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田：反腐惩贪是党的生命线
| 发布时间： | 2009-04-27 16:00:13 | 点击次数： | 0 |
简述：
为了找到有关证人，周边４０多里山路上，他们一趟趟往返，连一袋水泥、一条房梁的价格都落实得清清楚楚，终于确证了这位村支书侵吞４万多元集资款和集体资产的犯罪事实。
简介：
王书田：反腐惩贪是党的生命线
2005年11月21日 15:46:59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西安１１月２１日电(记者王世焕 曲志红)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平凡的基层检察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当应分的事情，是我的职责所在。”
这是我们见到王书田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最终让我们深深意识到，他用了生命中一切最宝贵的东西捍卫这份神圣的职责。
如四时行焉，如百物生焉，人应尽的职责，谓之天职。
深夜，闪着蓝光的救护车驶进西安市临潼区医院，送来的病人脸色苍白，胸前衣襟上溅着片片血渍。护士们刚把他送进急诊病房，大口大口的鲜血突然从他嘴里吐出，床上、地上、墙上都染上了殷红殷红的鲜血。
这位病人，是临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书田，那天是２００３年５月４日。发病前，他正在查办一家医院出纳的贪污案件，连续工作了３天３夜，案件基本查清。他回到家连一口饭还没来得及咽下，血，就这么大口大口喷了出来。
一袋又一袋血浆注入王书田的身体，１０００ｃｃ、２０００ｃｃ、３０００ｃｃ、４０００ｃｃ……
要知道，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不过５０００至７０００ｃｃ啊！
那天夜里，天下大雨。从深夜到清晨，闻讯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抢救室外狭窄的楼道上，医院大厅里都站满了人。有他检察院的同事，公安局的战友；有他的邻居、同学和朋友们；有他曾接待过、帮助过的群众；甚至还有他所办的案子中的当事人。没人大声说话，大家都紧张地望着紧闭的抢救室。
……
这可能是王书田职业生涯中最悲壮的一幕。这一幕的背后，是他多年来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秉公执法、清廉如水的忘我工作。
今年５３岁的王书田７年前戴上检徽，成为一名检察官。身处基层检察院，他并没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但７年中，他带领１５位反贪检察人员，查办了９４件职务犯罪案件，件件办成“板上钉钉”的铁案。
铸造这９４件铁案，需要多少精神的、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全方位付出——忠诚、公正、清廉、严明、忘我、心血、智慧、时间、精力、家庭、健康、情感甚至生命和全身的热血……
一页页翻阅王书田７年来的职业生涯案卷，答案是：他几乎掏空了自己的全部。
卷一：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是广大群众最为愤恨的现象，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心腹之患。上任反贪局长，王书田知道这个职务就是一副重担，他的承诺是：我们头上是国徽，身后有人民，面前有法律，腐败分子就是块钢，也要“啃”下来。
１９９８年２月，干了２１年公安工作的王书田从临潼区公安分局调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对这个新的使命，他看得很重。“反腐惩贪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也是人民群众的信任线”，他大张旗鼓地对区检察院反贪部门的检查人员说：“威严是打出来的。”带领大家拧成一股绳，向“贪官污吏”宣战。到任的头一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比前一年增加了５０％，第二年又增加了２０％。
与职务犯罪的较量，不仅要有决心，还需要斗智、斗勇、斗耐心、斗功夫。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房小林，对１９９９年和王书田一起查办某勘探大队财务科长张某贪污公款案的经历，至今铭刻在心。
被举报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是单位的老会计，科班出身的高级会计师。他离任时上级主管部门专门从北京派人审计，都觉得有问题，就是抓不住确凿证据，只好不了了之。职工怨声载道，到处上访告状。
房小林等３位检察人员去了勘探大队，他们心气勃勃而去，垂头丧气而归。房小林对王书田说，勘探大队的账本堆了满满几大架子，查问起来张某对答如流，态度傲慢：“查我，看得懂我的账吗？！”
王书田看出了他的畏难情绪，并没有直接点破。他对房小林说：“你看咱们华清池门口不是总有小贩卖狐狸皮吗？狐狸再狡猾，总有好猎手能制服它。”
王书田亲自带着办案人员再去勘探大队，听情况，搞调查。勘探大队本来是个效益很不错的国企，但那时闹得工资都发不出，一些职工不得已只好到处打零工为生。王书田对大家说：“勘探大队的钱既是国家资产，也是职工的血汗，我们决不能让犯罪分子侵吞。它就是块钢，我们也要啃下来。”
他们白天和请来查账的专业人员一起扎进小山似的账堆里，对成千上万的票据逐张逐页、逐笔逐项进行审核排查；晚上他们挑灯夜战，对排查出来有疑点的账目分析论证，再分头寻找证人，核实证据。就这么埋头搞了两个多月，终于从一笔设备支出费用中找出破绽。
“这笔钱，张某利用自己掌管的四、五本账倒来倒去，折腾了差不多４年才最后转出去，还是被我们揪住了。”
房小林说，这两个月时间里，他的头发一片片地往下掉，出现了７、８片“鬼剃头”。王书田看见了，到处打听给他介绍了一个专治此病的老太太。“果然灵验，就在案子告破那天，我的头发全好了。”
这个案子，从查账、外调、追款、司法鉴定等方方面面做得扎扎实实。虽然张某一直不肯承认，但证据确凿，提起公诉后张某因贪污公款８万多元被判５年徒刑。
王书田专门到勘探大队向干部职工通报处理结果。全场职工站起来使劲地鼓掌，久久不停。房小林说：“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感觉到检察工作的神圣和群众对我们的期望。”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平凡的基层检察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当应分的事情，是我的职责所在。”
这是我们见到王书田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最终让我们深深意识到，他用了生命中一切最宝贵的东西捍卫这份神圣的职责。
