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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监禁巴特勒 丢失了鼠疫杆菌样本
——61岁的巴特勒因报告丢失了鼠疫杆菌样本而面临终身监禁的危险
本报特约撰稿 柯南
对巴特勒的审判令人想起几个世纪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当权者一旦感到来自科学界的威胁,他们就希望通过威胁科学家来实现他们的控制。
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巴特勒(Thomas Butler)教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微生物学家,他看上去和蔼可亲,在研究鼠疫方面颇有建树。今年1月,当他发现实验室中30份鼠疫杆菌的样本不翼而飞并报告校方后,他的生活几乎完全毁掉了。美国政府随后指控巴特勒涉嫌犯下69项罪行,从非法走私细菌样本到逃税。如果全部指控得以成立,他将面临469年的铁窗生涯。
这听上去好像希区柯克电影中“好人蒙冤”的经典套路,但是巴特勒显然没有电影中的人物幸运:本月初,陪审团认定在政府的69项指控中有47项成立。尽管一些最严重的指控被推翻了,巴特勒仍然有可能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贵宾”失踪 巴特勒在得州理工的实验室中保存有180份鼠疫杆菌的样本。今年1月11日,巴特勒检查实验室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金属架子上的30份样本全都不见了,而他上一次见到它们是在2002年11月。 第二天他仔细检查了实验室,仍然没有找到那30份样本。巴特勒怀疑它们被偷走了。1月13日,也就是星期一的早晨,他向得州理工的安全官员报告了这件事。
巴特勒显得比较冷静,但是其他一些人就不是这样了。很快,60多名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来到了得州理工所在的这个大学城,做了一次彻底的搜查。这件事甚至传到了白宫。在人们还对“炭疽邮件”记忆犹新的时候,鼠疫杆菌样本的丢失显然又造成了一场小小的恐慌。
然而FBI的特工在彻底搜查之后,并没有在其他地方找到这批鼠疫杆菌样本,且实验室似乎也没有任何遭到入侵的迹象。于是FBI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巴特勒本人。巴特勒被盘问了9个小时。FBI告诉巴特勒,那些所谓“失踪”的鼠疫杆菌样本或许早已被巴特勒销毁了,不存在什么“丢失”或者“偷窃”的问题,而是他的记忆出了问题。 “他们给我看了搜查的证据,指出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样本)早已被销毁了。”巴特勒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时回忆说。
巴特勒后来说,他当时想不起来那些样本是否被偶然销毁了,但是FBI迫使他写一份“样本已经销毁”的声明。“他们告诉我,如果我能够证实样本被偶然销毁,那么我就不会受到指控。”并且他说,FBI告诉他,如果他写这个声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事情的发展正好相反。当巴特勒写下这样一个声明后,他立刻被送进了拘留所。他被关押的理由是“欺骗FBI”。“我被政府欺骗和诱捕了。我太天真了,以至于相信了他们以及他们给我的承诺,”巴特勒后悔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想对搜查作出结论,让公众打消对危险的疑虑。”
谁的陷阱
如果巴特勒的这番话是真的,那么他确实太天真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对他的指控逐步增加到了69项,比李文和在1999年的案件中受到的指控还多10项。巴特勒可能面临的铁窗生活也从最初的5年飞涨到了469年。
在缴纳了1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巴特勒重新获得了自由———一种软禁式的自由。巴特勒被要求戴上电子监视器,每天只能外出活动4小时。即便是在家中,他也不能使用计算机和电子邮件。
正当巴特勒在家中几乎无所事事的时候,联邦政府的调查人员并没有闲着。他们的兴趣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一桩细菌失窃案。
调查人员发现,巴特勒实验室中的鼠疫杆菌全都没有通过规定的程序入境,它们是由巴特勒乘民航班机随身携带入境的。此外,巴特勒还几次把鼠疫杆菌的样本运回坦桑尼亚,而他只是在联邦快递的包裹上简单标注了“实验室物质”。因此,政府指控巴特勒走私和非法转运这些细菌样本。
但是另外一些指控看上去和最初的失窃案没有多少关联。例如,调查人员声称,巴特勒与参与鼠疫药物研究的制药商有一些“影子合同”———参与项目的制药商应该付给得州理工一些管理费,但是这些私下交易的“影子合同”让一部分管理费直接流进巴特勒的口袋。此外,调查人员还声称巴特勒因此而伪造账目,以达到逃税的目的。
