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务头信用社 怎么成了私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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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酒务头信用社 怎么成了私家银行
信用社主任非法集资1.98亿元 储户存款被蒸发
2009-12-16 05:46:54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核心提示：山西省闻喜县郭家庄60多户村民把多年来的积蓄存入农村信用合作社，却万没想到这些钱竟然成了信用社主任的“私家银行”，存款未入信用社账上，储户的钱不翼而飞。而万荣原城北信用社县主任更厉害，两年时间，利用这种手段非法吸储1．98亿元，用来放高利贷。
中国青年报12月16日报道 “我们农民辛辛苦苦攒下几个钱存到信用社，哪知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郭家庄镇西宋村村民张乙丑连日来一直寝食难安，他半辈子的积蓄——100多万元存款有可能打了水漂。
和老张有着同样焦虑的，还有60多户村民，他们在闻喜县酒务头信用社的300多万元存款，一年前就已到期，却至今难以支取。
而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入信用社的账，而是被酒务头信用社副主任赵黎明放了高利贷。
今年以来，山西省乡镇信用社频频爆出金融丑闻：今年春天，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信用社千万元存款失踪；几个月后，该市保德县信用联社1000多万元被营业部副主任卷走，至今未归案；7月16日，运城市纪委监察局通报，因所属基层信用社中发生5起金融大案，4名信用社主任利用职权违法违规发放贷款近2000万元，1名信贷员违法账外吸收股金299.3万元，闻喜县信用联社原理事长李宣章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同一天受到通报处分的，还有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兰创国，其在2000年10月至2008年10月任运城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期间，夏县、临猗等7个县（市）基层信用社共发生13起违法违规案件，涉案金额1.4亿元……
连续发生的系列金融大案，正让山西省诸多农村信用合作社陷入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不翼而飞的300多万元存款
说起存款被骗的事，张乙丑懊悔万分，当初就是贪图几百元的代办手续费，把几百万元交给了赵黎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钱竟然存到了赵黎明的“私家银行”。
2004年9月，时任酒务头乡信用社主任的李天太，带着赵黎明来到张乙丑家，以酒务头乡地方偏远、经济不发达、完成存款任务难度较大等为由，请张乙丑帮忙吸收些存款。张乙丑曾是郭家庄信用社西宋第六代办站代办员，2001年代办制度取消后，村民还会习惯性地让他帮忙代办存款，而一些信用社为了完成存款任务，就盯上了他们这些代办员（后来叫“存款联络员”——记者注）。
2005年10月21日，在“代办1万元存款给50元手续费”的诱惑下，张乙丑通过赵黎明办了第一笔10万元存款业务。在办存款手续时，赵黎明说，现在存单要从电脑上出，自己外出不能带电脑，没法开存单，只能开股金本，不过信用社的股金和存款性质完全一样，按定期存，不到期也可随时支取，还不扣利息所得税。
张乙丑看股金本跟信用社出的一模一样，各种印章都齐全，就答应了。
就这样，有61户储户受了“入股分红没有利息税”的引诱，将300余万元入了信用社的股。其间，储户入股或取钱都找赵黎明预约，由他上门办理，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直到2008年3月，张乙丑和8家储户在酒务头信用社的63万元存款到期，赵黎明却一反常态，没有像往常一样把到期存款及时送交储户手里，而是以种种借口再三拖延。
起了疑心的储户们找到酒务头信用社主任赵引生，才知道他们的存款被赵黎明私自放贷了，他们股金证上盖的公章也是假的。
据介绍，赵黎明的钱主要贷给了当地砂厂老板张英俊。不久，张英俊涉嫌诈骗贷款被刑拘，赵黎明潜逃后在山东烟台自首。张、赵二人归案一年有余，至今案件还未查清，储户的存款也没有追回。
储户向信用社讨说法，但得到的答复是：赵黎明私刻公章，纯属个人行为，存款未入信用社账上，不能给储户兑现。
“我自己的100多万元被骗不说，还有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钱，如果追不回来，我只有死路一条了。”张乙丑无奈地说。
信用社主任合法地“非法集资”1．98亿元
和赵黎明一样，万荣原城北信用社县主任席智民也是把信用社开成了自家银行，用农民的钱私自放贷。
据当地媒体报道，案发前，席智民是个声名远播的“财神爷”。到银行存款一般都需要排队，而若找席智民存款，坐在贵宾间里喝喝茶，办好的存单就会送到手中。储户们根本没有想到，当他们轻松地喝完茶、付出真金白银后，得到的却是一份私制的假存单。
