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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埃米尔·左拉审判：1898年
——意义
左拉著名的批判作品《我控诉》导致了本案中对他的指控，正是这部作品使一个无名冤案变成了著名的诉讼。它激励了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 的支持者们，使很多人转而支持德雷弗斯。
埃米尔·左拉本来对军事没有任何兴趣，和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也没有任何关系。此人是前法国军官，被认定为向德国出卖了法国的军事秘密。尽管如此，这个案件却触动了左拉的良心。1897年秋天，这位在刻画法国生活和态度方面最成功的作家从中立的小说创作转向了最具煽动性的政治新闻。结果是左拉将德雷弗斯案件从“一个事情”转变为了“那个事件”，正是这个长达十年来的案件为世纪之交的法国确定了基调。
德雷弗斯是出生于阿尔萨斯的犹太人，与1894年被指控将炮兵机密消息提供了德国人。可以确定的是，判国的证据确实存在——一份备忘录，列着一个文件清单，这些文件被认为交给了在巴黎的德国大使馆。而调查人员并没有证据证实德雷弗斯和这件事有关。但是，却必须有人为此事负责。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有机会接触这些文件。而且他和他在总参谋部的同事们相处的不是很好：一个孤僻的人，没有什么朋友，一个外人。使用伪造的文件和笔记专家似是而非的结论，军事法院于1894年12月认定德雷弗斯有罪，而且将他驱逐到法属圭亚那恶魔岛的监禁地。
小说家开口了
接近1897年底的时候，左拉开始准备一系列关于这个案件的文章，他代表德雷弗斯来唤起公众的关注。他的结论是，是反犹太主义而不是证据认定了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有罪，而且法国军队和他们的政治联盟阴谋毁掉这个无辜的人。
“法国必须恢复她的理性，回复到正义和自尊，让军事法庭上再没有对正义的嘲讽，停止他们的秘密审判，停止扣留秘密文件，”1898年1月，左拉在他的《致法兰西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有能力改变历史的真实，那是多么的愚蠢啊。历史终将是会发生的，该承担责任的人是逃脱不掉的，不管他们的职位是多么的卑微。”
在左拉的《致法兰西的一封信》发表后几天，在另外一个秘密审判中，宣布少校查尔斯·埃什泰哈奇无罪释放，而根据调查人员公正的调查，这个人正是那份被用来定罪的备忘录真正的作者。
1月13日，左拉作出了回应，采用的方式是他最杰出的作品《我控诉！》。
由于已经预料到埃什泰哈奇的无罪释放，左拉在得知法庭的认定之前就已经着手准备他这篇冗长的文章了。他将文章交给了法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法国政治家乔治斯·科列孟梭为这篇文章取了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广为世人所知。《我控诉！》这篇文章占据了新闻报纸《震旦报特刊》的整个第一版。。左拉指挥军队高官们参与了阴谋陷害一个无辜的人，以次来掩盖犯罪行为。在几个小时以内，20多万法国人阅读了左拉这一有力的指控：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他成了本世纪最不公正的案件的帮凶……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里拥有确定的证据证明德雷弗斯的无辜，这些证据却被他压制住了……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和贡斯将军，他们犯有同样的罪行……
最后，我控诉（德雷弗斯的）军事审判，它违反了法律，他用秘密的文件来定罪，我控诉
（埃什泰哈齐的）军事审判，他为了隐瞒军队的不合法并放纵了真正的罪犯。
