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刚大师 为什么要电击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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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杨宝刚大师 为什么要电击同性恋
一个“不存在的疾病”的治疗骗局？.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岑欣杭 胡可艺 王继周
发自：北京、重庆 2014-06-05 15:48:46
2014年3月1日晚，青岛一家同性恋酒吧内，一场“我们形婚吧”的主题派对在进行。 一个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世卫组织早就宣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但中国医学界对此仍长期存在分歧，留下盈利的空子和尾巴，同性恋求医者成为“送上门的肉鸡”。
中国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远比想象中困难。一个民间自发开展的调查报告发布会，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吴振躺在沙发上，看见咨询师捧着电击仪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有点像高中物理课上的毫安表，上面写着“厌恶疗法治疗仪”。咨询师让他躺好，全身放松，闭上眼，想象同性的嘴和身体，想象和他们亲热。
吴振想象不出来，那个方头方脑的机器，像一对怪眼，让他紧张。不过五六分钟，咨询师将电极刺向他的手臂，虽然只是一下，但电流冰冷，他还是一骨碌跳了起来。这是一次价值五百元的体验，事后，吴振得到一张收据，抬头写着“同性恋矫正”。
这更像是一次卧底，身为“同志”，吴振反对成为矫正的对象，但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矫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电流过体，他想，这种痛苦，真的没必要。2014年3月，吴振将重庆心雨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告上了法院，同时成为被告的，还有百度公司，只要在其网页搜索“同性恋矫正”，置顶的总是这家机构。
这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同性恋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曾向全国十个省的十家同性恋矫正机构寄去投诉信，结果不了了之。早在1990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就证实，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在中国，针对同性恋的治疗却方兴未艾，矫正、收费，再矫正、再收费，同志、医生、咨询师、焦虑的父母，共同繁荣了这盘“隐形的生意”。
“厌恶疗法”
2012年秋天，一个女孩在微博上向北京同志中心求助，她的“女朋友”被自己的父母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同志中心试图介入，但孩子无法反抗父母，最终失去了联系。这之后，中心开始关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但甫一开始就陷入困境，负责人说，他们找不到愿意讲述治疗经历的同志，虽然在同志中心，他们就知道至少有两个人接受过治疗。
“他们说，这是唯一不想提起的经历。”对同性恋的治疗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弗洛伊德曾研究用精神分析法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1920年，他尝试为一位女同性恋进行治疗，通过催眠和精神分析，重塑她对异性的观感。但后来，治疗不得不终止，当弗洛伊德发现她对接触男性如此厌恶。
之后四十年，各种治疗方法层出不穷，既有简单的冷水浴疗法，也有新兴的激素疗法，通过摄入雄性或雌性荷尔蒙，改变性向。脑叶切除手术，也成为一项并不惊悚的选择，出于人道主义，也有专家认为对男同性恋，最好的办法，是“教育性”的嫖妓。
在这些矫正方法中，最流行的是厌恶疗法。将同性性冲动和惩罚以及令人厌恶的东西结合起来，形成条件反射。医生会提供同性的裸体照片或者性爱视频，当出现性兴奋时，有两种常见的选择，一是进行电击，二是注射“阿扑吗啡”类的药物，后者会带来剧烈的头痛导致呕吐。在美国，197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40个同性恋“病人”经受了5天的电击治疗，平均每人总共接受了1050次电击。
北京同志中心找到了李言，他是吴振的朋友，曾接受过长达三个月的矫正治疗。如今，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反同性恋矫正者。那是2011年，李言和男朋友的地下恋情被对方的父母所知，男朋友被押回老家相亲结婚，他无力挽留，整晚失眠。在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李言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比男朋友做得更绝，他不要再当同性恋了。在深圳的一家心理治疗中心，治疗师声称，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疾病，已经有很多治愈的先例，只需要三个疗程就能治好，每个疗程3000块，一次付清还能打八折。
李言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拿出来，还向人借了钱，“我只是说我有病，要治”。电极被粘在下体，冰凉得让人不安，还来不及不好意思，治疗师就让他观看男同的性爱视频，鼓励他放松，发挥想象。然后，电击开始了。“那个疼啊。”回想起来，李言咬了咬牙。
