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温州 也有流泪穷人困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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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富裕温州 也有流泪穷人困苦不堪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溢彩流光的宽阔街道，宛若公园的住宅小区……毋庸置疑，中国的城市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城市美了，市民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然而，在繁华都市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另外一群人———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真实生活状况。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分赴沿海发达省份部分城市，对此做了专门调查采访。调查发现，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窘迫，仅有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他们常常为看不起病而犯愁，高楼大厦更是“黄粱一梦”。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有限，保障也是杯水车薪。
场景一：天津市河西区秀峰里社区
时间：2009年8月13日上午
主题：下岗失业靠打工勉强度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当记者来到了天津市河西区小海地居住区的秀峰里小区，由于天气炎热，小区内有很多居民三五成群在荫凉处下棋、聊天。
乔洪杰，今年49岁，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原是天津市棉纺二厂的职工，妻子马淑萍49岁，是天津市棉纺四厂的职工，现在夫妻双下岗。他平时在天津财经大学打工，在澡堂子做清洁工，一个月360元；儿子在超市打工，一个月900元。妻子1990年代失业时不到40岁，当时拿了4900元就被厂里“一脚踢”了，现有病不能工作。
记者在乔洪杰家见到，一家三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厨房当成20多岁的儿子卧室，两平方米的凉台成了灶台。民政部门每月给他458元住房补贴。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惟一一台旧空调还是工友送的，年久失修，漏水不能用。
现在他主要靠夫妻双方的哥哥、姐姐帮一点，不然生活过不下去。他说：“像我这样还有收入的，比起吃低保的困难户还要好一些。”
今年50岁的张顺起，在天津市自行车厂安置办工作，每天就和下岗职工打交道。据他介绍，厂子没有效益，工人们都没有医保，拿着看病的条子到厂里来也没法报销，所以工人下岗后什么都没有。
华延友原来在天津市河西区同乐食品厂干装卸工，1994年时因工伤损伤了颈椎，由于当时厂里怕出工伤会影响全厂的奖金，于是厂里没有报工伤，而是把他送到了医院治疗，后来厂里拿不出钱，他只能回家养病。企业改制时，厂里给他补偿了7000元就不再管了，现在他什么保障都没有。由于颈椎的伤势严重，他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就靠着妻子开间小理发店，一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勉强度日。
张茹(秀峰里小区居委会主任)：小区居民共有2200多户，其中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享受低保。我们这里是天津市低收入群体主要聚居区，小海地居住区大约有15万人，他们大都是低收入家庭。
董顺荣(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总队长)：目前，60%的人低于1.9万元的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现在，天津市仍有17万户居民的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他们靠吃低保来维持生计。2009年天津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为430元。
场景二：上海市闸北区交通社区
时间：2009年8月19日
主题：生活难上难，只能住在棚户区
一大片棚户区大部分是两三层的居民楼，已有40多年的历史，十分破旧，屋檐用石棉瓦搭建，上面压着砖头瓦块。住户门前或巷道里搭建了大量的违章建筑。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注定是进不来的。而与社区一路之隔的是“城上城”高档社区，高耸的楼房十分鲜亮。高楼大厦下，棚户区显得格外低矮、难堪。
范浩然的家住在一楼，十分潮湿，有一股明显的霉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闷热，而他的家里只有一台电风扇在转动。卧室里有一张大床，是范浩然睡的。床的旁边，两张凳子撑起一块小小的木板，这就是他妈妈的“床”。范浩然说，冬天妈妈和他就挤在大床上。屋子里惟一显得较新的就是一副拐杖和一架轮椅。在饭桌上，摆着三个盘子，这是妈妈在打工的公司里捎回来吃的饭菜。
范浩然今年22岁，8岁时，父亲去世。2006年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需要人工置换髋关节，家里拿不出钱给他治病，结果他在床上躺了近3年。去年，在上海市民帮扶资金会出资8万元的帮扶下，范浩然成功做了手术，服务中心还补助了1万元用于营养补贴，现在他已经能站起来了。
妈妈李继梅说，现在家庭收入有三方面，一是每个月1000元的退休金，二是政府补助给范浩然的520元重残无业补贴，三是她在上海贝尔公司做清洁工，一个月有1000元工资，合计2500多元。而家里每月的生活开销主要有四方面，一是500元的租房费，二是500元的药费，三是100多元的电、水、煤气费，四是800元左右的饭费。算下来，收入和支出差不多，攒不下什么钱。
李继梅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住房，这里听说快要拆迁了，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尽管房子是差的，但如果换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这样的话，吃饭都难了！”
