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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审判：1894年和1899年
意义
德雷福斯案件揭露了19世纪晚期法国深深潜伏的反犹太主义势力。有人认为德雷福斯事件预示了即将兴起的现代极权主义的状态。其他人则将德雷福斯最终的无罪释放看作是持久的法国理想主义的胜利——尽管是迟来的。而此案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发挥着作用。1995年8月，当法国军方的一个出版物质疑德雷福斯是否真的无辜时，军方正式并公开地重新确认了官方的观点：德雷弗斯是一次不公正的审判的受害人。
1894年9月，一份备忘录上面列着5份保密的军事文件，出现在法国战争办公室的统计部门。调查员认为这就是证据，证明有法国的判国者曾将这包秘密文件交给了德国在法国的军事专员。
调查员们从两个广泛的基本假设出发：（1）这个间谍很可能使炮兵军官；（2）这个间谍很可能是分配到总参谋部的见习人员。只有几个人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35岁，被分配到参谋部。陆军上校皮埃尔-埃里·法布赫回忆说：“德雷弗斯是我们认为唯一可能的人。”德雷弗斯是阿尔萨斯人，父亲是富有的制造商。在这支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的军队里，他却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德雷弗斯给他一些上司的影印象非常不好。他们觉得他很冷淡，不友好。“有点太自信，”有人这样说。法布尔将他的笔记与备忘录的笔记作了比较。看起来好象是同一个人的。
逮捕德雷弗斯的命令下来了。战争办公室的阿尔芒·迪帕尔蒂·德克朗在谢尔什-米迪监狱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审问，一夜接着一夜，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迪帕尔蒂一直也没有说出具体的指控。这些问题让德雷弗斯困惑不解。他看起来像是尽力想从噩梦中醒来。与此同时，统计部门开始编造材料，以便对他进行指控。
德雷弗斯看起来完全昏了头。看守严密地监视他。监狱的司令官斐迪南·福尔奇亚蒂认为，他看起来像是疯了。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他将他牢房里的物品到处乱扔。福尔奇亚蒂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是无辜的。弗尔奇亚迪对一个高级将军说：“你们抓错人了。”“这个军官是无辜的。”12月4日，军法检查官准备了一份具体的文件，指控德雷弗斯犯有判国罪，并命令进行军事审判。
大多数的证据顶多只能算是异想天开。笔迹专家认为那份备忘录并不是德雷弗斯写的。还有什么呢？德雷弗斯将德语。他还表现出了对军事的兴趣。他向他的军官同事们询问过专业的问题。他还习惯在办公室里消磨时间。“他走到哪里，”军事检查官说，“哪里的文件就不翼而飞。”最不可宽恕的是，德雷弗斯是一个犹太人。迪帕尔蒂是制造了这个案子的人，他具有极端的反犹太主义倾向。有人偷了这些文件，并将他们卖给了法国的敌人。在迪帕尔蒂看来，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
于是，这就成了“事件”的起源，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德雷弗斯和法国在那12年里的磨难的。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大的背景：败在普鲁士人手里，在1870年-1871年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政府内部严重的腐败，来自从左派到保守派的挑战，军队和教会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堡垒，反犹太主义的情绪广泛传播。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立刻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是法国在19世纪末期严重动乱的主要标志。
