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面对淞沪会战：中日战争突变


本文转自《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俞天任/著 语文出版社



1?蒋介石的最后忠告

“七七事变”的主要人物是“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这位是陆大29期的，毕业后分配在参谋本部，做过参谋本部庶务科长。“七七事变”前一年升上大佐，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18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

得了手，尝到了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不少日本人喜欢探讨所谓“卢沟桥事变的真相”，研究是谁开的第一枪，除了日本人的严谨习性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悔不当初”的感情。冈村宁次在回忆录里有一句话，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热的由来：“《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后悔药——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就好了。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愿去想：卢沟桥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卢沟桥事变反映出来的当时中日关系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则是必然的。在华北大地上已经铺满了干柴，随便的一点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的。

首先，当时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个的个人也好，都极为好战。在军部和不良媒体的宣传下，“惩膺暴支”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主流思维，其实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中国除了是“暴支”之外，还是“弱支”，一个支离破碎、病入膏肓，等着日本去占领的弱国，都不存在“战斗”的问题。

反过来看中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大多数地方军阀，他们也渴望战斗。但这不是一种能用“反日好战”来解释的情绪，这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中国弱，很弱，同样的战斗，中国要比日本付出更大得多的代价和牺牲，但中华民族在当时没有选择的能力，战争是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作为整体民族也好，作为单体个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须战斗，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国大陆存在的事实。

看看7月17日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就知道了，蒋介石是这么说的：“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现在看了这种用词，真使人欷歔，而这个背景就是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国，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蒋介石提出的四点立场仅仅是：“(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虽然更加亲英美，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什么“仇日派”，就是这个并不仇日的蒋介石，也对日本帝国做了最后的忠告：“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但是这些正不可一世的参谋们，怎么可能听得进蒋介石的最后忠告呢?

2?七七事变处理：日本最后悔的事情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部首先采取的态度还是不扩大事态，7月8日上午召开了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傍晚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名义发电，指示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的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但是，这只是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这几个主张不扩大事态的人的意见。这几个人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占据了最重要的几个职位，所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也就随大流，同意了这个意见，这就是这封电报的由来。

石原是这样想的：如果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黄河以北地区，也需要：


一、同时动员15个师团；

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为止积蓄起来的军需准备量；

三、战火可能烧过黄河，扩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

五、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所以需要采取不扩大政策。

所谓军国主义，“军”就比“国”大，军部既然已经定下来了，接下来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也就跟着否定了杉山元陆相提出来的向华北增兵两个师团的建议，而通过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扩大派的人多才同意了不扩大，等开完了会被扩大派一推，杉山元也就改变了主意。

本来那张被战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画饼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才会有这张石原牌画饼，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石原莞尔，这张饼才会成为画饼。日本民族有个缺点，缺乏计划性，缺乏远见。像石原莞尔这样作出几十年战略规划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所以石原莞尔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后，15年间无法进入陆军中央机关，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边缘人。而当15年后，石原莞尔作为民族英雄进入陆军中央后，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在陆军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处就是没有官场经验，不知道应该怎样在官僚机构中上下周旋来推广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会似的大陆浪人以外，没有朋友，没有人来指点他应该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壮军官们妒嫉的对象：他是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还披着“战神”的荣光的时候，大家不敢出头反对他的意见，因此石原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但荣光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别是石原莞尔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尔为榜样的参谋们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的时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骚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了出来。

其实不只在平津当地，就是陆军中央，也是扩大派占了大多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天津军司令官病入膏肓，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罕事件的牵连，19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这些人当然没有想到，他们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国，对于他们来说，“惩膺暴支”仅仅是一个合乎常识的选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所谓扩大派也没有想到，以后的战火会扩大到全中国，甚至烧遍了半个太平洋。不就是惩罚一下那个衰弱了还不肯老老实实的支那吗?怎么就值得石原莞尔那么神经质呢?石原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论调，除了引起日本陆军中央机关的官僚和少壮派军官反感之外，没有任何效果——什么扩大事态?这个所谓的事态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来的吗?

