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春天：访谈陈季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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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放牛班的春天：访谈陈季康博士
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一位在“差生”学校教书的音乐老师，固执地用音乐而非暴力体罚去教育他的学生，最终，很多“被放弃”的孩子一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差生”的定义是什么？如何矫正“差生”？就在我们身边，8月2日，16岁的学生邓森山在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被教官殴打致死。3天后，14岁的学生姚健在湖北宜昌参加天海培训基地的野外拉练，被教官殴打致死。
谁制造了这些悲剧？暴力体罚泛滥的商业性学校，能否承担矫正“差生”的功能？我们的学校、家长、政府，该做哪些反思？
访谈——
陈季康 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
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一位在“差生”学校教书的音乐老师，固执地用音乐而非暴力体罚去教育他的学生，最终，很多“被放弃”的孩子一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差生”的定义是什么？如何矫正“差生”？就在我们身边，8月2日，16岁的学生邓森山在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被教官殴打致死。3天后，14岁的学生姚健在湖北宜昌参加天海培训基地的野外拉练，被教官殴打致死。
谁制造了这些悲剧？暴力体罚泛滥的商业性学校，能否承担矫正“差生”的功能？我们的学校、家长、政府，都需要反思。
成绩好坏和行为偏差没有太大关系
新京报：在研究领域，对社会上所谓“差生”的定义是什么呢？
陈季康：我不太清楚这里所指的“差生”的精确意思。但如果差生指的是“偏差行为的学生”，那么在研究上是有很多关于“偏差行为学生”的定义。
最早，“偏差行为”在研究上的定义较多是统计学上所谓分布在常态分配两侧的行为，也就是所谓“非常态的行为”。这是早期很古典的一个定义。这个古典定义比较受到文化的影响，例如，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学生尊称大学教师为某某教授，是一个常态或正常行为，如果学生公开直呼教授名字，可能就会落入“非常态的行为”，也就是所谓偏差行为。但若在美国校园文化里，许多学生直称教授的名字是常态，很少认为是偏差行为了。因此古典偏差行为定义含杂许多文化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所建构的行为。
相对于古典定义，近代学术认为，“偏差行为的学生”是指任何影响到学生或他人身体、心理以及社会的“非常态行为”。这些行为中也包括了文化所无法接受的，违反社会规范、违反法律和违反校规的行为。
按照这个定义，目前学术界普遍讨论的偏差行为，主要有吸毒、抽烟、喝酒、不正当的性行为、校园暴力、考试作弊、逃学、逃家、偷窃等等。
新京报：在内地，“差生”的字面意思学习成绩差，那么学习成绩和行为偏差之间有没有关系？
陈季康：目前的研究里面，成绩好坏和行为偏差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偏差行为在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学生身上都会发生，比如成绩好的学生也可能会说谎、吸毒、吸烟、偷东西、考试作弊。
但是，成绩差的学生在我们的文化里，可能会遭受较多歧视、责骂或体罚，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自我价值感丧失，自暴自弃，也升高了他们使用偏差行为的机会。
送进管束学校可能产生更多偏差行为
新京报：有没有对青少年产生行为偏差原因的研究结论？
陈季康：在社工研究里，我们会研究导致学生偏差行为的危机因素。所谓危机因素，是指，某位学生若具有某种因素或越多的该因素，他发生偏差行为的几率就会很高。例如，父母体罚是导致学生偏差行为的危机因素。
