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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陈佩玲女士 给你一个真实的新加坡
2011-05-20 09:40:19 来源: 南风窗(广州)
美丽整洁的街道，高度发达的经济，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有别于西方民主的一党专制。这是国人做了几十年的“新加坡梦”，也是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5月7日，新加坡举行了新一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拿下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总得票率为60.14%。工人党除了在后港单选区蝉联以外，还突破缺口，夺下了一个集选区，赢得了6个国会议席。
虽然说，60.14%得票率对世界上大多数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而言，都算是值得庆贺的高支持度。可是，对行动党本身来说，这却是独立以来最低的得票率，加上一些有重量级政治人物坐镇、向来被视为铁票区的集选区，在这次大选中都失去大量选票，有的降幅还在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人民行动党上下一片检讨之声，从总理李显龙开始，纷纷表示会积极寻求对策，设法挽回民心。
显然，此次大选之所以被总理李显龙形容为具“分水岭”意义，是在于行动党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挑战：不再能够凭过往的功绩一劳永逸地赢得民心，也不能再靠恐吓、诉讼等权谋来吓退反对者，选民要求的是一种与执政党更加平等的关系。就如败选的外交部长杨荣文所说，世界正兴起一股改变人际关系结构、瓦解等级制度的浪潮，行动党必须正视这股浪潮，重新与人民缔结一种新的团结关系。
近30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作为学习的对象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李光耀所创立的新加坡，不仅是个美丽干净的花园城市，经济高度发达，政府廉洁高效，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在许多人看来，新加坡还是个出名的“威权社会”，而这一切成就都是在一党专政没有西方民主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是中国人的“新加坡梦”，也是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本刊采访组在新加坡期间，旁听了多场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民主党等反对党的竞选集会，现场见证了新加坡人的参政热情，工人党集会上几万人“Workers Party”的齐声呼喊，至今仍然萦绕在耳边。显然，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就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而言，新加坡是有民主的，而且是优质的民主。但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就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人民行动党能长期执政，关键是其贯彻了“为民服务”的精神。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5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只看到一党独大的表象，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
大选直击
2011年5月新加坡的国会大选，在全球范围内其实应该是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尤其在世界媒体仍为本•拉丹被击毙的消息所兴奋的情况下。说实话，就这场选举本身来看确实平淡无奇：大选的总体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定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并控制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足以使议会通过它想要的任何法案；竞选的时间只有9天；竞选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一点都不刺激，争论的尽是些居民住房价格上涨、组屋电梯翻新计划、地铁往哪里修、要多建几所医院、工人工资是不是太低等等貌似琐碎的问题，没有桃色新闻，没有大揭黑幕，也没有候选人及其粉丝之间的公开互骂。
大选结果在5月8日凌晨揭晓，人民行动党拿下了议会87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而反对党中只有工人党获得6个席位。
然而正是这区区6席，让无数新加坡人彻夜难眠，让所有的反对党都激动异常喜气盈天。《联合早报》记者韩咏梅将这次大选称为“美好的一战”。该报纸刊登的一位读者的来信称，“在整个大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强势打压，造假抹黑，或用悲情牌等不良的手段赚取选票。回顾各政党的竞选运作，表现可圈可点，堪称一流民主社会水平，展现出从政者的‘君子’风度。”
这其实已经是新加坡第16次国会选举，也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的第11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1959年以来的第13次蝉联执政，所以大选在新加坡当然不稀奇，那么为何唯独这一次选举让无数新加坡人觉得还有点真正民主的意思？
同样，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至今还是一个一党专政没有民主而又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的这种想象从何而来？会否因为这次大选而重新审视并判断这个以华人为主的亚洲小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意义？
你的专制，我的民主
