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爱 我去寻找林昭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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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为了爱 我去寻找林昭的灵魂
作者: 傅国涌（杭州） 2008-04-30 15:23:00
对自由、政治与生活，林昭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看法，她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秘密枪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未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
与林昭（1932-1968）君相识，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那颗罪恶的子弹，已让美丽的生命化为尘土。不过，关于林昭辉耀夜空流星般的坎崎人生，关于她惊醒世人的惨烈冤死，至今依然萦回心中，挥之难去。
本人与林昭有过一段近距离接触，却始终噤若寒蝉，从没敢写下一言半语。年近八秩，再不会有22载锦绣年华，“奉献”给苦役鞭笞。头脑枯竭，心脏病疲，更经不住再一次炼狱蒸煮。除了强迫自己遗忘，哪有别的选择？
年前从互联网和报纸上接连读到几篇回忆林昭的文章，唤醒了尘封的记忆，也给我注入了勇气。我终于壮起胆子，用颤抖的枯手，写下这篇残缺不全的悼念文字。
从北大来了个“林妹妹”
195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班学习，当班上26名同学有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时，我直接找党支部书记于恩光个别谈话，指责他们“率性胡来，伤害好人”，违背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并愤怒地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反右运动，坚决与党支部划清界限！”殊不知，此时“引蛇出洞”的“阳谋”已在内部发布，只是普通党团员尚被蒙在鼓里。
时任人大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的章某，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觉悟自然了得。他决心超过法律系，做人民大学的反右英雄。法律系由于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右派学生林希翎，流毒广布，右派比例也最高。章总支书记昼夜部署，东挂西连，一再增补，终于如愿以偿当上“冠军”。包庇右派就是右派！我赤膊上阵，自投罗网，顺理成章荣登右榜。最终落得个“留校查看”的“宽大处分”。从此摧眉折腰，自咒忏悔，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58年秋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忽然并入人大新闻系。据说，新闻事业乃是党的喉舌，必须设立在最革命、最纯洁无瑕的地方。有着“中央第二高级党校”之誉的人民大学，正符合这样的条件。北大新闻专业的并入，不仅使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右派分子的队伍也更加壮大，其中就有个著名的女右派林昭。听说此人不仅与北大头号学生右派谭天荣齐名，而且堪与林希翎媲美。她说话简洁犀利，诗文俱佳，曾是北大校刊《红楼》的编委。鸣放时，她以《组织与良心》为题，作过一次激情洋溢的讲演，反响十分强烈。当“鸣放”变成反右，她许久沉默。有一天，一个同学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她忍无可忍，竟然跳上桌子，严词反驳无限上纲、搞人身攻击的积极分子。她的超常行动，惊呆了冲锋陷阵的勇士。有人恐吓地质问：“你是什么人，敢给右派分子辩护？”她凛然作答：“我是为真理辩护的人！”“你敢说出姓名吗？”“有啥不敢的？本人是中文系学生，姓林名昭。双木林，日旁刀下之口的昭！”如此不顾利害自蹈陷阱的“癫狂”举动，一时间成了北大的特大新闻。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右派帽子已经戴到头上，她却毫无忏悔之意，认为自己真理在手，无错可认。
听到这位女性的“异端邪行”，我暗暗感叹：原来，自动跳出来为右派辩护、自投罗网的傻瓜蛋，不止我一人。同病相怜，我对这位跟自己一样引火烧身的林姑娘，充满了好奇。
