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民啊，世界上有没有游泳速度最慢的世界纪录啊？我现在每天游800米，速度很慢。”江泽民说。“呵呵，这我可没听说过。你坚持游泳这很好，而且你胖，浮力大，省劲。”

袁伟民 有多少兴奋剂案例没有公开

2009年10月22日 14:44南方周末

2004年12月9日，率队从雅典奥运会征战回京的袁伟民，在六十五岁的年龄卸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职务，为自己47年的体育生涯划上句号。

然而，退休之后淡出公众视野的袁伟民，因为一部新书的出版而再次被媒体聚焦。

出版人张小波说:“当时袁伟民不愿意出版自己的书，但是我们认为他四十多年的体育生涯、他主政期间的思考，对社会也是一笔财富。所以经出版方的多次说服，他同意写出来，但他还是认为自己的书不应该在奥运前出，应该等到奥运过后再出版。”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详尽记述了袁伟民经历的中国体育界高层内幕，直面兴奋剂、申奥秘闻、假球等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该书署名为“远山”，袁伟民透露“这是一个四人的团队”，取名“远山”，意为把体育事业当成远处的山脉眺望。

袁伟民严格把关，他说，“有些东西如果我不说，可能就没有人再说了”。因为所在的位置，因为写作内容的相对敏感，袁伟民态度谨慎。全书在2008年年底就已经完稿，写作团队在反复斟酌，征询相关人士、领导、某些事件亲历者的意见，“考虑到大局”，“避免引起歧义”，写作团队自行删节了相关内容，使整部书的基调相对节制。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的出版周期很快，定稿十几天就出版了。“退休官员的一本书，只是出版社内部审查，不需要上报审批。”当时出版社确定的印数是10万，但是为保险只印7万册。10月11日，该书在南京首发，令出版方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九天已发行17万册。

面对一些方面的质疑，出版方则回应说，“整个书的出版过程已经履行了合理注意，包括对书稿里的细节核实，如果将来有什么后果，愿意和书的当事人承担后果”。

10月19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中心专访袁伟民。

“我知道你投票了”

南方周末:在您的书里，您谈到 “某位中国资深委员违反北京奥申委战略，即投票给金云龙，而不是罗格”。这对申奥成功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吗？

袁伟民:推荐谁竞选奥委会主席直接关系到北京申办能否成功。所以，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推荐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会主席这个消息，让我们非常震惊。这个做法跟奥申委制定的总策略完全相背，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按照国际奥委会章程，竞选主席需要国际奥委会执委推荐。为了避免罗格和欧洲委员会们的误会，我们商量了一个紧急补救措施，请这位资深委员马上再推荐第二个新主席候选人罗格。

南方周末:国际奥运会主席选举，与北京申奥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选择支持罗格的原因，当时我们的策略是如何制定的？

袁伟民:我想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实际上这是心照不宣的事，当时在国际奥委会有三重组合:一是所谓“罗·京配”，即罗格竞选主席与北京相配合；“金·多配”，即金云龙与多伦多相配合；“庞·巴配”，就是庞德与巴黎相配合。这反映了112次全会上处理五个候选城市和五位主席候选人的复杂关系。

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一个地区不可能两件好事都给你，要选换届主席，同时要选出一个申办城市，两个都给亚洲，这种可能没有。一般来说，奥委会也要照顾利益平衡，这就是利益的博弈。

北京奥申委制定的“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中国对于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承诺，我们会联合我们的朋友去支持罗格——这个策略是我们的总方针，是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情。

南方周末:也有人说，国际奥委会投票是秘密投票。

袁伟民:我可以这么说，我知道是谁投票了，因为奥申委确定的这个方针，是他应该投罗格而没有，他到底投了没有他最清楚。要我去查，我去查干什么？不需要我查。他到最后还在做一些人的工作，叫人家投票给金云龙，人家回答他说不行，不能投他，我跟你们部长有承诺。那些人有的是亲王，也是资深委员，都是人家投票完了跟我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

南方周末:也有说法认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派到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派到这个国家的代表。您怎么看独立性跟争取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袁伟民:奥林匹克宪章上是这么写的。奥委会从一个贵族俱乐部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在变化。萨马兰奇上任以后，就强调执行委员的独立性。

