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 寻找歌声中的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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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走出中国 寻找歌声中的杏花村
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发自上海
只是十余年，中国的环保NGO却可堪沧海桑田。
从“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观鸟、种树、拣垃圾”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
从“只有一个志愿者，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精确数字无法统计
从“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到醒目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话语权
从偶尔“基于私交，联系到高层资源”到“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者经常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三义庙，叫上一名叫杨东平的年轻人，去不远处的紫竹苑公园，谈话。
这位老者，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梁先生的夫人，后来变成十个人，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
谁都不曾想到：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
又一个白求恩
“观鸟、种树、拣垃圾”
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
另一位外国人——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博，则让刘德天“想起当年的白求恩”。“又有一位加拿大人，为了世界的、中国的鸟类保护来到中国，这些行为都是跨越国界的。”当年还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却是两种思维撞击的真实逻辑。
三年后的北京，梁从诫、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就连“自然之友”这个名字，都是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来的灵感。
注册问题屡屡碰壁，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至今，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紧随其后，1990年代中期，地球村、绿家园宣告诞生。
当时，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登上舞台。
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观鸟、种树、拣垃圾”——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启蒙。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有关“环境”，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环境卫生”和“绿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处于“浅绿”状态。
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讲究卫生般简单，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深绿”的环境意识，推动政府和公众由“浅绿”走向“中绿”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
一切自舆论始
“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变化，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1998年的大洪水、随后北京的特大沙尘暴，一系列灾害性事件，一个个癌症村，唤起了公众的警觉——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用汪永晨的话来说，“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1995年、1996年，梁从诫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理解作为纳税大户的首钢，却不察觉作为污染大户的首钢。
后来，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禁绝藏羚羊绒的贸易——因为欧洲是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布莱尔次日复信表示支持。今天，成龙在电视屏幕上说“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人们习以为常；但在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举。
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的成立，拉开了环保议题公共化的闸门。从1995年起，到“野牦牛队”去当一个志愿者，成为民间一种被赋予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
无论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还是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都曾是记者，这体现出民间环保行动成长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借力媒体，一切自舆论始。
2000年，针对都江堰杨柳湖危害生态的水利工程，两个月之内出现180篇（组）新闻报道，工程后被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叫停。民间环保团体通过舆论对决策的影响，自此开始。
随后，2002年的关键词是“昆玉河”，2003年开始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
尤其是围绕怒江水电的争论，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电力企业、专家、民间环保组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密集关注，最后以温家宝总理暂缓建设的批示而告一段落。