把新加坡理解成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绝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加坡之外的世界对新加坡的普遍印象，甚至也是某些新加坡人（比如新加坡民主党领导徐顺全和他的追随者）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然而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而言，新加坡算得上是个民主社会。
新加坡宪法自我定位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共和国，国家体制包括立法（国会）、司法和行政（内阁）机构，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新加坡也有民选的总统，但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不具有实质权力。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公权力是由行政主导，总理领导的内阁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新加坡今天的以民主选举为基调的政治体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没有建立苏联东欧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土壤。李光耀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自从1959年以来的执政党，但它在1954年诞生后到1959年一直是个主张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派反对党。李光耀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决心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并没有招兵买马打游击走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掌握了行政权力。
李光耀和创立行动党的几位主要精英都是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崇拜英国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地生长的他们也不熟悉别的政治制度。这些背景都决定了他们为新加坡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偏离英国体制太远。再者，李光耀夫妇两人都是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优等生，精通英国法律，李光耀也决心继续全盘采用英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新加坡的法律。而英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保护私权，包括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经商自由，以及缔结和执行合约的权利。这些大框架既已确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就有了选举民主和法治的双重约束。
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创党同事也足够务实，认为新加坡当时处于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和人民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完全西式的民主。此外，他们还有很强的精英心态，认为自己能替普罗大众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下，新加坡在行动党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其目的是要在民主和治理之间实现平衡；其特点是，较之西式民主，对人民的自由有所限制，而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较少限制或没有限制，创造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但无论如何不能误解的是，新加坡从来实行的都是全国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力首先来自人民通过选举给予的授权，并且通过每5年一次的大选进行授权的更新。因此，尽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年年执政，它也算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权。
然而那些关于新加坡“专制”的说法真的就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吗？新加坡人民真的就那么喜欢行动党每次不选它都不行？这就要提到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维持统治权的“秘诀”：简单来说，一靠能力，二靠权谋。人民行动党的治理能力是举世公认不须赘述的。在短短的30年左右时间，行动党将新加坡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带入了第一世界国家，打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花园城市现代化国家和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但民主社会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仅凭能力无法保持选民的忠诚。行动党的百战百胜，还有赖于李光耀的一系列权谋。一个方面就是，行动党被指责利用执政优势对反对党势力大力打压。执政党有执政资源，能够对选民做出种种可以实现的许诺，如组屋翻新、地铁修建等，这些反对党根本做不到。政府在选举前常常重新划分选区，将反对党辛勤耕耘的基层优势化有为无。执政党全面掌握媒体资源，对反对党的正面新闻不报道或限制报道。执政党也被指责善于利用司法通过打官司来压制反对党人。比如第一位竞选获胜进入新加坡国会的反对党工人党议员拉惹勒南,1986年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伪造工人党账目，从而被废止议员资格并剥夺律师执照。1988年，当时作为新加坡最高上诉机构的英国枢密院裁定认为剥夺拉惹勒南律师资格有违公平，新加坡政府随后终止了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惯例。新加坡民主党的徐顺全2001年大选中称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巨额贷款，被两人控告诽谤，新加坡法院判决徐须向李和吴赔偿数十万新元，徐没有支付能力，2006年被宣告破产。