那么现在怎么理解这个情况？对一个国家而言派你出去，你不为我说话，不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去发言、去争取、去较量的话，我派你去干什么？这个是原则。你可以这么说，国际奥委会不谈政治，我们也这么说，但事实是这样吗？你的任务和使命，把你派出去时说的明明白白的，你当然可以强调个性，甚至你可以张扬你个人的魅力，但是你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这是一个外交人员的良心。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选择现在公开这些事情，在任时不便吗？

袁伟民:我得注意大局，我的位子不一样，我也考虑了很多。所以申奥和举办奥运期间，这些事情我从来没讲过，这件事不光我一个人知道，高层都知道。好多人跟我说，你要出来说，你出来说人家才信。其实他们也愿意说，但是他们觉得一个是权威性不够，再者他怕说出来带来其他问题。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劝我，我说时间不到，到时间我会说的。

南方周末:说出这些内幕时，您没有顾虑吗？

袁伟民:我不怕，这是事实。这些事情我是有根有据的，不是道听途说，我都有据可查。为什么不能说？我们不是说要讲实话，讲真话吗？

南方周末:现在对您的争议很多，您会坦然面对各种质疑吗？

袁伟明:我想，我无非是把一些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我也不想炒作，也不针对任何个人，所以我把所有的名字都划掉了，上面都没有名字。但是他们都会自动对号。

我想，坐过我这个位置之后出来说话，人家起码相信。我选择这个时机说，八年了，这些不是秘密材料，也没有什么秘密可保守，大家心照不宣。到底谁以国家利益为重？公道自在人心。所以现在他们骂我，也没有关系，我也做了准备。有些人理屈词穷，就说我雇用枪手写这本书，那些胡说八道我听到很多，都是在网上，说我炒作，我需要炒作吗？我写这部书就是对自己的总结。我根本就不管这些议论，我心态很好。既然我写了，就准备为我的言论负责，准备好承担一切责任。

“兴奋剂是政绩观的副作用”

南方周末:您的新书里，三次提到兴奋剂的问题。在您掌门中国体育期间，针对兴奋剂问题，都有过哪些举措，效果如何？

袁伟民:反兴奋剂的问题我在任时以及我的前任都是严厉狠抓的。

对兴奋剂的问题，整个国家的认识也在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原则是严厉查处，查了就处理，不是查完以后掩盖，不公布，不处理。兴奋剂最大的问题就是摧残运动员身体，对体育精神、对奥林匹克精神来说是亵渎。靠兴奋剂拿金牌是搞邪门歪道。所以我们抓得很严，只要发现就抓。2003年我们联合一些国家发表哥本哈根宣言书，明确表达反兴奋剂的立场。

1990年代初，伍绍祖当体委主任的时候，国家体委制定了反兴奋剂的“三严方针”，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立法颁布《反兴奋剂条例》。这个条例就充分表明政府反对兴奋剂的态度。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就像抽鸦片，像吸毒一样。总有人偷偷摸摸搞，为什么？它有好处，受利益驱动。像这种人我就抓，抓住就处理，你不是要拿金牌吗？我就处罚你，取消你成绩。

悉尼奥运会是第一次正式查，当时没有处罚条件，只是说查出你超标通知你，为了你的安全健康，就不要参加比赛。这跟现在处罚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没有给他判几年死刑终止比赛。但是不让他参加比赛，四年白辛苦。2000年，我们的检测水平也高。当时我就怕出事，出大事，悉尼要搞一个干干净净的奥运会。当时又碰上我们申办奥运，好多事情加在一起。

南方周末: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在国际体育界一直被视为丑闻。

袁伟民:有两起兴奋剂事件十分严重，给国家丢脸，教训惨痛，令我难忘。一起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取得了出色成绩，但是在比赛结束后一个月，组委会通知我们，有17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他们中11名选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运动员。这件事为什么一个月后才公布呢？因为在亚运会举行期间，这些尿样在日本的检测中心没有被查出来，但是人家把我们的运动员盯上了，在亚运会结束后，又将保留着的尿样送到了德国设备更先进的科隆实验室去检测，结果检测出来了。