而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质疑，在公开参加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后，环保组织又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经由媒体放大声音后，终于在一个月后促成了整改工程，被看作“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比起几乎是闭门召开的昆玉河工程争议对话会，只不过事隔三年。
到了2005年，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
环评风暴，更接近于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和NGO的一次默契互动。环保总局最终升格为环保部，环评一票否决得到确立，之后更延伸出流域限批、区域限批等杀手锏。而环境NGO也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一呼百应，相互联动。
现在已经很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不得不承认：比起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这十余年，环境NGO产生的现实影响是明显的。
中国特色影响力
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但很多时候，舆论影响并不能一锤定音。
自然之友初创伊始，生存多艰，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看着着急。他与梁从诫、汪永晨、廖晓义等人是多年好友。
牟广丰正在起草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文件，他试图为好友们的努力正名，不确定地写下“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
梁从诫问：“这样写行吗？”牟说：“试试吧。”
幸运地，这句话最终没有被修改或删除，而是经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环境会议上。随后出台的《关于保护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1号文件，是国内第一次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逻辑的典型写照。
在后来的环评风暴和江河呼告中，参与其间的环保NGO也是通过其会员，在全国人代会上递交了反对西南建坝的提案。在接到发改委强调水电工程重要意义的回复之后，一位高层官员直接致信温家宝，由此获得了第一份总理批示。
当事人后来坦承，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以一己之力，递交提案、直接上书领导人的方式，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渠道。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坦言：政府官员与NGO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亲密关系，是双方顺利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个平台才有了意义。”
专业，专业，再专业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
与精英NGO们动用个人资源、力图撬动高层缝隙的行动路线并行的是，草根环保组织顽强地自下生长，有如雨后春笋。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的印象中，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
在温州，高中生方明和放弃高考，专门从事他在学校期间创办的绿眼睛环保团体，以19岁的年龄，成为环境领域最年轻的NGO掌门人；在成都，曾经是公务员的田军，创办了河流研究会，从水文的视角关注成都环境；淮河污染问题举国震惊，“淮河卫士”应运而生，直面污染，救助癌症村。
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的环境问题，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企业家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9岁的方明和，正是基于一家跨国企业的环保奖金的支持，挺过了和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入眠的艰难岁月。
近十年内，在中国内陆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香港乐施会，资助各类环保项目的数额，高达人民币数千万。
不得不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亮相，运作具体项目数年之后，2005年开始颁发生态奖，开放资助更广泛的环保项目，奖金由50万元，升至100万元，又升至110万元。
而来自官方色彩基金的系统资助则显得更为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公益组织井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款资助民间NGO的救灾项目，北京“地球村”的彭州项目获得三百多万元的资助。
在过去的五年间，来自企业和国内机构的款项比重不断提高，早期较多依赖国外组织的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还有更多的力量，综合拉动着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专业化趋势。
在全球以对抗性姿态著称的绿色和平，自2002年进入中国后，继续延续其果敢激进的色彩，资助上海消费者朱燕玲赴瑞士就转基因原料挑战雀巢公司，将检出有毒物质的惠普电子垃圾作为礼物送到惠普公司的庆祝活动现场。
而以稳妥、善于政府沟通为特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30年，始终稳扎稳打，与林业系统保持良好的互动，其8个办公室的50余名生态专业人员，常年工作在保护区一线。
在杨东平眼中，他们的工作对本土NGO意味着重要的启示——“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成了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今天，“乐水行”的志愿者们，定期沿着北京的水网步行探访、进行城市水文考察。
这个时候，距离最初的“观鸟、种树、拣垃圾”，已经过去了10年。“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依然是记者。他手持专业望远镜，观鸟时已经能够辨识黑脸琵鹭和棕背伯劳——与十几年前相比，一切显得专业。