侍道芳(居委会民政干部)：在交通社区，2200多户中有177户在享受低保。像范浩然这样因病致贫的家庭，有一定的代表性。社区大多是因为年龄大找不到工作的，有的是双失业，还有因病致贫、失业的。
李小露(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社会救助事务中心工作人员)：截至2009年7月，闸北区享受低保的人口有2.6万多人，占全区72万户籍人口的3.6%。低保边缘户的人数是低保户总数的3倍，有各种低收入的人群，经济条件都非常差。
场景三：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
时间：2009年8月22日下午
主题：外来务工人员在温州艰难讨生活
8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只见大厅内熙熙攘攘，外来务工人员三五成群，或坐或站，一边闲聊一边等待雇主。记者随后随即采访了几位寻找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
王伟来自湖北省荆州市，今年40岁，原来在荆州市的一家棉纺厂工作了十几年，1994年时企业不景气他被辞退，下岗后一直靠做零活和做小生意为生。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到温州。
来到温州后才发现这里的大公司很少，都是家庭式的作坊和小厂，每个企业基本上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工厂环境也很差，炎热天气里车间温度特别高。住宿条件也比较差，一个大房间里住一二十人，最小的房间也有8个人，房间里就是光板床，褥子、凉席都要自带，连电风扇都没有。他也曾经问过企业是否能提供医保、社保什么的，但是面试的企业除了告知工作时间、住宿、加班等，对保障基本闭口不谈。
王伟说，他本来还怀着找个好工作的想法，结果一个月内都没有找到活，只做了两次零工，给学校和移动基站刷油漆，总共干了4天，给了300元工钱。现在一天的生活费也要三四十元，他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钱花得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想找个哪怕差点的、但时间能长点的工作，咬牙也做了。”王伟说，“快要到秋天了，我心里很着急，今年过年前如果赚了钱就回去，赚得少就干脆在这里过年。”
王伟说，在温州这边他感过一次冒，但是大医院太贵根本看不起，他只能去旁边的小诊所买药，总共花了32元，这周围的小诊所很多，都是打工的人去看病。
王瓯翔(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副书记)：温州市外来务工人员有327万人，在温州各类用工单位中，农民工占到了80%-90%，其中中小企业的一线员工几乎都是外来农民工。
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用人单位平均用工时间长达10个小时，重活、脏活、难活、险活大都是农民工承揽，少数单位根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目前在温州享受劳动保障的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很低，最多有30%的工人享受社会保障。
“因病致贫”成最突出民生问题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老百姓反映最多的就是“怕得病”，一旦得大病就会出现中等收入的平民一夜之间变成穷人、家庭困难的贫民立即沦为赤贫的情况。病痛正在一步步地蚕食老百姓的收入，扩大社会底部的贫困阶层，而医保水平低也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最突出的民生问题。
看病贵让穷人更穷
走访中，看病贵仍然是群众反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东部发达地区目前均有相当数量的群体因病致贫或返贫。
在上海市著名的产业工人聚居区蕃瓜弄社区，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吃低保过活，妻子2000年患肝硬化去世。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的儿子为了维持生活课余只好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暑假里还在旁边的“不夜城”公司每天接4小时的电话，而贷款交纳的学费至今还没有着落。
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街道交通社区是一大片棚户区，居住的2200多户有177户在吃低保，居委会民政干部侍道芳说，现在社区内的主要问题就是看病，“困难人群不能生病，一旦有病，生活马上会陷入困境。”
在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浙江省温州市有300多万名外来务工人员，记者发现，这里的用人单位不给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已成为公开的潜规则。曹韶华在温州已经呆了九年，他说，在工作中来自政府的保障和保护很少，工人在这里打工生病了都是自费，小病去小诊所看，大病就回家了，有的出了工伤也拿不到足额补偿。
怕得病的不仅仅是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8月20日记者在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街道走访了部分患大病的居民，发现这些居民在患病前家庭收入和经济条件都在中等水平，本人也都享受医保，但患上大病后，这些小康之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有的一夜返贫，有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现有的保障杯水车薪。
陈凤敏是上海市杨浦烟草糖酒有限公司的普通职工，从住房面积和家具摆设能看出这个家庭曾经的幸福。她说，2006年做的肝移植手术仅手术费就25万元，加上住院、买药等，共花了30万元。由于肝移植不纳入医保，巨额医药费中只有前期住院的几千元能报销，后期肝移植的所有费用均自费。移植成功后，每个月还要吃3000多元的药物才能保证不出现排异反应。家里现在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只能靠亲戚帮忙。
