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让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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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上帝让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
1991 股市
撰稿 陈文森
1990年12月19日上午11点，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授权证交所总经理尉文渊鸣锣开市。此时，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就此响起。
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毕竟有40年没有搞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抛出，未达三秒便被万国证券抢去，于是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吃进，成交价365.70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国证券史上的第一笔交易中都亮相了。
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横空出世，其背后有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水到渠成。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各种形式的股份凭证相应而生。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只股票，“小飞乐”。
到1985年上海发行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时，“股民”这个词汇也产生了。当时负责代理发行的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副经理胡瑞荃回忆：“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公交车也开不动了。”原计划柜台发售的350万股被一抢而空，到当天下午3点，市民一共买走了470万股。
1986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出席者大都是美国政经界要人。会后，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的证券样本和徽章。凡尔霖原本担心社会主义中国的领袖会拒收这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产物，不过邓小平不但收下了礼物，还回送给他一张面值人民币50元的“小飞乐”。
1988年11月，王岐山、周小川等在中南海向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作汇报筹建证券市场的工作，姚依林拍板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3月，“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这些举措都为后来证券交易所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1990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访问美国期间，突然宣布要在上海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时间就是1990年的12月份。此时尉文渊率领的筹备小组已经把证交所的地点选定为北外滩的浦江饭店。
在场内交易方式的选择上，不少人还主张采用《子夜》里描述的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的传统方式。但上交所从人民银行借出100万，下决心建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搞不太清楚的科研人员，在几个月的摸索中，居然让上交所从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开始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
与此同时，在特区深圳，成立证交所的工作也在展开，1988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同年11月，深圳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开始筹建证交所。
1990年夏，深圳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愈来愈热，市面上形成了“黑白两市”的局面。但深交所却迟迟不能获得成立的批文。等到上交所即将开业的消息传出，深圳再也坐不住了。
11月，市委书记李灏到证交所筹备小组视察，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筹备组的回应是“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试开市”。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没有像上海那样大张旗鼓，直接催生者李灏没有出现在开市仪式上，而是委派了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董国良出席。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 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要到1991年7月才下达，当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李灏等人都热热闹闹地出席了“开业仪式”，用禹国刚日后的话说，“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股市”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但以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而论，当时的股民已经足以被称为“狂潮”。当时每晚6点整中波792千赫原上海经济广播电台播报的上海股票行情，成为大多数外地股民获取行情的唯一来源。
1991年的沪深股市，让中国的证券市场同时展现出牛、熊格局。原本如火如荼的深圳股市在证交所成立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走势，政府对股市非理性上涨的关注使得涨势最凶的深发展成为第一只被调控的股票。1990年12月，深圳党政干部回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售出深发展的股票，深市急转直下，开始9个月的长跌，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只剩三十五个亿，1991年4月22日，深市达到了恐慌的极点，这一天的成交量为零。
到9月，深圳已经召开了5次救市会议，最后终于拍板机构入市。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2亿元，开始回购深发展的股票，深发展连续一个月的上涨行情终于让股民们明白了“托市”的含义。到10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救市”从此成为中国股市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
另一边在上海，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已经在国库券市场上获利颇丰的股民杨怀定在上交所开业的第一天以375元买入了500股电真空股票。后来股票涨到500多元，他售出获利，结果电真空又跌回370多元。当时甚至有人指控杨怀定操纵股票价格，但杨怀定所凭借的，只是对公司信息和市场利率的研究与判断。杨怀定后来成为中国股市的传奇，人称“杨百万”。
上海的股票涨的实在太疯，以至于上交所不得不将股票的涨跌板一再缩小到0.5%，无人售股而股价疯涨，最终上交所又出台规定，如果股票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上涨。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一旦成交量积累成功，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
竞争是早期证券市场发展的主线之一。早期深圳交易所做了一些事以后，上海就有很多学习借鉴的地方，包括印花税也是深交所先开，上交所跟进。上海市场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深圳也开始看上海了。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交所的无纸化、电脑交易走在了深交所的前头，包括办一张自己的证券报，上海和深圳也在互相学习促进。
股市活跃的更大背景则是10年改革开放中国民众小有积蓄的经济现实。1988年的抢购风已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积蓄贬值的担忧，但那时还停留在实物和货币的形态上。股市的出现，使民众的金融意识突然觉醒，资本的魔力自此张扬开来。
当然，两市草创伊始，诸多不健全处也展现出来，上交所在试行涨停板之后决定全面放开股价，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延中实业单日暴涨了70.27%，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上涨到10500元，涨停板最终还是恢复使用。
1992年8月，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多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000多张身份证――用于认购新股。
到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晚抽签表售完时。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在目睹了内部人员的不公正行为后涌向市政府，爆发了群体性事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首任证监会主席是刘鸿儒。股市的监管权限从地方政府开始向国务院转移，到1997年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中国的股市才离开了草莽英雄的时代。
“股票能赚钱”几乎一度成为所有股民的共识，股市的涨跌起伏也成为牵动中国社会的一根琴弦。当年的投资者曾经背着一麻带、一皮箱的现金前去交易，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武汉，乘警李向荣1988年到深圳，看到街头设点卖深发展股票，他们先用1000元买了50股。此后第二次、第三次来深圳，发行点仍在那里，他们总共用6000元买了300股，共6张券。回家后，这对夫妇把买到的股票夹在了一本书里，1990年搬家时股票找不到了，直到1997年才在家里找到。当2000年李向荣向深圳发展银行索取收益的时候，当初的300股股票已经价值849.65万元。
从6000元到849.65万元，正是一个个神话般的故事，让中国股市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股民，日复一日的上演着各式各样的人生悲喜剧。 (本文来源：网易 )
像一场大跃进运动——张志雄回忆中国股市初创
张志雄，中国第一批证券媒体从业人员，《基金黑幕》作者之一。
口述整理 吴言
2009年8月23日，我和我的家人在外白渡桥下的海鸥饭店吃饭。我对我的孩子说，二十年前，你爸爸就在对面的浦江饭店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这儿是我们的食堂。说话之余，我竟感觉一切就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那时候的自己年轻气盛，工作卖力，平均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但一点都不觉得累。
1991年6月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在招聘记者。我当时沉醉于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朋友道听途说，专刊招的是文化记者，所以我就想毛遂自荐。但当时也有为是否要到这样一个钱生钱的场所去工作而犹豫。不过，我的朋友告诉我，上海交易所将来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证券交易中心。
后来，在朋友的游说下，我决定去试一试。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不到一年（上交所1990年12月9日成立），地址在黄埔路的浦江饭店，虽然就在外白渡桥附近，但之前我们几乎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更不知道那里新成立了一个证券交易所，因为当时报纸上宣传得很少。
毛遂自荐成功后，我放弃了当时的电表工程师工作，成为了上交所第41名员工。到专刊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工作和文学几乎没关系，而是每天都要和股市、股民、股票打交道。