2005年以来的存款，席根本没有存入信用社。公开资料显示，这笔钱共有241个户头，即241户被骗。但真实情况更为严重。
吸收存款时，中介人一再要求大额存款，起价最少10万元，上不封顶。许多储户为了达到要求，找到朋友、亲人共同存款。已经退休的柴虎臣家共存有155万元，分别以高俊忠名义存85万、以弟弟柴永祥名义存70万，“这些钱是弟弟的朋友、妹妹、妹夫将近20个人凑起来的”；王月琴丈夫开三轮车送水泥，家庭收入微薄，得知这样的生财之道后按捺不住，找到在菜市场卖菜的妹妹共同凑了一笔钱存入，结果坠入深渊；临汾市区某家属院内，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十余户联合起来去万荣存钱；蒲县的冯爱香跟弟弟共存20余万元，冯爱香的钱是丈夫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
诸多外地储户不惜千里迢迢赶去受骗，是因为席智民给他们开出了丰厚的诱饵——到信用社存款不但能得利息，每存1万元还能拿到每月100元好处费，比普通商业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还要高出许多。这在山西的许多县市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成为不少当地居民稳定的收入来源。
“把钱存在国家银行，收入高还没有风险”，这是诸多受骗者的普遍心理。许多人都是从其他银行取出存款，兴冲冲赶到万荣，将钱交到席智民为他们开设的贵宾账户内。
两年时间，利用这种手段，席智民非法吸储1．98亿元。案发后，其中1．8亿已经无法追回。
据知情人介绍，席智民高息吸收的存款主要用来放高利贷，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巨额资金开办了一个煤矿。
还有多少信用社暗藏隐忧
运城市信用联社《2009年上半年经营运行情况分析》中公布，截至6月底，全市不良贷款余额为625149万元，而同期全市农村信用联社储蓄存款余额为207.91亿元——不良贷款的比例，占到了全部存款余额的将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储户每存入农信社3元，就有将近1元被“不良”掉了。
这些巨大的亏空，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来消化吸收，而在效益差地区，消化不良贷款的周期更加显得遥遥无期。
报告分析，自今年3月以来，运城市疑似不良贷款以月均14.37％的速度大幅增长，6月更达到27.09％。没有人知道，这些定时炸弹会在什么时候引爆。
“外界看来，我们手握大把大把的钞票，是谁也不敢得罪的财神爷，但其中苦楚只有我们自己清楚。”说这话的，是运城市信用联社内一位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成功的人士。他说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在走钢丝，“越走越怕，有时睡到半夜就被噩梦惊醒”。这位人士坦承，从自己迈出第一步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好了随时被有关部门“双规”或是逮捕的思想准备，“如此大面积的亏空，说是经营亏损那纯粹是自欺欺人，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人为的因素。”
这些问题，农村信用社内部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全都知道——从去年3月开始，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兰创国就想从信用社内抽身而退，没想到退出来还得被翻旧账；而临汾市信用合作联社原理事长卢天禄，几乎就是为此心力交瘁而死，“躲得过癌症早期，却躲不过心底的债务负担”。
“席智民也是被逼上梁山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城北信用社在庞大的不良贷款面前，已经山穷水尽，现金不够支付到期存款。为了挽救自己的煤矿与信用社，席智民与该案另一主犯贾金昆议定，以城北信用社的名义，高息吸收存款，大部分用于填补信用社的窟窿，支付城北信用社正常到期的存款本息，剩下的用来私自放贷。
“拆东墙补西墙，席智民在这条道路上越滑越远”，这位人士介绍，案发后，城北信用社的贷款呆账已经高达70％~80％。即便如此，案发之前，席智民和他领导的城北信用社依然风光无限，获得上级有关部门一次次嘉奖。
“在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农信社成了四不像”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信用联社采访时了解到，忻府信用社千万元存款失踪案是一起典型的“监守自盗”案。
按照规定，金库钥匙由会计和出纳两人分别保管，但该社营业部副主任杨福生兼任会计，出纳的钥匙长期放在杨福生处；会计总账、出纳现金账、库存现金账应该由3个人分别记录和保管，实际上也是由杨福生一人专权。所以，杨随时“想取多少款就取多少款，想填多少账就填多少账”。多年来账实不符，上级部门在查账时都没能查出问题，以至于1000多万元陆续被杨福生支取用来炒股、赌博，最后案发时携50多万元潜逃，至今逍遥法外。
