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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奥谢状告巴涅尔和奥谢案 死于心脏病
——1890年
意义
政治丑闻、决斗的传闻、关于锁住的房间和慌忙的逃跑的情色故事：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国，这些都是丑名昭著的离婚案件的必备要素。从那时候起，小说家和剧作家们就将本案中的传奇故事和其他历史上的伟大爱情故事同等对待了。
到了19世纪末，在英国政治中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成为最为分裂的一个议题的事件。而领导这一运动的就是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他在1875年连续两年被选举为米斯郡议会的议员，并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毫无争议的领袖。作为一个狂热的人民党党员，巴涅尔在他的家乡爱尔兰是一个英雄，并且长期以来让政府感到头疼。1881年，英国政府曾因为他的不同意见而将他监禁。巴涅尔充分利用了这段充其量只能算是软禁的时间，他利用他的对手的愚蠢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他在第二年的春天被释放了，在19世纪8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他的政治前程一帆风顺，他的名字与地方自治变得不可分割。但是此时的他却是前景堪忧。
同巴涅尔一样，威廉姆·奥谢上尉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议员，正是他使得巴涅尔得以释放。然而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具有巨大讽刺的是，巴涅尔已经和奥谢美丽的妻子凯瑟琳有了私情。（事实上，在巴涅尔入狱以前，奥谢曾经提出要和他决斗，而这一邀请被拒绝了。）
出于两个人对理想的重视，这件事一直被很好的隐藏着，巴涅尔仍继续致力于爱尔兰各派的势力。正当这个目标就要实现的时候，灾难降临了。1889年12月23日，奥谢提起了一个离婚诉讼，将巴涅尔列成了共同被告。对于很多巴涅尔的支持者来说，他们并不了解他的私生活，这一场诉讼被看作是以政治为目的的，认为其真正的目的是破坏地方自治。
巴涅尔对于这种观点并没有作任何否认，他向他的支持者保证，这一指控是没有依据的。即使是在爱尔兰议会党和他站在一边的时候，其领导人也拿出两万英镑要求奥谢撤诉，并要求凯瑟琳提出通奸的反诉。如果巴涅尔能够筹得这么多钱十有八九这次贿赂就成功了，但是他没能筹集这笔钱，这样一来，奥谢别无选择，只有继续他的诉讼了。在预定的开庭日期之前两个星期，凯瑟琳提出了反诉，指控奥谢有17次通奸行为。
出人意料的投降
巴涅尔被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人们都期待着他能够勇敢地反击，然而当1890年11月15日开庭的时候，御用大律师弗兰克·洛克伍德爵士作为凯瑟琳·奥谢的代理人，却惊人地宣布，经与他的委托人协商，将不会“交叉询问任何证人，传唤证人，或者参与这些程序。”巴涅尔认为自己的机会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他根本没有费力去聘请一位律师。这种投降行为使得原告的律师、御用大律师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完全失去了戒心。很多年后，他写道，一直到了开庭的那天早上，他还等着奥谢上尉撤消他的起诉（可能是寄希望于行贿能够成功）。
由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离婚诉讼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的，克拉克以他一贯的力量和说服力充分利用了这个案子。11月17日，审理似乎正在朝着人们所预期的方向发展，法官查尔斯·巴特也正打算让陪审团去商议他们的最终认定。这时，一位陪审员站起来发言。他问，如果奥谢上尉本人进行交叉询问，怎么才能推翻反诉中的指控疑点呢？“我们要求，”他说，“不确定原告是否忽视了他的妻子，我特别想就这一项指控提出一些问题。”
法官同意再次传唤奥谢。克拉克同意陪审团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向奥谢发问，但是他将首先向他的委托人询问关于他在家里忽视妻子和二人分居的问题。“在所有的时间里，在你发现你的妻子不忠以前，你们是否以一种友好和友爱的气氛相处？”
“当然。”作为证据，奥谢向法庭提供了几百封他和他妻子之间的来往书信：“其中有一些是奥谢夫人发给我的电报，是她要来看我和我共进晚餐的内容……这些信里，没有一封是在抱怨我们之间的这种安排的。”
当第一个发言的那位陪审员就这个问题向他追问的时候，奥谢回答说：“从来没有人抱怨过我忽视了谁。事实上，我的日记就证明了我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