刚到上交所工作没多久，股市就开始好起来了。1991年下半年的证券市场和今年的股市有点像，钱多股票少，供不应求。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股票只有8家，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八股”（申华控股、豫园商城、飞乐股份、广电电子、ST方源、飞乐音响、爱使股份、方正科技）。
我刚到上交所的前三个月，每天都有很多股民来上交所排队换取新的股票账户卡，而我的工作是拿着小喇叭喊号，然后在窗口将账户递给客户，那三个月我见到的股民不下10万人吧，主要是江浙沪一带的。那段时间，交易所的所有员工都是从下午到深夜12点加班加点工作。
1991年7月，指数一直往上涨，由于只有8只股票可以买卖，股民普遍惜售，但是上交所又不能“扩容”（发新股）。虽然当时股指拼命往上冲，但是我们心里很压抑、很担心，也许哪一天交易所就关掉了，因为当时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该不该搞证券市场的争论很多。
这些争论在小平南巡讲话后逐渐平息。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新时代来临了。小平同志在视察深交所时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小平同志的这席话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也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
于是，在小平南巡后，股票市场的扩容步伐加快了。1992年1月，兴业房产作为第一家新上市公司终于在上交所成立一年后诞生了。
短短数月，入市的股民人数激增，形成了供求失衡的局面。当时的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认识到这个问题。3月的一天，他将我和一个同事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他决定小范围放开股价。
其实，尉文渊越过主管上交所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上海市委领导写信，让市场自己说话，先小范围放开飞乐、延中和凤凰化工。至于那天晚上尉总为什么找我们两个报社人员聊天，大概是因为我们当时是文人，也不怕丢饭碗，大不了再换个工作吧。有一件事很有趣，本来只开放飞乐和延中的，我建议尉总再加个凤凰化工也没关系吧。尉总从善如流。我很佩服他能这么干，现在没有这种气氛了。
在逐步放开股价的同时，上交所也加快了融资步伐。当时股民对新股认购从开始的不关心到后来的疯狂抢购。
当时一张新股认购证要30元，这对一般工薪阶层来说并不便宜，因此愿意花30元钱去买新股认购证的人很少。刚开始时，银行里买认购证的人寥寥无几。所以虽然当时也有摇号，但实际上中签率是很高的，基本上是你只要买到认购证，就能中到新股。头两批的的新股认购证有点像权证，也就是你买了有购买股票权利的东西。现在的新股摇号，是中彩票吧。
第一次成功购买到新股认购证的股民在股市中赚到了第一桶金。当天晚上，我的一个大户朋友告诉我，今天上海产生了一批50万元富翁，50万在当时不算小数目。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新股认购能带来很大的收益，于是买认购证的人翻倍增加，但是中签率越来越低。
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小范围放开股价尝试后，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宣布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了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了全年最高点1429点。我印象最深的是豫园商城，5月21日当天的股价突破万元，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它的股价要涨到天上去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能进行网上交易，而是所有的股票交易都要在交易所进行。随着股民和交易席位增多，交易所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即营业部太少，股民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不少股民通宵排队。
于是，上交所在昔日的“跑马场”——文化广场临时设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营业部在那设立临时柜台，接受股民的委托。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6月1日第一天开门时，门口竟有4万余人，由于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文化广场才开始正常运行。
当时的文化广场就像是现在的博览会，每个营业部在里面设摊，尉总说这像一个农贸大集市。随着各个营业部入驻到新的办公地点，股民也分流散去，疯狂了一年半的文化广场，在1993年12月24日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那几个月流火般的股市，直到“8·10风波”后才降温。
深交所的新股认证与上交所的方式不完全一样，从一开始深交所在新股认证上就向香港学习，采用拿身份证买表抽签摇号。到了8月份，知道打新股能够赚到钱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购买新股认购证的人也越来越多。
原预计8月9日发售完毕的10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7日下午就售罄，但一直到10日早上还有人在排队，而且关于在新股抽签中没体现“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议论越来越多。10日晚上，愤怒的股民开始游行。后来，深圳市政府临时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才平息这场风波。
上海的新股认证没有深圳那么疯狂，但自从“8·10风波”，上海也不再有新股认购摇号了。
“8·10风波”后翌日，上证指数暴跌100点，随后的三个月，沪市迎来了开市后的第一个熊市，最低时股指为383点，仅为上半年最高股价时的四分之一。
就在股市下跌之际，因“8·10风波”受到巨大触动的中央政府开始筹备一个专门监管股市的部门。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成立。在证监会成立后不久，上证指数从低谷爬出，而当年那股疯狂的新股认购潮一去不复返。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中国股市的疯狂是如此不可思议。我想可以用一场“大跃进”运动来形容1992年的中国股市。那一年的中国股市是一种爆发式的成长。1992年，有30多只股票上市；股票总成交额为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在不断扩展，交易所内的席位从最初的25个增加到1992年底的500多个。
为什么当时的股市会如此疯狂，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股市体现出的赚钱效应深深地吸引了当时很多想要富起来的中国人。而股市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体现出平等原则，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可以一夜暴富。当然它同时也冲击了人类很多过往美好的品德：勤俭、实业、诚实，伴随而来的是投机、谎言、欺骗。所以，有人说股市就是人性的“炼丹炉”。
当时，从股市折射出形形色色的人性，给我带来很大的触动，但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平淡，所谓的政策市、暴涨暴跌、内幕交易，这些都绝不是中国股市特有的，在任何一个新兴资本市场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本文来源：网易
上海第一代炒股大户1990年12月19日，上午9时，随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容基举起棒槌，一声沉重而清脆的锣声响彻大厅，绝迹了40余年的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交所宣告正式开业。
上海的第一代炒股大户，如今公认的大约是十四五位，他们是：被称为“3只领头羊”的杨怀定，杨良正，杨卫国;“舰队司令”蔡铁阳;“小山东”李森发;“大老李”李双成;“哲学家”陈林坚、李志林;退休医生邬明扬;盲人吴继明;教师应建中;以及孙鼎、江震锦、余建强和许春华。
他们进入股市时的年龄，从30多岁到60多岁不等，他们的文化程度，除两位“哲学家”具有博士、教授文凭，个别人具有大学学历外，大多仅有中学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中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就有五六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后，当个体户的也曾有五六个，而毅然辞去公职走进股市的也有五、六个;他们在入市的时候，本钱都不大，多数才几千元，最多的也才几万元。经过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运作，他们都先后成了大户，身价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他们中经历了股市的风风雨雨，如今成为“被‘消灭’的大户”的有五六位;其中杨卫国在3000万元刷光后，精神失常，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落魄街头，余建强则承包了一个家电门市部，做起了小本生意;而当年有上海大户室第一号大户之称的杨良正，则不仅欠下了一屁股债还卷进了一场旷日待久的官司不能自拔;孙鼎和江震锦则在从千万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之后，经过痛苦的反思，满怀“重上井冈山”的壮志，东借西凑了一些资金重返了股市，并决意向大户目标冲刺;他们中有的人采取了退隐江湖，淡泊人生的态度。
如今，他们早已“风光”不再，大机构、大资金以10倍、百倍于大户的实力左右股市，“大户”的称号已不再属于他们。追寻上海滩第一代炒股大户的足迹，不难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所以较早涉足股市，都是源于贫穷，希望改变自己及家庭的困境。这是新一代中国股民的共同命运，共同心态。
“杨百万”杨怀定
杨百万，杨怀定，人称“杨百万”、“中国第一股民”，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股票市场上炽手可热风云人物，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户们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人还活跌于证券市场。杨百万具有江浙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与金融意识，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后来其故事被包括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并在1998年被中内电视台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
一个时期来，社会上关于杨百万的传言四起，其实杨百万还是杨百万，只是近年来他更务实，更谨慎了。这几年，由于股市不断扩容，大机构、大资金的不断进入，像杨百万这样的昔日股市大户，已不可能再在股市呼风唤雨，更不可能再操纵股市了。于是，他采取了慢慢淡出的处事方式。
他把自己的资产分成3份：一份买房子、一份买国债，一份投资股票。在投资股票的那部分中，他又一分为三：一份看准绩优股买入后长期持有;一份做短线，炒黑马;另一份机动。他选择股票也与众不同。他的首选标准不是这个股票的上升空间有多大，而是下跌空间有多大。他一般选择没有下跌空间的股票，然后再在下跌空间较小的品种中选择上升空间较大的品种。他的哲学是：做股票首先是不输，然后再去赢。1996年，他一直在买卖“成都工益”。他从3.50元做起，待上升到8元的时候，就全部抛出了。
他说，我既然已经是职业投资者，就得从股市中去拿“工资”。他的那一份炒短线股的钱就是今天买进，明天卖出，赚一点差价，一个月有几千元，可以维持家庭开支便心满意足了。
“小山东”李森发
人称“小山东”的李森发，出生在典型的工人家庭。他是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妹。常年做炒货小生意的父亲，因为偷税漏税被判刑3年的时候，他才12岁。一家人仅靠母亲的40元收入，显然是无法生存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12岁的他就开始帮助母亲养家糊口，每天放学后，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到菜场里去拣菜皮……贫穷两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67年，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李森发就“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干就是10个年头。在1979年知青回城中，他顶替母亲回到了上海。一起回沪的还有同为上海知青的女朋友。可是，婚事吹了，恋人跑了。李森发又一次尝到了贫穷的滋味!