如四时行焉，如百物生焉，人应尽的职责，谓之天职。
卷二：在反贪部门负责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村官的案子最小，却往往最难，最苦。但王书田却身先士卒，呕心沥血地扑上去。他说，如果我们不为老百姓做主，就愧对了职责，愧对了胸前的检徽。
临潼是闻名遐迩的旅游区，也是一个农业区，全区８０％以上是农业人口。王书田上任不久就发现，很多乡村存在村干部违纪违法、侵吞集体财产、农民告状无门的现象。而一些检察人员却热衷于办大案、要案，不愿办农村“小案”，觉得办村官的案子没影响，“吃力不讨好”。深知农民疾苦的王书田却不苟同，他认为，村官的腐败，直接危害农民利益，群众最反感，也最痛恨。他对大家说，案子有大小，但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不分大小。我们的宗旨是执法为民，千万不能伤了老百姓的心。
１９９９年夏天，一封举报信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信上举报马额镇某村支书王某，利用职权，贪污全村百姓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才凑齐的修缮小学的集资款。
王书田拍案而起：农民来钱不容易呀！如果连孩子们上学的钱都敢贪，这位村官的心也太黑了。
王书田带着３位检察人员赶到村里，他们看到了让人心酸的一幕：村里小学建成后，由于没有足额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紧锁了校门，成群的娃们背着书包蹲在校门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教室。
“查！坚决要查清案件，还村民和孩子们一个公道。”王书田当即部署检察人员展开调查。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柴良清楚地记得，当时涉嫌贪污的村支书死不认账，交出来的各种票据足有一大袋子，有的是发票，有的是白条，还有的干脆就是烟盒背面记着的几个数。
办案人员索性一头扎进村里，查所有票据、账目。正值酷暑时节，在一间热得像蒸笼似的小屋里，他们从基建账起，一笔一笔查验，一笔一笔落实。为了找到有关证人，周边４０多里山路上，他们一趟趟往返，连一袋水泥、一条房梁的价格都落实得清清楚楚，终于确证了这位村支书侵吞４万多元集资款和集体资产的犯罪事实。
当王书田亲手把打开学校大门的钥匙交到村民手里时，老人们哭了，孩子们笑了。
在农村办案，因财务管理不健全，白条乱飞，有票无账，证人分散，取证困难，最易形成“挠头案”“无尾案”。为解决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王书田和反贪检察人员着实吃了不少苦，费了不少力。查办任留乡某村干部潘某挪用公款参与赌博的案子，要找的证人们多是经常聚赌之徒。他们一次次在村里蹲守到凌晨３、４点钟，等待行踪不定的证人；查办零口镇某村支书潘某贪污公款的案子，王书田带着办案人员在８年多的上千张白条中重建账目。为了找到一个证人，他们曾在寒冬腊月冒着大风大雪赶几个小时的夜路。当敲开这位村民的家门时，他们已经成了“雪人”。
就这样，几年来他们先后查办了１４起村官案，挖出“村蛀”１７名，为十里八乡的农民群众伸张正义，讨回公道。
“这些２、３万元的案子看起来不大，但对村里农民来说是天大的事。一些检察人员却热衷于办大案、要案，不愿办农村‘小案’，觉得办村官的案子没影响”，王书田说，办一件村官的案子，就铲除一起群众身边的腐败，促进一方和谐，还可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力量：“意义可不小啊！”
卷三：从公安战线刚刚出来，转眼间要查办过去的战友、同事，王书田手里也捏着把汗。但公正执法的精髓就在于法平如水，法明如镜，人人平等，这是公理。王书田说，工作中我不怕得罪人，就怕得罪法律。
王书田的样子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煞气”，反而一脸和善，还略有些“笑面”，好像总挂着一丝笑意。
但在临潼，他却有着“铁面局长”之称。这个铁面，算他多年的“老毛病”，到了检察院后他不得不越来越“铁”。他说，检察院查办贪污、渎职案件，每个当事人都有一定地位、一定能量，有的还相当大，没有一张不徇私情的铁面，根本别想办案。
“我们办的案子，连村官的在内，没有一起不找来说情的。”
所以，他一上案子，经常关手机，不回家，也不在办公室，排除一切干扰。
但是，人非草木，总有些东西似乎难以拒绝。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一个意外事件让王书田经受了一次痛苦的抉择。
秦陵镇村民岳某因无证经营与纠察人员发生冲突，被巡警大队民警带回来进行治安调查。当天，值班民警小张一时大意，擅离岗位，急于逃走的岳某从５楼坠楼身亡。
一时间传言四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影响十分恶劣。
正在西安开会的王书田匆匆赶回临潼组织调查。结果表明，岳某的死亡与值班民警小张的失职有直接关系。
对小张，王书田太熟悉了，那是他在公安分局当政委时亲手选录的警校学生，也是他曾经十分赏识的年轻民警之一。“穿上警服还不到一年啊！”王书田心里既沉重又惋惜。
一些过去的领导和同事纷纷找到王书田说情。“案子查清了，人又不是他打死的，只是一时疏忽，给个处分就得了。”小张的亲属也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捎话给王书田，求他网开一面。
王书田这天晚上在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第二天，王书田叫来了小张的教导员等几位老朋友一起和小张吃午饭。席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案件说得清清楚楚，把造成的后果讲得明明白白，说得一直情绪激动的小张也慢慢安静下来。
很少喝酒的王书田破例敬了杯酒。随后，他亲自送小张走进了拘留所。
王书田对我们说，处理这样的事，其实也有矛盾有思想斗争，但他在心里横下一条不能碰触的高压线——“人情再大终归不能超越法律”。
恪守着这条铁律，几年来王书田铁面无私地查办了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人员职务犯罪案件２８件３１人，其中包括和自己一起工作过的亲密战友。
有不少亲朋好友劝他：“临潼这么个小地方，这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老是这样黑脸冷面，不留一点人情，就不怕把人得罪完？你就不给自己留后路？”
王书田淡然一笑：人情世故我都懂，但我干的是反贪这一行，讲人情，顾面子，亵渎的就是法律。“法律面前，我别无选择。”
卷四：如果说公正是法律的灵魂，那么以法为据、以证为本的现代执法观念是保障这种公正的前提。王书田在自己主管的自侦部门率先推出“铁案工程”，他说：１％的错案对当事人就是１００％的冤枉，是我们检察机关的失职。