机会终于来了。班上的同学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去了，右派自然不配作教育者，我跟甘粹、伍伯涵、江泽纯、雷凡等被安排到系资料室帮忙，为正在编辑的《新闻大事记》搜集资料。去之前即听说，大名鼎鼎的林昭也在其中。原来认为，她跟本人一样，是个性格粗犷的李逵式人物。一见之下不由大感意外，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位身材瘦削，满口吴侬软语的弱女子。头发浓密，两只粗粗的短辫子垂在脑后。脸色苍白，双唇线条明晰，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但目光并不专注，常常是倏忽一瞥，眉头一蹙，然后轻嗽几声，目光移向别处。后来听说，她在北大“落网”前，曾有“林妹妹”的昵称。追求她的不止一人。有人形容她“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似弱柳迎风，泪光点点，娇喘嘘嘘……”也有人说她有肺病，因此偷偷称她“病西施”。我十分纳闷，如此瘦弱的身躯，哪来如许凛然无惧的胆量、语惊四座的雄辩言辞？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只为当初一念差
右派学生在资料室帮忙，主要是翻阅1949前的旧报纸合订本。记得有《大公报》、《新闻日报》、《中央日报》等，上面刊登的有关新闻方面的资料，统统摘录下来做成卡片备用。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是资料室副主任王前。此时的右派，人人希望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自然是谨言慎行，积极卖力。王前对我等似乎也很满意，不仅和颜悦色，而且嘘寒问暖。课外活动时间，常常“撵”我们：“同学们，别闷在屋子里，出去活动活动。”自从“堕落”成另类，虽然蒙恩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但做人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除了蔑视白眼，就是吆喝斥责。现在碰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大家心里满怀感激。心想能永远留在她的治下作个资料员，不再回去做“大学生”，实在是难得的造化。
王前对惟一的女右派林昭，更是刮目相看，竟将她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对桌而坐。我们当时都不解，反右已经快一年了，同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她与那位章总支书记，为何差别就这么大呢？
有一天晚饭前，别的同类都出去“活动”了，我一个人靠在椅子上发呆。“吱呦”一声门响，林昭翩然而至。不等我打招呼，她已经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端详了我一阵子，用低低的探询语气问道，别人都出去玩，你一个人在想什么？是想老爹老妈，还是想念爱人孩子？我颓然答道：“自身尚且难保，哪儿顾得上父母妻孥！”她略显吃惊地问道：“老兄为何如此悲观？”我反问道：“怕是你们太乐观吧？”她许久没言语，然后掉转话题说道，你是个很聪明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用不着我提醒。你干嘛犯糊涂呀？
这话触到了我的痛处。于是迳直告诉她，自己13岁当儿童团长，14岁正式参加革命，22岁就混上了区营级（后来称科级）。处处一帆风顺。无奈，心比天高，不知安分，不顾组织一再挽留，坚决要求“深造”，竟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人大新闻系。录取名单在《大众日报》上一公布，同事惊诧，亲友欢呼。自己也像范进中了举人，差一点得了疯癫之症。谁能料到，得意的时光不到一年，便“堕落”成千夫所指的异类。如果不考什么劳什子大学，留在机关当我的小干部，轮到下面鸣放时，“阳谋”已经昭然，我再傻也不会自投罗网。况且，我出身贫农，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又被评过优秀工作者，“内定右派”的事，绝对轮不到自己头上。正是可恶的大学，才使我名列另册，沉入地狱。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失足成千古恨！
林昭听罢，长叹一声劝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你的处分轻，很快会摘掉帽子，千万不可自暴自弃。我迳直反驳道：“我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莽李逵，不要说情急之下会说出无错无罪之类离经叛道的话，就是低眉顺眼做得不到家，一番努力也要化为乌有——摘帽子等到猴年马月！”
