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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圣雄甘地 你是世界仰望的那颗星
重新审视圣雄的遗产——在甘地遇刺60周年之际
作者: 郭宇宽
2008-04-02 14:53:00
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
幸运的是，甘地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以致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
甘地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甘地率领印度群众徒步去抗议英国殖民者垄断印度盐场
至今甘地被称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实践和哲学高度的公民领袖。从马丁·路德·金到纳尔逊·曼德拉，都从甘地身上获得过启发。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
甘地的灵感之一来自梭罗。梭罗说：“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他的著作在中国被翻译成《公民的不服从》，而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是“论公民不服从的义 务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秉持这样的信念，意味着面对不义的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捍卫自己的尊严，又体现仁爱与宽容，在道义上让统治者屈服，并最终弃恶从善。
1930年4月6日甘地在海边俯身抓起一把海盐，被很多人称作他一生中最经典的镜头。那是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们发起，数以千计的人随着从德里到Ahmedabad游行达400公里，被称作“食盐长征”。英国当局最初只是看热闹，但当势头越来越大以后，便急于挥舞警棍去镇压。但打倒一批，接下来就有人顶上去。当记者把这一消息传遍世界，当世人看到甘地跟随者的克制和严格的纪律，任何宣称印度人素质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论就不攻自破，成了赤裸裸的谎言，那可说是号称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国最斯文扫地的时刻。
有人认为甘地号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礼貌的方式表达威胁：我们的人可以填满你的监狱，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行动。这种理解并不能算错。但甘地自己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威胁谁，而是表达“我很在意这件事，以至于我甘愿承担法律的惩罚，包括被关进监狱，牺牲我的自由，让你来理解我有多么在意这件事。因为只要当你见识到我的深度关切和我‘文明’的姿态，你就会不得不改变你对我的看法，而调整你顽固、不正确的态度，并且让我来帮助你理解我的事业的正义性。”不要忘记甘地不单是人所皆知的公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个在大英帝国受过系统教育的律师。他要求他的跟随者，无保留地尊重即使不义的法律；强调只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不允许他的跟随者用身体去阻挡别人；不允许辱骂；不允许毁坏物品；甚至不允许有秘密策划的行动，一切都要公开。
甘地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在很多时候显得迂腐，尤其在二战中，他对国际局势发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见，今天看来却不乏怪诞。比如他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纳粹；当丘吉尔呼吁国民奋起抗击纳粹时，他竟倡导：“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他还曾在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发表声明，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当维西政府向纳粹投降，他又赞扬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拒绝作一场愚蠢的屠杀的帮凶”的勇气；甚至试图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动希特勒，为此专门写信，希望希特勒“意识到人类的痛苦”。信件被英国当局拦截了，不然恐怕还会闹出更多笑话。
这恐怕只能解释为君子心度小人腹的一腔热诚，而幸运的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不仅依然可以与外界通讯无阻，甚至可以与在另一监狱的尼赫鲁互发电报，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能普遍复制，对于对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条件的，当缅甸的僧侣倒钵请愿时，他们所展现出的谦卑和克制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体现，而他们所反抗的邪恶，却没有可以对话的文明基础可言。
不合作的实现还需要社会对消极自由的基本确认，当一个人可以非经审判而被剥夺自由甚至被处极刑，对此非但不能抗议，反而要人人过关表态支持，连沉默的权利都不可得，这种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难的。不过甘地的理论从原理上讲也很难说是错误的：即使最不义的统治，也无法不依赖被统治者的合作而继续。这使我们可以认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就像从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这样的浩劫，这并不能只怪哪一个统治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共业。
伟大的妥协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甘地不具备搞政治的基本素质，很多人都相信，政治的核心议题是夺取并控制权力；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有时突发奇想，假如生在中国，甘地这种对道德准则坚持到偏执地步的领袖，恐怕会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还要多。
而偏偏历史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印度建国。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沙盘推演，印度的道路或许会根本不同。几乎跟中国同时，印度就有了共产主义组织，也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获得了支持。印度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长期受压迫的部落民以及低种姓阶层，他们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而独立前印度也大约有四万万同胞，统治印度的真正英国籍“皇军”不过几千人，绝大多数都是印度裔“伪军”，更不要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自顾不暇。那个时候印度的革命条件比中国更加成熟，我在印度就听到一个人恨恨地说：“要不是甘地这老家伙，印度革命早成功了。”
确实，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1922年2月4日，印度联合省戈拉克普尔地区乔里乔拉村村民示威游行，警察开枪射击，直至子弹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愤怒的农民纵火焚烧警察局，使22名警察丧命，殖民政府又进行镇压。就在全国上下情绪沸腾时，甘地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以恢复社会秩序。甚至他的同志都觉得他疯了，人民群众刚被唤醒，敌人的暴行正是鼓舞革命激情、让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时机，怎么能停下来呢？甘地于是宣布绝食，因为他不愿看到用走向仇恨的方式来唤起民众，最后国大党只有遵从。