巴特勒认为这是政府设下的陷阱,而调查人员同样也认为有一个陷阱。“他希望破坏学校的内部事务。”负责此案的检察官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认为,巴特勒“谎报”鼠疫杆菌样本丢失是为了转移视线,让学校不再关注他与学校的利益冲突。“但是他没有预料到得州理工的官员会报警。”
尽管针对巴特勒的各种指控似乎没有一项严重得可以导致终身监禁,11月8日的《新科学家》杂志在社论中指出,美国政府之所以对该案如此热情,问题在于巴特勒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恐怖分子。FBI一直对未能抓住不久前炭疽恐慌的制造者耿耿于怀,他们认为幕后元凶正是像巴特勒这样能拿到致命细菌的美国科学家。“他们一定非常想警告这些人:你们要看好手里的东西,别给FBI制造麻烦。”
科学家声援
巴特勒的遭遇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同情。今年8月,美国科学院和医学研究院的院长联名给司法部长写信,声援巴特勒。“尽管我们不能声称巴特勒博士有罪或者无罪,科学院和医学研究院的许多成员都向我们表示了这一案件对巴特勒博士本人潜在影响的担忧。”“我们特别担心巴特勒博士案件影响到其他科学家……从而不利于国家充分运用科学研究能力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两位院长在这封联名信中写道。
另外一些科学家也积极投入到支援巴特勒的活动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格雷(Peter Agre)曾是巴特勒的学生,今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联合其他3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巴特勒的遭遇感到担心。“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已经受到了不公正和不相称的对待。”
按照《新科学家》的理解,“当他向学校报告30份鼠疫杆菌样本在实验室不见了的时候,他很可能只不过认为他所做的无非是尽一个公民的职责罢了。然而,他所做的却引来了一场噩梦。先是警方介入调查,后来又要出庭面对那么多指控。”
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组织,诸如美国科学家联盟(FAS)和美国传染病协会也对支持巴特勒作出了一些表示。美国近年来受到如此“礼遇”的科学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巴特勒,另外一个则是李文和。
各执一词 11月3日,法庭开始审理美国政府状告巴特勒的案件。经过将近1个月的时间,陪审团于12月1日认定,对巴特勒的69项指控中有47项成立,但是认定巴特勒并没有对FBI“说谎”。他把鼠疫杆菌样本带入美国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但不是走私。“这对司法部是一个教训,”美国科学家联盟的阿福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说,“陪审团的裁决清楚地表明,政府在这个案件上热情过头了。”
很明显,“有人想把巴特勒作为一个反例”,《新科学家》指出。据说联邦政府的官员一直持这样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达到目的了。”在巴特勒案之后,美国几乎没有科学家不知道,在使用危险病原体时违反相关法律的后果是什么。
尽管大多数最严重的指控被推翻了,巴特勒仍然面临1000万美元以上的罚款和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惩罚。而对于陪审团的结论,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把一大堆学校内部事务和常见做法都指控为犯罪,可能是政府在“杀一儆百”。《华盛顿邮报》认为,“在‘9·11’之后的美国,政府如果不能知道什么人拥有什么病原体,那么它就会倒台。”然而,联邦检察官贝克(Dick Baker)否认了这一案件是“‘9·11’后的过度反恐”,他认为政府对巴特勒起诉的依据是根据早已颁布的法律,“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安全”。
“他们故意给他安上罪名,”阿格雷在得知结果后评论说,“他不是罪犯。他不是一个危险或鲁莽的人。”很多科学家和阿格雷的看法类似。例如,随身携带样本入境并非特别出格的举动。这些随身携带的样品甚至有时被称作VIP(英语中的另一个意思是“贵宾”),即“口袋里的样品”。科学家争辩说,随身携带这些样品反而比把它们交给不懂得相关知识的搬运工更安全。
但是这并不等于巴特勒的这种做法毫无问题。“如果管制病菌入境的规则毫无意义,那么微生物学家必须把情况说清楚,说服管理者改变规则,”11月6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则认为,“公开拒绝那些用于保护公众免受致命的病原体侵害的规则———无论这些规则多么不实用———将会造成(公众的)不信任。”
