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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审理法院:
发布时间: 2009-10-31 10:02:24 点击次数: 0
摘            要:  
       1899年在荷兰海牙开了一个海牙和平会议,大家签订了一个“海牙公约”,规定了交战者、宣战、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不能使用的战术、休战、投降,等等。
简介:

谁是一类战犯:中日战争内幕

从1928年到1945年,中日间这场持续了17年之久的战争,根本就是一场由日军的参谋们策划、发动和疯狂推进起来的战争。正是那种脱离社会的精英教育,那种闭眼不看世界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那种对历史不屑一顾的岛国意识,制造出了“大本营的参谋们”,这样一个无知、狂妄、残暴而又不受控制的怪物。这个怪物的历史,值得所有国家去研究和警惕。因为没有人能预言下一个怪物,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不会又突然出现……最值得让我们反思的是:当年的中国怎么就输给这群二百五了呢?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做过参谋的就有18名,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之外,清一色的陆军参谋。名字广为人知的除了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审判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武藤章这些人之外,还有没有受到审判的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辻政信、田中隆吉等许多许多。如果说,从1928年6月关东军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开始算起,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持续了17年之久的中日间的战争,根本就是一场由日军的参谋们从阴谋策划到积极扩大、从疯狂推进到最后彻底输光的战争,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行的东京审判,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应该说那场审判是很令人失望的,因为它很不彻底,尤其是战争责任不明。东京审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由于美国对日本文化不了解,对日本战争指挥系统的运作缺乏理解,致使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战争罪犯都集中在日本军队的军政系统,也就是陆军省和海军省内,而二元化系统下的日本军队另一系统——军令系统,即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和军令总部,则根本没有受到追究。
  当时的日本的天皇、政治家、高级官僚、大众传媒、主流知识界,在战争问题上都有责任,但是日本军部在谋划、发动和进行那场战争中负有最大的责任,这是现在的共识。怎么会有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军队?一个军队又怎么会有两个指挥系统的呢?为什么日本的军政大权被这一帮陆军大学校生产的一帮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被大家尊为“精英”的黄皮猴子“参谋”掌控了呢?日本军部的产生、由来和发展,以及构成日本军部中最核心的那一群人,也就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那些精英参谋的所作所为,是解明战争责任的关键。

本文转自《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俞天任/著 语文出版社

1?甲级战犯中的“超甲”队

提起“战犯”,人们肯定会想起供祀在“靖国神社”里的二战日本战犯。本书所说的战犯,就是指的他们。

“靖国神社问题”牵涉到的战犯,是指供祀在里面的14名甲级战犯。其实还有几乎全部的乙级、丙级战犯都供祀在靖国神社里面。

这个甲、乙、丙级战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甲>乙>丙?倒也不完全是。这个不等式在各级战犯的官职上基本成立,但并不是说在罪行上也成立。像那两个在南京比赛“百人斩”的恶棍,就只是丙级战犯。有人要说了,那么罪大恶极,还只是丙级战犯,那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都是些什么人?

甲乙丙只是一种分类。

人类打了那么多年战争,互相杀来杀去,到100多年前才想起来要给战争也规定一个游戏规则。1899年在荷兰海牙开了一个海牙和平会议,大家签订了一个“海牙公约”,规定了交战者、宣战、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不能使用的战术、休战、投降,等等。到了现在,虽然“海牙公约”已经被为数众多的其他国际条约所替代,但是现在关于“战争犯罪”的基本思想,还是沿用“海牙公约”的。

所谓日本的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就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反“海牙公约”,犯下虐俘、屠杀平民、抢劫等罪行的日本战犯。其中指挥、监督的军官是乙级战犯,而具体执行的士官、士兵和军属则为丙级战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横滨、上海、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50余所监狱逮捕乙级丙级战犯5600余名,最后伏法的大约是1000名。因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而伏法的那两个恶棍,就是丙级战犯。

“海牙公约”只是规定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的犯罪”,当时还没有“发动战争也是一种罪行”的认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回头看,仅在战场上就死亡900万人,由于寒冷、饥饿、屠杀而导致的非战斗死亡就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排在战争流血排行榜的第二名,这样大家才有了“发动战争也是犯罪”的共识,要追究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罪行。但那罪魁祸首威廉二世躲到中立国荷兰去了,荷兰又拒绝引渡,只好不了了之,仅仅是在巴黎和会上谴责了战败国德国的“对人道的犯罪”。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可就无处可逃了。但是怎么审呢?用“海牙公约”套不住他们,因为他们既不是某次具体战争犯罪行为的指挥者,也不是执行者。用德国或者日本的国内法更套不住这帮人。因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规定如下:


对和平的犯罪,即发动或计划、准备、开始、进行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誓约的战争,以及参加为达成上述行为的计划及谋划。


这下总算把那些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给套进去了。

给套进这一条的日本战犯,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

当时被美军抓进巢鸭监狱的涉嫌甲级战犯有200名,后来被正式起诉的共28名: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铃木贞一、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武藤章。

这28人中,被绞首了的有7人:

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

被判终身监禁的有16人: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佐藤贤了、大岛浩、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铃木贞一、贺屋与宣、白鸟敏夫、畑俊六。

被判有期徒刑的有2人:

重光葵(7年)、东乡茂德(20年)。

在判决前病死的有2人:

永野修身、松冈洋右。

剩下的一位大川周明,可就奇妙无比了,被查出患有梅毒和精神病,因此免予起诉。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松井石根其实应该算乙级战犯,但是南京大屠杀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才把他弄到东京去审判。而一般的概念是列入“东京审判”了的就等于“甲级战犯”,所以松井石根也就叨光跟着升了一级,被认为是“甲级”了。

列了这么多名字,请注意数一下那用黑体表示的:在被起诉的28人中,有18个,几乎2/3;在被绞首的7人中,除了广田弘毅是文官首相之外,包括那个“形甲实乙”的松井石根在内,全部是;用黑体表示而没被绞首的,清一色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甲级战犯中,也有“超甲”的一群。

那些“超甲”们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点:当过参谋。

不就是个参谋嘛,有那么了不起吗?有句俗话叫做“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其实可以再加一句:“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你看刘亚楼上将这东野的参谋都已经当得带了长了,不还是嫌不过瘾,到第14兵团去当司令了吗?共军那么多参谋长,除了刘亚楼之外,人们还能记住几个?而人们记住了刘亚楼,更多地可能是因为他当过空军司令员和他那传奇般的个性吧?

而日军则不同。日军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资格,日本陆军中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能担任参谋。日本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规模才开始扩大起来,1945年最后一期第60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3000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当参谋。

而且,又只有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陆军大学校。所以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做精英中的精英,日本社会讲究出身,日本陆军又没有比陆军大学校更高等的学府,这就造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做过参谋的就有18名,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之外,清一色的陆军参谋。名字广为人知的除了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审判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武藤章这些人之外,还有没有受到审判的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辻政信、田中隆吉等许多许多。如果说,从1928年6月关东军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开始算起,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持续了17年之久的中日间的战争,根本就是一场由日军的参谋们从阴谋策划到积极扩大、从疯狂推进到最后彻底输光的战争,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1?清国长崎水兵事件

先讲一个故事。

地点:日本长崎。

四艘外国军舰进了长崎港,其中有两艘是7000吨级的巡洋舰,12英寸主炮昂首向天,好不威风。

舰上的水兵下了舰。憋了那么久,先要去的地方是肯定的——妓院。

巧不巧,那天正好妓院还真生意兴隆,得排队。几个水兵就老老实实地排起队来。

排着排着这拨水兵发现有点不对头:有人居然长驱直入。而且可以肯定不是送便当的,绝对是和他们一样的嫖客。这不太欺负人了吗?怎么着?欺负咱哥儿们是老外?

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他个狗娘养的”,那些水兵就发了飙,把眼前看得到的、手摸得到的家具全给砸了,一直到接到报警赶来的警察到达现场时,这场“扫黄”行动还在继续。

警察算个什么,水兵们拔出刀来,对着警察就砍。可是总不及警察人多势众,结果有5名水兵被抓了起来。

这还了得,第二天从舰上冲出不少于450名水兵,朝着警察局就去抢人。警察当然也不肯眼睁着就让你们把现行犯给抢了回去,双方打了起来,据说死了10人,轻重伤70多人。死人里面有水兵!

这还了得,巡洋舰上的12英寸口径主炮顿时就转了过来,指着长崎市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惩办肇事者,舰队的长官说话了。

日本人只好忍气吞声,乖乖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认倒霉了事。

有人会说了,日本人活该,谁让你们去惹美国人了?现在知道败战的滋味了吧?