为了挑战军队这一传统的法国国家的支柱力量，左拉冒着相当大的危险。在接近晚年的时候（他在1898年是58岁），他成了法国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尤其是20部小说的合集，名为《胡瓦-马卡家族》。出版于1871年和1893年，给他带来了财富和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而他的这一举动则失去了读者中很大的一部分反对德雷弗斯的中产阶级。黄色小报会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他的书的销售量也会受到影响。他再也别指望能够进入法国学会。一个朋友写道：“你的将来还有什么指望！而现在你所承受的痛苦和耻辱又是多么的大呀。”
大声疾呼
反响是迅速而强烈的。《我控诉！》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反犹太主义的游行，而民族主义者迅速地参与了攻击。人们又想起左拉的父亲有意大利血统，而这中间有着恶毒的含义。“这个左拉先生到底是谁？他不是法国人。埃米尔·左拉的想法就应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威尼斯人的想法”。一个反对德雷弗斯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这样写道。
而另一方面，德雷弗斯的支持者们则额手称庆。“正义的一派已经诞生了，”德雷弗斯的支持者领袖约瑟夫·雷纳西宣称。“德雷弗斯主义又获得了新生力量，”左翼政治家莱昂·布鲁姆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感觉到信心正在我们中间增长。”
在《我控诉！》发表后一个星期，塞纳地区法院就传唤左拉，指控他有诽谤行为。指控只涉及文章中的15行内容——就是那些对埃什泰哈齐的军事审判有意地放纵了有罪的人的指控。左拉当然没有办法证明，军队内部曾经有命令开脱埃什泰哈齐。这一指控是如此的狭窄，这样一来在对左拉的审判中只需德雷弗斯的证词。
左拉对《时光报》说，他打算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无罪，还要澄清他将自己牵扯进这一事件的动机。他确信，德雷弗斯审判中的司法错误和后来的有意拒绝更正错误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法国人的自由。
“但是还有比违反法律更重要的东西”，左拉继续说。“还有我们确信德雷弗斯是无辜的。就我来说，他的清白就如同天空中的太阳一样清晰可见。”
审判
1898年2月7日，法庭开庭审理，地点是西堤岛的审判厅。法庭内挤满了人，有些旁听者不得不盘着腿坐在地上。煤气灯将整个法庭染成了淡淡的黄色，房间里逐渐变得闷热。首席法官德勒戈尔格一开始就宣布说他将不听取“已经判决过的”讨论——即德雷弗斯案中涉及的证据。
战争部部长阿尔伯特·比约将军抱怨说左拉的指控很明显是错误的。“
军队里的官兵们都无法忍受这样的行为，”他说。“议会、国家和军队已经让这件事变得不容任何攻击。”以这种逻辑，左拉几乎没有机会被宣布无罪了。
每一次德勒戈尔格法官拒绝左拉请求让德雷弗斯案中的证人作证，这种机会就变得更小。法官也拒绝让德雷弗斯夫人作证。法官的举动自始至终都偏向控诉一方。并且，违反常规的是，他还在交叉询问以前一次次地打断左拉的作证。
“我要求至少可以给我与小偷和谋杀犯同等的待遇。”左拉最后这样抗议说。
他的律师费尔南·拉博里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
拉博里大多数的证人，包括几位对德雷弗斯审判阴谋非常了解的军官，都拒绝作证。其中一个参谋长拉乌尔·布瓦戴弗尔，腼腆地对陪审团说军队确实用保密证据证实了德雷弗斯有罪，而他不能公开这些文件，以免引起和外国——德国之间的外交危机。
陆军上校乔治斯·皮卡尔确实很合作。他的调查证实了埃什泰哈齐是那份备忘录的作者。在德勒戈尔格允许他讲话的范围内，皮卡尔确认了德雷弗斯的无辜和埃什泰哈齐的有罪。
埃什泰哈齐拒绝回答拉博里的任何问题。律师坚持请法官要求埃什泰哈齐作出反应。“好了，”德勒戈尔格说。
“为什么一个人在法庭上不能够谈论什么是正义？”拉博里的助手阿尔伯特·科列孟梭脱口而出。
“有些事情比正义更重要——比如国家的荣誉和安全，”法官回答道。
总结是在2月21日开始的。检查官埃德蒙·冯卡塞尔确认了德雷弗斯有罪，并且对陪审团说埃什泰哈齐的审判是：“正常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合法的。”左拉虚荣、自负，醉心于他自己的文字，他使法国的心在滴血，他这样劝戒人们。