低估了开放度？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困窘依旧存在，组织登记和税收减免的阳光依然难以普照民间环保团体，资金困境是最主要的瓶颈。
尽管从2002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断拓展，但囿于体制所限，30年来，在中国开展项目花费的数亿人民币，还是全部来自总部。
绿色和平在香港募集的资金可以满足当地的项目开支，但扩展到中国内地后，财政的缺口就出现了，至今仍然是最大瓶颈。
而草根NGO则从没迎来真正的春天。方明和和他的同伴们，连续多年住在苍南县少年宫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无论冬夏，在一道隔墙后面用脸盆冲凉洗澡。
今天，除了资金的困境，大量环保NGO亟需能力建设，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部分大机构的官僚化倾向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2007年，因为厦门“PX”、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上海磁悬浮工程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群发，公共参与元年到来了。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
2009年9月，汪永晨回忆80年代在上海采访一位市领导时，对方曾私下说：“上海的水的情况要是告诉老百姓，他们得造反。”20多年后，《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宣布了这一知情权的确认。
作为一个直接对抗流域污染的草根NGO，淮河卫士的故事值得记取。
河南摄影师霍岱珊以淮河治污、环境受害者救助为职业，一度阻力重重，“一进村有人看着，有人盯梢，老百姓和我们一接触，就找老百姓谈话”。几年下来，“一些幻想没有了。比如幻想通过敬爱的领导去解决问题”。
2007年，霍岱珊入选“年度绿色人物”，得奖消息传来的20天前，他还被请到公安局，以避免与前来视察的环保部领导接触。他噙着眼泪说：直到获评“年度绿色人物”，淮河卫士才走出了身陷沼泽的感觉。
杨东平还记得，“以前，我们在6·5环境日那天一开会，就有人在门口转悠、‘关注’，我们一想，这日子离敏感日太近了……”这样的回忆，已成历史。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回忆：“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环保行动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位职业环保人士说。
只是十余年，却真可堪沧海桑田。2009年4月的一次企业与环保组织互动的生态奖颁奖活动中，自然之友总干事感慨连连：“今天中国社会，能够让企业和民间组织聚在一起，用一种特别公开的方式来讨论很多重要的问题，我1994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民间组织做事，都觉得自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日本绿鉴
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实习生 甄佳佳 发自北京
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官产学联动机制的建立，使日本顺利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转型成绿色国家
自下而上维权
至今，在日本的中学课本里，还一直沿用着一幅关于“水俣病”的图片：一位母亲怜爱地托着女儿畸形的身躯，凹陷的胸腔、细如枯枝的双腿和茫然空洞的双眼，女儿面朝天空，似乎在谴责着命运的不公。
图片中的少女是1960年代以来，日本数十万工业污染受害者的一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长期食用被化工废水污染的鱼类和贝壳，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甲基汞慢性中毒”的疾病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附近爆发，依地命名为“水俣病”。不久，在新瀉县也发现了同样的病例（被称为“新瀉水俣病”）。这两种疾病，与镉污染引起的“痛痛病”和大气污染造成的“四日市哮喘”并列为日本工业化时代的四大污染公害病。
两处“水俣病”爆发的根源，直指当地的两家大型化工企业——智索和昭和。1960至1973年，是日本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智索和昭和这样的化工厂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环境。
但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日本政府在事件爆发伊始，就偏袒污染企业并试图压制受害者的声音。
面对政府的“不作为”，水俣和新瀉的受害者不得不自下而上地发起“自救”，这也掀开了日本环保运动的序幕。大批NGO组织在运动内部崛起，并逐渐成长为日后日本环境问题的主要监督力量。“当缺乏合适的政治土壤时，从基层点滴做起，从受害者身边开始，NGO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艾琳·未央子说，作为日本绿色运动的领袖之一，她从一开始就深入水俣市获得了大量一手的珍贵资料。更多的人通过艾琳的努力，了解并加入了反对“水俣病”的战斗。“新瀉水俣病”事件发生后，当地医生、学者和律师组成了新瀉第一个民间NGO组织——“水俣病对策会议民主小组”委员会，齐藤久志成为第一任主席。
NGO的力量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水俣病”斗争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环保事件。
虽然在庞大的赔偿经费和责任面前，日本政府仍然刻意回避“水俣病”的污染源问题，但是，在公众和NGO力量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正视“水俣病”患者，并与他们展开对话。
1968年，在“水俣病”发现整整12年之后，日本政府最终作出官方声明，正式承认新瀉“水俣病”是一起由工业污染引起的公害病。1971年5月，日本环保省成立，并开始积极推动“水俣病”的官方认证。
公益诉讼浪潮
1971年9月29日，这一天对于齐藤久志和艾琳·未央子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这两位水俣病的“环保斗士”第一次在新瀉见面，庆祝“新瀉水俣病”受害者控告昭和化工公司的第一起胜诉案。“这是日本第一起针对水俣病的公益诉讼，也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公益诉讼案件。”齐藤久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环境法律完全空白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受害者在诉诸法律前需要多大的勇气。“如果我们起诉，是否意味着既有福利会被剥夺呢？”“水俣病”的受害者经常这样问齐藤久志。
