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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穆罕达斯·甘地遇刺案审判：1948年
——意义
尽管一审和上诉程序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对于松懈的保卫措施和更深层次的阴谋的疑问都没有得到回答。1965年至1969年坎普尔（印度北部城市）的审理揭示了警卫的不称职和官员的放纵的程度，有些甚至是有意的，而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阴谋得以实现。事实上，这是一次“被默许的刺杀事件”。
这是对穆罕达斯·甘地一生的巨大的讽刺。他用毕生的心血来宣传非暴力运动，然而就在他终于争取到了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后的几个月，他就倒在了刺杀者暴力的子弹下。甘地仅有的武器就是道德上的权威和他对于什么是对的坚定的信念，凭着这些，他在50年的时间里试图将印度从一个混杂着宗教、种族、等级和种族之间的不和谐的大熔炉变成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社会。
甘地反对印度教极端主义者
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也与穆斯林地区分开，这一部分就是巴基斯坦。但是独立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暴动、屠杀、报复性谋杀，还有无数难民在新的边境线上穿梭。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1200万人无家可归，20万人死亡。为了缓解过度期的这种混乱局面，甘地于1948年1月13日开始绝食，以次要求印度政府向巴基斯坦政府支付5.5亿卢比，这比钱是被印度政府扣留的。此时，甘地住在新德里他的赞助人和支持者、百万富翁G.D.比拉的家里。三天以后，印度政府同意支付这笔钱，但是甘地决定继续绝食，直到印度教和穆斯林能够和平相处。1948年1月18日，由于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甘地停止了绝食。
然而，1月13日关于甘地绝食的报道却引发了阴谋者的行动。按照纳苏拉姆·戈地斯的说法，甘地的命运早在1947年8月15日就已经注定了，这一天是独立的日子，也是领土被分割的日子，在戈地斯和其他印度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分割领土的解决方式无异于一场灾难。在1947年11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戈地斯认为甘地应该承担责任：“甘地曾经说过，除非他死了，否则别想分割印度。现在，印度已经被分割了，而甘地还活着。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使得印度人在面对他们的敌人时甚至无力反抗。现在，在印度难民吃不上饭的时候，甘地却还在维护穆斯林压迫者的利益。印度妇女为了避免被强奸而跳井自杀，而甘地却告诉他们‘胜利就来自于牺牲。’”
戈地斯是浦那的一份报纸《印度教国家》的编辑，而他的主要同伙人纳拉延·埃普特是执行编辑。两人都是右翼政治派别印度大会党的成员。两人都很崇拜该组织65岁的前负责人维纳亚克·撒瓦卡尔。此人曾经和好几起恐怖事件有关，还是印度大会党的武装机构的创始人。
印度好战者阴谋杀害甘地
1947年11月，戈地斯和埃普特开始寻找武器和更多的人手来积极准备刺杀行动。最早的计划是采取19世纪俄罗斯恐怖活动的策略，即采取分组的方式，前面的人万一失误，后面立刻有人采取下一步行动：他们计划从各个角度攻击，所使用的武器包括手枪和手雷。他们找到了迪贾巴尔·贝奇，一个从事违禁武器交易的商人。他和他的仆人山卡尔·吉斯塔亚协助他们搞到了武器和弹药。加入他们的还有维什努·卡卡尔，一个餐馆老板，以前曾经是一个演员，也是印度大会党的成员。还有玛丹哈尔·帕瓦，是卡卡尔的雇员，也是印度难民，他曾经亲眼看到他的父亲和阿姨被穆斯林杀害。戈地斯的弟弟高帕尔·戈地斯也参加了这个阴谋集团。
