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 在伤痕累累的社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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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伤痕文学 在伤痕累累的社会诞生
2010-02-01 07:35:43 来源: 网易历史
“歌文”中心思想是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视为“缺德”，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批判。
《党史博采》2009年第8期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歌德”与“缺德”》的面世，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文艺界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由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应不应该“暴露”、能不能揭露社会“阴暗面”等问题上，而且争论日趋广泛，进而出现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线是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向前看呵!文艺》一文。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称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广东文艺界就此展开讨论，并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同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指“四人帮”为推行其政治纲领而炮制的文艺作品。1977年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曾指出：“四人帮”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笔者注)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工具说”，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等问题的质疑，所以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各种争论相持不下，终于由于《“歌德”与“缺德”》一文(以下简称“歌文”)的发表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
“歌文”中心思想是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视为“缺德”，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如文章写到：“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 “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而那种味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这样的语气和观点，在当时批极“左”肃流毒，且“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必然要惹起争议。一段时间内，《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许多议论“歌文”观点的来稿，而且意见很不一致。于是，编辑部决定按照中宣部把文艺批评搞活的精神，借机开展一场讨论，明辨是非，提高认识。便在刊物第8期上选发了两篇不同意见的文章：一篇题目是《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另一篇题目是《也谈“歌德”与“缺德”——与李剑同志商榷》。并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本刊今年第6期发表了《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两篇文艺短论以后，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反响。在人民内部，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开展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非常有益的。”表明了要把讨论引向深入。而对文章中存在的错误观点和所起的消极作用，编辑部当时尚缺乏全面的认识，因此按语中看不出明确态度。
争论逐步升级
这期刊物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驳“歌文”。7月1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阎纲的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的批评文章，言词很“激愤”。说“歌文”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使不同观点的争论带上浓重的火药味。《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强调：“歌文”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如报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在这股冷风的后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文艺界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周岳的文艺短评《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并转载了王若望的文章。周岳的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这篇文章是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随后，不少省、市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文”的批评。
8月2日，上海市文联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各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上海《戏剧艺术》编辑部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批评“歌文”的观点，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8月10日至2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
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除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以外，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再次批评“歌文”，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
在北京，8月17日，在陈荒煤、孔罗荪主持下，《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有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共80人参加的座谈会，以“深入批判《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也批评了一些人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归罪于文艺界的观点。指出《纪要》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吉林的《长春》与江苏的《雨花》、陕西的《延河》、广东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艺》、上海的《上海文学》、安徽的《安徽文学》、黑龙江的《北方文学》、河南的《奔流》、辽宁的《鸭绿江》、湖北的《长江文艺》、浙江的《东海》等12家省级文艺期刊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赞颂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的大好形势，批评“歌文”等对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作品和批评阻碍四化建设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横加责难，是一股“倒春寒”。强调作家要忠于生活，讲真理，说真话。全国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文学评论》、《文艺报》、《湘江文艺》、《当代》、《诗刊》、《长江》、《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此时，对“歌德”与“缺德”的文学论争已广及全国20多个省市。
省内，《河北日报》自7月22日发表文章《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是广开文路还是划地为牢——也谈歌颂与暴露》等批评文章后，8月1日、7日、9日、24日又连续发表了若干篇批评文章。