目前，研究导致学生偏差行为的危机因素，主要分为个人、家庭、学校和小区等四个方面。个人危机因素，例如学生负向人格特质、学生较差冲动控制，以及学生内分泌不平衡等等；家庭危机因素，例如家庭暴力与体罚，家庭冲突，父母负向教养态度，父母不当管教方式，父母缺乏对孩童的情绪支持，不良家庭功能，父母亲有犯罪或吸毒纪录以及贫穷等等；学校危机因素，例如接触帮派，接触偏差行为学生，逃学，不良师生关系，不良学校文化以及学校缺乏民主教育等等；小区危机因素，例如不良小区环境，小区贫穷，小区高犯罪率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接触到不良同伴，也就是学生加入帮派以及高度接触偏差行为朋友，是所有危机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个结果，在欧美或亚洲其他大部分国家皆被证实。
偏差行为的曲线，也是从小学开始不断增加，到初中二年级，大概就是13岁的时候是最高峰，之后就不断下降。在中学阶段，同伴开始超越家庭，成为影响偏差行为最主要因素。
新京报：在你看来，公立的教育机构将“差生”推向社会是否合适？
陈季康：教育机构当然有责任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评判学生的“好”和“坏”，也不是去筛选“好”学生与“坏”学生。相反，教育目的是提供一个资源，使学生能够以健康方式自主地去发展他的身体、心理、社会功能，以及健康发展他的知识与创造力。“嫌差爱优”并不是教育的目标。
必须再次强调，教育的重点不是让“差生”离开校园，而是让他们接受到更好的资源，让他们理解偏差行为会伤害到自己和他人，并能够对此负责，同时在身体、心灵和知识上都得到成长。
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者有权力去评判一个学生的好与坏，也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者有资格去评判一个学生是否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
反对任何形式的体罚或暴力
新京报：体罚式的行为矫正可以在青少年身上使用吗？有没有关于其影响的研究？
陈季康：这是个很重要的点，也是这个报道里面隐藏的整个社会的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先用体罚让小孩产生畏惧，他就会导向好的行为规范，变成一个好人。真的是这样吗？
在许多犯罪领域的研究里，一致发现罪犯者，尤其是一些杀人、强暴之类的重刑犯，他们在小时候往往都经历过长期的体罚和虐待，或者高频率的体罚。
而在精神疾病里面，也有一个诊断叫做反社会人格失常倾向，这种疾患在这些重刑犯身上可以轻易发现。几乎所有的犯罪学研究都一致发现，儿童青少年时期所遭受的体罚、暴力或虐待的经验，与这个反社会人格疾患的发生密切相关。
新京报：所以你坚决反对通过体罚的方式纠错？
陈季康：几乎所有心理学或社工学的理论与研究，都明确反对对孩子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或暴力。
反对交给商业培训机构去做
新京报：那么在研究上，什么样的孩子才需要送去特殊学校或接受行为矫正？
陈季康：这是教育界非常大的一个争论。
早期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一个模式，就是把需要行为矫正的孩子编在一个班，采用隔离的政策。但最后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行为会导致隔离的学生产生更多偏差行为，因为研究发现，导致行为偏差的最主要的危机因素，恰恰是密切接触偏差行为的同伴。
但是，针对某些已经有严重偏差行为的学生，某些国家或政府还是会有一些针对这些学生设计的特殊学校，但这些特殊学校主要是政府所督导的全日制学校，不是商业性的学校。
新京报：在干预上，有没有一个偏差行为程度上的区分？
陈季康：有的。例如在中国的台湾或美国，对于偏差行为干预，可以简略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干预。
第一线干预指的是预防，例如在美国各校都会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辅导老师，或学校社工，他们在平常时候就会对可能发生偏差行为的高危险群学生，提供一系列相关社工服务。
第二线干预通常针对已经有偏差行为的学生，例如台湾有儿童及青少年保护法，当儿童或青少年犯罪经少年法庭裁决，交付保护管束时，社工、司法、教育以及辅导系统就会开始介入。
另外，在一般学校里，有学校社工、学校辅导人员，这些专业人员都受过偏差行为矫治的训练，当他们发现学生有偏差行为迹象，学校社工、小区社工就会开始介入，并针对学生的个人、家庭、学校以及小区的危机因素，展开一系列的干预。
第三线干预，特别针对严重的偏差行为学生。在台湾，政府设有特殊的感化教育学校，此类学校由政府监督，并由学生偏差行为矫正的专家组成，其目的就是为这些严重偏差行为学生提供矫治工作。
新京报：对于有行为偏差的青少年干预，能否交给商业培训机构去做？
