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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议会大厦纵火案审判：1933年
——意义
尽管总体来说本案的证据和审判远非毋庸置疑的，然而通过使用这一公审程序，认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威胁到了德国社会，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党为自己赢得了攫取并保持绝对权利的理由。
阿道夫·希特勒因为1923年那次未能成功的暴动入狱，自从他获释后，就领导着他的国家社会德意志工人党成了德国政治上的主要力量。希特勒利用了德国人对于自从1919年停战协定以来的“艰难时期”的怨恨，而这一怨恨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济大萧条更加严重了——再加上他又推动了纳粹党的发展。于是到了1932年11月的选举中，他们在德国议会中占有了最多数的席位。尽管只是一个小党派的领袖，在希特勒的运作下，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也是战争中的英雄保罗·冯·兴登堡当时已呈现出老态，他选定希特勒作为总理。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并不是他野心的顶点，这只是他完全控制德国计划的开始。现在他所需要的是一次选举能够让他的纳粹党占到绝对多数——然后他就向世人展示一个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究竟能够做到些什么。问题在于如此多的政党都在争取选票，其中包括共产党——议会中占有的席位数位居第三的大党。当时共产党在苏联已经取得了政权。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认为自己不但是取代共产主义的党派，同时还可以将它彻底根除。就像希特勒一个最信任的助手约瑟夫·戈培尔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当晚写下的日记一样：“在与元首的会议中，我们制定了对付红色恐怖的政策。我们将暂时放弃直接的对立方式。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企图首先将燃烧起来。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击。”
议会大厦的火势
2月27日大约上午9点，选举正在进行之中，火势突然爆发——绝对称得上是突然爆发。在议会大厦，这栋不朽的具有50年历史的石结构建筑，也是德国议会开会的地方，外面职守的警察突然听到玻璃被砸破的声音。向大厦一层看去，他看到火苗，还似乎看到有人影在建筑内穿梭——放火。他找来了更多的警察，警报叫来了救火队。到了9：20，第一个救火梯被立起来了。几乎与此同时，警察和其他人进到大厦里面，发现即使是玻璃穹顶的代表室也在燃烧。十分钟内，玻璃屋顶就在室内空气的爆炸中坍塌了。
大约9:30分，大厦内的搜索小组碰到一个人蜷缩在一个小边房里。他上身精光，身上肮脏不堪，出着汗，而且呼吸沉重，他看起来几乎是一个被追赶的野兽。他立刻自首了。一个救济所的入门券表明，他是马里纳斯·范德吕贝，一个荷兰人。他被押送到警察局，立即被帖上了共产党员的标签。事实上，他似乎在某些年里和荷兰共产党有过很模糊的关系，但是他远不是一个理论家或是革命者。他实际上是一个很糊涂，神经有些错乱的家伙，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干体力活的人，在一次事故中几乎丧失了视力。凭着荷兰政府的一点补贴，他于1931年开始游历欧洲。到了1933年，他出现在柏林，他在这里到处闲逛，至少参加过一次纳粹党的活动，还曾经企图在另外两栋建筑内放火，很明显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流言蜚语
但是纳粹党的领袖们并没有试图了解这些情况。实际上，在他们对范·德吕贝这个人有任何了解以前，他们就开始称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的阴谋。赫尔曼·戈林是出现在现场的第一位纳粹领袖人物，火还没有扑灭的时候，他就开始指控共产党人了。阿道夫·希特勒在几分钟后出现，并且声称，“这是上帝的信息！”他于是命令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24小时内，4000名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被捕。2月28日，希特勒说服了德国总统兴登堡签署一个法案，宣布暂停一切民事自由的保障，作为“针对共产党可能危及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防卫性措施。”实际上，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现在已经获得了为所欲为的通行证。