机器是自动的，每当他出现性反应，就会产生电流，像一根针一样，从一点划遍全身。电流过后，他开始发抖，剧痛之后则是头晕，五六次后，他有些迷糊了，但治疗师鼓励他继续，否则他的病会一直这样子，他该想想被父母知道的后果。治疗师说，如果实在受不了，他们有皮带，可以帮他固定在椅子上。
这样的电击一周一次，除了身体的疼痛，更多的是恐惧，李言控制不了自己，一种强烈的耻感攫住了他，这就像是一种惩罚，在和他开着下流的玩笑。
两个月后，他突然被一种更大的恐惧吞噬，要是治不好怎么办？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这种可能，但突然间，这种可能性像一道闪电击碎了他，他没法改变自己。后来，他质问治疗师为什么没有效果，对方坦白，还有治了一年都没好的呢，必须继续治疗，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父母负责。但李言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几年后，李言将这次失败的治疗告诉了吴振，这成了后者决定“卧底”的动力之一，在起诉状上，他们这么写道，同性恋不是病，不需要治疗，更不能被矫正。
留下一个尾巴
吴振的依据，是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简称《标准》）中已经将同性恋剔除了出去。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改变，至少三千万中国同性恋，在一夜之间摆脱了病人的身份。之后十余年，这成为中国同性恋者为自身正名的重要依据。但在万延海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标准中没有‘同性恋是正常的’这样的表述，那是标准制定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头说的，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
真正的表述是，“就性爱本身而言，不一定异常”。
“这个语气是很弱的。”万延海说，与之相对，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表述，“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就要强上许多。1988年，万延海在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以防治艾滋病为契机，开始接触到北京的同性恋群体。
八十年代末，也是同性恋群体觉醒的时候，年轻人彻夜上街，夜游不回，路边的厕所成了他们相互打量的地方。四年后，万延海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探讨同性恋的生存和发展。后来，沙龙被公安部以“有悖社会道德”关闭。这一时期，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是医学界的主流。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的丛中，当时在“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班上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
将同性恋当做疾病，在当时，也可能是变相的保护。一位精神医学家告诉万延海，曾有一次，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找他，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
但同一时期，在同性恋治疗的发源地美国，同性恋已经不被当做一种疾病。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通过投票，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对同性恋的医学矫正渐趋停止。当中国的大量同性恋者被送入医院接受厌恶疗法，期待脱胎换骨时，在西方，社会正在学习如何接纳这样一种人类性向的自然形式。
电击、药物催吐，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接受了“治病救人”的教育，在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全身大汗、极度不适的时候，就是治疗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让患者坚持坚持再坚持。
1996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开始制定新一版的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万延海邀请标准制定工作组的专家到同性恋群体中来，进行心理测量和研究工作。最终应邀前来的，只有时年30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青年医生刘华清。刘华清原本研究自杀者的心理问题，当他偶然发现这些自杀者中，有一类是同性恋时，他开始关注这个被忽视的群体。
“我当时想，绝对不能让他去研究精神病院或者医院里的同性恋。”万延海将刘华清带到半地下的同志酒吧“柠檬树”，让他参加同性恋的大小聚会，将那些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介绍给他，刘华清则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量。
他是第一位来到他们中间的精神医学家，这些同性恋者希望向他证明，自己不是心理障碍的患者。测量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都是和异性恋一样的正常人。”刘华清将研究结论提交给了标准制定工作组，为换得那句“不一定异常”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工作组的部分精神医学家参加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在这次年会上，美国反同性恋的宗教团体联系了著名精神病学家Robert Spitzer教授，发布了关于同性恋矫正有效的报告。中国精神病学家和他们举行了座谈。