到了1948年1月10日，贝奇已经搞到了手雷和炸药，但是还缺少手枪。1月14日，阴谋者们在孟买的印度大会党办公室碰头，开始计划他们的新德里之行。在这次聚会后，纳苏拉姆·戈地斯和埃普特拜访了撒瓦卡尔，此人也是这次行动的“精神领袖”。1月19日，他们全部都来到了新德里。贝奇买了手枪，高帕尔·戈地斯带来了他的旧左轮手枪。1月20日早晨，4个人乘坐出租车来到比拉的房子，他们查看了房子后部甘地举办祈祷会的大帐篷的地形。那天下午的刺杀行动计划中是由贝奇开枪的，结果却是一次大惨败。帕瓦的枪药的爆炸声甚至没能吓着集会的人群。他被捕了，其他四人乘坐出租车逃走；另外两人混在人群里逃走。
帕万在警察手里迅速供出了他同伙的名字。他被捕的消息穿到了孟买大学教授贾格迪什·C.柴恩那里，1月13日，帕瓦曾经向他透露过刺杀的阴谋。柴恩当时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现在他立刻向当局报告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警方在1月30日的第二次刺杀行动之前的10天里并没有费力去寻找其余的同伙。
此时，几个人逃回了孟买，烦躁的贝奇和他的仆人吉斯塔亚拒绝再和他们有任何来往。然而，其余四人却并不死心——戈地斯兄弟、埃普特和卡卡尔——计划采取第二次行动。高帕尔·戈地斯留在后方。纳苏拉姆此时已经决定了由他一人来完成整个行动。但是他还缺少一把手枪，以前的那两把已经证实了都不可靠。1月27日，纳苏拉姆·戈地斯和埃普特飞回新德里，并从那里坐火车来到200英里以外的戈瓦里尔，试图从答塔特拉亚·帕舒尔那里搞到一把枪，此人是一名富裕的医生，也是印度大会党的重要成员。他们从答塔特拉亚的朋友那里买到了一把手枪，并迅速返回了新德里。
1月30日早晨，他们重新和卡卡尔会合，在一个树林里试过了枪之后，乘坐出租马车来到比拉的家。他们混进了等待的人群。当甘地在下午五点到达以后，又一个暗杀者成功地刺杀了一位伟大的领袖。而印度当局则迅速地证明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审理指向了幕后的阴谋
审理开始于1948年5月27日，地点是新德里的莫卧尔要塞红堡。根据政府的指令，这个法庭的法官是特别指定的，他们还被赋予了一项特殊的权利——被告人在犯有阴谋罪的情况下的赦免的权利。退出第二次行动的商人贝奇在6月22日的听证程序之前就被赦免了。他变成了政府的证人，并提供了不利于被告人的指控。
法庭不设陪审团，由阿特曼·查兰法官独任处理。审理延续了几个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149名证人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都得从英语（仍然是印度的通用语言）翻译成印度语、马拉地语、泰卢固语。审理过程对媒体开放，因此这个案件被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广泛报道。闷热的法庭向公众开放，人们可以凭当天的许可证进入。安全保卫措施非常严格，所有人都在入口处接受搜查。
由于有了贝奇的证词，控诉方获得了非常充分的环境证据，其指控的核心主要围绕着纳苏拉姆·戈地斯、埃普尔和撒瓦卡尔。其他人都被认为起到了较小的作用。对证人的询问和对证据的记录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11月6日，而这一过程也揭示了阴谋者的粗心大意和他们的技术很不熟练。到了1月17日，调查结果显示有50人事先知道他们的计划。
尽管纳苏拉姆·戈地斯承认了谋杀的行为，所有被告人都对阴谋者指控作了无罪的辩护。在总结陈词中辩护方坚持，并不存在什么阴谋，20日和30日的两次行动是没有联系的，纯粹是个人的行为。辩护方选择不传唤任何证人，并且否认了控诉方关于“确定无疑的案子就不需要再否认”的说法。具体来说埃普特和卡卡尔否认在1月30日返回新德里；吉斯塔亚承认，作为一个仆人，他遵从了他主人的命令。高帕尔·戈地斯否认了全部的指控，甚至否认他曾经在1月18日-20日到过新德里。帕舒尔坚持说埃普特和纳苏拉姆·戈地斯找他也只是为了一次和平示威，他也并没有帮他们搞到手枪。帕瓦说他制造的爆炸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以避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他的行为也只是为了表达对于难民的不公正待遇的愤恨。