事实上，恰恰是来自企业的强硬和政府的漠视激发了受害者诉诸法律的勇气。“即使政府证明我们是污染源，公司也不会同意赔偿。”昭和公司曾经这样公开表示。受害者最终认识到，只有将对方送至法庭，自己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推动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1970年代初，在“新瀉水俣病”诉讼案胜利之后，其他地区遭受各种污染公害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通过公益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森胁君雄，西淀川大气污染公害事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西淀川公害患者组织的创始人，就在1971年，首次提出追究工厂和道路污染造成的城市复合性大气污染法律责任的诉讼案，这一诉讼过程花费了他近20年的时间。“我们的对手是关西电力、钢铁公司以及煤气公司这样的企业巨头，相对于他们我们没有任何资源，”森胁君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来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研究高空中浓烟的飘向，以及收集天气现象信息等。”
1996年，经过4次诉讼，日本高等法院判决政府需签署《公害对策实施协议》，西淀川公害审判才得以最终和解。作为原告团团长，森胁不仅从被告企业那里获得了39.9亿日元和解金，而且污染企业还被责令修复受害地区的环境。
伴随着越来越多针对公害污染事件的公益诉讼案件获得胜利，日本开始出台全国性的环境立法。
自19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止法》、《噪音规制法》和《排烟规制法》。1967年，针对“水俣病”的《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通过，并通过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帮助污染公害中的受害公民。“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政府改变了从一直以来的‘经济优先’到‘以人为本’态度。”森胁君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这种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构建具备较强规划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并明确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公众责任和义务，则成为日后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重点。
伴随着1980年代，日本社会逐渐从治理污染到转向应对能源危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明确通过法律规范了官、产、学、民在建立节能、可持续社会方面的社会责任。
“承认错误是第一步”
从第一起“新瀉水俣病”胜诉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日本的经济发展从破坏环境的无序增长开始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曾经笼罩在“水俣病”阴影下、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水俣市，如今已经成为了日本环境模范城市。前水俣市市长吉井正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水俣的环境管理如今建立在ISO140001这一标准体系之上，还衍生出了‘学校版’ISO、‘家庭版’ISO等等。”吉井感慨地说：“从公害城市的‘恶名’中走出，水俣市民如今都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
正是这位78岁的老人，在1990年代担任水俣市市长期间，代表政府向水俣病患道歉。此举在当时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日本政府至今还回避水俣污染的责任和救济问题。吉井的理由是：“一天不道歉，公众和政府的对立就一天不会消失。承认错误、明确责任是推动事件的第一步。”
1960年代，由于偏袒智索和昭和这样的污染企业，日本政府一直试图延缓对污染区域的彻底调查并尽力掩盖患者的实际人数。如今，随着森胁君雄、吉井正淳等人的不懈努力，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一页历史已然无法轻易翻过。“对污染处理的越晚，付出的代价就越无法估量，”艾琳·未央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日本直至今天仍然在承受当年无视环境污染的历史重担，希望中国可以吸取日本的教训。”
在试图翻过旧的历史篇章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产业界无疑充分吸取了这场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民环境运动带来的教训。“例如新日铁、住友金属以及关西电力等大企业，开始与我们的合作和对话，并寻求预防污染的对策。”森胁君雄对记者说。与此同时，曾经的污染“大户”智索，则开始生产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伴随着企业的变化，日本政府的态度也从“消极回避”转为“积极引导”。如今，日本政府不仅为节能和新能源技术提供补贴，而且通过法律规范了企业的责任和义务。
如今，无论是齐藤久志，还是森胁君雄，都即将步入耄耋之年，最年轻的艾琳·未央子也已经年逾五十。然而，他们仍然在以巨大的韧性一点一滴地帮助扩大着国内公民的环境权益，并监督政府和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一场环境运动。”齐藤久志在电话那端，思考良久，最后对记者这样说道。
环保NGO的中国生命史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发自上海
只是十余年，中国的环保NGO却可堪沧海桑田。
从“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观鸟、种树、拣垃圾”到盯紧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
从“只有一个志愿者，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到数量已经突破3500家，精确数字无法统计