但根植于甘地内心的一贯信念是，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对手的转变。甘地把这称作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不是权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1931年罗曼·罗兰试图说服他相信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甘地却指出那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而任何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都不可能持久。他经常在他的追随者因挫折而气馁甚至急躁的时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暴力学说；一旦那些造反者掌权，他们会自然延续他们已经习惯的暴力手段，最后把国家管理得像一个集中营。1946年他与他的传记作者路易斯（Louis Fiscer）谈他的社会主义和苏俄模式的区别：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不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将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制度。当然他也受到对立面的批评，比如斯大林1930年在联共十六大上说：“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么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结果也不过得到狼狈的下场而已。”印共也发表《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定性甘地为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本家一贯的同盟者，破坏并出卖了人民的斗争。
从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正式谋求印度独立，到1948年建国，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奋斗。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进程实在太漫长了，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在一些关键时刻，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逻辑的独特选择。
前面提到的1930年“食盐长征”，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给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打击，英国当局的武力镇压无效，按理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结果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与英印政府总督欧文勋爵签订了《甘地—欧文协定》（即《德里协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国大党曾抵制的伦敦圆桌会议。欧文则同意恢复国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除“暴力罪”之外的全部政治犯，停止对群众运动的镇压，废除戒严法令，有关恐怖活动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议的是，经过这样一番奋斗，英国殖民政府依然垄断食盐生产。这个协定受到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想不通，在这么有利的时机反而接受妥协，那当初苦苦奋斗为了什么？但因为甘地的顽固坚持，国大党最后还是在1931年12月的卡拉奇年会上通过了承认《德里协定》的决议。
我们往往熟悉甘地作为一个号召者和鼓动者的卓越才华，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有体现。而在我看来，甘地最不可思议甚至独一无二的品质，其实是真诚的妥协精神。这种妥协不是出于策略需要，不是弱势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不是不得已时优雅地握手言欢，甚至卧薪尝胆，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甘地说：“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以致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
前面提到的安倍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面地把甘地和国大党骂得灰头土脸，但当印度建国时，甘地坚持提名一定要让安倍德卡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还有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他是甘地后期最主要的政敌，他称甘地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传教士”。在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最后关头，他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当时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绝对优势，更不要说政治经济地位，如果诉诸民族情绪，大印度主义应该可以完全占上风，而这时甘地对蒙巴顿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惊。他提出：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请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委托真纳组建政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只是到最后，当甘地看到全国各地在宗教极端分子煽动下的相互仇杀的暴力，他不得不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划界分裂的过程中，双向迁徙带来的痛苦又进一步刺激了宗教种族冲突，印度政府的一部分官员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协议该得的五亿五千万卢比的资产。两个国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经建立，政治又恢复了“常态”，各个利益集团都打着自己的算盘，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没有人再爱听这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唠叨了。
为了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将绝食“至死”，这是他一生16次绝食的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来恳求他的同胞，告诉他们对和睦和宽容他有多么在乎。电影《甘地传》里有个镜头，尼赫鲁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甘地进食。但甘地的态度是，如果同胞们还在相互仇杀，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毫无意义。当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传遍印度，奇迹降临了，整个国家终于从亢奋和仇恨中安静下下来，六天后，印、穆、锡克三个教派的代表都承诺放弃暴力，甘地才结束了绝食。
今天很多人从甘地的言行思想轨迹中，会发现他理想中的社会，其实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是，正是这样一个奇里斯玛型的领袖，很多次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他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60年前的1月30日，甘地像往常一样参加晚祷会，祈祷各种族宗教的和睦尊重，这时一个装作来行礼的人，掏出枪顶住甘地的心口连开三枪，这个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随者，并为独立运动蹲过监狱，后来认为甘地出卖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时候发出像是感慨的最后叹息：“神啊！”