另外两名被告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撒瓦卡尔曾经在伦敦学习法律，他对于法庭上的程序非常了解，而且能够用他逻辑严密的、符合法律的分析来打动法官。尽管撒瓦卡尔似乎是成功地否认了他自己的责任，他还表达了对甘地的敬仰，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至少应该为刺杀事件负道德上的责任。他曾经鼓动年轻而由好战的印度人用尽一切手段来反对甘地和国大党。
纳苏拉姆·戈地斯则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他否认有杀害甘地的阴谋，并承认杀害甘地的责任应该由他一人来承担。11月8日，他也获得允许发表了长篇的讲话。他准备了长达96页的英文讲稿，他解释道：“在此我宣布，通过结束甘地的生命，我除去了印度人民的祸根，他给我们带来的除了痛苦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只是对印度人……对穆斯林人也是如此。”他还引用印度神话预言说：“我还要警告我的同胞，警惕甘地主义的流毒。他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由穆斯林来统治，还将意味着印度种族的灭亡。也有悲观者说印度种族在经历了很多年之后就注定了要灭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和最终的认定都让人大失所望。在宣布判决后，法官补充说：“假使警方对于1月20日的爆炸案能够再尽职一点的话，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
结局
在上诉法院，辩护人仍然企图打破两次袭击之间的联系。尽管帕舒尔和吉斯塔亚被认定无罪，但是他们认定有充分的证据来维持对其他人的判决。纳苏拉姆·戈地斯和埃普特于1949年11月15日被处以绞刑。但是整个传奇性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服刑15年之后，高帕尔·戈地斯、卡卡尔和帕瓦于1964年10月12日被释放。11月12日，有人举办了招待会来庆祝他们重获自由，并将纳苏拉姆·戈地斯作为英雄来纪念。就在这时，一份印度报纸的编辑承认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的存在。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引发了议会的讨论。结果是1965年3月25日，一个专门调查这个案件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
截至1969年1月24日，这个委员会系统地询问了101名证人，检查了407份文件。其结论是明确的：很多人事先就知道阴谋的存在，警方在1月20日袭击后对案件的调查存在着疏忽，对甘地的保护也非常薄弱，各方的官员都没能对事态的发展采取紧急措施。
然而，刺杀案件还有一个讽刺性的情节。很多人开始将甘地视为一个不重要的、甚至是麻烦的人。他本可以死于疾病或是年迈。戈地斯的子弹使他成了殉教者——《印度时报》称之为“耶稣之后的第二次殉难”——并使他成了历史上伟大的领袖之一。
——伊娃·韦伯
被告人：纳苏拉姆·戈地斯、纳拉延·埃普特、维什努·卡卡尔、玛丹、哈尔·帕瓦、山卡尔·吉斯塔亚、高帕尔·戈地斯、维纳亚克·撒瓦卡尔、答塔特拉亚·帕舒尔 被指控罪行：刺杀穆罕达斯·甘地；企图谋杀穆罕达斯·甘地（帕瓦），谋杀甘地（戈地斯），帮助和支持这些行为非法持有武器和弹药（除撒瓦卡尔和帕舒尔以外的所有人），协助运送武器和弹药（帕舒尔），非法持有爆炸物（帕瓦） 主要辩护律师：L.P.霍普塔卡尔·和B.巴纳吉、K.L.霍普塔卡尔、N.D.丹戈、P.L.伊纳姆达尔、P.R.达斯、汉斯莱·默塔、P.H.蒙阿尔、V.V.奥克、甘帕特·莱 主要检查官：C.K.达夫塔利，孟买地区首席检查官；雷巴哈杜尔·瓦拉普拉萨德；J.C.沙；斯里·维亚哈尔卡 法官：阿特曼·查兰 地点：印度，新德里 审判日期：1948年5月27日-12月30日 认定：7人有罪；撒瓦卡尔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判决：N.戈地斯和埃普特被判处绞刑，并分别被判处3年、5年和7年有期徒刑；卡卡尔、吉斯塔亚和G.戈地斯终生流放，并处3年、5年和7年有期徒刑；帕舒尔终生流放。帕舒尔和吉斯塔亚上诉后被宣判无罪。