第一次审判
1894年12月19日中午，对德雷弗斯的军事审判在谢尔什-米迪开始了。军事检查官安德烈·布里希要求秘密审理。德雷弗斯的律师埃德加·德芒热则主张进行公开审理。主审法官作出了有利于控诉方的决定。
12月19日、20日和21日进行了质证。迪帕尔蒂说他很确定德雷弗斯是有罪的，当他观察到德雷弗斯跷着腿坐着而且他的腿在不自觉地抖动时，他就可以确定了。少校赫伯特·亨利，一个统计部门的军官，就是他伪造了那些用来指控德雷弗斯的文件，作证说告密者指认德雷弗斯就是判国者。
“ 你能确定那个叛逆的军官就是德雷弗斯上尉吗？”主审法官问道。
“我能保证，”亨利回答说。
好几位辩方在证人证明了德雷弗斯的诚实、忠诚和优秀的服务记录。德雷弗斯除了肯定自己是无辜的以外没有太多的要说：作为一个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人，他说，他不可能当德国入侵者的间谍。12月22日，德芒热作了他最后的长时间的发言，对一个根本不应该进行审判的案件作了三个小时的全面揭露。
“如果不是上面有命令要求定他的罪的话，”德芒热在法庭退庭的时候预言说，“今天晚上他就能无罪释放”。
在商讨过程中，迪帕尔蒂又向法官们出示了一些“证据”——更多的伪造证据——目的是证明德雷弗斯有罪。7点30分，法庭宣布一致同意德雷弗斯有罪。判决：军事降级，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恶魔岛刑事监禁地。
几天以后，官方驳回了德雷弗斯的上诉请求。1895年1月5日天气阴森寒冷，他在卫兵的押解下来到了丰特诺瓦广场的陆军士官学院的操场接受降级。几千名巴黎人聚集在墙外的街道上。“犹太人去死吧！”和“犹大去死吧！”的喊声在喧嚣之中仍然听得到。“我将接受这种折磨，这比让我死还更难受，我要高昂着头，不能显得有一丝窘迫，”德雷弗斯这样对德芒热说。军事法庭的文员宣布了法庭的判决。徽章和等级的标记，甚至是德雷弗斯裤子上的红条都被拿掉了。一个军官还用他的膝盖折断了德雷弗斯的配剑。
有卫兵将德雷弗斯带到了牢房。一个观看了降级过程的记者将德雷弗斯描述为一个“行尸走肉”。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德雷弗斯在当晚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我即使是在坟墓里也可以比这更高兴一点。”
事件
战争部的文件继续在丢失。1896年3月，少校乔治·皮卡尔被新任命为情报部门的头头，他发现了一块剪下来的纸片——通过气功导管传送文件的信息卡片——这似乎是指向了一个新的嫌疑人。在几个月的调查后，皮卡尔确定了一个朦胧又让人很有兴趣的人物查尔斯·埃什泰哈齐有罪。
皮卡尔了解到埃什泰哈齐写的备忘录，他享受德国军事专员的待遇，而且向德国传递法国的军事秘密。8月份，皮卡尔向总参谋部告发了埃什泰哈齐。德雷弗斯的支持者们——他的兄弟、妻子、露西和相信他是无辜的牺牲品的朋友们——想努力促成重新审判。10月份，军队赶走了好管闲事的皮卡尔，命令他到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部队报到。与此同时，少校亨利又为德雷弗斯伪造了更多的证据。
高级将领们拒绝承认出现了错误的可能。随着皮卡尔揭示出埃什泰哈齐，德雷弗斯事件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用一名学生的话说，这个案子得到了集体的过于兴奋的关注。反对德雷弗斯的人指控德雷弗斯的支持者阴谋毁掉法国。对于德雷弗斯的支持者们来说，这个审判是严重的，也是丢人的不公正的审判。德雷弗斯的支持者，尤其是激进的政治家乔治斯·克列孟梭和作家埃米尔·左拉继续支持着他。而皮卡尔则继续着他为了抓住真正的判国者所做的孤独的努力。