沉默一阵子，她说了自己的情况。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曾是留英学生，归国后一心想为乡民谋福祉，便报名参加江苏省县长考试。结果以全省第一名的资格高中，被任命为吴县县长。可是，圣贤门徒不是尔虞我诈的政客们的对手，很快便衔恨而去。母亲许宪民也是位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作过苏州市政协委员。她中学毕业后，父亲坚持送她到美国读书，她不但坚决不答应，而且与地下党偷偷来往，以致与家庭反目，被亲友疏远。大军一过江，她就参加了革命。先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然后志得意满地参加了土改。当时，一些苏北干部到了苏南便竞相换老婆，她看不惯，骂他们是陈世美，因而挨过严厉的批评。无奈本性难移，反右之初，就钻进了右派的队伍。“你看，我不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莽李逵吗？我的肺子有病，但我还要好好活下去，把花花世界都看个明白。”我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她摸过面前的卡片纸，拿起蘸水钢笔，低头写下一首诗，顺手递给我。我一看是顺治皇帝的一首出家诗：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初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缘何落在帝王家？
我抬头问道：“莫非，你也后悔当初那一念之差？”“不，不穿上黄袍，怎能对贫苦的农民做那件大好事呢。”“没去美国留学呢，也不后悔？”我追根问底。没等她作出回答，别的同学回来了，她转身离去。
替朋友严守秘密
资料室副主任王前，是一位略显忧郁的女人。身材苗条，线条柔和。虽然人到中年，却风韵不减当年。脸色虽然有些苍白，却细嫩得“吹弹得破”，加之衣衫得体，风度翩翩，谁见了也要多瞟上几眼。她是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妻子。聂真身材中等，脸色黝黑，态度和蔼，作起报告来像拉家常。我们都纳闷，年轻漂亮的王前，怎么能看上个年近六旬、有些婆婆妈妈的老头子？后来才得知，她本是刘少奇的前妻。与刘少奇离婚后，才嫁给了内室空缺的聂真。
大概是曾经离异的缘故，王前总给人一种柳眉颦蹙、百无聊赖的感觉。可能认为右派自身难保不会告密，王前经常跟林昭讲一些心里的苦衷。此时，林昭跟单身汉甘粹正谈着恋爱。甘粹多次向她打听“新闻”。林昭严守自己的承诺，除了摇头叹气，只有一句“一言难尽！”至于细节，丝毫不肯透露。甘粹觉得林昭对我印象不错，让我试试“挖点新闻”。我不识时务，竟然遵命不爽，偷偷地询问林昭，结果可想而知。虽然碰了一个软钉子，却从心里敬佩她忠于友谊的诚信精神。
右派有啥资格谈恋爱
人大新闻系最初招生有三个前提条件：党团员，历史清白，三年以上革命历史。因此在资料室帮忙的右派，都是调干生，而且年龄偏大，有的已三十多岁，大都成了家，只有林昭与甘粹是单身。日久生情，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谈起了恋爱。为了不影响改造，开始极端秘密，连我这个好朋友也不知情。一个礼拜天，甘粹悄悄约我出去玩。当时的政治气候，右派结伴外出，有臭味相投甚至密谋破坏的嫌疑。要想结伴，只能分头行动，然后到约定地点会合。甘粹突然相邀，我仍然认为是为了避嫌。可是到了游人稀少的景山公园，发现他与林昭已经候在了大门里面高阁的后面。林昭并不扭捏，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在恋爱，约我出来，一来是相信我，二来认为我的摄影课学得有点样子，想请我给他们拍几张纪念照。我慨然从命，用学校发给实习的苏联相机，给他们认真拍了几张。然后转到北海公园南门外的团城又拍了几张。分手时，甘粹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自然是守口如瓶。
不幸，他们谈恋爱的事，很快就被上面知道了，并传下话来：立即停止非法活动，集中精力改造，不然后果自负！这反倒激怒了林昭，从此不仅公开与甘粹接触，而且“顶风而上”，公然在党总支门前，亲密地携手漫步。不用说，更加严厉的警告随之降临。林昭更加愤怒，索性拉上甘粹，径直到总支办公室，要求开介绍信登记结婚。总支书记章某一阵冷笑：“右派有什么资格结婚？异想天开！”“我们有公民权，为什么不能结婚？”林昭理直气壮地质问。章某凛然作答：“你认为给你们公民权，就是公民吗？别忘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
“反扑”如此猖狂，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无比惨烈。甘粹立即被发配到新疆农建三师劳改农场，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年逾半百方才被赦回，差一点将小命扔在大沙漠里喂了野狼。对学生右派下如此狠手，在人民大学也是绝无仅有。林昭则因肺结核日渐严重，被撵回苏州老家“治病”。
十年浩劫期间，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不肯认罪，有期变无期，最后被秘密处死。司法人员去她家索要五分钱“子弹费”，家人才知道亲人已经遇害，但不告诉尸体扔在哪里。林昭的冤案平反后，亲友同学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苏州郊外为她建墓立碑。我打听墓地在哪里，打算去祭吊。听说墓中并没有她的骨灰，只有她的一绺头发和她生前用过的一枝钢笔。既然找不到林昭的长眠地，我打消了亲去祭奠的念头。