陈季康：我反对交给商业培训机构去做，除非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对学生足够的人权价值的认同。这些使用体罚的培训机构和父母，已经严重侵犯了儿童少年的人权。
特约访谈员 吴珊 北京报道
“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者有权力去评判一个学生的好与坏，也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者有资格去评判一个学生是否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
体罚非但无法有效纠正学生行为，反而会埋下发生更严重的偏差行为(如暴力犯罪)，或者更严重的心理/精神疾病的隐患。”
一位家长的心迹
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好孩子
口述：湖北宜昌一位母亲
我的孩子今年上高一了。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因为我和他爸出来创业很艰苦，我们的杂货店门面小，床位又窄，不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环境，就把他转到可以寄宿的私立学校。他半个月回来一趟，在家待三四天，但实际上还是从家拿点钱又出去和朋友玩。
从初一下半学期，我发现他开始抽烟，总是和班上几个朋友出去玩，上课时间和晚上休息时间也翻墙出去到网吧里打游戏。他们那个班上都是分一派一派的，他就喜欢给那些打架的朋友出谋划策。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总认为自己有理，别人没理，不听父母的劝，老师也管不了。
那时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也不做，老师问为什么，他说做不到，不行的话把我杀了吧，气得老师说不出话来。那时一看到老师的电话我和他爸心就怦怦跳，紧张得不得了，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觉得很绝望，不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生活在幸福的年代却不知道珍惜。
初一的时候有天他跟我提出来说不读书了，想在家做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一个学校咨询了一个心理专家，这个专家说那就让他在家里玩半年，玩醒了他就会去上学。于是我就让他办了休学，在家待了两三个月。那段时间他也是天天在外面玩，我放心不下，就跟他商量了一下，把他送到湖南一个封闭式管理的武术学校去了。在那边三个月，他和一个同学扒拖煤的火车跑回来两次，说太苦了，那个学校也有体罚。
原来的学校不好意思回去读了，我就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感动了一个校长愿意接收他。
我们家住在郊区，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在教育孩子上，并没有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孩子提起他的老师，就是觉得老师给的作业多，管他管得很严。老师告诉他不要那么贪玩，要好好学习，他也听不进去。不过有时老师对他苦口婆心，他也会感动，知道老师是关心他，但是之后他说自己还是控制不住。
他的朋友中也有成绩好的同学，他性格很外向，同学都说他其实并不坏，人蛮好。
上学期他还比较听话，到这年7月快放暑假，他又和几个同学翻墙上了等在学校门口的一辆的士，正好撞见了班主任。班主任想拦没拦住，就打电话给我们，建议我把孩子送去当地的一家特训学校。
我就要了这家特训学校的电话，他们最后在一家网吧找到我孩子，打电话问我，同不同意他们去抓。我当时也觉得没有什么办法了，就想把孩子的心守住，就同意了。
他进去后，学校说三个月之后才让家长去看，之前连电话都不让通。
那时我不知道特训学校并没有什么专业教师，还会体罚孩子。这期间能收到孩子的信，信纸上都有泪痕，说我错了，好像已经很理解我们做父母的了。
三个月之后我去看他，他确实像是重新变了一个人。一看到我就抱着我哭，还说过去不该惹我生气，以后要好好听话。我想把他带回来，那些老师说不要那么快带走，带走他一接触外面的人又前功尽弃了。
拖到了9个月才离开。等他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在那个学校，只要反抗老师就会遭到暴打，也包括在地上爬着绕操场啊，扛木头啊，拉练啊之类的。他说不跟老师对抗是怕吃亏，都是装的，每个孩子都是这么说。
不过他回来之后，比过去听话了，但我觉得体罚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伤痕，他说我们被那些老师洗脑了，不该送他到那里去，我听着也挺心酸的。我也认为体罚不合适，只是当时制服了他，并不能在根本上、心理上说服他。