冒着毁掉自己前程的危险，皮卡尔将他所知道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在政治家们中间 广泛地传播。政府高官们给军队施加压力，要求逮捕埃什泰哈齐。1898年1月10日，埃什泰哈齐在巴黎接受军事审判。随着“军队万岁！”和“打倒犹太人！”的喊声，法庭第二天就宣布他无罪释放。支持德雷弗斯的埃米尔·左拉的反击方式就是他广受追捧的作品——《我控诉！》，几周以后，德国外交部长告诉德国议会说德雷弗斯和德国的情报部门从来就没有任何联系。
就这样，事情又拖了八个月。在8月份，在一次耸人听闻的事件中，亨利少校承认他伪造了那些针对德雷弗斯的证据。“这也是为了国家和军队好，”他这样为自己开脱。然后，他拿着一把剃刀，割喉自尽。埃什泰哈齐此时已经逃离了法国。9月份，他公开承认写了那份备忘录——是在他上级的命令下写的，目的是诱捕间谍。
第二次审判
1899年春天，上诉法院听取了德雷弗斯申请重新审理的请求。在经过两个月的审查后，法院在6月3日撤消了1894年的认定，并下令在布列塔尼的雷恩重新审判。6天以后，一艘法国军舰将德雷弗斯从恶魔岛带走。
第二次审判开始于8月7日，是在雷恩一个学校的礼堂里进行的，法官们坐在主席台上的大桌子后面。陆军上校阿尔伯特·茹奥是主审法官，他非常苛刻地询问德雷弗斯，首先是备忘录的事，然后又是以前的赌博、女人的旧话题，和他喜好与其他军官闲聊的习惯。阿德雷斯的回答非常简短。有一次，当他打算作稍长的回答时，茹奥打断了他。“这是没用的话，”他说，“你只说是或不是。”
接受审问的几乎是一个废人。恶魔岛已经毁了德雷弗斯的身体，并且让他过早地衰老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少了好几颗牙，他说话时有一点漏风。又一次被允许穿上炮兵上尉的制服，他在军装里装了衬垫，好使他显得强壮一点。
在审判过程中，德雷弗斯几乎不表现出什么情绪。他的敌人发现他冷淡而且精明。“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演员，”德雷弗斯的一个支持者观察到，“而他是一个军人。”在三天的不公开审理中，法庭又重新审查了那些秘密的证据。8月12日，1894年-1895年的战争部部长奥古斯特·梅西耶将军在作证时说，他仍然相信德雷弗斯是有罪的，尽管有皮尔卡的调查、亨利承认作伪证和自杀、埃什泰哈奇的逃跑。只要有一点疑点，梅西耶说，他就会承认有错。这一次，德雷弗斯突然发怒了。
“这正是你应该做的！”德雷弗斯喊道，他站起来，手指着梅西耶。
大多数时间里，德雷弗斯都安静地坐着，显然他是超然的。他拒绝接受法官的同情。有一次，一个前监禁地的官员描述了德雷弗斯在恶魔岛上被使用了双重枷锁。德雷弗斯插话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说他们对一个无辜的人使用了什么样残忍的手段，而是为了维护我的名誉。”
被告人对皮尔卡的证词最为留心，他最终由于挑战了第一次的判决而被开除。“德雷弗斯显然听进了证人的每一个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并且一个个地观察着法官的脸，就像要读懂他们的心思。”皮尔卡的发言是有力的，也是目空一切的，他不可置疑地指出被告人受到了错误的指控。
德雷弗斯的反对者对于所有这些却无动于衷，他们继续对被告人和他的支持者进行抨击。对莫里斯·巴雷斯来说，德雷弗斯的支持者们都是腐败分子。德芒热是德雷弗斯的律师，“就像服务生领班给客人上比目鱼一样肃穆。”巴雷斯这样认为。他写道，德雷弗斯犯下的不是间谍罪，（到现在，即使是再顽固的人也知道，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还做了什么，德雷弗斯肯定没有将偷来的秘密卖给德国人。）但是他使“整个军队和国家弄得一团糟”。换句话说，德雷弗斯有罪还是无罪都没有关系了。
9月7日、8日和9日，律师总结了他们的观点。检查官卡里埃建议法官不用担心证据的问题，相信德雷弗斯有罪就够了。“你内心深处是否信服？”他问道。德雷弗斯只是简短地低声地以他漏气的声音说，他是无罪的。
最后的商议是从9月9日下午3：15开始的。到了4：45，法官们回来宣布认定：“以法国人民的名义，以5：2的多数，是的，被告人有罪。”茹奥说。“而经多数通过认为他有减轻的情节。”
事件的结局