在打压反对党之余，行动党也被指责善于制造恐惧气氛，表现为经常向选民灌输一旦行动党不再执政,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安全就要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要下降等等。鉴于行动党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个说法对很多新加坡选民来说颇有说服力。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
本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点是，许多选民不再恐惧，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真的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反对党,导致行动党不仅总得票率史上最低，并且第一次丢失了一个集选区，算是执政党受到的不小的挫折，称为历史上最“弱势”的政府。对于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丢掉国会5个席位的个中缘由，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结出六大因素：一曰工人党派出了“超级A队”，算是反对党阵营的最佳团队，包括表现一直杰出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以及履历亮眼的国际大律师陈硕茂；二曰选民担心国会没有反对党；三曰工人党更了解民众需要；四曰工人党打造“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比行动党不伦不类的“炒粿条，热腾腾，香喷喷”口号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五曰李光耀的“忏悔论”让选民大为不满；六曰地理因素，阿裕尼靠近工人党的老巢后港区，两地选民互相影响。
《海峡时报》毕竟是新加坡政府掌控的报纸，找出的原因基本属于技术性因素，不无文过饰非的成分。执政党此次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有一些深层原因，既包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也涉及人民要求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愿望。
在民生方面，新加坡近几年物价上涨，大多数公民所住的组屋开始变得昂贵，贫富差距扩大，新移民与本地人的关系又开始变得紧张，这一切都化作了选民对执政党的抱怨。其中移民问题是一个特别引起争议的话题。行动党政府的一贯主张是，新加坡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因此要发展经济必须依靠大力吸引外资和外来人才。新加坡现约有500万人口，其中1/3非新加坡公民，外来人口占人口比例大概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一般新加坡人则认为，大量移民，尤其是廉价的外来劳工的到来，不仅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而且还造成交通拥挤，组屋价格节节攀高让年轻人难以负担，消费物价上涨，医院床位紧张，公共设施被非新加坡人大肆占用等等，要求政府采取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此外，政府立场亲商并且畏惧福利社会，导致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可以归类为“发展中的问题”，并非行动党所不能解决的，这次大选该党所暴露出的“脱离群众”倾向大大削弱了选民对执政党的信心。行动党向来自诩能网罗到新加坡最好的人才，并经常暗示性地嘲笑反对党只能找到些歪瓜裂枣型人才，但这一次反对党阵营推出了不少履历和表现都很亮眼的候选人，而反观行动党，在某些方面却进退失据。尤为人诟病者，是行动党这次的新候选人大多来自体制内部，包括公务员和武装部队，而甚少来自私企和民间社会。比如几个重量级的候选人，王瑞杰是金管局前局长，此前是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王乙康来自政府控制的工会团体职总，陈振声则是前陆军总长，朱培庆则来自警察队伍。这种体制内的自我繁殖，被工人党候选人林瑞莲尖刻地称为“政治乱伦”。
就人才之争而言，本次选举最大的花絮是所谓的“双玲之争”，指的是来自行动党的27岁的陈佩玲和来自反对党国民团结党的24岁的佘雪玲两位女士在马林百列集选区的对垒。这两个姑娘都是正当芳龄并且都貌美如花，“美女加政治”，难以不成为焦点。陈佩玲一被行动党推出却引起一片哗然，开骂的多过叫好的，有人搜出她几年前的录像，其中她在作自我介绍时，像个真正不经世事的小姑娘似的跺脚撒娇说，“I don’t want to say”（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被人直批幼稚。也有网友在Facebook和其他地方挖出她几年前的生活照，多属那个年纪女孩该有的搔首弄姿，也包括她和一个名牌包的空盒子拍的照片，被因此指责浅薄虚荣。陈佩玲竞选时的种种发言，自然是为执政党辩护，比如称新加坡教育成本并不高，还说嫌电费高的群众应该换省能电灯泡以降低电费等，新加坡人戏称她为“傻美女”，成为网络上选民竞相嘲笑的对象。
年轻又甜美的陈佩玲何以一出道就遭此无妄之灾？盖因她的丈夫是李显龙总理的首席私人秘书，并且她被放入前总理吴作栋的集选区，几乎是包赢不输，因此她的参选被很多新加坡人认为是“裙带关系”的产物。
相形之下，反对党的那位更年轻的美女的一言一行却常常引起公众在网上一边倒的赞赏欢呼。作家林秋霞盛赞佘雪玲说，“10天前，她还默默无闻，在提名日跑来同我们的资政对垒，长得像明星模特，说话有纹理，忽然间她像一颗星，吸引无数眼球，年轻人从政治冷感变热感都因为她。她的社交网访问率仅次于李光耀资政，非常犀利。对手找来一个傻女组员搭伙，更显得她成熟稳当。” 还要年轻几岁的佘雪玲举止大方，神情沉着发言又犀利，且没有任何特殊背景，很容易取得人们好感。
选举的结果虽然不出意料是佩玲赢雪玲输，这却更加增加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一个号称网罗全国人才的政党何以没有延揽到佘雪玲这样的人才却把陈佩玲这样的当宝贝？这是很多新加坡选民仍然萦结于心的问题，而行动党招收培养杰出人才的能力也开始遭到一定程度的怀疑。
