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成奎律师 杀人后满地黄花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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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唐成奎律师 杀人后满地黄花堆积
——孝子助母安乐死获缓刑 人性伦理的抉择
2012-05-31中国文化传媒网
一位苦苦照顾瘫痪母亲近20年的孝子邓明建，竟亲手给母亲买来毒药让她安乐死!这起伦理案件的背后，留给我们的是人性的矛盾!助母去世的孝子，村邻纷纷为他求情，最终一审法院判处他获刑三年缓刑四年。
换上妻子带来的红色T恤衫，邓明建回家了。这天，距离邓母去世已经一年零14天。
昨日上午，广州市番禺区法院对邓明建买农药帮助母亲自杀一案一审宣判，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法院：犯罪动机有值得宽宥之处
“我错了，没想到(指触犯法律)才犯下这个错，很后悔”，昨日中午，办妥相关手续后，邓明建换上了妻子华素英特地带来的一身干净衣服———红色T恤衫、灰白色长裤及黑色凉鞋。妻子、表妹、姑父及工厂领导等人，陪着邓明建走出法院大门。
法院经两次开庭审理查明，案发当日，卧病多年的邓母在出租屋内，请求儿子邓明建为其购买农药，邓顺从了母亲的请求，到石楼镇一农药店买来两瓶农药，回出租屋勾兑后，拧开瓶盖，递给母亲饮下，随后邓母中毒身亡。
法院认为，邓明建明知农药具有毒性，仍帮助母亲饮用农药导致其死亡，他的行为与邓母死亡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构成故意杀人罪。但考虑邓母患脑中风等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20多年来邓明建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且犯罪是因邓母产生轻生念头并积极请求而造成，念及邓明建多年赡养母亲一贯孝顺，犯罪动机确有值得宽宥之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亦相对较轻”，最终判处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厂领导：愿接纳其回厂工作
今年43岁的邓明建，小学文化，家乡在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作为家中4个子女中的“老大”，他一直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事发后，其亲友、乡亲、同事等约70人为其联名请求轻判。
“(很多话)想说说不出来，很感谢我妻子，也感谢家里人”，比起宣判时，邓明建走出法院，神情显得放松了一些。他表示，将来仍打算留在广州，“休息几天，再重新找工作”。在看守所期间，他曾叮嘱亲人要好好安排母亲后事，昨日他也表示希望能回家乡到母亲的坟地上看看。
“从人情上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了”，邓明建所在鞋厂的分管副厂长肖先生得知结果后表示，如果邓明建身体状况允许，其本人又愿意回来，厂方愿意接纳其回来工作。“这件事影响很大，但我个人不会对他有什么(看法)，他母亲的情况我们一直都知道”，肖先生称，一直以来邓明建为人老实、本分，工作表现也不错，“只要他性格没受影响，回来工作应该是没问题的”。另一副厂长刘先生亦表示，邓明建入厂工作多年，同事评价都不错，“工厂不会因为他是服刑人员而不愿意接纳”。
“很后悔，我还想她多活两年”
昨日下午5时30分，邓明建与妻子回到了“新家”———出事后，妻子华素英在番禺另租了一处每月100元的单间，等待着丈夫回家。
妻子的手不小心烫出了水泡，邓明建心疼不已，遂亲自下厨，准备回家后的第一顿饭：蒜苔炒鸡肉、青瓜炒瘦肉和青菜。华素英说“他回家了，我心里才踏实了，才有家的感觉了”。
“回到家感觉很好”，邓明建在电话里对记者表示，目前最大的心愿是继续在广州打工，踏踏实实生活，再攒些钱回家盖房子，“家里房子已经垮了，田也不能种了，孩子长大也要结婚……”
“我没想到犯了故意杀人罪，现在知道了，很后悔，知道错了”，对于买农药帮助母亲自杀一事，邓明建一再表示后悔，“我还想她多活两年，不想她死”。
法理与人伦
该案经办检察官：
这是家庭的人伦惨剧也是社会保障的悲剧