于是，德雷弗斯最终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仍然在要求推翻有罪认定。1906年，当上诉法院再次审理此案的时候，反犹太主义势力已经消退了，而且人们对于“事件”的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公诉人要求法院撤消雷恩法庭的有罪认定，并且宣布德雷弗斯是无辜的。在短时间的商议以后，法庭同意了。德雷弗斯完全恢复了名誉，与1906年7月重返军队。他于一年后退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又重新入伍，在舍曼德达姆和凡尔登作战，并一直积极地服役直到停战。
德雷弗斯终生不肯接受人们对他的案子赋予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就像20世纪美国政治科学家汉娜·阿伦特看到的一样，这个案子中体现的严重的反犹太主义，对群众意志的操纵，对国家权利的提升，都使得这个针对德雷弗斯的阴谋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前奏。对于德雷弗斯来说，军队只是冤枉了好人。他在给一个支持者的信中写道：“作为公正象征的德雷弗斯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你们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个德雷弗斯。而我只是一个被悲剧性的错误改变了生活轨迹的炮兵军官。”
德雷弗斯于1935年7月2日死于巴黎。
——迈克尔·戈利
被告人：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 被指控罪行：判国罪 主要辩护律师：迈特尔·埃德加·德芒热、费尔南·拉博里 主要检查官：安德烈·布里希、马若尔·卡里埃 法官：E.莫雷尔、A.茹奥 地点：法国，巴黎和雷恩 审判日期：1894年12月19日-22日；1899年8月7日-9月9日 认定：有罪 判决：驱逐到法属圭亚那的恶魔岛刑事监禁地 最终结果：有罪认定被废除；德雷弗斯被宣布无罪
意义
德雷福斯案件揭露了19世纪晚期法国深深潜伏的反犹太主义势力。有人认为德雷福斯事件预示了即将兴起的现代极权主义的状态。其他人则将德雷福斯最终的无罪释放看作是持久的法国理想主义的胜利——尽管是迟来的。而此案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发挥着作用。1995年8月，当法国军方的一个出版物质疑德雷福斯是否真的无辜时，军方正式并公开地重新确认了官方的观点：德雷弗斯是一次不公正的审判的受害人。
1894年9月，一份备忘录上面列着5份保密的军事文件，出现在法国战争办公室的统计部门。调查员认为这就是证据，证明有法国的判国者曾将这包秘密文件交给了德国在法国的军事专员。
调查员们从两个广泛的基本假设出发：（1）这个间谍很可能使炮兵军官；（2）这个间谍很可能是分配到总参谋部的见习人员。只有几个人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35岁，被分配到参谋部。陆军上校皮埃尔-埃里·法布赫回忆说：“德雷弗斯是我们认为唯一可能的人。”德雷弗斯是阿尔萨斯人，父亲是富有的制造商。在这支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的军队里，他却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德雷弗斯给他一些上司的影印象非常不好。他们觉得他很冷淡，不友好。“有点太自信，”有人这样说。法布尔将他的笔记与备忘录的笔记作了比较。看起来好象是同一个人的。
逮捕德雷弗斯的命令下来了。战争办公室的阿尔芒·迪帕尔蒂·德克朗在谢尔什-米迪监狱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审问，一夜接着一夜，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迪帕尔蒂一直也没有说出具体的指控。这些问题让德雷弗斯困惑不解。他看起来像是尽力想从噩梦中醒来。与此同时，统计部门开始编造材料，以便对他进行指控。