其实这些扩大派的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仅仅主张把中国军队赶出平津地区的，也有像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那样，说干脆把黄河以北全部解决算了，最积极的是陆军省军务课长田中新一，他说“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确实不算扩大”。

先别急着说田中新一狂妄，按照当时昭和军阀的思维方式，田中新一没有出什么格，就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提出了“支那兵的撤退，责任者的处罚，支那方面的谢罪和今后的保障”这四条所谓不扩大的条件，并且一天以后被内阁会议追认了。

所以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因为中华已经没有了退路。

蒋介石的庐山文告，在战后不少日本人的回忆中，都全文或者接近全文引用，因为他们在失败了以后，才听出了这段他们不屑一顾的话中，实际上凝聚了历经四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和决心。

有一位以后还会说到的人物叫濑岛龙三(陆大51期)，此人号称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1995年9月，厚达500余页的《濑岛龙三回想录·几山河》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两个月内增印10次。

濑岛在那本回忆录里坚持认为，发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扶持“满洲国”是“有点问题……但是租借关东州，经营南满铁路和驻扎必要的兵力是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且由朴利茅茨条约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谈到太平洋战争时，在承认“牺牲了三百万日本人的尊贵生命，丢失了先人建筑起来的领土，给他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在世界上丧失了日本的信用”以后，还是断言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或计划战争”，而是“自存和自卫的受动战争”。

不少陆军参谋在回忆录中都深刻或不深刻地批判了陆军大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而濑岛龙三在回忆录中对陆大的教育方式则大唱赞歌。

但是就是这个濑岛龙三，在谈到“卢沟桥事变”时也流露了一句：“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而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和当时的所有皇军参谋一样，濑岛的这个认识太迟了一点。

战败以后，特别在这个卢沟桥事变问题上，所有人都想摆脱干系，就连牟田口廉也都是这样。在一次由杂志《丸》举办的座谈会上，牟田口再三声明自己一枪未开，全是“支那军在挑衅”，连在一边的松井久太郎中将(陆大29期)都听不下去了，拿出当年的报纸和牟田口自己签发的报告，上面“打”字一片，牟田口这才闭上嘴。

日本帝国是已经全体疯狂了，这次的卢沟桥事变和以往的事变不同的是，政府内阁也紧紧跟上，腔调一点不比军部差。7月11日召开的由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参加的“五相会议”，虽然还在唱“不扩大”的高调，但已经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传媒、贵族院、众议院和财界代表，请求协力，以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取代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新任天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陆大23期)，从东京出发时还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尔保证：“在不扩大方针下不使用武力，争取在现地和平解决。”但11日经过汉城时给小矶国昭一通洗脑之后，第二天在传媒面前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不能默认中国的无理和暴虐，日本要进行正义的进军，惩罚他们的暴戾。作为军司令官，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制定了用兵作战计划，请国民们看着皇军的行动。”

7月20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动员提议，这次得到了内阁同意。局势已经不是石原能够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在京津一带遭到顽强抵抗的日军。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已全成泡影。

没有人注意石原警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得从日本民族性里面去找，日本民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过程的重视大于目的。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怎么样是水平问题。在处理卢沟桥事变这件事上，首先日军参谋们没有想到会引起几乎亡国的后果，其次就是亡国对他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爱国”就行了。


所以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不扩大事态在心理上和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不可能，但是近卫文麿首相还是尝试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有点想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做出这一举动，石原莞尔愤愤地说：“在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总理肚量仅仅如此，亡国者就是近卫文麿。”

近卫文麿派了西园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见面，商谈由大陆浪人宫崎龙介作为首相特使访华的可能性，后来的经过近似于间谍小说，宫崎龙介化名西希与志乘坐法国客轮，通过英国人和宋子文见面，商谈了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的细节，蒋介石也答应如果有好的条件可以谈判。


近卫文麿听取了宫崎龙介回来后的汇报，找到杉山元说明了情况，杉山元没有反对，但是领受了近卫文麿首相全权密令的宫崎在神户准备上船去上海的时候，却在码头上被宪兵逮捕。

近卫文麿火了，找杉山元问话，杉山元还是照例说些谁都听不懂的话来搪塞，气得近卫文麿只好自认倒霉。

卢沟桥事变的结果就这样定下来了。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3?淞沪抗战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可是中日居然都没有宣战。这就是常说的日本“不宣而战”，中国“战而不宣”。这里面的奥妙，其实就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果了。

日本的“不宣而战”倒与“光明正大”没什么关系。包括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在内都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这战不能宣，一宣就彻底完蛋。

为什么吗?怕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美国。日本的重要战略资源都卡在山姆大叔手里，日本人比谁都更清楚，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看他不顺眼，就是找不到机会来治他。只要日本敢和国府正式宣战，美国肯定采取“严守中立”的立场，对双方禁运战略物资。这一下石油、橡胶全没了，趁早“化剑为犁”回家种田是正经，还打什么仗?