且慢,没说是美国人,那些牛气冲天的水兵们是中国人!大清北洋水师的弟兄们。

这是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清国长崎水兵事件”,时间是1886年(明治十九年)8月,北洋水师派出以“定远”、“镇远”两艘主力巡洋舰为首的四艘军舰(还有两艘是“济远”和“威远”)访问日本时发生的骚动。带队的是丁汝昌,在黄海演习完毕以后,到长崎去修理的。其实有个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里面。

要谈甲午战争,就必须要谈到这次北洋水师的长崎寄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大清国虽然输了鸦片战争,又被英法联军给烧了圆明园,但还是老大帝国,起码在亚洲还是货真价实的老大。

日本一直想染指朝鲜、台湾,但忌惮于中国的武力,不敢动手。早在1873年(明治六年)就有人提出过打台湾,但就连那个军国主义的开山祖师爷山县有朋都坚决反对,理由是:“别惹毛了大清国”。

可不是吗?当时能动员的日本陆军大约有24万人,海军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7万不到。而清军呢?陆军98万人,北洋水师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号称从4?1万吨到11万吨。那98万陆军日本人倒不怕,因为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动员得起来。但北洋水师却确实是日本人的心病,尤其是“定远”、“镇远”这两艘号称远东无敌的7000吨铁甲巡洋舰,怎么都叫日本人心虚。所以日本人一直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光活动活动心眼儿。

这次好了,大清国自己把舰队送上门让日本人参观来了。当时镇守长崎一带的镇守府参谋,就是后来把北洋水师和波罗的海舰队都给灭了的东乡平八郎。这位东乡平八郎怎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亲自到定远舰上参观去了。

上得舰来,吓了东乡一跳。倒不是定远舰的大,说实话,东乡好歹也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和大清北洋水师的管带们都是同学,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人家见过世面,军舰的大小还真吓不住他。让他吓一跳的是北洋水师的散漫,大炮的炮管上居然晾着裤衩子!那年月不抽洋烟,甲板上倒没有烟屁股,但到处都是烟叶末子。东乡平八郎参观完了说:“大炮是水兵的圣物,连大炮都不尊敬的舰队,没什么战斗力。”话音未落,那边的斗殴事件又给了他这句话一个极好的注脚。

就这样,日本人吃了定心丸,从明治二十二年(1889)起,就真的开始制定“征清大作战构想”了。花了4年,到1893年编成了甲乙两套方案,乙方案是对付俄国人的,甲方案是对付大清国的。到7月份,日俄两家谈成了,俄国人同意朝鲜独立,这时候日本人就专心致志地对付大清国了。

甲方案中,设定第一阶段派第五师团出兵朝鲜,牵制清军,然后看甲乙丙三种情况来进行第二阶段。所谓甲乙丙三种情况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联合舰队不能取得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也取得不了;北洋水师取得黄海、渤海制海权。

第一种情况,日军在直隶附近平原地带和清军决战;第二种情况,日军力争确保朝鲜;第三种情况,则在援助第五师团的同时完成本土防御。

别人花了4年工夫在做计划准备打仗,而这时的大清国呢?在忙着为太后老佛爷准备做寿呢!谁还顾得上别的,而日本人则万事俱备,只等找到借口好开仗了。


是不是“不是鬼子太狡猾,而是大清太无能”的意思?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只在大清朝的腐败?不,倒不完全是。清朝末年确实政治太腐败,清军确实太无能。但是如果去掉这些腐败因素,清军就能赢得了日本军?笔者的结论是:即使没有西太后等让后人切齿的这一帮人,或者当时大清朝认真地去打仗,清军还是赢不了。

从前面可以看出,清军的武器装备、兵员数量倒并不比日军差,甚至比日军还多还强。但兵员的训练水平、高级军官们的战略战术教育水平和素养,比日军差得可不是一个数量级了。人家在开战的时候,陆军大学校已经招到第12期了,首届毕业生已经有爬到军主任参谋一级的了。像东条英教,当时就已经是大本营参谋了。可是有哪位报得出几个清军里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将领名字来?

2?伊藤博文战胜了山县有朋,日本打败了大清国

但是到现在为止,不是一直在强调当时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的不统一,军政和军令的不统一,陆军和海军的不统一吗?怎么那么多负面因素就一点也不出来帮帮日本人的倒忙?