在人类追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上，会记下甘地的成就，甘地的无奈。
甘地不朽！
重新审视圣雄的遗产——在甘地遇刺60周年之际
作者: 郭宇宽
2008-04-02 14:53:00
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
幸运的是，甘地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以致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
甘地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甘地率领印度群众徒步去抗议英国殖民者垄断印度盐场
至今甘地被称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实践和哲学高度的公民领袖。从马丁·路德·金到纳尔逊·曼德拉，都从甘地身上获得过启发。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
甘地的灵感之一来自梭罗。梭罗说：“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他的著作在中国被翻译成《公民的不服从》，而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是“论公民不服从的义 务 ”（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秉持这样的信念，意味着面对不义的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捍卫自己的尊严，又体现仁爱与宽容，在道义上让统治者屈服，并最终弃恶从善。
1930年4月6日甘地在海边俯身抓起一把海盐，被很多人称作他一生中最经典的镜头。那是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们发起，数以千计的人随着从德里到Ahmedabad游行达400公里，被称作“食盐长征”。英国当局最初只是看热闹，但当势头越来越大以后，便急于挥舞警棍去镇压。但打倒一批，接下来就有人顶上去。当记者把这一消息传遍世界，当世人看到甘地跟随者的克制和严格的纪律，任何宣称印度人素质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论就不攻自破，成了赤裸裸的谎言，那可说是号称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国最斯文扫地的时刻。
有人认为甘地号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礼貌的方式表达威胁：我们的人可以填满你的监狱，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行动。这种理解并不能算错。但甘地自己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威胁谁，而是表达“我很在意这件事，以至于我甘愿承担法律的惩罚，包括被关进监狱，牺牲我的自由，让你来理解我有多么在意这件事。因为只要当你见识到我的深度关切和我‘文明’的姿态，你就会不得不改变你对我的看法，而调整你顽固、不正确的态度，并且让我来帮助你理解我的事业的正义性。”不要忘记甘地不单是人所皆知的公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个在大英帝国受过系统教育的律师。他要求他的跟随者，无保留地尊重即使不义的法律；强调只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不允许他的跟随者用身体去阻挡别人；不允许辱骂；不允许毁坏物品；甚至不允许有秘密策划的行动，一切都要公开。
甘地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在很多时候显得迂腐，尤其在二战中，他对国际局势发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见，今天看来却不乏怪诞。比如他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反抗纳粹；当丘吉尔呼吁国民奋起抗击纳粹时，他竟倡导：“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他还曾在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发表声明，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当维西政府向纳粹投降，他又赞扬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拒绝作一场愚蠢的屠杀的帮凶”的勇气；甚至试图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动希特勒，为此专门写信，希望希特勒“意识到人类的痛苦”。信件被英国当局拦截了，不然恐怕还会闹出更多笑话。
这恐怕只能解释为君子心度小人腹的一腔热诚，而幸运的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不仅依然可以与外界通讯无阻，甚至可以与在另一监狱的尼赫鲁互发电报，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能普遍复制，对于对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条件的，当缅甸的僧侣倒钵请愿时，他们所展现出的谦卑和克制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体现，而他们所反抗的邪恶，却没有可以对话的文明基础可言。
不合作的实现还需要社会对消极自由的基本确认，当一个人可以非经审判而被剥夺自由甚至被处极刑，对此非但不能抗议，反而要人人过关表态支持，连沉默的权利都不可得，这种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难的。不过甘地的理论从原理上讲也很难说是错误的：即使最不义的统治，也无法不依赖被统治者的合作而继续。这使我们可以认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就像从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这样的浩劫，这并不能只怪哪一个统治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共业。
伟大的妥协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甘地不具备搞政治的基本素质，很多人都相信，政治的核心议题是夺取并控制权力；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有时突发奇想，假如生在中国，甘地这种对道德准则坚持到偏执地步的领袖，恐怕会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还要多。
而偏偏历史就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印度建国。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沙盘推演，印度的道路或许会根本不同。几乎跟中国同时，印度就有了共产主义组织，也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获得了支持。印度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长期受压迫的部落民以及低种姓阶层，他们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而独立前印度也大约有四万万同胞，统治印度的真正英国籍“皇军”不过几千人，绝大多数都是印度裔“伪军”，更不要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自顾不暇。那个时候印度的革命条件比中国更加成熟，我在印度就听到一个人恨恨地说：“要不是甘地这老家伙，印度革命早成功了。”
确实，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1922年2月4日，印度联合省戈拉克普尔地区乔里乔拉村村民示威游行，警察开枪射击，直至子弹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愤怒的农民纵火焚烧警察局，使22名警察丧命，殖民政府又进行镇压。就在全国上下情绪沸腾时，甘地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以恢复社会秩序。甚至他的同志都觉得他疯了，人民群众刚被唤醒，敌人的暴行正是鼓舞革命激情、让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时机，怎么能停下来呢？甘地于是宣布绝食，因为他不愿看到用走向仇恨的方式来唤起民众，最后国大党只有遵从。