保德县信用联社原主任马治国懊悔自己看错了人，但他认为并非他一人之过，而是信用社长期在人事和金融管理方面不规范所致。据介绍，信用社职工大多是领导干部安排的，文化素质低，管理松散，有章不循。比如杨福生就是时任某银行行长的小舅子，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却一步步坐上了营业部副主任之位。
“现在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太落后了，亟待改革、完善。”运城市银监局局长卢文礼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告诉记者，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在此基础上，乡镇信用社以股份形式成立县信用联社，向上依次是市信用联社、省联社。
“在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农信社成了四不像。先是原先纯互助合作形式下的民主决策程序被废，接着是当爹的（农业银行——记者注）突然撒手不管，自己雇下的爹（上一级信用联社——记者注）又长期不好意思对花钱奉养自己的儿子下重手——越是高层的信用联社，越没有自己的经营机构，其全部收益主要来源于收缴下级的管理费。”一位农村信用社系统高层稽核人员告诉记者，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基层信用社才会长期成为脱缰野马，至今积重难返。
尽管名义上有层层监管，但基层信用社权力很大。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权被牢牢把握在上级手中，每一个级别的银行能向外放贷多少是有明确界定的。但信用社由于是独立法人，放贷多少取决于自己吸收存款数的规模，不需要像商业银行那样层层授权。“你这个法人管我这个法人，你说能管好吗？”卢文礼说。
内部体制本没有完全理顺，但农信社却被赋予了诸多的政策职能，如“一农服务三农”。卢文礼告诉记者，从商业的角度看，政策要求农信社服务的三农及中小企业本就风险极高，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这一年歉收了，跟谁要钱去？”而农民的房屋抵押也基本不起作用，信用社回收了也很难像城市房产那样进行拍卖。
构筑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火墙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经济中的相继退出，给农信系统留下大量吸储空间——在山西省，农信社长期稳坐第二把交椅，其所吸纳的储蓄规模，在一般县域能占到一半以上。2007年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占据的市场份额为11％，是居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的第三大类金融机构。
“内部管理混乱，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却又手握大笔资金，好比让一个3岁孩童手握100万英镑，不出事才怪。”这位稽核人员说。
据统计，2008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发生各类案件208起，涉案金额达7．1亿元，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67起，涉及金额6．4亿元，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南是重灾区。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山西省信用联社主任申瑞涛与4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建议加快农村合作金融立法”的议案。
“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没有专门法律的确认，性质不明、地位不清，已经直接制约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申瑞涛说。
自1996年中央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之后，农村信用社的属性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有的认为应坚持合作属性，有的则认为应按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模式予以“规范”。目前，在主管部门的相关改革文件中，对信用社改革的方向基本确定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合作制三种形式。但实践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作的属性越来越趋于弱化。
到底哪种方式是最适合农信社的发展之路，争论仍在继续。