前文说过,山县有朋的倒行逆施之所以在当时日本能行得通,是因为没有人把他弄出来的问题当作问题。当时明治维新的元老们都健在,你山县整再多的制度上的漏洞出来,你还能玩得出来花?玩不出来。指挥甲午战争的不是一般人,乃明治维新第一功臣、首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人家伊藤拔根汗毛,不说比你山县的腰粗吧,和你山县的大腿肯定有得一比。

在这次伊藤博文亲自来过问军事以前,日本的军事系统已经弄得像笑话一样了。海军和陆军吵了几年架,弄得像仇人一样。看看那些架是怎么吵的,绝对有意思,挺有日本特色。

1880年(明治十三年),海军看着陆军的参谋本部眼红,吵吵说咱们也要一个。陆军当时就给顶了回去:“怎么着?光看见现在我们这些贼吃肉了?你也得想想当年我们这些贼挨打的时候。老子陆军是老大,你们海军能干什么?你是准备上岸进攻还是准备上岸防守?想和老子陆军一样,没门。回去啃你的窝窝头吧。”

海军们可没有脾气,谁让自己是老二呢,没办法,有些气就是要受。受是受,海军也不泄气,继续搞发明创造。这次海军提出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的构想,说把陆海军统管起来怎么样。陆军还是反对,说你们该谁管就谁管,别给咱们也找一个婆婆。但是伊藤博文感兴趣,硬是在1886年(明治十九年)把这个“统合参谋本部”愣撮合起来了。

怎么叫“愣撮合”呢?他真是愣给撮合起来的。因为从一开始海军就不满意了。不是海军要成立什么“统合参谋本部”的吗?干吗又不满意了?其实是从一开始,海军就发现被陆军给涮了。《统合参谋本部条例》规定,统合参谋总长必须由皇室出身的将军担任,既然天皇领军,皇室人员担任统合参谋总长听起来也挺合情合理,是不是?不然,和欧洲皇室人员大都在海军服务不一样,也不知道是怕晕船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日本的皇室人员基本上全在陆军,海军很少,这统合参谋总长一职必须由皇室人员担任的一条,等于变相在说海军永远是老二。海军能干吗?所以不到一年,这个看起来挺是那么一回事的“统合参谋本部”,就被海军给折腾得寿终正寝了。也别说,好歹在一起玩了一年,有了一点感情,陆军这次总算开恩,同意海军也独立出一个“参谋本部”来。

但海军还是气不过,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还就要出出这口恶气,愣把个刚刚成立的“海军参谋本部”给改成了“海军军令部”,以示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这就是日本海军没有参谋本部而代之以军令部的由来。

所以到甲午战争开展前夕,日本军队的三个二元化总算凑齐全了:政军、政令、陆海,全是各唱各的调。

难不倒人家伊藤博文。伊藤又发明了一个叫做“战时大本营”的东西,简称“大本营”,在作战时把陆海军统一起来指挥。平时嘛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都给我拘到一起来。当然,要把平时就尿不到一个壶里的两拨人拘到一起,也不那么容易,海军就提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管招兵买马就够忙的了,别参加大本营了。其实在琢磨着什么呢?因为根据当时的制度,天皇的幕僚长是参谋总长,所以理所当然大本营的长就是参谋总长了。所以军令部长见参谋总长矮一头。这也就算了,现在要海军大臣也去听参谋总长的发号施令,海军觉得也太委屈了。

陆军可不含糊,跟海军说:“知道你们海军弱智的比较多,不太会处理事,你们海军大臣忙的话就不用来了。不过俺们陆军大臣应付那些个小事倒是绰绰有余,能来参加大本营的。”被这样一将军,海军没了情绪,海军大臣只好乖乖地来大本营报到。不过到太平洋战争时,海军地位提高了,又想起几十年前的那句话来了,因此太平洋战争时的大本营就没有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只是把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给并到了一起,更加一塌糊涂。

海军和陆军这样一闹,哪个不怕死的文官还敢往这是非堆里边扎?更别说这帮武夫本来就讨厌文人了。结果大本营里面就弄得没有文官。也不是一个没有,只有一个:内阁总理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可不是一般的文官,人家来了就是来当头的。所以说大本营说起来是天皇为头,或者说天皇的幕僚长——参谋总长为头,实际上甲午战争时大本营的头是伊藤博文。不仅如此,伊藤还干脆把大本营从东京给搬到了广岛的第五师团司令部院子里面去了,连同天皇本人。对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外交和作战的一致,大本营应该离战场近一点。其实是整个一胡说八道。为了外交?各国驻日使节不都在东京吗?你跑到荒郊僻野的广岛,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新干线”,连飞机都没有,怎么个搞外交?

