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卖淫母亲哭诉:我不是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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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女儿卖淫母亲哭诉:我不是畜生
时间:2009-08-03 新闻来源:方圆法治
作者:田骁
张安芬说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
7月19日下午,张安芬静静地坐在家里等着女儿陈艳回家,这一天,是昆明警方通告陈艳卖淫行为属实,对其作出治安行政拘留五日期满的日子。
见到记者,张安芬显得很平静。记者递上名片,张安芬看了一眼后便放在了桌上,“我不识字”,这是张安芬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屋子里有三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张安芬和她母亲坐在沙发上,女儿刘婷带着弟弟在一旁玩耍。
张安芬的母亲三天前刚刚赶到昆明,尽管“小学生卖淫案”已经充斥于各类媒体,但在张安芬老家——云南昭通,她在乡下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家发生的事。
“我这个女儿从小就受够了苦,什么艰难都挺过来了,她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卖淫的……”张安芬的母亲对记者说。
对于经历的这个长达半年还没有处理完结的治安案件,张安芬似乎不想也无力再辩解,她对记者讲起了自己的生活。
背着30斤苹果逃离
我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青岗岭乡,家里有7个孩子,我排行老三。
那个地方很穷,收成不好,家里人口多,从小我就在家里做农活,照顾弟弟妹妹,一天的书都没有读过。在嫁人之前,都没走出过村子。
19岁那年,经人介绍,我嫁给了旁边一个乡的齐善海。他在外面做建筑工,家里种着几棵苹果树,我主要就是在家里种树。
结婚第二年,第一个女儿刘芳出世。他当时是想要个儿子的,但在农村,一般的家里都会至少要两个孩子,女儿出世后,他就说,“只要第二胎是个男娃儿就好”。
那时的生活还算平淡,吃穿也不用愁,还能攒两个钱。
但第二个女儿刘婷出生后,这种平淡就被打破了。齐善海听到生女儿的消息,就走出家门,几天没有回来。回来后,我们就发生了争吵,我在一个下雨的晚上背着女儿回到娘家。
回家待了一天,他就来找到我,在我家人面前答应,以后要对我好。
没想到,我跟他回去,刚跨进家门,他就又开始打我。打完了,就对我说,“你去把这娃儿抱到村口的坟地那里去扔掉。”
我没有同意。
在这之后,他将虐待升级了,不仅见我就打,还不给我们娘仨吃饭,我们经常连着好几天没饭吃。
让我下决心走掉的是秋天的一件事。
那时家里养着两只鸡,有一天他回来,像是喝了酒,回到家,他找了一块很粗的钢板,在石头上磨,磨了很久,把头上磨得又尖又亮,然后打开鸡笼,提出一只小鸡,按在门板上,连砍了5下,并对我说:“你他妈的再不把这孩子扔掉,哪天我让你像这只鸡一样死……”
逃跑,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第二天,齐善海出门做工,我到地里摘了30多斤苹果,连同刘婷一起背在身上,牵着刘芳走了。
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乡里,把苹果卖了35块钱。
来到车站,我当时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找车站的人打听,人家说昆明好找活干。我就决定去昆明。可找到昆明的车后,司机说30块钱一个人,我的钱不够。后来司机看到我脸上的伤,又带着两个孩子,知道我是打架跑出来的。最后他让我给他25块钱,让我们娘仨上了车。
尽管很饿,但只剩十块钱了,不敢买吃的。刘婷还小,我怕她在车上哭,就买了一瓶水,当时我想,再忍一忍,到了昆明就好了,我只想走得远一点。
带着两个女儿在昆明生活
坐了一天一夜的车,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昆明。
刚到昆明,在王家桥附近找了个房子,那时候都是土房子,房租也便宜,一个月也就二十三块钱。
住下之后,就开始找工作。因为没读过书,只能干些体力活。我在工地上找了个“土石工”的活干,就是帮人家挑沙灰、打混凝土。尽管很累,有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但平均9块钱一天的工钱,算是不错了,那时生活费用低,青菜才一两毛钱一斤,能养活两个孩子了。