进入80年代后，广东得改革风气之起，率先打开了国门。一次，几个朋友相约南下广州去“呼吸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李森发怀揣工作多年的2000多元积蓄，企盼上天能赐给他一个发财的机会。一天，他好奇地走进火车站旁的一个宾馆，想歇歇脚，喝杯饮料。他一看价目表，吓了一大跳，一杯普普通通的饮料，竟要10元钱，这是他3天的工资啊!他不敢在广州久留，因为在那里，他辛苦了多少年才积攒起来的2000元钱，一天就能花个精光。回到上海，如何摆脱贫穷、走出困境成了他日思夜想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他咬咬牙辞去了每月仅拿70元工资的工作，当起了冬卖炒货，夏卖水果的个体户。80年代后期，上海最早的证券公司--静安申银，就在李森发家的对门开业了。公司门前天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天，李森发问到他摊位上买西瓜的炒股人：你们一天能赚多少钱?当他得知他们有的一天能赚几千元时，他简直目瞪口呆了。他大为感慨：我一天忙到晚，最多也只赚个几十元。“不行，我还得改行!”他又一次豁出去了。把几年来积蓄的5万元钱悉数买了“小飞乐”股票。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小飞乐”股票的价位整整翻了几个个儿，他不失时机地全部抛了出去，一下子就赚了7万多元。
他尝到了炒股票的甜头后，立即结束了卖炒货和水果的个体户生涯，开始当起了炒股专业户。也该李森发要发财，那年头，股票的价格都是只有朝上没有朝下的单边走势，几年里上海的股市一直见涨，李森发自然实实在在地赚了一大把钱。
1990年12月19日，当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申银证券公司开设了上海第一个大户室的时候，“小山东”以百万元身价，与“杨百万”等十数人一起昂首走了进去，成为了中国第一代个人证券投资大户。
“盲人大户”吴继明
盲人大户吴继明不是先天的盲人，小时候他的视力很好。他从小喜欢足球，进入中学后，他成了校足球队队员。一次踢球时，一只球飞过来，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他的眼睛，教师和同学连忙把他送到医院。在给他治疗中，不慎引发了严重的感染，他的双眼从此失去了光明。
一个在色彩斑斓的世界里生活了17个年头的人突然失去了双眼，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吴继明想到了死。但死既容易又不容易。于是他又想到了活，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死了就意味着失去了任何机会。双眼失明了，书自然是不能再读了，于是他进了一家专门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工厂--低压电器开关厂，从冲床干到车床，又从车床干到刨床。福利工厂工作，收入是很低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已。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吴继明的耳朵里开始不断地传来别人如何发财致富的消息，他按捺不住了。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去冒险拼一拼。
于是，他果断地辞去了公职。先在公园门口摆摊卖气球。因为是一个人干，没有帮手，他常常整天不吃也不喝，怕的是上厕所。因为一上厕所，摊位没人看，气球被人顺手牵羊了怎么办?
后来，他又到新疆贩过哈蜜瓜，在上海倒过钢材。可是，几年下来，吃的苦3天3夜讲不完，可赚的钱却有限。但公职已经辞去，脚下的路在何方?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股市在上海滩上悄悄兴起了。1989年6月，股票价格直线下跌。吴继明带了300元钱来到证券公司，左打听，右打听，花了150元买了二股“豫园商场”。第二年年底，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又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豫园商场”的股价扶摇直上，每股一直炒到10040元，吴继明在8500元时抛了出去，大大地赚了一笔。
正是赚的这第一笔钱，促使吴继明从此一头扎进了股市。当然，在他的股票生涯中，有输也有赢，但总体上是赢多输少。一个每走一步路都十分小心的盲人，自然会在操作中提防来自各个方面的陷阱。同正常人那样，整天在证券市场里跑出跑进。但他发挥自己听觉、嗅觉和触觉格外灵敏的优势，加上恰当的定位，终于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大户。
李志林
李志林是个躲过“上山下乡”运动的幸运儿，他当过工人、干部、记者、编辑，考上哲学研究生之后，他还是走马灯似地换着职业。熟悉他的人都说，李志林是个天性不安份、既好动，又好斗的人，他思维活泼，行动果断。在哲学最吃香的时候，他迷上了哲学，写出了题为《言论与传统思维方式》的长达30万字的论文，博得哲学大师们的一片喝彩;在读书最吃香的时候，他又考上了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博士生，并且深得冯老的赏识;在人民币最吃香的时候，他自然也绝不会无动于衷……李志林的投入股市，自然也是源于贫穷。当知识分子，做一个教书匠，在任何国家都是清苦的，何况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大家都清苦自然是无所谓的，问题是自从改革开放后，随着分配距离的拉开，出现了有人清苦有人不清苦的情况，这就难免让一些处于同一阶层，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动心了。
一次，他去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界的国际会议，世界各国的知名者济济一堂。中午休会是，主持人宣布，会议期间午餐一律自理，但中国大陆的学者请到门口领午餐费。当李志林与那些满头银丝，著作等身的国内哲学界泰斗，在一起排队，领取那一份少得可怜的午餐费时，内心悲怆不已。尽管这是主办者的好心，但他的心却在流血，他觉得这简直就像日伪时期领户口米，他下决心要改变自己，再不能等国家来帮助知识分子!
于是，李志林一手拿着哲学辩证法这个法宝，一手拿着家里的存款走进了股市。并且，很快便成了上海股市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不过，他的大户称号不仅仅是在资金上，而主要在他用哲学的头脑、哲学思维作出的服评上。
当然，现在的李志林已经摆脱了贫困，他再也无须为一顿午餐去领受别人的白眼，但他能否成为上海知识分子的首富，是有待时间来证明的。
邬明扬
邬医生认为：炒股票其实与战争一样，要运筹帷幄。资金就是你的部队;选择股票就是选择攻击目标;购买时间就是捕捉战机;使用资金就是布阵，不仅要有一梯队，二梯队，还要有预备队。
邬医生跨入股市后买的第一只股票是“电真空”，当时每股535到200多元。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采用了“平摊法”，在低价位又补进了一批，经过两次分摊，终于把手中的股价降了下来。后来，“电真空”反弹，一直涨到700多元，于是他赚到了入市后的第一笔钱。他说，赚钱当然是高兴的，但我更高兴的是懂得了一个基本道理：知识投资一定要先于资金投资。
操作炒“金桥”是他的得意之作。1993年3月底，上海股市从1530点急剧下挫，直跌到930点附近。一时间，市场人气涣散，“空头”们断言大盘非跌进700点不可。邬医生虽未被套，但对大盘的这种跌势深感不安，同时又觉得有机可乘。他认为，“金桥”股份公司地处浦东开发区，外资以每月一亿美元的数额进入，前景看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金桥”的上市开盘才9元多。于是，他决定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组织联合兵团进击。经过他的四处游说，一个“联合兵团”终于组织起来，将“金桥”一直炒到16元。“金桥”一上去，带动了整个浦东板块一起跟进，随后其他股也开始上涨，从而使颓跌的大势翻转，上证指数回升到1380点，并且在千点以上坚持了近一个月，给众多理智的投资者提供了从容撤退的机会。
这次炒“金桥”后，邬医生想想也有几分后怕，他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全部出动，一旦失误，等待他的是“全军覆没”。好在他知己知彼，把握准了战机。
李志林说：股市是千百万人参与炒作的市场，是一个充满风险，有着极大投机性的市场，它的涨跌起伏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人为的因素和政治消息的影响。但是，说和做有时往往不是一回事。李志林初进股市时，总想一口气吃个胖子。结果自然是时好时坏，一会儿赢了，转眼又输了。然而，正因为他是研究哲学的，喜欢归纳、分析、比较、总结，慢慢地倒悟出了不少道理，并用这些真知灼见去指导炒股，从此再也没有大起大落。
盲人吴继明的策略是以做波段行情为主，选择股票也以选择绩优股为主，而极少涉足劣质股的赌博行情。他说，做赌博行情的输赢往往在几分钟之内，而自己双目失明，不可能随时随地从电脑上获取信息。于是，他将自己定位在一个以做中长线为主的投资者位置上，而不去做一个职业炒手。这正是一个盲人成为大户的全部奥秘。
“青皮蛋”杨卫国
在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中，跌得最惨的要算是“青皮蛋”(脸上有一块青记)杨卫国了。
当年，杨卫国是上海滩上出了名的“打桩模子”，即整天站在马路拐角上，贩卖国库券和外币;再后来，他又倒起了邮票、钱币之类的。几年下来，他发了一笔不小的财。股市开始后，他便顺理成章地进了股市。
进入1994年后，“青皮蛋”的身价达到了3000万。对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3000万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用这些钱来过日子，一辈子也吃不完，用不光。可是杨卫国不满足，他的目标是要成为亿万富翁。俗话说，人是世界上最贪婪的动物。何况，杨卫国觉得这3000万来得太容易了，简直同吹泡泡没什么两样，越吹越大。
不久，期货市场也开张了。杨卫国听说做期货赚钱更容易。于是，他立刻转向，把3000万资金全部投入了期货之中。他第一笔做的就是319国债，而319国债的“空头”是中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杨卫国以148元的价格买多，“中经开”便往下打压;杨卫国见价格下跌，便再买;“中经开”一路打压，杨卫国死不悔改，一路买多。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价格下跌8元，滑到了140元，杨卫国的3000万输得一干二净，成了个彻底的穷光蛋。
后来，有人在为他总结教训时指出：首先，你杨卫国不应该选择“中经开”做对手;其次，你不应该用炒股票的经验来做期货，股票可以越跌越买，而期货则完全看实力。有实力，你可以把价格抬到离谱，也可以压到让人看不懂。何况，炒期货付的是保证金，如果没有能力买下合同，保证金就被吃掉。
平时，杨卫国是个极其节俭的人，即使在有了3000万身价后，也是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从不“打的”;中午吃饭时，总是一碗咸菜面打发。有人劝他吃得好点，他回答说：“吃好的有什么意思，拉出来还不都是屎”。对他这样一个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人来说，一个月输掉3000万，自然无法承受。
于是，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据说不久前有人在一个公园里看到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自言自语。
孙鼎
孙鼎，这个曾经有“上海滩第一炒股人”之称的“老三届”，在成为大户以后，他不仅买了私家车，而且买了4套房子，这就可见他的身份和实力了。
然而，因为有实力，他便开始做庄。一次，几个人与他商量，联手炒一只股票，他答应了。可是，当他按协定大批吃进的时候，别人却将筹码全部抛给了他。当他醒悟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为之输掉了一大笔钱。