1996年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特兰大奥运会进场的时候，当时的主持人就在现场说，“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场了，他们服用兴奋剂，靠兴奋剂拿金牌”，这些话就都说了，当时引起华人抗议。你看兴奋剂影响有多坏？全世界都在看这个东西。所以反兴奋剂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我在这个位置我要把好这个关，尽最大的可能禁止。我们不断加强反兴奋剂教育，调拨经费，增添检测兴奋剂的设备，提高检测能力，强化检测力度，查出一个，处理一个。但要根绝兴奋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南方周末:好几起大的兴奋剂事件，都有地方运动队组织计划的痕迹，比如说2005年湖北女子举重队，然后2003年，山东举重队，还有您提到的辽宁女子中长跑队。在厉行禁止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不断出现这种运动队的集体行为？

袁伟民:这是对号了，我书上没这么写。我只说某省，没点任何人的名，因为我的目的是就事论事。我说这个事情除了本身的严重性，人们对它的危害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包括我们一些领导，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种现象？。这就是一种侥幸。所以对兴奋剂，我的原则就是严厉查处，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实际上再往深说，兴奋剂也是政绩观的副作用，运动员为了金牌，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有的领导为了乌纱帽铤而走险。

南方周末:在刚刚开幕的全运会上，又爆出兴奋剂事件。您对现在的体育界有什么样的建议？

袁伟民:实际上这个东西，我看也正常。但是必须查出来一个，公布一个，同时还要处理。这不丢脸，这说明我们是反兴奋剂的，这就像抓小偷。小偷，哪个国家都有，但是我觉得抓住他要教育他，要惩罚他，该怎么处理，按你的条例，按你的法来办。但你要掩盖责任，怕自己丢面子，你这个小面子要了，大面子就可能丢，这个原则必须坚持。这个东西总有人偷偷摸摸在搞，知道了我就要抓你，抓住毫不客气，按法来办。所以我说这个不丢脸，有一个就查一个，公布让社会知道，你省里面有面子吗？现在是一票否决，出现这样的事情，你省里的精神文明评奖就没有了，大家都有，你没有，你回去不好交帐，你不是要搞政绩观吗？虚假的政绩观也助长了兴奋剂这种风气，兴奋剂的问题用我们的行话就叫毒瘤，是老鼠过街要人人喊打，要制造这种氛围，大家自觉不去搞这个东西。但是要杜绝，要完全没有不太可能。人总是复杂的，社会总是复杂的，总是有人要想侥幸去碰。你要做的就是让他不敢尝试，因为尝试是有代价的。

“举国体制不是韭菜”

南方周末:您认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成功，是与我们的举国体制密不可分的，那么随着体育事业逐渐向全民健身延伸，您觉得举国体制有哪些应该改变和发展的地方？

袁伟民:举国体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它的作用不可否认。我觉得抹煞举国体制是不可能的，尽管它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你不能像割韭菜一样把它割掉，中国的事情一刀切是不行的。体育运动的举国体制从建国到现在，是立了功的。毛泽东的思想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一个特定时代，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要振奋自己，要靠多拿奖牌来说明中国人行。聚全国之力，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包括申办奥运会，举办奥运会，也是这样。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时代也在变，对举国体制的改革还是必须的，按现在中央的精神说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创新，对举国体制的不断改正完善，要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南方周末:您认为哪些部分是不利于新时代发展的？

袁伟民:这个问题我现在要有所保留，因为我跟你说了，我就要对它负责。现在我说，会对现在在位的领导有压力，因为整个决策过程我了解得比较清楚。我认为现在是转型的最佳时期，比如在奥运会，让体育从比金牌数过渡到比奖牌数。因为奖牌是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表现。

依我看我们在奥运会上的体育水平经三届奥运，已经稳定到一个相当水平了，两百多个国家，我们稳定到前三名，都可以。但我们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中国人，泱泱大国，你得大度。因为靠金牌证明中国人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拿如更多的精力、时间、力量，下更大的工夫，转入毛泽东主席说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上来，这是体育的本质。

为什么美国搞一个项目，不用花多少钱，比我们走的快？因为它全民素质高。你看那个女足学一学就上去了，男足打得也不错。因为它普及，生活水平提高，才能玩，体育不就是玩嘛。现在我们也可以往这方面转，所以我说现在是体育运动转型最好的时期。但真正要变革，旧的思维还会有很大阻力，这要有政策保证，还要有各方面的号召、组织，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以金牌论成败，以金牌论政绩的现象？

袁伟民:现在可以说，过度地考虑金牌功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地要讲体育运动的质量，讲效率，讲品牌。我们金牌这么多，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基础项目还很落后。