在昆明安顿下来之后,也逐渐忘记了之前所遭受的痛苦,但偶尔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害怕。所以出来几年都没敢和家里联系。
(张安芬母亲告诉记者:张安芬出走第三天齐善海就来家里找过她,后来发现她并没有回家,这时才知道她已经跑了,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她跑去了哪里,还带着两个孩子,是死是活也说不清。)
直到4年之后,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事了,就找了个人帮我写了封信给我姐姐,我告诉姐姐我在昆明打工,一切都好。在这之后,条件慢慢好了起来,家里也装了电话,才和家里有了联系。
尽管和家里联系上了,但我始终不敢回家,还是怕齐善海。直到今年3月,我父亲70岁生日,外面的儿子姑娘都回家了,正好刘芳要办身份证了,我才带着刘芳回去一趟。(编者注:当时已经是3月16日事发之后,张安芬回家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昆明发生的事情)
刘芳当时回了趟齐善海家,见到了她的爸爸。刘芳回来告诉我说,她一进门,他们全家人都抱着她哭,没想到我能把刘芳带大,并且说已经不怪我了,当时是齐善海年轻不懂事。
走的时候,齐善海给了刘芳1000元钱。
相识刘仕华
我一直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直到2004年认识了刘仕华。
当时我在一个工地做工,刘仕华也带着几个工人在那里干活,老板给刘仕华介绍我,说我出来好多年了,一直没有男人。
从这就认识刘仕华了,谈了三四个月的恋爱,彼此也了解到对方的情况,他是贵州毕节人,我知道他曾经因为偷马坐过牢,并且他老婆也因此坐牢,他有一个女儿,也就是陈艳,在老家跟爷爷生活。他也知道我带着两个女儿,并且一直没有办离婚手续。他说,“没事,我在贵州老家还有几亩地,今后在昆明要是过不下去了,还可以回老家种地。”
他对我很好,对两个孩子也很照顾。我们在一起之后第二年,儿子刘虎就出生了。
这个儿子对刘仕华来说极其重要。刘仕华家里四兄弟,老大早年就病死了,老二和老三虽然结婚了,但一个没有孩子,另一个倒是生了个儿子,但也病死了。刘仕华也是个苦命的人,生了个女儿没多久就坐牢了,刘家一直没有“根”,和我生了个儿子之后,他们全家都很高兴。
有了刘虎之后,我和刘仕华就不再做建筑工了,我们在街上摆了个早点摊,卖豆浆油条。
因为当时还想再给刘家生个儿子,2006年,我们最小的一个女儿刘颖出生,尽管是个闺女,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这之后,因为家里人口多了,摆早点赚的钱太少,刘仕华又出去找工程做了。因为他的二哥和三哥在西双版纳打工,告诉刘仕华那边的工程比较多,建议我们过去找活干。
听了哥哥的话,我们全家搬到了西双版纳。在那边确实活要好干一些,但没想到刘颖一到西双版纳就开始生病,因为水土不服,那边太热,生了八个月的病。
没有办法,全家又搬回昆明。刘仕华继续打工,我就在家里带孩子。
陈艳的到来
刘虎出生后,刘仕华的父亲一直想看看这个孙子。在刘虎八个月大的时候,我和刘仕华带着刘虎回到了毕节。
刘虎性格很怪,从来不让生人抱的。但那次,他爷爷抱着他,还用胡子刮他的脸,他不哭不闹,爷爷高兴得不得了。
也许是天意吧,爷爷在见到这个孙子后不到两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这样,陈艳在老家没人照顾,我们把她接到了昆明。
陈艳当时在毕节读的是小学四年级,来到昆明后,我们给她报了个学校,读5年级,和刘芳、刘婷在一个学校。
陈艳学习不好,放学后经常会被老师留下来。虽然不爱读书,但陈艳那时很听话,从不出去玩,放学回家还会照顾弟弟妹妹。
读了半年书后,陈艳不想再读了。我和刘仕华怎么劝她都不听,就是不去学校,刘仕华也因此打了她好几次。
陈艳辍学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小的,给他们做饭洗衣。
生活就这样平淡地过着,但去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让全家处于悲愤之中。
刘仕华接了一个工程,是和铁路局合作,去更换铁路枕道。包那个工程的时候,铁路局要求施工队至少40人以上,于是我和刘仕华就在外面招了四五十个工人。
当时他们答应我们每换一个枕道是35元,但不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因此每天都要包车来回,那么多人还要吃饭,因此开销太大,做了两天之后,我们去让他们先把这两天的工钱结了。结果没想到,他们按照十四元一根的价格给我们结了账。
因为亏了很多钱,第二天,我们去找铁路局,但他们还是只给了三千多元钱。没有办法,我们准备离开。