从“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到醒目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话语权
从偶尔“基于私交，联系到高层资源”到“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者经常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三义庙，叫上一名叫杨东平的年轻人，去不远处的紫竹苑公园，谈话。
这位老者，便是名门之后梁从诫。而杨东平，后来的著名教育学者，得以参与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发起，这本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那时候只有一个志愿者，就是梁先生的夫人，后来变成十个人，和一些沙发上的思想。”
谁都不曾想到：最早诞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后来的十数年中，成为一支无法忽略的绿色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环保NGO已经突破3500家。因为有的机构还未注册，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草根组织加入其中，精准的数字变得难以统计。
又一个白求恩
“观鸟、种树、拣垃圾”
事实上，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境NGO，是辽宁盘锦的黑嘴鸥保护协会。它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发起人刘德天，是《盘锦日报》记者。
作为一块国际重要湿地，那时的盘锦常有国际生态学者前往调研。记者出身的刘德天将黑嘴鸥保护协会的诞生，归因于两个外国人的影响。
一位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的黑嘴鸥专家英国人梅伟义，他让刘德天第一次听到了“濒危”与“生态”的词汇，“每一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会给生态网带来损失”。
另一位外国人——国际鹤类保护基金会主席乔治·阿奇博，则让刘德天“想起当年的白求恩”。“又有一位加拿大人，为了世界的、中国的鸟类保护来到中国，这些行为都是跨越国界的。”当年还带有中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话，却是两种思维撞击的真实逻辑。
三年后的北京，梁从诫、杨东平等知识分子选择了环境领域，作为提升公共参与的契机和空间。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来自于他们的西方视野，就连“自然之友”这个名字，都是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来的灵感。
注册问题屡屡碰壁，当时的环保总局最终没有担当挂靠单位，至今，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紧随其后，1990年代中期，地球村、绿家园宣告诞生。
当时，半官方色彩的社会团体——慈善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扶贫基金会，恰恰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机构。民间力量借由这个空缺，登上舞台。
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后来被概括为“观鸟、种树、拣垃圾”——功能基本都是环境教育、环境意识启蒙。当时的自然之友连续数年进行媒体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有关“环境”，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环境卫生”和“绿化”。用他们的话来说，处于“浅绿”状态。
等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的重工业蓬勃起飞，环境问题也早非种花种草、讲究卫生般简单，当今天的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深绿”的环境意识，推动政府和公众由“浅绿”走向“中绿”的时候，很难说，不是中国环境问题深度化的倒逼使然。
一切自舆论始
“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变化，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1998年的大洪水、随后北京的特大沙尘暴，一系列灾害性事件，一个个癌症村，唤起了公众的警觉——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用汪永晨的话来说，“环境意识，从伤痛中来。”
1995年、1996年，梁从诫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人们理解作为纳税大户的首钢，却不察觉作为污染大户的首钢。
后来，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禁绝藏羚羊绒的贸易——因为欧洲是其最主要的消费市场。布莱尔次日复信表示支持。今天，成龙在电视屏幕上说“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人们习以为常；但在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举。
藏羚羊保护和野牦牛队的成立，拉开了环保议题公共化的闸门。从1995年起，到“野牦牛队”去当一个志愿者，成为民间一种被赋予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举。
无论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还是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都曾是记者，这体现出民间环保行动成长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借力媒体，一切自舆论始。
2000年，针对都江堰杨柳湖危害生态的水利工程，两个月之内出现180篇（组）新闻报道，工程后被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张学忠叫停。民间环保团体通过舆论对决策的影响，自此开始。
随后，2002年的关键词是“昆玉河”，2003年开始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
尤其是围绕怒江水电的争论，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电力企业、专家、民间环保组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密集关注，最后以温家宝总理暂缓建设的批示而告一段落。
