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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丹尼尔·奥康奈尔审判：1844年
意义
英国政府的政治议程，再加上歧视性的陪审团，在这次对于热爱和平的民族主义者的公审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在19世纪早期为争取爱尔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丹尼尔·奥康奈尔是最为耀眼的一个名字。作为克里郡的一名律师，丹尼尔·奥康奈尔最早得到大家的注意是在他对《联合法案（1800）》的谴责时，该法案废除了爱尔兰议会。为了表达他的反对意见，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目的是主张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1828年，他第一个被选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但是由于他是个天主教徒，被禁止就职。一年以后，在解放法案通过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赢得选举，并返回了威斯敏斯特。
奥康奈尔迅速地让人们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1835年他帮助推翻了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治统治，并在同年同意了利奇菲尔德议院协议，他向辉格党首领保证一段时间内“爱尔兰的绝对的宁静”，而政府应制定改革政策。在对辉格党的改革进度彻底死心后，他建立了废除联盟以解除盎格鲁政策-爱尔兰的立法联合。他似乎精力无限，1843年，他已有68岁高龄，却在爱尔兰行程达到5000多英里，宣传从英国和平独立的主张。
大多数的聚会都是在空地上举行的，能够吸引广大的观众；观众们不仅是为了了解信息，同时也是被这位大师级的演说家所震撼，他有一种天赋能够打动爱尔兰人的心。通常他的演讲都可以作为外交的典范，但是在1843年8月，他对当时女王在议会发表的演讲进行了抨击。这正是那些强硬派的英国官员期待他犯下的一个失误。1843年10月，原定在克龙塔夫召开的会议被政府取消的两天后，奥康奈尔、他的儿子约翰和其他七位杰出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包括两位牧师被捕了。
由于已经有好几位相关人士死在刽子手的绳索下，奥康奈尔对于他的情况的严重性没有任何幻想。所以，当他了解到对他指控的罪名仅仅是煽动叛乱时，那种释怀是毫无疑问的。那可能意味着长期的监禁生活，但至少不用担心判国罪的死刑判决了。
奥康奈尔支持者们毫不怀疑，这一举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丹尼尔·奥康奈尔从此销声匿迹。爱尔兰海两岸的人们都相信，尤其是那里的政治家们都认为，没有了这位口才出众的发言人的超凡魅力，废除运动将会受到重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然而为了支持对共谋的指控，就有必要传讯其他被告。除了奥康奈尔，还包括理查德·巴雷特、加文·达菲、约翰·格雷、托马斯·雷、托马斯·斯蒂尔、托马斯·蒂尔尼神父、彼得·泰勒尔神父。
庄重的三月
1844年1月15日早晨，巨大的人流涌现在街头，此时距离预期的审判时间已经迟了三个月，被告们在盛装的都柏林市长大人陪同下穿过街头，来到第四法院。肃穆的气氛只延续了很短时间。在法庭里，当人们公开的争抢坐位，并为结果而下赌注时，这里已经俨然是一副狂欢的气氛了。
从一开始，政府的险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陪审团成员的名单——存心使用了过期的——其中新教对天主教成员的比例是15：1。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这将是一次宗派主义性质的审判，奥康奈尔提出要求，应成立一个更符合当时普遍做法的更具有代表性的陪审团，没人能够拒绝。修改过的名单确实增加了天主教成员，比例为4：1，然而到了该挑选陪审员的时候，其中两页陪审员名单——正巧是天主教成员最多的两张——找不到了。这种卑劣的行径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普遍观点，即陪审员的选定就已经在审判前确定了奥康奈尔和其他被告人的命运。
在开幕词中，首席检查官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认为，被告人“阴谋联合起来在女王陛下的臣民中制造不满和不忠。”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指控，很容易提出，但却极难提出相反的证据，但这并没有阻止辩护律师们做出的种种努力。关于每一名被告，都不断有动议和相反的动议提出，人们对此进行长篇的辩论。按当时的标准来判断，这是一个超长的审判——三个星期——主要原因是参与此次辩护的律师人数巨大，让人眼花缭乱。有时候，这个由伯顿任首席法官的三人小组，似乎无法分清控方和辩方。这也很正常，因为律师人数就达到了十人，其中还包括了五名御用大律师，他们都是英国律师界的顶尖人物。