孝子买农药助母“安乐死”，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及争议。
该案经办检察官王姗认为，虽然邓明建量刑上酌情从轻，但并非意味着对此类行为的轻纵或变相认可。法律层面而言，犯罪定性即代表着对于该类行为的否定，量刑轻重是这一前提下具体刑罚的适用问题。
她指出，“安乐死”历来是备受争议的复杂话题。邓明建一案，正是“安乐死”在个案中折射出情与法、罪与罚的羁绊纠葛。案件的发生，既是一个家庭的人伦惨剧，也是当下社会救助体系缺位、保障体制不健全而引发的悲剧。
邓明建的辩护律师———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成奎坦言，因安乐死有严格要求以及特定性质，目前在国内并没打开这方面的缺口，立法也有待认定和发展。
他指出，虽然邓明建一案从犯罪性质和情节来看不符合“安乐死”的情况，但仍“其情可悯”，法院这一判决既符合法律，也符合“人情”。同时他认为，从邓明建个案中，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对社会底层人群在医疗保障、医疗救助方面的缺失。
关注了邓明建一案长达半年，番禺区政协委员、区法院司法监督员黎万丽指出，综观整个事件，孝子杀母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悲哀。黎万丽表示，很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此案为引子，认真思考目前社会保障、医疗、司法等制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让存在困难的人能找到出路，能看到希望，才能避免类似‘孝子杀母’、‘慈母溺子’等人伦悲剧一再发生”。
“让存在困难的人能找到出路，能看到希望，才能避免类似‘孝子杀母’、‘慈母溺子’等人伦悲剧一再发生”。
案情
近20年照顾病母令人动容
据了解，现年41岁的邓明建是来自四川的外来务工人员。2011年5月16日14时许，租住在番禺区石碁镇的邓明建向石碁派出所报警，称其母亲李某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但警方尸检却发现是中毒死亡，其后，邓明建坦承，其受母亲请求买来农药帮其安乐死。
案发后，亲朋邻友普遍反映邓明建平时对母亲甚是孝顺，细心服侍患病母亲近20年。但检察机关认为，邓明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鉴于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建议量刑为有期徒刑三年，并可处缓刑。
在第二次开庭中，公诉人还当庭出示了补充采集的一批证据，还原了邓明建照顾病母近20年令人动容的往事。
据了解，邓明建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但长期以来，母亲都是由邓明建负责照顾。1991年，邓明建刚结婚不久，母亲便中风瘫痪，其后在邓明建的照顾下，慢慢恢复……为贴补家用，十多年前，邓明建夫妻先后来到广州打工，每月寄钱回家给母亲治病。2010年，邓父突发脑溢血病故，邓明建回老家亲自把母亲背到了广州，在身边照顾。
“经常看他背妈妈上医院，没有这个儿子她(母亲)活不了这么多年。”侯阿姨与邓家人在老家和广州都是邻居，对邓明建10多年来的勤孝看在眼里。妻子华素英也称，母亲每天都要抽筋多次，经常半夜疼醒，邓明建便起身给她按摩。在其出租屋附近的邻里都知道，妈妈的一日三餐、洗澡、梳头等，几乎都由邓明建打理。
因此，邓明建的家人、亲友，老家的广州的，纷纷请求法院轻判“好人”。
自述
母亲一直抓住我的手让我买农药
母亲患有脑血栓，右半身瘫痪，走路要拐杖，但家里没钱一直也没去过正规医院看，在老家也只是请乡下中医看一下。受病痛折磨，母亲多次让我买农药给她喝，但她别的话我都听，这件事我没有答应过。
事发那天7时多，母亲叫我不要上班陪她，我说让我先去厂里请个假。9时30分，我回来了，母亲说这几天睡不着，很辛苦，让我给她买瓶农药。一开始我不愿意，但她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一定要我去买。
我没办法，就出去花了29元买了两瓶农药。母亲一见到我，就让我把农药拿给她，我打开瓶盖递给她，她接过就喝了两三口。
过了两三分钟，母亲闭上眼睛，头侧向一边，嘴边冒出白色泡泡，我用纸巾帮她擦掉，接着用手推她，她没反应，我又摸她的身体，还是没反应。
