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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审判罗杰·凯斯蒙德 爱国还是叛国
——1916年
——意义
判国者还是爱国者？对罗杰·凯斯蒙德爵士的两种观点的信奉者都大有人在，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这一审判是20世纪英国最有争议的判国罪审判。
1916年4月21日天刚破晓的时候，三个人从爱尔兰西南部荒凉的海岸线上了岸。三人都是精疲力竭的样子。他们在夜色的掩盖下从德国的潜水艇上下来，他们乘坐一艘小船在风浪的海上划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于这个小组的领导人罗杰·凯斯蒙德爵士、51岁的前英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和一个强烈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一天标志着18个月以来他所从事的运动的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就开始在德国搜寻被捕的爱尔兰士兵，并准备返回爱尔兰为从英国独立而战。在这个耶稣受难节的早上，凯斯蒙德的两名伙伴、民族主义者罗伯特·蒙蒂斯和丹尼尔·贝利是皇家爱尔兰步枪队的士兵，他们签名参加只是为了逃避德国战俘营。
他们将装备埋在沙丘下面就朝内陆出发了。尽管时间很早——还不到五点钟——他们的行动却并不是无人知晓的。在克利郡，生人是很少见的，正当这三人走向一处叫麦克纳堡垒的废墟时，有好几双眼睛在盯着他们。蒙蒂斯和贝利继续前进，去与爱尔兰志愿者会合，而凯斯蒙德则由于劳累，留下来歇息。在走之前，蒙蒂斯将德国总参谋部的联系暗号交给凯斯蒙德，由他带给都柏林的共和军总部。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约翰·麦卡锡的农民在海滩上发现了那艘船，稍后他八岁的女儿发现了几把左轮手枪，他报告了当地的警方。大约下午一点钟，凯斯蒙德被抓，并且被看管起来。（蒙蒂斯后来逃到了美国；贝利被捕，被起诉，但是后来被无罪释放。）他们还在他身上发现了野外望远镜、弹药和几种地图。更糟的是一个年轻人向警方交出了凯斯蒙德在被捕时匆忙扔在路边的两张小片纸。拼在一起后，就是德国联系暗号。
在进一步的审问后，凯斯蒙德被带到伦敦，受到判国罪的指控，在当时属于死罪。在搜查了他以前在贝尔塔莱维亚区的住所后，发现了更为致命的证据。
日记显示的同性恋行为
尽管从来没有被在质证中引用过，但是毫无疑问，凯斯蒙德的日记对于质证中的任何一点细节都有影响。日记中满是图解的同性恋行为，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质疑其真实性。凯斯蒙德的辩护律师指称他们是伪造的，一个报复性的政府为了毁损别人的名誉而无所不用其极。其他，可能也是更公正的旁观者认为日记是真的。（控诉方实际上曾答应将日记交给辩方，如果他们想要以精神疾病为理由辩护的话，因为人们认为日记所描述的行为只能是一个疯子的行为。但是后来控诉方拒绝给了。）
有不太可信的报纸透露关于日记方面的消息说，当凯斯蒙德在1916年6月26日面对他的指控者的时候，公众对于凯斯蒙德的反面意见空前高涨。在开篇的发言中，王室法律顾问、首席检查官F.E.史密斯说，“被告人受到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是英国法律中最为严重的，”而且还与凯斯蒙德试图征用德国的战俘组成爱尔兰旅有关。如果德国海军获得胜利，凯斯蒙德将会带领这支部队登陆爱尔兰“来保卫祖国，对抗英国”；如果德国战败了，每个成员可以得到20英镑的津贴，并且可以免费到美国。
在描述完凯斯蒙德到达爱尔兰和后来被捕的情况后，史密斯冷淡地说：“我希望，我是在不激动也不带感情的情况下描述了这些事实。以我的身份这是不适宜的……因为确凿的事实比好口才更有说服力。被告人由于对这个国家的仇恨而蒙蔽了他自己的眼睛，他做了这样冒险的行为。他这样做了，现在证实他输了。今天就是我们宣布他失败的日子。”
控诉方首先请来了几位前德国林堡·拉恩营的战俘。一个名叫约翰·尼尔的士兵回忆了凯斯蒙德如何站在军营的一张桌子上向在场的人讲话。“他讲到德国人是如何地喜欢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多么地喜欢德国人，”这一说法在当时引来的笑声和在法庭上引来的笑声一样多。