不少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当地很多去不起医院的群众，平时要么在家呆着，要么使用廉价药物，最终熬成大病。记者在天津市中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小海地居民区采访时，居民孙阿姨说，她的丈夫1992年下岗后养老、医疗什么保障都没有，看病全靠家里，这几年他有严重的腰间盘脱出，去医院做一次激光治疗要2000多元，由于掏不起钱，只能在家里生扛着。
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副局长虞军说，全区各级民政救助中医疗问题占到工作总量的90%以上，绝大多数困难群体都是因病致贫，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十分有限。
医保面窄，标准低、门槛高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各地医保措施覆盖面窄、报销标准低、参保门槛高、操作复杂化，成为影响群众看病和参保的障碍。
一是住院押金高和报销标准低。一旦得了大病重病，只能报销在住院期间、医保范围内发生的医药费的50%-70%，而余下30%-50%的医药费和需自费购买的药物，就会成为压垮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尤其是得大病需要住院治疗时，医院要求首付的住院押金大多在5000元至1万元，很多贫困家庭根本无力承担，这个矛盾目前非常突出。
二是医保报销的门槛费过高。记者调查发现，津沪鲁浙四省市居民参加医保后发生费用，必须要超过一定的门槛才能报销，就是这道平常人看起来并不高的门槛，卡住了很多低收入者的就医路。
天津市小海地居民刘淑兰大娘说，“医保规定门诊必须花够800元才能报销，住院门槛要1700元，我全家月收入才1900元，这么高的门槛老百姓怎么拿得起？”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居民参加上海市普通居民医疗保险须个人交120元，但医保每年都有1000元的门槛费，有不少身体稍好一些的低保户认为他一年下来吃的药也不过1000多元，超出后能报销的部分又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交120元参保不划算，导致参保积极性不高。
三是医保存在较大政策空白点。近年来，因病致困的人群呈现复杂化，许多患大病的真正困难人群无法纳入政府保障，成为医保盲区。
记者在浙江省乐清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文件中“不予支付费用的诊疗项目范围”看到，名目繁多、名称专业的疾病让人眼花缭乱。而上海市规定对于开放性肺结核的第一次检查费用全免，但这在实际治疗时只占总费用的很小一部分。群众反映，开放性肺结核的前期治疗需要保肝、保胃，费用要2万多，最后真正由政府全免的只有几百元。
王永昌：尽早建设“生活大国”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王永昌博士建议，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从“民生”中要生产力，尽早实现我国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
王永昌说，建设“生活大国”，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要着眼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协调并进。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一是独立住宅、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新的中产阶级形成、专业人员及白领职业队伍迅速扩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等。
王永昌认为，世界多数国家在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成功转型与停滞不前的两种案例。西方发达国家在转型中“福利国家”理念骤然强化。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反之，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相继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此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被称为“拉美陷阱”。这些国家大幅度削减关税，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足；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轻视民生问题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增多，城郊出现大量失地农民、贫民窟。
王永昌说，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建设“生活大国”必须首先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国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从国民收入支出来看，我国投资率近十几年来持续攀升，从“六五”到“十五”期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消费率却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再分配调节来看，政府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从1992年到2005年，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有的年份高出一倍以上，说明政府并未发挥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政府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近一半用作与社会福利无关的用途。