这对标准产生的影响，即是保留了一个尾巴，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作为性指向障碍。工作组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一些同性恋个体并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出现的焦虑和苦恼，“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成为可以进行治疗的疾病单位。但最关键的是，“对于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需要治疗的，到底是“自我不和谐”，例如焦虑和苦闷，还是同性恋本身，表述依然模糊。
其中原因，是工作组内，就同性恋是否是一种疾病，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主张删掉，一派主张保留，最后只好相互妥协。2012年，Robert Spitzer教授公开向同性恋群体道歉，承认自己的研究有误，他无法证明矫正有效，反而强调尝试去改变只会带来失望和伤痛。“八九十年代，中国那一批研究治疗同性恋的专家，也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万延海说，其中有的自身就是同性恋，他们隐藏身份，对治疗投入心力，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肉鸡”
“现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就是一个商业活动。”万延海将与吴振对簿公堂的心雨飘香归于这一类。同性恋者阿强则有个形象的比喻——“把我们当作送上门的肉鸡。”上述这家咨询中心位于重庆市中心的一栋商住两用楼内。价格表挂在客厅的墙上，对于性取向矫正，需要5个阶段30次治疗，每一阶段6500元，一次付清可以打折，优惠价30000元，是所有项目中最贵的。
姜开成50岁上下，是中心的创办者和主任咨询师，似乎也是唯一的咨询师。按照网站上的说法，光是2011、2012年，经由他矫正成功的例子就达到20例。
他宣称自己的“矫正成功率可以超过50%”，并将方法总结为催眠厌恶矫正。在网站的介绍里，这种方法指在深度催眠中，由治疗师发出指令，让他（她）想象和同性发生亲密接触乃至性爱场景，此时突然地采取电击厌恶治疗，瞬间的脉冲电击会立即瓦解他们的兴奋和高潮，使他们的身体和潜意识都产生恐惧。
姜开成如此迷信它的效力，他甚至有把握将“异性恋变成同性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他胸有成竹的反问道。
在全国，如姜开成一样，宣称自己可以矫正同性恋的还有很多，在重庆，一位母亲被告知，只要动一动祖坟的风水，她的女儿就能顺利地结婚；在上海，一位医生建议服用安定，医生告诉病人，“多睡觉总比出去搞同性恋好”；在广州，一位医生为自己的治疗方法取了一个冗长而有信心的名字——“视、听、味多觉联合条件消退结合眼动脱敏认知重塑训练”。
“都是假的。”丛中说，国外经验已经证明，性取向无法改变。“许多人，特别是同志的家长，都愿意有人告诉他们这可以治疗。”阿强组织了同志亲友会，曾有家长打电话来骂，“医生都说可以改，你们为什么让我的孩子当同性恋？”
姜开成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推上风口浪尖。他还记得吴振来的时候，只付了500元的咨询费，这本来是不包含电击的，但吴振告诉他，他想试试自己受不受得了，才好决定是否付出3万块。他觉得这合情合理，电了他一下，然后就成了被告。“没想到他是带了阴谋来的。”被吴振指责为“骗子”的姜开成也这样坚称自己受了骗。
姜开成对自己可能招致的反对还是心里有数，在百度上进行商业推广时，专门放过了广东、海南、广西和福建四地，因为他判断这四个地方，对同性恋的接受度都比较高。他矫正的第一个同性恋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个男同志，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无法结婚，迫于压力，希望能够改变，给家里一个交代。
“经过治疗，他可以和女性发生性关系，虽然情感上还是喜欢同性。”这算是半成功，但姜开成发现，对方的父母已经很满足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戒断和同性的关系，而是能够接纳异性，结婚生孩子。
“中国是一个传统国家，传统的观念还是要保留。只要能结婚生子，以后离婚也不管。这是会增加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也会让家庭更好过。”很快，姜开成将矫正是否成功的标准，定位在能否结婚，在讲究传宗接代的血脉文化里，这无疑是一个讨巧的选择。无论是为了掩藏身份还是做出妥协，同性恋者的结婚率，一直不低。
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王小波在他的《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中就说，“在中国，许多男同性恋者最终会和女人结婚，这可能是他们同西方男同性恋者最大的区别。”由此产生的同妻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万，这是另一群阴影中的人。“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这样太残忍了。”李言说，自己不会像男朋友那样，走进异性婚姻。
三年前，他的男朋友被父母押回老家，结婚生子，痛苦并不因为被掩藏就消失。他和妻子总是吵架，他打了她，他想离开但又无路可走。几次三番，这个曾经的男孩向李言倾诉心中苦闷，两个人就都难过起来。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声明《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强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无需接受治疗。呼吁立法惩处提供性向治疗的机构。