接下来，轮到克利的工人麦克尔·赫西了。4月20日夜里，大约9：30，他看到海里大约半海里远的地方有一些不平常的东西。“那里有一盏红灯，亮了大概几秒钟。”第二天早上，他到海边去找海藻，地点就紧邻着他前一天晚上看到灯的地方，在那边的小沙丘边，他发现了那只船。
警察伯纳德·赖利描述了凯斯蒙德在麦克纳堡垒被抓到的情景。“我对他说待在那里别动……我的枪是上了膛的，他要敢动一下我就打死他。他说这样对待一个英国旅行者可不太好。”年轻人马丁·科林斯将拣到的纸片交到了赖利手上。那上面详细地写着将来的武装船只和如何与外国间谍联系。注意到7这个数字的写法是德国式的写法，在一竖上面有一横——赖利回到麦克纳堡垒，进行了详细的搜查，搜出了三件大衣。
在一件大衣的口袋里，一名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的检查官弗雷德里克·布里滕，发现了“从柏林到威廉港的头等卧铺车厢的火车票日期是1916年4月12日。”这是毁灭性的证据。
挑战性的讲话
对于所有这些证据，王室法律顾问、辩护律师阿瑟·沙利文无法获得任何的进展。他决定不请证人，而是仅依赖他个人的雄辩的口才来赢得这场审判。但是他还有最后一搏——他要求能够允许被告在被告席上宣读一份声明。首席大法官雷丁作为三名法官中的主审法官允许了凯斯蒙德这一特权，但是他提醒陪审团说，由于被告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这不应被当作宣誓的证词。
凯斯蒙德并不否认对他的大部分指控，他主要对于说他受到了敌军的金钱诱惑予以否认。“他们在德国不止一次答应给我钱……但是都被我拒绝了，我离开德国时比我去的时候要更穷……我相信，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即使是我最凶恶的敌人也能相信，一个被报纸描述成又一个爱尔兰卖国贼的人，可能是一个高尚的绅士。”
到了沙文利为他辩护的时候了，他争辩说凯斯蒙德的行为是为了促进爱尔兰而不是德国的利益。“我非常同意一种理论，即没有一个爱尔兰人会持有一种观点或是冒着生命危险支持一种理想，而这种观点或是理想却是为了爱尔兰以外的利益的。”沙利文非常紧张地辩论着，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他脸上带着深深的焦虑和紧张，开始谈论到质证中没有提到的未经证实的内容，而他的离题也引来了法官的责备。沙利文没有条理的表现变得更为严重。正当法庭感到窘迫不安时，他突然低声说，“大人，我遗憾地说我完全垮掉了。”他然后就深深地坐进他的椅子里，双手抱着头。法庭马上宣布休庭。
第二天早上，由于沙利文病倒在床，托马斯·阿蒂莫斯·琼斯承担了辩护工作。史密斯作为控诉方的回答简短而又致命：如果凯斯蒙德是为了促进爱尔兰的独立，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为什么去德国？“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我们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些迟来的关于爱尔兰政治和北爱尔兰志愿军的诡辩。他在发表这些讲话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这些想法……这些都是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才想到的。”
陪审团于审判的第四天的2：53开始商议。3：48，他们宣布了有罪的认定。在死刑判决被通过之前，凯斯蒙德被允许法庭发言。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个结果，他的发言很大程度上是在奚落史密斯：“比起我可敬的控诉人的位置，我作为被告人站在这里感到更骄傲一些。”
听到这些，史密斯微笑着，有人听到他低声说：“跟他换位置？没门。”
第二天，6月30日，宣布凯斯蒙德被剥夺了他的爵位。人们激动地谈论着缓刑的可能，同时还在谈论着那不名誉的日记。这些在拒绝对凯斯蒙德宽恕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一直是人们猜测的对象。对于本顿维尔监狱中这个有罪的人来说，这一点也不重要：他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扮演烈士的角色，他知道，与以前和以后的自由战士们一样，从政治上说，他死了比他活着作用更大。1916年8月3日，他最终实现了他的愿望。
——科林·埃文斯
被告人：罗杰·凯斯蒙德爵士 被指控罪行：判国罪 主要辩护律师：王室法律顾问阿瑟·M.沙利文；托马斯·阿蒂莫斯·琼斯；约翰·H.摩根 主要检查官：王室法律顾问F.E.史密斯爵士；阿奇博尔德·伯德金；特拉弗斯·汉弗莱斯 法官：首席大法官雷丁、霍勒斯·阿沃里爵士、托马斯·何利志爵士 地点：英格兰，伦敦 审判日期：1916年6月26日-29日 认定：有罪 判决：死刑