我觉得母亲死了，就打电话给妻子，之后又打电话给其他亲戚。之后，我用被子把母亲的身体盖上，把农药瓶盖好扔到门口的垃圾桶里。12时妻子回来了，我们两人一起帮母亲换上新衣服。后来，厂长也来了，说要通知殡仪馆来处理尸体，又帮忙通知了治安队过来，后来派出所的也来了。
我一直没答应过母亲买农药，当天真的是她强烈要求，我没办法了才去买的(据判决书中邓明建供述)。
——孝子助母安乐死获缓刑 人性伦理的抉择
2012-05-31中国文化传媒网
一位苦苦照顾瘫痪母亲近20年的孝子邓明建，竟亲手给母亲买来毒药让她安乐死!这起伦理案件的背后，留给我们的是人性的矛盾!助母去世的孝子，村邻纷纷为他求情，最终一审法院判处他获刑三年缓刑四年。
换上妻子带来的红色T恤衫，邓明建回家了。这天，距离邓母去世已经一年零14天。
昨日上午，广州市番禺区法院对邓明建买农药帮助母亲自杀一案一审宣判，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法院：犯罪动机有值得宽宥之处
“我错了，没想到(指触犯法律)才犯下这个错，很后悔”，昨日中午，办妥相关手续后，邓明建换上了妻子华素英特地带来的一身干净衣服———红色T恤衫、灰白色长裤及黑色凉鞋。妻子、表妹、姑父及工厂领导等人，陪着邓明建走出法院大门。
法院经两次开庭审理查明，案发当日，卧病多年的邓母在出租屋内，请求儿子邓明建为其购买农药，邓顺从了母亲的请求，到石楼镇一农药店买来两瓶农药，回出租屋勾兑后，拧开瓶盖，递给母亲饮下，随后邓母中毒身亡。
法院认为，邓明建明知农药具有毒性，仍帮助母亲饮用农药导致其死亡，他的行为与邓母死亡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构成故意杀人罪。但考虑邓母患脑中风等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20多年来邓明建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且犯罪是因邓母产生轻生念头并积极请求而造成，念及邓明建多年赡养母亲一贯孝顺，犯罪动机确有值得宽宥之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亦相对较轻”，最终判处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厂领导：愿接纳其回厂工作
今年43岁的邓明建，小学文化，家乡在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作为家中4个子女中的“老大”，他一直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事发后，其亲友、乡亲、同事等约70人为其联名请求轻判。
“(很多话)想说说不出来，很感谢我妻子，也感谢家里人”，比起宣判时，邓明建走出法院，神情显得放松了一些。他表示，将来仍打算留在广州，“休息几天，再重新找工作”。在看守所期间，他曾叮嘱亲人要好好安排母亲后事，昨日他也表示希望能回家乡到母亲的坟地上看看。
“从人情上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了”，邓明建所在鞋厂的分管副厂长肖先生得知结果后表示，如果邓明建身体状况允许，其本人又愿意回来，厂方愿意接纳其回来工作。“这件事影响很大，但我个人不会对他有什么(看法)，他母亲的情况我们一直都知道”，肖先生称，一直以来邓明建为人老实、本分，工作表现也不错，“只要他性格没受影响，回来工作应该是没问题的”。另一副厂长刘先生亦表示，邓明建入厂工作多年，同事评价都不错，“工厂不会因为他是服刑人员而不愿意接纳”。
“很后悔，我还想她多活两年”
昨日下午5时30分，邓明建与妻子回到了“新家”———出事后，妻子华素英在番禺另租了一处每月100元的单间，等待着丈夫回家。
妻子的手不小心烫出了水泡，邓明建心疼不已，遂亲自下厨，准备回家后的第一顿饭：蒜苔炒鸡肉、青瓜炒瘦肉和青菜。华素英说“他回家了，我心里才踏实了，才有家的感觉了”。
“回到家感觉很好”，邓明建在电话里对记者表示，目前最大的心愿是继续在广州打工，踏踏实实生活，再攒些钱回家盖房子，“家里房子已经垮了，田也不能种了，孩子长大也要结婚……”
“我没想到犯了故意杀人罪，现在知道了，很后悔，知道错了”，对于买农药帮助母亲自杀一事，邓明建一再表示后悔，“我还想她多活两年，不想她死”。
法理与人伦
该案经办检察官：
这是家庭的人伦惨剧也是社会保障的悲剧
孝子买农药助母“安乐死”，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及争议。
该案经办检察官王姗认为，虽然邓明建量刑上酌情从轻，但并非意味着对此类行为的轻纵或变相认可。法律层面而言，犯罪定性即代表着对于该类行为的否定，量刑轻重是这一前提下具体刑罚的适用问题。