德雷弗斯看起来完全昏了头。看守严密地监视他。监狱的司令官斐迪南·福尔奇亚蒂认为，他看起来像是疯了。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他将他牢房里的物品到处乱扔。福尔奇亚蒂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是无辜的。弗尔奇亚迪对一个高级将军说：“你们抓错人了。”“这个军官是无辜的。”12月4日，军法检查官准备了一份具体的文件，指控德雷弗斯犯有判国罪，并命令进行军事审判。
大多数的证据顶多只能算是异想天开。笔迹专家认为那份备忘录并不是德雷弗斯写的。还有什么呢？德雷弗斯将德语。他还表现出了对军事的兴趣。他向他的军官同事们询问过专业的问题。他还习惯在办公室里消磨时间。“他走到哪里，”军事检查官说，“哪里的文件就不翼而飞。”最不可宽恕的是，德雷弗斯是一个犹太人。迪帕尔蒂是制造了这个案子的人，他具有极端的反犹太主义倾向。有人偷了这些文件，并将他们卖给了法国的敌人。在迪帕尔蒂看来，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
于是，这就成了“事件”的起源，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德雷弗斯和法国在那12年里的磨难的。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大的背景：败在普鲁士人手里，在1870年-1871年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政府内部严重的腐败，来自从左派到保守派的挑战，军队和教会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堡垒，反犹太主义的情绪广泛传播。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立刻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是法国在19世纪末期严重动乱的主要标志。
第一次审判
1894年12月19日中午，对德雷弗斯的军事审判在谢尔什-米迪开始了。军事检查官安德烈·布里希要求秘密审理。德雷弗斯的律师埃德加·德芒热则主张进行公开审理。主审法官作出了有利于控诉方的决定。
12月19日、20日和21日进行了质证。迪帕尔蒂说他很确定德雷弗斯是有罪的，当他观察到德雷弗斯跷着腿坐着而且他的腿在不自觉地抖动时，他就可以确定了。少校赫伯特·亨利，一个统计部门的军官，就是他伪造了那些用来指控德雷弗斯的文件，作证说告密者指认德雷弗斯就是判国者。
“ 你能确定那个叛逆的军官就是德雷弗斯上尉吗？”主审法官问道。
“我能保证，”亨利回答说。
好几位辩方在证人证明了德雷弗斯的诚实、忠诚和优秀的服务记录。德雷弗斯除了肯定自己是无辜的以外没有太多的要说：作为一个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人，他说，他不可能当德国入侵者的间谍。12月22日，德芒热作了他最后的长时间的发言，对一个根本不应该进行审判的案件作了三个小时的全面揭露。
“如果不是上面有命令要求定他的罪的话，”德芒热在法庭退庭的时候预言说，“今天晚上他就能无罪释放”。
在商讨过程中，迪帕尔蒂又向法官们出示了一些“证据”——更多的伪造证据——目的是证明德雷弗斯有罪。7点30分，法庭宣布一致同意德雷弗斯有罪。判决：军事降级，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恶魔岛刑事监禁地。
几天以后，官方驳回了德雷弗斯的上诉请求。1895年1月5日天气阴森寒冷，他在卫兵的押解下来到了丰特诺瓦广场的陆军士官学院的操场接受降级。几千名巴黎人聚集在墙外的街道上。“犹太人去死吧！”和“犹大去死吧！”的喊声在喧嚣之中仍然听得到。“我将接受这种折磨，这比让我死还更难受，我要高昂着头，不能显得有一丝窘迫，”德雷弗斯这样对德芒热说。军事法庭的文员宣布了法庭的判决。徽章和等级的标记，甚至是德雷弗斯裤子上的红条都被拿掉了。一个军官还用他的膝盖折断了德雷弗斯的配剑。