而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质疑，在公开参加国家环保总局听证会后，环保组织又发起了一系列研讨会，经由媒体放大声音后，终于在一个月后促成了整改工程，被看作“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比起几乎是闭门召开的昆玉河工程争议对话会，只不过事隔三年。
到了2005年，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
环评风暴，更接近于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和NGO的一次默契互动。环保总局最终升格为环保部，环评一票否决得到确立，之后更延伸出流域限批、区域限批等杀手锏。而环境NGO也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分得了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一呼百应，相互联动。
现在已经很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不得不承认：比起推动教育改革的工作，这十余年，环境NGO产生的现实影响是明显的。
中国特色影响力
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但很多时候，舆论影响并不能一锤定音。
自然之友初创伊始，生存多艰，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看着着急。他与梁从诫、汪永晨、廖晓义等人是多年好友。
牟广丰正在起草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文件，他试图为好友们的努力正名，不确定地写下“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
梁从诫问：“这样写行吗？”牟说：“试试吧。”
幸运地，这句话最终没有被修改或删除，而是经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环境会议上。随后出台的《关于保护环境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1号文件，是国内第一次以国务院决定的形式承认非政府组织的地位。
这是一个中国特色逻辑的典型写照。
在后来的环评风暴和江河呼告中，参与其间的环保NGO也是通过其会员，在全国人代会上递交了反对西南建坝的提案。在接到发改委强调水电工程重要意义的回复之后，一位高层官员直接致信温家宝，由此获得了第一份总理批示。
当事人后来坦承，联系到高层资源，是基于“私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从诫，以一己之力，递交提案、直接上书领导人的方式，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渠道。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坦言：政府官员与NGO领袖的个人魅力和亲密关系，是双方顺利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个平台才有了意义。”
专业，专业，再专业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
与精英NGO们动用个人资源、力图撬动高层缝隙的行动路线并行的是，草根环保组织顽强地自下生长，有如雨后春笋。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的印象中，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
在温州，高中生方明和放弃高考，专门从事他在学校期间创办的绿眼睛环保团体，以19岁的年龄，成为环境领域最年轻的NGO掌门人；在成都，曾经是公务员的田军，创办了河流研究会，从水文的视角关注成都环境；淮河污染问题举国震惊，“淮河卫士”应运而生，直面污染，救助癌症村。
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的环境问题，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企业家王石曾被一位SEE生态奖得主的话触动：专职从事环境NGO，“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9岁的方明和，正是基于一家跨国企业的环保奖金的支持，挺过了和小动物们挤在一起入眠的艰难岁月。
近十年内，在中国内陆最活跃的公益基金会之一——香港乐施会，资助各类环保项目的数额，高达人民币数千万。
不得不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亮相，运作具体项目数年之后，2005年开始颁发生态奖，开放资助更广泛的环保项目，奖金由50万元，升至100万元，又升至110万元。
而来自官方色彩基金的系统资助则显得更为艰难，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公益组织井喷，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款资助民间NGO的救灾项目，北京“地球村”的彭州项目获得三百多万元的资助。
在过去的五年间，来自企业和国内机构的款项比重不断提高，早期较多依赖国外组织的情况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
还有更多的力量，综合拉动着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专业化趋势。
在全球以对抗性姿态著称的绿色和平，自2002年进入中国后，继续延续其果敢激进的色彩，资助上海消费者朱燕玲赴瑞士就转基因原料挑战雀巢公司，将检出有毒物质的惠普电子垃圾作为礼物送到惠普公司的庆祝活动现场。
而以稳妥、善于政府沟通为特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中国30年，始终稳扎稳打，与林业系统保持良好的互动，其8个办公室的50余名生态专业人员，常年工作在保护区一线。
在杨东平眼中，他们的工作对本土NGO意味着重要的启示——“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专业人才开始聚拢向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尤其是体制内人才。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政策室主任，成了阿拉善协会的秘书长；环境促进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现在服务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而今天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执行总监，几年前是林业科学院的研究员。
今天，“乐水行”的志愿者们，定期沿着北京的水网步行探访、进行城市水文考察。