不可能支持他们
“目前没有法律可以禁止同性恋矫正。”身为精神科主任医师，丛中能做的，只是告诉每一个来向他咨询的同性恋孩子的家长，同性恋无法治疗，也不需要矫正。除此之外，他也无能为力，如果心理咨询师开设了同性恋矫正咨询，中国的精神医学界也没有相应的规范可以产生约束。
从2001年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同性恋研究基本没什么进展，丛中和刘华清，对此都持相同的看法。“同性恋只是精神医学里面很小的一块儿，大部分人不了解，关注的人也不多。”刘华清说。这正是万延海担心的，相关法律和科学证据的双重缺失，吴振将很难胜诉。如果输了，将带来消极的示范效应，其他的同性恋矫正机构将更加肆无忌惮，无所畏惧。
吴振倒是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起诉能立案，本身就是突破。以前，公众看见的是同性恋群体，现在，更需要的是同性恋的权利被看见。如果输了，还可以再上诉，这个讨论的过程将使一切越辩越明。2014年5月14日，法院正式立案，一开始吴振不知道起诉状上填什么案由好，还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写上“服务合同纠纷”。
这是两代同性恋行动者的分歧。作为中国最早的同性恋行动者，万延海希望能将行动限定在科学的规范内。当务之急，是同性恋群体去和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接触，让他们来研究自己，形成科学的证据，才能改变科学的标准，影响法律。但对于吴振和阿强这样的新一代行动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专家的“小白鼠”，如同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般，他们希望掌握主动权。
“以前，都是通过专家，是内部的途径。同性恋群体和专家接触，取得哪些进展，在公众层面并不为人所知，我们想改变这一点。”吴振说，这也是为何，他们决定用公开诉讼的方式进行起诉。这是法律维权的方法。
无论哪一条路径，都比想象中困难。2014年5月16日，北京同志中心发布了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报告，显示超过百分之十的同性恋者有接受扭转治疗的想法，他们的抑郁程度更高，所受的压力多来自家庭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发布会上，同志中心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
九个月前，在第十一届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的会场，同性恋志愿者打起彩虹旗，拉出标语——“同性恋去病理化需要中国好医师”，这个灵感来自一个选秀节目，目的是拉近和专家们的距离。他们呼吁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也从疾病分类中删去，向国际标准看齐。
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医师的注目。一位老医师认真地告诉他们，“同性恋是病，但是一种轻的精神病。”另一位中年医师则更加戏谑，他说，作为医生不可能支持他们，不然人类不就要灭绝了么？
（文中人名吴振、阿强、李言为化名）
一个“不存在的疾病”的治疗骗局？.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瑞 南方周末实习生 岑欣杭 胡可艺 王继周 发自：北京、重庆 2014-06-05 15:48:46
2014年3月1日晚，青岛一家同性恋酒吧内，一场“我们形婚吧”的主题派对在进行。 一个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世卫组织早就宣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但中国医学界对此仍长期存在分歧，留下盈利的空子和尾巴，同性恋求医者成为“送上门的肉鸡”。
中国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远比想象中困难。一个民间自发开展的调查报告发布会，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吴振躺在沙发上，看见咨询师捧着电击仪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有点像高中物理课上的毫安表，上面写着“厌恶疗法治疗仪”。咨询师让他躺好，全身放松，闭上眼，想象同性的嘴和身体，想象和他们亲热。
吴振想象不出来，那个方头方脑的机器，像一对怪眼，让他紧张。不过五六分钟，咨询师将电极刺向他的手臂，虽然只是一下，但电流冰冷，他还是一骨碌跳了起来。这是一次价值五百元的体验，事后，吴振得到一张收据，抬头写着“同性恋矫正”。
这更像是一次卧底，身为“同志”，吴振反对成为矫正的对象，但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矫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电流过体，他想，这种痛苦，真的没必要。2014年3月，吴振将重庆心雨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告上了法院，同时成为被告的，还有百度公司，只要在其网页搜索“同性恋矫正”，置顶的总是这家机构。
这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同性恋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曾向全国十个省的十家同性恋矫正机构寄去投诉信，结果不了了之。早在1990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就证实，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在中国，针对同性恋的治疗却方兴未艾，矫正、收费，再矫正、再收费，同志、医生、咨询师、焦虑的父母，共同繁荣了这盘“隐形的生意”。