“铁案如山”，通常形容绝对无法推翻的事实，要把每一件案子都办得如此完美绝非易事，照王书田的话说，就是要下深功夫、细功夫、苦功夫，让事实开口，用证据说话。
１９９９年６月，检察院接手了一件老大难的陈年案件，群众强烈反映时任临潼区某旅行社经理王某某有经济问题，把一个生意红火的单位折腾得面临破产。但由于问题已时隔较久，有关部门多次调查无果。
王书田对举报材料认真分析，深入研究，他告诉干警，对待积案有时只能用“笨”办法，要扑下身子找钉子。
这个公司四五年的账，光卷宗就堆了半间小房子，全部铺开后更是千头万绪。王书田和办案人员一本一本地过，一张一张地查，仔细捕捉其中的疑点。终于，一张报销金额为２．７万元的修车票被王书田和干警们大海捞针地“淘”了出来。王书田当即派人查找票据上的修车行，最终证实该票为假票。
此前一直百般抵赖的王某，面对假发票上他的签字，不得不承认自己伙同会计、出纳贪污公款的事实。王书田和检察人员继续追击，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找到３人贪污公款５万余元的完整的证据锁链。一个陈案、难案被他办成了“铁案”。
这些年来，我国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对执法机关文明执法、规范办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些检察人员一时难以适应，甚至心有怨言。王书田一方面加强对办案人员的教育培训，一方面制定了从案件的线索管理、初查、立案到侦查、办结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并提出了“铁案工程”的目标。反贪局侦一科龙国强说，王检一直和我们讲，如果我们办错一件案子，就可能改变了一个人甚至一家人一生的命运。所以，必须要慎之又慎。
２００３年３月，中国移动公司临潼营业部工作人员胡某，拿着贪污挪用的１０万多元赌博挥霍。为了查清赃款去处，办案人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调查，先后询问了十几名参赌人员和相关部门，均因有关人员心存顾虑，回避作证，无功而返。一名经常和胡某一起赌博的关键证人更是躲得无影无踪。这种情况下，有的检察人员提出，胡某贪污挪用公款的证据基本确凿，赃款流向基本明晰，他本人也供认不讳，结案算了。
王书田却不同意，他认为案子虽基本清楚，但缺乏固定的证据支撑，如果在证据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仅凭口供结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再次带领检察人员找到证人亲属，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讲明利害，消除他们的顾虑，请他们帮助寻找证人。
证人找到后，王书田又苦口婆心地给他讲法律、讲政策，反复做思想工作，终于取得了证人的证词。
王书田说，有案不办是失职，有案不会办是无能。在他的主持下，他们不仅连年破获重大案件，而且还成功办理了多起“零口供”案件，全部被法院作了有罪判决。
重证据、重程序、重人权，办就办成铁案。王书田说，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检察官。（
卷五：一个检察官的操守，也许并不写在他所办的案卷上，但却伴随他职业生涯的时时刻刻，影响他作为执法者的一举一动。王书田以他近乎“过分了”的清廉，坚守自己的人格，对抗无孔不入的侵蚀。他说，打铁先要自身硬，反贪自己先戒贪。
贪污腐败，总是伴随着权力而生；因此，“清廉”二字成了古往今来吏治中最大的难题，也成了人们最为推崇的一种高尚品格和道德风范。
王书田参加工作３２年，先后担任过派出所所长、公安局政委、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都是“有职有权”的岗位。不少人说，他脑子只要“活泛”一点，他的日子就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王书田却不屑，他对女儿说：“财富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尺。咱们可以穷，但不能违背法律，不能愧对良心。”
他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拿一分不该拿的钱，不收一份不该收的礼。
王书田的父亲１９９７年病逝。王书田回贵州办完父亲丧事回来后，得知干警们凑了９０００多元的份子钱。他立即把这些礼金全部拿到了政工科，要求逐人逐份退还。政工科长不以为然地向他解释：“婚丧嫁娶，大家随个份子，是人之常情嘛。”王书田态度既坚决又诚恳：“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是别人，我是政委，这样的头我不能带。”
无论什么原因，给王书田送钱送物他坚决不受。就是顺水的人情，他也拒之千里。
妻子李玉琴１９９６年内退后，便和王书田商量想做点生意补贴家用。王书田只提了一条：“不管你做什么，不能和我的职业有关。”
李玉琴思来想去，只好跑起票务代理业务，为旅行社送车票、机票、门票。她风里来，雨里去，有时深更半夜，一个电话打来，她也要从床上爬起来去送票。几个在公安局工作的老战友对她说：“嫂子你干脆办个酒店吧，王政委不管你，我们管，以后一些迎来送往的事，就放到你的酒店。”
李玉琴回家后转弯抹角刚向王书田透了一点意思，没想到王书田“噌”得从沙发上站起来：“这馊主意是谁给你出的，这件事你想都别想！”
到检察院工作后，送上门来的“好处”更多，王书田对自己的戒律也更严。
王书田到检察院不久，他的一位同学约他吃午饭，到了饭桌上他发现这顿饭竟然“别有用意”。原来，反贪局在查办一起街道工作人员贪污案件时，有一笔３万元的非法所得被暂扣，一位区里的工作人员托王书田的同学出面，想让他帮忙把钱退出来。这位“托情”的人直言不讳地对王书田说：“你看这钱交给公家，对你也没啥好处，还不如退给他，我让他拿出一半给你。”
“这话你不该说，这事也不该办。”王书田郑重地对他说，“该退的钱到时一定退，不该退的钱一分都不能给。”
从此，想请王书田吃饭成了件难事。他解释说，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我“慎交”“清交”，很多人请吃饭，请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手中的权，大意不得。
王书田的家境不富裕，妻子内退多年，女儿正在读书，还要挤出点钱贴补年迈的父母，全家人一直克勤克俭过日子。妻子李玉琴说，书田多少年都没买过衣服，一年四季，家里家外，总是穿着制服。他最值钱的一件衣服，是２００３年大病之后她非要买的，花了２４０元。王书田嫌贵，死活不要，她发了火才算买下来。李玉琴说：“我是怕他万一有个好歹，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