王永昌建议，必须从民生出发建设“生活大国”、“消费大国”，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形社会结构。在今后内需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将用于支持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的钱用于支持消费、补贴国内消费者。
(本文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溢彩流光的宽阔街道，宛若公园的住宅小区……毋庸置疑，中国的城市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城市美了，市民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然而，在繁华都市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另外一群人———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真实生活状况。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分赴沿海发达省份部分城市，对此做了专门调查采访。调查发现，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窘迫，仅有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他们常常为看不起病而犯愁，高楼大厦更是“黄粱一梦”。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有限，保障也是杯水车薪。
场景一：天津市河西区秀峰里社区
时间：2009年8月13日上午
主题：下岗失业靠打工勉强度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当记者来到了天津市河西区小海地居住区的秀峰里小区，由于天气炎热，小区内有很多居民三五成群在荫凉处下棋、聊天。
乔洪杰，今年49岁，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原是天津市棉纺二厂的职工，妻子马淑萍49岁，是天津市棉纺四厂的职工，现在夫妻双下岗。他平时在天津财经大学打工，在澡堂子做清洁工，一个月360元；儿子在超市打工，一个月900元。妻子1990年代失业时不到40岁，当时拿了4900元就被厂里“一脚踢”了，现有病不能工作。
记者在乔洪杰家见到，一家三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厨房当成20多岁的儿子卧室，两平方米的凉台成了灶台。民政部门每月给他458元住房补贴。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惟一一台旧空调还是工友送的，年久失修，漏水不能用。
现在他主要靠夫妻双方的哥哥、姐姐帮一点，不然生活过不下去。他说：“像我这样还有收入的，比起吃低保的困难户还要好一些。”
今年50岁的张顺起，在天津市自行车厂安置办工作，每天就和下岗职工打交道。据他介绍，厂子没有效益，工人们都没有医保，拿着看病的条子到厂里来也没法报销，所以工人下岗后什么都没有。
华延友原来在天津市河西区同乐食品厂干装卸工，1994年时因工伤损伤了颈椎，由于当时厂里怕出工伤会影响全厂的奖金，于是厂里没有报工伤，而是把他送到了医院治疗，后来厂里拿不出钱，他只能回家养病。企业改制时，厂里给他补偿了7000元就不再管了，现在他什么保障都没有。由于颈椎的伤势严重，他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就靠着妻子开间小理发店，一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勉强度日。
张茹(秀峰里小区居委会主任)：小区居民共有2200多户，其中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享受低保。我们这里是天津市低收入群体主要聚居区，小海地居住区大约有15万人，他们大都是低收入家庭。
董顺荣(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总队长)：目前，60%的人低于1.9万元的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现在，天津市仍有17万户居民的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他们靠吃低保来维持生计。2009年天津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为430元。
场景二：上海市闸北区交通社区
时间：2009年8月19日
主题：生活难上难，只能住在棚户区
一大片棚户区大部分是两三层的居民楼，已有40多年的历史，十分破旧，屋檐用石棉瓦搭建，上面压着砖头瓦块。住户门前或巷道里搭建了大量的违章建筑。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注定是进不来的。而与社区一路之隔的是“城上城”高档社区，高耸的楼房十分鲜亮。高楼大厦下，棚户区显得格外低矮、难堪。
范浩然的家住在一楼，十分潮湿，有一股明显的霉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闷热，而他的家里只有一台电风扇在转动。卧室里有一张大床，是范浩然睡的。床的旁边，两张凳子撑起一块小小的木板，这就是他妈妈的“床”。范浩然说，冬天妈妈和他就挤在大床上。屋子里惟一显得较新的就是一副拐杖和一架轮椅。在饭桌上，摆着三个盘子，这是妈妈在打工的公司里捎回来吃的饭菜。
范浩然今年22岁，8岁时，父亲去世。2006年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需要人工置换髋关节，家里拿不出钱给他治病，结果他在床上躺了近3年。去年，在上海市民帮扶资金会出资8万元的帮扶下，范浩然成功做了手术，服务中心还补助了1万元用于营养补贴，现在他已经能站起来了。
妈妈李继梅说，现在家庭收入有三方面，一是每个月1000元的退休金，二是政府补助给范浩然的520元重残无业补贴，三是她在上海贝尔公司做清洁工，一个月有1000元工资，合计2500多元。而家里每月的生活开销主要有四方面，一是500元的租房费，二是500元的药费，三是100多元的电、水、煤气费，四是800元左右的饭费。算下来，收入和支出差不多，攒不下什么钱。
李继梅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住房，这里听说快要拆迁了，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尽管房子是差的，但如果换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这样的话，吃饭都难了！”