——意义
尽管一审和上诉程序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对于松懈的保卫措施和更深层次的阴谋的疑问都没有得到回答。1965年至1969年坎普尔（印度北部城市）的审理揭示了警卫的不称职和官员的放纵的程度，有些甚至是有意的，而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阴谋得以实现。事实上，这是一次“被默许的刺杀事件”。
这是对穆罕达斯·甘地一生的巨大的讽刺。他用毕生的心血来宣传非暴力运动，然而就在他终于争取到了印度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后的几个月，他就倒在了刺杀者暴力的子弹下。甘地仅有的武器就是道德上的权威和他对于什么是对的坚定的信念，凭着这些，他在50年的时间里试图将印度从一个混杂着宗教、种族、等级和种族之间的不和谐的大熔炉变成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社会。
甘地反对印度教极端主义者
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了独立，与此同时也与穆斯林地区分开，这一部分就是巴基斯坦。但是独立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暴动、屠杀、报复性谋杀，还有无数难民在新的边境线上穿梭。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有1200万人无家可归，20万人死亡。为了缓解过度期的这种混乱局面，甘地于1948年1月13日开始绝食，以次要求印度政府向巴基斯坦政府支付5.5亿卢比，这比钱是被印度政府扣留的。此时，甘地住在新德里他的赞助人和支持者、百万富翁G.D.比拉的家里。三天以后，印度政府同意支付这笔钱，但是甘地决定继续绝食，直到印度教和穆斯林能够和平相处。1948年1月18日，由于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甘地停止了绝食。
然而，1月13日关于甘地绝食的报道却引发了阴谋者的行动。按照纳苏拉姆·戈地斯的说法，甘地的命运早在1947年8月15日就已经注定了，这一天是独立的日子，也是领土被分割的日子，在戈地斯和其他印度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分割领土的解决方式无异于一场灾难。在1947年11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戈地斯认为甘地应该承担责任：“甘地曾经说过，除非他死了，否则别想分割印度。现在，印度已经被分割了，而甘地还活着。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使得印度人在面对他们的敌人时甚至无力反抗。现在，在印度难民吃不上饭的时候，甘地却还在维护穆斯林压迫者的利益。印度妇女为了避免被强奸而跳井自杀，而甘地却告诉他们‘胜利就来自于牺牲。’”
戈地斯是浦那的一份报纸《印度教国家》的编辑，而他的主要同伙人纳拉延·埃普特是执行编辑。两人都是右翼政治派别印度大会党的成员。两人都很崇拜该组织65岁的前负责人维纳亚克·撒瓦卡尔。此人曾经和好几起恐怖事件有关，还是印度大会党的武装机构的创始人。
印度好战者阴谋杀害甘地
1947年11月，戈地斯和埃普特开始寻找武器和更多的人手来积极准备刺杀行动。最早的计划是采取19世纪俄罗斯恐怖活动的策略，即采取分组的方式，前面的人万一失误，后面立刻有人采取下一步行动：他们计划从各个角度攻击，所使用的武器包括手枪和手雷。他们找到了迪贾巴尔·贝奇，一个从事违禁武器交易的商人。他和他的仆人山卡尔·吉斯塔亚协助他们搞到了武器和弹药。加入他们的还有维什努·卡卡尔，一个餐馆老板，以前曾经是一个演员，也是印度大会党的成员。还有玛丹哈尔·帕瓦，是卡卡尔的雇员，也是印度难民，他曾经亲眼看到他的父亲和阿姨被穆斯林杀害。戈地斯的弟弟高帕尔·戈地斯也参加了这个阴谋集团。