奥康奈尔为自己辩护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奥康奈尔穿戴上了假发和袍子来为自己辩护，他具有这方面的天赋。由于深知自己的名望，并且决定不让别人抢了他的戏，奥康奈尔一直等到所有被告和辩护律师都出场后才开始导演他的盛大出场。如此戏剧性的安排得到了观众的支持，却显然没有得到法官的好感，他们立即斥责了奥康奈尔的行动缓慢。
在某些方面，奥康奈尔的做法反而对控诉方有利，因为这样会对他的案子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个证人查尔斯·罗斯，一个新闻记者，讲述了他在1843年8月28日参加一个露天集会的事——这也是那一年奥康奈尔所举办的40场集会中的一场——当时有45，000人参加。罗斯证明在这次集会上，奥康奈尔批评了维多利亚女王近期所发表的讲话，并公开主张打破英国和爱尔兰的联合。而另一位记者约翰·麦克纳马拉，描述了1843年7月16日举行的一次集会，他还看了当时的速记记录。他说，奥康奈尔曾经说，“我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决心废除和英国的联合。”
记者们作证后，又有无数的警官证实了那些讲话的内容。看来奥康奈尔曾经作过这样的讲话没有争议了——因为有这么多人作证，不大可能是假的了——但是这就构成了煽动吗（鼓动抵抗政府）？自然地，第一被告认为不是。在对法庭的陈述中，他多次提到他在40年来的行动宗旨，即非暴力的原则：
“从我踏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到现在，我从没有放过一个机会来告诉我的同胞们一个事实，即我是一个政治派别的传道者，我们的
信仰是自由只能通过严格符合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来获得——不是通过流血，而是通过善良而有智慧的人们的联合，在安宁中保持良好的秩
序，不是通过暴力和流血来实现的。我最大的骄傲就在于，在我漫长而多变的一生中，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一原则的传播，不夸张地说，
我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原则的公众人物。其他政治家们会说——‘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赢得你们的自由，如果可以的话，’但是追问起来的话，
在这样的忠告背后，他们总是想到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如果其他方法不起作用的话。我和他们不同。我的主张是，任何情况下，我也曾经
一再重复表明我的态度，只要这一措施的支持者有人会流一滴血，我都会主张取消运动。”
虽然控诉方没有证据证实这样的说法是虚假的，但是对于陪审团来说却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样一个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陪审团来说，除了预先预定好的有罪认定不会有别的，于是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1844年2月10日，奥康奈尔和他的同案被告人被认定了大多数的指控成立。
法庭宣布推迟宣判，奥康奈尔立即坐船来到英格兰。5天后，他来到下议院时受到了全场的热烈欢迎，而后在开始的环英格兰的旅行中，所到之处人们都对他抱以大声的喝彩。5月30日，他和他的同案被告回到都柏林听取判决。在宣读判决时，首席法官伯顿出人意料地承认奥康奈尔“他的想法（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来达到取消联合的目的）深深植根于他的思想里，而且通过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领袖的影响力……他使整个国家，或他所居住的那一部分免于可怕的内战和流血。”这样不同寻常的声明被解释为法庭为了使自己远离这件事的事事非非而作出的努力。伯顿宣布判决：一年的监禁和2000英镑的罚款（8000美元）。这比奥康奈尔所担心的结果轻得多。
奥康奈尔在都柏林的里士满监狱服刑，却一点也不艰苦，他住在监狱长舒适的寓所里。就在几个月后，1844年9月4日，一组法官在上议院集会听取奥康奈尔和他的同案被告的上诉。法官们以3：2的多数通过，先前的有罪认定被推翻，理由是陪审团的组成存在瑕疵。三天以后，奥康奈尔被游行队伍簇拥着走出监狱的大门。但这次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奥康奈尔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斗争领导权传给了更年轻、更激进的人。由于长期斗争中操劳的结果，被人们称为“解放者”的奥康奈尔死于1847年，时年71岁。
——科林·埃文斯
被告人：丹尼尔·奥康奈尔 被指控罪行：煽动谋反 主要辩护律师：丹尼尔·奥康奈尔、御用大律师托马斯·奥黑根、御用大律师詹姆斯·奥黑、御用大律师查德·希尔 主要检查官：御用大律师雷德里克·波洛克 法官：查尔斯·伯顿、菲利普·克兰普顿和路易斯·佩林 地点：爱尔兰，都柏林 审判日期：1844年1月15日-2月10日 认定：有罪 判决：一年监禁和2000英镑罚款