“那个军事审判并不是依据什么上级的的指令作出的，”冯卡塞尔说。“七名军官没有遵从任何指令，他们遵从的是他们的内心。你们一定要谴责那些挑起事端的人。整个法国都在等待你们的裁定。”
左拉为自己辩白：“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政治手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可耻的，”他所指的是造成整个“事件”的所有因素。“我以我独立的意志站在你们面前。我个人已经确定这么一件含混的、邪恶的事件应该拿到你们面前来进行审判。我的行为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个人也不算什么。我愿意牺牲这些，只要你们能够将对这关乎军队的荣誉乃至整个国家的荣誉的事件进行公正的裁判我就满足了。”
陪审团认定
2月23日，陪审团只讨论了35分钟就宣布了有罪的认定。法庭内旁观的人高喊着口号：“军队万岁！打倒犹太人！左拉去死吧！”左拉转向他的妻子，低声说：“这些人简直是野蛮的食人族。”法官对左拉判处了最高刑：入狱一年和3000法郎罚款。
拉博里对法庭的认定提出了抗议，上诉审法官以技术原因拒绝了这个抗议。1898年7月18日，正当有罪认定将要被宣布的时候，左拉溜出了法庭。他登上了那天晚上去往英格兰的火车——自我流放了。
1899年6月3日，一个上诉审法庭宣布1894年对德雷弗斯的军事审判无效。两天以后，逃亡的左拉从伦敦返回了巴黎。尽管另外一次军事审判在重新审理中仍然认定德雷弗斯有罪，法国总统则宣布宽恕了这位长期患病的炮兵军官。1900年12月14日，埃米尔·卢贝特赦了所有牵扯到德雷弗斯案的人。
左拉死于1902年，四年以后法国上诉法院最终明确地宣布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是无辜的。
——迈克尔·戈利
被告人：埃米尔·左拉 被指控罪行：诽谤 主要辩护律师：费尔南·拉博里、阿尔贝·克列孟梭 主要检查官：埃德蒙·冯卡塞尔 法官：M.德勒戈尔格 地点：法国，巴黎 日期：1898年2月7日-23日 认定：有罪 判决：入狱一年；3000法郎罚款（左拉为了逃避监禁而自我放逐；他和其他犯人一起在1900年被特赦）
——意义
左拉著名的批判作品《我控诉》导致了本案中对他的指控，正是这部作品使一个无名冤案变成了著名的诉讼。它激励了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 的支持者们，使很多人转而支持德雷弗斯。
埃米尔·左拉本来对军事没有任何兴趣，和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也没有任何关系。此人是前法国军官，被认定为向德国出卖了法国的军事秘密。尽管如此，这个案件却触动了左拉的良心。1897年秋天，这位在刻画法国生活和态度方面最成功的作家从中立的小说创作转向了最具煽动性的政治新闻。结果是左拉将德雷弗斯案件从“一个事情”转变为了“那个事件”，正是这个长达十年来的案件为世纪之交的法国确定了基调。
德雷弗斯是出生于阿尔萨斯的犹太人，与1894年被指控将炮兵机密消息提供了德国人。可以确定的是，判国的证据确实存在——一份备忘录，列着一个文件清单，这些文件被认为交给了在巴黎的德国大使馆。而调查人员并没有证据证实德雷弗斯和这件事有关。但是，却必须有人为此事负责。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有机会接触这些文件。而且他和他在总参谋部的同事们相处的不是很好：一个孤僻的人，没有什么朋友，一个外人。使用伪造的文件和笔记专家似是而非的结论，军事法院于1894年12月认定德雷弗斯有罪，而且将他驱逐到法属圭亚那恶魔岛的监禁地。
小说家开口了
接近1897年底的时候，左拉开始准备一系列关于这个案件的文章，他代表德雷弗斯来唤起公众的关注。他的结论是，是反犹太主义而不是证据认定了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有罪，而且法国军队和他们的政治联盟阴谋毁掉这个无辜的人。
“法国必须恢复她的理性，回复到正义和自尊，让军事法庭上再没有对正义的嘲讽，停止他们的秘密审判，停止扣留秘密文件，”1898年1月，左拉在他的《致法兰西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有能力改变历史的真实，那是多么的愚蠢啊。历史终将是会发生的，该承担责任的人是逃脱不掉的，不管他们的职位是多么的卑微。”