据了解，银监会正着手制定更为严密的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火墙。在山西省银行业协会网站上，可以看到银监会正在酝酿出台《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与控制指引》，以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目前，这份文件已经下发到各省联社征求意见。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信用社主任非法集资1.98亿元 储户存款被蒸发
2009-12-16 05:46:54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核心提示：山西省闻喜县郭家庄60多户村民把多年来的积蓄存入农村信用合作社，却万没想到这些钱竟然成了信用社主任的“私家银行”，存款未入信用社账上，储户的钱不翼而飞。而万荣原城北信用社县主任更厉害，两年时间，利用这种手段非法吸储1．98亿元，用来放高利贷。
中国青年报12月16日报道 “我们农民辛辛苦苦攒下几个钱存到信用社，哪知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郭家庄镇西宋村村民张乙丑连日来一直寝食难安，他半辈子的积蓄——100多万元存款有可能打了水漂。
和老张有着同样焦虑的，还有60多户村民，他们在闻喜县酒务头信用社的300多万元存款，一年前就已到期，却至今难以支取。
而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入信用社的账，而是被酒务头信用社副主任赵黎明放了高利贷。
今年以来，山西省乡镇信用社频频爆出金融丑闻：今年春天，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信用社千万元存款失踪；几个月后，该市保德县信用联社1000多万元被营业部副主任卷走，至今未归案；7月16日，运城市纪委监察局通报，因所属基层信用社中发生5起金融大案，4名信用社主任利用职权违法违规发放贷款近2000万元，1名信贷员违法账外吸收股金299.3万元，闻喜县信用联社原理事长李宣章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同一天受到通报处分的，还有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兰创国，其在2000年10月至2008年10月任运城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期间，夏县、临猗等7个县（市）基层信用社共发生13起违法违规案件，涉案金额1.4亿元……
连续发生的系列金融大案，正让山西省诸多农村信用合作社陷入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不翼而飞的300多万元存款
说起存款被骗的事，张乙丑懊悔万分，当初就是贪图几百元的代办手续费，把几百万元交给了赵黎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钱竟然存到了赵黎明的“私家银行”。
2004年9月，时任酒务头乡信用社主任的李天太，带着赵黎明来到张乙丑家，以酒务头乡地方偏远、经济不发达、完成存款任务难度较大等为由，请张乙丑帮忙吸收些存款。张乙丑曾是郭家庄信用社西宋第六代办站代办员，2001年代办制度取消后，村民还会习惯性地让他帮忙代办存款，而一些信用社为了完成存款任务，就盯上了他们这些代办员（后来叫“存款联络员”——记者注）。
2005年10月21日，在“代办1万元存款给50元手续费”的诱惑下，张乙丑通过赵黎明办了第一笔10万元存款业务。在办存款手续时，赵黎明说，现在存单要从电脑上出，自己外出不能带电脑，没法开存单，只能开股金本，不过信用社的股金和存款性质完全一样，按定期存，不到期也可随时支取，还不扣利息所得税。
张乙丑看股金本跟信用社出的一模一样，各种印章都齐全，就答应了。
就这样，有61户储户受了“入股分红没有利息税”的引诱，将300余万元入了信用社的股。其间，储户入股或取钱都找赵黎明预约，由他上门办理，没有人发现任何异常。直到2008年3月，张乙丑和8家储户在酒务头信用社的63万元存款到期，赵黎明却一反常态，没有像往常一样把到期存款及时送交储户手里，而是以种种借口再三拖延。
起了疑心的储户们找到酒务头信用社主任赵引生，才知道他们的存款被赵黎明私自放贷了，他们股金证上盖的公章也是假的。
据介绍，赵黎明的钱主要贷给了当地砂厂老板张英俊。不久，张英俊涉嫌诈骗贷款被刑拘，赵黎明潜逃后在山东烟台自首。张、赵二人归案一年有余，至今案件还未查清，储户的存款也没有追回。
储户向信用社讨说法，但得到的答复是：赵黎明私刻公章，纯属个人行为，存款未入信用社账上，不能给储户兑现。
“我自己的100多万元被骗不说，还有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钱，如果追不回来，我只有死路一条了。”张乙丑无奈地说。
信用社主任合法地“非法集资”1．98亿元
和赵黎明一样，万荣原城北信用社县主任席智民也是把信用社开成了自家银行，用农民的钱私自放贷。
据当地媒体报道，案发前，席智民是个声名远播的“财神爷”。到银行存款一般都需要排队，而若找席智民存款，坐在贵宾间里喝喝茶，办好的存单就会送到手中。储户们根本没有想到，当他们轻松地喝完茶、付出真金白银后，得到的却是一份私制的假存单。
2005年以来的存款，席根本没有存入信用社。公开资料显示，这笔钱共有241个户头，即241户被骗。但真实情况更为严重。