对于出生在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家庭的王书田，自幼清贫的生活似乎给了他一种与生俱来的恬淡。他总和家里人说，搞反贪的人首先自己要戒贪，物欲不能太强，日子过得去就行。
没想到，因为他的身体，本来还过得去的日子却有点过不下去了。２００１年６月，王书田因肝硬化和糖尿病住进了医院，医药费几乎花光了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
２００３年５月，王书田因过于劳累导致大出血住院抢救，５天５夜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经过不惜一切努力的抢救，王书田终于苏醒了。可这次，他们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医药费。
肝硬化造成的低蛋白症加上失去了脾脏，王书田的机体己不能合成生命中宝贵的蛋白，全赖体外补充，加上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服的药，他的工资连药钱都不够。
为了治疗和还债，万般无奈的李玉琴，只好打自己房子的主意。房子是王书田在公安局时分得的住房，也是他们这个家唯一称得上财产的东西。李玉琴开始不敢告诉丈夫，直到谈好了买主才委婉地对王书田说：“你身体这样，房子在５楼也不方便上去，先卖了，将来咱再买新的。”
心知肚明的王书天沉吟良久：“那就卖吧，有了钱先把借单位的１万元还上。”
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王书田从来没向组织开口，更没有向案子伸手！２００４年，大病未愈的王书田先后组织查办了数起大案，其中某烟草公司科长赵某涉嫌贪污１４万元的案子，从刚一开始侦查，各种说情的送礼的就接连不断。亲自坐镇指挥查案的王书田一如既往，既不畏阻力压力，也不惑于金钱利益，不仅一举查清赵某的案子，还顺藤摸瓜又带出了另一起挪用公款４０万元的大案。
“别说我是个执法者，就是个普通人，也决不能贪不义之财！”
王书田全家现在租了间４０平方米的小屋。走进这个家，处处可见捉襟见肘的窘迫。原本客厅的吊灯有６只灯头，为省电现在只留下一只灯泡；全家只有一张桌子，让给女儿写作业，王书田要看材料写东西，就拿自己的床当办公桌；唯一的一台家电，是老旧的电视，有时好有时坏……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苦着自己：“现在社会上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你图啥？”
王书田却安之若素，与妻子女儿一起坦然面对生活的艰难。他说：“我见过太多的贪婪。那些人不是不知道这是违法犯罪，就是抵御不住自己心里的贪念而失足。”
他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品格和职业操守，也捍卫着法律的公正和尊严。看着为家境发愁的妻子，心里不是滋味的王书田千叮咛万嘱咐：“下次我再发病，你们千万别抢救了！”
卷六：形容王书田７年来的检察官生涯，同事们大都用两个字：“拼命”。王书田说，在这个世界有人透支金钱享受生活，有人透支亲情享受天伦。但我愿意透支生命，为党默默工作，为检察事业挚献热血
王书田的妻子李玉琴说，她经常感觉自己是个“独身女人”。
王书田从干警察到当检察官，几十年时间几乎始终跟着案子转，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妻子要工作、带孩子、做家务、照顾老人，忙里忙外。有时家里有什么重活，全得靠朋友帮忙。李玉琴过意不去，就经常给朋友们织毛衣表示感谢。她说，好多朋友家里大人孩子，都穿过我织的毛衣毛裤。
日子久了，李玉琴心里也有怨气，偏偏连个埋怨丈夫的时间都找不着。有一次，王书田因上案子又是一个星期没回家，直到案子办结，他才一身疲惫地迈入家门。进来就嚷着：“快给我做点饭。”
李玉琴给他盛上饭，一边看他吃饭一边唠叨他：“这个家，是你的饭店，还是你的旅馆？”说着说着，她突然发现王书田的筷子不动了，头偏向一边，嘴角上沾着饭粒，竟这么就睡着了。
时至今日，李玉琴一提起这事还是忍不住红了眼圈，她知道丈夫是太累了。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王书田，不得不把留给自己和家人的时间压缩到了最少。王书田是父母唯一的儿子。１９９７年８月，远在贵州的家人连续几次打电话告诉他父亲病危的消息。但因为几个市里、省里挂牌督办的恶性案件正处在攻坚阶段，他实在无法抽身。而等他工作告一段落带着妻子女儿连夜赶回贵州时，父亲已经离开人世。临终前还不住地喊：“书田！书田！”他长跪在父亲的遗像前，任凭泪水浸湿了衣襟。女儿欣楠说，她从没见过爸爸流那么多泪。
至于他的独生女儿，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说：“长这么大，我都没带她一起出去玩过。”
还在１９８６年，王书田就患上了乙肝，医生一直告诫他，这种病要注意休息。但王书田总是“工作一忙起来就把什么都忘了”。
２００１年５月下旬，王书田带着反贪局的检察人员正在查处临潼一家银行营业所营业员陈某贪污公款的案件。连续几天加班熬夜后，王书田感到头昏、肝区疼痛，但他一直忍着。到６月初案件基本完结的那天，他才觉得有点支持不住了。同事们将他送到医院，经检查，他的病情已转化为肝硬化腹水合并糖尿病。
直到这时，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才知道，王书田竟带着这么重的病和大家一起查案子。
“吃了一堑”的王书田并没有“长一智”，病情初缓后，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龙国强说，２００３年３月，他查办北田镇财政所一起挪用公款的案子，因嫌疑人拒绝交代用途而正在僵持。这天凌晨３点，王书田竟然来到办案点。龙国强十分惊讶地问：“王检，你怎么这时候还来了？”王书田说：“案子办不下来，我不放心，睡不着。”
和王书田一起工作了６年多的龙国强说，王检从来都这样，工作的事比啥都重。这个秉性，在那场让他昏迷了整整５昼夜，“差点活不过来”的大吐血后，竟还是依然故我。身体刚好一点，他就要回去工作。他怕妻子不同意，就哄她说，我就是出去走走，不干什么事。
说着“不干什么事”的王书田，却一点不少干事。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７日，王书田在两个办案点忙到凌晨２点，再一次因辛劳过度吐血不止。第二天早上，当副检察长赵宏闻讯赶到医院时，刚刚从半昏半睡中醒来的王书田，第一句话就是：“那个案子今天上午一定要研究，不敢拖啊！”
“他就是为事业而活着的。”赵宏终于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３次大病后的王书田，如今还是工作不离口，案子不离身。对于自己的生命，他有自己的感悟：“这已经算是我的第２次生命了，我当然珍惜。但是，活着总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才有意义！你看，就像那快没油的煤油灯，空耗着也会完，点着还能再闪点亮。”
靠在病床上说这番话的王书田，微笑着，脸上一片清澄。
忽然想起那首《忠诚》的小诗，像是他的写照——