有卫兵将德雷弗斯带到了牢房。一个观看了降级过程的记者将德雷弗斯描述为一个“行尸走肉”。这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德雷弗斯在当晚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我即使是在坟墓里也可以比这更高兴一点。”
事件
战争部的文件继续在丢失。1896年3月，少校乔治·皮卡尔被新任命为情报部门的头头，他发现了一块剪下来的纸片——通过气功导管传送文件的信息卡片——这似乎是指向了一个新的嫌疑人。在几个月的调查后，皮卡尔确定了一个朦胧又让人很有兴趣的人物查尔斯·埃什泰哈齐有罪。
皮卡尔了解到埃什泰哈齐写的备忘录，他享受德国军事专员的待遇，而且向德国传递法国的军事秘密。8月份，皮卡尔向总参谋部告发了埃什泰哈齐。德雷弗斯的支持者们——他的兄弟、妻子、露西和相信他是无辜的牺牲品的朋友们——想努力促成重新审判。10月份，军队赶走了好管闲事的皮卡尔，命令他到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部队报到。与此同时，少校亨利又为德雷弗斯伪造了更多的证据。
高级将领们拒绝承认出现了错误的可能。随着皮卡尔揭示出埃什泰哈齐，德雷弗斯事件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用一名学生的话说，这个案子得到了集体的过于兴奋的关注。反对德雷弗斯的人指控德雷弗斯的支持者阴谋毁掉法国。对于德雷弗斯的支持者们来说，这个审判是严重的，也是丢人的不公正的审判。德雷弗斯的支持者，尤其是激进的政治家乔治斯·克列孟梭和作家埃米尔·左拉继续支持着他。而皮卡尔则继续着他为了抓住真正的判国者所做的孤独的努力。
冒着毁掉自己前程的危险，皮卡尔将他所知道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在政治家们中间 广泛地传播。政府高官们给军队施加压力，要求逮捕埃什泰哈齐。1898年1月10日，埃什泰哈齐在巴黎接受军事审判。随着“军队万岁！”和“打倒犹太人！”的喊声，法庭第二天就宣布他无罪释放。支持德雷弗斯的埃米尔·左拉的反击方式就是他广受追捧的作品——《我控诉！》，几周以后，德国外交部长告诉德国议会说德雷弗斯和德国的情报部门从来就没有任何联系。
就这样，事情又拖了八个月。在8月份，在一次耸人听闻的事件中，亨利少校承认他伪造了那些针对德雷弗斯的证据。“这也是为了国家和军队好，”他这样为自己开脱。然后，他拿着一把剃刀，割喉自尽。埃什泰哈齐此时已经逃离了法国。9月份，他公开承认写了那份备忘录——是在他上级的命令下写的，目的是诱捕间谍。
第二次审判
1899年春天，上诉法院听取了德雷弗斯申请重新审理的请求。在经过两个月的审查后，法院在6月3日撤消了1894年的认定，并下令在布列塔尼的雷恩重新审判。6天以后，一艘法国军舰将德雷弗斯从恶魔岛带走。
第二次审判开始于8月7日，是在雷恩一个学校的礼堂里进行的，法官们坐在主席台上的大桌子后面。陆军上校阿尔伯特·茹奥是主审法官，他非常苛刻地询问德雷弗斯，首先是备忘录的事，然后又是以前的赌博、女人的旧话题，和他喜好与其他军官闲聊的习惯。阿德雷斯的回答非常简短。有一次，当他打算作稍长的回答时，茹奥打断了他。“这是没用的话，”他说，“你只说是或不是。”
接受审问的几乎是一个废人。恶魔岛已经毁了德雷弗斯的身体，并且让他过早地衰老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少了好几颗牙，他说话时有一点漏风。又一次被允许穿上炮兵上尉的制服，他在军装里装了衬垫，好使他显得强壮一点。
在审判过程中，德雷弗斯几乎不表现出什么情绪。他的敌人发现他冷淡而且精明。“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演员，”德雷弗斯的一个支持者观察到，“而他是一个军人。”在三天的不公开审理中，法庭又重新审查了那些秘密的证据。8月12日，1894年-1895年的战争部部长奥古斯特·梅西耶将军在作证时说，他仍然相信德雷弗斯是有罪的，尽管有皮尔卡的调查、亨利承认作伪证和自杀、埃什泰哈奇的逃跑。只要有一点疑点，梅西耶说，他就会承认有错。这一次，德雷弗斯突然发怒了。