那个陪审员仍然不满意。他问道，那么为什么在你已经向他发出挑战后还会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餐？奥谢回答得太快了：“你提到的晚餐是在那之前。”
“但是，你的证据说是在那之后。”
奥谢的谎言被抓住了，但是他企图虚张声势：“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当时我又觉得我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
正是这一交谈拉开了奥谢婚姻状况的内幕：他们家里的卧室的安排，巴涅尔来访的频率，凯瑟琳是否离开家，是否彻夜不归。接着克拉克根据一个清单提出了人们曾经看到过巴涅尔和凯瑟琳在一起的地点——布赖顿、依斯特本、摄政花园——还传唤了一系列的证人证明他们到过这些地方，还证实了巴涅尔对假名的偏好，比如史密斯、斯图亚特和普雷斯顿。
奥谢家的佣人还证实巴涅尔在奥谢不在家的夜晚曾经和凯瑟琳一起待在家里。一个还说，奥谢上尉在家的时候，巴涅尔“从来不住在那里，但是当奥谢上尉不在的时候，他经常这么做”。
无疑地，最有力的证人是卡罗琳·博泽斯，是奥谢家在布莱顿的家里使用的佣人。她说上尉和夫人买了那所房子以后两三天，一个先生出现了，她能从照片上认出他来。“他说他的名字是查尔斯·斯图亚特。上尉在家时，他有时会打电话，总是在上尉不在家时，他就从海滩的方向来到家里……斯图亚特先生带着浅色的布帽子。他在夜里会和奥谢夫人开车外出，但是白天从来不会。”
戴绿帽子的丈夫回来了
博泽斯揭示的另一件事让记者们发狂了。有一天，奥谢上尉回来时，按响了前门的门铃，而当时巴涅尔和凯瑟琳正把自己锁在昏暗的客厅里。博泽斯的丈夫给奥谢开了门，他就上楼去了。十分钟后，博泽斯说，巴涅尔在前门按门铃，并要求见奥谢先生。按照博泽斯的说法，要做到这样，巴涅尔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客厅阳台外两根防火的绳子中的一根爬下来。她说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三四次。这位充满了威严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顺着阳台外的绳子爬下来，以躲避戴绿帽子的丈夫的场景是如此的滑稽，以至于伦敦的报纸连续几天热卖。
对于一个像爱德华·克拉克爵士一样拥有辩论才能的人来说，巴涅尔不为自己辩护的决定简直就是一个礼物。就巴涅尔不参加诉讼表示了遗憾以后，克拉克说他“甚至认为不合适出场……而（允许）缺席判决”，克拉克还暗示说即便巴涅尔出席也只能是在他所犯的错误上再加一条伪证罪——宣誓后的伪证。“对于有些人来说，刑法比起道德法律来说更为可怕一些，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巴涅尔先生不敢在他那一系列的不忠和谎言上再加上一条罪名。这些年以来，正是由于他的不忠和谎言，他才出卖了信任他的朋友的妻子。”
在这些密集的炮火之后是凯瑟琳对她丈夫非常温和的通奸的指控，女方则是她自己的妹妹。安娜·斯蒂尔简短地驳斥了对方的主张，她高昂着头，她的名声丝毫没有受损。同样，没有交叉询问。根据这完全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巴特法官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对案件进行了总结，而陪审团对此表示同意：通奸。本质上，巴涅尔并没有因为引诱了凯瑟琳而受到责难。
那天夜里，巴涅尔和凯瑟琳从他们的律师手里收到了离婚判决书的副本，由此正式地结束了奥谢夫妇的婚姻关系。两人都很高兴。巴涅尔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以为这件事不会给他造成政治上的伤害，他的同胞们最初的表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在英国，福音派新教会对此非常敌视，以至于爱尔兰议会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做法。接着是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对此事的考虑。由于教会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新教徒巴涅尔，现在则宣布他从道德上不适于做领袖。巴涅尔，此刻已经了解到了他在政治上翻身的机会正在减少，马上积极地上诉以进行反击。这一举措在年轻人中起到了作用，但是却没能获得广泛的支持。最终，经过长时间和激烈的争论，他被拒绝成为爱尔兰议会党的领袖。
对于一个不愿放弃他所爱着的女人的男人来说，这一丑闻造成了他个人的毁灭和实现爱尔兰地方自治的愿望的破灭。巴涅尔达观地接受了他的命运。审判后六个月，他和他心爱的凯瑟琳结婚了，他将这一事描述为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但是这种快乐是如此地短暂。1891年10月6日，年仅46岁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死于心脏病。
——科林·埃文斯
原告人：威廉姆·奥谢 被告人：查尔斯·巴涅尔、凯瑟琳·奥谢 原告的请求：因通奸而请求离婚 主要辩护律师：御用大律师弗兰克·洛克伍德爵士 原告主要律师：御用大律师爱德华·克拉克爵士 法官：查尔斯·巴特 地点：英格兰，伦敦 审判日期：1890年11月15日-17日 判决：原告胜诉