而我这个人，是用忠诚制造的。即使破了，碎了，我片片都是忠诚。（完）
2005年11月21日 15:46:59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西安１１月２１日电(记者王世焕 曲志红)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平凡的基层检察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当应分的事情，是我的职责所在。”
这是我们见到王书田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最终让我们深深意识到，他用了生命中一切最宝贵的东西捍卫这份神圣的职责。
如四时行焉，如百物生焉，人应尽的职责，谓之天职。
深夜，闪着蓝光的救护车驶进西安市临潼区医院，送来的病人脸色苍白，胸前衣襟上溅着片片血渍。护士们刚把他送进急诊病房，大口大口的鲜血突然从他嘴里吐出，床上、地上、墙上都染上了殷红殷红的鲜血。
这位病人，是临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王书田，那天是２００３年５月４日。发病前，他正在查办一家医院出纳的贪污案件，连续工作了３天３夜，案件基本查清。他回到家连一口饭还没来得及咽下，血，就这么大口大口喷了出来。
一袋又一袋血浆注入王书田的身体，１０００ｃｃ、２０００ｃｃ、３０００ｃｃ、４０００ｃｃ……
要知道，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不过５０００至７０００ｃｃ啊！
那天夜里，天下大雨。从深夜到清晨，闻讯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抢救室外狭窄的楼道上，医院大厅里都站满了人。有他检察院的同事，公安局的战友；有他的邻居、同学和朋友们；有他曾接待过、帮助过的群众；甚至还有他所办的案子中的当事人。没人大声说话，大家都紧张地望着紧闭的抢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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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王书田职业生涯中最悲壮的一幕。这一幕的背后，是他多年来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秉公执法、清廉如水的忘我工作。
今年５３岁的王书田７年前戴上检徽，成为一名检察官。身处基层检察院，他并没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但７年中，他带领１５位反贪检察人员，查办了９４件职务犯罪案件，件件办成“板上钉钉”的铁案。
铸造这９４件铁案，需要多少精神的、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全方位付出——忠诚、公正、清廉、严明、忘我、心血、智慧、时间、精力、家庭、健康、情感甚至生命和全身的热血……
一页页翻阅王书田７年来的职业生涯案卷，答案是：他几乎掏空了自己的全部。
卷一：国家公职人员的贪污腐败渎职侵权，是广大群众最为愤恨的现象，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心腹之患。上任反贪局长，王书田知道这个职务就是一副重担，他的承诺是：我们头上是国徽，身后有人民，面前有法律，腐败分子就是块钢，也要“啃”下来。
１９９８年２月，干了２１年公安工作的王书田从临潼区公安分局调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对这个新的使命，他看得很重。“反腐惩贪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也是人民群众的信任线”，他大张旗鼓地对区检察院反贪部门的检查人员说：“威严是打出来的。”带领大家拧成一股绳，向“贪官污吏”宣战。到任的头一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比前一年增加了５０％，第二年又增加了２０％。
与职务犯罪的较量，不仅要有决心，还需要斗智、斗勇、斗耐心、斗功夫。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房小林，对１９９９年和王书田一起查办某勘探大队财务科长张某贪污公款案的经历，至今铭刻在心。
被举报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是单位的老会计，科班出身的高级会计师。他离任时上级主管部门专门从北京派人审计，都觉得有问题，就是抓不住确凿证据，只好不了了之。职工怨声载道，到处上访告状。
房小林等３位检察人员去了勘探大队，他们心气勃勃而去，垂头丧气而归。房小林对王书田说，勘探大队的账本堆了满满几大架子，查问起来张某对答如流，态度傲慢：“查我，看得懂我的账吗？！”
王书田看出了他的畏难情绪，并没有直接点破。他对房小林说：“你看咱们华清池门口不是总有小贩卖狐狸皮吗？狐狸再狡猾，总有好猎手能制服它。”
王书田亲自带着办案人员再去勘探大队，听情况，搞调查。勘探大队本来是个效益很不错的国企，但那时闹得工资都发不出，一些职工不得已只好到处打零工为生。王书田对大家说：“勘探大队的钱既是国家资产，也是职工的血汗，我们决不能让犯罪分子侵吞。它就是块钢，我们也要啃下来。”
他们白天和请来查账的专业人员一起扎进小山似的账堆里，对成千上万的票据逐张逐页、逐笔逐项进行审核排查；晚上他们挑灯夜战，对排查出来有疑点的账目分析论证，再分头寻找证人，核实证据。就这么埋头搞了两个多月，终于从一笔设备支出费用中找出破绽。
“这笔钱，张某利用自己掌管的四、五本账倒来倒去，折腾了差不多４年才最后转出去，还是被我们揪住了。”
房小林说，这两个月时间里，他的头发一片片地往下掉，出现了７、８片“鬼剃头”。王书田看见了，到处打听给他介绍了一个专治此病的老太太。“果然灵验，就在案子告破那天，我的头发全好了。”
这个案子，从查账、外调、追款、司法鉴定等方方面面做得扎扎实实。虽然张某一直不肯承认，但证据确凿，提起公诉后张某因贪污公款８万多元被判５年徒刑。
王书田专门到勘探大队向干部职工通报处理结果。全场职工站起来使劲地鼓掌，久久不停。房小林说：“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感觉到检察工作的神圣和群众对我们的期望。”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平凡的基层检察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当应分的事情，是我的职责所在。”
这是我们见到王书田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最终让我们深深意识到，他用了生命中一切最宝贵的东西捍卫这份神圣的职责。
如四时行焉，如百物生焉，人应尽的职责，谓之天职。