“这正是你应该做的！”德雷弗斯喊道，他站起来，手指着梅西耶。
大多数时间里，德雷弗斯都安静地坐着，显然他是超然的。他拒绝接受法官的同情。有一次，一个前监禁地的官员描述了德雷弗斯在恶魔岛上被使用了双重枷锁。德雷弗斯插话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说他们对一个无辜的人使用了什么样残忍的手段，而是为了维护我的名誉。”
被告人对皮尔卡的证词最为留心，他最终由于挑战了第一次的判决而被开除。“德雷弗斯显然听进了证人的每一个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并且一个个地观察着法官的脸，就像要读懂他们的心思。”皮尔卡的发言是有力的，也是目空一切的，他不可置疑地指出被告人受到了错误的指控。
德雷弗斯的反对者对于所有这些却无动于衷，他们继续对被告人和他的支持者进行抨击。对莫里斯·巴雷斯来说，德雷弗斯的支持者们都是腐败分子。德芒热是德雷弗斯的律师，“就像服务生领班给客人上比目鱼一样肃穆。”巴雷斯这样认为。他写道，德雷弗斯犯下的不是间谍罪，（到现在，即使是再顽固的人也知道，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还做了什么，德雷弗斯肯定没有将偷来的秘密卖给德国人。）但是他使“整个军队和国家弄得一团糟”。换句话说，德雷弗斯有罪还是无罪都没有关系了。
9月7日、8日和9日，律师总结了他们的观点。检查官卡里埃建议法官不用担心证据的问题，相信德雷弗斯有罪就够了。“你内心深处是否信服？”他问道。德雷弗斯只是简短地低声地以他漏气的声音说，他是无罪的。
最后的商议是从9月9日下午3：15开始的。到了4：45，法官们回来宣布认定：“以法国人民的名义，以5：2的多数，是的，被告人有罪。”茹奥说。“而经多数通过认为他有减轻的情节。”
事件的结局
于是，德雷弗斯最终获得了自由。但是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仍然在要求推翻有罪认定。1906年，当上诉法院再次审理此案的时候，反犹太主义势力已经消退了，而且人们对于“事件”的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公诉人要求法院撤消雷恩法庭的有罪认定，并且宣布德雷弗斯是无辜的。在短时间的商议以后，法庭同意了。德雷弗斯完全恢复了名誉，与1906年7月重返军队。他于一年后退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又重新入伍，在舍曼德达姆和凡尔登作战，并一直积极地服役直到停战。
德雷弗斯终生不肯接受人们对他的案子赋予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就像20世纪美国政治科学家汉娜·阿伦特看到的一样，这个案子中体现的严重的反犹太主义，对群众意志的操纵，对国家权利的提升，都使得这个针对德雷弗斯的阴谋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前奏。对于德雷弗斯来说，军队只是冤枉了好人。他在给一个支持者的信中写道：“作为公正象征的德雷弗斯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你们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个德雷弗斯。而我只是一个被悲剧性的错误改变了生活轨迹的炮兵军官。”
德雷弗斯于1935年7月2日死于巴黎。
——迈克尔·戈利
被告人：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 被指控罪行：判国罪 主要辩护律师：迈特尔·埃德加·德芒热、费尔南·拉博里 主要检查官：安德烈·布里希、马若尔·卡里埃 法官：E.莫雷尔、A.茹奥 地点：法国，巴黎和雷恩 审判日期：1894年12月19日-22日；1899年8月7日-9月9日 认定：有罪 判决：驱逐到法属圭亚那的恶魔岛刑事监禁地 最终结果：有罪认定被废除；德雷弗斯被宣布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