那就只好掩耳盗铃不宣战了。不宣战就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大本营”也就不要了。但近卫文麿首相还是想要个“大本营”，并且自己也要参加，说是这样可以军政合一，便于战争指导。

参谋本部就不爱听了，本来就是不敢说“战争”这两个字，怎么你还要去指导那个倒霉“战争”呢?但是想想没了个联络机关，办事也确实不方便。就把《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改了一下，说是“在并非战争而只是事变的情况下也可以设置大本营”。于1937年11月20日设置了第三次大本营。组成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加上陆海军大臣这两个人。那么首相呢?不要，现在可不是伊藤博文、桂太郎那时代了，首相算个鸟。

所以这次的大本营和前两次的大本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全不同，它不是国家意思决定机关。所以又出来了一个“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来协调政府和大本营的关系。

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按说没必要协调哇，不是有所谓“御前会议”吗?怎么不能调整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呢?原来的所谓“御前会议”就是大家吵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到天皇那儿去请“圣断”的意思。可现在军部越来越牛，谁还敢和军部吵?慢慢地就变成了大家意见一致了，去告诉天皇一声的会议。可就告诉天皇一声，没必要劳民伤财大家一起去，就首相一人去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还真是这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军部就已经完全劫持了政府，这时候就只要东条英机一人去“面圣”就行了。

在宣战这一点表面文章上都投鼠忌器，那为什么还要打?这个问题从当时到现在，日本人都有点闹不清。石原们搞的“满洲事变”，目的还是很明确的：要搞一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战略纵深。那么在卢沟桥，那些皇军参谋们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从田中义一的“帝国国防方针”到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都没有要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语句。那石原更是要建设他那个“满洲国”呢。

就那个“满洲国”就已经够让关东军闹心的了，东北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那个“满洲国”，这一点只要举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的证词就够了。辻政信在自己写的《诺门罕》那本书里，列举了几个最让他头疼的“匪贼”的名字：谢文东、赵尚志和金日成。

辻政信对金日成的回忆是这样的：“以三江省东边道为据点的金日成，用这两种方法(指“并大屯”和“直接讨伐”——笔者注)都无法奏效。几次‘金日成已被击毙’的捷报传来，高奏凯歌，马上又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金日成，好像在嘲笑我们。到底有几个金日成?在这种重围中十几年脱逃而出、继续战斗的北鲜首相金日成，被全鲜人视为英雄。”

那么在“满洲国”的经济上呢?也不怎样。石原计划中的招商引资很不顺利。几大老牌财阀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都不去满洲。积极的就是几个新兴财阀，最积极的就是鲇川义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现在叫“日产”，也叫“尼桑”)、“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干脆把他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搬到满洲去了。战后鲇川义介曾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关进巢鸭监狱。

这就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一开始采取“不扩大政策”的原因。但是皇军的参谋们可不把这个政策当回事。可不是吗?你看看原来只是关东军总参谋部老四(参谋长、参谋次长、高级参谋、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一下子就成了参谋本部的老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咱们干吗不能干?哪有挤上了车就关门的道理。

军人嘛，想升官发财的道儿就只有一条，打仗。和谁打呢?和谁打都行，只要是能打得起来。特别是在这拨皇军参谋眼里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病入膏肓的弱国，只要打一下，那还不是想让他干吗就干吗。石原能整出个“满洲国”来，弄好了咱们也能整出个什么国来。至于中国在北伐革命以后已经统一了的事实，他们根本就闭眼不看，或者是不愿意看。

再加上一条“统帅权独立”，使皇军参谋们如虎添翼，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加上军费开支本身就是一个黑箱，谁把钱用到哪儿去了没人能弄得清，就算有几个反军的议员像中野正刚们老是想查陆军的账，陆军只要一句“国防机密”，就能把这些讨厌的家伙打发回姥姥家去。其实呢?大量的军费被陆军用于政界、传媒界工作。大批的政治家、传媒人被收买，舆论就是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呼乱喊，全国不一块跟着发疯才怪呢。

所以1938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在战后说过：“当时谁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谁也不想理解汉民族”。就连东条英机在被关进巢鸭监狱以后也说：统帅权是个错误。应该说，这些被起诉定罪了的和未被起诉定罪的战犯，到最后还是知道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


对于那些“惩膺暴支”的呼声，连以跋扈、狂妄而著称的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中都说：“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但这都是败战了以后说的话了。在当时，那些参谋们可是正狂妄着呢。

能不狂妄吗?全面开战后不到16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国中心城市几乎全陷于日军，而且皇军还在到处追着国军打。看起来日本军队不是“全面胜利”了吗?是不是“大日本皇军能耐大大的有”?