“厌恶疗法”
2012年秋天，一个女孩在微博上向北京同志中心求助，她的“女朋友”被自己的父母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同志中心试图介入，但孩子无法反抗父母，最终失去了联系。这之后，中心开始关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但甫一开始就陷入困境，负责人说，他们找不到愿意讲述治疗经历的同志，虽然在同志中心，他们就知道至少有两个人接受过治疗。
“他们说，这是唯一不想提起的经历。”对同性恋的治疗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弗洛伊德曾研究用精神分析法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1920年，他尝试为一位女同性恋进行治疗，通过催眠和精神分析，重塑她对异性的观感。但后来，治疗不得不终止，当弗洛伊德发现她对接触男性如此厌恶。
之后四十年，各种治疗方法层出不穷，既有简单的冷水浴疗法，也有新兴的激素疗法，通过摄入雄性或雌性荷尔蒙，改变性向。脑叶切除手术，也成为一项并不惊悚的选择，出于人道主义，也有专家认为对男同性恋，最好的办法，是“教育性”的嫖妓。
在这些矫正方法中，最流行的是厌恶疗法。将同性性冲动和惩罚以及令人厌恶的东西结合起来，形成条件反射。医生会提供同性的裸体照片或者性爱视频，当出现性兴奋时，有两种常见的选择，一是进行电击，二是注射“阿扑吗啡”类的药物，后者会带来剧烈的头痛导致呕吐。在美国，197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40个同性恋“病人”经受了5天的电击治疗，平均每人总共接受了1050次电击。
北京同志中心找到了李言，他是吴振的朋友，曾接受过长达三个月的矫正治疗。如今，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反同性恋矫正者。那是2011年，李言和男朋友的地下恋情被对方的父母所知，男朋友被押回老家相亲结婚，他无力挽留，整晚失眠。在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李言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比男朋友做得更绝，他不要再当同性恋了。在深圳的一家心理治疗中心，治疗师声称，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疾病，已经有很多治愈的先例，只需要三个疗程就能治好，每个疗程3000块，一次付清还能打八折。
李言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拿出来，还向人借了钱，“我只是说我有病，要治”。电极被粘在下体，冰凉得让人不安，还来不及不好意思，治疗师就让他观看男同的性爱视频，鼓励他放松，发挥想象。然后，电击开始了。“那个疼啊。”回想起来，李言咬了咬牙。
机器是自动的，每当他出现性反应，就会产生电流，像一根针一样，从一点划遍全身。电流过后，他开始发抖，剧痛之后则是头晕，五六次后，他有些迷糊了，但治疗师鼓励他继续，否则他的病会一直这样子，他该想想被父母知道的后果。治疗师说，如果实在受不了，他们有皮带，可以帮他固定在椅子上。
这样的电击一周一次，除了身体的疼痛，更多的是恐惧，李言控制不了自己，一种强烈的耻感攫住了他，这就像是一种惩罚，在和他开着下流的玩笑。
两个月后，他突然被一种更大的恐惧吞噬，要是治不好怎么办？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这种可能，但突然间，这种可能性像一道闪电击碎了他，他没法改变自己。后来，他质问治疗师为什么没有效果，对方坦白，还有治了一年都没好的呢，必须继续治疗，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父母负责。但李言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几年后，李言将这次失败的治疗告诉了吴振，这成了后者决定“卧底”的动力之一，在起诉状上，他们这么写道，同性恋不是病，不需要治疗，更不能被矫正。
留下一个尾巴
吴振的依据，是2001年修订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简称《标准》）中已经将同性恋剔除了出去。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改变，至少三千万中国同性恋，在一夜之间摆脱了病人的身份。之后十余年，这成为中国同性恋者为自身正名的重要依据。但在万延海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标准中没有‘同性恋是正常的’这样的表述，那是标准制定工作组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头说的，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
真正的表述是，“就性爱本身而言，不一定异常”。
“这个语气是很弱的。”万延海说，与之相对，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表述，“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就要强上许多。1988年，万延海在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教育研究所工作。以防治艾滋病为契机，开始接触到北京的同性恋群体。
八十年代末，也是同性恋群体觉醒的时候，年轻人彻夜上街，夜游不回，路边的厕所成了他们相互打量的地方。四年后，万延海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探讨同性恋的生存和发展。后来，沙龙被公安部以“有悖社会道德”关闭。这一时期，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是医学界的主流。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的丛中，当时在“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培训班上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