但无论如何要注意到的是，新加坡这一次大选在许多方面都是良性民主的典范，称之为“君子之争”亦不为过。首先，候选人之间基本是就议题本身进行批评交流，几乎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揭黑幕”、“爆隐私”等其他不成熟民主社会（如台湾）常见的不妥行为。主要反对党能够深耕基层加深和选民的情感联系，论政也能做到基于逻辑和事实有理有据，不搞煽情，不作没有根据的指责以给人“诽谤”的口实。行动党这次表现很可贵，李显龙及其内阁基本没有对反对党的任何打压行为，而是着眼于直接诉诸选民的政党竞选活动。大选之前颁行的选举条例，得到了双方很好的遵守。
在对待选民的抱怨时，行动党也开始身段放软，李显龙总理在群众集会上就政府此前所犯的错误，公开向人民道歉，并承诺会针对民怨最大的领域加强力度去应对。这些较之以前政府在选举中的强势作风，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在选举结束以后，各相关方的表现也颇有风度。如备受新加坡人尊敬的外交部长杨荣文率领的团队不仅在竞选过程中维持君子风度，败选后表明尊重选民的抉择，非常得体地向胜利者工人党表示祝福并托付选民给后者，并且非常建设性地号召本党同志进行改革以适应民意，总之留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离去背影。工人党领袖刘程强在选后主动对竞争对手的表现表示肯定，并称工人党之胜利因素在于选民已经成熟，需要有反对党的比较平衡的政治体制，而非杨荣文团队表现不好。败选的执政党候选人王乙康也称“无论成绩如何，我们都是新加坡人”。这些大度的作派看在全体新加坡选民眼里，非常有利于推进公民教育和公正良性政治竞争氛围的形成。
顽强的反对党
2011大选让人们再度对新加坡反对党的顽强斗争精神心生敬意。新加坡反对党的力量一直非常薄弱，但本身的历史倒不短，在新加坡完全独立之前就存在，但自1959年以来行动党就一党独大，而在1966~1981年间竟然独占国会全部议席。几十年来，在执政党的严酷打压之下，反对党在狭小的政治空间内起起落落，艰难而不屈地生存。新加坡民主党原是最大的反对党，曾通过选举获得议会3席，但民主党先有内乱，又经秘书长徐顺全屡犯官司，后来一蹶不振。民主党原创党人詹时中在波东巴西单选区连任议员长达27年之久，2008年中风，但2010年以高龄之身果断离开自己实力根深叶茂的波东巴西，到一个集选区挑战执政党，展现坚定斗志，可谓虽败犹荣。
这次大选最出风头的反对党当属工人党及其领袖刘程强。刘原是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南大在1980年被李光耀关闭后，刘在1982年加入工人党，着手将本来散漫的工人党改造成一个团结有力的政党。他1991年当选后港单选区议员，从此连续四次在后港击败执政党候选人获得连任。2011年，他离开自己的基地后港，组队到阿裕尼挑战执政党的杨荣文团队，再度获胜，创造下了新加坡大选中反对党拿下一个集选区的历史。刘本人英文一般，有强烈的草根气质，故常为受英文教育的精英阶层所轻视，但他讲起华文和潮州话来激情四溢，热烈犀利，号称“潮州怒汉”，在国会问政也经常挺身而出，在执政党议员的包围之下依然胆气十足，甚至在面对李光耀本人时也毫不畏惧，令人印象深刻。刘程强的合作伙伴工人党主席林瑞莲也是一位传奇女性。她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伦敦大学的法律学位，曾担任警官，现任法律讲师，为人颇有好打抱不平的豪气，因不忿行动党对反对党人士的打压而加入工人党。她属于受英文教育出身，加入工人党后极大地加强了该党和母语为英文的选民的沟通能力。
中国：
今天的你我，已不能重复昨天的故事
要讲新加坡这场选举对中国的启发意义，首先要看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区别。首先中国是个领土人口都极广大的大国，新加坡只是一个有几百万人的城市国家，在谈到新加坡任何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时都必须牢记这一点。其次要认识到中国很多人对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制度有误解，认为新加坡模式就是“专制加市场经济”。如前所述，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基于一人一票的英式直接民主选举，如李显龙本人在这次选举中所指出的，“人民行动党虽然是个政治上垄断的政党，但这是因为它的整体实力强大使然，而非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形成的。”而在中国，全国直接的民主选举尚待时日。第三，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受到英式法律制度所保障，包括普通法上的传统个人权利和自由，如财产和契约上的民法权利，是当政者很难通过政治设计来轻易剥夺的。
尽管如此，鉴于政治制度的共性以及新加坡和中国共享的某些文明特质，新加坡的大选对中国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第一，新加坡的选举再度说明，在华人社会也是可以实现制度性民主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新加坡的制度会在李光耀之后“人亡政息”，这其实是没有看到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本质，并且低估了新加坡人民实现制度改进的能力。
第二，新加坡的良性民主是在法治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多为法律出身，虽然早期对完全的西式民主有所保留，但对于实现法治则有共识，是以在新加坡尚无完善民主制度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高质量的法律制度。新加坡的法治世界公认，在众多机构的排名中都能名列前茅。良好的法治为新加坡民主的逐步完善打下了坚实的秩序基础，确保在民主竞选中各政党能够遵循共同的规则，避免竞选议题和竞选风格极端化的倾向，并且有效防止选举腐败现象。
第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常胜不败的纪录表明，即使在民主的条件下，也能够实现一党长期执政，只要该政党能够吸收足够的治国人才，组织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并且与时俱进地推行治国之策，实现追求经济总体发展、照顾民生与保障公民的参政权之间的平衡。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了，当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实现了温饱的人民自然就有了更高的追求，包括政治参与。