除了众多的批评，也有不少文章对“歌文”持赞同和支持态度。有的认为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尤其是王若望的文章发表后，一度《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同情和支持“歌文”的稿件占了多数。说明，对于文艺领域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正确的认识。
还有一些文章对争论中出现的“打棍子”现象表示不满。《河北文艺》就收到一篇，是针对王若望的，而且还是他的学生，署名苗得雨，文章题目是《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文章强调，对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进行“争鸣”是有益的，因为真理愈辩愈明。但任何事情不能走极端，“任何一种的极端，都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文章指出：王若望的文章语气也有些不大好，盛气凌人，帽子也不少，在谈问题的方法上也有偏激与武断。一方面无视人家文章中的正确观点，一方面对不赞同的人家的一些看法进行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而不是准确地如实地去分析批驳人家的看法，随心所欲地解释别人的观点，然后又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这种做法，不能认为是郑重的。
除了对“歌文”观点的争论，当时，社会上对“歌文”的产生也有种种议论：有的说这是河北省委xX领导授意写的：有的说是林默涵授意田间写的：有的说是刘白羽的写作班子写的：还有的说是某“大人物”写的，“李剑”是化名(“李剑”者，即“利剑”也)，并连带上《歌颂与暴露》的化名“淀清”都与“江青”有联系。等等。好像“歌文”背景很深，大有“来头”。对此，一些当事人和知情人都予以否认。
争论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兼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从倡导民主、自由的创作气氛的角度出发，一直关注着有关“伤痕文学”的争论，并将其提高到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的高度来认识。立足“双百方针”，胡耀邦对文艺创作积极倡导一种健康的文艺批评。因此，1979年8月底，他从一封反映情况的来信中了解到“歌德”与“缺德”的争论后，十分重视，当即与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目的是统一思想认识，树立一种新的文艺批评风气，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繁荣文艺创作。
9月4日至7日，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召开，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国文联的负责人和在京的全国文艺界和主要文艺刊物的领导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朱穆之等。并邀请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有关领导、作家、文艺界代表和《河北文艺》的有关人员齐斌、梁斌、田间、刘哲及“歌文”作者李剑(《河北文艺》编辑)等参加。廖井丹首先强调，“这个会是耀邦提议召开的。”原因是“歌文”发表后，影响范围广泛，有15个省市参加了讨论。需要请河北的同志来，同全国文联和主要的全国文艺刊物一起交换一下意见。目的是真正开动机器，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使文艺理论、创作进一步繁荣。要求与会者畅所欲言，消除拘束、顾虑、压力，有什么说什么，不搞“三不主义”。并特别指出座谈会不是专为批评“歌文”的，也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杂志的责任，而是通过这件事，吸取一点教训。
随后，河北代表刘哲汇报了有关“歌文”的产生、发表和所引起的争论情况，以及对有关问题的初步认识。李剑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抓紧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但对一些人说他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歌文”中说的“咒骂红日”就是反对揭批“四人帮”的作品等持保留意见。河北省文联负责人、《河北文艺》主编田间也作了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在4日、5日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员各抒己见，使认识趋于统一。一致认为，“歌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偶然中有必然。其文风有问题，但一些批评文章的态度也有问题。
9月6日上午，胡耀邦到会讲话，开言即指出，这场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战线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和比较大的“风波”。并说用“风波”这个词比较恰当，“不大不小，有点皱纹。”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采取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打棍子的方法，也有别于“文革”前有时曾经采用过的某些粗暴、简单的方法。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胡耀邦指出，这一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解决思想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内部思想上的争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躲开矛盾绕开矛盾是不对的。我们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一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今后，人民内部矛盾还会有，几十年、几百年以后还会有，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谈到“歌文”，胡耀邦说文章确实是有缺点、有毛病的，是不恰当的。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是有原因的；文艺界有意见，是有道理的。文章的错误就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反复申明要在文艺和一切战线上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调子不合时宜。但他强调，作者是个青年人，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过多地追究。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文”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
胡耀邦进一步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他说：1979年春天，恰是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比较大，澄清了历史上许多大是大非问题。由于步子跨得大，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思想跟不上，还停留在三中全会以前，甚至某些同志思想还停留在三年以前。所以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列宁说过，气候变了，衣服也要换一换。毛主席也常说这个道理。所以，作者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环境中发生的。离开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去解决问题，要犯错误。因此，不要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开创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他还对河北的代表们说：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制定对策，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还列举了河北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来说明，有很多文艺题材待发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需要整理提高。河北文艺创作的路子宽广得很。应大力组织、鼓励创作富有河北地方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句话，“要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这次座谈会和胡耀邦讲话后，关于“歌德”与“缺德”的全国性争论趋于平息。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桂花)
2010-02-01 07:35:43 来源: 网易历史
“歌文”中心思想是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视为“缺德”，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批判。
