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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苏格兰女王玛丽审判：1586年
意义
在英格兰以判国罪进行的审判并不多见，但从来没有一个被告人地位如此的尊贵。
在第一个丈夫、法国的弗兰西斯二世去逝以后，玛丽·斯图亚特在1561年回到了苏格兰，这也是她出生的地方，但却远不是一次快乐的返乡之旅。苏格兰贵族当时正在遭受动乱之苦，并且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新教，很少有人会相信她这样的公开的天主教徒。即使是这样，如果玛丽能够只管自家的事，那么她作为英格兰皇室还是很可能保留其权威的，但她的眼睛却总是盯着南方的英格兰王权，当时她的表姐伊丽莎白一世对王权的掌握也远非稳固。玛丽的另一个缺点是她热情的性格。她与贵族达利恩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之后又与达利恩的暗杀者博斯维尔伯爵，有一段更为短暂的关系。这些都增强了当地人们反对这位美丽的苏格兰女王的情绪。
1568年，由于担心自己的性命，她到英格兰寻求庇护，而小心翼翼的伊丽莎白则将她软禁起来。玛丽一直被监禁了19年。在这期间，她一直都是计谋与反计谋的目标，因为天主教的支持者费劲心思让她重获自由。那些深得伊丽莎白信任的朝臣们都催促她尽早采取措施除去这个心腹大患，但是女王却没有勇气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1586年初，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一个身居要职的国务卿，也是一个坚定的清教徒，决心用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沃尔辛厄姆作为现代意义上间谍组织的先行者，在全国布置了一个网络，他们向他提供社会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消息。像后来的间谍组织头子一样，他也认为干预国家事务是很正当的，而他的同党、财务部长、阴谋家罗伯特·塞西尔，与他的观点相同。他们一起决定收集足够的证据来说服伊丽莎白，让玛丽活着不仅是不明智甚至是绝对不可以的。
沃尔辛厄姆在他的眼线——吉尔伯特·吉福德，也就是玛丽的一个信使的帮助下，了解到天主教徒又有计划解救被禁闭的女王。一个北方的乡绅安东尼·巴宾顿，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志向相同的人，他们计划颠覆伊丽莎白，然后拥戴玛丽为女王。当巴宾顿写信给玛丽谈到这个计划时，她竟愚蠢地回信了，她却不知道每一封信都经过沃尔辛厄姆之手。巴宾顿的自信心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他表明了他打算杀死伊丽莎白的企图。在她的两个秘书克劳德·诺、皮吉伯特·柯尔的帮助下，玛丽写了一封加密的信，信中没有明确反驳这个计划。而密谋者和沃尔辛厄姆就此得出了结论是相同的，即默许了这个计划。虽然这已经足够定罪，沃尔辛厄姆还想得到更多的证据。于是他在玛丽的一封信的末尾加上了一段附言，首先要求知道密谋者的名单，然后要求有新的消息随时通知她。
密谋者被捕
巴宾顿在7月末收到那封被改动的信。8月3日他又一次给苏格兰女王写信，表明他已经收到了那封信。此时沃尔辛厄姆下令逮捕那些密谋者。巴宾顿在审问之下全部招供，并被迫重写他那封致命的信。8月11日，伊丽莎白派出特使到斯塔福德郡关押玛丽的查特里厅，告知玛丽她的叛逆行为已经暴露了。同时诺和柯尔也被看管起来。玛丽感觉被她的秘书出卖了，但这对于他们恐怕是太不公平了。面对他们自己的性命之虞，他们只是证明了信件的内容，虽然也有可能诺是沃尔辛厄姆安插的另一个眼线。（他被秘密带到法国，并在几个月之后被释放。而柯尔则在严密的看守下被关了一年。）
在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敦促下一个由爵士和男爵组成的调查团被任命来裁定玛丽的罪行。虽然法国方面请求为玛丽提供一个律师，但是伊丽莎白拒绝了，这也是不允许判国罪的被告人聘请律师的传统做法。