她指出，“安乐死”历来是备受争议的复杂话题。邓明建一案，正是“安乐死”在个案中折射出情与法、罪与罚的羁绊纠葛。案件的发生，既是一个家庭的人伦惨剧，也是当下社会救助体系缺位、保障体制不健全而引发的悲剧。
邓明建的辩护律师———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成奎坦言，因安乐死有严格要求以及特定性质，目前在国内并没打开这方面的缺口，立法也有待认定和发展。
他指出，虽然邓明建一案从犯罪性质和情节来看不符合“安乐死”的情况，但仍“其情可悯”，法院这一判决既符合法律，也符合“人情”。同时他认为，从邓明建个案中，也反映了我国目前对社会底层人群在医疗保障、医疗救助方面的缺失。
关注了邓明建一案长达半年，番禺区政协委员、区法院司法监督员黎万丽指出，综观整个事件，孝子杀母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悲哀。黎万丽表示，很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此案为引子，认真思考目前社会保障、医疗、司法等制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让存在困难的人能找到出路，能看到希望，才能避免类似‘孝子杀母’、‘慈母溺子’等人伦悲剧一再发生”。
“让存在困难的人能找到出路，能看到希望，才能避免类似‘孝子杀母’、‘慈母溺子’等人伦悲剧一再发生”。
案情
近20年照顾病母令人动容
据了解，现年41岁的邓明建是来自四川的外来务工人员。2011年5月16日14时许，租住在番禺区石碁镇的邓明建向石碁派出所报警，称其母亲李某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但警方尸检却发现是中毒死亡，其后，邓明建坦承，其受母亲请求买来农药帮其安乐死。
案发后，亲朋邻友普遍反映邓明建平时对母亲甚是孝顺，细心服侍患病母亲近20年。但检察机关认为，邓明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鉴于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建议量刑为有期徒刑三年，并可处缓刑。
在第二次开庭中，公诉人还当庭出示了补充采集的一批证据，还原了邓明建照顾病母近20年令人动容的往事。
据了解，邓明建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但长期以来，母亲都是由邓明建负责照顾。1991年，邓明建刚结婚不久，母亲便中风瘫痪，其后在邓明建的照顾下，慢慢恢复……为贴补家用，十多年前，邓明建夫妻先后来到广州打工，每月寄钱回家给母亲治病。2010年，邓父突发脑溢血病故，邓明建回老家亲自把母亲背到了广州，在身边照顾。
“经常看他背妈妈上医院，没有这个儿子她(母亲)活不了这么多年。”侯阿姨与邓家人在老家和广州都是邻居，对邓明建10多年来的勤孝看在眼里。妻子华素英也称，母亲每天都要抽筋多次，经常半夜疼醒，邓明建便起身给她按摩。在其出租屋附近的邻里都知道，妈妈的一日三餐、洗澡、梳头等，几乎都由邓明建打理。
因此，邓明建的家人、亲友，老家的广州的，纷纷请求法院轻判“好人”。
自述
母亲一直抓住我的手让我买农药
母亲患有脑血栓，右半身瘫痪，走路要拐杖，但家里没钱一直也没去过正规医院看，在老家也只是请乡下中医看一下。受病痛折磨，母亲多次让我买农药给她喝，但她别的话我都听，这件事我没有答应过。
事发那天7时多，母亲叫我不要上班陪她，我说让我先去厂里请个假。9时30分，我回来了，母亲说这几天睡不着，很辛苦，让我给她买瓶农药。一开始我不愿意，但她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一定要我去买。
我没办法，就出去花了29元买了两瓶农药。母亲一见到我，就让我把农药拿给她，我打开瓶盖递给她，她接过就喝了两三口。
过了两三分钟，母亲闭上眼睛，头侧向一边，嘴边冒出白色泡泡，我用纸巾帮她擦掉，接着用手推她，她没反应，我又摸她的身体，还是没反应。
我觉得母亲死了，就打电话给妻子，之后又打电话给其他亲戚。之后，我用被子把母亲的身体盖上，把农药瓶盖好扔到门口的垃圾桶里。12时妻子回来了，我们两人一起帮母亲换上新衣服。后来，厂长也来了，说要通知殡仪馆来处理尸体，又帮忙通知了治安队过来，后来派出所的也来了。
我一直没答应过母亲买农药，当天真的是她强烈要求，我没办法了才去买的(据判决书中邓明建供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