十年前，摄影家胡杰自费拍成一部短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有幸得到了这张影碟的拷贝。在林昭的遗像中，有一张在北京景山公园高阁下与甘粹的合影。那正是50年前鄙人的作品。是甘粹从地狱回到人间后，特地写信向我索去的。照片上，林昭穿着一件素花旗袍，挽着甘粹的手臂，两个26岁的年轻人，脸上都绽露着天使般的微笑……
作者: 傅国涌（杭州） 2008-04-30 15:23:00
对自由、政治与生活，林昭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看法，她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秘密枪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未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
与林昭（1932-1968）君相识，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那颗罪恶的子弹，已让美丽的生命化为尘土。不过，关于林昭辉耀夜空流星般的坎崎人生，关于她惊醒世人的惨烈冤死，至今依然萦回心中，挥之难去。
本人与林昭有过一段近距离接触，却始终噤若寒蝉，从没敢写下一言半语。年近八秩，再不会有22载锦绣年华，“奉献”给苦役鞭笞。头脑枯竭，心脏病疲，更经不住再一次炼狱蒸煮。除了强迫自己遗忘，哪有别的选择？
年前从互联网和报纸上接连读到几篇回忆林昭的文章，唤醒了尘封的记忆，也给我注入了勇气。我终于壮起胆子，用颤抖的枯手，写下这篇残缺不全的悼念文字。
从北大来了个“林妹妹”
195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6班学习，当班上26名同学有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时，我直接找党支部书记于恩光个别谈话，指责他们“率性胡来，伤害好人”，违背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并愤怒地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反右运动，坚决与党支部划清界限！”殊不知，此时“引蛇出洞”的“阳谋”已在内部发布，只是普通党团员尚被蒙在鼓里。
时任人大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的章某，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觉悟自然了得。他决心超过法律系，做人民大学的反右英雄。法律系由于出了个全国闻名的右派学生林希翎，流毒广布，右派比例也最高。章总支书记昼夜部署，东挂西连，一再增补，终于如愿以偿当上“冠军”。包庇右派就是右派！我赤膊上阵，自投罗网，顺理成章荣登右榜。最终落得个“留校查看”的“宽大处分”。从此摧眉折腰，自咒忏悔，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58年秋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忽然并入人大新闻系。据说，新闻事业乃是党的喉舌，必须设立在最革命、最纯洁无瑕的地方。有着“中央第二高级党校”之誉的人民大学，正符合这样的条件。北大新闻专业的并入，不仅使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右派分子的队伍也更加壮大，其中就有个著名的女右派林昭。听说此人不仅与北大头号学生右派谭天荣齐名，而且堪与林希翎媲美。她说话简洁犀利，诗文俱佳，曾是北大校刊《红楼》的编委。鸣放时，她以《组织与良心》为题，作过一次激情洋溢的讲演，反响十分强烈。当“鸣放”变成反右，她许久沉默。有一天，一个同学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她忍无可忍，竟然跳上桌子，严词反驳无限上纲、搞人身攻击的积极分子。她的超常行动，惊呆了冲锋陷阵的勇士。有人恐吓地质问：“你是什么人，敢给右派分子辩护？”她凛然作答：“我是为真理辩护的人！”“你敢说出姓名吗？”“有啥不敢的？本人是中文系学生，姓林名昭。双木林，日旁刀下之口的昭！”如此不顾利害自蹈陷阱的“癫狂”举动，一时间成了北大的特大新闻。更加令人惊异的是，右派帽子已经戴到头上，她却毫无忏悔之意，认为自己真理在手，无错可认。
听到这位女性的“异端邪行”，我暗暗感叹：原来，自动跳出来为右派辩护、自投罗网的傻瓜蛋，不止我一人。同病相怜，我对这位跟自己一样引火烧身的林姑娘，充满了好奇。