案件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宣判。巴特勒的辩护律师表示他将会上诉。巴特勒的命运如何,一些科学研究将因为此案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政府似乎正在对所有的科学家发出这样的信号:如果你不遵守相关法规以保护致命细菌不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你也同样会被处以数百万美元的罚金,事业终止以及终身监禁。
“你不难联想到宗教裁判所是怎样用刑具来威胁伽利略的。”《新科学家》杂志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去做,他们告诉他,就这样对付你。当权者一旦感到来自科学界的威胁,他们就希望通过威胁科学家来实现他们的控制。”
(实习生张锐对本文亦有贡献)
■相关 巴特勒和鼠疫 托马斯·巴特勒今年61岁。
他与鼠疫的“不解之缘”也为他惹来了麻烦。巴特勒在越南战争期间最初接触到鼠疫的治疗和研究。整个1970年代,他都在与鼠疫杆菌打交道。在随后的年月中他还研究过艾滋病病毒、沙门氏菌和霍乱。1987年他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健康科学中心。
在这期间,巴特勒仍然在鼠疫这个小小的研究领域保有一席之地,他还撰写过关于鼠疫的教科书。不过,真正让他重新燃起对鼠疫的兴趣的是1999年的一件事。这一年,美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邀请巴特勒去拍摄一部防范生物恐怖袭击的民防教育片,其中就有关于鼠疫的内容。 当时他就与其他专家讨论过哪些抗生素处方对鼠疫最有效(链霉素是治疗鼠疫的特效药,但是在美国已经不生产这种抗生素了)。但是实验很难在美国境内开展,因为美国每年大约只有5到15人感染鼠疫。
“9·11”事件发生之后,包括鼠疫在内的“反恐”研究变得受重视起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都鼓励巴特勒开展这方面的实验,以便确定应该储备哪种最有效的抗生素。巴特勒决定去一个鼠疫流行的地区进行实验,最终,他选择了坦桑尼亚的一个山区,在那里每年都会爆发鼠疫。
仅仅在当地开展临床试验还是不够的,病人的样本还需要运回得州理工的实验室进行研究,联邦政府的科学家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样本。于是,巴特勒乘民航班机把这些样本随身带回了美国,还用普通运输方式送了一些样本给CDC。不过其他政府研究机构并没有提醒他,而他压根也不会想到,这种做法将成为毁掉整个生活的导火线。
——61岁的巴特勒因报告丢失了鼠疫杆菌样本而面临终身监禁的危险
本报特约撰稿 柯南
对巴特勒的审判令人想起几个世纪前对伽利略的审判。当权者一旦感到来自科学界的威胁,他们就希望通过威胁科学家来实现他们的控制。
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巴特勒(Thomas Butler)教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微生物学家,他看上去和蔼可亲,在研究鼠疫方面颇有建树。今年1月,当他发现实验室中30份鼠疫杆菌的样本不翼而飞并报告校方后,他的生活几乎完全毁掉了。美国政府随后指控巴特勒涉嫌犯下69项罪行,从非法走私细菌样本到逃税。如果全部指控得以成立,他将面临469年的铁窗生涯。
这听上去好像希区柯克电影中“好人蒙冤”的经典套路,但是巴特勒显然没有电影中的人物幸运:本月初,陪审团认定在政府的69项指控中有47项成立。尽管一些最严重的指控被推翻了,巴特勒仍然有可能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贵宾”失踪 巴特勒在得州理工的实验室中保存有180份鼠疫杆菌的样本。今年1月11日,巴特勒检查实验室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金属架子上的30份样本全都不见了,而他上一次见到它们是在2002年11月。 第二天他仔细检查了实验室,仍然没有找到那30份样本。巴特勒怀疑它们被偷走了。1月13日,也就是星期一的早晨,他向得州理工的安全官员报告了这件事。
巴特勒显得比较冷静,但是其他一些人就不是这样了。很快,60多名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来到了得州理工所在的这个大学城,做了一次彻底的搜查。这件事甚至传到了白宫。在人们还对“炭疽邮件”记忆犹新的时候,鼠疫杆菌样本的丢失显然又造成了一场小小的恐慌。