伊藤博文的汉学基础十分扎实,写得一手相当漂亮的韵律诗。估计他这个让大本营搬家的主意就是跟三国里的曹操学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是哪个诸侯逼得伊藤博文要使出这一手?就那山县有朋。

伊藤博文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把朝鲜从大清国的附庸地位里面“独立”出来,进而全面控制朝鲜。所以伊藤博文的战略是全部围绕着朝鲜半岛展开的。但是,仅仅从开战前和开战时的静态数字来看,要达到这个目的谈何容易。因此进行和大清国的战争,对伊藤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赌博。一场除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外,连日本的国运也全盘押上的大赌博。所以作为操盘手的伊藤博文,绝不能容许有任何不和谐音来干扰这场超级大赌博。

最可能的不和谐音源就是首任参谋总长、现任枢密院议长,亲手制造出了三个二元化、弟子门生满军中的那位山县有朋大将。

伊藤博文还真没有把山县有朋放在眼里。不就是一个军事指挥系统给你搞得支离破碎吗?本首相现在再拼起来就是了,一个战时大本营制度,就把陆海军二元化的问题给解决了;再把陆相海相也塞到大本营里去,军政军令二元化的问题也没了;至于政治军事的二元化,我是干什么的?什么,大本营里面没文官编制?本首相不就是文官第一人吗?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吗?就你们这些人在那儿叽叽喳喳,瞎操心。

但是伊藤没有认识到一条,他只是凭自己的资格和威望在办事,没有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大本营制度虽然在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时期起到了作用,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重镇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制度上的缺陷就显现了出来,以至于到后来几乎成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这是后话。

参谋总长是天皇的幕僚总长,天皇统帅陆海军。这句话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参谋总长指挥陆海军。那伊藤还能干什么?人家伊藤有办法,把山县有朋派到第一军去当司令官。理由冠冕堂皇:这是日本第一次和大国打仗,大伙的脑袋全赌在这上边儿呢,作为陆军的最元老,你不去最前线亲自指挥,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其实伊藤的用心就是要把山县有朋和当时的参谋总长小松宫彰仁隔开来,省得妨碍他在大本营里发号施令。

大本营里面可没有文官编制,伊藤他就算是人在大本营,又怎么发命令,命令谁呢?伊藤有办法,你们不是都号称听天皇调遣吗?我把明治天皇本人给调遣来,看你们还能怎么整。一壮自己胆,二杀众人威,这才是伊藤把大本营设到那天涯海角的广岛,和把天皇也搬了过去的真正目的。

但是山县也不能就那样任人摆弄了。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山县可深知其中三昧,一到了外面,山县又要开始暴走了。

伊藤博文的战争目的就是要争取朝鲜的独立,如果天照大神开眼,再加上台湾就更好了。上面提到的“征清大作战构想”中,在掌握黄海、渤海制海权以后,日军与清军在直隶一带的平原地带决战,这计划伊藤其实是不太同意的。因为伊藤博文不认为进攻北京、打垮清王朝是个好主意。把个清王朝给弄没了,你和谁谈判去?而欧洲列强也不会容忍日本在中国大陆独大,弄不好列强联合干涉一下,最后日本落个羊肉吃不着空落一身羊骚臭。所以作战的同时,伊藤博文一直在寻找与清王朝谈判的最好时机。

由于叶志超等清军将帅的无能,1894年9月16日,也就是大本营搬到广岛的第二天,清军大败于平壤。到了11月上旬,山县有朋指挥的日军第一军攻到了鸭绿江边,而另一支由原陆军大臣大山严指挥的第二军,也在11月21日攻占了旅顺。按照所谓的“征清大作战构想”,此时应该就地筑营,等待来春的直隶决战,一来因为冬季作战不便,二来因为日军的兵站力量不足,后方供给不上。兵站不足的问题在朝鲜境内作战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由于弹药和粮食不足,日军在平壤一带是打得相当苦的,如果不是主帅叶志超弃城而逃,朝鲜之战鹿死谁手也未可而知。

而伊藤博文的想法则是战争应该结束了,他已经在寻找和谈的机会了。但这边山县却又跳了出来,贸然下令进攻海城。海城是山海关的屏障,山海关失守,则清廷的祖陵危矣。大清号称“以孝道治天下”,西太后再不是东西,也不会让谁轻轻松松就把祖坟给挖了。所以清军在海城一带作战异常奋勇。山县在海城没讨着便宜。

这边伊藤可急了,日本当时也已经拼到了极限。两个月内不能停战谈和,日本就要先于大清完了蛋,这年头,山县还要扩大战火,如何是好?