输了钱就想翻本，于是他便大量透支，谁知股市开始“走熊”，他的股票悉数被套，帐面上已是“白板”。证券公司看在他是大户份上，提出将他的筹码锁定，待股价上升时再抛。然而，他不死心，又转到另一家证券公司做，谁知没多久又全部被套住。这家证券公司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在抛光他的股票后，因不能抵偿，便又将他被锁定在原先公司的股票抛了出去。结果，两家公司闹了起来，并一直闹到了公安局。公安局收缴了孙鼎的汽车和房产以抵债，他就此破产，从一个千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老婆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语录
中国股市经历了10年风风雨雨之后，已经为所有的人所接受。由于股市的日趋规范化，第一代大户的素质显然已无法与之匹配。但是，他们的经历、经验和教训，却是很值得后来者借鉴的--
中国股市大事记1983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成立。
1984年11月，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发行1万股。
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柜台交易点诞生——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
1987年9月27日，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1年4月11日，中国第二个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股票交易价格限制。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成立。
1996年5月29日，道·琼斯推出中国股票指数，分别为道·琼斯中国指数、上海指数和深圳指数。
1996年4月1日到12月12日，上证综指上涨了124％，深成指上涨了346％，涨幅达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只。从10月起，管理层连续发出12道金牌，大致有：《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住大盘的升势。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组织人撰写《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从而引发股市暴跌。同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始实行涨跌停板制度。
1999年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
1999年10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
1999年后，股市就迎来以网络为首的高科技风暴。上市公司触网忙，无论真假，只要名字沾上数码或者网络两字，股价就会扶摇直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1年。
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Ｂ股市场。上市企业仍旧千方百计“圈钱”，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从整体上市到分拆上市，从信誓旦旦到原形毕露，从欠债不还到以股抵债……而好的企业却又纷纷海外上市。
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
2001年10月22日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由五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国有股减持停止。
2005年05月0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股权分置改革全线启动；
2005年8月22日，宝钢权证上市，每日的成交量超过股票的总交易量，达到了七八十亿元。
2005年0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6年1月5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
2006年5月1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2006年07月05日，“中国银行”A+H股模式成功在沪港两地上市；
2006年07月初， 国务院法制局在大连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做最后的修改和征求意见；
2006年09月0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
2006年09月25日，沪深300期货仿真交易推出。
2007年5月，A股开户总数超过1亿户。
2007年5月30日0时，财政部公布，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当天，两市大盘大幅跳水，沪指收盘报4053.09点，下跌281.84点，成交2712.94亿元；深成指报12627.15，跌829.45点，成交1393.14亿元。两市九百余只跌幅超过9%。
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站上6124点。
2008年9月18日，A股在连续大幅下挫后，下跌至1800点附近。9月19日三大利好政策出台，两市1500多只个股全部涨停，为A股历史上首次全部涨停。
2009年6月19日，国务院决定，在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即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对转持股份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2009年7月1日，沪指突破3000大关，自2008年6月12日首度收复该关口
杨百万说：“一个职业的股市投资者，不能心太黑，心太黑了就会去做赌博行情，一赌就会有风险，你赢10次，100次，但只要输1次，就会倾家荡产。”
蔡铁阳：股市对人的考验真是太残酷了。面对瞬间的金钱得失，有的人挺着胸，有的人跑下来，这一幕幕我都看到过。
在股市投资，应该从“人民公社”回到“单干”。因为，股市最能体现的是个人意志，个人爱好。在股市想操胜券，还得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当年，我们这些炒股大户圈子中的人，文化素质不是很高，没有远见，这时候如有高文化的加盟，我在上海股市的命运也许会改变……
李森发：过去的股市，齐涨共跌，好做得很，而如今的股市，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懂。那些庄家的手法越来越诡秘，简直让人无所适从。我只读了一年初中就上山下乡，回上海后又没有好好读书，如何从报纸上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透过企业财务报表上的蛛丝马迹判别一个企业的业绩优劣，真是让人伤透脑筋。邬医生：炒股票和打仗一样，是一门指挥艺术。艺术是要不断创新而且不进则退的。
江震锦：没有经过大起大落的股票投资者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杨百万：证券交易是一门学问，是一种高级生意，靠的是知识和信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不是在牌价上做文章，而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摸清国家的“大行情”和企业的“小行情”，这样才能稳操胜券。
我们的兴趣现在并不主要是在赚钱上，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这种综合智慧的竞技场上，中国人并不平庸。我现在依然十分俭朴，我有我的精神寄托。
李志林：股市作为资本市场，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质的规律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
中国股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产物，它除了带有股市的一般规律外，更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中国股市比之认识一般国家的股市，难度会更高一些和复杂一些。
在股市中的多空搏杀，说到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较量。人们要警惕和克服贪婪、恐惧和从众这人性中的3大弱点，在操纵股票过程中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完善，争取人性的真善美。
“在股市里输掉的是钱，赢得的是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生经验和经得起大起大落的精神财富!”这是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的共同心声。 (本文来源：网易 )
1991 股市
撰稿 陈文森
1990年12月19日上午11点，交通银行董事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授权证交所总经理尉文渊鸣锣开市。此时，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就此响起。
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公司股票8种。毕竟有40年没有搞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电真空股票，由海通证券抛出，未达三秒便被万国证券抢去，于是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吃进，成交价365.70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国证券史上的第一笔交易中都亮相了。
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横空出世，其背后有着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水到渠成。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各种形式的股份凭证相应而生。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只股票，“小飞乐”。
到1985年上海发行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时，“股民”这个词汇也产生了。当时负责代理发行的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副经理胡瑞荃回忆：“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公交车也开不动了。”原计划柜台发售的350万股被一抢而空，到当天下午3点，市民一共买走了470万股。
1986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出席者大都是美国政经界要人。会后，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向邓小平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的证券样本和徽章。凡尔霖原本担心社会主义中国的领袖会拒收这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产物，不过邓小平不但收下了礼物，还回送给他一张面值人民币50元的“小飞乐”。