——1890年
意义
政治丑闻、决斗的传闻、关于锁住的房间和慌忙的逃跑的情色故事：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国，这些都是丑名昭著的离婚案件的必备要素。从那时候起，小说家和剧作家们就将本案中的传奇故事和其他历史上的伟大爱情故事同等对待了。
到了19世纪末，在英国政治中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成为最为分裂的一个议题的事件。而领导这一运动的就是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他在1875年连续两年被选举为米斯郡议会的议员，并成了民族主义运动毫无争议的领袖。作为一个狂热的人民党党员，巴涅尔在他的家乡爱尔兰是一个英雄，并且长期以来让政府感到头疼。1881年，英国政府曾因为他的不同意见而将他监禁。巴涅尔充分利用了这段充其量只能算是软禁的时间，他利用他的对手的愚蠢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他在第二年的春天被释放了，在19世纪8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他的政治前程一帆风顺，他的名字与地方自治变得不可分割。但是此时的他却是前景堪忧。
同巴涅尔一样，威廉姆·奥谢上尉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议员，正是他使得巴涅尔得以释放。然而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具有巨大讽刺的是，巴涅尔已经和奥谢美丽的妻子凯瑟琳有了私情。（事实上，在巴涅尔入狱以前，奥谢曾经提出要和他决斗，而这一邀请被拒绝了。）
出于两个人对理想的重视，这件事一直被很好的隐藏着，巴涅尔仍继续致力于爱尔兰各派的势力。正当这个目标就要实现的时候，灾难降临了。1889年12月23日，奥谢提起了一个离婚诉讼，将巴涅尔列成了共同被告。对于很多巴涅尔的支持者来说，他们并不了解他的私生活，这一场诉讼被看作是以政治为目的的，认为其真正的目的是破坏地方自治。
巴涅尔对于这种观点并没有作任何否认，他向他的支持者保证，这一指控是没有依据的。即使是在爱尔兰议会党和他站在一边的时候，其领导人也拿出两万英镑要求奥谢撤诉，并要求凯瑟琳提出通奸的反诉。如果巴涅尔能够筹得这么多钱十有八九这次贿赂就成功了，但是他没能筹集这笔钱，这样一来，奥谢别无选择，只有继续他的诉讼了。在预定的开庭日期之前两个星期，凯瑟琳提出了反诉，指控奥谢有17次通奸行为。
出人意料的投降
巴涅尔被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人们都期待着他能够勇敢地反击，然而当1890年11月15日开庭的时候，御用大律师弗兰克·洛克伍德爵士作为凯瑟琳·奥谢的代理人，却惊人地宣布，经与他的委托人协商，将不会“交叉询问任何证人，传唤证人，或者参与这些程序。”巴涅尔认为自己的机会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他根本没有费力去聘请一位律师。这种投降行为使得原告的律师、御用大律师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完全失去了戒心。很多年后，他写道，一直到了开庭的那天早上，他还等着奥谢上尉撤消他的起诉（可能是寄希望于行贿能够成功）。
由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离婚诉讼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的，克拉克以他一贯的力量和说服力充分利用了这个案子。11月17日，审理似乎正在朝着人们所预期的方向发展，法官查尔斯·巴特也正打算让陪审团去商议他们的最终认定。这时，一位陪审员站起来发言。他问，如果奥谢上尉本人进行交叉询问，怎么才能推翻反诉中的指控疑点呢？“我们要求，”他说，“不确定原告是否忽视了他的妻子，我特别想就这一项指控提出一些问题。”
法官同意再次传唤奥谢。克拉克同意陪审团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向奥谢发问，但是他将首先向他的委托人询问关于他在家里忽视妻子和二人分居的问题。“在所有的时间里，在你发现你的妻子不忠以前，你们是否以一种友好和友爱的气氛相处？”
“当然。”作为证据，奥谢向法庭提供了几百封他和他妻子之间的来往书信：“其中有一些是奥谢夫人发给我的电报，是她要来看我和我共进晚餐的内容……这些信里，没有一封是在抱怨我们之间的这种安排的。”
当第一个发言的那位陪审员就这个问题向他追问的时候，奥谢回答说：“从来没有人抱怨过我忽视了谁。事实上，我的日记就证明了我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
那个陪审员仍然不满意。他问道，那么为什么在你已经向他发出挑战后还会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餐？奥谢回答得太快了：“你提到的晚餐是在那之前。”
“但是，你的证据说是在那之后。”