伊藤博文让天皇发了一道诏书,对正在活蹦乱跳的山县有朋说,你回来养病吧。山县有朋看到诏书,也一愣,心想这天皇陛下可真想着自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病,人家天皇愣就知道。可这话说回来,自己到底是什么病呢?管他,反正天皇圣明,回去查查,没准真能查出什么病来,这就回去养病去了。

这边山县有朋一走,那边伊藤博文就放弃了在直隶和清军决战的计划,改为进攻威海卫和台湾。放弃进攻山海关是为了诱使大清坐到谈判桌上来,而进攻威海卫和台湾则是一来为了彻底消灭北洋水师,二来争取清廷所不太看重的台湾,在将来的谈判中增加施压的砝码。放弃进攻山海关和进攻威海卫及台湾,这两手是相辅相成的。

大清一来政治腐败,二来军事无能,又根本判断不出日本的战略目的,对日情报更是一无所有,没有逃脱伊藤博文的算计,乖乖地坐到谈判桌边上来了。几经讨价还价,终于同意朝鲜独立,再赔银二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

还是在伊藤博文的意料之中,德俄法三国来联合干涉了。对伊藤博文来说,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就都是本来并没有算计在内的战利品。这时候正好就坡下驴,还能给各列强卖个人情,让大清再以银3000万两把辽东半岛给“赎”了回去。


至此,日本全胜。但说到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日军组织的胜利,而是伊藤博文以其个人的资历、能力和天皇的信任,克服了山县们制造的日军的种种缺陷,把政治和军事紧紧结合在一起,战略为政略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其实应该说日本赢得是很侥幸的,不管大清在军事上打了多少败仗,只要再抗击几个月,那时候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就没人知道了。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只要”这一说,只能让无数后人掩卷兴叹。

那么,日俄战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3?再和沙俄赌一盘

甲午战争,日本在这场大赌博中赌赢了。赢在他有缜密的计划、清楚的目的和全国一体的作战方式。

伊藤博文以其自身的威望、资历和天皇对他的信任,克服了山县有朋造成的政治军事、军政军令和陆军海军这三个二元化,赢得了这场战争。

伊藤博文是个中国通,对汉文化造诣很深。其实不仅是他,当时整个日本上流社会对汉文化都是很精通的。所以他们能够克服日本军队轻视情报参谋的劣势,正确地判断了大清国可能的反应,和西太后、李鸿章等人可能采取的策略。再者甲午战争的规模不大,延时也不长,靠在朝鲜半岛的掠夺和抢劫,就能弥补日本军队轻视兵站的传统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大清国的对应过于拙劣,才使日本很侥幸地赢得了战争。尽管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以致被全歼,但是清军如果敢于在直隶平原和日军主力展开决战(就像日本参谋本部所计划的那样),最后鹿死谁手也未可知。起码和谈时的条件会改善不少,就像日后日俄战争的和谈那样。

说句老实话,其实老天待大清不薄!甲午战争日军死、残(永远丧失战斗力)共计17282人,几乎占日军全部兵力的1/10!有人会问,没听说过日军在甲午之战中吃过什么大败仗呀,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是老天爷在帮大清的忙,日军死残中九成以上是病死的,脚气、痢疾、鼠疫、霍乱和冻伤,要了那帮鬼子的命。

老天在大清一边,可是大清为什么就那么不争气?为什么大清不能再坚持一下?