刚刚把钱拿上还没走远,就看见前面有一群工人挡着,当时几个孩子都在,陈艳背着小女儿。看着情况不对,为保护孩子,刘仕华跟两个工人走在前面,走到一面围墙边上时,突然出来七八个人,就开始打刘仕华。
当时刘仕华除了刚领到的三千多,自己身上还带着两千多元钱,他们打完刘仕华后,就把他身上的钱全部抢走了。
事发之后,刘仕华去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出肺结核。
尽管那时是知道肺结核这种病是免费医疗的,但需要治疗时间比较长,刘仕华想他要是去住院了,家里就没人赚钱了,再加上当时医生说传染的几率不大,刘仕华就不去做治疗,只是开了些药。
事发之前
之后,刘仕华还是继续在外面找工程做。那时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请了几个工人,有时候工人卖力点,每个月还能赚几个钱,但有时候也会亏。
陈艳过了一段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后,去年10月,她在一个小饭馆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
也就是这段时间,她在外面认识了一些不好的人。有时候还会带一些男女朋友来家里坐坐。刘仕华觉得这些人不好,就不让陈艳和他们交往,经常对陈艳发脾气,甚至打她。
陈艳出现了夜不归宿的现象。我也很生气,有一次我故意说气话,你要是不愿意回家住,干脆直接搬到外面去住,不要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来。
没想到她真的去外面找了个房子,第一个月的房租还是我给她的钱。
我当时想,这样也好,让她自己看看一个人在外面的日子有没有家里好,家里有人照顾,在外面什么都得靠自己。
过了一个多月,一天陈艳回到家,对我说,“妈妈,我在外面住着害怕。”
陈艳又搬回来了。但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在外面过夜,隔一两天才回来一次,回来也没别的事,就是找刘仕华要钱。
她每次都说是要钱出去买衣服,她穿的衣服都便宜,一二十元一件,但每次找我们要了钱,又不见她穿新衣服回来。
尽管这样,刘仕华还是每次都给她钱,只要陈艳开口,一般都会给一二十块钱。
我也问过她在外面做什么。她说在外面打工,我让她带我去看,她又不同意。
陈艳有一个毛病,她从来不跟我和刘仕华说实话,什么事都瞒着我们或者骗我们,心里想什么也不告诉我们。我也想,这可能她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有关系,她一直是爷爷带着,父母都在坐牢,十多岁了刘仕华才把她接到身边来,尽管她也叫我妈妈,对我也算孝顺,只是说假话这个事不好。但我没办法,总不能把这孩子锁在家里啊。
陈艳去年11月的时候被公安抓过一次。
那次是和刘仕华回老家了,陈艳在家里带着几个孩子。回昆明的那天晚上,刚一进家门,刘芳就对我说:“妈妈,大姐被两个男人带走了。”
“谁带走的?为哪样被带走?”我问。刘芳说不知道。
之后我和刘仕华就出去找,在街上碰见两个普吉派出所巡警,我就问:“你们今天有没有抓一个小姑娘?”他们说没有。
找不到陈艳,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刘芳说,“刚才那两个人又来了,说让我去交800元的罚款,在王家桥派出所,不然就把大姐拉去坐牢。”
当时我和刘仕华不知道情况,也很害怕,就拿了800元给刘芳,让她去交钱。
第二天中午,陈艳回家了,脸上全是青的。
“这几天你做什么了?他们为哪样抓你?”我问。
“他们说我卖淫。”陈艳说。
“你卖淫?”我都不敢相信。
“那天我带一个朋友回家,在家里坐着聊天,冲进来两个人说我卖淫,抓了我进去,让我承认卖淫,要不就打我。”陈艳对张安芬说。
那天下午,家里又来了两个人,说让我们再交500元罚款,要不就把陈艳带走。
因为害怕,我就又给了500元。
她是在外面认识一些不好的人,但如果说她卖淫,我绝对不相信,她要是卖淫,怎么可能还找家里要钱?并且是三天两头地要。
还说是我让她去卖淫,我又不是畜生,我的命就已经够苦了,怎么会让孩子做这种事,更何况,家里的条件也慢慢好了起来,已经有了一些存款。
在这之后,就是被媒体广泛报道的3月16日发生的“小学生卖淫案”了。
目前,张安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承包的一个公共厕所,除去水费,电费,一个月会有差不多两百块。
刘芳和刘婷已经没有再去学校了,去采访的时候,刘芳在守厕所,刘婷对记者说,“现在全国都知道我们家的事,我没有脸再去学校了,同学会笑话我,尽管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
“如果刘仕华能出来,我们全家也就离开昆明了,可能会回刘仕华的老家去种地吧,回到农村去,城市不适合我们。”张安芬对记者说。
(文中除张安芬、刘仕华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