他就来到“两湖一库”巡查。
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不仅风景优美、林木葱郁,还承担着贵阳市中心城区70%以上的居民用水和清镇市所有居民用水的供给任务,被李军称为“三口水缸”。近年来“两湖一库”水质急剧恶化,连国务院都知道了。7月6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随即作出批示并当面指示李军:“请深刻理解温家宝总理的精神,这是关系到数百万群众的民生问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及早治理,及早安生。”乱搭乱建,污水横流,直接排进湖里……“我看到水都是黑色的,农民说牛喝了这水都拉肚子,甚至死掉。”李军说,场面令他“揪心”,他竟然在红枫湖也看到了蓝藻!随行的环境监测人员告诉他,“两湖一库”的水质已降到了四类、五类,有些地方已经成了劣五类。“我要给你泼点冷水。”听完杨明晋的报告,李军毫不客气地说,环境专家警告,就算“两湖一库”周围不建新城,照此下去都有变成滇池、太湖的可能,这新城一建那还得了?
杨明晋愕然。
李军问:你算过账没有,究竟是钱大还是命大?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这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李氏三问”的第一问。
接着他又说出了第二问———你想过没有,究竟是治理划算还是污染划算?
英国的泰晤士河,投入了300亿英镑和100年时间,日本的琵琶湖投入了180亿美元和35年的时间；在我国,滇池周边企业20年时间里创造了几十亿的产值,但是治理已经花了50亿元,至今难以解决,预计今后将花费至少490亿元和更长的时间；淮河流域小纸厂创造了不到500亿元的产值,但要把淮河水治理到较低标准的五类水,至少需要3000亿元和100年时间。“一缸水脏了,还可以换掉,而“两湖一库”这三缸水弄脏了,可就不是换掉那么简单了。”李军说,他希望大家像保护自家的水缸一样保护两湖一库。
李军发布了两个命令:“两湖一库”必须整治,清镇的城市规划必须调整,已经上马和即将上马的项目,该舍弃的必须坚决舍弃。“两湖一库”的重点保护区域要划定红线,建立不准开发的生态功能区。
他对各区县的一把手说,如果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你；但你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
究竟是谁的事情
“李氏三问”的第三问:究竟是自己的责任还是他人的责任?2007年7月16日那天的巡查让李军还看到了一个问题:“两湖一库”之所以污染到这个地步,与官员们缺乏责任感有关。
在红枫湖,李军问红枫湖管理处处长,在治理红枫湖污染上有什么作为、能够办点什么事?
处长想了半天说,污染是别人造成的,自己做不了什么。李军就问,你就只是收门票啊?
处长说,是啊,一年收四百多万门票呢。李军感叹:“收门票还用得着一个正县级单位吗?你哪怕想办法清理一下水面和湖边的垃圾也好啊。”在否定了清镇市委的城市发展规划方案后,李军接着问官员们,不是你们的事情,究竟是谁的事情?
指责起了作用。环保局立即组织了巡查队到“两湖一库”巡查,发现不符合污水处理的“农家乐”等经营场所,就立即关闭。有一个项目,其他部门都批了,但环保就是不让它过。李军很高兴,给环保部门的上报材料作出批示:及时巡查好,严厉查处好。
他不失时机地告诫官员们,要弄明白铁面无私履行职责和乌纱帽是什么关系。
一个月后,贵州省人大组织巡视组检查“两湖一库”的治理情况。李军看了巡查组的报告后“觉得不过瘾”,提出:希望你们的报告写得严厉、尖锐一点,提出一条条能够见实效的硬措施,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客气”,而是能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利器”。
李军向巡查组表达决心:在“两湖一库”问题上,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今年两湖局部已现蓝藻,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如果蓝藻大面积爆发,甚至引起全城恐慌,那我将罪责难逃!”他说,贵阳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垄断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受贿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环境保护法庭
2007年11月20日,李军上任5个多月后,一个新事物———环境保护法庭诞生了。
环境保护为什么那么难?李军认为,关键是人们习惯了使用行政手段,一个应该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偏使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而依法治污是国外的成功经验,千湖之国芬兰有18万个湖泊,政府通过立法并严格依法治理污染,对严重污染水源和空气的企业课以巨额罚款甚至关闭。南非、科威特等国都设有环境法庭,对环境违法者实施严厉制裁。
环境保护法庭成立的第一个案子是个公益诉讼案件,比环境保护法庭晚10天成立的“两湖一库”管理局(下称管理局)起诉天峰化工集团。管理局的成立,是出于加强行政手段的考虑,原先“两湖一库”各有一个管理处,分属水利、旅游等不同的部门,李军将他们合并成一个直属贵阳市政府管辖的局,抽调清镇市主管经济的常务副市长丁雄军博士担任局长。管理局的任务就是“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两湖一库”,是和法庭配套的行政机构。与管理局同一天成立的,还有两湖一库基金会,这是李军治理“两湖一库”的第三个“法宝”。