——1916年
——意义
判国者还是爱国者？对罗杰·凯斯蒙德爵士的两种观点的信奉者都大有人在，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这一审判是20世纪英国最有争议的判国罪审判。
1916年4月21日天刚破晓的时候，三个人从爱尔兰西南部荒凉的海岸线上了岸。三人都是精疲力竭的样子。他们在夜色的掩盖下从德国的潜水艇上下来，他们乘坐一艘小船在风浪的海上划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于这个小组的领导人罗杰·凯斯蒙德爵士、51岁的前英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和一个强烈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一天标志着18个月以来他所从事的运动的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就开始在德国搜寻被捕的爱尔兰士兵，并准备返回爱尔兰为从英国独立而战。在这个耶稣受难节的早上，凯斯蒙德的两名伙伴、民族主义者罗伯特·蒙蒂斯和丹尼尔·贝利是皇家爱尔兰步枪队的士兵，他们签名参加只是为了逃避德国战俘营。
他们将装备埋在沙丘下面就朝内陆出发了。尽管时间很早——还不到五点钟——他们的行动却并不是无人知晓的。在克利郡，生人是很少见的，正当这三人走向一处叫麦克纳堡垒的废墟时，有好几双眼睛在盯着他们。蒙蒂斯和贝利继续前进，去与爱尔兰志愿者会合，而凯斯蒙德则由于劳累，留下来歇息。在走之前，蒙蒂斯将德国总参谋部的联系暗号交给凯斯蒙德，由他带给都柏林的共和军总部。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约翰·麦卡锡的农民在海滩上发现了那艘船，稍后他八岁的女儿发现了几把左轮手枪，他报告了当地的警方。大约下午一点钟，凯斯蒙德被抓，并且被看管起来。（蒙蒂斯后来逃到了美国；贝利被捕，被起诉，但是后来被无罪释放。）他们还在他身上发现了野外望远镜、弹药和几种地图。更糟的是一个年轻人向警方交出了凯斯蒙德在被捕时匆忙扔在路边的两张小片纸。拼在一起后，就是德国联系暗号。
在进一步的审问后，凯斯蒙德被带到伦敦，受到判国罪的指控，在当时属于死罪。在搜查了他以前在贝尔塔莱维亚区的住所后，发现了更为致命的证据。
日记显示的同性恋行为
尽管从来没有被在质证中引用过，但是毫无疑问，凯斯蒙德的日记对于质证中的任何一点细节都有影响。日记中满是图解的同性恋行为，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质疑其真实性。凯斯蒙德的辩护律师指称他们是伪造的，一个报复性的政府为了毁损别人的名誉而无所不用其极。其他，可能也是更公正的旁观者认为日记是真的。（控诉方实际上曾答应将日记交给辩方，如果他们想要以精神疾病为理由辩护的话，因为人们认为日记所描述的行为只能是一个疯子的行为。但是后来控诉方拒绝给了。）
有不太可信的报纸透露关于日记方面的消息说，当凯斯蒙德在1916年6月26日面对他的指控者的时候，公众对于凯斯蒙德的反面意见空前高涨。在开篇的发言中，王室法律顾问、首席检查官F.E.史密斯说，“被告人受到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是英国法律中最为严重的，”而且还与凯斯蒙德试图征用德国的战俘组成爱尔兰旅有关。如果德国海军获得胜利，凯斯蒙德将会带领这支部队登陆爱尔兰“来保卫祖国，对抗英国”；如果德国战败了，每个成员可以得到20英镑的津贴，并且可以免费到美国。
在描述完凯斯蒙德到达爱尔兰和后来被捕的情况后，史密斯冷淡地说：“我希望，我是在不激动也不带感情的情况下描述了这些事实。以我的身份这是不适宜的……因为确凿的事实比好口才更有说服力。被告人由于对这个国家的仇恨而蒙蔽了他自己的眼睛，他做了这样冒险的行为。他这样做了，现在证实他输了。今天就是我们宣布他失败的日子。”
控诉方首先请来了几位前德国林堡·拉恩营的战俘。一个名叫约翰·尼尔的士兵回忆了凯斯蒙德如何站在军营的一张桌子上向在场的人讲话。“他讲到德国人是如何地喜欢爱尔兰人，和爱尔兰人多么地喜欢德国人，”这一说法在当时引来的笑声和在法庭上引来的笑声一样多。
接下来，轮到克利的工人麦克尔·赫西了。4月20日夜里，大约9：30，他看到海里大约半海里远的地方有一些不平常的东西。“那里有一盏红灯，亮了大概几秒钟。”第二天早上，他到海边去找海藻，地点就紧邻着他前一天晚上看到灯的地方，在那边的小沙丘边，他发现了那只船。