对玛丽的审查开始于1586年10月15日，她蹒跚地走进福泽林盖的大厅，疼痛使她动作迟缓，风湿病几乎使她成了个跛子。在扫视了调查团成员的面孔后，她对她的随员詹姆斯·梅尔维尔爵士说，“这里有很多律师，但都不是我的律师。”在看到现场有一个王座，而她却只能坐在一个小一些的椅子上时，她表现出了明显的厌恶。这也是塞西尔精心设计的羞辱玛丽的招术。“我生下来就是女王，我的座位应该在那个华盖下面。”在后来的审判中，她都表现得泰然自若，然而对于一些成员却总是感到不安。首先是托马斯·布罗姆利爵士发言，他宣布伊丽莎白已经了解苏格兰女王想要篡位的企图，她别无选择，只得召集这个会议来决定这个指控。被告人将有充分的机会就指控的内容为自己进行辩护。玛丽对此的回答是，“我来到这个王国（英格兰）之前得到的允许是在面对我的敌人时向我提供帮助和支持，而不是作为臣民……现在我得到的不是帮助和支持而是监禁和关押。”
她听取了关于捕获巴宾顿和他的同党的证据，还有诺和科尔提供的供词和证言。她针对这些证据的间接性提出反对意见，她说，“我不否认我真心的希望得到自由，并且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自由。在这件事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一种自然的愿望。”后来她又补充说，“我应该为一些亡命徒的计划负责吗？对于这个计划，我既不了解也没有参加。”
为了证实她并没有什么野心，44岁的女王提到了她衰弱的身体状况：“我的年纪和身体都不允许我再重新执掌王位。我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两三年可活，我对任何公共职位都没有企图……”
塞西尔介入
玛丽的保证并不能让塞西尔感到满意，他任命自己为首席审判官，他反复地强调玛丽拒绝批准1560年的《爱丁堡条约》，那个条约正是玛丽放弃英格兰王权的正式声明。玛丽严正声明她没有垂涎伊丽莎白的王位，并以最清楚无误的语言表明了她的立场。虽然没有罢黜伊丽莎白的意愿，但她宣称自己“对于自己是王位最近的合法继承人这一点不会感到任何的心理上的不安……”
随着举证的继续进行，很显然，玛丽对诺和柯尔的怨恨减少了。虽然起初他提供的证据被引用时，玛丽着实被震惊了，她说，“对于我来说我不愿意控告我的两位秘书，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惧怕折磨和死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条件是可以保住他们的命，我会原谅他们，代价由我一个人来担。”
不幸的是，审判并不一直是在这样的宽宏大量的气氛中进行。很快就变成了调查团成员们乱糟糟的一片指责声。玛丽独自一人，运用她刚刚学会不久的语言为自己辩护，她做的非常好，但是第一天下来她已经筋疲力尽。面对这样的折磨，即使对于最顽强的人也很难承担；玛丽的半辈子都是在被软禁中度过的，衣食起居都被严格控制；但即使是这样，她仍然能够思维清晰地认定诺和柯尔的证据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在那一天的审理将要结束的时候，她声明，“如果他们现在就在这里，他们将能够立即证明我是无辜的。”
第二天早上，玛丽明显变得更加苍白，她缓慢地进入大厅。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夜之间，法庭上的气氛完全改变了。第一天的粗鲁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逻辑严密的发言，尽管不全是真实的。一次，当塞西尔发表了一篇编造的言论企图作为证据时，玛丽爆发了，“你真是我的敌人！”这个诡计多端的大臣平静地回答说，“谁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敌人我就是谁的敌人。”明显将苏格兰女王包含在了里面。
在法庭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一种气氛，即一定要玛丽交出她的人头。很多玛丽的贴身佣人都认为死刑判决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详的是，当调查团的成员们在早上集合的时候，尽管玛丽鼓足了勇气，但是却发现他们都身着骑马的服装和靴子，很显然审判用不了一天就会结束。玛丽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了。那一天离开法庭时，当她以冷漠的表情观察时，竟然听到调查团成员们羞怯的甚至是窘迫的笑声，“愿上帝保佑我不用再来一遍了。”