将同性恋当做疾病，在当时，也可能是变相的保护。一位精神医学家告诉万延海，曾有一次，警察带着一个同性恋来医院找他，问，这到底是流氓还是精神有病？有病就留在医院，没病我就带走。
但同一时期，在同性恋治疗的发源地美国，同性恋已经不被当做一种疾病。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通过投票，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对同性恋的医学矫正渐趋停止。当中国的大量同性恋者被送入医院接受厌恶疗法，期待脱胎换骨时，在西方，社会正在学习如何接纳这样一种人类性向的自然形式。
电击、药物催吐，中国的精神科医生接受了“治病救人”的教育，在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全身大汗、极度不适的时候，就是治疗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让患者坚持坚持再坚持。
1996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开始制定新一版的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万延海邀请标准制定工作组的专家到同性恋群体中来，进行心理测量和研究工作。最终应邀前来的，只有时年30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青年医生刘华清。刘华清原本研究自杀者的心理问题，当他偶然发现这些自杀者中，有一类是同性恋时，他开始关注这个被忽视的群体。
“我当时想，绝对不能让他去研究精神病院或者医院里的同性恋。”万延海将刘华清带到半地下的同志酒吧“柠檬树”，让他参加同性恋的大小聚会，将那些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介绍给他，刘华清则对他们进行了心理测量。
他是第一位来到他们中间的精神医学家，这些同性恋者希望向他证明，自己不是心理障碍的患者。测量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都是和异性恋一样的正常人。”刘华清将研究结论提交给了标准制定工作组，为换得那句“不一定异常”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0年，工作组的部分精神医学家参加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年会。在这次年会上，美国反同性恋的宗教团体联系了著名精神病学家Robert Spitzer教授，发布了关于同性恋矫正有效的报告。中国精神病学家和他们举行了座谈。
这对标准产生的影响，即是保留了一个尾巴，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作为性指向障碍。工作组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一些同性恋个体并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出现的焦虑和苦恼，“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成为可以进行治疗的疾病单位。但最关键的是，“对于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需要治疗的，到底是“自我不和谐”，例如焦虑和苦闷，还是同性恋本身，表述依然模糊。
其中原因，是工作组内，就同性恋是否是一种疾病，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主张删掉，一派主张保留，最后只好相互妥协。2012年，Robert Spitzer教授公开向同性恋群体道歉，承认自己的研究有误，他无法证明矫正有效，反而强调尝试去改变只会带来失望和伤痛。“八九十年代，中国那一批研究治疗同性恋的专家，也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万延海说，其中有的自身就是同性恋，他们隐藏身份，对治疗投入心力，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
“肉鸡”
“现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就是一个商业活动。”万延海将与吴振对簿公堂的心雨飘香归于这一类。同性恋者阿强则有个形象的比喻——“把我们当作送上门的肉鸡。”上述这家咨询中心位于重庆市中心的一栋商住两用楼内。价格表挂在客厅的墙上，对于性取向矫正，需要5个阶段30次治疗，每一阶段6500元，一次付清可以打折，优惠价30000元，是所有项目中最贵的。
姜开成50岁上下，是中心的创办者和主任咨询师，似乎也是唯一的咨询师。按照网站上的说法，光是2011、2012年，经由他矫正成功的例子就达到20例。
他宣称自己的“矫正成功率可以超过50%”，并将方法总结为催眠厌恶矫正。在网站的介绍里，这种方法指在深度催眠中，由治疗师发出指令，让他（她）想象和同性发生亲密接触乃至性爱场景，此时突然地采取电击厌恶治疗，瞬间的脉冲电击会立即瓦解他们的兴奋和高潮，使他们的身体和潜意识都产生恐惧。
姜开成如此迷信它的效力，他甚至有把握将“异性恋变成同性恋”。“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他胸有成竹的反问道。
在全国，如姜开成一样，宣称自己可以矫正同性恋的还有很多，在重庆，一位母亲被告知，只要动一动祖坟的风水，她的女儿就能顺利地结婚；在上海，一位医生建议服用安定，医生告诉病人，“多睡觉总比出去搞同性恋好”；在广州，一位医生为自己的治疗方法取了一个冗长而有信心的名字——“视、听、味多觉联合条件消退结合眼动脱敏认知重塑训练”。
“都是假的。”丛中说，国外经验已经证明，性取向无法改变。“许多人，特别是同志的家长，都愿意有人告诉他们这可以治疗。”阿强组织了同志亲友会，曾有家长打电话来骂，“医生都说可以改，你们为什么让我的孩子当同性恋？”