卷二：在反贪部门负责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村官的案子最小，却往往最难，最苦。但王书田却身先士卒，呕心沥血地扑上去。他说，如果我们不为老百姓做主，就愧对了职责，愧对了胸前的检徽。
临潼是闻名遐迩的旅游区，也是一个农业区，全区８０％以上是农业人口。王书田上任不久就发现，很多乡村存在村干部违纪违法、侵吞集体财产、农民告状无门的现象。而一些检察人员却热衷于办大案、要案，不愿办农村“小案”，觉得办村官的案子没影响，“吃力不讨好”。深知农民疾苦的王书田却不苟同，他认为，村官的腐败，直接危害农民利益，群众最反感，也最痛恨。他对大家说，案子有大小，但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不分大小。我们的宗旨是执法为民，千万不能伤了老百姓的心。
１９９９年夏天，一封举报信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信上举报马额镇某村支书王某，利用职权，贪污全村百姓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才凑齐的修缮小学的集资款。
王书田拍案而起：农民来钱不容易呀！如果连孩子们上学的钱都敢贪，这位村官的心也太黑了。
王书田带着３位检察人员赶到村里，他们看到了让人心酸的一幕：村里小学建成后，由于没有足额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紧锁了校门，成群的娃们背着书包蹲在校门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教室。
“查！坚决要查清案件，还村民和孩子们一个公道。”王书田当即部署检察人员展开调查。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柴良清楚地记得，当时涉嫌贪污的村支书死不认账，交出来的各种票据足有一大袋子，有的是发票，有的是白条，还有的干脆就是烟盒背面记着的几个数。
办案人员索性一头扎进村里，查所有票据、账目。正值酷暑时节，在一间热得像蒸笼似的小屋里，他们从基建账起，一笔一笔查验，一笔一笔落实。为了找到有关证人，周边４０多里山路上，他们一趟趟往返，连一袋水泥、一条房梁的价格都落实得清清楚楚，终于确证了这位村支书侵吞４万多元集资款和集体资产的犯罪事实。
当王书田亲手把打开学校大门的钥匙交到村民手里时，老人们哭了，孩子们笑了。
在农村办案，因财务管理不健全，白条乱飞，有票无账，证人分散，取证困难，最易形成“挠头案”“无尾案”。为解决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王书田和反贪检察人员着实吃了不少苦，费了不少力。查办任留乡某村干部潘某挪用公款参与赌博的案子，要找的证人们多是经常聚赌之徒。他们一次次在村里蹲守到凌晨３、４点钟，等待行踪不定的证人；查办零口镇某村支书潘某贪污公款的案子，王书田带着办案人员在８年多的上千张白条中重建账目。为了找到一个证人，他们曾在寒冬腊月冒着大风大雪赶几个小时的夜路。当敲开这位村民的家门时，他们已经成了“雪人”。
就这样，几年来他们先后查办了１４起村官案，挖出“村蛀”１７名，为十里八乡的农民群众伸张正义，讨回公道。
“这些２、３万元的案子看起来不大，但对村里农民来说是天大的事。一些检察人员却热衷于办大案、要案，不愿办农村‘小案’，觉得办村官的案子没影响”，王书田说，办一件村官的案子，就铲除一起群众身边的腐败，促进一方和谐，还可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力量：“意义可不小啊！”
卷三：从公安战线刚刚出来，转眼间要查办过去的战友、同事，王书田手里也捏着把汗。但公正执法的精髓就在于法平如水，法明如镜，人人平等，这是公理。王书田说，工作中我不怕得罪人，就怕得罪法律。
王书田的样子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煞气”，反而一脸和善，还略有些“笑面”，好像总挂着一丝笑意。
但在临潼，他却有着“铁面局长”之称。这个铁面，算他多年的“老毛病”，到了检察院后他不得不越来越“铁”。他说，检察院查办贪污、渎职案件，每个当事人都有一定地位、一定能量，有的还相当大，没有一张不徇私情的铁面，根本别想办案。
“我们办的案子，连村官的在内，没有一起不找来说情的。”
所以，他一上案子，经常关手机，不回家，也不在办公室，排除一切干扰。
但是，人非草木，总有些东西似乎难以拒绝。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一个意外事件让王书田经受了一次痛苦的抉择。
秦陵镇村民岳某因无证经营与纠察人员发生冲突，被巡警大队民警带回来进行治安调查。当天，值班民警小张一时大意，擅离岗位，急于逃走的岳某从５楼坠楼身亡。
一时间传言四起，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影响十分恶劣。
正在西安开会的王书田匆匆赶回临潼组织调查。结果表明，岳某的死亡与值班民警小张的失职有直接关系。
对小张，王书田太熟悉了，那是他在公安分局当政委时亲手选录的警校学生，也是他曾经十分赏识的年轻民警之一。“穿上警服还不到一年啊！”王书田心里既沉重又惋惜。
一些过去的领导和同事纷纷找到王书田说情。“案子查清了，人又不是他打死的，只是一时疏忽，给个处分就得了。”小张的亲属也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捎话给王书田，求他网开一面。
王书田这天晚上在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第二天，王书田叫来了小张的教导员等几位老朋友一起和小张吃午饭。席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案件说得清清楚楚，把造成的后果讲得明明白白，说得一直情绪激动的小张也慢慢安静下来。
很少喝酒的王书田破例敬了杯酒。随后，他亲自送小张走进了拘留所。
王书田对我们说，处理这样的事，其实也有矛盾有思想斗争，但他在心里横下一条不能碰触的高压线——“人情再大终归不能超越法律”。
恪守着这条铁律，几年来王书田铁面无私地查办了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人员职务犯罪案件２８件３１人，其中包括和自己一起工作过的亲密战友。
有不少亲朋好友劝他：“临潼这么个小地方，这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老是这样黑脸冷面，不留一点人情，就不怕把人得罪完？你就不给自己留后路？”
王书田淡然一笑：人情世故我都懂，但我干的是反贪这一行，讲人情，顾面子，亵渎的就是法律。“法律面前，我别无选择。”
卷四：如果说公正是法律的灵魂，那么以法为据、以证为本的现代执法观念是保障这种公正的前提。王书田在自己主管的自侦部门率先推出“铁案工程”，他说：１％的错案对当事人就是１００％的冤枉，是我们检察机关的失职。