我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来教育他，有时觉得很压抑，每到和他谈不下去的时候，就后悔小时候忽视了对他的教育，没有把他的坏习惯纠正过来。
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一位在“差生”学校教书的音乐老师，固执地用音乐而非暴力体罚去教育他的学生，最终，很多“被放弃”的孩子一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差生”的定义是什么？如何矫正“差生”？就在我们身边，8月2日，16岁的学生邓森山在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被教官殴打致死。3天后，14岁的学生姚健在湖北宜昌参加天海培训基地的野外拉练，被教官殴打致死。
谁制造了这些悲剧？暴力体罚泛滥的商业性学校，能否承担矫正“差生”的功能？我们的学校、家长、政府，该做哪些反思？
访谈——
陈季康 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
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一位在“差生”学校教书的音乐老师，固执地用音乐而非暴力体罚去教育他的学生，最终，很多“被放弃”的孩子一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差生”的定义是什么？如何矫正“差生”？就在我们身边，8月2日，16岁的学生邓森山在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被教官殴打致死。3天后，14岁的学生姚健在湖北宜昌参加天海培训基地的野外拉练，被教官殴打致死。
谁制造了这些悲剧？暴力体罚泛滥的商业性学校，能否承担矫正“差生”的功能？我们的学校、家长、政府，都需要反思。
成绩好坏和行为偏差没有太大关系
新京报：在研究领域，对社会上所谓“差生”的定义是什么呢？
陈季康：我不太清楚这里所指的“差生”的精确意思。但如果差生指的是“偏差行为的学生”，那么在研究上是有很多关于“偏差行为学生”的定义。
最早，“偏差行为”在研究上的定义较多是统计学上所谓分布在常态分配两侧的行为，也就是所谓“非常态的行为”。这是早期很古典的一个定义。这个古典定义比较受到文化的影响，例如，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学生尊称大学教师为某某教授，是一个常态或正常行为，如果学生公开直呼教授名字，可能就会落入“非常态的行为”，也就是所谓偏差行为。但若在美国校园文化里，许多学生直称教授的名字是常态，很少认为是偏差行为了。因此古典偏差行为定义含杂许多文化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所建构的行为。
相对于古典定义，近代学术认为，“偏差行为的学生”是指任何影响到学生或他人身体、心理以及社会的“非常态行为”。这些行为中也包括了文化所无法接受的，违反社会规范、违反法律和违反校规的行为。
按照这个定义，目前学术界普遍讨论的偏差行为，主要有吸毒、抽烟、喝酒、不正当的性行为、校园暴力、考试作弊、逃学、逃家、偷窃等等。
新京报：在内地，“差生”的字面意思学习成绩差，那么学习成绩和行为偏差之间有没有关系？
陈季康：目前的研究里面，成绩好坏和行为偏差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偏差行为在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学生身上都会发生，比如成绩好的学生也可能会说谎、吸毒、吸烟、偷东西、考试作弊。
但是，成绩差的学生在我们的文化里，可能会遭受较多歧视、责骂或体罚，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自我价值感丧失，自暴自弃，也升高了他们使用偏差行为的机会。
送进管束学校可能产生更多偏差行为
新京报：有没有对青少年产生行为偏差原因的研究结论？
陈季康：在社工研究里，我们会研究导致学生偏差行为的危机因素。所谓危机因素，是指，某位学生若具有某种因素或越多的该因素，他发生偏差行为的几率就会很高。例如，父母体罚是导致学生偏差行为的危机因素。
目前，研究导致学生偏差行为的危机因素，主要分为个人、家庭、学校和小区等四个方面。个人危机因素，例如学生负向人格特质、学生较差冲动控制，以及学生内分泌不平衡等等；家庭危机因素，例如家庭暴力与体罚，家庭冲突，父母负向教养态度，父母不当管教方式，父母缺乏对孩童的情绪支持，不良家庭功能，父母亲有犯罪或吸毒纪录以及贫穷等等；学校危机因素，例如接触帮派，接触偏差行为学生，逃学，不良师生关系，不良学校文化以及学校缺乏民主教育等等；小区危机因素，例如不良小区环境，小区贫穷，小区高犯罪率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接触到不良同伴，也就是学生加入帮派以及高度接触偏差行为朋友，是所有危机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个结果，在欧美或亚洲其他大部分国家皆被证实。