第四，新加坡民主发展的经验还说明，即使是在有人才有能力的政党，垄断政治权力时间太久都必然与基层民众脱节，从而导致权力的傲慢。这次大选，执政党的不少部长由于没有遇到挑战的太平日子过久了，都有点不知该如何走到民众中去与草根选民互动，所发出的竞选言论显示已经不知民间疾苦。比如一位部长在被民众问到如何保证贫困老人一日三餐的问题，竟然反问说一日三餐到底要怎样吃才足够。另一位部长说新加坡人工资待遇还不错，他每看自己的公积金账户就欣然发笑（新加坡政府部长的工资基本在年薪百万新元以上，而普通人平均月薪不过两三千新元而已），一时引起哗然。
总之，新加坡的这次大选对外部世界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让长期一党执政的政权从中吸收如何改进治理的教训。（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来源：南风窗) 责任编辑：NN041
2011-05-20 09:40:19 来源: 南风窗(广州)
美丽整洁的街道，高度发达的经济，廉洁高效的政府和有别于西方民主的一党专制。这是国人做了几十年的“新加坡梦”，也是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5月7日，新加坡举行了新一届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拿下了87个议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总得票率为60.14%。工人党除了在后港单选区蝉联以外，还突破缺口，夺下了一个集选区，赢得了6个国会议席。
虽然说，60.14%得票率对世界上大多数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而言，都算是值得庆贺的高支持度。可是，对行动党本身来说，这却是独立以来最低的得票率，加上一些有重量级政治人物坐镇、向来被视为铁票区的集选区，在这次大选中都失去大量选票，有的降幅还在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人民行动党上下一片检讨之声，从总理李显龙开始，纷纷表示会积极寻求对策，设法挽回民心。
显然，此次大选之所以被总理李显龙形容为具“分水岭”意义，是在于行动党清楚地意识到转型的挑战：不再能够凭过往的功绩一劳永逸地赢得民心，也不能再靠恐吓、诉讼等权谋来吓退反对者，选民要求的是一种与执政党更加平等的关系。就如败选的外交部长杨荣文所说，世界正兴起一股改变人际关系结构、瓦解等级制度的浪潮，行动党必须正视这股浪潮，重新与人民缔结一种新的团结关系。
近30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作为学习的对象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李光耀所创立的新加坡，不仅是个美丽干净的花园城市，经济高度发达，政府廉洁高效，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在许多人看来，新加坡还是个出名的“威权社会”，而这一切成就都是在一党专政没有西方民主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是中国人的“新加坡梦”，也是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迷思。
本刊采访组在新加坡期间，旁听了多场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民主党等反对党的竞选集会，现场见证了新加坡人的参政热情，工人党集会上几万人“Workers Party”的齐声呼喊，至今仍然萦绕在耳边。显然，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就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而言，新加坡是有民主的，而且是优质的民主。但为什么人民行动党一直能够保持一党独大？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就如郑永年教授所言：人民行动党能长期执政，关键是其贯彻了“为民服务”的精神。部长议员每个星期都要定期跟选民见面，这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果部长因事不能出来，就要委托另一个部长，而不能让自己的秘书或下级出来。对部长和议员来说，保持与民众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要面临5年一次的考试—国会大选，你不为选民服务，选民就不投你的票。执政党切断与社会的联系，也是切断了自我改进的机会，与社会失去联系，肯定导致危机。
中国学习新加坡，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只看到一党独大的表象，真正要学习的是新加坡的精神。
大选直击
2011年5月新加坡的国会大选，在全球范围内其实应该是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尤其在世界媒体仍为本•拉丹被击毙的消息所兴奋的情况下。说实话，就这场选举本身来看确实平淡无奇：大选的总体结果不会有任何悬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定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并控制议会的绝大多数议席，足以使议会通过它想要的任何法案；竞选的时间只有9天；竞选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一点都不刺激，争论的尽是些居民住房价格上涨、组屋电梯翻新计划、地铁往哪里修、要多建几所医院、工人工资是不是太低等等貌似琐碎的问题，没有桃色新闻，没有大揭黑幕，也没有候选人及其粉丝之间的公开互骂。
大选结果在5月8日凌晨揭晓，人民行动党拿下了议会87席中的81席，再度蝉联执政，而反对党中只有工人党获得6个席位。
然而正是这区区6席，让无数新加坡人彻夜难眠，让所有的反对党都激动异常喜气盈天。《联合早报》记者韩咏梅将这次大选称为“美好的一战”。该报纸刊登的一位读者的来信称，“在整个大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强势打压，造假抹黑，或用悲情牌等不良的手段赚取选票。回顾各政党的竞选运作，表现可圈可点，堪称一流民主社会水平，展现出从政者的‘君子’风度。”
这其实已经是新加坡第16次国会选举，也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的第11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1959年以来的第13次蝉联执政，所以大选在新加坡当然不稀奇，那么为何唯独这一次选举让无数新加坡人觉得还有点真正民主的意思？
同样，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新加坡至今还是一个一党专政没有民主而又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的这种想象从何而来？会否因为这次大选而重新审视并判断这个以华人为主的亚洲小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意义？