《党史博采》2009年第8期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歌德”与“缺德”》的面世，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文艺界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由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应不应该“暴露”、能不能揭露社会“阴暗面”等问题上，而且争论日趋广泛，进而出现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线是1979年4月5日，《广州日报》发表的《向前看呵!文艺》一文。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大胆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如《于无声处》：一类是揭露“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如《班主任》一类是诉说“四人帮肆虐”下的人的悲惨遭遇。称这三类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不利于鼓舞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因此应该“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广东文艺界就此展开讨论，并很快越出广州，引向全国。文艺界多数人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文章的观点基本正确。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上海。同月《上海文学》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四人帮”“阴谋文艺”(指“四人帮”为推行其政治纲领而炮制的文艺作品。1977年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曾指出：“四人帮”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笔者注)的理论基础。文艺要真正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迅速改变现状，就必须为文艺正名，对“工具论”拨乱反正。文章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工具说”，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等问题的质疑，所以很快引起文艺界的重视。许多文艺理论工作者、各大学文科师生纷纷写文章展开争鸣。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各种争论相持不下，终于由于《“歌德”与“缺德”》一文(以下简称“歌文”)的发表而引发出一场波及全国的“风波”。
“歌文”中心思想是说，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视为“缺德”，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如文章写到：“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作家，没有超阶级的所谓‘田园诗人’。” “革命的作家应当是阶级的眼睛，人民的手足”，“如果人民的作家不为人民大‘歌’其‘德’，那么，要这些人又有何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而那种味着良心，不看事实，把洋人的擦脚布当做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请问：道德哪里去了?～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这样的语气和观点，在当时批极“左”肃流毒，且“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必然要惹起争议。一段时间内，《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许多议论“歌文”观点的来稿，而且意见很不一致。于是，编辑部决定按照中宣部把文艺批评搞活的精神，借机开展一场讨论，明辨是非，提高认识。便在刊物第8期上选发了两篇不同意见的文章：一篇题目是《关于歌颂领袖的问题》，另一篇题目是《也谈“歌德”与“缺德”——与李剑同志商榷》。并加了一个编者按语：“本刊今年第6期发表了《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两篇文艺短论以后，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反响。在人民内部，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开展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非常有益的。”表明了要把讨论引向深入。而对文章中存在的错误观点和所起的消极作用，编辑部当时尚缺乏全面的认识，因此按语中看不出明确态度。
争论逐步升级
这期刊物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批驳“歌文”。7月1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阎纲的文章，指出“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的批评文章，言词很“激愤”。说“歌文”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使不同观点的争论带上浓重的火药味。《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强调：“歌文”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如报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在这股冷风的后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文艺界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周岳的文艺短评《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并转载了王若望的文章。周岳的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这篇文章是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随后，不少省、市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文”的批评。
8月2日，上海市文联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各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上海《戏剧艺术》编辑部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批评“歌文”的观点，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8月10日至2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
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除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以外，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再次批评“歌文”，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
在北京，8月17日，在陈荒煤、孔罗荪主持下，《文艺报》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有中青年作家以及文学理论工作者、首都报刊编辑共80人参加的座谈会，以“深入批判《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繁荣文艺事业”为主题，赞扬三年来“一大批作者挺直腰杆”，面对现实，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批评“有人刮起冷风”，把当前的一些创作指控为“缺德文学”、“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解冻文学”，也批评了一些人把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归罪于文艺界的观点。指出《纪要》阴魂不散，流毒远未肃清，影响更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吉林的《长春》与江苏的《雨花》、陕西的《延河》、广东的《作品》、湖南的《湘江文艺》、上海的《上海文学》、安徽的《安徽文学》、黑龙江的《北方文学》、河南的《奔流》、辽宁的《鸭绿江》、湖北的《长江文艺》、浙江的《东海》等12家省级文艺期刊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赞颂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的大好形势，批评“歌文”等对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的作品和批评阻碍四化建设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横加责难，是一股“倒春寒”。强调作家要忠于生活，讲真理，说真话。全国许多文艺刊物如《星火》、《山花》、《延河》、《四川文学》、《思想战线》、《文学评论》、《文艺报》、《湘江文艺》、《当代》、《诗刊》、《长江》、《边疆文艺》、《福建文艺》、《安徽文学》、《戏剧界》等都载文参与对“歌文”的谴责和批判。此时，对“歌德”与“缺德”的文学论争已广及全国20多个省市。
