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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审判 克劳斯·巴比：1987年
——意义
对前德国党卫军（SS）成员 克劳斯·巴比的审判再一次确认了一项原则，即对于反人类的犯罪来说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时效的限制。
克劳斯·巴比曾经是德国党卫军的一名执刑人员，他曾经对法国抵抗者进行折磨，将里昂的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当他出现的时候，人们吃惊地发现他衰老、相貌平常、脸上表情呆滞，甚至有一点困惑。记者简·克雷默对此评价说，“犯人的身材很难赶得上他们的罪行的规模， 克劳斯·巴比也不例外。”一份法国杂志的记者的意见稍有不同，“ 克劳斯·巴比的样子像是一只衰老了的食腐肉的鸟。”
法庭上的一名询问人员问 克劳斯·巴比纳粹主义对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同志之爱”，他回答道。
里昂的屠夫
1943年至1944年，巴比担任法国里昂党卫军一个分部的小头头。纽伦堡审判中一名法国检察官曾经将他的行为描述为“罪恶的公务行动”。任职期间，巴比逮捕并折磨那些敢于反抗德国占领的法国抵抗者。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抵抗者烈士就是让·穆兰，他于1944年在蒙鲁克监狱死欲巴比之手。巴比还曾经在巴黎附近的伊阻村的一个孤儿院里抓了44名犹太人儿童，并将他们杀死。1944年8月，他还安排将630名犹太人和抵抗者送去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 。
在当地，人们将巴比称为“里昂的屠夫”。尽管是这样，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巴比还是在美国军队情报部门的帮助下成功的逃跑了。美国人显然表扬了他，因为他对于战争中那些杰出的抵抗者非常了解。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人对于他在战争中遣送犹太人的行为或类似的行为有所了解，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人对他的过去有深入的了解。总之，美国人于1951年帮助巴比从意大利的热那亚逃到了南美洲。在1952年和1954年，法国对巴比进行了缺席审判，并判处他死刑。
这名前党卫军成员以德国移民克洛斯·阿尔特曼的身份在玻利维亚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隐藏他的过去，专门寻找纳粹分子的泽格和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于1974年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找到了他。通过谈判，玻利维亚同意向法国引渡巴比。为此，法国付出的代价是5000万美元和3000吨小麦。1983年，他被带到里昂。人们用了四年的时间，准备了2.3万页纸的证据来指控巴比，罪名为战争罪（对抵抗者的行为）和反人类罪（遣送犹太人的行为）。
双重指控带来麻烦
双重指控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到1980年，先前缺席判决的死刑已经过了执行的期限。而前一次审判以后，法国已经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时的司法部长是犹太人罗伯特·巴丹泰，他的父亲就死在奥斯维辛。而他本人也曾于1943年被克劳斯·巴比送去那里。从纽伦堡审判中发展出来的反人类罪已经于1960年被写入法国的法律，这也使得能够对巴比对抵抗者的罪行的指控。
问题出在对于巴比行为的理解。如果敌人已经被俘虏，那么对他们的折磨或杀害都构成战争犯罪。如果作为国家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平民——本案中指犹太人——进行逮捕、遣送和谋杀就构成反人类罪。有批评者认为，一个人因为他的行为而死和因为他碰巧是一种人而死是不同的。
受害者控诉巴比的罪行
这次审判成了一次媒体的聚会，部分也是因为巴比的律师雅克·韦尔热斯。韦尔热斯看着检察官面前厚厚的卷宗说，“他们接下来要说他偷走了埃菲尔铁塔”。韦尔热斯的父亲是一名法国殖民官员，由于与一个越南女子结婚而被赶出了部队。韦尔热斯痛恨殖民主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积极地为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成员辩护，并由此出了名。韦尔热斯辩护说，法国没有权利对巴比进行审判，因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其他殖民地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说得更远一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检察官皮埃尔·特吕什将韦尔热斯关于“在那个邪恶的世界里，很多人比巴比的行为更严重”的辩护理由称为“偏题辩论”。