然而FBI的特工在彻底搜查之后,并没有在其他地方找到这批鼠疫杆菌样本,且实验室似乎也没有任何遭到入侵的迹象。于是FBI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巴特勒本人。巴特勒被盘问了9个小时。FBI告诉巴特勒,那些所谓“失踪”的鼠疫杆菌样本或许早已被巴特勒销毁了,不存在什么“丢失”或者“偷窃”的问题,而是他的记忆出了问题。 “他们给我看了搜查的证据,指出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样本)早已被销毁了。”巴特勒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时回忆说。
巴特勒后来说,他当时想不起来那些样本是否被偶然销毁了,但是FBI迫使他写一份“样本已经销毁”的声明。“他们告诉我,如果我能够证实样本被偶然销毁,那么我就不会受到指控。”并且他说,FBI告诉他,如果他写这个声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事情的发展正好相反。当巴特勒写下这样一个声明后,他立刻被送进了拘留所。他被关押的理由是“欺骗FBI”。“我被政府欺骗和诱捕了。我太天真了,以至于相信了他们以及他们给我的承诺,”巴特勒后悔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想对搜查作出结论,让公众打消对危险的疑虑。”
谁的陷阱
如果巴特勒的这番话是真的,那么他确实太天真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对他的指控逐步增加到了69项,比李文和在1999年的案件中受到的指控还多10项。巴特勒可能面临的铁窗生活也从最初的5年飞涨到了469年。
在缴纳了10万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巴特勒重新获得了自由———一种软禁式的自由。巴特勒被要求戴上电子监视器,每天只能外出活动4小时。即便是在家中,他也不能使用计算机和电子邮件。
正当巴特勒在家中几乎无所事事的时候,联邦政府的调查人员并没有闲着。他们的兴趣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一桩细菌失窃案。
调查人员发现,巴特勒实验室中的鼠疫杆菌全都没有通过规定的程序入境,它们是由巴特勒乘民航班机随身携带入境的。此外,巴特勒还几次把鼠疫杆菌的样本运回坦桑尼亚,而他只是在联邦快递的包裹上简单标注了“实验室物质”。因此,政府指控巴特勒走私和非法转运这些细菌样本。
但是另外一些指控看上去和最初的失窃案没有多少关联。例如,调查人员声称,巴特勒与参与鼠疫药物研究的制药商有一些“影子合同”———参与项目的制药商应该付给得州理工一些管理费,但是这些私下交易的“影子合同”让一部分管理费直接流进巴特勒的口袋。此外,调查人员还声称巴特勒因此而伪造账目,以达到逃税的目的。
巴特勒认为这是政府设下的陷阱,而调查人员同样也认为有一个陷阱。“他希望破坏学校的内部事务。”负责此案的检察官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认为,巴特勒“谎报”鼠疫杆菌样本丢失是为了转移视线,让学校不再关注他与学校的利益冲突。“但是他没有预料到得州理工的官员会报警。”
尽管针对巴特勒的各种指控似乎没有一项严重得可以导致终身监禁,11月8日的《新科学家》杂志在社论中指出,美国政府之所以对该案如此热情,问题在于巴特勒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恐怖分子。FBI一直对未能抓住不久前炭疽恐慌的制造者耿耿于怀,他们认为幕后元凶正是像巴特勒这样能拿到致命细菌的美国科学家。“他们一定非常想警告这些人:你们要看好手里的东西,别给FBI制造麻烦。”
科学家声援
巴特勒的遭遇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同情。今年8月,美国科学院和医学研究院的院长联名给司法部长写信,声援巴特勒。“尽管我们不能声称巴特勒博士有罪或者无罪,科学院和医学研究院的许多成员都向我们表示了这一案件对巴特勒博士本人潜在影响的担忧。”“我们特别担心巴特勒博士案件影响到其他科学家……从而不利于国家充分运用科学研究能力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两位院长在这封联名信中写道。
另外一些科学家也积极投入到支援巴特勒的活动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格雷(Peter Agre)曾是巴特勒的学生,今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联合其他3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巴特勒的遭遇感到担心。“这位令人尊敬的同行已经受到了不公正和不相称的对待。”
按照《新科学家》的理解,“当他向学校报告30份鼠疫杆菌样本在实验室不见了的时候,他很可能只不过认为他所做的无非是尽一个公民的职责罢了。然而,他所做的却引来了一场噩梦。先是警方介入调查,后来又要出庭面对那么多指控。”
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组织,诸如美国科学家联盟(FAS)和美国传染病协会也对支持巴特勒作出了一些表示。美国近年来受到如此“礼遇”的科学家只有两个,一个是巴特勒,另外一个则是李文和。