到了1948年1月10日，贝奇已经搞到了手雷和炸药，但是还缺少手枪。1月14日，阴谋者们在孟买的印度大会党办公室碰头，开始计划他们的新德里之行。在这次聚会后，纳苏拉姆·戈地斯和埃普特拜访了撒瓦卡尔，此人也是这次行动的“精神领袖”。1月19日，他们全部都来到了新德里。贝奇买了手枪，高帕尔·戈地斯带来了他的旧左轮手枪。1月20日早晨，4个人乘坐出租车来到比拉的房子，他们查看了房子后部甘地举办祈祷会的大帐篷的地形。那天下午的刺杀行动计划中是由贝奇开枪的，结果却是一次大惨败。帕瓦的枪药的爆炸声甚至没能吓着集会的人群。他被捕了，其他四人乘坐出租车逃走；另外两人混在人群里逃走。
帕万在警察手里迅速供出了他同伙的名字。他被捕的消息穿到了孟买大学教授贾格迪什·C.柴恩那里，1月13日，帕瓦曾经向他透露过刺杀的阴谋。柴恩当时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现在他立刻向当局报告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警方在1月30日的第二次刺杀行动之前的10天里并没有费力去寻找其余的同伙。
此时，几个人逃回了孟买，烦躁的贝奇和他的仆人吉斯塔亚拒绝再和他们有任何来往。然而，其余四人却并不死心——戈地斯兄弟、埃普特和卡卡尔——计划采取第二次行动。高帕尔·戈地斯留在后方。纳苏拉姆此时已经决定了由他一人来完成整个行动。但是他还缺少一把手枪，以前的那两把已经证实了都不可靠。1月27日，纳苏拉姆·戈地斯和埃普特飞回新德里，并从那里坐火车来到200英里以外的戈瓦里尔，试图从答塔特拉亚·帕舒尔那里搞到一把枪，此人是一名富裕的医生，也是印度大会党的重要成员。他们从答塔特拉亚的朋友那里买到了一把手枪，并迅速返回了新德里。
1月30日早晨，他们重新和卡卡尔会合，在一个树林里试过了枪之后，乘坐出租马车来到比拉的家。他们混进了等待的人群。当甘地在下午五点到达以后，又一个暗杀者成功地刺杀了一位伟大的领袖。而印度当局则迅速地证明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审理指向了幕后的阴谋
审理开始于1948年5月27日，地点是新德里的莫卧尔要塞红堡。根据政府的指令，这个法庭的法官是特别指定的，他们还被赋予了一项特殊的权利——被告人在犯有阴谋罪的情况下的赦免的权利。退出第二次行动的商人贝奇在6月22日的听证程序之前就被赦免了。他变成了政府的证人，并提供了不利于被告人的指控。
法庭不设陪审团，由阿特曼·查兰法官独任处理。审理延续了几个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149名证人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都得从英语（仍然是印度的通用语言）翻译成印度语、马拉地语、泰卢固语。审理过程对媒体开放，因此这个案件被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广泛报道。闷热的法庭向公众开放，人们可以凭当天的许可证进入。安全保卫措施非常严格，所有人都在入口处接受搜查。
由于有了贝奇的证词，控诉方获得了非常充分的环境证据，其指控的核心主要围绕着纳苏拉姆·戈地斯、埃普尔和撒瓦卡尔。其他人都被认为起到了较小的作用。对证人的询问和对证据的记录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11月6日，而这一过程也揭示了阴谋者的粗心大意和他们的技术很不熟练。到了1月17日，调查结果显示有50人事先知道他们的计划。
尽管纳苏拉姆·戈地斯承认了谋杀的行为，所有被告人都对阴谋者指控作了无罪的辩护。在总结陈词中辩护方坚持，并不存在什么阴谋，20日和30日的两次行动是没有联系的，纯粹是个人的行为。辩护方选择不传唤任何证人，并且否认了控诉方关于“确定无疑的案子就不需要再否认”的说法。具体来说埃普特和卡卡尔否认在1月30日返回新德里；吉斯塔亚承认，作为一个仆人，他遵从了他主人的命令。高帕尔·戈地斯否认了全部的指控，甚至否认他曾经在1月18日-20日到过新德里。帕舒尔坚持说埃普特和纳苏拉姆·戈地斯找他也只是为了一次和平示威，他也并没有帮他们搞到手枪。帕瓦说他制造的爆炸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以避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他的行为也只是为了表达对于难民的不公正待遇的愤恨。