偏差行为的曲线，也是从小学开始不断增加，到初中二年级，大概就是13岁的时候是最高峰，之后就不断下降。在中学阶段，同伴开始超越家庭，成为影响偏差行为最主要因素。
新京报：在你看来，公立的教育机构将“差生”推向社会是否合适？
陈季康：教育机构当然有责任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评判学生的“好”和“坏”，也不是去筛选“好”学生与“坏”学生。相反，教育目的是提供一个资源，使学生能够以健康方式自主地去发展他的身体、心理、社会功能，以及健康发展他的知识与创造力。“嫌差爱优”并不是教育的目标。
必须再次强调，教育的重点不是让“差生”离开校园，而是让他们接受到更好的资源，让他们理解偏差行为会伤害到自己和他人，并能够对此负责，同时在身体、心灵和知识上都得到成长。
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者有权力去评判一个学生的好与坏，也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者有资格去评判一个学生是否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
反对任何形式的体罚或暴力
新京报：体罚式的行为矫正可以在青少年身上使用吗？有没有关于其影响的研究？
陈季康：这是个很重要的点，也是这个报道里面隐藏的整个社会的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先用体罚让小孩产生畏惧，他就会导向好的行为规范，变成一个好人。真的是这样吗？
在许多犯罪领域的研究里，一致发现罪犯者，尤其是一些杀人、强暴之类的重刑犯，他们在小时候往往都经历过长期的体罚和虐待，或者高频率的体罚。
而在精神疾病里面，也有一个诊断叫做反社会人格失常倾向，这种疾患在这些重刑犯身上可以轻易发现。几乎所有的犯罪学研究都一致发现，儿童青少年时期所遭受的体罚、暴力或虐待的经验，与这个反社会人格疾患的发生密切相关。
新京报：所以你坚决反对通过体罚的方式纠错？
陈季康：几乎所有心理学或社工学的理论与研究，都明确反对对孩子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或暴力。
反对交给商业培训机构去做
新京报：那么在研究上，什么样的孩子才需要送去特殊学校或接受行为矫正？
陈季康：这是教育界非常大的一个争论。
早期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一个模式，就是把需要行为矫正的孩子编在一个班，采用隔离的政策。但最后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行为会导致隔离的学生产生更多偏差行为，因为研究发现，导致行为偏差的最主要的危机因素，恰恰是密切接触偏差行为的同伴。
但是，针对某些已经有严重偏差行为的学生，某些国家或政府还是会有一些针对这些学生设计的特殊学校，但这些特殊学校主要是政府所督导的全日制学校，不是商业性的学校。
新京报：在干预上，有没有一个偏差行为程度上的区分？
陈季康：有的。例如在中国的台湾或美国，对于偏差行为干预，可以简略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干预。
第一线干预指的是预防，例如在美国各校都会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辅导老师，或学校社工，他们在平常时候就会对可能发生偏差行为的高危险群学生，提供一系列相关社工服务。
第二线干预通常针对已经有偏差行为的学生，例如台湾有儿童及青少年保护法，当儿童或青少年犯罪经少年法庭裁决，交付保护管束时，社工、司法、教育以及辅导系统就会开始介入。
另外，在一般学校里，有学校社工、学校辅导人员，这些专业人员都受过偏差行为矫治的训练，当他们发现学生有偏差行为迹象，学校社工、小区社工就会开始介入，并针对学生的个人、家庭、学校以及小区的危机因素，展开一系列的干预。
第三线干预，特别针对严重的偏差行为学生。在台湾，政府设有特殊的感化教育学校，此类学校由政府监督，并由学生偏差行为矫正的专家组成，其目的就是为这些严重偏差行为学生提供矫治工作。
新京报：对于有行为偏差的青少年干预，能否交给商业培训机构去做？
陈季康：我反对交给商业培训机构去做，除非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技巧和对学生足够的人权价值的认同。这些使用体罚的培训机构和父母，已经严重侵犯了儿童少年的人权。