叛变行为被确认了
她的愿望实现了。10月25日，调查团成员们在伦敦的星法庭集合听取诺和科尔的证词。两人都在宣誓后声明他们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并且说他们的证词是“坦白的和自愿提供的。”调查团于是认定玛丽有罪，“在6月1日事件以来就密谋和幻想着摧毁英格兰女王。”在做出上述认定之后，议会的上下两院都催促伊丽莎白立即批准死刑的执行。
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尽管大臣们一再地催促，伊丽莎白还是将这件事搁置了下来。有人说，“只要她（玛丽）还活着，就总有可能”。“只要他们（天主教）还存在希望，我们就得生活在恐惧之中。”终于，在1587年2月1日，伊丽莎白承受不住无休止的压力，批准了死刑。一星期后，2月8日清晨，玛丽在福泽林盖的大礼堂被砍头。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刽子手试了两次都没能完成任务。第三次，他才抓了一把玛丽红色的头发，将已经切掉的头拉开，他嘴里高喊着，“上帝拯救女王！”突然，那一刻凝固了——一个短发的灰色的头从奢华的赤褐色发辫中脱离出来，砰的一声掉在地上，而刽子手的手里只有一个红色的发套。只有在死去的时候，玛丽那传奇性的美才离她而去。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她的尸体被掩埋在城堡里的某个地方，而具体地点则没人知道。
令人惊奇的是，玛丽并不惧怕刽子手的断头台。很多年来，她都惧怕被暗杀在黑暗的地牢里。当玛丽得知她将被公开执行死刑以后，她的医生报告说，“她的心跳加速，她显得很高兴，她的健康状况比以往都更好。”如果玛丽是希望通过她的死来推动天主教的发展，那么她就错了。她对后世的影响莫过于人们对于皇室的敬意的减少，这也就使得她的孙子查尔斯一世，最后得到了和她相同的命运。
——科林·埃文斯
被告：玛丽·斯图亚特 被指控的罪行：判国罪 主要控诉人：托马斯·布罗姆利爵士、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和罗伯特·塞西尔 法官：国王特派员 地点：英格兰，福泽林盖 日期：1586年10月15日-16日 认定：有罪 判决：死刑
意义
在英格兰以判国罪进行的审判并不多见，但从来没有一个被告人地位如此的尊贵。
在第一个丈夫、法国的弗兰西斯二世去逝以后，玛丽·斯图亚特在1561年回到了苏格兰，这也是她出生的地方，但却远不是一次快乐的返乡之旅。苏格兰贵族当时正在遭受动乱之苦，并且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新教，很少有人会相信她这样的公开的天主教徒。即使是这样，如果玛丽能够只管自家的事，那么她作为英格兰皇室还是很可能保留其权威的，但她的眼睛却总是盯着南方的英格兰王权，当时她的表姐伊丽莎白一世对王权的掌握也远非稳固。玛丽的另一个缺点是她热情的性格。她与贵族达利恩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之后又与达利恩的暗杀者博斯维尔伯爵，有一段更为短暂的关系。这些都增强了当地人们反对这位美丽的苏格兰女王的情绪。
1568年，由于担心自己的性命，她到英格兰寻求庇护，而小心翼翼的伊丽莎白则将她软禁起来。玛丽一直被监禁了19年。在这期间，她一直都是计谋与反计谋的目标，因为天主教的支持者费劲心思让她重获自由。那些深得伊丽莎白信任的朝臣们都催促她尽早采取措施除去这个心腹大患，但是女王却没有勇气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1586年初，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一个身居要职的国务卿，也是一个坚定的清教徒，决心用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沃尔辛厄姆作为现代意义上间谍组织的先行者，在全国布置了一个网络，他们向他提供社会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消息。像后来的间谍组织头子一样，他也认为干预国家事务是很正当的，而他的同党、财务部长、阴谋家罗伯特·塞西尔，与他的观点相同。他们一起决定收集足够的证据来说服伊丽莎白，让玛丽活着不仅是不明智甚至是绝对不可以的。