媒体批评者认为那些报道审判的记者们——大约400人，对于韦尔热斯的辩护策略的关注超过了对于证人们关于如何逃脱巴比的摧残和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证词的关注。也可能是记者们感到厌倦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巴比有罪，尽管他对所有的指控全盘否定：
“我从来没有在伊阻抓过人”，他说。（是他的下属们干的。）“我从来都没有权利来决定遣送什么人。”（尽管他确实那么干了。）“我确实和那些抵抗者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作战了，而且很激烈。但那是战争，而战争已经结束了。”
审理于1987年5月的时候在里昂的司法大楼正式开始了。73岁的巴比丝毫没有悔改的表现，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将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仍然坚持使用他在拉巴斯使用的化名阿尔特曼。主审法官安德烈·塞迪尼对他说，“我能理解，巴比这个名字一定很难承受。”5月13日，巴比宣布他不会再参加审理的程序了，理由是他是被非法引渡的。此后，他仅参加了三次庭审，其中两次是为了让受害人对他进行指认，还有一次是进行最后的总结、认定和宣判。他的缺席当然剥夺了受害人直接面对他的机会。
塞迪尼对一个女人就其被捕的经历进行询问。
“区别就在于你看到一场事故和你本身就是事故的受害者是完全不同的”，她回答到。
一个男人在法庭上看到被要求出庭的巴比，他喊道：
“看看他吧。他对我说‘你会被杀死’时和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
6月3日，艾丽斯·凡斯蒂伯格讲述了巴比摧残她并给她留下终生残疾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然后还讲到了几个星期以后发生的事：1944年8月11日，331名犹太人和298名非犹太人被送去了德国——非犹太人去其他的集中营，犹太人去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
那天早上我离开家时兴高采烈的，那时我的身体是完整的；后来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心情了；我再也不能行走了。像我们这样的抵抗者很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我们接受任何的摧残。但是，我在监狱里也看到了其他的人。我看到一个犹太人妇女和她的孩子，她看起来像是生活很富足的样的，很漂亮，头上还戴着发夹。后来，有一天，巴比进来把这个女人带走了，只留下她的孩子。这不是战争，这是不可言说的罪恶。
火车，躲避着炸弹，绕开被破坏的铁路和被炸毁的桥梁，经过11天像噩梦一样的艰难旅程来到了奥斯维辛。23人死在路上。1944年9月7日，活着的308名犹太人中有128人被毒气毒死。其他人则被送到劳动营，很多人经历的是长期的非人的折磨，直到他们死去。1987年7月3日，下午5：38，由9名女性和3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开始进行商议。按照法国的法律，三名法官也参加审议过程，并参与投票。7月4日午夜，他们做出了认定：有罪。塞迪尼宣布了判决，判处巴比终生监禁。
法国人似乎对整个审判过程有些失望，可能同时也感觉到了欣慰：法国抵抗者那不屈的英雄主义神话没有受到损害。尽管韦尔热斯此前曾经主张说所谓的抵抗者其实包含了很多判国者，让·穆兰并不是死于监狱里的折磨，而是在得知他的同志已经向党卫军出卖了他以后自杀的，但是他没能提供任何证据。
在巴比审判以前，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维希政府在摧毁犹太人的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很多法国人都希望这次审判能够澄清某些历史记录，给人们一个宣泄的理由。那些感到失望的人倾向归罪于媒体，他们认为是媒体将事情简单化了。《纽约客》的记者简·克雷默用另外一种方式总结了整个审判：
“法国人期待在里昂有公正，但他们只是得到了审判。”
——迈克尔·戈利
被告人：克劳斯·巴比 被指控罪行：战争罪、反人类罪 主要辩护律师：雅克·维尔热斯 主要检察官：皮埃尔·特吕什 法官：安德烈·塞迪尼 地点：法国里昂 审判日期：1987年5月11日-7月4日 认定：有罪 判决：终生监禁