为了强调一个印象，即只有纳粹党站在德国人民和共产党的阴谋之间，希特勒决定好好利用国会纵火案的调查和审判过程。如果只是可怜的范·德吕贝一个人受审就远远不够了。在火灾当晚，几名证人说曾经看到恩斯特托尔格勒，一个共产党议员领袖，在那天晚上8：15还在国会大厦内。从报上读到自己成了嫌疑人。他，也将接受审判。与此同时，柏林一个餐厅的服务员报告说在火灾前一天的下午曾经看到范·德吕贝和另外一些外国人一起吃饭。最终被捕的是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正是季米特洛夫，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和布勒戈伊·波波夫和华西尔·塔内夫也将接受审判。
3月5日，选举进行了，尽管纳粹党是赢得席位最多的党，他们并没能对议会实现绝对控制。但是由于所有共产党的代表或者被捕了，或者躲起来了，纳粹党实际上在任何选举中都属于绝对多数了。国家社会党在后来几周的会议中通过立法权授予了希特勒统治权。
与此同时，希特勒政府继续组织对纵火案共产党员的审判，全世界对此普遍给予了关注。共产国际立即发动行动来指责纳粹党，并质疑将要进行的审判。8月份，巴黎共产党秘书处发布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有证据的”研究报告，《希特勒恐怖主义和烧毁国会大厦黄皮书》。不但从总体上对纳粹统治进行了抨击，这本书还指控说国会纵火案是戈培尔和戈林设下的圈套，而范·德吕贝只不过是一个工具。黄皮书甚至发表了据说是纳粹代表恩斯特·奥泼夫雷恩所记录的备忘录，其中记录了纳粹计划的细节。（现在,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份备忘录是伪造的。）
共产党也组织了由著名国际律师和议会组成的委员会，并且于9月在伦敦举行了反击性的审判。作为这些听证程序的结果，委员会于9月20日，德国审判开始的前一天，宣布只有范·德吕贝可能有罪，但是纳粹党确实可能牵扯其中。
审判
1933年9月21日，审判在莱比锡的一个法庭开庭。主审法官是最高法院的威廉·宾格尔博士。判决不是由陪审团做出的，而是由宾格尔和另外四人组成的法官小组做出。当五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们在被关了几个月以后有了多么可怕的变化。而范·德吕贝看起来尤其虚弱和委靡不振——他看起来是彻底垮了。他的眼神显得很无精打采，鼻子里流出鼻涕，嘴里流着口水，他的头低垂着，胳膊很没有力气地垂在一边。（在审判过程中，他的辩护律师不得不时常替他擦一下脸。）很自然地，很多人都认为看管他的人给他下了药。
共产党的代表恩斯特·托尔格勒，很聪明地聘请了一位诉讼律师阿尔方斯·扎克，此人碰巧是一位国家社会党党员。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保了托尔格勒的辩护不同于其他人的辩护。他们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议，托尔格勒的辩护理由只是证据不足。保加利亚人被指定了一位律师保罗·泰歇特，但是由于德国法律允许被告人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季米特洛夫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有效地为这个案件进行了辩护。这位杰出的、勇敢而又聪明的人不但运用了他优秀的口才，还利用其天才的技巧胜出了检查官。一次又一次，他揭示了浅显的案件事实和根深蒂固的歧视。
真正的案件当然是针对范·德吕贝的。而他在法庭上的举止削弱了检查官的指控说他是纵火犯的可信度，尽管有心理学家对他进行检查后宣布他能够接受审判。范·德吕贝看起来不太会说德语，他说德语的时候也经常给出矛盾的答案。有时候他看起来完全游离于审判之外，这使得审判有了一种荒诞主义戏剧的色彩，以下是他们之间典型的对话：
宾格尔：站起来，范·德吕贝！你为什么突然发笑……严肃一点？……与本案的审理有关吗，还在想别的事？
范·德吕贝：（一言不发）
宾格尔：说话！你认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可笑吗？
范·德吕贝：不。
宾格尔：你能理解这个审判吗？
范·德吕贝：不。
宾格尔：那么就不是我们的审判，或是我们刚才说的让你发笑？那又是为什么？……告诉我！
范·德吕贝：关于审判。
宾格尔：有什么让你觉得可笑吗？
范·德吕贝：没有。
宾格尔：如果没有什么可笑的，人们通常是不会笑的。
除了范·德吕贝的怪异表现，整个审判都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范·德吕贝自己不停地说是他在国会大厦放火，而且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他说他用了点火器，然后把自己的衣裳做成火把，他一边跑一边将易燃的东西点着，比如窗帘。这与专家的证词存在不符，但是有几个问题没有答案：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放这么大的火？（更不要说范·德吕贝几乎是个瞎子，又不聪明，而且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不管是谁放的火，他是怎么进入国会大厦的？（从国会主席戈林家里通过来的地道——是唯一的途径。）但是人们并没有追究这些问题。相反，政府继续指控说这只是共产党大规模阴谋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整个案件中最薄弱的环节，季米特洛夫不断地就这一问题提出质疑。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审判过程，审判从莱比锡转移到柏林，在那里范·德吕贝就他曾经做过些什么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然后又回到莱比锡的法庭。审判拖延的时间越长，这个案件中公诉一方就显得更加不可信，就算是他们传唤了250名证人，记录了7000份录音的证据，保存了50多本长达1万页的证据和文件。最后，首席检查官自己建议三名保加利亚人无罪释放——他们也确实被无罪释放了。他要求以“某些原因”判决托尔格勒有罪，但是他也被无罪释放了。只有范·德吕贝被认定有罪，但是无法确定他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了共产党的帮助，亦或是纳粹党的帮助。