意义
英国政府的政治议程，再加上歧视性的陪审团，在这次对于热爱和平的民族主义者的公审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在19世纪早期为争取爱尔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丹尼尔·奥康奈尔是最为耀眼的一个名字。作为克里郡的一名律师，丹尼尔·奥康奈尔最早得到大家的注意是在他对《联合法案（1800）》的谴责时，该法案废除了爱尔兰议会。为了表达他的反对意见，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目的是主张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1828年，他第一个被选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但是由于他是个天主教徒，被禁止就职。一年以后，在解放法案通过后，他以绝对的优势赢得选举，并返回了威斯敏斯特。
奥康奈尔迅速地让人们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1835年他帮助推翻了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治统治，并在同年同意了利奇菲尔德议院协议，他向辉格党首领保证一段时间内“爱尔兰的绝对的宁静”，而政府应制定改革政策。在对辉格党的改革进度彻底死心后，他建立了废除联盟以解除盎格鲁政策-爱尔兰的立法联合。他似乎精力无限，1843年，他已有68岁高龄，却在爱尔兰行程达到5000多英里，宣传从英国和平独立的主张。
大多数的聚会都是在空地上举行的，能够吸引广大的观众；观众们不仅是为了了解信息，同时也是被这位大师级的演说家所震撼，他有一种天赋能够打动爱尔兰人的心。通常他的演讲都可以作为外交的典范，但是在1843年8月，他对当时女王在议会发表的演讲进行了抨击。这正是那些强硬派的英国官员期待他犯下的一个失误。1843年10月，原定在克龙塔夫召开的会议被政府取消的两天后，奥康奈尔、他的儿子约翰和其他七位杰出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包括两位牧师被捕了。
由于已经有好几位相关人士死在刽子手的绳索下，奥康奈尔对于他的情况的严重性没有任何幻想。所以，当他了解到对他指控的罪名仅仅是煽动叛乱时，那种释怀是毫无疑问的。那可能意味着长期的监禁生活，但至少不用担心判国罪的死刑判决了。
奥康奈尔支持者们毫不怀疑，这一举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丹尼尔·奥康奈尔从此销声匿迹。爱尔兰海两岸的人们都相信，尤其是那里的政治家们都认为，没有了这位口才出众的发言人的超凡魅力，废除运动将会受到重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然而为了支持对共谋的指控，就有必要传讯其他被告。除了奥康奈尔，还包括理查德·巴雷特、加文·达菲、约翰·格雷、托马斯·雷、托马斯·斯蒂尔、托马斯·蒂尔尼神父、彼得·泰勒尔神父。
庄重的三月
1844年1月15日早晨，巨大的人流涌现在街头，此时距离预期的审判时间已经迟了三个月，被告们在盛装的都柏林市长大人陪同下穿过街头，来到第四法院。肃穆的气氛只延续了很短时间。在法庭里，当人们公开的争抢坐位，并为结果而下赌注时，这里已经俨然是一副狂欢的气氛了。
从一开始，政府的险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陪审团成员的名单——存心使用了过期的——其中新教对天主教成员的比例是15：1。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这将是一次宗派主义性质的审判，奥康奈尔提出要求，应成立一个更符合当时普遍做法的更具有代表性的陪审团，没人能够拒绝。修改过的名单确实增加了天主教成员，比例为4：1，然而到了该挑选陪审员的时候，其中两页陪审员名单——正巧是天主教成员最多的两张——找不到了。这种卑劣的行径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普遍观点，即陪审员的选定就已经在审判前确定了奥康奈尔和其他被告人的命运。
在开幕词中，首席检查官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认为，被告人“阴谋联合起来在女王陛下的臣民中制造不满和不忠。”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指控，很容易提出，但却极难提出相反的证据，但这并没有阻止辩护律师们做出的种种努力。关于每一名被告，都不断有动议和相反的动议提出，人们对此进行长篇的辩论。按当时的标准来判断，这是一个超长的审判——三个星期——主要原因是参与此次辩护的律师人数巨大，让人眼花缭乱。有时候，这个由伯顿任首席法官的三人小组，似乎无法分清控方和辩方。这也很正常，因为律师人数就达到了十人，其中还包括了五名御用大律师，他们都是英国律师界的顶尖人物。