1988年11月，王岐山、周小川等在中南海向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作汇报筹建证券市场的工作，姚依林拍板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3月，“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这些举措都为后来证券交易所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1990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访问美国期间，突然宣布要在上海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时间就是1990年的12月份。此时尉文渊率领的筹备小组已经把证交所的地点选定为北外滩的浦江饭店。
在场内交易方式的选择上，不少人还主张采用《子夜》里描述的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的传统方式。但上交所从人民银行借出100万，下决心建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都搞不太清楚的科研人员，在几个月的摸索中，居然让上交所从开业的第一笔交易开始就跨入了电子交易时代。
与此同时，在特区深圳，成立证交所的工作也在展开，1988年4月，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同年11月，深圳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开始筹建证交所。
1990年夏，深圳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愈来愈热，市面上形成了“黑白两市”的局面。但深交所却迟迟不能获得成立的批文。等到上交所即将开业的消息传出，深圳再也坐不住了。
11月，市委书记李灏到证交所筹备小组视察，李灏说：“今天就是来拍板的。”筹备组的回应是“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试开市”。由于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没有像上海那样大张旗鼓，直接催生者李灏没有出现在开市仪式上，而是委派了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董国良出席。由于仓促抢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没法跟拥有电脑交易系统的沪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 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要到1991年7月才下达，当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李灏等人都热热闹闹地出席了“开业仪式”，用禹国刚日后的话说，“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股市”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但以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而论，当时的股民已经足以被称为“狂潮”。当时每晚6点整中波792千赫原上海经济广播电台播报的上海股票行情，成为大多数外地股民获取行情的唯一来源。
1991年的沪深股市，让中国的证券市场同时展现出牛、熊格局。原本如火如荼的深圳股市在证交所成立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走势，政府对股市非理性上涨的关注使得涨势最凶的深发展成为第一只被调控的股票。1990年12月，深圳党政干部回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售出深发展的股票，深市急转直下，开始9个月的长跌，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只剩三十五个亿，1991年4月22日，深市达到了恐慌的极点，这一天的成交量为零。
到9月，深圳已经召开了5次救市会议，最后终于拍板机构入市。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2亿元，开始回购深发展的股票，深发展连续一个月的上涨行情终于让股民们明白了“托市”的含义。到10月上旬，深圳股市全面冲出谷底，“救市”从此成为中国股市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
另一边在上海，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已经在国库券市场上获利颇丰的股民杨怀定在上交所开业的第一天以375元买入了500股电真空股票。后来股票涨到500多元，他售出获利，结果电真空又跌回370多元。当时甚至有人指控杨怀定操纵股票价格，但杨怀定所凭借的，只是对公司信息和市场利率的研究与判断。杨怀定后来成为中国股市的传奇，人称“杨百万”。
上海的股票涨的实在太疯，以至于上交所不得不将股票的涨跌板一再缩小到0.5%，无人售股而股价疯涨，最终上交所又出台规定，如果股票当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当天就不上涨。于是，出现了世界股市上难得一见的奇观，证券公司每天聚满人群，看着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几股或十几股的成交量，一旦成交量积累成功，股价上涨，大家欣喜若狂，一齐鼓掌。
竞争是早期证券市场发展的主线之一。早期深圳交易所做了一些事以后，上海就有很多学习借鉴的地方，包括印花税也是深交所先开，上交所跟进。上海市场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深圳也开始看上海了。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交所的无纸化、电脑交易走在了深交所的前头，包括办一张自己的证券报，上海和深圳也在互相学习促进。
股市活跃的更大背景则是10年改革开放中国民众小有积蓄的经济现实。1988年的抢购风已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积蓄贬值的担忧，但那时还停留在实物和货币的形态上。股市的出现，使民众的金融意识突然觉醒，资本的魔力自此张扬开来。
当然，两市草创伊始，诸多不健全处也展现出来，上交所在试行涨停板之后决定全面放开股价，终于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变暴涨的局面。延中实业单日暴涨了70.27%，豫园商城的股价就从800多元上涨到10500元，涨停板最终还是恢复使用。
1992年8月，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如何公平公正地发行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由于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不仅全国各地大量的身份证寄往深圳，据说上百万外地人涌入了这个常住人口只有60万的城市，各售表机构门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队，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多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000多张身份证――用于认购新股。
到8月9日早上，排队人数可能已达100万，当晚抽签表售完时。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在目睹了内部人员的不公正行为后涌向市政府，爆发了群体性事件。事后调查，至少有10万张以上的抽签表被内部藏留私买，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000多人。
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首任证监会主席是刘鸿儒。股市的监管权限从地方政府开始向国务院转移，到1997年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中国的股市才离开了草莽英雄的时代。
“股票能赚钱”几乎一度成为所有股民的共识，股市的涨跌起伏也成为牵动中国社会的一根琴弦。当年的投资者曾经背着一麻带、一皮箱的现金前去交易，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武汉，乘警李向荣1988年到深圳，看到街头设点卖深发展股票，他们先用1000元买了50股。此后第二次、第三次来深圳，发行点仍在那里，他们总共用6000元买了300股，共6张券。回家后，这对夫妇把买到的股票夹在了一本书里，1990年搬家时股票找不到了，直到1997年才在家里找到。当2000年李向荣向深圳发展银行索取收益的时候，当初的300股股票已经价值849.65万元。
从6000元到849.65万元，正是一个个神话般的故事，让中国股市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股民，日复一日的上演着各式各样的人生悲喜剧。 (本文来源：网易 )
像一场大跃进运动——张志雄回忆中国股市初创
张志雄，中国第一批证券媒体从业人员，《基金黑幕》作者之一。
口述整理 吴言
2009年8月23日，我和我的家人在外白渡桥下的海鸥饭店吃饭。我对我的孩子说，二十年前，你爸爸就在对面的浦江饭店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这儿是我们的食堂。说话之余，我竟感觉一切就仿佛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那时候的自己年轻气盛，工作卖力，平均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但一点都不觉得累。
1991年6月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在招聘记者。我当时沉醉于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朋友道听途说，专刊招的是文化记者，所以我就想毛遂自荐。但当时也有为是否要到这样一个钱生钱的场所去工作而犹豫。不过，我的朋友告诉我，上海交易所将来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证券交易中心。
后来，在朋友的游说下，我决定去试一试。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不到一年（上交所1990年12月9日成立），地址在黄埔路的浦江饭店，虽然就在外白渡桥附近，但之前我们几乎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更不知道那里新成立了一个证券交易所，因为当时报纸上宣传得很少。
毛遂自荐成功后，我放弃了当时的电表工程师工作，成为了上交所第41名员工。到专刊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工作和文学几乎没关系，而是每天都要和股市、股民、股票打交道。
刚到上交所工作没多久，股市就开始好起来了。1991年下半年的证券市场和今年的股市有点像，钱多股票少，供不应求。当时在上交所上市的股票只有8家，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八股”（申华控股、豫园商城、飞乐股份、广电电子、ST方源、飞乐音响、爱使股份、方正科技）。
我刚到上交所的前三个月，每天都有很多股民来上交所排队换取新的股票账户卡，而我的工作是拿着小喇叭喊号，然后在窗口将账户递给客户，那三个月我见到的股民不下10万人吧，主要是江浙沪一带的。那段时间，交易所的所有员工都是从下午到深夜12点加班加点工作。
1991年7月，指数一直往上涨，由于只有8只股票可以买卖，股民普遍惜售，但是上交所又不能“扩容”（发新股）。虽然当时股指拼命往上冲，但是我们心里很压抑、很担心，也许哪一天交易所就关掉了，因为当时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该不该搞证券市场的争论很多。