侍道芳(居委会民政干部)：在交通社区，2200多户中有177户在享受低保。像范浩然这样因病致贫的家庭，有一定的代表性。社区大多是因为年龄大找不到工作的，有的是双失业，还有因病致贫、失业的。
李小露(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社会救助事务中心工作人员)：截至2009年7月，闸北区享受低保的人口有2.6万多人，占全区72万户籍人口的3.6%。低保边缘户的人数是低保户总数的3倍，有各种低收入的人群，经济条件都非常差。
场景三：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
时间：2009年8月22日下午
主题：外来务工人员在温州艰难讨生活
8月22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只见大厅内熙熙攘攘，外来务工人员三五成群，或坐或站，一边闲聊一边等待雇主。记者随后随即采访了几位寻找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
王伟来自湖北省荆州市，今年40岁，原来在荆州市的一家棉纺厂工作了十几年，1994年时企业不景气他被辞退，下岗后一直靠做零活和做小生意为生。一个月前他一个人来到温州。
来到温州后才发现这里的大公司很少，都是家庭式的作坊和小厂，每个企业基本上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工厂环境也很差，炎热天气里车间温度特别高。住宿条件也比较差，一个大房间里住一二十人，最小的房间也有8个人，房间里就是光板床，褥子、凉席都要自带，连电风扇都没有。他也曾经问过企业是否能提供医保、社保什么的，但是面试的企业除了告知工作时间、住宿、加班等，对保障基本闭口不谈。
王伟说，他本来还怀着找个好工作的想法，结果一个月内都没有找到活，只做了两次零工，给学校和移动基站刷油漆，总共干了4天，给了300元工钱。现在一天的生活费也要三四十元，他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钱花得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想找个哪怕差点的、但时间能长点的工作，咬牙也做了。”王伟说，“快要到秋天了，我心里很着急，今年过年前如果赚了钱就回去，赚得少就干脆在这里过年。”
王伟说，在温州这边他感过一次冒，但是大医院太贵根本看不起，他只能去旁边的小诊所买药，总共花了32元，这周围的小诊所很多，都是打工的人去看病。
王瓯翔(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副书记)：温州市外来务工人员有327万人，在温州各类用工单位中，农民工占到了80%-90%，其中中小企业的一线员工几乎都是外来农民工。
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用人单位平均用工时间长达10个小时，重活、脏活、难活、险活大都是农民工承揽，少数单位根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目前在温州享受劳动保障的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很低，最多有30%的工人享受社会保障。
“因病致贫”成最突出民生问题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老百姓反映最多的就是“怕得病”，一旦得大病就会出现中等收入的平民一夜之间变成穷人、家庭困难的贫民立即沦为赤贫的情况。病痛正在一步步地蚕食老百姓的收入，扩大社会底部的贫困阶层，而医保水平低也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最突出的民生问题。
看病贵让穷人更穷
走访中，看病贵仍然是群众反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东部发达地区目前均有相当数量的群体因病致贫或返贫。
在上海市著名的产业工人聚居区蕃瓜弄社区，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吃低保过活，妻子2000年患肝硬化去世。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的儿子为了维持生活课余只好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暑假里还在旁边的“不夜城”公司每天接4小时的电话，而贷款交纳的学费至今还没有着落。
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街道交通社区是一大片棚户区，居住的2200多户有177户在吃低保，居委会民政干部侍道芳说，现在社区内的主要问题就是看病，“困难人群不能生病，一旦有病，生活马上会陷入困境。”
在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浙江省温州市有300多万名外来务工人员，记者发现，这里的用人单位不给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已成为公开的潜规则。曹韶华在温州已经呆了九年，他说，在工作中来自政府的保障和保护很少，工人在这里打工生病了都是自费，小病去小诊所看，大病就回家了，有的出了工伤也拿不到足额补偿。
怕得病的不仅仅是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8月20日记者在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街道走访了部分患大病的居民，发现这些居民在患病前家庭收入和经济条件都在中等水平，本人也都享受医保，但患上大病后，这些小康之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有的一夜返贫，有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现有的保障杯水车薪。
陈凤敏是上海市杨浦烟草糖酒有限公司的普通职工，从住房面积和家具摆设能看出这个家庭曾经的幸福。她说，2006年做的肝移植手术仅手术费就25万元，加上住院、买药等，共花了30万元。由于肝移植不纳入医保，巨额医药费中只有前期住院的几千元能报销，后期肝移植的所有费用均自费。移植成功后，每个月还要吃3000多元的药物才能保证不出现排异反应。家里现在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只能靠亲戚帮忙。
不少民政干部告诉记者，当地很多去不起医院的群众，平时要么在家呆着，要么使用廉价药物，最终熬成大病。记者在天津市中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小海地居民区采访时，居民孙阿姨说，她的丈夫1992年下岗后养老、医疗什么保障都没有，看病全靠家里，这几年他有严重的腰间盘脱出，去医院做一次激光治疗要2000多元，由于掏不起钱，只能在家里生扛着。