你的专制，我的民主
把新加坡理解成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绝不只是许多中国人的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加坡之外的世界对新加坡的普遍印象，甚至也是某些新加坡人（比如新加坡民主党领导徐顺全和他的追随者）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然而就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而言，新加坡算得上是个民主社会。
新加坡宪法自我定位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共和国，国家体制包括立法（国会）、司法和行政（内阁）机构，国会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多数党议员组成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新加坡也有民选的总统，但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角色，不具有实质权力。总体上来说，新加坡的公权力是由行政主导，总理领导的内阁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性作用。
新加坡今天的以民主选举为基调的政治体制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作为前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没有建立苏联东欧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土壤。李光耀作为主要创建人之一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自从1959年以来的执政党，但它在1954年诞生后到1959年一直是个主张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派反对党。李光耀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决心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并没有招兵买马打游击走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掌握了行政权力。
李光耀和创立行动党的几位主要精英都是在英文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崇拜英国的一切，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此外，殖民地生长的他们也不熟悉别的政治制度。这些背景都决定了他们为新加坡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偏离英国体制太远。再者，李光耀夫妇两人都是剑桥大学法学院的优等生，精通英国法律，李光耀也决心继续全盘采用英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新加坡的法律。而英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保护私权，包括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经商自由，以及缔结和执行合约的权利。这些大框架既已确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就有了选举民主和法治的双重约束。
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创党同事也足够务实，认为新加坡当时处于第三世界的经济状况和人民普遍缺乏教育的情况下无法实现完全西式的民主。此外，他们还有很强的精英心态，认为自己能替普罗大众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两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下，新加坡在行动党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其目的是要在民主和治理之间实现平衡；其特点是，较之西式民主，对人民的自由有所限制，而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较少限制或没有限制，创造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
但无论如何不能误解的是，新加坡从来实行的都是全国一人一票的国会选举,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力首先来自人民通过选举给予的授权，并且通过每5年一次的大选进行授权的更新。因此，尽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年年执政，它也算是一个民主选举的政权。
然而那些关于新加坡“专制”的说法真的就是空穴来风没有根据吗？新加坡人民真的就那么喜欢行动党每次不选它都不行？这就要提到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维持统治权的“秘诀”：简单来说，一靠能力，二靠权谋。人民行动党的治理能力是举世公认不须赘述的。在短短的30年左右时间，行动党将新加坡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带入了第一世界国家，打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花园城市现代化国家和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但民主社会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仅凭能力无法保持选民的忠诚。行动党的百战百胜，还有赖于李光耀的一系列权谋。一个方面就是，行动党被指责利用执政优势对反对党势力大力打压。执政党有执政资源，能够对选民做出种种可以实现的许诺，如组屋翻新、地铁修建等，这些反对党根本做不到。政府在选举前常常重新划分选区，将反对党辛勤耕耘的基层优势化有为无。执政党全面掌握媒体资源，对反对党的正面新闻不报道或限制报道。执政党也被指责善于利用司法通过打官司来压制反对党人。比如第一位竞选获胜进入新加坡国会的反对党工人党议员拉惹勒南,1986年被新加坡政府指控伪造工人党账目，从而被废止议员资格并剥夺律师执照。1988年，当时作为新加坡最高上诉机构的英国枢密院裁定认为剥夺拉惹勒南律师资格有违公平，新加坡政府随后终止了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惯例。新加坡民主党的徐顺全2001年大选中称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巨额贷款，被两人控告诽谤，新加坡法院判决徐须向李和吴赔偿数十万新元，徐没有支付能力，2006年被宣告破产。
