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南开法院 畸形儿是怎样出生的
|
||||||||||||||||||
简介：
天津南开法院 畸形儿是怎样出生的
首例胎检纠纷案宣判 畸形儿父母获赔10万元
来源：每日新报
内容提要：孕妇张女士在怀孕期间，对胎儿进行了多次检查，但她最后还是生下一个畸形儿。张女士认为，两家给其进行检查的医院存在明显过失，于是和丈夫、孩子一起，将医院告上法庭。日前，天津南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天津首例胎儿检查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两家医院共同赔偿张女士夫妻10万元，而孩子并未直接获得赔偿。
孕妇张女士在怀孕期间，对胎儿进行了多次检查，但她最后还是生下一个畸形儿。张女士认为，两家给其进行检查的医院存在明显过失，于是和丈夫、孩子一起，将医院告上法庭。日前，天津南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天津首例胎儿检查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两家医院共同赔偿张女士夫妻10万元，而孩子并未直接获得赔偿。
两家医院做检查夫妇产下畸形儿
张女士结婚后怀孕期间，来到某医院做产前检查，医院确定的预产期是2008年3月，并在孕产妇系统保健记录上写明：“高危”。2007年12月，她在该医院进行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单上写明：中期妊娠，单胎，胎儿存活。但该医院并未检查出胎儿存在畸形，也未告知张女士医院技术存在局限，更未建议她去其他医院进行检查。
2008年2月，在怀孕33周时，张女士又在另一家医院进行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也未检查出胎儿存在畸形。同年3月，张女士产下一个男婴，其右足畸形。此事让张女士和丈夫非常气愤，为了讨个说法，夫妻俩和孩子一起，将两家医院告上法庭。
一家三口认为，两家医院均未向他们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存在医疗过失，致张女士产一残疾儿。故起诉要求两家医院赔偿一家三口经济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
二被告各诉理由抗辩司法鉴定医院有过错
面对起诉，第一家医院表示，中华医学会超声学会2004年提出的对孕18至24周的筛查只有六种畸形，不包括张女士孩子所患的残疾情况。该医院对孕妇只是普通的常规检查，不诊断、不确认。且医院曾口头告知张女士夫妻，有必要进行复查，因此医院不存在医疗过失。
第二家医院认为，张女士在孕33周和37周时，在他们医院做了两次超声波检查。因张女士是怀孕晚期所做的这两次超声波检查，检查胎儿肢体已十分困难。而且此时即使查出胎儿所患残疾，根据相关规范，也不允许停止妊娠，孩子的残疾与他们的医疗行为无关。
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以确定两家医院对张女士怀孕期间的相关检查医疗行为有无过错。经鉴定，该机构认为，二被告有不符合地方法规和行业规章制度的行为。
根据《天津市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开展产前筛查，应向孕妇或家属告知其安全、有效、风险和局限性。在本案提供的相关文证资料中，鉴定人未见到相应告知的内容和履行的相关手续证明。另外，根据中华医学会《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第一家医院作为一级医院，在孕25周时，只对规定的六种畸形做出排查，未对肢体有无畸形做出报告，并未违反产前超声检查的诊治常规。但本例孕妇的保健手册上明确记载为“高危”，故医院未将有关预后和定期复查的相关办法及意义向其告知，供其选择，显然存在医疗过失。第二家医院在张女士孕33周时，给其进行超声检查时，的确超过了检测出肢体畸形的最佳时间段，此阶段彩超难以显示肢体畸形，但亦存在未告知结果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故亦存在轻微的过失。
该机构的鉴定意见为：两家医院在产前诊断时，未履行其对结果不确定性告知的相关手续，与缺陷儿的出生有部分因果关系。
被告侵犯父母人格利益
非“自然人”胎儿未获赔
本案主审法官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为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防和减少新生儿出生缺陷，制定了《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和《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分规章。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产妇提供孕产及其保健服务。公民享有母婴保健的知情选择权。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张女士及其丈夫的人格利益。此种人格利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人格权范畴。
法官表示，不健康婴儿的出生，给夫妻二人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二被告应承担部分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二被告未尽告知义务的程度不同，故他们所承担赔偿责任也不相同。所以，本案赔偿数额确定为10万元，第一家医院承担8万元，第二家医院承担2万元。
本案另一原告(孩子)的诉请未获支持。法官表示，本案中二被告侵犯的是父母的优生优育选择权。孩子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根据法律规定，分娩后的活体才视为自然人，才拥有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而胎儿是不具有这种权利的，故本案只支持张女士夫妻的部分诉请。