各执一词 11月3日,法庭开始审理美国政府状告巴特勒的案件。经过将近1个月的时间,陪审团于12月1日认定,对巴特勒的69项指控中有47项成立,但是认定巴特勒并没有对FBI“说谎”。他把鼠疫杆菌样本带入美国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但不是走私。“这对司法部是一个教训,”美国科学家联盟的阿福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说,“陪审团的裁决清楚地表明,政府在这个案件上热情过头了。”
很明显,“有人想把巴特勒作为一个反例”,《新科学家》指出。据说联邦政府的官员一直持这样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达到目的了。”在巴特勒案之后,美国几乎没有科学家不知道,在使用危险病原体时违反相关法律的后果是什么。
尽管大多数最严重的指控被推翻了,巴特勒仍然面临1000万美元以上的罚款和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的惩罚。而对于陪审团的结论,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把一大堆学校内部事务和常见做法都指控为犯罪,可能是政府在“杀一儆百”。《华盛顿邮报》认为,“在‘9·11’之后的美国,政府如果不能知道什么人拥有什么病原体,那么它就会倒台。”然而,联邦检察官贝克(Dick Baker)否认了这一案件是“‘9·11’后的过度反恐”,他认为政府对巴特勒起诉的依据是根据早已颁布的法律,“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安全”。
“他们故意给他安上罪名,”阿格雷在得知结果后评论说,“他不是罪犯。他不是一个危险或鲁莽的人。”很多科学家和阿格雷的看法类似。例如,随身携带样本入境并非特别出格的举动。这些随身携带的样品甚至有时被称作VIP(英语中的另一个意思是“贵宾”),即“口袋里的样品”。科学家争辩说,随身携带这些样品反而比把它们交给不懂得相关知识的搬运工更安全。
但是这并不等于巴特勒的这种做法毫无问题。“如果管制病菌入境的规则毫无意义,那么微生物学家必须把情况说清楚,说服管理者改变规则,”11月6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则认为,“公开拒绝那些用于保护公众免受致命的病原体侵害的规则———无论这些规则多么不实用———将会造成(公众的)不信任。”
案件将在未来两个月内宣判。巴特勒的辩护律师表示他将会上诉。巴特勒的命运如何,一些科学研究将因为此案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政府似乎正在对所有的科学家发出这样的信号:如果你不遵守相关法规以保护致命细菌不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你也同样会被处以数百万美元的罚金,事业终止以及终身监禁。
“你不难联想到宗教裁判所是怎样用刑具来威胁伽利略的。”《新科学家》杂志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去做,他们告诉他,就这样对付你。当权者一旦感到来自科学界的威胁,他们就希望通过威胁科学家来实现他们的控制。”
(实习生张锐对本文亦有贡献)
■相关 巴特勒和鼠疫 托马斯·巴特勒今年61岁。
他与鼠疫的“不解之缘”也为他惹来了麻烦。巴特勒在越南战争期间最初接触到鼠疫的治疗和研究。整个1970年代,他都在与鼠疫杆菌打交道。在随后的年月中他还研究过艾滋病病毒、沙门氏菌和霍乱。1987年他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健康科学中心。
在这期间,巴特勒仍然在鼠疫这个小小的研究领域保有一席之地,他还撰写过关于鼠疫的教科书。不过,真正让他重新燃起对鼠疫的兴趣的是1999年的一件事。这一年,美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邀请巴特勒去拍摄一部防范生物恐怖袭击的民防教育片,其中就有关于鼠疫的内容。 当时他就与其他专家讨论过哪些抗生素处方对鼠疫最有效(链霉素是治疗鼠疫的特效药,但是在美国已经不生产这种抗生素了)。但是实验很难在美国境内开展,因为美国每年大约只有5到15人感染鼠疫。
“9·11”事件发生之后,包括鼠疫在内的“反恐”研究变得受重视起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都鼓励巴特勒开展这方面的实验,以便确定应该储备哪种最有效的抗生素。巴特勒决定去一个鼠疫流行的地区进行实验,最终,他选择了坦桑尼亚的一个山区,在那里每年都会爆发鼠疫。
仅仅在当地开展临床试验还是不够的,病人的样本还需要运回得州理工的实验室进行研究,联邦政府的科学家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样本。于是,巴特勒乘民航班机把这些样本随身带回了美国,还用普通运输方式送了一些样本给CDC。不过其他政府研究机构并没有提醒他,而他压根也不会想到,这种做法将成为毁掉整个生活的导火线。