机会终于来了。班上的同学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去了，右派自然不配作教育者，我跟甘粹、伍伯涵、江泽纯、雷凡等被安排到系资料室帮忙，为正在编辑的《新闻大事记》搜集资料。去之前即听说，大名鼎鼎的林昭也在其中。原来认为，她跟本人一样，是个性格粗犷的李逵式人物。一见之下不由大感意外，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位身材瘦削，满口吴侬软语的弱女子。头发浓密，两只粗粗的短辫子垂在脑后。脸色苍白，双唇线条明晰，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但目光并不专注，常常是倏忽一瞥，眉头一蹙，然后轻嗽几声，目光移向别处。后来听说，她在北大“落网”前，曾有“林妹妹”的昵称。追求她的不止一人。有人形容她“娴静似娇花流水，行动似弱柳迎风，泪光点点，娇喘嘘嘘……”也有人说她有肺病，因此偷偷称她“病西施”。我十分纳闷，如此瘦弱的身躯，哪来如许凛然无惧的胆量、语惊四座的雄辩言辞？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只为当初一念差
右派学生在资料室帮忙，主要是翻阅1949前的旧报纸合订本。记得有《大公报》、《新闻日报》、《中央日报》等，上面刊登的有关新闻方面的资料，统统摘录下来做成卡片备用。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是资料室副主任王前。此时的右派，人人希望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自然是谨言慎行，积极卖力。王前对我等似乎也很满意，不仅和颜悦色，而且嘘寒问暖。课外活动时间，常常“撵”我们：“同学们，别闷在屋子里，出去活动活动。”自从“堕落”成另类，虽然蒙恩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但做人的尊严早已荡然无存，除了蔑视白眼，就是吆喝斥责。现在碰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大家心里满怀感激。心想能永远留在她的治下作个资料员，不再回去做“大学生”，实在是难得的造化。
王前对惟一的女右派林昭，更是刮目相看，竟将她安排到自己的办公室，两人对桌而坐。我们当时都不解，反右已经快一年了，同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她与那位章总支书记，为何差别就这么大呢？
有一天晚饭前，别的同类都出去“活动”了，我一个人靠在椅子上发呆。“吱呦”一声门响，林昭翩然而至。不等我打招呼，她已经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端详了我一阵子，用低低的探询语气问道，别人都出去玩，你一个人在想什么？是想老爹老妈，还是想念爱人孩子？我颓然答道：“自身尚且难保，哪儿顾得上父母妻孥！”她略显吃惊地问道：“老兄为何如此悲观？”我反问道：“怕是你们太乐观吧？”她许久没言语，然后掉转话题说道，你是个很聪明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用不着我提醒。你干嘛犯糊涂呀？
这话触到了我的痛处。于是迳直告诉她，自己13岁当儿童团长，14岁正式参加革命，22岁就混上了区营级（后来称科级）。处处一帆风顺。无奈，心比天高，不知安分，不顾组织一再挽留，坚决要求“深造”，竟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人大新闻系。录取名单在《大众日报》上一公布，同事惊诧，亲友欢呼。自己也像范进中了举人，差一点得了疯癫之症。谁能料到，得意的时光不到一年，便“堕落”成千夫所指的异类。如果不考什么劳什子大学，留在机关当我的小干部，轮到下面鸣放时，“阳谋”已经昭然，我再傻也不会自投罗网。况且，我出身贫农，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又被评过优秀工作者，“内定右派”的事，绝对轮不到自己头上。正是可恶的大学，才使我名列另册，沉入地狱。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失足成千古恨！
林昭听罢，长叹一声劝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你的处分轻，很快会摘掉帽子，千万不可自暴自弃。我迳直反驳道：“我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莽李逵，不要说情急之下会说出无错无罪之类离经叛道的话，就是低眉顺眼做得不到家，一番努力也要化为乌有——摘帽子等到猴年马月！”
沉默一阵子，她说了自己的情况。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曾是留英学生，归国后一心想为乡民谋福祉，便报名参加江苏省县长考试。结果以全省第一名的资格高中，被任命为吴县县长。可是，圣贤门徒不是尔虞我诈的政客们的对手，很快便衔恨而去。母亲许宪民也是位向往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作过苏州市政协委员。她中学毕业后，父亲坚持送她到美国读书，她不但坚决不答应，而且与地下党偷偷来往，以致与家庭反目，被亲友疏远。大军一过江，她就参加了革命。先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然后志得意满地参加了土改。当时，一些苏北干部到了苏南便竞相换老婆，她看不惯，骂他们是陈世美，因而挨过严厉的批评。无奈本性难移，反右之初，就钻进了右派的队伍。“你看，我不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莽李逵吗？我的肺子有病，但我还要好好活下去，把花花世界都看个明白。”我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她摸过面前的卡片纸，拿起蘸水钢笔，低头写下一首诗，顺手递给我。我一看是顺治皇帝的一首出家诗：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初一念差。