这些争论在小平南巡讲话后逐渐平息。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新时代来临了。小平同志在视察深交所时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小平同志的这席话为中国股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也提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龙头的重要性。
于是，在小平南巡后，股票市场的扩容步伐加快了。1992年1月，兴业房产作为第一家新上市公司终于在上交所成立一年后诞生了。
短短数月，入市的股民人数激增，形成了供求失衡的局面。当时的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认识到这个问题。3月的一天，他将我和一个同事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他决定小范围放开股价。
其实，尉文渊越过主管上交所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直接向上海市委领导写信，让市场自己说话，先小范围放开飞乐、延中和凤凰化工。至于那天晚上尉总为什么找我们两个报社人员聊天，大概是因为我们当时是文人，也不怕丢饭碗，大不了再换个工作吧。有一件事很有趣，本来只开放飞乐和延中的，我建议尉总再加个凤凰化工也没关系吧。尉总从善如流。我很佩服他能这么干，现在没有这种气氛了。
在逐步放开股价的同时，上交所也加快了融资步伐。当时股民对新股认购从开始的不关心到后来的疯狂抢购。
当时一张新股认购证要30元，这对一般工薪阶层来说并不便宜，因此愿意花30元钱去买新股认购证的人很少。刚开始时，银行里买认购证的人寥寥无几。所以虽然当时也有摇号，但实际上中签率是很高的，基本上是你只要买到认购证，就能中到新股。头两批的的新股认购证有点像权证，也就是你买了有购买股票权利的东西。现在的新股摇号，是中彩票吧。
第一次成功购买到新股认购证的股民在股市中赚到了第一桶金。当天晚上，我的一个大户朋友告诉我，今天上海产生了一批50万元富翁，50万在当时不算小数目。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新股认购能带来很大的收益，于是买认购证的人翻倍增加，但是中签率越来越低。
在经历了两个月的小范围放开股价尝试后，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宣布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了1334点，并在5月26日达到了全年最高点1429点。我印象最深的是豫园商城，5月21日当天的股价突破万元，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它的股价要涨到天上去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能进行网上交易，而是所有的股票交易都要在交易所进行。随着股民和交易席位增多，交易所交易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即营业部太少，股民没有“跑道”可以买进卖出。为了获得营业部限量发放委托单，不少股民通宵排队。
于是，上交所在昔日的“跑马场”——文化广场临时设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100多家营业部在那设立临时柜台，接受股民的委托。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2年6月1日第一天开门时，门口竟有4万余人，由于有关方面准备不足，只得临时关闭。6月9日，文化广场才开始正常运行。
当时的文化广场就像是现在的博览会，每个营业部在里面设摊，尉总说这像一个农贸大集市。随着各个营业部入驻到新的办公地点，股民也分流散去，疯狂了一年半的文化广场，在1993年12月24日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那几个月流火般的股市，直到“8·10风波”后才降温。
深交所的新股认证与上交所的方式不完全一样，从一开始深交所在新股认证上就向香港学习，采用拿身份证买表抽签摇号。到了8月份，知道打新股能够赚到钱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购买新股认购证的人也越来越多。
原预计8月9日发售完毕的10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7日下午就售罄，但一直到10日早上还有人在排队，而且关于在新股抽签中没体现“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议论越来越多。10日晚上，愤怒的股民开始游行。后来，深圳市政府临时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才平息这场风波。
上海的新股认证没有深圳那么疯狂，但自从“8·10风波”，上海也不再有新股认购摇号了。
“8·10风波”后翌日，上证指数暴跌100点，随后的三个月，沪市迎来了开市后的第一个熊市，最低时股指为383点，仅为上半年最高股价时的四分之一。
就在股市下跌之际，因“8·10风波”受到巨大触动的中央政府开始筹备一个专门监管股市的部门。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成立。在证监会成立后不久，上证指数从低谷爬出，而当年那股疯狂的新股认购潮一去不复返。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中国股市的疯狂是如此不可思议。我想可以用一场“大跃进”运动来形容1992年的中国股市。那一年的中国股市是一种爆发式的成长。1992年，有30多只股票上市；股票总成交额为247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30倍；上交所的会员单位也在不断扩展，交易所内的席位从最初的25个增加到1992年底的500多个。
为什么当时的股市会如此疯狂，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股市体现出的赚钱效应深深地吸引了当时很多想要富起来的中国人。而股市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体现出平等原则，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可以一夜暴富。当然它同时也冲击了人类很多过往美好的品德：勤俭、实业、诚实，伴随而来的是投机、谎言、欺骗。所以，有人说股市就是人性的“炼丹炉”。
当时，从股市折射出形形色色的人性，给我带来很大的触动，但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平淡，所谓的政策市、暴涨暴跌、内幕交易，这些都绝不是中国股市特有的，在任何一个新兴资本市场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本文来源：网易
上海第一代炒股大户1990年12月19日，上午9时，随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容基举起棒槌，一声沉重而清脆的锣声响彻大厅，绝迹了40余年的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交所宣告正式开业。
上海的第一代炒股大户，如今公认的大约是十四五位，他们是：被称为“3只领头羊”的杨怀定，杨良正，杨卫国;“舰队司令”蔡铁阳;“小山东”李森发;“大老李”李双成;“哲学家”陈林坚、李志林;退休医生邬明扬;盲人吴继明;教师应建中;以及孙鼎、江震锦、余建强和许春华。
他们进入股市时的年龄，从30多岁到60多岁不等，他们的文化程度，除两位“哲学家”具有博士、教授文凭，个别人具有大学学历外，大多仅有中学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中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就有五六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后，当个体户的也曾有五六个，而毅然辞去公职走进股市的也有五、六个;他们在入市的时候，本钱都不大，多数才几千元，最多的也才几万元。经过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运作，他们都先后成了大户，身价从数百万元到数千万元不等。
他们中经历了股市的风风雨雨，如今成为“被‘消灭’的大户”的有五六位;其中杨卫国在3000万元刷光后，精神失常，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落魄街头，余建强则承包了一个家电门市部，做起了小本生意;而当年有上海大户室第一号大户之称的杨良正，则不仅欠下了一屁股债还卷进了一场旷日待久的官司不能自拔;孙鼎和江震锦则在从千万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之后，经过痛苦的反思，满怀“重上井冈山”的壮志，东借西凑了一些资金重返了股市，并决意向大户目标冲刺;他们中有的人采取了退隐江湖，淡泊人生的态度。
如今，他们早已“风光”不再，大机构、大资金以10倍、百倍于大户的实力左右股市，“大户”的称号已不再属于他们。追寻上海滩第一代炒股大户的足迹，不难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所以较早涉足股市，都是源于贫穷，希望改变自己及家庭的困境。这是新一代中国股民的共同命运，共同心态。
“杨百万”杨怀定
杨百万，杨怀定，人称“杨百万”、“中国第一股民”，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在1988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股票市场上炽手可热风云人物，当时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户们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人还活跌于证券市场。杨百万具有江浙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与金融意识，从而成为中国证券历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后来其故事被包括美国《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在内的世界各地媒体广为报道。并在1998年被中内电视台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
一个时期来，社会上关于杨百万的传言四起，其实杨百万还是杨百万，只是近年来他更务实，更谨慎了。这几年，由于股市不断扩容，大机构、大资金的不断进入，像杨百万这样的昔日股市大户，已不可能再在股市呼风唤雨，更不可能再操纵股市了。于是，他采取了慢慢淡出的处事方式。
他把自己的资产分成3份：一份买房子、一份买国债，一份投资股票。在投资股票的那部分中，他又一分为三：一份看准绩优股买入后长期持有;一份做短线，炒黑马;另一份机动。他选择股票也与众不同。他的首选标准不是这个股票的上升空间有多大，而是下跌空间有多大。他一般选择没有下跌空间的股票，然后再在下跌空间较小的品种中选择上升空间较大的品种。他的哲学是：做股票首先是不输，然后再去赢。1996年，他一直在买卖“成都工益”。他从3.50元做起，待上升到8元的时候，就全部抛出了。
他说，我既然已经是职业投资者，就得从股市中去拿“工资”。他的那一份炒短线股的钱就是今天买进，明天卖出，赚一点差价，一个月有几千元，可以维持家庭开支便心满意足了。
“小山东”李森发
人称“小山东”的李森发，出生在典型的工人家庭。他是老大，下面还有6个弟妹。常年做炒货小生意的父亲，因为偷税漏税被判刑3年的时候，他才12岁。一家人仅靠母亲的40元收入，显然是无法生存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12岁的他就开始帮助母亲养家糊口，每天放学后，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到菜场里去拣菜皮……贫穷两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67年，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李森发就“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一干就是10个年头。在1979年知青回城中，他顶替母亲回到了上海。一起回沪的还有同为上海知青的女朋友。可是，婚事吹了，恋人跑了。李森发又一次尝到了贫穷的滋味!