那么日本人从战争中学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学到。山县有朋在战时被伊藤博文耍了个痛快,正憋着一口气要找回场子来呢,如何肯把功劳记到伊藤身上,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个场子怎么找呢?人家有办法,他鼓捣天皇成立了一个所谓“元帅府”,内设四名元帅:第一名当然是他山县有朋本人;第二名是原陆军大臣、甲午战争时的第二军司令官、时任参谋总长的大山严;第三名是皇族将领,甲午战争时的参谋总长、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最后一名是海军的西乡从道。这位西乡从道,就是前文所说的南西战争兵败自杀了的“贼军”首领西乡隆盛的亲弟弟,不仅如此,大山严也是西乡隆盛的小舅子!由此看来,可能日本人不太划什么“红五类”、“黑五类”的成分,您能想像西太后老佛爷会重用肃顺亲王的亲弟弟和小舅子?

这个元帅府不是政府衙门,只是一个天皇的咨询机关,有点像现在时髦的thinktank(智库),提出来的意见也没有专门的政府衙门去负责落实执行。有人要问了,这个元帅府有什么用?回答是没什么用。那只是山县有朋要加强军人地位,来抵抗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强的文官势力的一个举动罢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扩大了问题。

您看四个元帅中,陆军就占了三个,剩下一个西乡从道,虽然现在是海军,可原来是做过陆军卿的。就在甲午战争时,因为陆相大山严奉命出征,身为海相的西乡从道就干脆身兼海陆两相,您说他到底是海军还是陆军?

海军被轻视到了如此地步,就只能忍气吞声?那倒不,海军们也不闲着,他们鼓捣出来了一个什么“军事参议院”。由元帅们加上陆海相、军令部长(陆军参谋总长大山严已经是元帅了),再把所有陆海军大将们拉来陪坐,想由此来和陆军抗衡。

大本营、参谋本部、军令部、元帅府,现在再加上一个军事参议院。这种床上叠床、屋上架屋的组织结构,现在是彻底没人能弄明白了。

伊藤博文干吗去了?本来伊藤博文平时就不管军务,再加上他那几年正走背字,在对俄策略上和其他人意见不合,都快被赶去“上山下乡”,发配朝鲜去了,过问不了中央的事。

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了第二次大赌博:日俄战争。


甲午战败,大清赔了白银23000万两,折日洋344050万。日本花了战费日洋2亿,白赚14000万。战争赔款中,分给了陆军5400万,海军12500万,用来扩展军备。


不光是日本成天惦记着朝鲜半岛和满洲,北边的俄国人也一样。不过俄国人惦记的顺序不同,俄国人是先满洲后朝鲜。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俄国人借口义和团事件,出兵15万占了东北全境,现在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就是那个时候的事。两年后1902年虽和大清签了条约,答应归还东北,六个月一批分三批花一年半时间从东北撤军。但头半年过去了,一兵一卒未撤,还大有窥觑朝鲜的行动,要知道朝鲜国王高宗这时候被日本人追杀,就躲在俄国大使馆呢!俄国人要干的话,他可以制造出一个非常合法的政权来。这一下日本人可坐不住了。

坐不住归坐不住,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不就是才赢了一场甲午战争的日本吗?怎么就敢和沙皇俄国叫起板来了?要知道那时候的大国排名是:超级大国英国,接下来才是一级大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现在牛皮哄哄的美利坚合众国,当时也就是仅仅被人看好将来而已。日本人又是抽了什么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不是,日本那时又拜了个老大。谁啊?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1902年1月30日,日本举国进行提灯游行,庆祝日英同盟正式缔结,用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的话来形容就是:“乐得就像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其实英国呢,也就是看着沙俄在中国的势力扩大不顺眼,又不好和沙俄翻脸,只好找只黄皮猴子帮他去斗斗北极熊。

条约也不是白订的,大英帝国也真帮忙罩着日本人。帮到什么程度?帮到亲自出马去忽悠那拨见了二就不认识五的德国人,把威海卫军港都租给了日本人用。

有了这么一个了不起而又仗义的老大,日本人还怕什么?山县对上次伊藤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能拿下满洲一直还在耿耿于怀呢,好,这次就要干干俄国人。

干俄国人?说起来简单,到具体了,怎么个干法?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6月,总理桂太郎(前边说过,山县有朋的大弟子)建议天皇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的除总理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陆相寺内正毅、海相山本权兵卫外,还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严、松方正义(原大藏卿,第六届总理)、井上馨(原外相)这五位元老。

甲午战争时的内阁是元老内阁,全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能控制得住局面。而现在的桂太郎和他们比起来只是小字辈。这么大的赌局不把元老们拉进来一起干,这要是弄砸了,他可担当不起。