天峰集团是个老牌的污染大户,丁雄军清楚地记得,管理局起诉它的时间,是在他上任后的第七天,“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案件。”他说,天峰集团不属于清镇管,也不属于贵阳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传统的方式有两个:一、贵阳市政府向当地政府发函,要求督促解决,而当地政府可理可不理；二、贵阳市政府向贵州省政府提出请求。省政府站在全省的角度,会指派一个分管的副省长处理,面临一个几千人要吃饭的困难企业,他一定会首先考虑稳定因素,至于治理,等以后有钱再说,最后也就一定解决不了。“我不能按照这个逻辑来呀!”丁雄军说,他冒着刚上任就被免职的风险,决定不走行政程序而走司法程序,将它告上法庭；同时把事情公开化,请来中央级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
案件按简易程序审理,很快做出判决。不久,贵州省政府下令关闭天峰化工集团公司。
此后,环境保护法庭从“两湖一库保卫战”打到“森林保卫战”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例环保组织针对国家机关形成的公益诉讼,第一个由检察机关作原告的民事案件……到今年9月20日止,环境保护法庭共受理案件176件,93%结案。
从GDP到幸福指标
2007年底,贵阳市委作出了要把贵阳建设成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
往贵阳的东西南北看去,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南宁、长沙,甚至株洲、湘潭等城市,都各自发展得热火朝天,尤其是身边的重庆、成都、昆明、南宁等城市,由于有比贵阳更值得国家和外界关注的因素,一直使贵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冷静。”李军说。
检点过去,贵阳一直采用的是赶超战略,致力于赶超发达城市,使贵阳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位前移。然而十多年过去,结果却是有的方面差距越拉越大。
李军和市长袁周多次商讨,觉得现在仍然走老路,和人家比GDP非明智之举,贵阳应该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的路子。
跟别的省会比,贵阳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优势: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森林覆盖率39%以上,紫外线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少的地区之一。“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本钱,也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别的城市用多少GDP都买不回来的。”李军说,相对于发达城市,贵阳开发力度弱、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加之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既有比较优势又有后发优势,十分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他理解的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既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路径的拓展和匡正。
在提出新战略的同时,贵阳市委市政府决定不再采取过去的围绕GDP评价考核机制,而改为引入公众评价机制,围绕“幸福满意度”,试行以工作实绩和公众评价为依据的绩效考核制度。“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体现生态文明的GDP,要包含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的GDP。”李军说。
□本报记者 曹勇 发自贵阳
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但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
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我要给你泼点冷水
2007年7月16日,清镇市委。市委书记杨明晋向顶头上司、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一行人介绍该市的“宏图”,他们要围绕辖区内的两个湖泊打造一个“城连水,水连湖”的美妙新城。“我们专门请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有著名的专家……”他高高地挥舞着手臂,一句快过一句,在座的人明显感到他很得意。若照此实施,别的不说,吸引的投资何止百亿?这要创造多少GDP?
李军静静注视着对面这个侃侃而谈的下属,心潮起伏。
一个多月前,他被任命为贵阳市委书记。初当大任,他就开始“常常睡不着觉”,他将如何带领这个地理位置独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气候宜人数贵阳”的“森林之城”向前发展呢?是沿袭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期的发展,还是着眼长远、另辟蹊径?