在打压反对党之余，行动党也被指责善于制造恐惧气氛，表现为经常向选民灌输一旦行动党不再执政,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安全就要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就要下降等等。鉴于行动党强大的治理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个说法对很多新加坡选民来说颇有说服力。
民意压力下的“君子之战”
本次大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特点是，许多选民不再恐惧，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真的把自己的票投给了反对党,导致行动党不仅总得票率史上最低，并且第一次丢失了一个集选区，算是执政党受到的不小的挫折，称为历史上最“弱势”的政府。对于行动党在阿裕尼集选区丢掉国会5个席位的个中缘由，新加坡《海峡时报》总结出六大因素：一曰工人党派出了“超级A队”，算是反对党阵营的最佳团队，包括表现一直杰出的反对党议员刘程强和林瑞莲，以及履历亮眼的国际大律师陈硕茂；二曰选民担心国会没有反对党；三曰工人党更了解民众需要；四曰工人党打造“第一世界国会”的竞选口号比行动党不伦不类的“炒粿条，热腾腾，香喷喷”口号对选民更有吸引力；五曰李光耀的“忏悔论”让选民大为不满；六曰地理因素，阿裕尼靠近工人党的老巢后港区，两地选民互相影响。
《海峡时报》毕竟是新加坡政府掌控的报纸，找出的原因基本属于技术性因素，不无文过饰非的成分。执政党此次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有一些深层原因，既包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也涉及人民要求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愿望。
在民生方面，新加坡近几年物价上涨，大多数公民所住的组屋开始变得昂贵，贫富差距扩大，新移民与本地人的关系又开始变得紧张，这一切都化作了选民对执政党的抱怨。其中移民问题是一个特别引起争议的话题。行动党政府的一贯主张是，新加坡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因此要发展经济必须依靠大力吸引外资和外来人才。新加坡现约有500万人口，其中1/3非新加坡公民，外来人口占人口比例大概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一般新加坡人则认为，大量移民，尤其是廉价的外来劳工的到来，不仅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而且还造成交通拥挤，组屋价格节节攀高让年轻人难以负担，消费物价上涨，医院床位紧张，公共设施被非新加坡人大肆占用等等，要求政府采取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此外，政府立场亲商并且畏惧福利社会，导致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可以归类为“发展中的问题”，并非行动党所不能解决的，这次大选该党所暴露出的“脱离群众”倾向大大削弱了选民对执政党的信心。行动党向来自诩能网罗到新加坡最好的人才，并经常暗示性地嘲笑反对党只能找到些歪瓜裂枣型人才，但这一次反对党阵营推出了不少履历和表现都很亮眼的候选人，而反观行动党，在某些方面却进退失据。尤为人诟病者，是行动党这次的新候选人大多来自体制内部，包括公务员和武装部队，而甚少来自私企和民间社会。比如几个重量级的候选人，王瑞杰是金管局前局长，此前是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王乙康来自政府控制的工会团体职总，陈振声则是前陆军总长，朱培庆则来自警察队伍。这种体制内的自我繁殖，被工人党候选人林瑞莲尖刻地称为“政治乱伦”。
就人才之争而言，本次选举最大的花絮是所谓的“双玲之争”，指的是来自行动党的27岁的陈佩玲和来自反对党国民团结党的24岁的佘雪玲两位女士在马林百列集选区的对垒。这两个姑娘都是正当芳龄并且都貌美如花，“美女加政治”，难以不成为焦点。陈佩玲一被行动党推出却引起一片哗然，开骂的多过叫好的，有人搜出她几年前的录像，其中她在作自我介绍时，像个真正不经世事的小姑娘似的跺脚撒娇说，“I don’t want to say”（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被人直批幼稚。也有网友在Facebook和其他地方挖出她几年前的生活照，多属那个年纪女孩该有的搔首弄姿，也包括她和一个名牌包的空盒子拍的照片，被因此指责浅薄虚荣。陈佩玲竞选时的种种发言，自然是为执政党辩护，比如称新加坡教育成本并不高，还说嫌电费高的群众应该换省能电灯泡以降低电费等，新加坡人戏称她为“傻美女”，成为网络上选民竞相嘲笑的对象。
年轻又甜美的陈佩玲何以一出道就遭此无妄之灾？盖因她的丈夫是李显龙总理的首席私人秘书，并且她被放入前总理吴作栋的集选区，几乎是包赢不输，因此她的参选被很多新加坡人认为是“裙带关系”的产物。
相形之下，反对党的那位更年轻的美女的一言一行却常常引起公众在网上一边倒的赞赏欢呼。作家林秋霞盛赞佘雪玲说，“10天前，她还默默无闻，在提名日跑来同我们的资政对垒，长得像明星模特，说话有纹理，忽然间她像一颗星，吸引无数眼球，年轻人从政治冷感变热感都因为她。她的社交网访问率仅次于李光耀资政，非常犀利。对手找来一个傻女组员搭伙，更显得她成熟稳当。” 还要年轻几岁的佘雪玲举止大方，神情沉着发言又犀利，且没有任何特殊背景，很容易取得人们好感。
选举的结果虽然不出意料是佩玲赢雪玲输，这却更加增加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一个号称网罗全国人才的政党何以没有延揽到佘雪玲这样的人才却把陈佩玲这样的当宝贝？这是很多新加坡选民仍然萦结于心的问题，而行动党招收培养杰出人才的能力也开始遭到一定程度的怀疑。
但无论如何要注意到的是，新加坡这一次大选在许多方面都是良性民主的典范，称之为“君子之争”亦不为过。首先，候选人之间基本是就议题本身进行批评交流，几乎没有任何人身攻击、“揭黑幕”、“爆隐私”等其他不成熟民主社会（如台湾）常见的不妥行为。主要反对党能够深耕基层加深和选民的情感联系，论政也能做到基于逻辑和事实有理有据，不搞煽情，不作没有根据的指责以给人“诽谤”的口实。行动党这次表现很可贵，李显龙及其内阁基本没有对反对党的任何打压行为，而是着眼于直接诉诸选民的政党竞选活动。大选之前颁行的选举条例，得到了双方很好的遵守。