特约访谈员 吴珊 北京报道
“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者有权力去评判一个学生的好与坏，也没有任何一个教育者有资格去评判一个学生是否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
体罚非但无法有效纠正学生行为，反而会埋下发生更严重的偏差行为(如暴力犯罪)，或者更严重的心理/精神疾病的隐患。”
一位家长的心迹
我不知道怎么教育好孩子
口述：湖北宜昌一位母亲
我的孩子今年上高一了。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因为我和他爸出来创业很艰苦，我们的杂货店门面小，床位又窄，不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环境，就把他转到可以寄宿的私立学校。他半个月回来一趟，在家待三四天，但实际上还是从家拿点钱又出去和朋友玩。
从初一下半学期，我发现他开始抽烟，总是和班上几个朋友出去玩，上课时间和晚上休息时间也翻墙出去到网吧里打游戏。他们那个班上都是分一派一派的，他就喜欢给那些打架的朋友出谋划策。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总认为自己有理，别人没理，不听父母的劝，老师也管不了。
那时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也不做，老师问为什么，他说做不到，不行的话把我杀了吧，气得老师说不出话来。那时一看到老师的电话我和他爸心就怦怦跳，紧张得不得了，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觉得很绝望，不知道这些孩子为什么生活在幸福的年代却不知道珍惜。
初一的时候有天他跟我提出来说不读书了，想在家做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一个学校咨询了一个心理专家，这个专家说那就让他在家里玩半年，玩醒了他就会去上学。于是我就让他办了休学，在家待了两三个月。那段时间他也是天天在外面玩，我放心不下，就跟他商量了一下，把他送到湖南一个封闭式管理的武术学校去了。在那边三个月，他和一个同学扒拖煤的火车跑回来两次，说太苦了，那个学校也有体罚。
原来的学校不好意思回去读了，我就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感动了一个校长愿意接收他。
我们家住在郊区，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在教育孩子上，并没有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孩子提起他的老师，就是觉得老师给的作业多，管他管得很严。老师告诉他不要那么贪玩，要好好学习，他也听不进去。不过有时老师对他苦口婆心，他也会感动，知道老师是关心他，但是之后他说自己还是控制不住。
他的朋友中也有成绩好的同学，他性格很外向，同学都说他其实并不坏，人蛮好。
上学期他还比较听话，到这年7月快放暑假，他又和几个同学翻墙上了等在学校门口的一辆的士，正好撞见了班主任。班主任想拦没拦住，就打电话给我们，建议我把孩子送去当地的一家特训学校。
我就要了这家特训学校的电话，他们最后在一家网吧找到我孩子，打电话问我，同不同意他们去抓。我当时也觉得没有什么办法了，就想把孩子的心守住，就同意了。
他进去后，学校说三个月之后才让家长去看，之前连电话都不让通。
那时我不知道特训学校并没有什么专业教师，还会体罚孩子。这期间能收到孩子的信，信纸上都有泪痕，说我错了，好像已经很理解我们做父母的了。
三个月之后我去看他，他确实像是重新变了一个人。一看到我就抱着我哭，还说过去不该惹我生气，以后要好好听话。我想把他带回来，那些老师说不要那么快带走，带走他一接触外面的人又前功尽弃了。
拖到了9个月才离开。等他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在那个学校，只要反抗老师就会遭到暴打，也包括在地上爬着绕操场啊，扛木头啊，拉练啊之类的。他说不跟老师对抗是怕吃亏，都是装的，每个孩子都是这么说。
不过他回来之后，比过去听话了，但我觉得体罚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伤痕，他说我们被那些老师洗脑了，不该送他到那里去，我听着也挺心酸的。我也认为体罚不合适，只是当时制服了他，并不能在根本上、心理上说服他。
我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来教育他，有时觉得很压抑，每到和他谈不下去的时候，就后悔小时候忽视了对他的教育，没有把他的坏习惯纠正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