结果
1934年1月9日，马里纳斯·范·德吕贝被砍头。托尔格勒一直处于“保护性的看管之中”，直到1936年1月。（因为他在辩护中没有坚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共产党也就再也没有接受过他。）三名保加利亚人于1934年2月被驱逐回到莫斯科；季米特洛夫成为了共产国际的领袖（1935-1943）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保加利亚的领袖。
究竟是谁在国会大厦纵火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过公认的答案。当时有两种很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完全是纳粹党设下的圈套，而范·德吕贝完全是无辜的；另外一种认为范·德吕贝实际上是共产党阴谋的一部分。在这两种极端想法之间的还有好几种观点，得到最多支持的是纳粹党和范·德吕贝一起做的。道格拉斯·里德是一名英国记者，他像大多数人一样了解整个案件的进行过程，首先是那一晚的火灾，然后是审判过程。里德相信火是纳粹党放的，他们骗着范·德吕贝放了一部分火，而大多数则是他们自己干的。在范·德吕贝被关押和被审判过程中，里德相信，他们给他吃了药。但是弗里茨·托比阿斯，一个德国公务员，用了几年时间调查这件事，1962年他发表了他的结论，范·德吕贝确实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放了火，而且是他一个人干的。
不管是谁放的火，希特勒已经将议会大厦的火变成了燃遍整个欧洲的大火，并且为欧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约翰·S.鲍曼
被告人：马里纳斯·范·德吕贝、恩斯特·托尔格勒、格奥不基·季米特洛夫、布勒戈伊·波波夫、华西尔·塔内夫 被指控罪行：判国罪；纵火罪，即在议会大厦纵火 主要辩护律师：菲利普·佐伊费特、阿尔方斯·扎克、保罗·泰歇特 主要检查官：卡尔·维尔纳 法官：威廉·宾格尔 地点：德国，莱比锡 审判日期：1933年9月21日-12月23日 认定：范·德吕贝有罪，所有其他人被无罪释放 判决：砍头
——意义
尽管总体来说本案的证据和审判远非毋庸置疑的，然而通过使用这一公审程序，认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威胁到了德国社会，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党为自己赢得了攫取并保持绝对权利的理由。
阿道夫·希特勒因为1923年那次未能成功的暴动入狱，自从他获释后，就领导着他的国家社会德意志工人党成了德国政治上的主要力量。希特勒利用了德国人对于自从1919年停战协定以来的“艰难时期”的怨恨，而这一怨恨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济大萧条更加严重了——再加上他又推动了纳粹党的发展。于是到了1932年11月的选举中，他们在德国议会中占有了最多数的席位。尽管只是一个小党派的领袖，在希特勒的运作下，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也是战争中的英雄保罗·冯·兴登堡当时已呈现出老态，他选定希特勒作为总理。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并不是他野心的顶点，这只是他完全控制德国计划的开始。现在他所需要的是一次选举能够让他的纳粹党占到绝对多数——然后他就向世人展示一个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究竟能够做到些什么。问题在于如此多的政党都在争取选票，其中包括共产党——议会中占有的席位数位居第三的大党。当时共产党在苏联已经取得了政权。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认为自己不但是取代共产主义的党派，同时还可以将它彻底根除。就像希特勒一个最信任的助手约瑟夫·戈培尔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当晚写下的日记一样：“在与元首的会议中，我们制定了对付红色恐怖的政策。我们将暂时放弃直接的对立方式。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企图首先将燃烧起来。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击。”
议会大厦的火势