在对待选民的抱怨时，行动党也开始身段放软，李显龙总理在群众集会上就政府此前所犯的错误，公开向人民道歉，并承诺会针对民怨最大的领域加强力度去应对。这些较之以前政府在选举中的强势作风，的确不可同日而语。
在选举结束以后，各相关方的表现也颇有风度。如备受新加坡人尊敬的外交部长杨荣文率领的团队不仅在竞选过程中维持君子风度，败选后表明尊重选民的抉择，非常得体地向胜利者工人党表示祝福并托付选民给后者，并且非常建设性地号召本党同志进行改革以适应民意，总之留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离去背影。工人党领袖刘程强在选后主动对竞争对手的表现表示肯定，并称工人党之胜利因素在于选民已经成熟，需要有反对党的比较平衡的政治体制，而非杨荣文团队表现不好。败选的执政党候选人王乙康也称“无论成绩如何，我们都是新加坡人”。这些大度的作派看在全体新加坡选民眼里，非常有利于推进公民教育和公正良性政治竞争氛围的形成。
顽强的反对党
2011大选让人们再度对新加坡反对党的顽强斗争精神心生敬意。新加坡反对党的力量一直非常薄弱，但本身的历史倒不短，在新加坡完全独立之前就存在，但自1959年以来行动党就一党独大，而在1966~1981年间竟然独占国会全部议席。几十年来，在执政党的严酷打压之下，反对党在狭小的政治空间内起起落落，艰难而不屈地生存。新加坡民主党原是最大的反对党，曾通过选举获得议会3席，但民主党先有内乱，又经秘书长徐顺全屡犯官司，后来一蹶不振。民主党原创党人詹时中在波东巴西单选区连任议员长达27年之久，2008年中风，但2010年以高龄之身果断离开自己实力根深叶茂的波东巴西，到一个集选区挑战执政党，展现坚定斗志，可谓虽败犹荣。
这次大选最出风头的反对党当属工人党及其领袖刘程强。刘原是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南大在1980年被李光耀关闭后，刘在1982年加入工人党，着手将本来散漫的工人党改造成一个团结有力的政党。他1991年当选后港单选区议员，从此连续四次在后港击败执政党候选人获得连任。2011年，他离开自己的基地后港，组队到阿裕尼挑战执政党的杨荣文团队，再度获胜，创造下了新加坡大选中反对党拿下一个集选区的历史。刘本人英文一般，有强烈的草根气质，故常为受英文教育的精英阶层所轻视，但他讲起华文和潮州话来激情四溢，热烈犀利，号称“潮州怒汉”，在国会问政也经常挺身而出，在执政党议员的包围之下依然胆气十足，甚至在面对李光耀本人时也毫不畏惧，令人印象深刻。刘程强的合作伙伴工人党主席林瑞莲也是一位传奇女性。她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伦敦大学的法律学位，曾担任警官，现任法律讲师，为人颇有好打抱不平的豪气，因不忿行动党对反对党人士的打压而加入工人党。她属于受英文教育出身，加入工人党后极大地加强了该党和母语为英文的选民的沟通能力。
中国：
今天的你我，已不能重复昨天的故事
要讲新加坡这场选举对中国的启发意义，首先要看到中国和新加坡的区别。首先中国是个领土人口都极广大的大国，新加坡只是一个有几百万人的城市国家，在谈到新加坡任何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时都必须牢记这一点。其次要认识到中国很多人对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制度有误解，认为新加坡模式就是“专制加市场经济”。如前所述，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基于一人一票的英式直接民主选举，如李显龙本人在这次选举中所指出的，“人民行动党虽然是个政治上垄断的政党，但这是因为它的整体实力强大使然，而非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形成的。”而在中国，全国直接的民主选举尚待时日。第三，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受到英式法律制度所保障，包括普通法上的传统个人权利和自由，如财产和契约上的民法权利，是当政者很难通过政治设计来轻易剥夺的。
尽管如此，鉴于政治制度的共性以及新加坡和中国共享的某些文明特质，新加坡的大选对中国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第一，新加坡的选举再度说明，在华人社会也是可以实现制度性民主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新加坡的制度会在李光耀之后“人亡政息”，这其实是没有看到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本质，并且低估了新加坡人民实现制度改进的能力。
第二，新加坡的良性民主是在法治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多为法律出身，虽然早期对完全的西式民主有所保留，但对于实现法治则有共识，是以在新加坡尚无完善民主制度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高质量的法律制度。新加坡的法治世界公认，在众多机构的排名中都能名列前茅。良好的法治为新加坡民主的逐步完善打下了坚实的秩序基础，确保在民主竞选中各政党能够遵循共同的规则，避免竞选议题和竞选风格极端化的倾向，并且有效防止选举腐败现象。
第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常胜不败的纪录表明，即使在民主的条件下，也能够实现一党长期执政，只要该政党能够吸收足够的治国人才，组织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并且与时俱进地推行治国之策，实现追求经济总体发展、照顾民生与保障公民的参政权之间的平衡。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了，当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实现了温饱的人民自然就有了更高的追求，包括政治参与。
第四，新加坡民主发展的经验还说明，即使是在有人才有能力的政党，垄断政治权力时间太久都必然与基层民众脱节，从而导致权力的傲慢。这次大选，执政党的不少部长由于没有遇到挑战的太平日子过久了，都有点不知该如何走到民众中去与草根选民互动，所发出的竞选言论显示已经不知民间疾苦。比如一位部长在被民众问到如何保证贫困老人一日三餐的问题，竟然反问说一日三餐到底要怎样吃才足够。另一位部长说新加坡人工资待遇还不错，他每看自己的公积金账户就欣然发笑（新加坡政府部长的工资基本在年薪百万新元以上，而普通人平均月薪不过两三千新元而已），一时引起哗然。
总之，新加坡的这次大选对外部世界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让长期一党执政的政权从中吸收如何改进治理的教训。（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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