警察伯纳德·赖利描述了凯斯蒙德在麦克纳堡垒被抓到的情景。“我对他说待在那里别动……我的枪是上了膛的，他要敢动一下我就打死他。他说这样对待一个英国旅行者可不太好。”年轻人马丁·科林斯将拣到的纸片交到了赖利手上。那上面详细地写着将来的武装船只和如何与外国间谍联系。注意到7这个数字的写法是德国式的写法，在一竖上面有一横——赖利回到麦克纳堡垒，进行了详细的搜查，搜出了三件大衣。
在一件大衣的口袋里，一名皇家爱尔兰警察部队的检查官弗雷德里克·布里滕，发现了“从柏林到威廉港的头等卧铺车厢的火车票日期是1916年4月12日。”这是毁灭性的证据。
挑战性的讲话
对于所有这些证据，王室法律顾问、辩护律师阿瑟·沙利文无法获得任何的进展。他决定不请证人，而是仅依赖他个人的雄辩的口才来赢得这场审判。但是他还有最后一搏——他要求能够允许被告在被告席上宣读一份声明。首席大法官雷丁作为三名法官中的主审法官允许了凯斯蒙德这一特权，但是他提醒陪审团说，由于被告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这不应被当作宣誓的证词。
凯斯蒙德并不否认对他的大部分指控，他主要对于说他受到了敌军的金钱诱惑予以否认。“他们在德国不止一次答应给我钱……但是都被我拒绝了，我离开德国时比我去的时候要更穷……我相信，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即使是我最凶恶的敌人也能相信，一个被报纸描述成又一个爱尔兰卖国贼的人，可能是一个高尚的绅士。”
到了沙文利为他辩护的时候了，他争辩说凯斯蒙德的行为是为了促进爱尔兰而不是德国的利益。“我非常同意一种理论，即没有一个爱尔兰人会持有一种观点或是冒着生命危险支持一种理想，而这种观点或是理想却是为了爱尔兰以外的利益的。”沙利文非常紧张地辩论着，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他脸上带着深深的焦虑和紧张，开始谈论到质证中没有提到的未经证实的内容，而他的离题也引来了法官的责备。沙利文没有条理的表现变得更为严重。正当法庭感到窘迫不安时，他突然低声说，“大人，我遗憾地说我完全垮掉了。”他然后就深深地坐进他的椅子里，双手抱着头。法庭马上宣布休庭。
第二天早上，由于沙利文病倒在床，托马斯·阿蒂莫斯·琼斯承担了辩护工作。史密斯作为控诉方的回答简短而又致命：如果凯斯蒙德是为了促进爱尔兰的独立，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为什么去德国？“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为什么？我们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些迟来的关于爱尔兰政治和北爱尔兰志愿军的诡辩。他在发表这些讲话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这些想法……这些都是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才想到的。”
陪审团于审判的第四天的2：53开始商议。3：48，他们宣布了有罪的认定。在死刑判决被通过之前，凯斯蒙德被允许法庭发言。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个结果，他的发言很大程度上是在奚落史密斯：“比起我可敬的控诉人的位置，我作为被告人站在这里感到更骄傲一些。”
听到这些，史密斯微笑着，有人听到他低声说：“跟他换位置？没门。”
第二天，6月30日，宣布凯斯蒙德被剥夺了他的爵位。人们激动地谈论着缓刑的可能，同时还在谈论着那不名誉的日记。这些在拒绝对凯斯蒙德宽恕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一直是人们猜测的对象。对于本顿维尔监狱中这个有罪的人来说，这一点也不重要：他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扮演烈士的角色，他知道，与以前和以后的自由战士们一样，从政治上说，他死了比他活着作用更大。1916年8月3日，他最终实现了他的愿望。
——科林·埃文斯
被告人：罗杰·凯斯蒙德爵士 被指控罪行：判国罪 主要辩护律师：王室法律顾问阿瑟·M.沙利文；托马斯·阿蒂莫斯·琼斯；约翰·H.摩根 主要检查官：王室法律顾问F.E.史密斯爵士；阿奇博尔德·伯德金；特拉弗斯·汉弗莱斯 法官：首席大法官雷丁、霍勒斯·阿沃里爵士、托马斯·何利志爵士 地点：英格兰，伦敦 审判日期：1916年6月26日-29日 认定：有罪 判决：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