另外，我觉得要给那些搞体育的行政官员松绑。不要天天为那个金牌去着想，压力太大，没有本事就搞行政贿赂。政绩不是单一的靠金牌来衡量。这些我都亲身经历了，靠金牌衡量政绩会把人家压垮，为什么？怕丢乌纱帽嘛，这样体育运动就变味了。金牌要争，要靠真本事，而不是唯金牌论英雄；竞争要，但不是恶性竞争，不竞争，不要金牌，不要奖牌，那体育魅力就没有了。当我们的体育运动走到良性循环的时候，我们新的春天就又来了。

（本文经受访者审订并授权发布）

马家军的兴奋剂往事

袁伟民新书面世时，很多人才知道，马家军当年无缘悉尼奥运，是因为被查出使用兴奋剂。
在这次“飞行检查”中，2名中国运动员由于尿检呈阳性，25名中国运动员血检超标。

当年流行兴奋剂使用三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袁伟民却把它看成“誓要铲除的毒瘤”，并且“动真格的，决不手软”。

封杀马家军，压力纷至，某省级领导找袁长谈数小时。袁伟民作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那几天，他“急火攻心”，“头上长了很多湿疹，结成一片片痂”，夫人笑说“像是顶着一头‘锅巴'”。申奥成功背后的尴尬

申奥“合纵连横”的总体方略是，“通过中国对于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奥委会主席和奥运会承办国两件好事不可能同时落在一个洲头上。

申奥班子的成员都践履了这一方针，袁伟民却隐晦地指出：何振梁把票投给了罗格的竞争者——韩国的金云龙。
何振梁有自己的理由：“国际奥委会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派到国际奥委会去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派到这个国家的代表。”
“这是一个令北京奥申委高层领导深埋在心中的无奈和遗憾，这是一个在中国体育外事史上不可忘却的教训。”书中如此评价这件事。

女排也打假球
足球踢假球屡见不鲜，排球也有打假球的时候。2002年的世锦赛，中国女排为了避开意大利，故意输给了希腊和韩国。

德国观众喝倒彩，本来应该晋级的荷兰队的队员“气得哭了”，韩国人“觉得没面子，不领情”，前来加油的华人观众“很伤心”，国际排联指责中国人搞乱了秩序，连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都感到了压力。
在袁伟民心里，“严就是爱，松就是害，”他对排管中心主任徐利放出狠话：“不好好认识问题，就别去亚运会！”

女排知耻后勇，在2002年亚运会、2003年世界杯和2004年奥运会连续斩获冠军。成功后的中国女排特别喜欢唱《阳光总在风雨后》。

审计风波有玄机
2004年的国家审计报告指出：“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一时间群声愤慨，舆论哗然。

奥运过后，详细的调查却显示这是个程序性的失误，“体育总局以党组会、局长办公室的名义动用中国奥委会资金是不妥的”。体育总局、体委、奥委会是“一个机构，一套人马，三个牌子”，实质上是“自己花了自己的钱”。

“而且中国奥委会的账户上既没有财政专项拨款，也没有其它有专项用途的‘专项资金’，只有市场开发积余的钱，这些钱是10多年来各单项协会和中国奥委会进行市场开发积累下来的。”
主席该减肥

2001年11月11日，第九届全运会期间，江泽民和袁伟民在广州交谈有关健身的问题。“伟民啊，世界上有没有游泳速度最慢的世界纪录啊？我现在每天游800米，速度很慢。”江泽民说。“呵呵，这我可没听说过。你坚持游泳这很好，而且你胖，浮力大，省劲。”袁伟民回答，“不能像萨马兰奇那样，他忙碌惯了，一退下来，不忙了，锻炼也少了，身体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袁伟民不忌讳说“胖”，在十六大即将召开的前夕，他甚至不忌讳言“退”。
举国体制好
在总结申奥工作时，袁伟民强调：“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有祖国培养意识，中国体育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举国体制。”

袁伟民也分析了阻碍中国体育发展的因素。兴奋剂的泛滥就是“利益驱动、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政绩观，以及唯金牌论、锦标主义作祟”。
体育部门有小团体主义。“有的官员、领导把运动员取得的好成绩看作是地方的荣誉、名片，甚至当作是个人的政绩、‘升官’的资本。”

以朱建华为例，很多省市看到难以超过就放弃发展男子跳高，结果朱建华之后再无高手。朱的师傅胡鸿飞也囿于门户和地域之见，“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没有得到继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