2月27日大约上午9点，选举正在进行之中，火势突然爆发——绝对称得上是突然爆发。在议会大厦，这栋不朽的具有50年历史的石结构建筑，也是德国议会开会的地方，外面职守的警察突然听到玻璃被砸破的声音。向大厦一层看去，他看到火苗，还似乎看到有人影在建筑内穿梭——放火。他找来了更多的警察，警报叫来了救火队。到了9：20，第一个救火梯被立起来了。几乎与此同时，警察和其他人进到大厦里面，发现即使是玻璃穹顶的代表室也在燃烧。十分钟内，玻璃屋顶就在室内空气的爆炸中坍塌了。
大约9:30分，大厦内的搜索小组碰到一个人蜷缩在一个小边房里。他上身精光，身上肮脏不堪，出着汗，而且呼吸沉重，他看起来几乎是一个被追赶的野兽。他立刻自首了。一个救济所的入门券表明，他是马里纳斯·范德吕贝，一个荷兰人。他被押送到警察局，立即被帖上了共产党员的标签。事实上，他似乎在某些年里和荷兰共产党有过很模糊的关系，但是他远不是一个理论家或是革命者。他实际上是一个很糊涂，神经有些错乱的家伙，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干体力活的人，在一次事故中几乎丧失了视力。凭着荷兰政府的一点补贴，他于1931年开始游历欧洲。到了1933年，他出现在柏林，他在这里到处闲逛，至少参加过一次纳粹党的活动，还曾经企图在另外两栋建筑内放火，很明显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流言蜚语
但是纳粹党的领袖们并没有试图了解这些情况。实际上，在他们对范·德吕贝这个人有任何了解以前，他们就开始称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的阴谋。赫尔曼·戈林是出现在现场的第一位纳粹领袖人物，火还没有扑灭的时候，他就开始指控共产党人了。阿道夫·希特勒在几分钟后出现，并且声称，“这是上帝的信息！”他于是命令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24小时内，4000名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其他人被捕。2月28日，希特勒说服了德国总统兴登堡签署一个法案，宣布暂停一切民事自由的保障，作为“针对共产党可能危及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防卫性措施。”实际上，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现在已经获得了为所欲为的通行证。
为了强调一个印象，即只有纳粹党站在德国人民和共产党的阴谋之间，希特勒决定好好利用国会纵火案的调查和审判过程。如果只是可怜的范·德吕贝一个人受审就远远不够了。在火灾当晚，几名证人说曾经看到恩斯特托尔格勒，一个共产党议员领袖，在那天晚上8：15还在国会大厦内。从报上读到自己成了嫌疑人。他，也将接受审判。与此同时，柏林一个餐厅的服务员报告说在火灾前一天的下午曾经看到范·德吕贝和另外一些外国人一起吃饭。最终被捕的是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正是季米特洛夫，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和布勒戈伊·波波夫和华西尔·塔内夫也将接受审判。
3月5日，选举进行了，尽管纳粹党是赢得席位最多的党，他们并没能对议会实现绝对控制。但是由于所有共产党的代表或者被捕了，或者躲起来了，纳粹党实际上在任何选举中都属于绝对多数了。国家社会党在后来几周的会议中通过立法权授予了希特勒统治权。
与此同时，希特勒政府继续组织对纵火案共产党员的审判，全世界对此普遍给予了关注。共产国际立即发动行动来指责纳粹党，并质疑将要进行的审判。8月份，巴黎共产党秘书处发布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有证据的”研究报告，《希特勒恐怖主义和烧毁国会大厦黄皮书》。不但从总体上对纳粹统治进行了抨击，这本书还指控说国会纵火案是戈培尔和戈林设下的圈套，而范·德吕贝只不过是一个工具。黄皮书甚至发表了据说是纳粹代表恩斯特·奥泼夫雷恩所记录的备忘录，其中记录了纳粹计划的细节。（现在,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份备忘录是伪造的。）
共产党也组织了由著名国际律师和议会组成的委员会，并且于9月在伦敦举行了反击性的审判。作为这些听证程序的结果，委员会于9月20日，德国审判开始的前一天，宣布只有范·德吕贝可能有罪，但是纳粹党确实可能牵扯其中。
审判
1933年9月21日，审判在莱比锡的一个法庭开庭。主审法官是最高法院的威廉·宾格尔博士。判决不是由陪审团做出的，而是由宾格尔和另外四人组成的法官小组做出。当五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们在被关了几个月以后有了多么可怕的变化。而范·德吕贝看起来尤其虚弱和委靡不振——他看起来是彻底垮了。他的眼神显得很无精打采，鼻子里流出鼻涕，嘴里流着口水，他的头低垂着，胳膊很没有力气地垂在一边。（在审判过程中，他的辩护律师不得不时常替他擦一下脸。）很自然地，很多人都认为看管他的人给他下了药。
共产党的代表恩斯特·托尔格勒，很聪明地聘请了一位诉讼律师阿尔方斯·扎克，此人碰巧是一位国家社会党党员。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保了托尔格勒的辩护不同于其他人的辩护。他们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议，托尔格勒的辩护理由只是证据不足。保加利亚人被指定了一位律师保罗·泰歇特，但是由于德国法律允许被告人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季米特洛夫在后来的几个星期有效地为这个案件进行了辩护。这位杰出的、勇敢而又聪明的人不但运用了他优秀的口才，还利用其天才的技巧胜出了检查官。一次又一次，他揭示了浅显的案件事实和根深蒂固的歧视。