首例胎检纠纷案宣判 畸形儿父母获赔10万元
来源：每日新报
内容提要：孕妇张女士在怀孕期间，对胎儿进行了多次检查，但她最后还是生下一个畸形儿。张女士认为，两家给其进行检查的医院存在明显过失，于是和丈夫、孩子一起，将医院告上法庭。日前，天津南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天津首例胎儿检查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两家医院共同赔偿张女士夫妻10万元，而孩子并未直接获得赔偿。
孕妇张女士在怀孕期间，对胎儿进行了多次检查，但她最后还是生下一个畸形儿。张女士认为，两家给其进行检查的医院存在明显过失，于是和丈夫、孩子一起，将医院告上法庭。日前，天津南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天津首例胎儿检查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两家医院共同赔偿张女士夫妻10万元，而孩子并未直接获得赔偿。
两家医院做检查夫妇产下畸形儿
张女士结婚后怀孕期间，来到某医院做产前检查，医院确定的预产期是2008年3月，并在孕产妇系统保健记录上写明：“高危”。2007年12月，她在该医院进行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单上写明：中期妊娠，单胎，胎儿存活。但该医院并未检查出胎儿存在畸形，也未告知张女士医院技术存在局限，更未建议她去其他医院进行检查。
2008年2月，在怀孕33周时，张女士又在另一家医院进行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也未检查出胎儿存在畸形。同年3月，张女士产下一个男婴，其右足畸形。此事让张女士和丈夫非常气愤，为了讨个说法，夫妻俩和孩子一起，将两家医院告上法庭。
一家三口认为，两家医院均未向他们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存在医疗过失，致张女士产一残疾儿。故起诉要求两家医院赔偿一家三口经济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
二被告各诉理由抗辩司法鉴定医院有过错
面对起诉，第一家医院表示，中华医学会超声学会2004年提出的对孕18至24周的筛查只有六种畸形，不包括张女士孩子所患的残疾情况。该医院对孕妇只是普通的常规检查，不诊断、不确认。且医院曾口头告知张女士夫妻，有必要进行复查，因此医院不存在医疗过失。
第二家医院认为，张女士在孕33周和37周时，在他们医院做了两次超声波检查。因张女士是怀孕晚期所做的这两次超声波检查，检查胎儿肢体已十分困难。而且此时即使查出胎儿所患残疾，根据相关规范，也不允许停止妊娠，孩子的残疾与他们的医疗行为无关。
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以确定两家医院对张女士怀孕期间的相关检查医疗行为有无过错。经鉴定，该机构认为，二被告有不符合地方法规和行业规章制度的行为。
根据《天津市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开展产前筛查，应向孕妇或家属告知其安全、有效、风险和局限性。在本案提供的相关文证资料中，鉴定人未见到相应告知的内容和履行的相关手续证明。另外，根据中华医学会《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第一家医院作为一级医院，在孕25周时，只对规定的六种畸形做出排查，未对肢体有无畸形做出报告，并未违反产前超声检查的诊治常规。但本例孕妇的保健手册上明确记载为“高危”，故医院未将有关预后和定期复查的相关办法及意义向其告知，供其选择，显然存在医疗过失。第二家医院在张女士孕33周时，给其进行超声检查时，的确超过了检测出肢体畸形的最佳时间段，此阶段彩超难以显示肢体畸形，但亦存在未告知结果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故亦存在轻微的过失。
该机构的鉴定意见为：两家医院在产前诊断时，未履行其对结果不确定性告知的相关手续，与缺陷儿的出生有部分因果关系。
被告侵犯父母人格利益
非“自然人”胎儿未获赔
本案主审法官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为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预防和减少新生儿出生缺陷，制定了《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和《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部分规章。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产妇提供孕产及其保健服务。公民享有母婴保健的知情选择权。二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张女士及其丈夫的人格利益。此种人格利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人格权范畴。
法官表示，不健康婴儿的出生，给夫妻二人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二被告应承担部分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二被告未尽告知义务的程度不同，故他们所承担赔偿责任也不相同。所以，本案赔偿数额确定为10万元，第一家医院承担8万元，第二家医院承担2万元。
本案另一原告(孩子)的诉请未获支持。法官表示，本案中二被告侵犯的是父母的优生优育选择权。孩子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根据法律规定，分娩后的活体才视为自然人，才拥有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而胎儿是不具有这种权利的，故本案只支持张女士夫妻的部分诉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