省内，《河北日报》自7月22日发表文章《要鼓励作家大胆创作——驳<“歌德”与“缺德”>》、《是广开文路还是划地为牢——也谈歌颂与暴露》等批评文章后，8月1日、7日、9日、24日又连续发表了若干篇批评文章。
除了众多的批评，也有不少文章对“歌文”持赞同和支持态度。有的认为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尤其是王若望的文章发表后，一度《河北文艺》编辑部收到同情和支持“歌文”的稿件占了多数。说明，对于文艺领域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正确的认识。
还有一些文章对争论中出现的“打棍子”现象表示不满。《河北文艺》就收到一篇，是针对王若望的，而且还是他的学生，署名苗得雨，文章题目是《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文章强调，对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进行“争鸣”是有益的，因为真理愈辩愈明。但任何事情不能走极端，“任何一种的极端，都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文章指出：王若望的文章语气也有些不大好，盛气凌人，帽子也不少，在谈问题的方法上也有偏激与武断。一方面无视人家文章中的正确观点，一方面对不赞同的人家的一些看法进行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而不是准确地如实地去分析批驳人家的看法，随心所欲地解释别人的观点，然后又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这种做法，不能认为是郑重的。
除了对“歌文”观点的争论，当时，社会上对“歌文”的产生也有种种议论：有的说这是河北省委xX领导授意写的：有的说是林默涵授意田间写的：有的说是刘白羽的写作班子写的：还有的说是某“大人物”写的，“李剑”是化名(“李剑”者，即“利剑”也)，并连带上《歌颂与暴露》的化名“淀清”都与“江青”有联系。等等。好像“歌文”背景很深，大有“来头”。对此，一些当事人和知情人都予以否认。
争论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兼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从倡导民主、自由的创作气氛的角度出发，一直关注着有关“伤痕文学”的争论，并将其提高到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的高度来认识。立足“双百方针”，胡耀邦对文艺创作积极倡导一种健康的文艺批评。因此，1979年8月底，他从一封反映情况的来信中了解到“歌德”与“缺德”的争论后，十分重视，当即与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目的是统一思想认识，树立一种新的文艺批评风气，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繁荣文艺创作。
9月4日至7日，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召开，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全国文联的负责人和在京的全国文艺界和主要文艺刊物的领导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朱穆之等。并邀请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的有关领导、作家、文艺界代表和《河北文艺》的有关人员齐斌、梁斌、田间、刘哲及“歌文”作者李剑(《河北文艺》编辑)等参加。廖井丹首先强调，“这个会是耀邦提议召开的。”原因是“歌文”发表后，影响范围广泛，有15个省市参加了讨论。需要请河北的同志来，同全国文联和主要的全国文艺刊物一起交换一下意见。目的是真正开动机器，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使文艺理论、创作进一步繁荣。要求与会者畅所欲言，消除拘束、顾虑、压力，有什么说什么，不搞“三不主义”。并特别指出座谈会不是专为批评“歌文”的，也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杂志的责任，而是通过这件事，吸取一点教训。
随后，河北代表刘哲汇报了有关“歌文”的产生、发表和所引起的争论情况，以及对有关问题的初步认识。李剑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抓紧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但对一些人说他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歌文”中说的“咒骂红日”就是反对揭批“四人帮”的作品等持保留意见。河北省文联负责人、《河北文艺》主编田间也作了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在4日、5日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人员各抒己见，使认识趋于统一。一致认为，“歌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偶然中有必然。其文风有问题，但一些批评文章的态度也有问题。
9月6日上午，胡耀邦到会讲话，开言即指出，这场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战线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和比较大的“风波”。并说用“风波”这个词比较恰当，“不大不小，有点皱纹。”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采取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打棍子的方法，也有别于“文革”前有时曾经采用过的某些粗暴、简单的方法。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胡耀邦指出，这一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解决思想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内部思想上的争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躲开矛盾绕开矛盾是不对的。我们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一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今后，人民内部矛盾还会有，几十年、几百年以后还会有，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谈到“歌文”，胡耀邦说文章确实是有缺点、有毛病的，是不恰当的。在全国文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是有原因的；文艺界有意见，是有道理的。文章的错误就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反复申明要在文艺和一切战线上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调子不合时宜。但他强调，作者是个青年人，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过多地追究。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文”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
胡耀邦进一步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他说：1979年春天，恰是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比较大，澄清了历史上许多大是大非问题。由于步子跨得大，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思想跟不上，还停留在三中全会以前，甚至某些同志思想还停留在三年以前。所以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列宁说过，气候变了，衣服也要换一换。毛主席也常说这个道理。所以，作者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环境中发生的。离开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去解决问题，要犯错误。因此，不要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开创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他还对河北的代表们说：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制定对策，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还列举了河北党的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来说明，有很多文艺题材待发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需要整理提高。河北文艺创作的路子宽广得很。应大力组织、鼓励创作富有河北地方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句话，“要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这次座谈会和胡耀邦讲话后，关于“歌德”与“缺德”的全国性争论趋于平息。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桂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