沃尔辛厄姆在他的眼线——吉尔伯特·吉福德，也就是玛丽的一个信使的帮助下，了解到天主教徒又有计划解救被禁闭的女王。一个北方的乡绅安东尼·巴宾顿，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志向相同的人，他们计划颠覆伊丽莎白，然后拥戴玛丽为女王。当巴宾顿写信给玛丽谈到这个计划时，她竟愚蠢地回信了，她却不知道每一封信都经过沃尔辛厄姆之手。巴宾顿的自信心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他表明了他打算杀死伊丽莎白的企图。在她的两个秘书克劳德·诺、皮吉伯特·柯尔的帮助下，玛丽写了一封加密的信，信中没有明确反驳这个计划。而密谋者和沃尔辛厄姆就此得出了结论是相同的，即默许了这个计划。虽然这已经足够定罪，沃尔辛厄姆还想得到更多的证据。于是他在玛丽的一封信的末尾加上了一段附言，首先要求知道密谋者的名单，然后要求有新的消息随时通知她。
密谋者被捕
巴宾顿在7月末收到那封被改动的信。8月3日他又一次给苏格兰女王写信，表明他已经收到了那封信。此时沃尔辛厄姆下令逮捕那些密谋者。巴宾顿在审问之下全部招供，并被迫重写他那封致命的信。8月11日，伊丽莎白派出特使到斯塔福德郡关押玛丽的查特里厅，告知玛丽她的叛逆行为已经暴露了。同时诺和柯尔也被看管起来。玛丽感觉被她的秘书出卖了，但这对于他们恐怕是太不公平了。面对他们自己的性命之虞，他们只是证明了信件的内容，虽然也有可能诺是沃尔辛厄姆安插的另一个眼线。（他被秘密带到法国，并在几个月之后被释放。而柯尔则在严密的看守下被关了一年。）
在塞西尔和沃尔辛厄姆的敦促下一个由爵士和男爵组成的调查团被任命来裁定玛丽的罪行。虽然法国方面请求为玛丽提供一个律师，但是伊丽莎白拒绝了，这也是不允许判国罪的被告人聘请律师的传统做法。
对玛丽的审查开始于1586年10月15日，她蹒跚地走进福泽林盖的大厅，疼痛使她动作迟缓，风湿病几乎使她成了个跛子。在扫视了调查团成员的面孔后，她对她的随员詹姆斯·梅尔维尔爵士说，“这里有很多律师，但都不是我的律师。”在看到现场有一个王座，而她却只能坐在一个小一些的椅子上时，她表现出了明显的厌恶。这也是塞西尔精心设计的羞辱玛丽的招术。“我生下来就是女王，我的座位应该在那个华盖下面。”在后来的审判中，她都表现得泰然自若，然而对于一些成员却总是感到不安。首先是托马斯·布罗姆利爵士发言，他宣布伊丽莎白已经了解苏格兰女王想要篡位的企图，她别无选择，只得召集这个会议来决定这个指控。被告人将有充分的机会就指控的内容为自己进行辩护。玛丽对此的回答是，“我来到这个王国（英格兰）之前得到的允许是在面对我的敌人时向我提供帮助和支持，而不是作为臣民……现在我得到的不是帮助和支持而是监禁和关押。”
她听取了关于捕获巴宾顿和他的同党的证据，还有诺和科尔提供的供词和证言。她针对这些证据的间接性提出反对意见，她说，“我不否认我真心的希望得到自由，并且尽我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自由。在这件事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一种自然的愿望。”后来她又补充说，“我应该为一些亡命徒的计划负责吗？对于这个计划，我既不了解也没有参加。”
为了证实她并没有什么野心，44岁的女王提到了她衰弱的身体状况：“我的年纪和身体都不允许我再重新执掌王位。我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两三年可活，我对任何公共职位都没有企图……”
塞西尔介入
玛丽的保证并不能让塞西尔感到满意，他任命自己为首席审判官，他反复地强调玛丽拒绝批准1560年的《爱丁堡条约》，那个条约正是玛丽放弃英格兰王权的正式声明。玛丽严正声明她没有垂涎伊丽莎白的王位，并以最清楚无误的语言表明了她的立场。虽然没有罢黜伊丽莎白的意愿，但她宣称自己“对于自己是王位最近的合法继承人这一点不会感到任何的心理上的不安……”
随着举证的继续进行，很显然，玛丽对诺和柯尔的怨恨减少了。虽然起初他提供的证据被引用时，玛丽着实被震惊了，她说，“对于我来说我不愿意控告我的两位秘书，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惧怕折磨和死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条件是可以保住他们的命，我会原谅他们，代价由我一个人来担。”