在那次御前会议上,就山本海相一个人反对开战。理由是朝鲜丢了也不影响本土防卫,没必要一定和老大帝国沙俄去对掐。可您要是以为这位山本海相是和平主义者,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此公原来不仅是朝鲜,就是“大陆权益”也是成天挂在嘴边的,要成立“六六舰队”的也就是他。(所谓“六六舰队”,是指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六艘组成的舰队。)这位山本海相从来以满嘴跑舌头、前言不搭后语而著称,一切看当时情况对海军有利无利而言。但他看来,沙俄分驻在海参崴和旅顺的远东舰队没意思,打起仗来,真有了功劳全是陆军的。海军犯不着为陆军的勋章卖力。估摸着山本海相要是知道沙俄的波罗的海舰队会傻乎乎地跑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来日本海送死的话,他的态度可能就不是那样了。

就一个人反对,加上还是海军,人微言轻,当然动摇不了对俄开战的结论。

上次甲午战争时是总理伊藤博文在主持大局,这次是总理桂太郎在主持大局。表面上好像一样,但这次实际上是桂太郎的老大——山县有朋在主持。山县不是在甲午战争中暴走过吗?这次对俄开战,会不会又旧病复发,发疯蛮干?

不会,山县还不像后来的日本军参谋们(特别是关东军参谋们),那可是一群真正的疯子。上次的暴走行为只是由于对伊藤独揽大权的不满,这次可以由他主持全局了,他倒十分明智,尤其在战争目的上。

山县的目标就是要把沙俄赶出满洲,从而确保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争取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再弄上一点沙俄的远东部分就更好了。他可没有灭了沙俄的打算,一来他知道沙俄也不是他想灭就能灭得了的,日本没那个实力;二来他也知道,就算日本有那个实力,别的白鬼子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一只黄皮猴子把个白鬼子给灭了。所以他从开战那一分钟开始,就一直在寻找和谈的机会。

说一件事吧,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3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编成“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

咦,儿玉这不是犯上无礼吗?一个满洲军总参谋长可以这样训斥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位儿玉源太郎可不是泛泛之辈,他出任过陆相、台湾总督,担任过陆军大学校的干事(相当于校长),而长冈外史呢?是他的学生——陆大首期毕业生。更有意思的是,这位长冈外史是陆大首届10名学员中排名最后的,而当年陆大请来的德国梅克尔少校认为,陆大最优秀的学生并不是那位东条英教,而是这位一有空就去听课,跟着学员们一起学习的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儿玉源太郎,和首任陆大干事小川又次这两位大佐。

这位小川,是后来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时自杀的杉山元元帅陆军大将的老丈人,他只要有空就肯定和儿玉源太郎一起去听课,特别是梅克尔少校的课程。这两位不但听课,还成天和梅克尔争论,一次在运动战中山炮和野炮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小川和梅克尔争了起来,山炮派的小川对着梅克尔就嚷上了:“您是先生,我是学生,但我不能接受野炮比山炮强的观点,要不相信,您回德国去带一个全部野炮的联队,我带一个山炮联队,咱们比划比划怎么样?”把梅克尔气得晕了过去。日本陆军喜欢玩山炮的传统,就是来自这位小川又次。

儿玉大将这次是降格就任,有人要问了,他就那么让给降了格没意见?没意见。满洲军总司令官是陆军元帅大山严,做大山严的总参谋长可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而此时坐在参谋本部里的参谋总长不是别人,正是山县有朋陆军元帅。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这场战争的目的、规模的理解,是非常清晰的。不仅参谋本部,就连现场的指挥官都牢牢记着。这是因为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如山县有朋、大山严等虽都是军人,但和后来的日本军人不同。他们都是旧藩出身,除军人外,还是政治家;他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战争,而是在幕府末年的内乱开始,从战争中学来的战争。现在这个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他们还知道进退,知道什么叫做“见好就收”,知道有一个开始就肯定有一个结束。因此,他们赢了。


赢是赢了,但赢得太惨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不,对整个亚洲来说,与其说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不如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日俄战争,后起的东方帝国日本赢了老大西洋帝国沙俄,让全世界为之瞩目(话说回来,当时的所谓“全世界”,也就是全欧洲加上一个美国)。当时全欧洲在一开始就预言日本会胜利的,可能就德意志帝国的梅克尔一人。而梅克尔之所以作这种预言,更多原因仅仅是因为日本军队是他教育出来的这一种亲近感吧,并不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