这个时候，距离最初的“观鸟、种树、拣垃圾”，已经过去了10年。“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依然是记者。他手持专业望远镜，观鸟时已经能够辨识黑脸琵鹭和棕背伯劳——与十几年前相比，一切显得专业。
低估了开放度？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困窘依旧存在，组织登记和税收减免的阳光依然难以普照民间环保团体，资金困境是最主要的瓶颈。
尽管从2002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断拓展，但囿于体制所限，30年来，在中国开展项目花费的数亿人民币，还是全部来自总部。
绿色和平在香港募集的资金可以满足当地的项目开支，但扩展到中国内地后，财政的缺口就出现了，至今仍然是最大瓶颈。
而草根NGO则从没迎来真正的春天。方明和和他的同伴们，连续多年住在苍南县少年宫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无论冬夏，在一道隔墙后面用脸盆冲凉洗澡。
今天，除了资金的困境，大量环保NGO亟需能力建设，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部分大机构的官僚化倾向已经出现，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2007年，因为厦门“PX”、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上海磁悬浮工程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群发，公共参与元年到来了。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
2009年9月，汪永晨回忆80年代在上海采访一位市领导时，对方曾私下说：“上海的水的情况要是告诉老百姓，他们得造反。”20多年后，《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宣布了这一知情权的确认。
作为一个直接对抗流域污染的草根NGO，淮河卫士的故事值得记取。
河南摄影师霍岱珊以淮河治污、环境受害者救助为职业，一度阻力重重，“一进村有人看着，有人盯梢，老百姓和我们一接触，就找老百姓谈话”。几年下来，“一些幻想没有了。比如幻想通过敬爱的领导去解决问题”。
2007年，霍岱珊入选“年度绿色人物”，得奖消息传来的20天前，他还被请到公安局，以避免与前来视察的环保部领导接触。他噙着眼泪说：直到获评“年度绿色人物”，淮河卫士才走出了身陷沼泽的感觉。
杨东平还记得，“以前，我们在6·5环境日那天一开会，就有人在门口转悠、‘关注’，我们一想，这日子离敏感日太近了……”这样的回忆，已成历史。
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项目总监施鹏翔回忆：“在我们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绿色和平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DNA，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坚持行动带来改变，并且很好地生存了下来。我觉得，是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开放度。”“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环保行动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一位职业环保人士说。
只是十余年，却真可堪沧海桑田。2009年4月的一次企业与环保组织互动的生态奖颁奖活动中，自然之友总干事感慨连连：“今天中国社会，能够让企业和民间组织聚在一起，用一种特别公开的方式来讨论很多重要的问题，我1994年参加民间组织的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民间组织做事，都觉得自己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就像一只地里的老鼠一样。”
日本绿鉴
南方周末记者 袁瑛 实习生 甄佳佳 发自北京
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官产学联动机制的建立，使日本顺利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转型成绿色国家
自下而上维权
至今，在日本的中学课本里，还一直沿用着一幅关于“水俣病”的图片：一位母亲怜爱地托着女儿畸形的身躯，凹陷的胸腔、细如枯枝的双腿和茫然空洞的双眼，女儿面朝天空，似乎在谴责着命运的不公。
图片中的少女是1960年代以来，日本数十万工业污染受害者的一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长期食用被化工废水污染的鱼类和贝壳，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甲基汞慢性中毒”的疾病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附近爆发，依地命名为“水俣病”。不久，在新瀉县也发现了同样的病例（被称为“新瀉水俣病”）。这两种疾病，与镉污染引起的“痛痛病”和大气污染造成的“四日市哮喘”并列为日本工业化时代的四大污染公害病。
两处“水俣病”爆发的根源，直指当地的两家大型化工企业——智索和昭和。1960至1973年，是日本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智索和昭和这样的化工厂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环境。
但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日本政府在事件爆发伊始，就偏袒污染企业并试图压制受害者的声音。
面对政府的“不作为”，水俣和新瀉的受害者不得不自下而上地发起“自救”，这也掀开了日本环保运动的序幕。大批NGO组织在运动内部崛起，并逐渐成长为日后日本环境问题的主要监督力量。“当缺乏合适的政治土壤时，从基层点滴做起，从受害者身边开始，NGO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艾琳·未央子说，作为日本绿色运动的领袖之一，她从一开始就深入水俣市获得了大量一手的珍贵资料。更多的人通过艾琳的努力，了解并加入了反对“水俣病”的战斗。“新瀉水俣病”事件发生后，当地医生、学者和律师组成了新瀉第一个民间NGO组织——“水俣病对策会议民主小组”委员会，齐藤久志成为第一任主席。
NGO的力量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水俣病”斗争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环保事件。
虽然在庞大的赔偿经费和责任面前，日本政府仍然刻意回避“水俣病”的污染源问题，但是，在公众和NGO力量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正视“水俣病”患者，并与他们展开对话。