奥谢的谎言被抓住了，但是他企图虚张声势：“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当时我又觉得我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
正是这一交谈拉开了奥谢婚姻状况的内幕：他们家里的卧室的安排，巴涅尔来访的频率，凯瑟琳是否离开家，是否彻夜不归。接着克拉克根据一个清单提出了人们曾经看到过巴涅尔和凯瑟琳在一起的地点——布赖顿、依斯特本、摄政花园——还传唤了一系列的证人证明他们到过这些地方，还证实了巴涅尔对假名的偏好，比如史密斯、斯图亚特和普雷斯顿。
奥谢家的佣人还证实巴涅尔在奥谢不在家的夜晚曾经和凯瑟琳一起待在家里。一个还说，奥谢上尉在家的时候，巴涅尔“从来不住在那里，但是当奥谢上尉不在的时候，他经常这么做”。
无疑地，最有力的证人是卡罗琳·博泽斯，是奥谢家在布莱顿的家里使用的佣人。她说上尉和夫人买了那所房子以后两三天，一个先生出现了，她能从照片上认出他来。“他说他的名字是查尔斯·斯图亚特。上尉在家时，他有时会打电话，总是在上尉不在家时，他就从海滩的方向来到家里……斯图亚特先生带着浅色的布帽子。他在夜里会和奥谢夫人开车外出，但是白天从来不会。”
戴绿帽子的丈夫回来了
博泽斯揭示的另一件事让记者们发狂了。有一天，奥谢上尉回来时，按响了前门的门铃，而当时巴涅尔和凯瑟琳正把自己锁在昏暗的客厅里。博泽斯的丈夫给奥谢开了门，他就上楼去了。十分钟后，博泽斯说，巴涅尔在前门按门铃，并要求见奥谢先生。按照博泽斯的说法，要做到这样，巴涅尔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客厅阳台外两根防火的绳子中的一根爬下来。她说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三四次。这位充满了威严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顺着阳台外的绳子爬下来，以躲避戴绿帽子的丈夫的场景是如此的滑稽，以至于伦敦的报纸连续几天热卖。
对于一个像爱德华·克拉克爵士一样拥有辩论才能的人来说，巴涅尔不为自己辩护的决定简直就是一个礼物。就巴涅尔不参加诉讼表示了遗憾以后，克拉克说他“甚至认为不合适出场……而（允许）缺席判决”，克拉克还暗示说即便巴涅尔出席也只能是在他所犯的错误上再加一条伪证罪——宣誓后的伪证。“对于有些人来说，刑法比起道德法律来说更为可怕一些，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巴涅尔先生不敢在他那一系列的不忠和谎言上再加上一条罪名。这些年以来，正是由于他的不忠和谎言，他才出卖了信任他的朋友的妻子。”
在这些密集的炮火之后是凯瑟琳对她丈夫非常温和的通奸的指控，女方则是她自己的妹妹。安娜·斯蒂尔简短地驳斥了对方的主张，她高昂着头，她的名声丝毫没有受损。同样，没有交叉询问。根据这完全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巴特法官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对案件进行了总结，而陪审团对此表示同意：通奸。本质上，巴涅尔并没有因为引诱了凯瑟琳而受到责难。
那天夜里，巴涅尔和凯瑟琳从他们的律师手里收到了离婚判决书的副本，由此正式地结束了奥谢夫妇的婚姻关系。两人都很高兴。巴涅尔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以为这件事不会给他造成政治上的伤害，他的同胞们最初的表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在英国，福音派新教会对此非常敌视，以至于爱尔兰议会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做法。接着是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对此事的考虑。由于教会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新教徒巴涅尔，现在则宣布他从道德上不适于做领袖。巴涅尔，此刻已经了解到了他在政治上翻身的机会正在减少，马上积极地上诉以进行反击。这一举措在年轻人中起到了作用，但是却没能获得广泛的支持。最终，经过长时间和激烈的争论，他被拒绝成为爱尔兰议会党的领袖。
对于一个不愿放弃他所爱着的女人的男人来说，这一丑闻造成了他个人的毁灭和实现爱尔兰地方自治的愿望的破灭。巴涅尔达观地接受了他的命运。审判后六个月，他和他心爱的凯瑟琳结婚了，他将这一事描述为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但是这种快乐是如此地短暂。1891年10月6日，年仅46岁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死于心脏病。
——科林·埃文斯
原告人：威廉姆·奥谢 被告人：查尔斯·巴涅尔、凯瑟琳·奥谢 原告的请求：因通奸而请求离婚 主要辩护律师：御用大律师弗兰克·洛克伍德爵士 原告主要律师：御用大律师爱德华·克拉克爵士 法官：查尔斯·巴特 地点：英格兰，伦敦 审判日期：1890年11月15日-17日 判决：原告胜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