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副局长虞军说，全区各级民政救助中医疗问题占到工作总量的90%以上，绝大多数困难群体都是因病致贫，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十分有限。
医保面窄，标准低、门槛高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各地医保措施覆盖面窄、报销标准低、参保门槛高、操作复杂化，成为影响群众看病和参保的障碍。
一是住院押金高和报销标准低。一旦得了大病重病，只能报销在住院期间、医保范围内发生的医药费的50%-70%，而余下30%-50%的医药费和需自费购买的药物，就会成为压垮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尤其是得大病需要住院治疗时，医院要求首付的住院押金大多在5000元至1万元，很多贫困家庭根本无力承担，这个矛盾目前非常突出。
二是医保报销的门槛费过高。记者调查发现，津沪鲁浙四省市居民参加医保后发生费用，必须要超过一定的门槛才能报销，就是这道平常人看起来并不高的门槛，卡住了很多低收入者的就医路。
天津市小海地居民刘淑兰大娘说，“医保规定门诊必须花够800元才能报销，住院门槛要1700元，我全家月收入才1900元，这么高的门槛老百姓怎么拿得起？”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居民参加上海市普通居民医疗保险须个人交120元，但医保每年都有1000元的门槛费，有不少身体稍好一些的低保户认为他一年下来吃的药也不过1000多元，超出后能报销的部分又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交120元参保不划算，导致参保积极性不高。
三是医保存在较大政策空白点。近年来，因病致困的人群呈现复杂化，许多患大病的真正困难人群无法纳入政府保障，成为医保盲区。
记者在浙江省乐清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文件中“不予支付费用的诊疗项目范围”看到，名目繁多、名称专业的疾病让人眼花缭乱。而上海市规定对于开放性肺结核的第一次检查费用全免，但这在实际治疗时只占总费用的很小一部分。群众反映，开放性肺结核的前期治疗需要保肝、保胃，费用要2万多，最后真正由政府全免的只有几百元。
王永昌：尽早建设“生活大国”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王永昌博士建议，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从“民生”中要生产力，尽早实现我国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
王永昌说，建设“生活大国”，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要着眼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协调并进。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一是独立住宅、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新的中产阶级形成、专业人员及白领职业队伍迅速扩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等。
王永昌认为，世界多数国家在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成功转型与停滞不前的两种案例。西方发达国家在转型中“福利国家”理念骤然强化。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反之，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相继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此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被称为“拉美陷阱”。这些国家大幅度削减关税，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足；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轻视民生问题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增多，城郊出现大量失地农民、贫民窟。
王永昌说，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建设“生活大国”必须首先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国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从国民收入支出来看，我国投资率近十几年来持续攀升，从“六五”到“十五”期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消费率却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再分配调节来看，政府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从1992年到2005年，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有的年份高出一倍以上，说明政府并未发挥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政府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近一半用作与社会福利无关的用途。
王永昌建议，必须从民生出发建设“生活大国”、“消费大国”，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形社会结构。在今后内需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将用于支持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的钱用于支持消费、补贴国内消费者。
(本文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