完全不是那样。“胜利”是对于目标而言，没有确定的目标，怎么判断“胜利”?日军参谋们挑起了中日的全面战争，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没人知道。

后来被认为是发了疯的希特勒，在进攻苏联时也没有想过占领全苏联，还有一条所谓“最终到达线”的A—A线(从北方的阿尔罕格林斯克连到南方的阿斯特拉罕的一条直线)，可是在打到A—A线以前，希特勒就先被打倒了。

那日军的A—A线在什么地方?追着国军打，准备追到什么地方为止?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已经在轰炸成都了?成都离最近的海岸的直线距离是1600公里!真准备追到成都去?是不是这些皇军们比希特勒还要疯狂?

第二次淞沪抗战(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外。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战役，现在不是中日双方都有共识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的(如皇姑屯事件、柳条沟事件、武汉会战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责(如卢沟桥事变)，唯有这淞沪抗战，则是双方都抢担责任，强调是自己一方主动进攻。日本认为是日本海军主动挑起了这场战役，使陆军卷了进去，其结果是使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日秘密会谈破裂，扩大了战争。而国府则认为淞沪抗战是蒋委员长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败得很惨。(现在中国大陆学界也采用这种说法。)

蒋委员长很信任德国人，因为德国人确实没有辜负他，确实帮他把红军给赶到陕北去了。要不是那些地方军阀到处私放红军，那红军还能不能到达陕北都说不定哪。

所以这次淞沪抗战，蒋介石还是用德国顾问、德械师。成算在胸。

但是蒋介石这次失算了。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也不能不说是鼎鼎有名，1934年任顾问的是塞克特将军，担任过土耳其的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的总参谋长。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在德意志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发动叛乱，而我绝不会发动叛乱。”蒋委员长在上海附近布置的防线就叫做“塞克特防线”。继任的是法肯豪森将军，这位很早就做过大清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的教官，帮袁世凯练过兵。后来在二次大战快结束时，又参加策划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

但是军事学是一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学问。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惨败，说明了一战时德国军事学上的缺陷。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缺陷，或者说意识到了缺陷而没有当回事：就算有缺陷，打不了英国法国，打打黄皮猴子应该没问题吧?但是高傲的条顿顾问们没有想到，这次的黄皮猴子们把条顿骑士们给研究透了。

还记得那个“巴登巴登四人帮”吗?冈村宁次他们就是专门去德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门去寻找他们的老师德国人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那个当时的驻瑞士武官小畑敏四郎，后来担任过陆军大学校校长，日本陆军的军事训练大纲就是他负责制定的，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的战略战术教训，总结得很透彻。

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只会进攻，不会防守。从两次大战的战史就可以看出，进攻时胜多败少，而一旦防守，大多失败。加上德军顾问团对中国国情不熟，把欧洲的战法拿到中国来了，国军机械化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但是被放在南京。德国顾问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从南京到上海，汽车要开20多个小时。

作战开始时，日军参谋本部已经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圈套，给松井石根的命令是突破“塞克特防线”，作战目标是在野战时消灭中国军队。德国顾问们的战壕工事有一个缺点：缺乏纵深，这是在一次大战时就暴露无遗了的。而当时指挥淞沪作战的松井石根，正是这种攻坚战的专家。

应该说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都受过单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的训练，这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突破战壕防御而总结出来的作战姿态，当时采用这一姿态训练的只有日军。而国军只会站立射击或蹲跪射击。

还有从日俄战争后，日军就已经废除大规模集团冲锋的战术，大规模冲锋只是给重机枪提供靶子。日军的冲锋，都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分散，以轻机枪为中心行动，不给对方的重机枪以密集靶子。大家看电影可能都有一个印象，鬼子军官指挥刀一举：“出击”，于是皇军们一拥而上。

但那只是文学描写，其实战争中根本不是这样。日军冲锋时无声无息，不吹喇叭，不高喊，全是手势，以求最大程度的让对手不知往哪儿打好，这都是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参谋本部估计突破“塞克特防线”需要两个月，其实松井在第二次攻击时只用了两天就突破了。防线的最后堡垒大场镇，也没守到两个星期。


应该说德国顾问们十分尽职，自尊心特别强。防线失守，居然有气红了眼的德国顾问们端着枪冲上了第一线!忘记了指挥、协调的职责。德国顾问一旦牺牲，部队也就失去了指挥，而事先又没有给各部队下达撤退路线，于是国军防线全面崩溃。松井就指挥着皇军一路向南京烧杀而去。

这里没有把淞沪抗战的失败归罪于德国顾问的意思，只是说蒋委员长过分重用德国顾问，这也是淞沪抗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德国顾问们作为蒋委员长的私人雇佣兵，虽然他们并不是为抗日而来，只是为了帮助委员长反共，但是在抗日战场上也确实为中国人流过汗流过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