——意义
对前德国党卫军（SS）成员 克劳斯·巴比的审判再一次确认了一项原则，即对于反人类的犯罪来说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时效的限制。
克劳斯·巴比曾经是德国党卫军的一名执刑人员，他曾经对法国抵抗者进行折磨，将里昂的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当他出现的时候，人们吃惊地发现他衰老、相貌平常、脸上表情呆滞，甚至有一点困惑。记者简·克雷默对此评价说，“犯人的身材很难赶得上他们的罪行的规模， 克劳斯·巴比也不例外。”一份法国杂志的记者的意见稍有不同，“ 克劳斯·巴比的样子像是一只衰老了的食腐肉的鸟。”
法庭上的一名询问人员问 克劳斯·巴比纳粹主义对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同志之爱”，他回答道。
里昂的屠夫
1943年至1944年，巴比担任法国里昂党卫军一个分部的小头头。纽伦堡审判中一名法国检察官曾经将他的行为描述为“罪恶的公务行动”。任职期间，巴比逮捕并折磨那些敢于反抗德国占领的法国抵抗者。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抵抗者烈士就是让·穆兰，他于1944年在蒙鲁克监狱死欲巴比之手。巴比还曾经在巴黎附近的伊阻村的一个孤儿院里抓了44名犹太人儿童，并将他们杀死。1944年8月，他还安排将630名犹太人和抵抗者送去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 。
在当地，人们将巴比称为“里昂的屠夫”。尽管是这样，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巴比还是在美国军队情报部门的帮助下成功的逃跑了。美国人显然表扬了他，因为他对于战争中那些杰出的抵抗者非常了解。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人对于他在战争中遣送犹太人的行为或类似的行为有所了解，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人对他的过去有深入的了解。总之，美国人于1951年帮助巴比从意大利的热那亚逃到了南美洲。在1952年和1954年，法国对巴比进行了缺席审判，并判处他死刑。
这名前党卫军成员以德国移民克洛斯·阿尔特曼的身份在玻利维亚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隐藏他的过去，专门寻找纳粹分子的泽格和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于1974年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找到了他。通过谈判，玻利维亚同意向法国引渡巴比。为此，法国付出的代价是5000万美元和3000吨小麦。1983年，他被带到里昂。人们用了四年的时间，准备了2.3万页纸的证据来指控巴比，罪名为战争罪（对抵抗者的行为）和反人类罪（遣送犹太人的行为）。
双重指控带来麻烦
双重指控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到1980年，先前缺席判决的死刑已经过了执行的期限。而前一次审判以后，法国已经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时的司法部长是犹太人罗伯特·巴丹泰，他的父亲就死在奥斯维辛。而他本人也曾于1943年被克劳斯·巴比送去那里。从纽伦堡审判中发展出来的反人类罪已经于1960年被写入法国的法律，这也使得能够对巴比对抵抗者的罪行的指控。
问题出在对于巴比行为的理解。如果敌人已经被俘虏，那么对他们的折磨或杀害都构成战争犯罪。如果作为国家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平民——本案中指犹太人——进行逮捕、遣送和谋杀就构成反人类罪。有批评者认为，一个人因为他的行为而死和因为他碰巧是一种人而死是不同的。
受害者控诉巴比的罪行
这次审判成了一次媒体的聚会，部分也是因为巴比的律师雅克·韦尔热斯。韦尔热斯看着检察官面前厚厚的卷宗说，“他们接下来要说他偷走了埃菲尔铁塔”。韦尔热斯的父亲是一名法国殖民官员，由于与一个越南女子结婚而被赶出了部队。韦尔热斯痛恨殖民主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积极地为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成员辩护，并由此出了名。韦尔热斯辩护说，法国没有权利对巴比进行审判，因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其他殖民地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说得更远一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检察官皮埃尔·特吕什将韦尔热斯关于“在那个邪恶的世界里，很多人比巴比的行为更严重”的辩护理由称为“偏题辩论”。