奥康奈尔为自己辩护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奥康奈尔穿戴上了假发和袍子来为自己辩护，他具有这方面的天赋。由于深知自己的名望，并且决定不让别人抢了他的戏，奥康奈尔一直等到所有被告和辩护律师都出场后才开始导演他的盛大出场。如此戏剧性的安排得到了观众的支持，却显然没有得到法官的好感，他们立即斥责了奥康奈尔的行动缓慢。
在某些方面，奥康奈尔的做法反而对控诉方有利，因为这样会对他的案子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个证人查尔斯·罗斯，一个新闻记者，讲述了他在1843年8月28日参加一个露天集会的事——这也是那一年奥康奈尔所举办的40场集会中的一场——当时有45，000人参加。罗斯证明在这次集会上，奥康奈尔批评了维多利亚女王近期所发表的讲话，并公开主张打破英国和爱尔兰的联合。而另一位记者约翰·麦克纳马拉，描述了1843年7月16日举行的一次集会，他还看了当时的速记记录。他说，奥康奈尔曾经说，“我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决心废除和英国的联合。”
记者们作证后，又有无数的警官证实了那些讲话的内容。看来奥康奈尔曾经作过这样的讲话没有争议了——因为有这么多人作证，不大可能是假的了——但是这就构成了煽动吗（鼓动抵抗政府）？自然地，第一被告认为不是。在对法庭的陈述中，他多次提到他在40年来的行动宗旨，即非暴力的原则：
“从我踏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到现在，我从没有放过一个机会来告诉我的同胞们一个事实，即我是一个政治派别的传道者，我们的
信仰是自由只能通过严格符合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来获得——不是通过流血，而是通过善良而有智慧的人们的联合，在安宁中保持良好的秩
序，不是通过暴力和流血来实现的。我最大的骄傲就在于，在我漫长而多变的一生中，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一原则的传播，不夸张地说，
我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原则的公众人物。其他政治家们会说——‘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赢得你们的自由，如果可以的话，’但是追问起来的话，
在这样的忠告背后，他们总是想到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如果其他方法不起作用的话。我和他们不同。我的主张是，任何情况下，我也曾经
一再重复表明我的态度，只要这一措施的支持者有人会流一滴血，我都会主张取消运动。”
虽然控诉方没有证据证实这样的说法是虚假的，但是对于陪审团来说却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样一个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陪审团来说，除了预先预定好的有罪认定不会有别的，于是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1844年2月10日，奥康奈尔和他的同案被告人被认定了大多数的指控成立。
法庭宣布推迟宣判，奥康奈尔立即坐船来到英格兰。5天后，他来到下议院时受到了全场的热烈欢迎，而后在开始的环英格兰的旅行中，所到之处人们都对他抱以大声的喝彩。5月30日，他和他的同案被告回到都柏林听取判决。在宣读判决时，首席法官伯顿出人意料地承认奥康奈尔“他的想法（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来达到取消联合的目的）深深植根于他的思想里，而且通过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领袖的影响力……他使整个国家，或他所居住的那一部分免于可怕的内战和流血。”这样不同寻常的声明被解释为法庭为了使自己远离这件事的事事非非而作出的努力。伯顿宣布判决：一年的监禁和2000英镑的罚款（8000美元）。这比奥康奈尔所担心的结果轻得多。
奥康奈尔在都柏林的里士满监狱服刑，却一点也不艰苦，他住在监狱长舒适的寓所里。就在几个月后，1844年9月4日，一组法官在上议院集会听取奥康奈尔和他的同案被告的上诉。法官们以3：2的多数通过，先前的有罪认定被推翻，理由是陪审团的组成存在瑕疵。三天以后，奥康奈尔被游行队伍簇拥着走出监狱的大门。但这次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奥康奈尔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斗争领导权传给了更年轻、更激进的人。由于长期斗争中操劳的结果，被人们称为“解放者”的奥康奈尔死于1847年，时年71岁。
——科林·埃文斯
被告人：丹尼尔·奥康奈尔 被指控罪行：煽动谋反 主要辩护律师：丹尼尔·奥康奈尔、御用大律师托马斯·奥黑根、御用大律师詹姆斯·奥黑、御用大律师查德·希尔 主要检查官：御用大律师雷德里克·波洛克 法官：查尔斯·伯顿、菲利普·克兰普顿和路易斯·佩林 地点：爱尔兰，都柏林 审判日期：1844年1月15日-2月10日 认定：有罪 判决：一年监禁和2000英镑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