1968年，在“水俣病”发现整整12年之后，日本政府最终作出官方声明，正式承认新瀉“水俣病”是一起由工业污染引起的公害病。1971年5月，日本环保省成立，并开始积极推动“水俣病”的官方认证。
公益诉讼浪潮
1971年9月29日，这一天对于齐藤久志和艾琳·未央子来说，是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这两位水俣病的“环保斗士”第一次在新瀉见面，庆祝“新瀉水俣病”受害者控告昭和化工公司的第一起胜诉案。“这是日本第一起针对水俣病的公益诉讼，也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公益诉讼案件。”齐藤久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环境法律完全空白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受害者在诉诸法律前需要多大的勇气。“如果我们起诉，是否意味着既有福利会被剥夺呢？”“水俣病”的受害者经常这样问齐藤久志。
事实上，恰恰是来自企业的强硬和政府的漠视激发了受害者诉诸法律的勇气。“即使政府证明我们是污染源，公司也不会同意赔偿。”昭和公司曾经这样公开表示。受害者最终认识到，只有将对方送至法庭，自己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推动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1970年代初，在“新瀉水俣病”诉讼案胜利之后，其他地区遭受各种污染公害的受害者纷纷站出来，通过公益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
森胁君雄，西淀川大气污染公害事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西淀川公害患者组织的创始人，就在1971年，首次提出追究工厂和道路污染造成的城市复合性大气污染法律责任的诉讼案，这一诉讼过程花费了他近20年的时间。“我们的对手是关西电力、钢铁公司以及煤气公司这样的企业巨头，相对于他们我们没有任何资源，”森胁君雄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来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研究高空中浓烟的飘向，以及收集天气现象信息等。”
1996年，经过4次诉讼，日本高等法院判决政府需签署《公害对策实施协议》，西淀川公害审判才得以最终和解。作为原告团团长，森胁不仅从被告企业那里获得了39.9亿日元和解金，而且污染企业还被责令修复受害地区的环境。
伴随着越来越多针对公害污染事件的公益诉讼案件获得胜利，日本开始出台全国性的环境立法。
自19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止法》、《噪音规制法》和《排烟规制法》。1967年，针对“水俣病”的《环境污染控制基本法》通过，并通过法律规定政府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帮助污染公害中的受害公民。“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政府改变了从一直以来的‘经济优先’到‘以人为本’态度。”森胁君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这种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构建具备较强规划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并明确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公众责任和义务，则成为日后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重点。
伴随着1980年代，日本社会逐渐从治理污染到转向应对能源危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明确通过法律规范了官、产、学、民在建立节能、可持续社会方面的社会责任。
“承认错误是第一步”
从第一起“新瀉水俣病”胜诉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日本的经济发展从破坏环境的无序增长开始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曾经笼罩在“水俣病”阴影下、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水俣市，如今已经成为了日本环境模范城市。前水俣市市长吉井正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水俣的环境管理如今建立在ISO140001这一标准体系之上，还衍生出了‘学校版’ISO、‘家庭版’ISO等等。”吉井感慨地说：“从公害城市的‘恶名’中走出，水俣市民如今都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
正是这位78岁的老人，在1990年代担任水俣市市长期间，代表政府向水俣病患道歉。此举在当时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日本政府至今还回避水俣污染的责任和救济问题。吉井的理由是：“一天不道歉，公众和政府的对立就一天不会消失。承认错误、明确责任是推动事件的第一步。”
1960年代，由于偏袒智索和昭和这样的污染企业，日本政府一直试图延缓对污染区域的彻底调查并尽力掩盖患者的实际人数。如今，随着森胁君雄、吉井正淳等人的不懈努力，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一页历史已然无法轻易翻过。“对污染处理的越晚，付出的代价就越无法估量，”艾琳·未央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日本直至今天仍然在承受当年无视环境污染的历史重担，希望中国可以吸取日本的教训。”
在试图翻过旧的历史篇章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产业界无疑充分吸取了这场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民环境运动带来的教训。“例如新日铁、住友金属以及关西电力等大企业，开始与我们的合作和对话，并寻求预防污染的对策。”森胁君雄对记者说。与此同时，曾经的污染“大户”智索，则开始生产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伴随着企业的变化，日本政府的态度也从“消极回避”转为“积极引导”。如今，日本政府不仅为节能和新能源技术提供补贴，而且通过法律规范了企业的责任和义务。
如今，无论是齐藤久志，还是森胁君雄，都即将步入耄耋之年，最年轻的艾琳·未央子也已经年逾五十。然而，他们仍然在以巨大的韧性一点一滴地帮助扩大着国内公民的环境权益，并监督政府和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一场环境运动。”齐藤久志在电话那端，思考良久，最后对记者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