在左拉的《致法兰西的一封信》发表后几天，在另外一个秘密审判中，宣布少校查尔斯·埃什泰哈奇无罪释放，而根据调查人员公正的调查，这个人正是那份被用来定罪的备忘录真正的作者。
1月13日，左拉作出了回应，采用的方式是他最杰出的作品《我控诉！》。
由于已经预料到埃什泰哈奇的无罪释放，左拉在得知法庭的认定之前就已经着手准备他这篇冗长的文章了。他将文章交给了法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法国政治家乔治斯·科列孟梭为这篇文章取了个名字，而这个名字广为世人所知。《我控诉！》这篇文章占据了新闻报纸《震旦报特刊》的整个第一版。。左拉指挥军队高官们参与了阴谋陷害一个无辜的人，以次来掩盖犯罪行为。在几个小时以内，20多万法国人阅读了左拉这一有力的指控：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他成了本世纪最不公正的案件的帮凶……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里拥有确定的证据证明德雷弗斯的无辜，这些证据却被他压制住了……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和贡斯将军，他们犯有同样的罪行……
最后，我控诉（德雷弗斯的）军事审判，它违反了法律，他用秘密的文件来定罪，我控诉
（埃什泰哈齐的）军事审判，他为了隐瞒军队的不合法并放纵了真正的罪犯。
为了挑战军队这一传统的法国国家的支柱力量，左拉冒着相当大的危险。在接近晚年的时候（他在1898年是58岁），他成了法国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尤其是20部小说的合集，名为《胡瓦-马卡家族》。出版于1871年和1893年，给他带来了财富和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而他的这一举动则失去了读者中很大的一部分反对德雷弗斯的中产阶级。黄色小报会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他的书的销售量也会受到影响。他再也别指望能够进入法国学会。一个朋友写道：“你的将来还有什么指望！而现在你所承受的痛苦和耻辱又是多么的大呀。”
大声疾呼
反响是迅速而强烈的。《我控诉！》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反犹太主义的游行，而民族主义者迅速地参与了攻击。人们又想起左拉的父亲有意大利血统，而这中间有着恶毒的含义。“这个左拉先生到底是谁？他不是法国人。埃米尔·左拉的想法就应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威尼斯人的想法”。一个反对德雷弗斯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这样写道。
而另一方面，德雷弗斯的支持者们则额手称庆。“正义的一派已经诞生了，”德雷弗斯的支持者领袖约瑟夫·雷纳西宣称。“德雷弗斯主义又获得了新生力量，”左翼政治家莱昂·布鲁姆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感觉到信心正在我们中间增长。”
在《我控诉！》发表后一个星期，塞纳地区法院就传唤左拉，指控他有诽谤行为。指控只涉及文章中的15行内容——就是那些对埃什泰哈齐的军事审判有意地放纵了有罪的人的指控。左拉当然没有办法证明，军队内部曾经有命令开脱埃什泰哈齐。这一指控是如此的狭窄，这样一来在对左拉的审判中只需德雷弗斯的证词。
左拉对《时光报》说，他打算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无罪，还要澄清他将自己牵扯进这一事件的动机。他确信，德雷弗斯审判中的司法错误和后来的有意拒绝更正错误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法国人的自由。
“但是还有比违反法律更重要的东西”，左拉继续说。“还有我们确信德雷弗斯是无辜的。就我来说，他的清白就如同天空中的太阳一样清晰可见。”