但根植于甘地内心的一贯信念是，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对手的转变。甘地把这称作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不是权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1931年罗曼·罗兰试图说服他相信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甘地却指出那是以暴力为基础的，而任何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都不可能持久。他经常在他的追随者因挫折而气馁甚至急躁的时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暴力学说；一旦那些造反者掌权，他们会自然延续他们已经习惯的暴力手段，最后把国家管理得像一个集中营。1946年他与他的传记作者路易斯（Louis Fiscer）谈他的社会主义和苏俄模式的区别：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不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将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制度。当然他也受到对立面的批评，比如斯大林1930年在联共十六大上说：“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么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结果也不过得到狼狈的下场而已。”印共也发表《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定性甘地为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本家一贯的同盟者，破坏并出卖了人民的斗争。
从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正式谋求印度独立，到1948年建国，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奋斗。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进程实在太漫长了，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在一些关键时刻，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逻辑的独特选择。
前面提到的1930年“食盐长征”，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给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打击，英国当局的武力镇压无效，按理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结果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与英印政府总督欧文勋爵签订了《甘地—欧文协定》（即《德里协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国大党曾抵制的伦敦圆桌会议。欧文则同意恢复国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除“暴力罪”之外的全部政治犯，停止对群众运动的镇压，废除戒严法令，有关恐怖活动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议的是，经过这样一番奋斗，英国殖民政府依然垄断食盐生产。这个协定受到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想不通，在这么有利的时机反而接受妥协，那当初苦苦奋斗为了什么？但因为甘地的顽固坚持，国大党最后还是在1931年12月的卡拉奇年会上通过了承认《德里协定》的决议。
我们往往熟悉甘地作为一个号召者和鼓动者的卓越才华，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有体现。而在我看来，甘地最不可思议甚至独一无二的品质，其实是真诚的妥协精神。这种妥协不是出于策略需要，不是弱势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不是不得已时优雅地握手言欢，甚至卧薪尝胆，一旦得势就翻脸不认人；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甘地说：“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以致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
前面提到的安倍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面地把甘地和国大党骂得灰头土脸，但当印度建国时，甘地坚持提名一定要让安倍德卡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还有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他是甘地后期最主要的政敌，他称甘地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传教士”。在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最后关头，他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当时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绝对优势，更不要说政治经济地位，如果诉诸民族情绪，大印度主义应该可以完全占上风，而这时甘地对蒙巴顿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惊。他提出：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请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委托真纳组建政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只是到最后，当甘地看到全国各地在宗教极端分子煽动下的相互仇杀的暴力，他不得不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划界分裂的过程中，双向迁徙带来的痛苦又进一步刺激了宗教种族冲突，印度政府的一部分官员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协议该得的五亿五千万卢比的资产。两个国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经建立，政治又恢复了“常态”，各个利益集团都打着自己的算盘，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没有人再爱听这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唠叨了。
为了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将绝食“至死”，这是他一生16次绝食的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来恳求他的同胞，告诉他们对和睦和宽容他有多么在乎。电影《甘地传》里有个镜头，尼赫鲁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甘地进食。但甘地的态度是，如果同胞们还在相互仇杀，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毫无意义。当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传遍印度，奇迹降临了，整个国家终于从亢奋和仇恨中安静下下来，六天后，印、穆、锡克三个教派的代表都承诺放弃暴力，甘地才结束了绝食。
今天很多人从甘地的言行思想轨迹中，会发现他理想中的社会，其实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是，正是这样一个奇里斯玛型的领袖，很多次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他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60年前的1月30日，甘地像往常一样参加晚祷会，祈祷各种族宗教的和睦尊重，这时一个装作来行礼的人，掏出枪顶住甘地的心口连开三枪，这个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随者，并为独立运动蹲过监狱，后来认为甘地出卖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时候发出像是感慨的最后叹息：“神啊！”
在人类追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上，会记下甘地的成就，甘地的无奈。
甘地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