“铁案如山”，通常形容绝对无法推翻的事实，要把每一件案子都办得如此完美绝非易事，照王书田的话说，就是要下深功夫、细功夫、苦功夫，让事实开口，用证据说话。
１９９９年６月，检察院接手了一件老大难的陈年案件，群众强烈反映时任临潼区某旅行社经理王某某有经济问题，把一个生意红火的单位折腾得面临破产。但由于问题已时隔较久，有关部门多次调查无果。
王书田对举报材料认真分析，深入研究，他告诉干警，对待积案有时只能用“笨”办法，要扑下身子找钉子。
这个公司四五年的账，光卷宗就堆了半间小房子，全部铺开后更是千头万绪。王书田和办案人员一本一本地过，一张一张地查，仔细捕捉其中的疑点。终于，一张报销金额为２．７万元的修车票被王书田和干警们大海捞针地“淘”了出来。王书田当即派人查找票据上的修车行，最终证实该票为假票。
此前一直百般抵赖的王某，面对假发票上他的签字，不得不承认自己伙同会计、出纳贪污公款的事实。王书田和检察人员继续追击，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找到３人贪污公款５万余元的完整的证据锁链。一个陈案、难案被他办成了“铁案”。
这些年来，我国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对执法机关文明执法、规范办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些检察人员一时难以适应，甚至心有怨言。王书田一方面加强对办案人员的教育培训，一方面制定了从案件的线索管理、初查、立案到侦查、办结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并提出了“铁案工程”的目标。反贪局侦一科龙国强说，王检一直和我们讲，如果我们办错一件案子，就可能改变了一个人甚至一家人一生的命运。所以，必须要慎之又慎。
２００３年３月，中国移动公司临潼营业部工作人员胡某，拿着贪污挪用的１０万多元赌博挥霍。为了查清赃款去处，办案人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调查，先后询问了十几名参赌人员和相关部门，均因有关人员心存顾虑，回避作证，无功而返。一名经常和胡某一起赌博的关键证人更是躲得无影无踪。这种情况下，有的检察人员提出，胡某贪污挪用公款的证据基本确凿，赃款流向基本明晰，他本人也供认不讳，结案算了。
王书田却不同意，他认为案子虽基本清楚，但缺乏固定的证据支撑，如果在证据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仅凭口供结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再次带领检察人员找到证人亲属，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讲明利害，消除他们的顾虑，请他们帮助寻找证人。
证人找到后，王书田又苦口婆心地给他讲法律、讲政策，反复做思想工作，终于取得了证人的证词。
王书田说，有案不办是失职，有案不会办是无能。在他的主持下，他们不仅连年破获重大案件，而且还成功办理了多起“零口供”案件，全部被法院作了有罪判决。
重证据、重程序、重人权，办就办成铁案。王书田说，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检察官。（
卷五：一个检察官的操守，也许并不写在他所办的案卷上，但却伴随他职业生涯的时时刻刻，影响他作为执法者的一举一动。王书田以他近乎“过分了”的清廉，坚守自己的人格，对抗无孔不入的侵蚀。他说，打铁先要自身硬，反贪自己先戒贪。
贪污腐败，总是伴随着权力而生；因此，“清廉”二字成了古往今来吏治中最大的难题，也成了人们最为推崇的一种高尚品格和道德风范。
王书田参加工作３２年，先后担任过派出所所长、公安局政委、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都是“有职有权”的岗位。不少人说，他脑子只要“活泛”一点，他的日子就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王书田却不屑，他对女儿说：“财富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尺。咱们可以穷，但不能违背法律，不能愧对良心。”
他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拿一分不该拿的钱，不收一份不该收的礼。
王书田的父亲１９９７年病逝。王书田回贵州办完父亲丧事回来后，得知干警们凑了９０００多元的份子钱。他立即把这些礼金全部拿到了政工科，要求逐人逐份退还。政工科长不以为然地向他解释：“婚丧嫁娶，大家随个份子，是人之常情嘛。”王书田态度既坚决又诚恳：“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是别人，我是政委，这样的头我不能带。”
无论什么原因，给王书田送钱送物他坚决不受。就是顺水的人情，他也拒之千里。
妻子李玉琴１９９６年内退后，便和王书田商量想做点生意补贴家用。王书田只提了一条：“不管你做什么，不能和我的职业有关。”
李玉琴思来想去，只好跑起票务代理业务，为旅行社送车票、机票、门票。她风里来，雨里去，有时深更半夜，一个电话打来，她也要从床上爬起来去送票。几个在公安局工作的老战友对她说：“嫂子你干脆办个酒店吧，王政委不管你，我们管，以后一些迎来送往的事，就放到你的酒店。”
李玉琴回家后转弯抹角刚向王书田透了一点意思，没想到王书田“噌”得从沙发上站起来：“这馊主意是谁给你出的，这件事你想都别想！”
到检察院工作后，送上门来的“好处”更多，王书田对自己的戒律也更严。
王书田到检察院不久，他的一位同学约他吃午饭，到了饭桌上他发现这顿饭竟然“别有用意”。原来，反贪局在查办一起街道工作人员贪污案件时，有一笔３万元的非法所得被暂扣，一位区里的工作人员托王书田的同学出面，想让他帮忙把钱退出来。这位“托情”的人直言不讳地对王书田说：“你看这钱交给公家，对你也没啥好处，还不如退给他，我让他拿出一半给你。”
“这话你不该说，这事也不该办。”王书田郑重地对他说，“该退的钱到时一定退，不该退的钱一分都不能给。”
从此，想请王书田吃饭成了件难事。他解释说，职业的特殊性要求我“慎交”“清交”，很多人请吃饭，请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手中的权，大意不得。
王书田的家境不富裕，妻子内退多年，女儿正在读书，还要挤出点钱贴补年迈的父母，全家人一直克勤克俭过日子。妻子李玉琴说，书田多少年都没买过衣服，一年四季，家里家外，总是穿着制服。他最值钱的一件衣服，是２００３年大病之后她非要买的，花了２４０元。王书田嫌贵，死活不要，她发了火才算买下来。李玉琴说：“我是怕他万一有个好歹，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
对于出生在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家庭的王书田，自幼清贫的生活似乎给了他一种与生俱来的恬淡。他总和家里人说，搞反贪的人首先自己要戒贪，物欲不能太强，日子过得去就行。