进入80年代后，广东得改革风气之起，率先打开了国门。一次，几个朋友相约南下广州去“呼吸改革开放的新鲜空气”，李森发怀揣工作多年的2000多元积蓄，企盼上天能赐给他一个发财的机会。一天，他好奇地走进火车站旁的一个宾馆，想歇歇脚，喝杯饮料。他一看价目表，吓了一大跳，一杯普普通通的饮料，竟要10元钱，这是他3天的工资啊!他不敢在广州久留，因为在那里，他辛苦了多少年才积攒起来的2000元钱，一天就能花个精光。回到上海，如何摆脱贫穷、走出困境成了他日思夜想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他咬咬牙辞去了每月仅拿70元工资的工作，当起了冬卖炒货，夏卖水果的个体户。80年代后期，上海最早的证券公司--静安申银，就在李森发家的对门开业了。公司门前天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天，李森发问到他摊位上买西瓜的炒股人：你们一天能赚多少钱?当他得知他们有的一天能赚几千元时，他简直目瞪口呆了。他大为感慨：我一天忙到晚，最多也只赚个几十元。“不行，我还得改行!”他又一次豁出去了。把几年来积蓄的5万元钱悉数买了“小飞乐”股票。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小飞乐”股票的价位整整翻了几个个儿，他不失时机地全部抛了出去，一下子就赚了7万多元。
他尝到了炒股票的甜头后，立即结束了卖炒货和水果的个体户生涯，开始当起了炒股专业户。也该李森发要发财，那年头，股票的价格都是只有朝上没有朝下的单边走势，几年里上海的股市一直见涨，李森发自然实实在在地赚了一大把钱。
1990年12月19日，当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申银证券公司开设了上海第一个大户室的时候，“小山东”以百万元身价，与“杨百万”等十数人一起昂首走了进去，成为了中国第一代个人证券投资大户。
“盲人大户”吴继明
盲人大户吴继明不是先天的盲人，小时候他的视力很好。他从小喜欢足球，进入中学后，他成了校足球队队员。一次踢球时，一只球飞过来，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他的眼睛，教师和同学连忙把他送到医院。在给他治疗中，不慎引发了严重的感染，他的双眼从此失去了光明。
一个在色彩斑斓的世界里生活了17个年头的人突然失去了双眼，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吴继明想到了死。但死既容易又不容易。于是他又想到了活，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死了就意味着失去了任何机会。双眼失明了，书自然是不能再读了，于是他进了一家专门为残疾人开设的福利工厂--低压电器开关厂，从冲床干到车床，又从车床干到刨床。福利工厂工作，收入是很低的，仅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已。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吴继明的耳朵里开始不断地传来别人如何发财致富的消息，他按捺不住了。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去冒险拼一拼。
于是，他果断地辞去了公职。先在公园门口摆摊卖气球。因为是一个人干，没有帮手，他常常整天不吃也不喝，怕的是上厕所。因为一上厕所，摊位没人看，气球被人顺手牵羊了怎么办?
后来，他又到新疆贩过哈蜜瓜，在上海倒过钢材。可是，几年下来，吃的苦3天3夜讲不完，可赚的钱却有限。但公职已经辞去，脚下的路在何方?
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股市在上海滩上悄悄兴起了。1989年6月，股票价格直线下跌。吴继明带了300元钱来到证券公司，左打听，右打听，花了150元买了二股“豫园商场”。第二年年底，上海证交所正式成立，又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豫园商场”的股价扶摇直上，每股一直炒到10040元，吴继明在8500元时抛了出去，大大地赚了一笔。
正是赚的这第一笔钱，促使吴继明从此一头扎进了股市。当然，在他的股票生涯中，有输也有赢，但总体上是赢多输少。一个每走一步路都十分小心的盲人，自然会在操作中提防来自各个方面的陷阱。同正常人那样，整天在证券市场里跑出跑进。但他发挥自己听觉、嗅觉和触觉格外灵敏的优势，加上恰当的定位，终于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大户。
李志林
李志林是个躲过“上山下乡”运动的幸运儿，他当过工人、干部、记者、编辑，考上哲学研究生之后，他还是走马灯似地换着职业。熟悉他的人都说，李志林是个天性不安份、既好动，又好斗的人，他思维活泼，行动果断。在哲学最吃香的时候，他迷上了哲学，写出了题为《言论与传统思维方式》的长达30万字的论文，博得哲学大师们的一片喝彩;在读书最吃香的时候，他又考上了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博士生，并且深得冯老的赏识;在人民币最吃香的时候，他自然也绝不会无动于衷……李志林的投入股市，自然也是源于贫穷。当知识分子，做一个教书匠，在任何国家都是清苦的，何况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大家都清苦自然是无所谓的，问题是自从改革开放后，随着分配距离的拉开，出现了有人清苦有人不清苦的情况，这就难免让一些处于同一阶层，同一起跑线上的人动心了。
一次，他去香港参加一个哲学界的国际会议，世界各国的知名者济济一堂。中午休会是，主持人宣布，会议期间午餐一律自理，但中国大陆的学者请到门口领午餐费。当李志林与那些满头银丝，著作等身的国内哲学界泰斗，在一起排队，领取那一份少得可怜的午餐费时，内心悲怆不已。尽管这是主办者的好心，但他的心却在流血，他觉得这简直就像日伪时期领户口米，他下决心要改变自己，再不能等国家来帮助知识分子!