审判
1898年2月7日，法庭开庭审理，地点是西堤岛的审判厅。法庭内挤满了人，有些旁听者不得不盘着腿坐在地上。煤气灯将整个法庭染成了淡淡的黄色，房间里逐渐变得闷热。首席法官德勒戈尔格一开始就宣布说他将不听取“已经判决过的”讨论——即德雷弗斯案中涉及的证据。
战争部部长阿尔伯特·比约将军抱怨说左拉的指控很明显是错误的。“
军队里的官兵们都无法忍受这样的行为，”他说。“议会、国家和军队已经让这件事变得不容任何攻击。”以这种逻辑，左拉几乎没有机会被宣布无罪了。
每一次德勒戈尔格法官拒绝左拉请求让德雷弗斯案中的证人作证，这种机会就变得更小。法官也拒绝让德雷弗斯夫人作证。法官的举动自始至终都偏向控诉一方。并且，违反常规的是，他还在交叉询问以前一次次地打断左拉的作证。
“我要求至少可以给我与小偷和谋杀犯同等的待遇。”左拉最后这样抗议说。
他的律师费尔南·拉博里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
拉博里大多数的证人，包括几位对德雷弗斯审判阴谋非常了解的军官，都拒绝作证。其中一个参谋长拉乌尔·布瓦戴弗尔，腼腆地对陪审团说军队确实用保密证据证实了德雷弗斯有罪，而他不能公开这些文件，以免引起和外国——德国之间的外交危机。
陆军上校乔治斯·皮卡尔确实很合作。他的调查证实了埃什泰哈齐是那份备忘录的作者。在德勒戈尔格允许他讲话的范围内，皮卡尔确认了德雷弗斯的无辜和埃什泰哈齐的有罪。
埃什泰哈齐拒绝回答拉博里的任何问题。律师坚持请法官要求埃什泰哈齐作出反应。“好了，”德勒戈尔格说。
“为什么一个人在法庭上不能够谈论什么是正义？”拉博里的助手阿尔伯特·科列孟梭脱口而出。
“有些事情比正义更重要——比如国家的荣誉和安全，”法官回答道。
总结是在2月21日开始的。检查官埃德蒙·冯卡塞尔确认了德雷弗斯有罪，并且对陪审团说埃什泰哈齐的审判是：“正常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合法的。”左拉虚荣、自负，醉心于他自己的文字，他使法国的心在滴血，他这样劝戒人们。
“那个军事审判并不是依据什么上级的的指令作出的，”冯卡塞尔说。“七名军官没有遵从任何指令，他们遵从的是他们的内心。你们一定要谴责那些挑起事端的人。整个法国都在等待你们的裁定。”
左拉为自己辩白：“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政治手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可耻的，”他所指的是造成整个“事件”的所有因素。“我以我独立的意志站在你们面前。我个人已经确定这么一件含混的、邪恶的事件应该拿到你们面前来进行审判。我的行为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个人也不算什么。我愿意牺牲这些，只要你们能够将对这关乎军队的荣誉乃至整个国家的荣誉的事件进行公正的裁判我就满足了。”
陪审团认定
2月23日，陪审团只讨论了35分钟就宣布了有罪的认定。法庭内旁观的人高喊着口号：“军队万岁！打倒犹太人！左拉去死吧！”左拉转向他的妻子，低声说：“这些人简直是野蛮的食人族。”法官对左拉判处了最高刑：入狱一年和3000法郎罚款。
拉博里对法庭的认定提出了抗议，上诉审法官以技术原因拒绝了这个抗议。1898年7月18日，正当有罪认定将要被宣布的时候，左拉溜出了法庭。他登上了那天晚上去往英格兰的火车——自我流放了。
1899年6月3日，一个上诉审法庭宣布1894年对德雷弗斯的军事审判无效。两天以后，逃亡的左拉从伦敦返回了巴黎。尽管另外一次军事审判在重新审理中仍然认定德雷弗斯有罪，法国总统则宣布宽恕了这位长期患病的炮兵军官。1900年12月14日，埃米尔·卢贝特赦了所有牵扯到德雷弗斯案的人。
左拉死于1902年，四年以后法国上诉法院最终明确地宣布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是无辜的。
——迈克尔·戈利
被告人：埃米尔·左拉 被指控罪行：诽谤 主要辩护律师：费尔南·拉博里、阿尔贝·克列孟梭 主要检查官：埃德蒙·冯卡塞尔 法官：M.德勒戈尔格 地点：法国，巴黎 日期：1898年2月7日-23日 认定：有罪 判决：入狱一年；3000法郎罚款（左拉为了逃避监禁而自我放逐；他和其他犯人一起在1900年被特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