姜开成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被推上风口浪尖。他还记得吴振来的时候，只付了500元的咨询费，这本来是不包含电击的，但吴振告诉他，他想试试自己受不受得了，才好决定是否付出3万块。他觉得这合情合理，电了他一下，然后就成了被告。“没想到他是带了阴谋来的。”被吴振指责为“骗子”的姜开成也这样坚称自己受了骗。
姜开成对自己可能招致的反对还是心里有数，在百度上进行商业推广时，专门放过了广东、海南、广西和福建四地，因为他判断这四个地方，对同性恋的接受度都比较高。他矫正的第一个同性恋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个男同志，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无法结婚，迫于压力，希望能够改变，给家里一个交代。
“经过治疗，他可以和女性发生性关系，虽然情感上还是喜欢同性。”这算是半成功，但姜开成发现，对方的父母已经很满足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戒断和同性的关系，而是能够接纳异性，结婚生孩子。
“中国是一个传统国家，传统的观念还是要保留。只要能结婚生子，以后离婚也不管。这是会增加一些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也会让家庭更好过。”很快，姜开成将矫正是否成功的标准，定位在能否结婚，在讲究传宗接代的血脉文化里，这无疑是一个讨巧的选择。无论是为了掩藏身份还是做出妥协，同性恋者的结婚率，一直不低。
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王小波在他的《东宫西宫：调查报告》中就说，“在中国，许多男同性恋者最终会和女人结婚，这可能是他们同西方男同性恋者最大的区别。”由此产生的同妻人数，已经超过了1600万，这是另一群阴影中的人。“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这样太残忍了。”李言说，自己不会像男朋友那样，走进异性婚姻。
三年前，他的男朋友被父母押回老家，结婚生子，痛苦并不因为被掩藏就消失。他和妻子总是吵架，他打了她，他想离开但又无路可走。几次三番，这个曾经的男孩向李言倾诉心中苦闷，两个人就都难过起来。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声明《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强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无需接受治疗。呼吁立法惩处提供性向治疗的机构。
不可能支持他们
“目前没有法律可以禁止同性恋矫正。”身为精神科主任医师，丛中能做的，只是告诉每一个来向他咨询的同性恋孩子的家长，同性恋无法治疗，也不需要矫正。除此之外，他也无能为力，如果心理咨询师开设了同性恋矫正咨询，中国的精神医学界也没有相应的规范可以产生约束。
从2001年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同性恋研究基本没什么进展，丛中和刘华清，对此都持相同的看法。“同性恋只是精神医学里面很小的一块儿，大部分人不了解，关注的人也不多。”刘华清说。这正是万延海担心的，相关法律和科学证据的双重缺失，吴振将很难胜诉。如果输了，将带来消极的示范效应，其他的同性恋矫正机构将更加肆无忌惮，无所畏惧。
吴振倒是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起诉能立案，本身就是突破。以前，公众看见的是同性恋群体，现在，更需要的是同性恋的权利被看见。如果输了，还可以再上诉，这个讨论的过程将使一切越辩越明。2014年5月14日，法院正式立案，一开始吴振不知道起诉状上填什么案由好，还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写上“服务合同纠纷”。
这是两代同性恋行动者的分歧。作为中国最早的同性恋行动者，万延海希望能将行动限定在科学的规范内。当务之急，是同性恋群体去和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接触，让他们来研究自己，形成科学的证据，才能改变科学的标准，影响法律。但对于吴振和阿强这样的新一代行动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充当专家的“小白鼠”，如同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般，他们希望掌握主动权。
“以前，都是通过专家，是内部的途径。同性恋群体和专家接触，取得哪些进展，在公众层面并不为人所知，我们想改变这一点。”吴振说，这也是为何，他们决定用公开诉讼的方式进行起诉。这是法律维权的方法。
无论哪一条路径，都比想象中困难。2014年5月16日，北京同志中心发布了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的报告，显示超过百分之十的同性恋者有接受扭转治疗的想法，他们的抑郁程度更高，所受的压力多来自家庭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发布会上，同志中心邀请的精神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
九个月前，在第十一届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的会场，同性恋志愿者打起彩虹旗，拉出标语——“同性恋去病理化需要中国好医师”，这个灵感来自一个选秀节目，目的是拉近和专家们的距离。他们呼吁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也从疾病分类中删去，向国际标准看齐。
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医师的注目。一位老医师认真地告诉他们，“同性恋是病，但是一种轻的精神病。”另一位中年医师则更加戏谑，他说，作为医生不可能支持他们，不然人类不就要灭绝了么？
（文中人名吴振、阿强、李言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