吸收存款时，中介人一再要求大额存款，起价最少10万元，上不封顶。许多储户为了达到要求，找到朋友、亲人共同存款。已经退休的柴虎臣家共存有155万元，分别以高俊忠名义存85万、以弟弟柴永祥名义存70万，“这些钱是弟弟的朋友、妹妹、妹夫将近20个人凑起来的”；王月琴丈夫开三轮车送水泥，家庭收入微薄，得知这样的生财之道后按捺不住，找到在菜市场卖菜的妹妹共同凑了一笔钱存入，结果坠入深渊；临汾市区某家属院内，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十余户联合起来去万荣存钱；蒲县的冯爱香跟弟弟共存20余万元，冯爱香的钱是丈夫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
诸多外地储户不惜千里迢迢赶去受骗，是因为席智民给他们开出了丰厚的诱饵——到信用社存款不但能得利息，每存1万元还能拿到每月100元好处费，比普通商业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还要高出许多。这在山西的许多县市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成为不少当地居民稳定的收入来源。
“把钱存在国家银行，收入高还没有风险”，这是诸多受骗者的普遍心理。许多人都是从其他银行取出存款，兴冲冲赶到万荣，将钱交到席智民为他们开设的贵宾账户内。
两年时间，利用这种手段，席智民非法吸储1．98亿元。案发后，其中1．8亿已经无法追回。
据知情人介绍，席智民高息吸收的存款主要用来放高利贷，他还利用自己掌握的巨额资金开办了一个煤矿。
还有多少信用社暗藏隐忧
运城市信用联社《2009年上半年经营运行情况分析》中公布，截至6月底，全市不良贷款余额为625149万元，而同期全市农村信用联社储蓄存款余额为207.91亿元——不良贷款的比例，占到了全部存款余额的将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储户每存入农信社3元，就有将近1元被“不良”掉了。
这些巨大的亏空，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来消化吸收，而在效益差地区，消化不良贷款的周期更加显得遥遥无期。
报告分析，自今年3月以来，运城市疑似不良贷款以月均14.37％的速度大幅增长，6月更达到27.09％。没有人知道，这些定时炸弹会在什么时候引爆。
“外界看来，我们手握大把大把的钞票，是谁也不敢得罪的财神爷，但其中苦楚只有我们自己清楚。”说这话的，是运城市信用联社内一位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成功的人士。他说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在走钢丝，“越走越怕，有时睡到半夜就被噩梦惊醒”。这位人士坦承，从自己迈出第一步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好了随时被有关部门“双规”或是逮捕的思想准备，“如此大面积的亏空，说是经营亏损那纯粹是自欺欺人，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人为的因素。”
这些问题，农村信用社内部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全都知道——从去年3月开始，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兰创国就想从信用社内抽身而退，没想到退出来还得被翻旧账；而临汾市信用合作联社原理事长卢天禄，几乎就是为此心力交瘁而死，“躲得过癌症早期，却躲不过心底的债务负担”。
“席智民也是被逼上梁山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城北信用社在庞大的不良贷款面前，已经山穷水尽，现金不够支付到期存款。为了挽救自己的煤矿与信用社，席智民与该案另一主犯贾金昆议定，以城北信用社的名义，高息吸收存款，大部分用于填补信用社的窟窿，支付城北信用社正常到期的存款本息，剩下的用来私自放贷。
“拆东墙补西墙，席智民在这条道路上越滑越远”，这位人士介绍，案发后，城北信用社的贷款呆账已经高达70％~80％。即便如此，案发之前，席智民和他领导的城北信用社依然风光无限，获得上级有关部门一次次嘉奖。
“在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农信社成了四不像”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信用联社采访时了解到，忻府信用社千万元存款失踪案是一起典型的“监守自盗”案。
按照规定，金库钥匙由会计和出纳两人分别保管，但该社营业部副主任杨福生兼任会计，出纳的钥匙长期放在杨福生处；会计总账、出纳现金账、库存现金账应该由3个人分别记录和保管，实际上也是由杨福生一人专权。所以，杨随时“想取多少款就取多少款，想填多少账就填多少账”。多年来账实不符，上级部门在查账时都没能查出问题，以至于1000多万元陆续被杨福生支取用来炒股、赌博，最后案发时携50多万元潜逃，至今逍遥法外。
保德县信用联社原主任马治国懊悔自己看错了人，但他认为并非他一人之过，而是信用社长期在人事和金融管理方面不规范所致。据介绍，信用社职工大多是领导干部安排的，文化素质低，管理松散，有章不循。比如杨福生就是时任某银行行长的小舅子，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却一步步坐上了营业部副主任之位。