媒体批评者认为那些报道审判的记者们——大约400人，对于韦尔热斯的辩护策略的关注超过了对于证人们关于如何逃脱巴比的摧残和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证词的关注。也可能是记者们感到厌倦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巴比有罪，尽管他对所有的指控全盘否定：
“我从来没有在伊阻抓过人”，他说。（是他的下属们干的。）“我从来都没有权利来决定遣送什么人。”（尽管他确实那么干了。）“我确实和那些抵抗者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作战了，而且很激烈。但那是战争，而战争已经结束了。”
审理于1987年5月的时候在里昂的司法大楼正式开始了。73岁的巴比丝毫没有悔改的表现，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将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仍然坚持使用他在拉巴斯使用的化名阿尔特曼。主审法官安德烈·塞迪尼对他说，“我能理解，巴比这个名字一定很难承受。”5月13日，巴比宣布他不会再参加审理的程序了，理由是他是被非法引渡的。此后，他仅参加了三次庭审，其中两次是为了让受害人对他进行指认，还有一次是进行最后的总结、认定和宣判。他的缺席当然剥夺了受害人直接面对他的机会。
塞迪尼对一个女人就其被捕的经历进行询问。
“区别就在于你看到一场事故和你本身就是事故的受害者是完全不同的”，她回答到。
一个男人在法庭上看到被要求出庭的巴比，他喊道：
“看看他吧。他对我说‘你会被杀死’时和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
6月3日，艾丽斯·凡斯蒂伯格讲述了巴比摧残她并给她留下终生残疾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然后还讲到了几个星期以后发生的事：1944年8月11日，331名犹太人和298名非犹太人被送去了德国——非犹太人去其他的集中营，犹太人去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
那天早上我离开家时兴高采烈的，那时我的身体是完整的；后来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心情了；我再也不能行走了。像我们这样的抵抗者很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我们接受任何的摧残。但是，我在监狱里也看到了其他的人。我看到一个犹太人妇女和她的孩子，她看起来像是生活很富足的样的，很漂亮，头上还戴着发夹。后来，有一天，巴比进来把这个女人带走了，只留下她的孩子。这不是战争，这是不可言说的罪恶。
火车，躲避着炸弹，绕开被破坏的铁路和被炸毁的桥梁，经过11天像噩梦一样的艰难旅程来到了奥斯维辛。23人死在路上。1944年9月7日，活着的308名犹太人中有128人被毒气毒死。其他人则被送到劳动营，很多人经历的是长期的非人的折磨，直到他们死去。1987年7月3日，下午5：38，由9名女性和3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开始进行商议。按照法国的法律，三名法官也参加审议过程，并参与投票。7月4日午夜，他们做出了认定：有罪。塞迪尼宣布了判决，判处巴比终生监禁。
法国人似乎对整个审判过程有些失望，可能同时也感觉到了欣慰：法国抵抗者那不屈的英雄主义神话没有受到损害。尽管韦尔热斯此前曾经主张说所谓的抵抗者其实包含了很多判国者，让·穆兰并不是死于监狱里的折磨，而是在得知他的同志已经向党卫军出卖了他以后自杀的，但是他没能提供任何证据。
在巴比审判以前，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维希政府在摧毁犹太人的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很多法国人都希望这次审判能够澄清某些历史记录，给人们一个宣泄的理由。那些感到失望的人倾向归罪于媒体，他们认为是媒体将事情简单化了。《纽约客》的记者简·克雷默用另外一种方式总结了整个审判：
“法国人期待在里昂有公正，但他们只是得到了审判。”
——迈克尔·戈利
被告人：克劳斯·巴比 被指控罪行：战争罪、反人类罪 主要辩护律师：雅克·维尔热斯 主要检察官：皮埃尔·特吕什 法官：安德烈·塞迪尼 地点：法国里昂 审判日期：1987年5月11日-7月4日 认定：有罪 判决：终生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