不幸的是，审判并不一直是在这样的宽宏大量的气氛中进行。很快就变成了调查团成员们乱糟糟的一片指责声。玛丽独自一人，运用她刚刚学会不久的语言为自己辩护，她做的非常好，但是第一天下来她已经筋疲力尽。面对这样的折磨，即使对于最顽强的人也很难承担；玛丽的半辈子都是在被软禁中度过的，衣食起居都被严格控制；但即使是这样，她仍然能够思维清晰地认定诺和柯尔的证据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在那一天的审理将要结束的时候，她声明，“如果他们现在就在这里，他们将能够立即证明我是无辜的。”
第二天早上，玛丽明显变得更加苍白，她缓慢地进入大厅。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夜之间，法庭上的气氛完全改变了。第一天的粗鲁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逻辑严密的发言，尽管不全是真实的。一次，当塞西尔发表了一篇编造的言论企图作为证据时，玛丽爆发了，“你真是我的敌人！”这个诡计多端的大臣平静地回答说，“谁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敌人我就是谁的敌人。”明显将苏格兰女王包含在了里面。
在法庭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一种气氛，即一定要玛丽交出她的人头。很多玛丽的贴身佣人都认为死刑判决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详的是，当调查团的成员们在早上集合的时候，尽管玛丽鼓足了勇气，但是却发现他们都身着骑马的服装和靴子，很显然审判用不了一天就会结束。玛丽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了。那一天离开法庭时，当她以冷漠的表情观察时，竟然听到调查团成员们羞怯的甚至是窘迫的笑声，“愿上帝保佑我不用再来一遍了。”
叛变行为被确认了
她的愿望实现了。10月25日，调查团成员们在伦敦的星法庭集合听取诺和科尔的证词。两人都在宣誓后声明他们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并且说他们的证词是“坦白的和自愿提供的。”调查团于是认定玛丽有罪，“在6月1日事件以来就密谋和幻想着摧毁英格兰女王。”在做出上述认定之后，议会的上下两院都催促伊丽莎白立即批准死刑的执行。
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尽管大臣们一再地催促，伊丽莎白还是将这件事搁置了下来。有人说，“只要她（玛丽）还活着，就总有可能”。“只要他们（天主教）还存在希望，我们就得生活在恐惧之中。”终于，在1587年2月1日，伊丽莎白承受不住无休止的压力，批准了死刑。一星期后，2月8日清晨，玛丽在福泽林盖的大礼堂被砍头。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刽子手试了两次都没能完成任务。第三次，他才抓了一把玛丽红色的头发，将已经切掉的头拉开，他嘴里高喊着，“上帝拯救女王！”突然，那一刻凝固了——一个短发的灰色的头从奢华的赤褐色发辫中脱离出来，砰的一声掉在地上，而刽子手的手里只有一个红色的发套。只有在死去的时候，玛丽那传奇性的美才离她而去。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她的尸体被掩埋在城堡里的某个地方，而具体地点则没人知道。
令人惊奇的是，玛丽并不惧怕刽子手的断头台。很多年来，她都惧怕被暗杀在黑暗的地牢里。当玛丽得知她将被公开执行死刑以后，她的医生报告说，“她的心跳加速，她显得很高兴，她的健康状况比以往都更好。”如果玛丽是希望通过她的死来推动天主教的发展，那么她就错了。她对后世的影响莫过于人们对于皇室的敬意的减少，这也就使得她的孙子查尔斯一世，最后得到了和她相同的命运。
——科林·埃文斯
被告：玛丽·斯图亚特 被指控的罪行：判国罪 主要控诉人：托马斯·布罗姆利爵士、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和罗伯特·塞西尔 法官：国王特派员 地点：英格兰，福泽林盖 日期：1586年10月15日-16日 认定：有罪 判决：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