另外两名被告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撒瓦卡尔曾经在伦敦学习法律，他对于法庭上的程序非常了解，而且能够用他逻辑严密的、符合法律的分析来打动法官。尽管撒瓦卡尔似乎是成功地否认了他自己的责任，他还表达了对甘地的敬仰，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至少应该为刺杀事件负道德上的责任。他曾经鼓动年轻而由好战的印度人用尽一切手段来反对甘地和国大党。
纳苏拉姆·戈地斯则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他否认有杀害甘地的阴谋，并承认杀害甘地的责任应该由他一人来承担。11月8日，他也获得允许发表了长篇的讲话。他准备了长达96页的英文讲稿，他解释道：“在此我宣布，通过结束甘地的生命，我除去了印度人民的祸根，他给我们带来的除了痛苦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只是对印度人……对穆斯林人也是如此。”他还引用印度神话预言说：“我还要警告我的同胞，警惕甘地主义的流毒。他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由穆斯林来统治，还将意味着印度种族的灭亡。也有悲观者说印度种族在经历了很多年之后就注定了要灭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和最终的认定都让人大失所望。在宣布判决后，法官补充说：“假使警方对于1月20日的爆炸案能够再尽职一点的话，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
结局
在上诉法院，辩护人仍然企图打破两次袭击之间的联系。尽管帕舒尔和吉斯塔亚被认定无罪，但是他们认定有充分的证据来维持对其他人的判决。纳苏拉姆·戈地斯和埃普特于1949年11月15日被处以绞刑。但是整个传奇性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服刑15年之后，高帕尔·戈地斯、卡卡尔和帕瓦于1964年10月12日被释放。11月12日，有人举办了招待会来庆祝他们重获自由，并将纳苏拉姆·戈地斯作为英雄来纪念。就在这时，一份印度报纸的编辑承认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的存在。这一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引发了议会的讨论。结果是1965年3月25日，一个专门调查这个案件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
截至1969年1月24日，这个委员会系统地询问了101名证人，检查了407份文件。其结论是明确的：很多人事先就知道阴谋的存在，警方在1月20日袭击后对案件的调查存在着疏忽，对甘地的保护也非常薄弱，各方的官员都没能对事态的发展采取紧急措施。
然而，刺杀案件还有一个讽刺性的情节。很多人开始将甘地视为一个不重要的、甚至是麻烦的人。他本可以死于疾病或是年迈。戈地斯的子弹使他成了殉教者——《印度时报》称之为“耶稣之后的第二次殉难”——并使他成了历史上伟大的领袖之一。
——伊娃·韦伯
被告人：纳苏拉姆·戈地斯、纳拉延·埃普特、维什努·卡卡尔、玛丹、哈尔·帕瓦、山卡尔·吉斯塔亚、高帕尔·戈地斯、维纳亚克·撒瓦卡尔、答塔特拉亚·帕舒尔 被指控罪行：刺杀穆罕达斯·甘地；企图谋杀穆罕达斯·甘地（帕瓦），谋杀甘地（戈地斯），帮助和支持这些行为非法持有武器和弹药（除撒瓦卡尔和帕舒尔以外的所有人），协助运送武器和弹药（帕舒尔），非法持有爆炸物（帕瓦） 主要辩护律师：L.P.霍普塔卡尔·和B.巴纳吉、K.L.霍普塔卡尔、N.D.丹戈、P.L.伊纳姆达尔、P.R.达斯、汉斯莱·默塔、P.H.蒙阿尔、V.V.奥克、甘帕特·莱 主要检查官：C.K.达夫塔利，孟买地区首席检查官；雷巴哈杜尔·瓦拉普拉萨德；J.C.沙；斯里·维亚哈尔卡 法官：阿特曼·查兰 地点：印度，新德里 审判日期：1948年5月27日-12月30日 认定：7人有罪；撒瓦卡尔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 判决：N.戈地斯和埃普特被判处绞刑，并分别被判处3年、5年和7年有期徒刑；卡卡尔、吉斯塔亚和G.戈地斯终生流放，并处3年、5年和7年有期徒刑；帕舒尔终生流放。帕舒尔和吉斯塔亚上诉后被宣判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