于是，李志林一手拿着哲学辩证法这个法宝，一手拿着家里的存款走进了股市。并且，很快便成了上海股市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不过，他的大户称号不仅仅是在资金上，而主要在他用哲学的头脑、哲学思维作出的服评上。
当然，现在的李志林已经摆脱了贫困，他再也无须为一顿午餐去领受别人的白眼，但他能否成为上海知识分子的首富，是有待时间来证明的。
邬明扬
邬医生认为：炒股票其实与战争一样，要运筹帷幄。资金就是你的部队;选择股票就是选择攻击目标;购买时间就是捕捉战机;使用资金就是布阵，不仅要有一梯队，二梯队，还要有预备队。
邬医生跨入股市后买的第一只股票是“电真空”，当时每股535到200多元。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采用了“平摊法”，在低价位又补进了一批，经过两次分摊，终于把手中的股价降了下来。后来，“电真空”反弹，一直涨到700多元，于是他赚到了入市后的第一笔钱。他说，赚钱当然是高兴的，但我更高兴的是懂得了一个基本道理：知识投资一定要先于资金投资。
操作炒“金桥”是他的得意之作。1993年3月底，上海股市从1530点急剧下挫，直跌到930点附近。一时间，市场人气涣散，“空头”们断言大盘非跌进700点不可。邬医生虽未被套，但对大盘的这种跌势深感不安，同时又觉得有机可乘。他认为，“金桥”股份公司地处浦东开发区，外资以每月一亿美元的数额进入，前景看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金桥”的上市开盘才9元多。于是，他决定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组织联合兵团进击。经过他的四处游说，一个“联合兵团”终于组织起来，将“金桥”一直炒到16元。“金桥”一上去，带动了整个浦东板块一起跟进，随后其他股也开始上涨，从而使颓跌的大势翻转，上证指数回升到1380点，并且在千点以上坚持了近一个月，给众多理智的投资者提供了从容撤退的机会。
这次炒“金桥”后，邬医生想想也有几分后怕，他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全部出动，一旦失误，等待他的是“全军覆没”。好在他知己知彼，把握准了战机。
李志林说：股市是千百万人参与炒作的市场，是一个充满风险，有着极大投机性的市场，它的涨跌起伏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人为的因素和政治消息的影响。但是，说和做有时往往不是一回事。李志林初进股市时，总想一口气吃个胖子。结果自然是时好时坏，一会儿赢了，转眼又输了。然而，正因为他是研究哲学的，喜欢归纳、分析、比较、总结，慢慢地倒悟出了不少道理，并用这些真知灼见去指导炒股，从此再也没有大起大落。
盲人吴继明的策略是以做波段行情为主，选择股票也以选择绩优股为主，而极少涉足劣质股的赌博行情。他说，做赌博行情的输赢往往在几分钟之内，而自己双目失明，不可能随时随地从电脑上获取信息。于是，他将自己定位在一个以做中长线为主的投资者位置上，而不去做一个职业炒手。这正是一个盲人成为大户的全部奥秘。
“青皮蛋”杨卫国
在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中，跌得最惨的要算是“青皮蛋”(脸上有一块青记)杨卫国了。
当年，杨卫国是上海滩上出了名的“打桩模子”，即整天站在马路拐角上，贩卖国库券和外币;再后来，他又倒起了邮票、钱币之类的。几年下来，他发了一笔不小的财。股市开始后，他便顺理成章地进了股市。
进入1994年后，“青皮蛋”的身价达到了3000万。对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3000万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用这些钱来过日子，一辈子也吃不完，用不光。可是杨卫国不满足，他的目标是要成为亿万富翁。俗话说，人是世界上最贪婪的动物。何况，杨卫国觉得这3000万来得太容易了，简直同吹泡泡没什么两样，越吹越大。
不久，期货市场也开张了。杨卫国听说做期货赚钱更容易。于是，他立刻转向，把3000万资金全部投入了期货之中。他第一笔做的就是319国债，而319国债的“空头”是中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杨卫国以148元的价格买多，“中经开”便往下打压;杨卫国见价格下跌，便再买;“中经开”一路打压，杨卫国死不悔改，一路买多。就这样，在短短一个月里，价格下跌8元，滑到了140元，杨卫国的3000万输得一干二净，成了个彻底的穷光蛋。
后来，有人在为他总结教训时指出：首先，你杨卫国不应该选择“中经开”做对手;其次，你不应该用炒股票的经验来做期货，股票可以越跌越买，而期货则完全看实力。有实力，你可以把价格抬到离谱，也可以压到让人看不懂。何况，炒期货付的是保证金，如果没有能力买下合同，保证金就被吃掉。
平时，杨卫国是个极其节俭的人，即使在有了3000万身价后，也是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从不“打的”;中午吃饭时，总是一碗咸菜面打发。有人劝他吃得好点，他回答说：“吃好的有什么意思，拉出来还不都是屎”。对他这样一个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人来说，一个月输掉3000万，自然无法承受。
于是，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据说不久前有人在一个公园里看到他，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自言自语。
孙鼎
孙鼎，这个曾经有“上海滩第一炒股人”之称的“老三届”，在成为大户以后，他不仅买了私家车，而且买了4套房子，这就可见他的身份和实力了。
然而，因为有实力，他便开始做庄。一次，几个人与他商量，联手炒一只股票，他答应了。可是，当他按协定大批吃进的时候，别人却将筹码全部抛给了他。当他醒悟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为之输掉了一大笔钱。
输了钱就想翻本，于是他便大量透支，谁知股市开始“走熊”，他的股票悉数被套，帐面上已是“白板”。证券公司看在他是大户份上，提出将他的筹码锁定，待股价上升时再抛。然而，他不死心，又转到另一家证券公司做，谁知没多久又全部被套住。这家证券公司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在抛光他的股票后，因不能抵偿，便又将他被锁定在原先公司的股票抛了出去。结果，两家公司闹了起来，并一直闹到了公安局。公安局收缴了孙鼎的汽车和房产以抵债，他就此破产，从一个千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老婆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语录
中国股市经历了10年风风雨雨之后，已经为所有的人所接受。由于股市的日趋规范化，第一代大户的素质显然已无法与之匹配。但是，他们的经历、经验和教训，却是很值得后来者借鉴的--
中国股市大事记1983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成立。
1984年11月，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发行1万股。
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柜台交易点诞生——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
1987年9月27日，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1年4月11日，中国第二个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股票交易价格限制。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成立。
1996年5月29日，道·琼斯推出中国股票指数，分别为道·琼斯中国指数、上海指数和深圳指数。
1996年4月1日到12月12日，上证综指上涨了124％，深成指上涨了346％，涨幅达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只。从10月起，管理层连续发出12道金牌，大致有：《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住大盘的升势。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组织人撰写《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从而引发股市暴跌。同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开始实行涨跌停板制度。
1999年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
1999年10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
1999年后，股市就迎来以网络为首的高科技风暴。上市公司触网忙，无论真假，只要名字沾上数码或者网络两字，股价就会扶摇直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1年。
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境内居民可投资Ｂ股市场。上市企业仍旧千方百计“圈钱”，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从整体上市到分拆上市，从信誓旦旦到原形毕露，从欠债不还到以股抵债……而好的企业却又纷纷海外上市。
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
2001年10月22日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由五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持办法，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国有股减持停止。
2005年05月09日，中国证监会宣布股权分置改革全线启动；
2005年8月22日，宝钢权证上市，每日的成交量超过股票的总交易量，达到了七八十亿元。
2005年0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6年1月5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
2006年5月1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2006年07月05日，“中国银行”A+H股模式成功在沪港两地上市；
2006年07月初， 国务院法制局在大连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做最后的修改和征求意见；
2006年09月0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
2006年09月25日，沪深300期货仿真交易推出。
2007年5月，A股开户总数超过1亿户。
2007年5月30日0时，财政部公布，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当天，两市大盘大幅跳水，沪指收盘报4053.09点，下跌281.84点，成交2712.94亿元；深成指报12627.15，跌829.45点，成交1393.14亿元。两市九百余只跌幅超过9%。
2007年10月16日，上证综指站上6124点。
2008年9月18日，A股在连续大幅下挫后，下跌至1800点附近。9月19日三大利好政策出台，两市1500多只个股全部涨停，为A股历史上首次全部涨停。
2009年6月19日，国务院决定，在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即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对转持股份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2009年7月1日，沪指突破3000大关，自2008年6月12日首度收复该关口
杨百万说：“一个职业的股市投资者，不能心太黑，心太黑了就会去做赌博行情，一赌就会有风险，你赢10次，100次，但只要输1次，就会倾家荡产。”
蔡铁阳：股市对人的考验真是太残酷了。面对瞬间的金钱得失，有的人挺着胸，有的人跑下来，这一幕幕我都看到过。
在股市投资，应该从“人民公社”回到“单干”。因为，股市最能体现的是个人意志，个人爱好。在股市想操胜券，还得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当年，我们这些炒股大户圈子中的人，文化素质不是很高，没有远见，这时候如有高文化的加盟，我在上海股市的命运也许会改变……
李森发：过去的股市，齐涨共跌，好做得很，而如今的股市，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懂。那些庄家的手法越来越诡秘，简直让人无所适从。我只读了一年初中就上山下乡，回上海后又没有好好读书，如何从报纸上分析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透过企业财务报表上的蛛丝马迹判别一个企业的业绩优劣，真是让人伤透脑筋。邬医生：炒股票和打仗一样，是一门指挥艺术。艺术是要不断创新而且不进则退的。
江震锦：没有经过大起大落的股票投资者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杨百万：证券交易是一门学问，是一种高级生意，靠的是知识和信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不是在牌价上做文章，而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摸清国家的“大行情”和企业的“小行情”，这样才能稳操胜券。
我们的兴趣现在并不主要是在赚钱上，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这种综合智慧的竞技场上，中国人并不平庸。我现在依然十分俭朴，我有我的精神寄托。
李志林：股市作为资本市场，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质的规律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
中国股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产物，它除了带有股市的一般规律外，更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中国股市比之认识一般国家的股市，难度会更高一些和复杂一些。
在股市中的多空搏杀，说到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较量。人们要警惕和克服贪婪、恐惧和从众这人性中的3大弱点，在操纵股票过程中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完善，争取人性的真善美。
“在股市里输掉的是钱，赢得的是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生经验和经得起大起大落的精神财富!”这是上海第一代股市大户的共同心声。 (本文来源：网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