真正的案件当然是针对范·德吕贝的。而他在法庭上的举止削弱了检查官的指控说他是纵火犯的可信度，尽管有心理学家对他进行检查后宣布他能够接受审判。范·德吕贝看起来不太会说德语，他说德语的时候也经常给出矛盾的答案。有时候他看起来完全游离于审判之外，这使得审判有了一种荒诞主义戏剧的色彩，以下是他们之间典型的对话：
宾格尔：站起来，范·德吕贝！你为什么突然发笑……严肃一点？……与本案的审理有关吗，还在想别的事？
范·德吕贝：（一言不发）
宾格尔：说话！你认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可笑吗？
范·德吕贝：不。
宾格尔：你能理解这个审判吗？
范·德吕贝：不。
宾格尔：那么就不是我们的审判，或是我们刚才说的让你发笑？那又是为什么？……告诉我！
范·德吕贝：关于审判。
宾格尔：有什么让你觉得可笑吗？
范·德吕贝：没有。
宾格尔：如果没有什么可笑的，人们通常是不会笑的。
除了范·德吕贝的怪异表现，整个审判都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范·德吕贝自己不停地说是他在国会大厦放火，而且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他说他用了点火器，然后把自己的衣裳做成火把，他一边跑一边将易燃的东西点着，比如窗帘。这与专家的证词存在不符，但是有几个问题没有答案：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放这么大的火？（更不要说范·德吕贝几乎是个瞎子，又不聪明，而且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不管是谁放的火，他是怎么进入国会大厦的？（从国会主席戈林家里通过来的地道——是唯一的途径。）但是人们并没有追究这些问题。相反，政府继续指控说这只是共产党大规模阴谋的一部分。这当然是整个案件中最薄弱的环节，季米特洛夫不断地就这一问题提出质疑。
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审判过程，审判从莱比锡转移到柏林，在那里范·德吕贝就他曾经做过些什么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然后又回到莱比锡的法庭。审判拖延的时间越长，这个案件中公诉一方就显得更加不可信，就算是他们传唤了250名证人，记录了7000份录音的证据，保存了50多本长达1万页的证据和文件。最后，首席检查官自己建议三名保加利亚人无罪释放——他们也确实被无罪释放了。他要求以“某些原因”判决托尔格勒有罪，但是他也被无罪释放了。只有范·德吕贝被认定有罪，但是无法确定他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了共产党的帮助，亦或是纳粹党的帮助。
结果
1934年1月9日，马里纳斯·范·德吕贝被砍头。托尔格勒一直处于“保护性的看管之中”，直到1936年1月。（因为他在辩护中没有坚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共产党也就再也没有接受过他。）三名保加利亚人于1934年2月被驱逐回到莫斯科；季米特洛夫成为了共产国际的领袖（1935-1943）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保加利亚的领袖。
究竟是谁在国会大厦纵火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过公认的答案。当时有两种很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完全是纳粹党设下的圈套，而范·德吕贝完全是无辜的；另外一种认为范·德吕贝实际上是共产党阴谋的一部分。在这两种极端想法之间的还有好几种观点，得到最多支持的是纳粹党和范·德吕贝一起做的。道格拉斯·里德是一名英国记者，他像大多数人一样了解整个案件的进行过程，首先是那一晚的火灾，然后是审判过程。里德相信火是纳粹党放的，他们骗着范·德吕贝放了一部分火，而大多数则是他们自己干的。在范·德吕贝被关押和被审判过程中，里德相信，他们给他吃了药。但是弗里茨·托比阿斯，一个德国公务员，用了几年时间调查这件事，1962年他发表了他的结论，范·德吕贝确实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放了火，而且是他一个人干的。
不管是谁放的火，希特勒已经将议会大厦的火变成了燃遍整个欧洲的大火，并且为欧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约翰·S.鲍曼
被告人：马里纳斯·范·德吕贝、恩斯特·托尔格勒、格奥不基·季米特洛夫、布勒戈伊·波波夫、华西尔·塔内夫 被指控罪行：判国罪；纵火罪，即在议会大厦纵火 主要辩护律师：菲利普·佐伊费特、阿尔方斯·扎克、保罗·泰歇特 主要检查官：卡尔·维尔纳 法官：威廉·宾格尔 地点：德国，莱比锡 审判日期：1933年9月21日-12月23日 认定：范·德吕贝有罪，所有其他人被无罪释放 判决：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