“现在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太落后了，亟待改革、完善。”运城市银监局局长卢文礼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告诉记者，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在此基础上，乡镇信用社以股份形式成立县信用联社，向上依次是市信用联社、省联社。
“在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农信社成了四不像。先是原先纯互助合作形式下的民主决策程序被废，接着是当爹的（农业银行——记者注）突然撒手不管，自己雇下的爹（上一级信用联社——记者注）又长期不好意思对花钱奉养自己的儿子下重手——越是高层的信用联社，越没有自己的经营机构，其全部收益主要来源于收缴下级的管理费。”一位农村信用社系统高层稽核人员告诉记者，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基层信用社才会长期成为脱缰野马，至今积重难返。
尽管名义上有层层监管，但基层信用社权力很大。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权被牢牢把握在上级手中，每一个级别的银行能向外放贷多少是有明确界定的。但信用社由于是独立法人，放贷多少取决于自己吸收存款数的规模，不需要像商业银行那样层层授权。“你这个法人管我这个法人，你说能管好吗？”卢文礼说。
内部体制本没有完全理顺，但农信社却被赋予了诸多的政策职能，如“一农服务三农”。卢文礼告诉记者，从商业的角度看，政策要求农信社服务的三农及中小企业本就风险极高，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这一年歉收了，跟谁要钱去？”而农民的房屋抵押也基本不起作用，信用社回收了也很难像城市房产那样进行拍卖。
构筑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火墙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经济中的相继退出，给农信系统留下大量吸储空间——在山西省，农信社长期稳坐第二把交椅，其所吸纳的储蓄规模，在一般县域能占到一半以上。2007年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占据的市场份额为11％，是居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的第三大类金融机构。
“内部管理混乱，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却又手握大笔资金，好比让一个3岁孩童手握100万英镑，不出事才怪。”这位稽核人员说。
据统计，2008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发生各类案件208起，涉案金额达7．1亿元，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案件67起，涉及金额6．4亿元，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南是重灾区。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山西省信用联社主任申瑞涛与4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建议加快农村合作金融立法”的议案。
“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没有专门法律的确认，性质不明、地位不清，已经直接制约了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申瑞涛说。
自1996年中央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之后，农村信用社的属性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有的认为应坚持合作属性，有的则认为应按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模式予以“规范”。目前，在主管部门的相关改革文件中，对信用社改革的方向基本确定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合作制三种形式。但实践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作的属性越来越趋于弱化。
到底哪种方式是最适合农信社的发展之路，争论仍在继续。
据了解，银监会正着手制定更为严密的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火墙。在山西省银行业协会网站上，可以看到银监会正在酝酿出台《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与控制指引》，以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目前，这份文件已经下发到各省联社征求意见。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