没想到，因为他的身体，本来还过得去的日子却有点过不下去了。２００１年６月，王书田因肝硬化和糖尿病住进了医院，医药费几乎花光了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
２００３年５月，王书田因过于劳累导致大出血住院抢救，５天５夜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经过不惜一切努力的抢救，王书田终于苏醒了。可这次，他们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医药费。
肝硬化造成的低蛋白症加上失去了脾脏，王书田的机体己不能合成生命中宝贵的蛋白，全赖体外补充，加上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服的药，他的工资连药钱都不够。
为了治疗和还债，万般无奈的李玉琴，只好打自己房子的主意。房子是王书田在公安局时分得的住房，也是他们这个家唯一称得上财产的东西。李玉琴开始不敢告诉丈夫，直到谈好了买主才委婉地对王书田说：“你身体这样，房子在５楼也不方便上去，先卖了，将来咱再买新的。”
心知肚明的王书天沉吟良久：“那就卖吧，有了钱先把借单位的１万元还上。”
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下，王书田从来没向组织开口，更没有向案子伸手！２００４年，大病未愈的王书田先后组织查办了数起大案，其中某烟草公司科长赵某涉嫌贪污１４万元的案子，从刚一开始侦查，各种说情的送礼的就接连不断。亲自坐镇指挥查案的王书田一如既往，既不畏阻力压力，也不惑于金钱利益，不仅一举查清赵某的案子，还顺藤摸瓜又带出了另一起挪用公款４０万元的大案。
“别说我是个执法者，就是个普通人，也决不能贪不义之财！”
王书田全家现在租了间４０平方米的小屋。走进这个家，处处可见捉襟见肘的窘迫。原本客厅的吊灯有６只灯头，为省电现在只留下一只灯泡；全家只有一张桌子，让给女儿写作业，王书田要看材料写东西，就拿自己的床当办公桌；唯一的一台家电，是老旧的电视，有时好有时坏……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苦着自己：“现在社会上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你图啥？”
王书田却安之若素，与妻子女儿一起坦然面对生活的艰难。他说：“我见过太多的贪婪。那些人不是不知道这是违法犯罪，就是抵御不住自己心里的贪念而失足。”
他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品格和职业操守，也捍卫着法律的公正和尊严。看着为家境发愁的妻子，心里不是滋味的王书田千叮咛万嘱咐：“下次我再发病，你们千万别抢救了！”
卷六：形容王书田７年来的检察官生涯，同事们大都用两个字：“拼命”。王书田说，在这个世界有人透支金钱享受生活，有人透支亲情享受天伦。但我愿意透支生命，为党默默工作，为检察事业挚献热血
王书田的妻子李玉琴说，她经常感觉自己是个“独身女人”。
王书田从干警察到当检察官，几十年时间几乎始终跟着案子转，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妻子要工作、带孩子、做家务、照顾老人，忙里忙外。有时家里有什么重活，全得靠朋友帮忙。李玉琴过意不去，就经常给朋友们织毛衣表示感谢。她说，好多朋友家里大人孩子，都穿过我织的毛衣毛裤。
日子久了，李玉琴心里也有怨气，偏偏连个埋怨丈夫的时间都找不着。有一次，王书田因上案子又是一个星期没回家，直到案子办结，他才一身疲惫地迈入家门。进来就嚷着：“快给我做点饭。”
李玉琴给他盛上饭，一边看他吃饭一边唠叨他：“这个家，是你的饭店，还是你的旅馆？”说着说着，她突然发现王书田的筷子不动了，头偏向一边，嘴角上沾着饭粒，竟这么就睡着了。
时至今日，李玉琴一提起这事还是忍不住红了眼圈，她知道丈夫是太累了。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王书田，不得不把留给自己和家人的时间压缩到了最少。王书田是父母唯一的儿子。１９９７年８月，远在贵州的家人连续几次打电话告诉他父亲病危的消息。但因为几个市里、省里挂牌督办的恶性案件正处在攻坚阶段，他实在无法抽身。而等他工作告一段落带着妻子女儿连夜赶回贵州时，父亲已经离开人世。临终前还不住地喊：“书田！书田！”他长跪在父亲的遗像前，任凭泪水浸湿了衣襟。女儿欣楠说，她从没见过爸爸流那么多泪。
至于他的独生女儿，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说：“长这么大，我都没带她一起出去玩过。”
还在１９８６年，王书田就患上了乙肝，医生一直告诫他，这种病要注意休息。但王书田总是“工作一忙起来就把什么都忘了”。
２００１年５月下旬，王书田带着反贪局的检察人员正在查处临潼一家银行营业所营业员陈某贪污公款的案件。连续几天加班熬夜后，王书田感到头昏、肝区疼痛，但他一直忍着。到６月初案件基本完结的那天，他才觉得有点支持不住了。同事们将他送到医院，经检查，他的病情已转化为肝硬化腹水合并糖尿病。
直到这时，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才知道，王书田竟带着这么重的病和大家一起查案子。
“吃了一堑”的王书田并没有“长一智”，病情初缓后，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龙国强说，２００３年３月，他查办北田镇财政所一起挪用公款的案子，因嫌疑人拒绝交代用途而正在僵持。这天凌晨３点，王书田竟然来到办案点。龙国强十分惊讶地问：“王检，你怎么这时候还来了？”王书田说：“案子办不下来，我不放心，睡不着。”
和王书田一起工作了６年多的龙国强说，王检从来都这样，工作的事比啥都重。这个秉性，在那场让他昏迷了整整５昼夜，“差点活不过来”的大吐血后，竟还是依然故我。身体刚好一点，他就要回去工作。他怕妻子不同意，就哄她说，我就是出去走走，不干什么事。
说着“不干什么事”的王书田，却一点不少干事。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７日，王书田在两个办案点忙到凌晨２点，再一次因辛劳过度吐血不止。第二天早上，当副检察长赵宏闻讯赶到医院时，刚刚从半昏半睡中醒来的王书田，第一句话就是：“那个案子今天上午一定要研究，不敢拖啊！”
“他就是为事业而活着的。”赵宏终于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
３次大病后的王书田，如今还是工作不离口，案子不离身。对于自己的生命，他有自己的感悟：“这已经算是我的第２次生命了，我当然珍惜。但是，活着总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才有意义！你看，就像那快没油的煤油灯，空耗着也会完，点着还能再闪点亮。”
靠在病床上说这番话的王书田，微笑着，脸上一片清澄。
忽然想起那首《忠诚》的小诗，像是他的写照——
而我这个人，是用忠诚制造的。即使破了，碎了，我片片都是忠诚。（完）
人物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