我本西方一衲子，缘何落在帝王家？
我抬头问道：“莫非，你也后悔当初那一念之差？”“不，不穿上黄袍，怎能对贫苦的农民做那件大好事呢。”“没去美国留学呢，也不后悔？”我追根问底。没等她作出回答，别的同学回来了，她转身离去。
替朋友严守秘密
资料室副主任王前，是一位略显忧郁的女人。身材苗条，线条柔和。虽然人到中年，却风韵不减当年。脸色虽然有些苍白，却细嫩得“吹弹得破”，加之衣衫得体，风度翩翩，谁见了也要多瞟上几眼。她是人大副校长聂真的妻子。聂真身材中等，脸色黝黑，态度和蔼，作起报告来像拉家常。我们都纳闷，年轻漂亮的王前，怎么能看上个年近六旬、有些婆婆妈妈的老头子？后来才得知，她本是刘少奇的前妻。与刘少奇离婚后，才嫁给了内室空缺的聂真。
大概是曾经离异的缘故，王前总给人一种柳眉颦蹙、百无聊赖的感觉。可能认为右派自身难保不会告密，王前经常跟林昭讲一些心里的苦衷。此时，林昭跟单身汉甘粹正谈着恋爱。甘粹多次向她打听“新闻”。林昭严守自己的承诺，除了摇头叹气，只有一句“一言难尽！”至于细节，丝毫不肯透露。甘粹觉得林昭对我印象不错，让我试试“挖点新闻”。我不识时务，竟然遵命不爽，偷偷地询问林昭，结果可想而知。虽然碰了一个软钉子，却从心里敬佩她忠于友谊的诚信精神。
右派有啥资格谈恋爱
人大新闻系最初招生有三个前提条件：党团员，历史清白，三年以上革命历史。因此在资料室帮忙的右派，都是调干生，而且年龄偏大，有的已三十多岁，大都成了家，只有林昭与甘粹是单身。日久生情，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谈起了恋爱。为了不影响改造，开始极端秘密，连我这个好朋友也不知情。一个礼拜天，甘粹悄悄约我出去玩。当时的政治气候，右派结伴外出，有臭味相投甚至密谋破坏的嫌疑。要想结伴，只能分头行动，然后到约定地点会合。甘粹突然相邀，我仍然认为是为了避嫌。可是到了游人稀少的景山公园，发现他与林昭已经候在了大门里面高阁的后面。林昭并不扭捏，坦率地告诉我，他们在恋爱，约我出来，一来是相信我，二来认为我的摄影课学得有点样子，想请我给他们拍几张纪念照。我慨然从命，用学校发给实习的苏联相机，给他们认真拍了几张。然后转到北海公园南门外的团城又拍了几张。分手时，甘粹一再叮嘱，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自然是守口如瓶。
不幸，他们谈恋爱的事，很快就被上面知道了，并传下话来：立即停止非法活动，集中精力改造，不然后果自负！这反倒激怒了林昭，从此不仅公开与甘粹接触，而且“顶风而上”，公然在党总支门前，亲密地携手漫步。不用说，更加严厉的警告随之降临。林昭更加愤怒，索性拉上甘粹，径直到总支办公室，要求开介绍信登记结婚。总支书记章某一阵冷笑：“右派有什么资格结婚？异想天开！”“我们有公民权，为什么不能结婚？”林昭理直气壮地质问。章某凛然作答：“你认为给你们公民权，就是公民吗？别忘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
“反扑”如此猖狂，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无比惨烈。甘粹立即被发配到新疆农建三师劳改农场，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年逾半百方才被赦回，差一点将小命扔在大沙漠里喂了野狼。对学生右派下如此狠手，在人民大学也是绝无仅有。林昭则因肺结核日渐严重，被撵回苏州老家“治病”。
十年浩劫期间，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不肯认罪，有期变无期，最后被秘密处死。司法人员去她家索要五分钱“子弹费”，家人才知道亲人已经遇害，但不告诉尸体扔在哪里。林昭的冤案平反后，亲友同学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苏州郊外为她建墓立碑。我打听墓地在哪里，打算去祭吊。听说墓中并没有她的骨灰，只有她的一绺头发和她生前用过的一枝钢笔。既然找不到林昭的长眠地，我打消了亲去祭奠的念头。
十年前，摄影家胡杰自费拍成一部短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有幸得到了这张影碟的拷贝。在林昭的遗像中，有一张在北京景山公园高阁下与甘粹的合影。那正是50年前鄙人的作品。是甘粹从地狱回到人间后，特地写信向我索去的。照片上，林昭穿着一件素花旗袍，挽着甘粹的手臂，两个26岁的年轻人，脸上都绽露着天使般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