李军曾在中直机关工作18年,养成了从宏观看问题的习惯。2003年,41岁的他被“空降”到贵州省任省长助理,之后又担任了两年半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些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实践给了他不同常人的积累。“我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贵阳人了,”他告诉记者,来到贵阳之后,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城市,在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他常常和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一同到各地去推介贵州(包括贵阳),“卖风景,卖气候”,从那时起,他就感到,和国内许多兄弟省市相比,贵州、贵阳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当上市委书记后,李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地图琢磨贵阳以及周边的城市,他坚信,只有在生态优势上面做文章,才是明智的选择。
也就在这时,滇池、太湖和巢湖再次大规模爆发蓝藻,引起各界躁动；而一个月后,7月15日,长春市的新立城水库爆发蓝藻,全市全面停止供水,长春市民高度恐慌。这使李军惕然心惊。第二天,他就来到“两湖一库”巡查。
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不仅风景优美、林木葱郁,还承担着贵阳市中心城区70%以上的居民用水和清镇市所有居民用水的供给任务,被李军称为“三口水缸”。近年来“两湖一库”水质急剧恶化,连国务院都知道了。7月6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随即作出批示并当面指示李军:“请深刻理解温家宝总理的精神,这是关系到数百万群众的民生问题,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及早治理,及早安生。”乱搭乱建,污水横流,直接排进湖里……“我看到水都是黑色的,农民说牛喝了这水都拉肚子,甚至死掉。”李军说,场面令他“揪心”,他竟然在红枫湖也看到了蓝藻!随行的环境监测人员告诉他,“两湖一库”的水质已降到了四类、五类,有些地方已经成了劣五类。“我要给你泼点冷水。”听完杨明晋的报告,李军毫不客气地说,环境专家警告,就算“两湖一库”周围不建新城,照此下去都有变成滇池、太湖的可能,这新城一建那还得了?
杨明晋愕然。
李军问:你算过账没有,究竟是钱大还是命大?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这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李氏三问”的第一问。
接着他又说出了第二问———你想过没有,究竟是治理划算还是污染划算?
英国的泰晤士河,投入了300亿英镑和100年时间,日本的琵琶湖投入了180亿美元和35年的时间；在我国,滇池周边企业20年时间里创造了几十亿的产值,但是治理已经花了50亿元,至今难以解决,预计今后将花费至少490亿元和更长的时间；淮河流域小纸厂创造了不到500亿元的产值,但要把淮河水治理到较低标准的五类水,至少需要3000亿元和100年时间。“一缸水脏了,还可以换掉,而“两湖一库”这三缸水弄脏了,可就不是换掉那么简单了。”李军说,他希望大家像保护自家的水缸一样保护两湖一库。
李军发布了两个命令:“两湖一库”必须整治,清镇的城市规划必须调整,已经上马和即将上马的项目,该舍弃的必须坚决舍弃。“两湖一库”的重点保护区域要划定红线,建立不准开发的生态功能区。
他对各区县的一把手说,如果你们为了保护生态,掉几个GDP,我不会罚你；但你为了几个GDP,把我的几缸水污染了,我要重罚!
究竟是谁的事情
“李氏三问”的第三问:究竟是自己的责任还是他人的责任?2007年7月16日那天的巡查让李军还看到了一个问题:“两湖一库”之所以污染到这个地步,与官员们缺乏责任感有关。
在红枫湖,李军问红枫湖管理处处长,在治理红枫湖污染上有什么作为、能够办点什么事?
处长想了半天说,污染是别人造成的,自己做不了什么。李军就问,你就只是收门票啊?
处长说,是啊,一年收四百多万门票呢。李军感叹:“收门票还用得着一个正县级单位吗?你哪怕想办法清理一下水面和湖边的垃圾也好啊。”在否定了清镇市委的城市发展规划方案后,李军接着问官员们,不是你们的事情,究竟是谁的事情?
指责起了作用。环保局立即组织了巡查队到“两湖一库”巡查,发现不符合污水处理的“农家乐”等经营场所,就立即关闭。有一个项目,其他部门都批了,但环保就是不让它过。李军很高兴,给环保部门的上报材料作出批示:及时巡查好,严厉查处好。
他不失时机地告诫官员们,要弄明白铁面无私履行职责和乌纱帽是什么关系。
一个月后,贵州省人大组织巡视组检查“两湖一库”的治理情况。李军看了巡查组的报告后“觉得不过瘾”,提出:希望你们的报告写得严厉、尖锐一点,提出一条条能够见实效的硬措施,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客气”,而是能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利器”。
李军向巡查组表达决心:在“两湖一库”问题上,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今年两湖局部已现蓝藻,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如果蓝藻大面积爆发,甚至引起全城恐慌,那我将罪责难逃!”他说,贵阳市委书记这顶“帽子”,只有一顶,是稀缺资源、垄断资源,“戴”上这顶“帽子”后让老百姓喝不上放心的水,这种罪过比贪污受贿几千万不知要大多少倍。
环境保护法庭
2007年11月20日,李军上任5个多月后,一个新事物———环境保护法庭诞生了。
环境保护为什么那么难?李军认为,关键是人们习惯了使用行政手段,一个应该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偏使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而依法治污是国外的成功经验,千湖之国芬兰有18万个湖泊,政府通过立法并严格依法治理污染,对严重污染水源和空气的企业课以巨额罚款甚至关闭。南非、科威特等国都设有环境法庭,对环境违法者实施严厉制裁。
环境保护法庭成立的第一个案子是个公益诉讼案件,比环境保护法庭晚10天成立的“两湖一库”管理局(下称管理局)起诉天峰化工集团。管理局的成立,是出于加强行政手段的考虑,原先“两湖一库”各有一个管理处,分属水利、旅游等不同的部门,李军将他们合并成一个直属贵阳市政府管辖的局,抽调清镇市主管经济的常务副市长丁雄军博士担任局长。管理局的任务就是“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两湖一库”,是和法庭配套的行政机构。与管理局同一天成立的,还有两湖一库基金会,这是李军治理“两湖一库”的第三个“法宝”。
天峰集团是个老牌的污染大户,丁雄军清楚地记得,管理局起诉它的时间,是在他上任后的第七天,“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案件。”他说,天峰集团不属于清镇管,也不属于贵阳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传统的方式有两个:一、贵阳市政府向当地政府发函,要求督促解决,而当地政府可理可不理；二、贵阳市政府向贵州省政府提出请求。省政府站在全省的角度,会指派一个分管的副省长处理,面临一个几千人要吃饭的困难企业,他一定会首先考虑稳定因素,至于治理,等以后有钱再说,最后也就一定解决不了。“我不能按照这个逻辑来呀!”丁雄军说,他冒着刚上任就被免职的风险,决定不走行政程序而走司法程序,将它告上法庭；同时把事情公开化,请来中央级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
案件按简易程序审理,很快做出判决。不久,贵州省政府下令关闭天峰化工集团公司。
此后,环境保护法庭从“两湖一库保卫战”打到“森林保卫战”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例环保组织针对国家机关形成的公益诉讼,第一个由检察机关作原告的民事案件……到今年9月20日止,环境保护法庭共受理案件176件,93%结案。
从GDP到幸福指标
2007年底,贵阳市委作出了要把贵阳建设成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
往贵阳的东西南北看去,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南宁、长沙,甚至株洲、湘潭等城市,都各自发展得热火朝天,尤其是身边的重庆、成都、昆明、南宁等城市,由于有比贵阳更值得国家和外界关注的因素,一直使贵阳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尤其需要冷静。”李军说。
检点过去,贵阳一直采用的是赶超战略,致力于赶超发达城市,使贵阳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位前移。然而十多年过去,结果却是有的方面差距越拉越大。
李军和市长袁周多次商讨,觉得现在仍然走老路,和人家比GDP非明智之举,贵阳应该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的路子。
跟别的省会比,贵阳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优势:空气清新,气候凉爽,森林覆盖率39%以上,紫外线是全国乃至世界最少的地区之一。“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本钱,也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别的城市用多少GDP都买不回来的。”李军说,相对于发达城市,贵阳开发力度弱、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加之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既有比较优势又有后发优势,十分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他理解的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对既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发展路径的拓展和匡正。
在提出新战略的同时,贵阳市委市政府决定不再采取过去的围绕GDP评价考核机制,而改为引入公众评价机制,围绕“幸福满意度”,试行以工作实绩和公众评价为依据的绩效考核制度。“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体现生态文明的GDP,要包含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的GDP。”李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